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26-06-06 14:35:37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这五位历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密切关系。梳理和探讨他们从事统战工作的事迹，揭示知识分子价值作用的真谛，对于深化统一战线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曲折坎坷，但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个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就是不再埋在书斋里皓首穷经，而是投身于充满风险的革命斗争，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这五位历史学家胸怀抱负，矢志理想，在革命洪流中淬炼自己，寻求光明，把学术知识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让学问道理在政治斗争中闪耀出智慧的光芒。尤其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更是竭其所能，为党的统战工作献计出力，用他们在实践中的体会深化研究成果，以唤醒民众，团结民众，对于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融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郭沫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投入了繁巨的抗日统战工作。他奔走于各种抗日团体的集会场所，会见文化界人士和国民党军政要员，用笔墨和演讲的方式接触民众、动员民众，奏响了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最强音。他坚持自己的观念主张，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建成了一个国共合作、团结各方人士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一协会“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团结起来”，是文艺界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志。武汉抗战期间，众多文化界的名家名流荟萃于第三厅之下，发起抗日扩大宣传周和武汉献金运动等，对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36年8月，范文澜辗转来到河南大学任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抗日救国的斗争上。全面抗战后，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范文澜与嵇文甫、王阑西、姚雪垠共同创办了《风雨》周刊，还主编《经世》战时特刊，在这两个刊物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撰写了《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论团结一致》等10余篇文章。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广泛影响。”《风雨》周刊第一期出版的第一天，就在开封销售2000册，对于团结河南区域的抗战力量，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38年6月开封陷落后，范文澜随河南大学转移到南阳地区，在舞阳、镇平、确山等地从事抗日活动，此时在鄂豫边区和襄樊一带的第五战区李宗仁，邀请他参加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中共河南省委同意了这一邀请，于是范文澜往返奔走于豫鄂两省的桐柏山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使者。

　　翦伯赞在全面抗战之前，就和吕振羽一起，为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的秘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做了不少联络工作。1937年12月，他又按照党的指示，与吕振羽等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在这些有着明显统战性的抗战团体中，翦伯赞担负着重要任务，如任中苏文化协会分会的常务理事，并主编《中苏》半月刊。1940年春，翦伯赞到达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成为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的理事和《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张治中对翦伯赞深厚的学识也非常敬重，聘请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名誉委员。侯外庐说，翦伯赞热情忠厚，敏锐善良，自信随和，最好相处。“在统战工作中，他对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分寸，掌握得相当巧妙、自然。”这非常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

　　吕振羽1935年在中国大学任教，同时担任着党的外围组织“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的书记，11月即受组织的重托，作为中共的谈判代表，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曾养甫秘密接触。1937年9月，吕振羽按照党的指示，到长沙开辟湖南抗日救亡工作，和翦伯赞等一起筹备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编辑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中苏》半月刊，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而日夜工作”，在《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30多篇政论和时评文章，阐发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鉴于培养抗日爱国青年的重要性，吕振羽提出了共产党人自己办一所干部培训学校的建议。经过与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张治中、赵恒惕等多方协商，一所具有典型意义的抗日统一战线学校——塘田战时讲学院于1938年9月在武冈县成立。这个学院虽然只存在了7个月，但在培养抗日干部，宣传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等方面起到了明显作用，其中吕振羽作为副院长功不可没。

　　党在山西的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过程中，侯外庐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1937年太原陷落后，侯外庐受邀到“牺盟会”创办的民族大学任教。该校设在临汾，学生多达五千人，侯外庐讲授的课程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938年春临汾失守，侯外庐到了西安，在《救亡》《大团结》等刊物上奋力写作抗日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先后集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抗战建国论》两个册子。这些时论文章，得到了林伯渠的充分肯定。不久，李公朴又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的稿子要了去，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上。1938年9月，侯外庐转到重庆后，经王昆仑推荐，担任《中苏文化》主编，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宣传马列，宣传抗日，“从1938年到1943年，仅时论文章，就写了不下50篇”，保持了刊物的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方向。

　　以作品感召人、鼓舞人

　　1941年10月，在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活动上，周扬说，郭沫若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它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艾思奇说，郭沫若“之所以受到无数进步人士的追随和景仰”，由于“他是自由、民主，真理的热情的讴歌者，也是勇敢的实践的追求者”。李初梨认为郭沫若“不仅是光明、真理、自由、解放的号手，而且是真正改造世界的战士”。1942年4月，郭沫若撰写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引起巨大轰动和广泛赞誉。

　　范文澜的《大丈夫》撰写于抗战前夕。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秋，他以我国历史上的25位杰出人物为题材，通过描写他们的英勇事迹，来唤醒民众，激励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范文澜解释道：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因此，“一个人如果有这样坚决的自信，有这样高尚的志愿，相信任何伟大不朽的事业和荣誉，一定很容易成就。所以这本书名为《大丈夫》，并且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范文澜为了让这本书能真正起到激励人民的作用，让老百姓能看得懂，因此注意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吸引读者、鼓舞读者。

　　以作品歌颂人民

　　郭沫若1945年4月12日在《向人民大众学习》一文中说，在目前抗日民主运动的大潮流中，“人民大众是一切的主体，一切都要享于人民，属于人民，作于人民”。4月20日又在《人民的文艺》一文中说：“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也当然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4月28日在演讲时说，“现在是人民的世纪，我们反对法西斯，反对一个人的独裁专制，反对个人主义，侵略主义，这样才能勉尽文艺家的责任，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9年再版时，为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增写了《群众领袖与历史》的内容，在指出领袖个人在历史上的主观作用的同时，更着重阐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文中说：“只有群众的力量的兴起，才能执行任何一个历史的行动”“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一个历史人物之有无力量，伟大不伟大，也不是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天才与特性，而是看他是否代表着大众的一般要求，是否为了实现大众的一般要求而领导这一行动。”翦伯赞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纲》第1卷，同样把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放在主要地位，对他们所受剥削、压迫、过着悲惨生活的境遇深表同情。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得出了历代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结论。此书的面世，在重庆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广大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把此书视为重要的精神食粮。五位历史学家颂扬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怀，在社会各界往往能够产生强烈的共情、巨大的共鸣和广泛的共识，这非常有利于巩固和扩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基。

　　以作品阐述中国社会的未来

　　抗战中，人们普遍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广大知识分子在坚信抗战必胜的同时，思考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建设自己的国家。1938年侯外庐撰写的《抗战建国论》等时论文章，根据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主题，提出了抗战与建国的观点。他认为，抗战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主发展和经济建设，即通过抗日战争，取得民族独立解放，实现民族自由平等，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实现民族的团结进步，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光大民生幸福，适应战争环境开辟新的国内自给自足的市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实现整个民族与民众生活的解放中，逐步由“抗战民主”，经“建国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中国。

　　在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问题上，吕振羽在1942年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然而，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一时就抹杀了发展到那样高度的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切，不去估计其巨大的创造成果和它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因此，正确的态度，是要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中华民族众多人物英勇奋斗的优良传统，以及他们的思想创造、文学作品、艺术成果等。五位历史学家的这些阐述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人们特别是政治领域和文化界的人们判断与辨明理论是非，进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不断增进思想上政治上的价值理念的认同，是大有裨益的。

　　五位历史学家，走出书斋，投入革命，追求真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到了抗战时期，他们的追求与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终以丰硕的成果以文化人，更深层次更为广泛地凝聚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五位历史学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再返回学术领域加以研究思考，使学术与社会融为一体。正如翦伯赞所说，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历史科学的任务是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发展，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形式的范畴之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最有规律的现实；主要在于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历史著作，还有大量的时评政论，所述所论深刻精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如范文澜在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论述中提出的抗日游击战要自觉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要保障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要号召世界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者帮助中国抗战等，这些观点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有力诠释。他们的作品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群众，活泼亲切，通俗易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揭示了以五位历史学家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事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真谛。

　　（作者杨跃进系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6-06 14: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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