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科学方法
2025-12-11 14:58:23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李业伟  点击：  复制链接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毛泽东运用和推广科学方法的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领导方法进入党的文件，还是第一次。

　　一、认识论

　　（一）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坚持调查研究，熟悉基本情况，才能有效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抗战。提出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对于负担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抗日战争时期，必须走群众路线，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1941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1945年4月，他又指出，党和政府“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都是联系群众的，他例举了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按照党中央、毛泽东部署，落实经济政策，开展经济斗争，在深入发动群众基础上，新四军成立了农村经济工作调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主任，对驻地民众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以宣纸为核心的泾县造纸业几乎停工，纸工流离失所，调查委员会撰写了调研文章，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了泾县宣纸盛衰变化及纸工生活困难的原因，开展了扶持宣纸生产工作，在茂林设立泾太事务所，办起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新四军军部提供资金，军地干部筹办，共有50多个，合作社达40多个，年产量达到40多吨，还扶持小业主搞好宣纸生产，中华民族瑰宝得到延续和传承。杨云翠：《新四军与宣纸的机缘佳话》，《党史纵览》2025年，第1期。

　　（二）运用因果关系。只有分析因果关系，才能说理透彻、论证严密，得出科学结论。毛泽东把因果性同时看作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日的长期性，即持久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经济技术落后、社会制度腐败是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的两大原因，为此，毛泽东提出，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要有正确的军事手段，还要依靠政治上、社会制度上的民主进步，这后一方面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如何抗战的根本区别。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工业没有发展起来，“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

　　抗战初期党内外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作用，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看待游击战，是基于“中国是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时代”，由此，“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9]由于这些原因，又提出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以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需要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需要培养干部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力量，“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孟子说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战的一个特点即进步性、正义性，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号召发扬浩然之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三）实事求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真理。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抗战前途“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摩擦倾向错综曲折，不是直线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第102页。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毛泽东着眼于创造转化条件、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减杀敌人的有效形式、尽可能的歼灭战是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毛泽东着眼于战争发展过程中诸要素此消彼长的变化，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15]他预见中日之间呈现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预见持久战划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还自信地表示，“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国家，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16][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页。积小胜为大胜，以土地换时间，积蓄革命力量，消灭敌人力量，把游击战造成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进步力量在共产党正确的政策策略中逐步生长，积以时日，积蓄力量，当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计日程功之时。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据统计，共抗击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26][26]转引自宋清渭：《中国共产党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求是》杂志2015年，第11期。

　　（四）推广典型经验。毛泽东重视先进典型经验的指导作用，密切关注抗日战争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可贵的经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他提出，中国缺少独立和民主两样东西，为此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全国的一个样本，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晋察冀边区是我们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自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毛泽东推介了聂荣臻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指出“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肯定了晋察冀的经验，认为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指示“晋西北新政权的各种政策仿效晋察冀边区”。1938年2月28日毛泽东还表示，抗战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大兵团，聂荣臻军区便是好例。”六届六中大会主席团致电嘉奖，“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华北抗战中已经成为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任务，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页，第345页。肯定五台山的抗战经验，1938年1月赠言陕北公学毕业学员，号召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去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毛泽东总结“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红军是靠山地游击战起家的，游击战争是拿手好戏，但在平原地区利于装备精良的日军机械化作战和增援，指战员对如何进行游击战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各师先后派出部队进入平原地区，晋西北120师派出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了绥南、绥西、晋察冀边区派出宋时轮、邓华总队进入冀东。129师派出东进纵队、骑兵团和769师等部进入南宫，开辟了冀南。115师与129师各一部进入宁康、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根据地。《毛泽东人生记事》（上），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682页。1938年4月5日，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由70多人发展到1200人、800枝枪。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给毛泽东极大触动。在新四军先遣支队出发不久，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复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智慧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在毛泽东重视下，新四军借鉴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经验，我军游击战由山地向平原地区拓展。毛泽东提出，对统一战线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1940年12月17日，对统战方针与统战工作,“告新四军各部，使他们都照样办”。还注意的反面教训，加强警示教育。就八路军129师第771团被日军袭击一事，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小胜利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他建议“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延安还鼓励农业生产，表彰劳模例如吴满有，形成了重视经济、重视劳动的良好氛围。

　　二、坚持统筹兼顾

　　（一）坚持系统思维。开展了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向前推进。倡导学习的全面性，“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不研究自然科学，“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毛泽东不仅是军事，也是政治、文化。正如朱德指出的，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军事作战上的协力，“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37]《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注重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遵照毛泽东指示，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华中增援，先后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直逼韩德勤的后方，有利策应了新四军在黄桥的正面作战，完成了协同新四军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344旅南下支援彭雪枫部，华中新四军连续两次整编，迎击日伪顽进攻，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壮大了力量，逐步成为一支铁军。

　　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把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随着抗日战争进程，正确处理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做好统战工作，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者，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对国民党右派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又联合又斗争”，他总结1927年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反共高潮时期，强调斗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对国民党顽固派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该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办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而王明右倾错误执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味迁就国民党。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执行这一错误路线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强调斗争，要求依靠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制止投降与反共，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体现了娴熟的斗争艺术。1940年4月12日对蒋介石推动地方实力派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应该采取的方针问题，指出当地方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进行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仍求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策彻底消灭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军进攻时采取上述方针。第187页。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对蒋斗争策略，“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同顽固派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还指示做好部队整训。把整训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方法，“尽可能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保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发事变。年谱，第227页。指示苏北各部整编为两个纵队，”加紧整训一个月至两个月，充分准备一切对付蒋、桂两军之进攻“。第247页。1940年12月23日指示“华中新四军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国民精神总动员，动员一切力量，支持倡议抗战。迅速建立与巩固在中共领导下的河北的统一军事行政系统。从全局看待问题，分析战局，鼓舞士气。广州、武汉失守，“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善于用人，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调动积极性。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

　　（二）坚持重点论。抓住重点，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灭种亡国的最危险时候，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将为次要矛盾。为此，毛泽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居于中日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的力量逐步增长，日本的力量逐步削减。第三阶段，中国转化为战略进攻的一方，日本转化为战略防御的一方。中国转化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最终被打败。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做好抗日力量的积累和敌我优势转化工作。否则“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三）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938年陕甘宁边区接收了上海利用五金厂业主兼经理沈鸿的机器、物资和职工，在安塞县发展机器工业。产业工人只有700多个。到1942年发展到4000个，1944年12000个。毛泽东称赞“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认识到“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产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预见“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地增加”，号召“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第146页。1945年4月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党的24年历史，头一个时期5万多党员到第二个时期30多万党员，直到抗日战争时期120多万党员。“革命的力量之所以蓬勃发展，在于革命的种子撒播在乡村和城市并生根发芽”。毛泽东把传播种子的共产党员比喻成为满天飞的麻雀：这个到处飞的小麻雀“集合起来又九十一万”，可以变成鹏鸟，和人民之中，“准备发展到300万，500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三、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

　　（一）善于学习。毛泽东重视在校学习，也重视社会学习，提出既要学有字之书，也要学习无字之书，认为学校之外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为新中华报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前提下应该成为运动。他号召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毛泽东重视下，又毛泽东任中央学习组组长，沿岸及地方页成立高级学习组，自上而下开展学习整风。延安建立了红军大学，规定了学期、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育办法及组织机构。各地一边学习，一边战斗。通过整风，达到了全党思想的空前团结。

　　（二）善于总结经验。随着日寇入侵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一致，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运用古今中外，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总结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主观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38年8月2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这早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总结十八年艰苦奋斗得来的法宝、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四个字“游击战争”。

　　总结国内战争经验，存在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具有空前的广大性和长期性。

　　总结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在中国革命中，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一贯重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群众力量。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为此提出有所警惕，“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反对政治上的软弱性，增强自己的力量，斗争必不可少，防止蒋介石的动摇，才能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借鉴传统文化。毛泽东善于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毛泽东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指导抗战。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分析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中，“日本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其战略进攻接近了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来的象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毛泽东大力提倡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态度，利用反面例子，被孔子称为朽木不可雕也的懒惰学生宰予，提醒同志们加强学习。用孔子中庸思想反对关门主义“左”的倾向，也反对放弃独立自主的右的倾向，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孔子和而不同，过犹不及，指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表示反对“过”与“不及”，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统一是基本原则，同时强调斗争，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借鉴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进行必要的让步，“有不为”，“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部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没有红军的改编，红军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页？“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而对其他问题谨慎让步。1940年4月，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再让一步，但对庞炳勋进驻这两县坚持拒绝。“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央派的政治影响”，等等，体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治智慧。

　　结语

　　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建立在客观事物的规律认识基础上的，是与党的科学理论密切联系着的。方法对头，事半功倍。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年谱，第251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科学方法，对指导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抗战、汇聚社会各方力量、驾驭错综复杂矛盾、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科学方法论作用。

　　（作者：中共安徽省怀远县委党校 李业伟）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12-11 1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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