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的贡献
2025-12-09 16:36:12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 李业伟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毛泽东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而新四军是实现这一战略原则、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随着抗日战争局势发展，毛泽东对远在延安千里之外、处于复杂环境之中、三年游击战争环境比长征还要残酷的新四军发展和壮大加以指导，付出大量心血，为抗日救国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提出向敌后发展，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确路线

　　全面抗战伊始，毛泽东就制定了我军向敌后发展、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的正确路线，随后接连发出指示指导新四军行动部署，新四军落实中央战略意图，实施战略展开，驰骋大江南北，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一）规定了新四军的行动原则。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提出在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日军力量空虚，察哈尔、绥远的日军一时无力南进的情况下，第115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部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的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的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从抗日军事战略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毛泽东就新四军的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主要战略思想就是新四军应该以茅山为中心东进作战，直迫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一个月后，习惯于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比作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根据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的方针部署，为了解苏南敌后情况，确定新四军的战场位置，新四军领导人决定由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一部组成先遣队400余人，由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出发，深入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5月初，叶挺项英下达命令，要求新四军所属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陈毅：《茅山一年》，1939年6月21日。据此，陈毅、张鼎丞、谭震林、高敬亭等率各支队分赴苏南茅山、苏南、皖南、皖中，先后实施战略展开。1938年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韦岗设伏截击日军汽车队，击毁军车4辆，毙、伤敌各10余人，挺进江南敌后首战告捷，极大振奋了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心。在随后几个月里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通过不断袭击、困扰敌军，壮大自己，支援配合正面战场。

　　为落实毛泽东指示，陈毅、粟裕于1939年冬和1940年春先后派叶飞、陶勇等部渡江北进。1939年11月，刘少奇到江北指挥部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向敌后发展，发展华中，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新四军以实际行动，落实毛泽东的东进决心：“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边；不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在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之后，全体指战员都异常兴奋，并作了深入敌后的具体部署，大家下了东进决心。《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实际行动，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具体化。实践证明，大踏步向敌后发展，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决定因素。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巩固和发展，成为大江南北新四军主力的重要战略支点。到1939年底，进入苏南敌后心脏地区的新四军各部从最初的6000多人发展到2.1万多人，并且屡战皆胜，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进退自如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力量。《钟期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页。彭雪枫领导游击支队的发展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证明了毛泽东进军敌后的方针是正确的。

　　（二）提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发展苏北，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持久战。为加强华中工作，按照毛泽东指示，刘少奇来到皖东，传达毛泽东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招兵买马，积极防守扩大新四军和游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此推动革命前进。立即定出扩军计划，各团分头出发，协同地方党委大量发展游击队，选派干部任职。仅仅三个月，原来总数5000余人的四、五支队，立即翻了一番，达到一万多人。《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1940年，国民党接连制造摩擦事件，毛泽东指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建立了华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路东，随后相继建立起路西、淮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改变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38年12月30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在豫皖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要求他们“放手做去，必获大效”。1939年2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周恩来赴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部，部署发展华中三条原则，即向空虚的地方，危险的地方，有日军、友军党军不注意没有去的地方发展，为新四军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指示项英，“地域扩大，已不愁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所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陈毅派1支队2团一部东进澄锡虞地区，为大部队东进北上做准备。苏南新四军以茅山根据地为依托，向东作战，继而渡江北上。江北部队黄桥战役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赋予的向北发展、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1944年2月，粟裕组织发动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攻坚与打援并举，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内俘24人）、伪军483人（内俘168人），缴获军用物资无数，受到毛泽东的赞扬。王昀：《驰骋苏中用兵如神的粟裕师长》，《大江南北》2025年，第7期。

　　二、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把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随着抗日战争进程，正确处理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政策之下，形成了具体政策例如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保护人民权利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

　　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小资产阶级左派进步人士、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通过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扩大了根据地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壮大了团结抗战的革命力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四军统战工作，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者，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对国民党右派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又联合又斗争”，他总结1927年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反共高潮时期，强调斗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一方面强调斗争，一方面要求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1940年4月12日，就对蒋介石推动地方实力派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应该采取的方针问题，指出当地方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进行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仍求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策彻底消灭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军进攻时采取上述方针。第187页。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提出要抵抗一切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的进攻，均应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击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据此，我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绥德警备区赶走了专事摩擦反共的何绍南部。1940年又消灭了进攻太行区的朱怀冰三个师，从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叶飞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韩德勤万不得已发冲突后“退还人枪，以示友好”。就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增援新四军陈毅部反击韩德勤进攻一事，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黄桥战役歼灭韩德勤部1.1万人。毛泽东年谱第210页。

　　对国民党顽固派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防止左倾错误，鼓励与瓦解反共派。年谱，第211页。“我们应该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办法”。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打击韩德勤部时毛泽东提醒“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毛泽东年谱》第187页。1940年4月15日，提醒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非力争江北不可”。而王明右倾错误执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味迁就国民党。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执行这一错误路线的严重后果。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对蒋斗争策略，“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按照党中央、毛泽东部署，落实经济政策，开展经济斗争，在深入发动群众基础上，新四军成立了农村经济工作调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主任，对驻地民众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以宣纸为核心的泾县造纸业几乎停工，纸工流离失所，调查委员会撰写了调研文章，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了泾县宣纸盛衰变化及纸工生活困难的原因，开展了扶持宣纸生产工作，在茂林设立泾太事务所，办起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新四军军部提供资金，军地干部筹办，共有50多个，合作社达40多个，年产量达到40多吨，还扶持小业主搞好宣纸生产，中华民族瑰宝得到延续和传承。杨云翠：《新四军与宣纸的机缘佳话》，《党史纵览》2025年，第1期。

　　三、敌后作战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提出，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

　　提出战略转变。面对比国民党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适时提出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发动人民群众，有效打击日军。

　　毛泽东一向认为，“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游击战争是红军的拿手好戏，红军是靠山地游击战起家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缺乏经验，信心不足。1938年4月5日，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由70多人发展到1200人、800枝枪。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给毛泽东极大触动。在新四军先遣支队出发不久，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复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智慧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在毛泽东的重视下，我军游击战由山地向平原地区拓展。1940年9月间，我军依据“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与敌人周旋，保持了我军力量，掩护了群众，消耗了敌人，迫使日寇毫无所得，最后不得不撤退。以后淮北、苏中、苏北等地区同样执行了这个战术原则，并由许多新的创造。抗战后期，华中新四军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较前扩大和巩固，华中就有了更多进行运动战的可能，1944年的车桥战役全歼日寇800余，便是例证。《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在华中水乡抗日战场上，粟裕灵活运用十六字诀，创造了新的战法。1941年反扫荡斗争中，粟裕根据敌情变化，制定并实施“敌进我进，要点争夺”的作战方针，派出三支队伍分别到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淮阴、宝应地区，南通、海门地区，开辟新区，扩大了根据地，粉碎了日军蚕食根据地的阴谋。使其久驻企图不能得逞。王昀：《驰骋苏中用兵如神的粟裕师长》，《大江南北》2025年，第7期。

　　彭雪枫是毛泽东关于平原游击战的实践者。他研究平原能否打游击问题，夜间动作是平原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原则之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怀远魏庄镇二团战例，指出“最基本还是一鼓而聚歼（不是击溃）敌人”，与毛泽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是一致的。彭雪枫利用平原游击战术在敌人包围中生存下来，像插入敌后的尖刀，让敌人不得安宁。他向毛泽东寄上经验总结《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用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思想，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是可能的。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出五四指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陈毅、粟裕坚决执行这一指示。

　　在相持阶段，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

　　四、推动了人民军队建设

　　毛泽东要求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是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条件，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新四军贯彻毛泽东建军思想，在坚持长期游击战中自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主力军。

　　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人民军队是战斗队，工作队，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不同以往的新型军队。新四军加强政治制度，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彻毛泽东建军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大俘虏。延安整风，增强了新四军上下的党性，回顾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批判了王明“左”、右倾错误，坚定了以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增强了夺取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大家深刻认识到，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党性强弱和执行正确路线自觉性的高低，是建党建军和革命成功的关键。《钟期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93页。新四军游击支队白马驿整训期间，组织广大指战员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进行形势教育，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学习与发扬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树立抗战必胜信念。宣传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群众纪律教育，强调军队内部及军民间的团结还进行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加强了党对游击支队的绝对领导，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增强了组织纪律观念和团结，使组建 不久的部队得以巩固，为以后发展与胜利打下基础，成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即后来新四军第四师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彭雪枫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第403页。据南洋媒体报道，“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被称为“八路军姊妹队伍之新四军”，“每队各有政治指导员一名领导作战，其人进攻时居最前，而撤退时则居最后，且须侦察敌阵，鼓舞士兵，而为每一个战斗员之表率，故政治工作员之伤亡亦多。”《新四军何以常胜》，《总汇新报》1939年1月25日，第3版。

　　1939年4月12日，毛泽东肯定华中的工作成绩和战略地位，指出：华中有2万党员，接近2万军队，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敌人准备大举进犯华北，根据地缩小，经济会更困难，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中共中央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强调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由于受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影响，迟迟难以落实。彭雪枫部八团队，已发展合计万余人，竹沟处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在鄂境我新成立之游击队已有数千人，便是证明。

　　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给华北局、中原局和东南局的指示中指出，只有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已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总结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在中国革命中，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一贯重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群众力量。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接连制造摩擦事件，新四军自卫战争需要武装力量。

　　进入相持阶段， 组织自卫战争急需军事力量，重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协作。新四军组建较晚，军事力量薄弱，1940年3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344旅至陇海、海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指刘少奇），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针对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奉令实行反动政策进攻皖东、皖北新四军，企图将张云逸、彭雪枫等部消灭、切断八路军、新四军联系的严重事态，毛泽东致电部署“第115师彭吴支队约1.2万人，不日从苏鲁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左权、黄克诚率115师第344旅共1.2万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在苏北防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遵照毛泽东指示，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华中增援，先后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直逼韩德勤的后方，有利策应了新四军在黄桥的正面作战，完成了协同新四军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344旅南下支援彭雪枫部，华中新四军连续两次整编，迎击日伪顽进攻，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促进了自身力量的壮大，逐步成为一支铁军。

　　早在新四军集中时就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接连制造摩擦事件，新四军自卫战争需要武装力量。1940年1月1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因为财力难以负担，“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年谱，第161页。毛泽东要求在1940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115师至少应发展军队（包括游击队)到15万人枪，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人枪。“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华中有10万军队，至少须100万至150万自卫军。”强调“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年谱》，第165页。

　　我们党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人民战争，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逐步发展为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体制，体现出人民战争组织方式的强大生命力。早在井冈山时期，根据地初步形成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体制，地方武装日益发展，成为补充正规红军的有效办法。为克服群众无组织状态，开展人民战争，把军民协同配合发挥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正规部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组织形式分工配置合理，能够发挥各自优势，适应对敌作战需要。如，地方兵团不脱产，巩固和保卫根据地，熟悉当地情况。毛泽东提出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军民作战的组织形式方面，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这个军队一道配合作战；还由于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主力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是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正像朱德指出的，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军事作战上的协力，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37]（[3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0页。[37]《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

　　这些军民共同作战的有效组织形式，奠定了抗日时期人民战争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的组织基础，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后来逐渐发展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走上了正规化发展道路，为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充分体现出适合作战需要的人民战争组织方式的强大生命力。

　　重视干部教育培训。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起草致电中原局，要求准备办2万人的大学校，指出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在毛泽东重视下，各根据地干部教育运动广泛开展，抗大从1938年冬至1945年8月先后在敌后创办了14所抗大分校，培养抗战军政人才。仅淮南抗日根据地第八分校第一期365人，第二期827人，第三期约500人，第四期300余人。组织学员进行政治学习，例如学习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领会十六字诀，等等，进行军事训练。“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学校为抗日前线补充了抗日力量。还指示做好部队整训，1940年12月23日指示“华中新四军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开展大生产运动，“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要求搞好精兵简政工作。优待俘虏，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新四军良好军纪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抗战时期人民群众流传“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而称国民党军为“遭殃军”，称他们的游击队为“游吃队”。

　　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意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从武汉失守到1940年底，华中新四军各部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战略方针，抗日形势有了很大发展。在此期间，华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24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余人，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新四军也由2万余人发展到9万余人，初步完成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26页。1938年新四军组建时只有1.03万人，到1945年，新四军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主力部队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的钢铁大军，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总共抗击和牵制了日寇6个师团，占日寇侵华总兵力的六分之一；抗击和牵制伪军30余万，彻底消灭了顽军韩德勤全部，削弱了桂军，开辟和巩固了华中敌后根据地。刘以顺：《人民群众是新四军生存发展的根基》，《党史纵览》2025年，第3期；《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12-09 16: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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