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记忆中的烽火岁月
2025-12-09 09:00:56  来源：口述/九位亲历抗战老兵 采访整理/卢文春  点击：  复制链接

　　为抢救发掘和还原历史，作者卢文春近期采访到亲历抗战的九位老兵。他们中有从“童子军”一步步走出的共和国将军，有信息化条件下科技强军兴军的带头人，有军队院校的拓荒牛和建设者，有军队医疗战线的专家教授，有部队文艺战线的排头兵。他们平均年龄超过90岁，最大的98岁，最小的88岁。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9.3”大阅兵之际，作者卢文春谨以抗战老兵口述加采访整理的方式，走进那段难忘的抗战烽火岁月。作者对部队、对军人、尤其是对老兵，始终怀有一种特殊情愫，对抗战老兵自然就更别提了。老兵不死，但我们也要遵循自然规律，相信老兵也总会有老去的一天。警示历史，珍视和平。若再不抢救发掘还原历史，将他们的抗战故事收集整理出来面世，恐机会不多了。作者卢文春全部采用抗战老兵第一人称口述这种原汁原味的呈现方式，也是出于对抗战老兵革命前辈的致敬尊重和特别礼赞。

　　1：我叫陈东甫，1927年9月生，河南宁陵人。

　　我1948年12月入伍，大校军衔，1988年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胜利荣誉勋章一枚，1988年6月离休。

　　小时候，我的家乡被日军占领，我加入“童子军”打鬼子。我们原本住在宁陵县城，县城沦陷后，我们就跟着老乡一起，冒死穿越封锁区，逃往乡下求生。令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刚逃到乡下不久，日本鬼子就一边朝天鸣枪，一边挥舞着刺刀，气势汹汹地进村屯“扫荡”。每当听到、看到日本鬼子一路“叽里呱啦”地到达村口，大人们就赶紧叮嘱我们躲紧点，千万莫哭，说日本鬼子坏得很，只要听到小孩哭，就会用刺刀戳小孩屁股，一时吓得我们瑟瑟发抖，以至于大气都不敢出。鬼子进村无恶不作，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丧尽天良。最可恨的是日本鬼子的飞机说来就来，有时突然一个俯冲，对着人群就是一阵狂轰乱炸，人们根本来不及躲避。

　　我们痛恨至极，自发组织起来加入“儿童团”，在“土八路”带领下，自制“地瓜蛋”，埋地雷，挖地道，变着花样痛击敌人。因为那时国民党部队撤退了，我们“儿童团”、八路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就奋起抗争，与日军周旋，从而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2：我叫高宗明，1933年12月生，北京天桥人。

　　我1949年8月入伍，正师级，1988年3月离休。

　　我从小父母早亡，家里很穷，六姊妹沦为孤儿，我排行老三。那时候，我们流离失所，大的带小的，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是哥哥姐姐用稚嫩的双肩苦苦支撑起这个残缺的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感恩的种子。我的童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时期。我从小喜欢读书，最喜欢看书中革命先烈英勇杀敌的故事。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故事深深地影响着我。身边八路军、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始终把百姓当亲人的一个个感人画面和鱼水深情，在我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烙印。

　　我读书的目的，不光是想着让自己的小家过上好日子。那时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民族不解放，国家不独立，人民不翻身做主人，那我读再多的书，也很难派上用场。我必须将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便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加入革命军队的决心。

　　3：我叫刘安田，1936年3月11日生，祖籍河南武安。

　　我专业技术3级，少将军衔，多次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父亲14岁时跟随伯父闯关东，来到关外吉林省辽源市谋生，最初是给一药铺掌柜站柜台、打扫卫生，接着就是当学徒切药，后来得到掌柜信任后平时为老爷端茶倒水、烧炕等，最后终于得以在此安家落户并在西宁区21组317号胡同生了我。我小的时候，家乡沦陷，正是“伪满洲国”统治时期。那遭受日本奴役苦不堪言的童年生活，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住在我家前一蹚房的是一家日本人，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佣人当人看，除了每天把他当牛马使用外，还随时打骂体罚。我也曾亲眼目睹警察上门逼着我妈，要我父亲给日本鬼子打劳工，好在父亲及时躲了起来。为了能不去给日本人打劳工，我妈在吓得精神失常、一天没吃饭的情况下，仍不忘半夜去给那些日本鬼子的“走狗”们送礼。作为女孩，妹妹自小受着“伪满”奴役化的教育。我是男孩，还算幸运，没受几个月奴役化的教育，日本就投降了。好不容易盼到“伪满洲国”倒台，但接着又来了腐化堕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一天，父亲还没回来，我一人在家，国民党大兵前来抓人到前线修筑工事，见我还小，就临时将我抓去，说伺候一晚伤员，谁知既要遭伤兵打骂，还要受管教的气和无端责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真是恨透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要说那时我的初心，就是盼望尽早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人民翻身做主人。

　　1944年3月，我刚满8岁时，父母就开始送我读书。可是好景不长，刚没读几个月母亲就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第二年妹妹也突然病逝。父亲要谋生，我成了一个无人照料的孩子。那时我感觉老天很不公平，为什么不幸遭遇接二连三地降临在我和父亲头上，可谓是凄凄惨惨戚戚。在学校，我也经常受到富家子弟的欺负，那时还没解放，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怒，也不敢言。

　　4：我叫唐守耐，1930年12月出生，山东沂源人。

　　我1945年2月入伍，副师级，曾参加孟良崮、南麻、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曾荣获独立勋章、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大西南胜利纪念章等荣誉。

　　小时候，我家共7口人、8亩地、3间房，因无法维持生活，租了大地主唐树保家两亩多地后，才勉强糊口度日。父亲也曾与五叔合买一头驴营生，但后来因纳不起税被迫卖掉。我们5弟兄中，除我读了6年书外，其余4个都没上过一天学，不会写也不会算。父母和其余4个兄弟挣钱供我读书，把改变家庭命运的重任寄托在我身上。我刚上学才读一年，日本鬼子就进村了，学校被迫停课。当时我们村上住了一个汉奸队，一个军官叫于怀安，他在我们村成立了一个学校，后来我就在那里读书，一直读到高小毕业。那时，我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动，还要避抓壮丁，成天提心吊胆，晚上都不能熟睡。一旦有动静，就得赶快起床躲藏，我还曾在一个亲戚家躲过一段时间，等抓壮丁的走后回家时，二爷爷被抓走了。

　　我堂兄唐守义，在第三方面军当营长。第三方面军离我们村约四十里地，是抗战后期为准备收复国土对日反攻而成立的直属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主力作战兵团之一，司令官为汤恩伯。我哥哥叫唐守益，和同村几个小伙伴在唐守义部当了半年兵，随博莱县大队攻打夏庄后，部队解散自行回家。

　　当时我们村驻有汉奸队和八路军，哥哥经常给我讲八路军的好和汉奸队的坏。汉奸队经常喝问盘查村里的群众是不是“八路”。所有地主的儿子都跑光了，保长没人当，村里的人就请我父亲临时担任了半年保长。两相对比，我真切感受到八路军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跟八路军一起干革命，解救受苦受难的乡亲。1945年2月，我的愿望实现了，应征入伍到华东卫校当学员。那时，我当兵的出发点非常单纯，就是想着要尽快把日本鬼子赶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5：我叫王玉阶，1931年12月出生，山东莒县人。

　　那时家里很穷，根本读不起书，父亲打听到一个有钱人家开办免费私塾，我有幸在那里读了四年私塾。后来，我又去公立小学上了一年多学。我的家乡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我曾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烧毁我村庄，并在高粱地里当众奸淫和枪杀我同胞。我恨透了日本鬼子，并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狠狠打鬼子。

　　当时，家乡各种抗日民团组织迅速发展。我13岁当上儿童团团长，负责给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接着到八路军兵工厂做事，继而接触到部队医务工作。我14岁入伍，在山东教导一团当卫生员，负责抢救、抢运、照顾伤病员。一次，领导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到莒县去弄酒精。我们走了几百里路，中途下起了大雨，河水猛涨，那时候我们太小，又不会游泳，怎么办？我们急中生智，就双双拽着马尾过河。一路上，我们机智地躲过一批又一批日本鬼子的盘查，及时将酒精运回了部队。

　　6：我叫徐毓驯，1932年3月生，浙江江山人。

　　我1949年8月入伍，正师级，1989年12月离休，获多枚解放勋章奖章纪念章。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的父亲十分开明，也很大义，不但会杀猪，还会做豆腐，同时兼做一些小本生意，租了一些土地，雇有一名长工，将房子让给解放军居住。土改时，父亲成分被定为地主，但政府考虑到他自始至终都是诚实的劳动者，没欺压过百姓，所以父亲和我们全家从未受到冲击和批斗。

　　父亲开明大义，乐善好施，口碑极好，曾相继将我一个哥哥和姐夫，亲自送到前线参军。所以当时，我家中就驻有解放军。父亲一直把住在我家的解放军当亲人看待，宁可自己省吃俭用、忍饥挨饿，哪怕是睡地铺，也要想方设法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保障。

　　1953年，我在南昌当兵时，父亲专门来部队找我，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诚实劳动者，却被定为地主成分，他想不通。他认为这关乎个人和子孙后代的名誉问题。我极力劝说但始终未果，回家几天后，他老人家就在极度忧郁中匆匆辞世。这成了父亲和我们心中最大的遗憾。

　　如今我已年过九旬。我深深地感到，这辈子很幸福，兵没白当，也没白活。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不变的初心。

　　7：我叫杨耿光，1937年9月生，广东五华人。

　　我1956年9月入伍，少将军衔，正军职，1997年12月退休。

　　我的童年时期正值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广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计，我出生后不久，父母被迫从五华县棉洋镇老家，迁往揭西县河婆镇。正是因为日本鬼子让我们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所以我从小就从骨子里恨透了日本鬼子。当时我就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有朝一日参军入伍上阵杀敌，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父母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誓言哪怕是砸锅卖铁甚至是讨口，都要送我读书，希望我今后能有出息。事实上也是如此，父母连葱葱蒜蒜都舍不得吃，家里凡是能变成钱的全都变成钱供我读书，让我一直读到部队军校毕业。当然，我也没让父母失望，当上了共和国将军，成了父母一生的骄傲和自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全国人民奔走相告。半个月后，我背起书包，连蹦带跳地跨进了学校的大门。从此，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高考我本来以优异成绩被中山大学录取，但当时国家正处在“一五”时期，各行各业急需建设人才，海军尚在起步，更需人才。于是，由校团总支和各级组织层层推荐审核，我被保送到当时的大连海军第一军官学校学习。

　　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大局，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初心。而且这个初心，我认为不是个人的初心，而是时刻不忘党的初心，不忘报效国家的初心。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思想过硬，态度端正，在节骨眼上，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初心，不能糊涂，要讲政治，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初心上来。

　　8：我叫周仁杰，1932年7月生，江苏仪征人。

　　我1949年5月入伍，副师级，大校军衔，1987年10月离休。

　　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日军飞机在家乡盘旋俯冲，继而在我们头顶扔下炸弹，老乡们四处躲避、争相逃命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我从小就恨“小日本”，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奋勇杀敌报国雪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8岁时就一边当童工，一边断断续续地读私塾；14岁时就毅然离开父母，到南京国民党一家仓库做学徒谋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渡江战役胜利，南京迎来解放。5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也即是刘邓大军的光荣队伍。

　　9：我叫张振国，1935年3月生，山西孝义人。

　　我1948年11月入伍，正军级，少将军衔，曾参加太原、扶眉、秦岭、成都、支援西藏平叛等战役，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荣获解放勋章一枚，1995年5月离休。

　　我13岁，贺龙中学、晋中公学来我们县上招生时入伍，分配到18兵团随营学校，是真正的少年“童子军”。当时徐向前任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

　　上小学时，先生问我名字，我说叫“圆圆”。先生哭笑不得，当即为我取名张振国。那时国难当头，民族危急。现在回想起来，先生是希望我长大后，要为振兴国家出力。弹指一挥间，八十多年过去了。我非常感激我的启蒙老师，是他教育我从小要志存高远胸怀祖国。正是“振国”这个名字，鼓励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为军队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名共和国将军。

　　当时我的家乡一部分沦为日军占领区，一部分属于阎锡山的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八路军也一直活跃在家乡抗日前线。这些驻军中，只有八路军纪律最严，口碑最好。

　　我们就是在这种山河破碎、救亡图存、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断断续续地上学。我的父亲原本以小买卖营生，日本鬼子打进来后生意中断，被迫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听说我父亲在一次仓库弹药爆炸事故中不幸丧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连尸首都没通知我们亲人去认领。当时我还小，对于父亲没留下什么印象，但至今每每想起，我都泪如泉涌，不知父亲身首何处？这是我一生中，心底永远的痛。所以，我的童年是灰色的、苦涩的，也是最害怕提起的。

　　作者简介：卢文春，军休干部，重庆市九龙坡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第一届、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重庆市第四届、第五届基层文艺评论骨干培训班学员，四川省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青年评论人才培训班学员，两次协助总队主笔完成“5﹒12”汶川和“4﹒20”芦山大地震四川消防部队抗震救灾报告文学撰写任务，多篇文章获奖，部队6次立功，出书一部。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12-09 09: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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