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建设
2026-06-13 16:24:30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吴起，到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十三年间，延安始终被视作中国革命的希望。这里千沟万壑的黄土地与饱经沧桑的土窑洞，共同见证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从萌芽至成熟的飞跃历程。马克思主义在延河畔实现了“中国化”的华丽转变。为何中共的政策方针能够成功实现“大众化”，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耐心的宣传工作和会议活动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群众、赢得革命运动持久胜利的关键因素。”话语是宣传的媒介，延安时期，中共思想政治话语建设远非简单的“灌输”与“接收”过程。在此过程中，可提炼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话语内容是什么？话语面向的对象是谁？话语在哪些层面发挥了何种作用？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独特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模式。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内容的重构，首先是一场深刻的语言革命。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得以实现”。这一论断在当时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前，党内弥漫着一种本本主义倾向，部分党员对马列原著倒背如流，却对中国现实情况知之甚少。这种教条主义的认知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异化为少数人的“书房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话语内容重心的根本性转移。从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阐释，到《论持久战》中对“亡国论”“速胜论”的有力驳斥，再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主观主义的深刻批判及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定肯定，均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正逐步构建起与中国现实对话的桥梁。无独有偶，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强调“从实际出发”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这些均指向同一目标：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贴近民众生活。

　　话语内容的重构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延安时期建立了一套成熟的话语生产机制，牢牢占据了舆论宣传的制高点。1943年，中央政治局设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及延安新华电台等机构。1942年4月，《解放日报》的改版成为加强宣传工作管理的典范。此前，《解放日报》常被批评为对党的政策主张、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八路军的战斗情况报道不足，反而充当了国外通讯社的义务通讯员。因此，改版后的报纸增设了边区专栏，并先后创办了“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专刊，语言风格也从文绉绉的“学生腔”转变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话”。改版后的报纸明确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置于首位，真正做到“将宣传视为武器”，为党的各项政策在边区的落实提供了重要的媒介支持。

　　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话语形式上进行了诸多富有创造性且接地气的探索。其中，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尤为典型，如他用“三大法宝”比喻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用“糖衣裹着的炮弹”警示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用“洗脸、扫地”比喻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源自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语言，使抽象理论变得生动鲜活。当时的课堂教学形式同样充满创新，如艾思奇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程时，注重启发式教学，而非照本宣科；贺龙在阐述党群关系时，以小米、布鞋和清水游鱼为例进行形象说明。这种互动式、故事化的话语表达方式，打破了“我讲你听”的单向灌输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深入学员内心。

　　群众的深度参与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共产党员若欲有效开展宣传工作，必须明确受众对象，深思文章、演说、谈话及文字材料的目标读者与听众，否则便等同于主动放弃被阅读与聆听的机会。”若话语的创造性转化解决了“说什么”的问题，那么群众路线则需回答“怎么说”的问题。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深刻认识到，政治话语的影响力不仅源自逻辑的自洽性，更在于赢得群众的认同与支持。缺乏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再完善的政策与方针亦将如空中楼阁，难以落地生根。

　　延安时期，中共始终强调一切宣传工作必须紧扣“群众最切身、最迫切的事实”。简言之，即政治话语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这种“切身、迫切的事实”在不同群体中表现各异。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明确指出：“必须改善工人生活，以激发其抗日积极性”，直接提出了将改善工人待遇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策略。对于根据地的广大农民，党则通过减租减息、优待移民难民和奖励生产等措施，使群众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自觉拥护党的政策。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在访问边区后惊叹道：“在封锁线后发现如此热烈的新社会，令我目瞪口呆。五年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诽谤外一无所知的我，面对延安的所见所闻，不禁擦拭自己的眼睛以确认现实。”这一“热烈新社会”的形成与壮大，正源于边区群众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1937年边区初建时，延安及周边农村地区的识字率极低，这给宣传动员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一困境，中共创造性地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口号标语作为最直白、最简洁的话语表达，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减租减息”等，将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群众一听即懂、一记即牢的“方言土语”。文艺样式的变革同样体现了边区思想政治话语的蜕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向民间艺人学习，创作出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其中，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王大化、李波等根据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改编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以秧歌剧的形式展现了边区群众的生产热情，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后称赞道：“这才真正体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由贺敬之、丁毅等人创作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则通过戏曲音乐揭露了阶级压迫，丁玲回忆其演出盛况时称：“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墙头、树杈、草垛上皆是人。”由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以陕北民歌的旋律激发了抗日民族激情，1939年4月在陕北公学礼堂的首演盛况空前，成为延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艺事件之一。这些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引发轰动效应，关键在于采用了群众熟悉和喜爱的形式——秧歌、民歌、合唱等，使群众在享受民间艺术熏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思想动员。

　　值得一提的是，边区群众在话语体系中的身份发生了深刻转变，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传播者”。冬学、识字班、读报组等深受群众喜爱，他们参与其中既能识字又能学习时事政治，逐渐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员。文艺作品中亦有此类范例，如延安枣园文工团创作的秧歌剧《动员起来》在安塞真武洞演出时效果显著。当主人公张栓婆姨表示不愿参加边区的变工队时，观众议论纷纷：“她有道理，变不成哩。”随后张栓讲道理时，观众又改口道：“他有道理，变成哩。”直至村长耐心解释参加变工队的好处后，观众们终于明白：“婆姨思想守旧，不解变工之利，村长以新思想引导之。”这一过程使观看秧歌剧的观众深刻理解了参加变工队的意义，从而被有效动员起来。典型示范是激发群众“传播者”身份的另一重要途径。张思德、吴满有、赵占魁等先进典型的事迹通过报告会、文艺作品等途径广泛传播，成为群众可感可学的榜样。群众在学习典型的过程中，在生产生活中向模范人物看齐，实现从“接受者”到“传播者”再到“践行者”的跃升。

　　实践的多次检验

　　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建设的成效，终究要回归到三个根本标准上来予以检验：是否能够推动革命实际工作的开展？是否能够实现对人的思想的科学改造与价值引领？是否能够经得起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与历史验证？

　　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建设，始终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与陕甘宁边区的革命现实与发展实际深度贴合，坚决摒弃“为宣传而宣传”的形式主义弊病。例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思想政治工作话语的核心主题迅速转向抗日救亡，宣传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教育，成为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革命的核心旗帜。解放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主题则围绕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等中心任务全面展开。中共一方面领导解放区广大农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最终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种始终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的话语建设逻辑，确保了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大局，避免了话语与实践相脱节的教条主义问题。

　　话语的最终价值，必须在实践行动中得以彰显与实现。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建设，始终以动员群众投身革命实践、以理论力量改造客观世界为最终归宿。从大生产运动中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创造的垦荒生产奇迹，到冬学运动中青年宣传员深入千家万户传播革命道理，无数实践案例充分证明，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实现了从口头宣传向群众自觉行动的转化，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真理力量。

　　话语、群众、实践这三个核心范畴，始终贯穿于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建设的全过程。当前，我们面临的时代条件、传播环境、群众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但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建设的历史经验，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始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说新话”“说中国话”“说群众话”，让科学理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充分彰显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唯有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作者：王俊虎，作者单位：延安大学社会科学处）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6-13 16: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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