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烈研究的资料获取及其内在观照
2026-05-23 09:47:27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中，有无数的革命先烈。然而，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先烈所作出的贡献相比，我们的学术研究却滞后得多。从抗日英烈研究的状况来看，就是如此。资料是研究的先导，那么我们在开展抗日英烈研究时可以从哪些途径获取资料，对于所获取的不同类型的资料又该予以怎样的内在观照呢？笔者以为，这大抵有如下几个方面。

　　档案资料

　　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求实”“求真”，即尽最大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这方面，档案资料因其没有被后人加工、诠释或改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的“原汁原味”，从而具有其他资料不可替代的优势。就其效用来说，档案资料一方面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追寻真相、验证史实，另一方面则可帮助历史学家丰富历史的认知维度、倾听历史的多元回声。当然，这里所称的真相也好，史实也罢，都是建立在档案资料的生成主体基础之上。就同一事件而言，档案资料的生成主体不同，其相关记录也有所不同，甚至有的还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对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日双方档案的记载就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也因此，善于利用并审慎分析档案资料，成为每一位优秀的史学工作者的核心素养。

　　就抗日英烈研究来看，其档案资料的获取途径主要包括官方的（包括政府层面和军事层面）战报、命令、总结、公文、电报、公告、报告、阵亡名录，等等。这些资料的查阅路径，既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国家档案馆馆藏资料，也有陕西省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等省级档案馆馆藏资料，还有革命老区所在地的各县档案馆馆藏资料；既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收集的库藏资料，也有“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等专题馆收集的库藏资料，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等根据地纪念馆收集的库藏资料。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查阅途径，即各地烈士陵园收藏的烈士档案资料，而这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视的。

　　书信资料

　　历史是由无数细节编织而成的复杂网络。从战争年代的历史资料留存来看，国家和各地档案馆的档案往往更加侧重于高级将领和重大战役战斗，广大基层官兵、普通民众的英勇斗争事迹则因大多散落于民间文献而湮没无闻。在众多的民间文献中，书信是穿越历史硝烟的最直接声音，扮演着填充血肉、鲜活精神和佐证史实的多重角色。

　　就抗日英烈研究而言，作为当事人生前在战时环境下书写的真实情境记录，书信资料承载着个人情感与时代印记。在一封又一封普通的家书中，历史被从过往的宏大叙事拉回到个人的情感世界，这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理解特定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而且能够使特定年代的历史叙事因普通人的加入而越发生动鲜活。亦即，书信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人，避免了将抗日英烈“符号化”，也使得抗日英烈研究不再是纸面上的名字和冰冷的无情感叙事，而是演化为一部在家国叙事中融汇了无数鲜活生命与情感的悲壮史诗。比如，有些家书常常会表达抗日英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对抗日救亡的决心以及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有些家书则体现出抗日英烈对家人的思念、对故乡的眷恋、对战争的恐惧与克服恐惧的勇气、对生死抉择的内心斗争。诸如此类个人情感与内心挣扎的独白，实则揭示了抗日英烈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堪称了解那个时代无数普通士兵内心世界的最宝贵窗口。然而，书信资料虽然珍贵，由于单封书信往往“无头无尾”，而且书信通常仅反映写信人一方情感和立场，缺乏收信方回应或第三方视角，因此单纯依靠书信资料不仅难以还原事件全貌，而且还容易造成史实失真或理解偏差，这是运用书信资料开展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日记资料

　　日记，是“当时当地”的即时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由此而言，在抗日英烈的研究中，日记资料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作用不仅在于将英雄予以符号化的伟大崇高的“神”还原为立体鲜活的同样具有普通人情感的平凡的“人”，而且在于将那段特殊的历史从冰冷的名词（如“战争”“战役”“战斗”“战事”等）叙述还原为鲜活的动词（如“冲锋”“坚守”“思念”“苦痛”等）表达，使我们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跟随80多年前的抗日英烈重回历史现场，从而更加真切地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和其中每一个鲜活个体的牺牲与伟大。比如，有的日记记录了抗日英烈在残酷战争中的恐惧、思乡、疲惫、对战友牺牲的悲痛，甚至在遭遇严重困难时会对抗战能否取得最终胜利产生怀疑。这些复杂的情感让我们看到，英雄的勇气并非天生无畏，而是在特殊的战争情境中锻造的，也正是那种在艰难中依然选择坚守的非凡品质，才更加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亦有日记记录下战场的细节：枪炮声、硝烟味、残肢断臂、战友临死前的遗言……这些极具冲击力的场景通过亲历者的笔触呈现出来，其震撼力远超任何后世文学描写。也有日记记录了饥饿、寒冷、伤病等生理极限，以及长期处于死亡威胁下所产生的或焦虑或麻木的心理状态。这种对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的记录，不仅是研究战争心理学极其宝贵的材料，而且使得我们更加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还有日记记录了抗日英烈对家乡的思念，等等。诸如以上这些有血有肉“小人物”的日记，不仅描摹出无数抗日英烈的日常喜好与憎恶，而且构成了认知中华民族抗战的宝贵的“底层记忆”。当然，日记的资料价值也因其质量高低存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有些日记连续性不强，且存在碎片化现象；有些日记则过多渗入个人情感因素，主观性较强，有史实失真的风险。这也提醒我们，在使用日记资料开展抗日英烈研究时要用审慎的眼光，对于存疑处务必加以辨析。

　　口述史料

　　档案、书信、日记的重要性虽然无法取代，其存留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尤其是战争年代以及遭遇天灾人祸时加重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资料的留存非常不完整。亦即，历史中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档案、书信、日记都没有被保存下来。这也就使得单纯依靠一手资料无法探寻历史的“沉默”处和“空白”区。换言之，要想在历史研究中弥补一手资料的不足，必须另求他法。在这方面，口述资料不仅可以赋予研究对象的他者视角，还可从微观层面补充对宏观大历史的认知。

　　就抗日英烈研究来看，口述资料可将抗日英烈从历史记载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流淌在人们记忆和话语中的鲜活故事。比如，对于一场战役，通过官方档案，我们可能仅仅知道战役发生的时间、地点、大致过程以及胜负和伤亡情况，而口述资料则可以提供战斗的具体细节，比如当时天气如何、战役发生地的地形地貌情况如何、战前是怎样动员的、战士们都说了些什么，战役中是如何冲锋的、如何负伤的。诸如此类细节，都是隐藏于战报等档案资料背后的鲜活画面。由此而言，口述资料在抗日英烈研究中同样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多维度的关键角色，它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当然，口述资料亦有其缺陷，正如有专家所言：“由于访谈人潜意识的价值预设、被访谈人历史记忆受社会环境改变，受访人容易选择性记忆，或者说只是说出符合主流社会认同的记忆。”“由于受访人年事已高、文化低、身体欠佳等原因，可能记忆错乱，张冠李戴。”这表明，尽管口述资料非常重要，但亦有其适用限度，务须对此保有清醒认识。

　　方志资料

　　地方志堪称一地之“百科全书”，它聚焦于特定省、市、县域，详细记载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风貌以及所拥有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信息，从而为世人了解该地的历史和样貌提供了丰富而细致的地方资料。就抗日英烈研究来看，地方志的资料价值十分明显，它不仅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视域为研究者提供与抗日英烈相关的极具特色的地方史料支撑，而且可以将具体的山川村镇和抗日英烈故事融入特定年代的宏大家国叙事之中，从而让抗日英烈的历史更具乡土气息，同时也让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能够更好地被后人缅怀和铭记。由此而言，地方志资料是抗日英烈研究的重要补充。比如，地方志中的《人物志》《民政志》等，往往会详细记录本籍或本地区牺牲的英烈姓名、籍贯（具体到村）、出生年月、所属部队、职务、牺牲时间、地点和事迹，这些信息可以补全国家名录的缺失，让无数无名英雄“有名可查”；地方志中的《军事志》《大事记》等，往往会详细记载本地发生的每一次大小战斗、“扫荡”与反“扫荡”情况，这些信息可以为研究抗日英烈“在何时、何地、为何而战、为何牺牲”提供较为详尽的背景资料。当然，方志资料也有不确之处，如有的方志记载存在史实错误——误记战役时间、张冠李戴人物籍贯等，亦有方志引用资料时不注出处，难以验证真伪。诸如此类，都是在运用方志资料时需要引起注意的。

　　资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抗日英烈的研究中，档案、书信、日记、口述、方志是资料获取的五种路径，并各有其优长与局限。当然，这五种路径并未囊括获取抗日英烈研究资料的全部，比如很多抗日英烈的资料散见于一些报纸和杂志中，亦有很多见之于时人或后人立的墓碑石刻，这些资料自然也是研究抗日英烈时必须加以注意的。实际上，任何一项历史研究课题，只要条件允许，在搜罗资料时，都应该是力求多元的，唯有多元，才能在互证、参证中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这是一名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亦是使命所在。

　　（作者：把增强，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5-23 09: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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