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精神：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动力研究
2025-12-20 16:04:24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孙田田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内涵包括爱国主义、团结统一、不畏强暴、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等。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抗战精神不仅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成为驱动治理体系创新的精神动力。本文通过对抗战精神历史逻辑的梳理，结合其在治理主体协同、危机应对、制度韧性、价值凝聚等方面的当代转化，论证抗战精神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指导价值，并提出精神资源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抗战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精神动力；历史底蕴；治理效能

　　一、引言

　　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体系的持续性优化与精神资源的创新性传承，实现高效能、高质量的国家发展范式转型。这一进程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机制革新，更亟需深层文化基因的支撑。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凝结了全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集体记忆，其核心要素——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价值凝聚力、以团结统一为特质的组织动员力、以坚韧不拔为内核的抗压修复力、以自强不息为导向的革新驱动力——构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遗产。本文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三维辩证框架展开研究。在历史逻辑层面，剖析抗战时期全民动员机制、根据地治理实验等历史经验，揭示其对现代治理体系形成的基因型塑作用；在理论逻辑层面，论证抗战精神蕴含的协同性、韧性、创新性特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目标、民主诉求、法治原则的内在契合性；在实践逻辑层面，探索精神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机制，提出通过价值共识凝聚、危机响应强化、技术自主攻坚等路径，实现抗战精神对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赋能。研究旨在突破传统制度主义分析的局限，构建“历史底蕴-精神动力-治理效能”的传导模型，为中国特色治理现代化提供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可行的理论方案。

　　二、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与历史价值

　　（一）抗战精神的核心维度

　　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凝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特质呈现为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爱国情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思想内核，驱动全民抗战的集体行动，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存亡深度绑定，形成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的磅礴力量；[[1]]民族气节以"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为精神表征，在国土沦丧的至暗时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通过杨靖宇、赵一曼等英烈的事迹彰显了文明不可摧毁的尊严底线；英雄气概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为实践逻辑，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的浴血抗争中，塑造了以血肉之躯抵御钢铁洪流的英雄史诗，诠释了弱者对抗强权的勇气哲学；必胜信念则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为心理支撑，通过持久战战略将精神韧性转化为战略优势，在相持阶段的艰苦卓绝中孕育最终胜利的曙光。[[2]]这四大特质共同构成抗战精神的价值棱镜——爱国情怀奠定价值根基，民族气节树立道德标高，英雄气概提供行动范式，必胜信念注入心理动能，四者交互作用形成支撑民族救亡与复兴的完整精神生态系统。

　　（二）抗战精神的历史价值

　　抗战精神不仅标志着民族解放的精神旗帜，更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枢纽。[[3]]其核心价值在于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 三位一体的奠基性资源：政治层面，抗战时期形成的"全党服从中央"军事原则与全民动员机制，为新中国 高效动员型治理体系 奠定原型，通过强化中央权威与政令贯通，解决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治理困境，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因深刻塑造了当代中国国家能力的底层逻辑。[[4]]经济层面，战时根据地"自力更生"实践（如南泥湾垦荒）催生了 自主型现代化道路的雏形，推动战后土地改革重构生产关系，并通过"156项工程"等工业体系建设，实现从战时生产向现代化大工业的战略转轨，为工业化奠定物质与技术双重基础。文化层面，抗战激发的民族觉醒浪潮，将"救亡图存"升华为 全民现代化共识 ，《黄河大合唱》等文化符号重塑民族精神坐标，使现代化诉求从精英话语转化为全民实践意志，为改革开放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的全民认同提供历史心理积淀。三者共同表明：抗战精神通过 政治整合-经济自主-文化自信 的协同作用，成为中国突破后发国家现代化困境的关键历史转捩点。

　　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与现实挑战

　　（一）理论框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优势，将抗战时期“一元化领导”的政治遗产创造性转化为 “四化同步”战略引擎。通过工业化夯实物质基础、信息化升级治理工具、城镇化重构空间格局、农业现代化保障民生底盘，再现了战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员效能，使国家发展目标从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升华为民族复兴的系统工程。[[5]]法治保障则继承“制度建党建军”的历史经验，以立法实践完成 精神价值的法理升华。《英雄烈士保护法》将民族气节固化为司法底线，《民法典》确立“公序良俗”原则承继传统伦理，《爱国主义教育法》构建精神传承制度框架，共同形成抗战精神当代存续的“法律硬壳”。协同治理深度激活抗战统一战线的历史基因，推动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借鉴“三三制”政权包容性参与机制，通过社区议事厅、乡贤理事会等平台重构多元共治网络，使全民抗战的集体行动逻辑进化为常态化的社会治理范式。三者辩证统一，彰显中国式治理现代化对历史精神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现实挑战：治理现代化的多维困境

　　制度执行碎片化根源于科层治理的“孤岛效应”，部门权责交叉与信息壁垒导致政策传导链条断裂，使脱贫攻坚、环保督察等重大战略在基层落实中陷入“政策悬浮”，再现了抗战初期“各自为战”的历史教训，凸显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制度供给不足。精神动力弱化则表现为市场经济个体化逻辑对集体主义价值的侵蚀，消费主义解构“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伦理，部分领域出现公共参与冷漠化倾向，与抗战时期“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全民动员场景形成鲜明对照，反映精神传承载体在数字化时代的适应性危机。法治实践滞后暴露规制体系与科技革命的代际落差，人工智能伦理、平台资本垄断等新兴领域存在“规制空白”，数据安全执法面临取证难、定性难等技术瓶颈，类似战时应对“细菌战”等非传统威胁时的法律准备不足。三者相互交织：碎片化治理削弱法治权威，法治缺位加速精神价值虚无化，最终形成“制度疲软-价值迷失-规制失效”的恶性循环。

　　四、抗战精神赋能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一）历史逻辑：抗战经验的现代转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 “多元主体共生”机制（国共合作、民主党派参政、群众团体动员），破解了“一盘散沙”治理困境。其核心经验在于建立 “政治共识—组织协调—资源整合”三层架构：政治上以《抗战救国纲领》凝聚价值公约数，组织上通过国民参政会实现诉求表达，资源上依托“工合运动”统筹生产能力。[[6]]这一历史基因在当代转化为 “政党协商+社会协同”双轮驱动治理模式：在基层治理中，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重构群众参与渠道；在区域协调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立跨省联席会议制度，使统一战线从战时政治联盟升维为常态化的治理共同体操作系统。《论持久战》构建的 “战略防御（空间换时间）—相持（积小胜为大胜）—反攻（决战决胜）”动态模型，提供了应对复杂系统的战略方法论。[[7]]其现代性体现在对长期性治理任务的适应性改造：在生态文明领域，长江大保护实施“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组合拳，对应相持阶段的系统性蓄能；在乡村振兴中，贵州黔东南州分三阶段推进“传统村落保护—文旅融合—数字赋能”，复现“根据地建设”的渐进式发展逻辑。这种战略定力本质上是通过 “韧性治理”将时间变量转化为制度优势，在动态平衡中规避新自由主义“短周期决策”陷阱。

　　（二）精神动力：抗战精神的当代激活

　　抗战精神赋能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体现为 “价值法治化—行为激励化—能力韧性化”三位一体制度建构：法治实践通过《宪法》第52条“维护国家统一”义务条款，将爱国情怀转化为 公民责任的法律硬约束，依托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机制与《反间谍法》宣传矩阵，实现战时“誓死不当亡国奴”精神向全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代转译。英雄气概的制度创新则继承“狼牙山五壮士”司法确权案例，以《见义勇为人员奖励条例》构建 “正义行为可量化补偿”机制，通过“时代楷模”评选与道德信贷优惠政策，使“血战到底”的英勇气质升华为风险社会中的公民美德再生产系统。[[8]]必胜信念的危机治理借鉴华北“地道战”的群众智慧，在 “平急两用”基础设施革命中落地：社区应急物资智能仓实现“分散储备-一键调度”，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建立“平时服务/急时应战”双模机制，将持久战的韧性逻辑转化为超大城市危机响应的中国方案。三者共同证明：历史精神资源正通过 法律固化、制度活化、技术物化 的协同路径，深度嵌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因谱系。

　　（三）制度保障：法治建设与精神传承的互动

　　立法保护、司法实践与执法创新共同构建了抗战精神赋能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体系。在立法层面，《英雄烈士保护法》以法律形式禁止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明确保护英雄烈士名誉、弘扬民族精神，为精神传承提供刚性约束。[[9]]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中创新引入抗战精神作为价值导向，如某生态破坏案判决被告承担"生态修复+精神损害赔偿"双重责任，既修复自然损害又弥补精神创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执法环节则通过"红色网格"管理模式，将抗战遗址保护纳入基层治理考核指标，推动历史记忆保护与社区发展深度融合。这三项举措形成闭环：立法筑牢精神传承的法治根基，司法赋予精神价值现实裁判力，执法确保精神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共同激活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为治理现代化注入历史底蕴与精神动力。

　　五、结论与展望

　　从历史维度看，抗战精神诞生于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其核心要素通过政治动员、经济支撑和文化凝聚，形成了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10]]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三三制"政权模式，实现了多党合作与基层参与的有机统一，这种协商共治的实践为当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历史参照；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则通过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的结合，创造了战时经济治理的奇迹，其经验可迁移至乡村振兴中的资源整合与内生动力激发。

　　在精神动力层面，抗战精神通过制度转化持续赋能治理现代化。立法层面，《英雄烈士保护法》以法律刚性遏制历史虚无主义，2025年新增的"网络空间英雄烈士名誉保护"条款，更将精神传承延伸至数字领域；司法实践中，某中级人民法院在跨省生态破坏案中，首次适用"抗战精神损害赔偿"原则，判决污染企业承担生态修复费用与民族精神损害赔偿金，实现法律惩戒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执法环节，浙江"红色网格"模式将32处抗战遗址纳入基层治理考核，通过"一格一员一档"管理，既保护红色资源又激活社区参与，使历史记忆成为治理效能的催化剂。

　　构建"历史-现实-未来"的赋能路径，需把握三大转化逻辑：一是历史经验的现代转译，如将"持久战"战略思维应用于碳中和目标分解，制定分阶段减排路线图；二是精神动力的制度嵌入，通过设立"抗战精神教育基地"、开发红色治理APP等载体，实现精神资源向治理能力的转化；三是技术赋能的创新探索，如利用VR技术复原抗战场景增强教育沉浸感，或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红色资源数字档案。

　　未来研究可聚焦三大前沿方向：其一，构建抗战精神数字治理融合模型，例如开发"红色基因图谱"大数据平台，精准识别区域精神资源与治理需求的匹配度；其二，制定抗战精神国际传播战略，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考古、抗战题材影视剧海外展映等方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其三，实施差异化治理应用工程，如晋察冀根据地可打造"革命老区治理示范区"，华中抗日根据地则侧重"水环境治理与抗战精神结合"的特色路径。这种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将推动抗战精神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能。

　　参考文献：

　　[[1]] 周积明.“顾炎武精神”:抗战时期“民族魂”的一面旗帜[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2(04):96-107+196.

　　[[2]] 常利兵.如何加强伟大抗战精神的研究[J].文史月刊,2025,(07):1.

　　[[3]] 周俊杰.伟大抗战精神是砥砺复兴的宝贵财富[J].红旗文稿,2025,(09):13-16+1.

　　[[4]] 刘光明.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J].奋斗,2025,(13):15-18.

　　[[5]] 程芳,贾浩然.“两个结合”视域下伟大抗战精神的继承与弘扬[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02):82-90.

　　[[6]] 李辉.抗战宣言书:《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J].湘潮,2021,(03):38-40.

　　[[7]] 杨东.历史主动何自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方法论指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02):140-151.

　　[[8]] 朱颖,闫欣达.新时代我国反间谍法律制度的体系化路径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4(01):91-101+127.

　　[[9]] 丁子哲,张维炜.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五周年：依法捍卫英烈荣光[J].中国人大,2023,(09):45-47.

　　[[10]] 周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在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之际[J].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3,(09):11-15.

　　（作者孙田田，1998年出生，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读博士生）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12-20 16: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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