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机理、价值挖掘和路径创新
2025-12-20 16:13:00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张瑞英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社会转型期价值共识弱化、治理效能不足等现实挑战，亟需激活本土文化资源的治理潜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点出发，构建“耦合机理—价值挖掘—路径探索”的三维分析框架，揭示红色文化资源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通过主体、方法、价值与制度的四维耦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在意识形态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主体赋能中的实践转化。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制度嵌入、空间生产与话语创新的三位一体机制，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文化缺位与治理悬浮问题，推动基层治理从“传统管控”向“现代善治”转型，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与创新动能，助力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双向互促。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基层治理现代化；耦合机理；价值挖掘；路径创新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实践结晶，蕴含着独特的治理智慧与精神密码。其物质载体、制度遗产与精神谱系的立体化存在，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到红色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但在治理效能转化机制、代际传递路径及数字时代适应性等方面仍存在理论盲区。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如何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从历史记忆向治理动能的创造性转化，如何构建文化传承与治理创新的共生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与实践难题。

　　二、耦合机理：红色文化资源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这一论断为理解红色文化资源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生成逻辑

　　1.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红色文化资源的生成与基层治理实践具有深刻的物质关联性。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治理范式。通过“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设计，不仅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整合，更培育出“民主协商、群众监督”的治理传统，实现了政治参与与社会稳定的统一。

　　2.精神反作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4]。”红色文化通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的传递，形塑治理主体的认知与行动。闽西苏区从机关党员干部做起，统一吃“包包饭”，节约了粮食，支援了红军[5]，而今基层干部在红色教育中形成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认知，显著提升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主动性。

　　（二）耦合表征的四维透视

　　1.主体耦合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双重先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先锋队的性质，在基层治理中转化为“服务型党组织”的实践形态。这种先锋性体现为服务型党组织对革命动员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瑞金时期“乡苏主席必须住在群众家里”，到新时代“网格党建”要求党员干部“进百家门、知百家情”，党的基层组织始终发挥着先锋队作用。通过组织形态创新，基层党组织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遗产转化为网格化治理的现代实践，实现了政治权威从革命语境向治理语境的范式转换。

　　2.方法耦合

　　群众路线是红色文化的方法论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工具的发展推动实践方式变革。数字技术革命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群众路线向“数据感知—智能分析—精准服务”的闭环机制演进。这种技术赋能的治理升级并非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消解，而是通过数字民主协商平台的构建，在技术理性与人民主体性之间建立新的辩证统一。

　　3.价值耦合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反作用。红色文化蕴含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通过记忆再生产机制，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价值根基。红色文化倡导的集体主义，经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传承，形成“个体-集体-共同体”的伦理进阶。井冈山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与当代“红色议事厅”形成跨越时空的价值对话，彰显出中华文化“家国同构”传统的现代生命力。“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红色基因的核心属性，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6]。在基层协商议事实践中，苏区民主传统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历史共振，既克服了西方个人主义导致的治理碎片化困境，又规避了传统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形式化风险。

　　4.制度耦合

　　“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7]。”苏区法制建设开创的“法从实践中来”的立法传统，为当代基层治理规则创新提供方法论启示。通过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法统精神注入社区公约制定过程，形成刚性制度与柔性规范相补充的规则体系。在浙江桐乡，红色法治传统通过“乡贤参事会”等机制实现现代转化，这一“三治融合”治理实践成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有益尝试[8]，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现代”的辩证关系。

　　三、价值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向度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结晶，其治理价值体现在意识形态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主体赋能三个层面。这一价值转化过程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生动实践，也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

　　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通过建筑布局、景观设计与仪式流程，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政治空间，形成“革命传统—国家象征—人民主体”的逻辑链条。这种“空间神圣化-行为标准化-情感共鸣化”的三重机制，强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年轻化表达。红色文化资源的意识形态功能，本质上是通过符号系统的意义生产，将个体纳入特定的政治认同框架，是将党的政治主张对象化为可感知的符号体系。革命遗址的空间符号（如延安窑洞、瑞金红井）作为“物质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建筑形制、空间布局与仪式实践，构建“党-人民”的政治隐喻。

　　（二）社会整合功能

　　恩格斯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0]”。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革命遗址的功能转化，实质是通过物质载体的空间重构，将历史实践沉淀的社会关系再嵌入现代治理场域。物理空间层上，革命遗址、纪念馆等物质载体形成“记忆锚点”。例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选择使用互动式触屏[11]，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将历史具象化，使参观者产生“代入感”。数字空间层，可利用 VR、AR 技术构建虚拟纪念馆，突破时空限制。例如，“数字敦煌”项目通过3D建模，使全球用户可在线参观革命遗址，实现文化记忆的全球化传播。

　　（三）主体赋能功能

　　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12]。这种方法论在基层治理中体现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红色教育通过重走长征路等具身化实践，将革命传统转化为干部的“身体化知识”。这种培养模式突破理论灌输的局限性，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中，使调查研究传统转化为新时代干部的治理能力。“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4]”。红色文化治理通过构建“记忆共享—价值共识—行动协同”的参与机制，重构社会关系，激活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将群众从治理客体转化为主体。

　　四、路径探索：构建“三位一体”赋能机制的唯物辩证法实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15]。”制度建构必须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扬弃中通过红色文化资源的制度化转化实现治理效能提升。

　　（一）制度嵌入机制

　　红色基因与生物基因不同，它是后天形成的，只能通过教化和培育的方式传承，而不能够随着生命的代际延续而自动遗传[16]。制度嵌入的本质是红色文化基因向治理规则的内化过程，遵循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辩证逻辑。陕西榆林“红色学分制”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当代实践。红色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通过塑造干部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间接推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列宁强调，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17]，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不会自发产生，通过制度化学习，将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转化为干部的行为规范，正是这一理论的新时代应用。通过“重走长征路”等实践考核，干部在模拟场景中运用群众工作方法解决问题，实现了“自发意识”向“阶级意识”的跃迁。

　　（二）空间生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19]。”空间生产是红色文化资源治理转化的物质载体，通过物理空间重构与虚拟空间拓展实现矛盾转化。瑞金探索建立革命文物“保护、活化、融合”机制[18],将革命旧址改造为集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协商议事于一体的治理空间，体现了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实践”与“空间表征”的辩证统一。将单一文化展示功能拓展为治理服务功能，如“红色驿站”提供政务办理、医疗咨询、文化活动等综合服务，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红色驿站通过空间重构，将历史传统转化为治理资源，实现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对话。

　　（三）话语创新机制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21]。” 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其生产与传播必须适应时代需求。红色话语创新通过“革命故事新讲述”“治理术语转译”等方式，在保持意识形态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传播形式的渐进式质变。《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以动漫形式讲述党史，通过“兔子”“鹰酱”等拟人化形象，将严肃政治话语转化为青年群体的“亚文化”符号，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

　　五、结语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理论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论断。红色文化资源的制度嵌入、空间生产与话语创新机制，既突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理论窠臼，又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作者张瑞英，女，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24,(8):4-13.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6.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6.

　　[5] 黄超.“包包饭”见证苏区干部好作风[N].人民日报,2021-04-06(007).

　　[6] 陈成文,黄利平.红色基因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J].甘肃社会科学,2021,(05):9-15.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

　　[8] 李尧磊,李春成.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复合机制——以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J].农村经济,2022,(10):56-63.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11] 王琦,杨磊鑫.空间视阈下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传播路径探析[J].党史文苑,2021,(12):56-60.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16] 彭正德,江桑榆.论红色基因及其在新时代的传承[J].湖南社会科学,2021,(01):12-20.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6.

　　[19]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4-9.

　　[18] 钟义勇,刘效江,吕微.“红色+”，让“红都故事”活起来[N].赣南日报,2023-03-18(001).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9.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12-20 16:15:08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战精神：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动力研究

下一篇：查氏家族：在红色家史中守望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