抗日战争中的回族（4）
2017-10-29 15:22:14  来源：穆斯林在线  点击：  复制链接

　　(1)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成立

　　"七七事变"不久，北平陷落。1938年1月，日本华北军派顾问高垣信造及回奸刘锦标，纠合一些甘心附逆的回族败类马良、王瑞兰、刘全保等人在北平筹组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选定广安门大街东北大学旧址为会所。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及茂川，汉奸王克敏、汤尔和、朱深、余晋和等到会参加。该会定会旗为长方形绿地白日旗，以星月为会徽。提出"坚决团结，一致护教"，"主张中日满提携，打倒万恶共产党"等口号。日本侵略者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性的伪"回教"组织，因而在联合会下设有华北、西北、外蒙古、华中、华南、西南六个联合总部，总部之下为区本部，区本部下设分会。联合会刚成立时，除华北总部外，其余各部尚在筹备之中。

　　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成立后，仅是一个空头机构，为了迅速实施"回敦"政策，日寇又操纵先行成立伪"华北联合总部"隶属总联合会。这是日寇在中国策划实施"回回国"阴谋的第一步，故不惜全力予以支持，每年日本从日军特务费中支付给此会的经常费及特别事件费，总数在50万元以上，而该组织之经济实权亦为日本人操掌，并直接受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支配。"华北联合总部"的委员。由日军指定北平陷落时未逃脱的教长及回民乡贤组成，有委员9人，名誉委员l2人，委员长由日寇指定牛街清真寺王教长充任(不久去世)。回奸刘锦标任谘议，由日本人高垣信造任主席顾问。高垣信造原为日本商科大学学生，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在印度泰戈尔大学任教，后被阿富汗聘为顾问，经阿富汗陆军大臣介绍加入伊斯兰教，取教名"阿不笃拉"，后来中国，是日本在中国北方推行"回教"阴谋的得力干将之一。"华北联合总部"大权实际操纵在高垣信造和刘锦标手中。

　　该会以"对外主张中日’满’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绝对拥护新政府，发扬亚洲文化，维护固有之宗教，对内联络回教同胞，提倡教育"等为宗旨。拟订六项中心工作，第一，趋重于情感联络，使回民不反对伪政权;第二，选拔回胞优秀人才;第三，调查沦陷区清真寺概况，重点是寺产的调查;第四，调查"回教"人口确数，包括各种数据的统计;第五，积极设立各省区本部及支会，开展各项工作;第六，积极从事反英反基督教工作。通过上述工作，为其将来发动"回教运动"，控制回民经济，建立"回回国"作各项准备。1935年，"华北联合总部"已设立5个省区本部，共有分会394个。各区本部辖区及分会数目如下：

　　北京区本部：辖河北西部2市86县，没分会84个;天津区本部：辖河北东部2市44县，设分会62个;河南区本部：辖河南省北部，设分会61个;济南区本部：辖山东省全境，设分会144个;太原区本部：辖山西省全境，设分会43个。此外，日寇还在各处设立小本借贷处，以拢络下层回民。设西北驻京办事处，侦察西北情形，在各区分部签发旅行证明书，监视回民行动，拢络与控制兼施并用。

　　(2)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

　　在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下辖之"华北联合总部"拟定区本部中，原有张家口和包头两个区本部，后因绥蒙一带军事工作属日本关东军负责，不在日本华北军范围之内，故华北伪组织无法涉及绥蒙一带问题。因而，日本关东军在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又组织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于绥远省城东寺巷口，由日本关东军特务部直辖。组织机构类似"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只是其负责人称会长、副会长，而非委员长而已。日本侵略者拟寻一位"回教"军事领袖担任会长，但长期未果，故只有一位曹副会长在任。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下辖4个区本部，并设有146个分会，其分布如下：

　　厚和区本部(日寇将绥远省城呼和浩特改名为"厚和市")：成立分会28个;

　　包头区本部：成立分会24个;张家口区本部：成立分会63个;大同区本部，成立分会31个。日本关东军在绥蒙一带的"回教"活动，完全用强迫手段进行。日寇认为当地群众文化水准较低，故其行为极为野蛮，绥蒙沦陷地区回民仅有4万余人，而"回教"工作较华北更为普及，即此之故。

　　(3)组织伪"广州回教协会"

　　1938年10月广州被敌攻陷，第二年目寇华南军特务机关即在广州操纵成立了伪"广州回教协会"，设于广州著名清真寺光塔寺内。当时广州回民遭日军进攻时，不愿沦为亡国奴，大批逃往港、澳避难，少数因生活困顿而滞留沦陷区的回民，遂在敌人控制下，被迫为其服务。1939年5月l8日，该会成立时，一般回民拒绝参加，敌派宪兵赴白鹤洞难民营强行拉夫找来200余回族难民，每人发给车费4角，不足又拉拢印籍教胞数十人来充数，以作为欺骗世人的根据。足见日寇手段之卑劣。

　　(4)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

　　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将原在长春设立的"伊斯兰协会"扩充更名而来。更名后不受"协和会"管辖而自成体系。该会的主要工作是两个方面，一是搜罗培植人才，为日军政治、军事服务。选用标准以25岁为界，对25岁以上的回民，选择甘愿附逆者直接录用;25岁以下者，将认为能效忠日本者分派日本东京和土耳其留学，派往日本进入特种学校学习，以备将来从事"回教"独立运动之用。派往土耳其的进入大学深造，已有沙殿明等5人入学，准备以后在中东开展"回教"工作。二是从事反共活动。他们在满蒙边境挑起事端，然后以此为题整理宣传资料，进行欺骗宣传;同时又以反苏为号召，在哈尔滨、营口等地发起排共大会，以强化伪"满"境内的反共空气。

　　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又准备作为日本"回教协会"的分会而改名为"回教协会满洲分会"。"日本回教协会"成立于1939年9月，当时日本东京代代木山町清真寺落成典礼举行后，尚有部分中东国家代表逗留，日本遂将其已有的"回教圈考究所"、"伊斯兰文化协会"、"伊斯兰教团联合会"等组织合并，组成"日本回教协会"。由前首相林铣十郎任会长，参加者除一些研究伊斯兰教问题专家外，主要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成立大会上，会长林铣十郎致词说："全世界五万万回教徒问题，应由日本予以密切之注意，日本既以东亚之盟主自居，则对于此散布于南洋及近东一带之一亿六千万回教徒，自不能无深切之联系，因此本会即根据’大东亚新秩序’而适当产生之。"可见，此会成为日本推行"回教"政策，开展国际"回教"活动的核心机构，并出版有日文刊物《回教》。把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置于"日本回教协会"隶属之下，正是日本积极推行"回教"政策，扩大对中国"回教"阴谋活动的具体反映。

　　其次，积极实施"回汉仇视"、"回蒙互杀"政策。

　　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采取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各民族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和隔阂。日本侵略者认为这种固有的矛盾与隔阂，正是他们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各民族团结抗战的有利条件。由于清代统治者对回族人民的残酷压榨与消灭政策，在本世纪初回汉民族问的误会依然存在，日本侵略者不择手段、挖空心思进行一系列离间"圆教"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活动。他们宣称"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并有意做出"抑汉扬回"的姿态和两面讨好的手段，制造回汉仇视和回蒙互杀的局面，以达分化、分治中国之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制造回汉矛盾和相互仇视。日军到处宣扬对回民予以特别保护，制发特别通行证给回民，以示优待;又对华北首屈一指的北京牛街大清真寺拨款整修，以博取回民的好感。同时，如回汉民之间有讼事，日军无论回民是否有理，"均直回民而屈非回民"，致使产生非回民仇视回民的普遍心理。原山东省马良为安福系残渣，在回民中早已声名狼籍，日本入侵中国，他又投靠日本做了回奸。山东沦陷后，日寇令马良出任伪山东省长，然后又大造舆论，说"北方回民，对新政权均已悦服"。借以蒙蔽回民，欺骗汉族百姓，造成彼此指责仇视，致使回民同胞对日寇毒计虽义愤填膺却洗冤无门，汉族军队不知上当而指责："回教徒甘愿为日本之顺民!"进而产生全体回民附日为奸的印象。于是回族群众一遇中国军队，即不敢自认是回民。

　　日本在其所办的特种警察队、特务队、侦缉训练班、政治侦探队、宪兵警察等各种机构中，引诱大批回族青年及流落至平津的边疆青年进行训练，毕业进入各机构后，强迫命其每日须办一案。否则就记过、处分甚至处死，结果不但造成大批冤狱，而且造成汉族百姓对回民的仇视。日寇有时命令回族侦探任意抓一非教徒，不加讯问即行拷打，然后再行审问，证其无罪释放时，又假装惊愕地说："汝家与回教有仇乎?不然何以被捉也?"有时将被诬捉者迫害致死，再放出谣言说是回族警员所举发，不能不办。以挑起非"回教"百姓对回族的误解和仇恨。使回族与蒙古族、汉族之间的关系恶化，"造成民间之绝大恶感，成为民族仇杀之因素"。

　　日寇不仅以"回汉仇视政策"挑起回汉仇杀，还对汉族人民实行"毒化"政策，在华北等地大量走私抛售鸦片，以控制华北经济，毒害汉族百姓身心健康，从而造成"回汉双方人口趋消灭"的结果。

　　日本侵略者在绥远、包头等地又实行"蒙回互杀政策"，其恶果更为惨烈!绥远失陷后，日本操纵组建了伪德王傀儡政权，军权则完全由蒙奸李守信控制。李守信所统伪蒙军三师，在驻守的平绥路西段一带，"于民间沽吃霸赊，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肆无忌惮。日寇则对此"视若无睹"，即使民怨鼎沸，甚至归顺日寇的"顺民"要求查办，日寇亦置之不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对李守信如此放纵，是因为它有一箭三雕的考虑：一是使蒙伪军在地方上尽量搜刮，等所有金钱财物大约收尽时，日本人即可不费吹灰之力，用一纸令文，命其缴至日军部。如人民有怨，则罪归伪蒙军，而财物金钱则尽归日本军官所有;二是使蒙伪军结怨于民，如一旦机会成熟，日军即可将其军权剥夺，这不但有所借口，而且还可以结好民心;三是使蒙伪军军风纪律日趋松弛，而日军则整饬军纪，相形之下，日军力量则更为强大，以便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更为毒辣的是日本侵略者对蒙回两族，既两面笼络，又两面纵容。日军一方面给蒙伪军特下指示，如有回民阻挠蒙伪军的干涉或命令时，准允蒙伪军对回民"格杀勿论"。另一方面，他们又给回民发"特别保护证"，允许回民如遇到蒙伪军对他们"不礼貌"时，回民便可"自由抗拒"，必要时也可以请求日本宪兵协助，如抗拒时被蒙伪军惨杀，则日军给被杀者"予以厚恤"。在日军如此阴险的导演之下，绥远省城的回民被蒙伪军"日以被杀闻"。回民义愤填膺，群起思谋报复，但苦于没有枪械武器，日军则及时贷给"仅足报仇之用"的新式枪械以供报复。由此，日军精心策划的"回蒙仇杀"政策，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当蒙军士兵三五经过时，往往被回民仇杀至死!于是伪蒙军更加紧追杀。回民亦加紧报复，循环不已。"短短3年时间，"已彼此仇杀二千余人。"此外，日寇还故意分化穆期林内部，"在包头把回教划分成两派：一是天山派，一是长城派。天山派是指新疆省的回教人口，长城派是指甘宁青一带的回教人，特为这两派人组织两个会体"。借以挑起相互敌视和制造分裂。日本侵略者伪善、无耻、阴毒之手段，空前绝后。

　　再次，大肆收罗"回教"青年。

　　日本侵略者在实施上述阴谋的同时，竭力网罗"回教"青年，培植"回军"人才，实行奴化教育，妄图从回族青年中打开缺口，形成亲日、附日的回民阶层，以实现其分化、吞并中国的野心。其收罗回族青年的途径包括建立团体、资助回民学校、选派留学生、发放贷金等。

　　(1)组织"中国回教青年团"

　　日寇为筹划培植伪"回军"干部，于1938年5月，在北平组建"中国回教青年团"。该团由高垣信造任主席顾问，小池定雄任顾问，"回奸"刘锦标为主席。对学员的招收，初以初中毕业回民青年为对象，因合格者少，遂改为凡l8岁以上、25岁以下的职业青年均可招收受训。课程主要是奴化教育的内容，培养目标以"回教独立政权之树立，以脱离中国"为追求;同时还包括培养军事干部人才，"以为将来之建立伪回军之用";而且将《防共学》作为独立学科，利用这一学说作为将来反共排苏的武器。该团体至1942年已培训10期，毕业500余人，其中学校青年占20%，职业青年约占半数。这些回民青年毕业后大多先被分配到日伪宪警机关，从事特务工作，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回教"政策效劳。

　　(2)组织"绥远回教青年团"

　　"绥远回教青年团"直属日本关东军，与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没有隶属关系。青年团每期招收40人，其培训课程特别注重日语和西北陕甘宁青地区地理形势的教育，并且有明显的军事训练性质。训练目的是将来派往内地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同时，又特别提倡学员在业余时间同蒙伪军打架，"任纠合回民从事私门之责"，故因打架而被蒙伪军枪杀者，每年约有数十人。日本侵略者时刻不忘制造回蒙矛盾以挑起互相仇杀。

　　(3)以补助办学、发放贷金笼络青年

　　西北学院位于北平回民聚居中心牛街，是一所颇有影响的学校。当时该校有高、初中学生三百余人，附属小学四所，共有学生一千余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回民子弟。日本侵略者派高垣信造监督行政，增设日文课程，每月由日军部从特务费中拨款1000元补助学校，借以控制学校和笼络回民。实践女中原名新月女中，1936年创办，因变故时停时办。1938年秋，日人给予补助，强令复学。当时有女生300余人，其中70%是回民女子。在伪满地区，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在大连创办"回教文化学院"，派回奸张德纯任校长，每年招收新生80余人入学，计划给伪满培养宣传人才。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设立"回教清寒大学生贷金"诱迫回民青年就范。他们对回民大学生家庭困难者每年每人发给贷金100元至300元，同时又令接受贷金的学生在学校中负责"侦查同学，草拟情报"。这实际上是借贷金之名，行特务之实。虽然回民大学生接受者寥寥，但一旦上圈套，就欲罢不能，由浅入深受其控制支配。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30 16: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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