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补生 | 黄埔摩崖——古阳洞旁题记考
2026-04-16 09:17:08 来源：单补生 点击： 复制链接
古阳洞位于洛阳龙门石窟西山南段中部，始凿于公元493年，系北魏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开凿的功德窟。该窟是龙门石窟中年代最早、内容最丰富且造像题记最为集中的洞窟，洞窟高11米，宽7米，深13米，内壁与窟顶布满佛龛，龛楣、背光等处雕刻精美繁复，所呈现的礼佛场景、建筑形制与装饰纹样变化丰富，充分展现出北魏时期高超的绘画与雕刻技艺。古阳洞内现存碑刻题记近千品，为中国石窟中保存造像铭文数量之最；享誉海内外的魏碑书法代表作“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出自此洞；这些碑文字形端正挺拔，气势刚健质朴，结体与用笔介于隶楷之间，堪称魏碑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中唯一的阳刻魏碑《始平公造像记》亦藏于此窟，故古阳洞素有“书法之窟”的美誉。
清代学者康有为在对“龙门二十品”进行深入研究后，曾以“十美”概括其艺术特征：“一、魄力雄强，二、气势浑穆，三、笔法跳越，四、点画峻厚，五、意态奇逸，六、精神飞动，七，兴趣酣足，八、骨法洞达，九、结构天成，十、血肉丰美。”之评价，民国元老书法家于右任亦曾以“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之句闻名于世，足见“龙门二十品”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
李根源题记
民国时期，军政显要、文人墨客纷至洛阳龙门石窟，或临窟吟咏，明志抒怀；或挥毫题壁，刻石留痕；足迹所至，文墨存焉！
古阳洞旁存民国元老李根源摩崖题刻一处，文曰：“民国廿一年春，偕金天羽来游，李根源题记，子斋纲侍。”其字笔力遒劲，气韵沉厚，深得碑学法乳，可见书艺之精。此题记既铭刻了李根源与吴中名士金天羽同游访古之轶事，亦成为二人实地稽考金石遗迹的珍贵见证。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轨道，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其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序幕。同年12月，国民政府筹备将于次年2月1日在南京召开国难会议。然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再启战端，突袭上海闸北，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鼎率领将士奋起抵抗，予敌迎头痛击。第一次淞沪战事持续至3月3日，双方宣告停战。直至4月7日，国民政府方得以在洛阳行都正式召开国难会议；除政府军政首脑外，亦邀请全国各界具有学识、经验与声望之人士参与，如李根源、金天羽等。
李根源（1879—1965）近代著名革命家、历史学家，字印泉，号曲石，云南腾冲人。其出身军人世家，早年入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曾任任云南讲武堂总办、陕西省长、航空督办、农商总长等职。1923年后辞职隐居于苏州，专心于史籍和金石的购藏，收书多留心地方文献，尤嗜好金石，从政从军之余，“唯以搜罗古籍珍本金石碑文为乐”，曾到江南搜集碑刻356种，为此写有《吴郡西山访古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与1937年八一三战役期间，其两度投身抗日救亡后援工作，亲自参与安葬抗战阵亡将士，披麻执绋，临穴祭奠，并赋诗以寄哀思，《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诗云：“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
金天羽乃国学大师金松岑(1874--1947),原名懋基,又名天翮、天羽,号壮游、鹤望,自署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同里镇人。中日甲午战争后，与陈去病组织雪耻学会；后参加中国教育会，与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昌言革命。曾翻译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书籍,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吴江教育局局长、江苏水利局局长等职；长期寓居苏州，授徒讲学，晚年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天放楼诗集》、《天放楼文言》、《词林撷隽》等。
国难会议在洛阳西工广寒宫举行，一时人物荟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全国上下，也对这一重要会议，引领瞩目，渴望能制定出一个救亡图存的宏伟方案。会议开始时，李根源发言：“鉴于被邀请的上海代表张耀曾，沈钧儒，黄炎培等知名人士70余人没有到会，所以建议等待沪上代表到洛阳后再开会，以示‘举国上下共赴国难’,‘不打倒日本侵略者决不罢体’的决心”。但主持会议的汪精卫根本没有延揽群英，共赴国难的诚意，李根源发言尚未结束，就遭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及其党羽的嗤笑，嘘叫，李愤而退席。会后，李根源便“偕金天羽来游”龙门石窟，其时李根源之三子希纲方就读中学，亦随侍在侧，即文曰“子斋纲侍”者是也！
李希纲（1916—2002），别号邵宋，云南腾冲人，出生于日本东京。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后毕业于黄埔13期步兵科。自1939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队长、营长、团长及参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随远征军入缅作战，曾参与东瓜战役、野人山战役，后回国又参加滇西松山会战，历役中两度负伤。伤愈先后获准入陆军大学第20期及特别班第8期深造，皆因故未能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
李根源与金天羽同游洛阳龙门石窟，见佛像庄严宏伟，气势恢宏，不禁心驰神往。李根源即兴挥毫，题字留迹，并特嘱石匠镌刻于古阳洞旁，其意蕴悠远，令人回味。金天羽亦逸兴遄飞，吟诗一首《龙门观佛像》：
（一）我观河洛民。严居师太古。讵知龙门棲古佛。依然凿壁开洞府。庄严好相三十二。一佛二佛乃至万累恒河数。高躯十仞细半指。有如孙曾序位参鼻祖。金刚魔王大阿罗汉眷属森森备。撑天拄地斜伸一足穿庭庑。
（二）宾阳三洞雕锼伟丽非人力。想见云冈祖本腕力强如弩。淸伊汤汤转山峡。不见渔舟漾轻艣。伊南比户苦防盗。佛力何由鎭豺虎。江南已过清明节。踯躅满山红艳吐。婵娟少女髪被项。伊川祭野今重观。
（三）村店馎饦杂葱薤。忍饥还当噉尘土。故知文物异今昔。招提奉先兀兀存败堵。且走香山远回眺。斜阳芳草寂历晚当户。
此诗以龙门石窟为经纬，将古代艺术辉煌与近代社会凋敝并置，既赞颂了中华石刻艺术的鬼斧神工，更深刻揭露了民国初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现实。诗中“佛力何由镇豺虎”一句尤为犀利，表达了宗教艺术在苦难现实前的无力，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与历史反思。
李根源一行自苏州启程前往洛阳，途经南京稍作歇留。其间，曾至铁汤池丁家花园（前清两淮盐运使丁乃扬宅邸，已购归国民政府财政部），观赏十株海棠繁花怒放；他们于太平门外赏桃花，至灵谷寺观无梁殿与志公塔。又至郊外游览数座奇崛秀峰，清景异致，引人入胜。时有财政部戴亮吉、陆赓南两位科长陪同，相聚饮宴，颇生感慨，遂金天羽赋诗以记。继而渡江北行，经山东境内，登临泰山普照寺，拜访在此读书的抗日将领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得知李根源突然来访，倒履相迎，执礼甚恭。李根源笑言：“昔日我任农商总长时，适逢植树节，曾计划在京郊插种柏、槐、榆等树苗20万株，并于天坛植树数千。当时派人请您调拨一旅兵力协助种树，您慨然应允。树苗栽下后，连逢甘霖，成活甚高。想来今日已郁郁葱葱，蔚然成林，其中也有您一份‘甘棠遗爱’啊！”临别下山之际，春寒袭人；冯将军见16岁的李希纲衣着单薄，便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土布面羊皮大氅相送，并嘱咐道：“这件皮大氅，你就穿着御寒，留个纪念吧！”随后，一行人离开泰山前往开封，游览大梁夷门古迹，继而抵达洛阳。归程则由洛阳至白马寺，谒摄摩腾、竺法兰墓，最终游镇江焦山碑林后，返回苏州家中。
据记载，1932年秋，金天翮、陈衍、李根源、张一麐等人在苏州筹备创立国学会，并邀请章太炎赴苏州讲学。章太炎欣然应约，在苏期间不仅收李根源的第五子希泌为关门弟子，并为李希泌书斋题名“健行斋”（即‘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意）；还参与了由金天翮、李根源、陈衍等学者共同发起的国学会活动。国学会的实际主持者为金松岑（1876-1947），他与章太炎（1869-1936）、李根源（1879-1965）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以章为长，金次之，李居末。三人曾于苏州中学合影留念，章太炎亲题“岁寒三友”四字。历史表明，在那国难深重的岁月里，这三位前辈恰似傲霜凌雪的松、竹、梅，其品格与气节，至今令人敬仰。
1950年6月，李根源被中央人民政府特邀来北京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到天坛看见当年种下的树苗多已成材，喜赋五言绝句：“京郊昔种树，选苗廿万株。长养三十载，成材有几多。”
张昭麟题记
1933年至1937年间，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师生常于假日游访龙门。他们临伊水而揽山色，入石窟而瞻胜景，摩崖读碑，目醉神驰。或即兴吟咏，裁诗寄怀；或摄影存念，驻影留踪。更有人择石题字，凿痕寄意，使刀笔与千年佛光相映，为动荡岁月添一页清游注脚。教官张昭麟、鲁元等人，皆曾以诗为记。
张昭麟（1898—？），字圣知，云南剑川人，白族。早年师从李根源，1922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政治系，1924年毕业获博士学位。1929年起，历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少校政治教官、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中校政治教官、洛阳分校上校政治总教官，其间编著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39年任中央军校第五分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后曾任中央训练团训育干事、贵州省行政督察团团长、黔西县长等职。1945年先后任湖北《武汉日报》主笔、《宜昌日报》社长。抗战胜利后，于废墟中偶遇作家谢冰莹，即兴口占一绝相赠：“胆识才华绝世夸，支身一剑走天涯。请看日寇投降后，东下几人是作家。”1948年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同年出版诗集《海天楼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续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张昭麟擅作对联，多题于剑川名胜，如石宝山联“千盘鸟道衣边月，万壑松声脚底风”、石钟寺联“春暖蜂输蜜，秋晴鸠课雏”等。
鲁元（1907—2000），原名荫宗，字子真，云南剑川人，白族。出身将门，性至孝而怀远志，幼习兵书，通十家韬略。1925年考入省城民治学院，1927年出滇赴苏州，经世伯李根源荐入国学研习所，师从章太炎。1928年4月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曾作诗自勉：“愧度浮生又一秋。低徊祇自徒搔头。韶华似箭来难再。岁月如川去不留。安得黄公几卷授。潛将孙子数篇求。男儿欲遂生平志。铁马金戈护五洲。”李根源亦赠联勖勉：“近知近仁近勇，立德立言立功。”1929年5月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参谋长、军长；曾于洛阳分校任兵器教官、大队长等职；官至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九岭会战、第二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常德收复、长衡会战、浙江追击、赣江截击等战役，屡建战功，后参与指导华中受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省政府参事。
张、鲁二人在洛阳军校执教期间，同乡异地，志趣相投，亲如手足，常共论诗道。鲁元曾作《赋呈圣知兄》以述交往：
“一日两三见。不见辄相思。此情岂君我。诸侄亦同之。相思何所事。悠然不自知。但觉不见面。此心如有遗。见亦了无事。笑语古人诗。时或话乡话。娓娓有余辞。日日复日日。日日总如斯。人生见面难。安不惜良时。”诗以白描笔法，于日常琐细中见君子淡交之深致，语言简净而情味绵长。
1936年3月3日，二人同游龙门石窟，赏观二十品，见古阳洞旁李根源题记，感怀乡亲情谊，各有诗作。
张昭麟作《书龙门石壁》：“石上犹存斧凿痕，中原凭眺几黄昏。九朝不变青山色，一剑难招故国魂。任佐飒来光日月，英雄尽去冷乾坤。不须更作兴亡感，四大由来佛最尊。岁在丙子滇南张昭麟题”
诗由石窟古迹起兴，融历史沧桑、家国忧思与佛理感悟于一体，末句以释家观照寻求超脱，折射出抗战前夕知识分子复杂心绪。
鲁元作《攀蹑龙门集石门铭字成句》：“无边春色在山中。扪葛攀萝鸟道通。转地回天怀禹绩。一门永控九州龙。”
此诗系攀行龙门时，集北魏《石门铭》字而成，古拙凝练，兼具金石气韵与人文情怀；时值抗战前夕，借颂大禹之功，暗寓守土卫国之志，寄托山河一统之愿。（注：《石门铭》为北魏摩崖石刻，记述石门开通之事。集字成诗乃文人雅趣，此作借古铭文字，既契登山实景，又融历史文脉，可见才思。）
不久，张昭麟便请石匠将《书龙门石壁》镌刻于李根源题记之侧，留存至今。
1937年秋，日寇进犯日亟，中原告急。洛阳分校奉命西迁汉中，鲁元率十四期四总队第二大队学生自洛阳移驻汉中。途中感怀而作《奉命率军十四期学生由洛移汉中口号》：“恨无斩敌头三万，策马西行路八千。壮烈肝肠痛欲断，捐躯何日许我先。”行经陕西褒斜道石门时，复题《题石门摩岩》：“充宇碑板何足数，摩挲岩曲意飞舞。雄浑奇逸酣天韻，千载石门媲石鼓。”句意：1.寻常碑刻何其多，何足挂齿？唯有亲手抚摩这山岩间的文字，方能感受其神采飞扬，令人心驰神往。2.这石刻雄浑奇逸，尽得天地自然的韵律；千年以来，石门摩崖足以与珍贵的石鼓文并驾齐驱。
此诗被镌刻于石门洞壁摩崖之上，与龙门古阳洞旁李根源、张昭麟题记遥遥相对，彼此守望。
1940年，鲁元作《九天一草庐》：“九天一草庐，朝耕夕读书。葆真长抱朴，浑然太元初。”诗中“九天”喻高远澄明之境，或指云霄，亦象征超然物外的精神世界；“一草庐”则谓简朴茅屋，寓意清素生活。全诗描绘出一幅隐逸修身之景：居于高远清静之地，耕读自足，在劳作与诗书中持守本真，渐臻与天地合一之境。诗作融汇道家“返璞归真”之思，倡导超脱世务，回归自然本心，追求心灵的自由与真淳。
1941年，鲁元汇集1924年以来所作诗文，刊成《九天一草庐诗稿》初版，其后屡经再版，以飨同好。是书先后由李根源、于右任题签，张昭麟、于右任作序。于右任在序中赞曰：“雄文大句，抒发忠爱，其充塞之情，醇朴之气，殆受诸天者厚实。”这句话是在高度赞扬作者的文才与人格，认为其作品中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和质朴深厚的风格，并非全靠后天学习所得，而是源于先天丰厚的天赋禀性。
金石三老藏墓志
民国元老张钫（1886—1966）字伯英，号友石。河南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人；中国同盟会会员。1930年前后，先后任河南省交通厅长，民政厅长，省主席兼二十路军总指挥等职务，其间他注意到吴佩孚驻军洛阳时大兴土木，加上陇海线途经北邙山的施工，许多古墓被发掘，墓志石刻因笨重而不为藏家所重，多遭遗弃，乃发愿加以收藏。他饬令部下凡得见墓志即上报登记，上交司令部，然后运往老家新安铁门镇。据说一段时间里挂着二十路军军用物资旗帜而装载石刻的军车，曾络绎于洛阳至新安之间。他又委托洛阳碑贾郭玉堂代为收购（郭玉堂<1888—1957>，字翰臣，居号十石经斋，铺号墨景堂，河南孟津县刘坡村人。曾受聘为北平图书馆名誉调查员，故宫博物院考古采访员。近代洛阳著名金石学者和拓片收藏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河南省文管会，省文史馆工作，著《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等）。当时洛阳所出土石刻，大半为张钫所得。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陕西三原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得知张钫的雅好，两人又是莫逆之交，遂与之相商，确定北魏墓志归于收购。1932年4月，谙熟古代墓葬文化的李根源知道后，便于赴洛阳出席会议期间，到近郊北邙参观正在发掘的唐代墓葬群，看到出土唐代墓志甚多，也托张钫代为收购（李张二人有金兰之契）。于右任耗资四千银圆，得北魏墓志逾百方，后捐西安碑林博物馆，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因题作《鸳鸯七志斋藏石》，印出目录。李根源以两千银圆收购了九十三方唐代墓志，志石大小不一，小者一人可举，大者须壮夫四人才能扛起来，总重量达数十吨。遂请杨杰帮助（杨杰，1889—1949，字耿光，白族，云南大理人；曾任洛阳行营主任，中国军事理论家），租赁车皮一节，运抵苏州，筑起“曲石精庐藏九十三唐志室”藏之。凡唐墓志九十三方，数量不多，但颇有精品，尤以《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墓志铭》（又称王之涣墓志）轰动金石界。
李根源特邀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其“曲石精庐藏九十三唐志室”题写匾额，并呈上《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墓志铭》拓本请其鉴别。章太炎览后大为惊喜，断定此即唐代大诗人王之涣之墓志，欣然为之题跋。跋文中写道：“印泉（李根源字）在洛得唐人墓志九十三石。此王之涣一石，称其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在乎人口，是即盛唐诗人王之涣无疑。其诗迄今只存六首，而黄河远上一绝，使伶官竞拜，至今皆以为绝句之最。诵其诗而不悉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详本末，真大快也。昔人以唐书无韦应物传为恨，然韦之仕宦踪迹具存于诗；若王为文安县尉，及其平生高节，非此石孰为传之?明清间编唐诗者，谓之涣有兄之咸、之贲，按此石称弟永宁主簿之咸，则称曰兄者，误也。”译文：“印泉（李根源字)在洛阳收集到九十三块唐代墓志。其中这块王之涣的墓志，提到他的诗歌《从军行》《出塞》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可断定这正是盛唐诗人王之涣无疑。他的诗流传至今仅存六首，而《凉州词》（黄河远上）一绝，曾令乐官争相拜服，至今仍被推为绝句巅峰。过去我们吟诵他的诗却不了解他的生平，得到这块墓志才知晓其完整经历，实在是一大快事。从前有人因《唐书》未为韦应物立传而遗憾，但韦应物的仕宦经历尚存于诗中；至于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及其一生高尚节操，若无此墓志，又有谁能传之后世？明清时期编纂《全唐诗》者，称王之涣有兄长王之咸、王之贲，而此墓志记载其弟为永宁县主簿王之咸，可见称‘兄’之说实为谬误。”此后，李希泌所撰《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王之涣墓志介绍》二文，亦可互为参证。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苏州城前夕，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墓志，李根源连夜将这批墓志运到了小王山，沉到山下关帝庙前的水池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根源将这批唐代墓志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大部分被南京博物院收藏，而异常珍贵的王之涣墓志则运至北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张钫则在私邸西“蜇庐”（康有为题）花园内营建金石陈列室，共有一走廊，三天井，十五孔拱式砖窑。珍藏自西晋、魏以来历代墓志石刻一千四百余件，其中尤以唐志最为丰富，多达一千一百余件，故名“千唐志斋”，由国学大师章太炎用古箓为之题额，尾部缀有跋语：“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千唐志斋壁间嵌有李根源书赠张钫石刻对联一幅：“大翼垂天九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
陈列室中还展有张钫之父张子温（1863—1921）的墓志，该墓志由志盖与志身两部分组成。其铭文由余杭章炳麟撰文，三原于右任书丹，安吉吴昌硕篆盖，因而享有“近代三绝”之誉。章炳麟所撰志文古朴典雅、言简意赅；于右任书法植根魏碑，结字沉稳而奇姿内蕴；吴昌硕篆刻的“新安张君子温墓志铭”九字，则气韵高古、笔力苍浑。可惜此碑原未随葬，而是置于园林之中，后因迁动不慎，横向断裂。至1934年，为弥补前憾，遂重刻一石，与原碑并肩嵌于壁上，二者遂得并展于今。
历经世事巨变，三位民国元老所珍藏的金石文物最终皆归国家所有。于右任将其毕生所藏碑刻悉数捐予西安碑林，李根源将所藏尽赠公立博物馆，张钫亦将故居与藏石全部捐献国家，即今日闻名遐迩的千唐志斋博物馆。三位前辈在动荡岁月中为守护国之瑰宝所倾注的心力，应当被世人永远铭记。他们的珍藏已影印出版，广受学界珍视。今日凡研治隋唐文史者，若不知西安碑林、千唐志斋与曲石精庐，则难以称其入门。
周总理拒收拓片
拓片是通过拓印技艺，将碑刻、青铜器等文物表面的文字、纹饰，移拓于宣纸上的传统工艺制品。制作时多以墨或朱砂为颜料，历经润纸、覆贴、捶拓等工序，成品常用于保存甲骨、碑铭等文物内容。作为集金石、考古与美术于一体的独特艺术形式，拓片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重要传统技艺之一。
以《龙门二十品》拓片为例（传统多为墨拓，在收藏界亦称作“黑老虎”），它在书法史与金石学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原始资料价值。其字体呈现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鲜明痕迹，为研究汉字书体演变提供了珍贵实物样本。如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所藏原石拓片，因字口清晰，历史信息可靠，被视为该领域收藏的标杆。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刊行，成为碑学普及的重要推手。该书先后重印18次，风行一时。康有为将《龙门二十品》书法尊为“龙门体”，提出“魏碑十美”“尊魏卑唐”等主张，极大提升了北魏书法的地位，也直接带动了《龙门二十品》拓片的市场需求。自此，拓片逐渐进入寻常藏家视野，成为碑帖收藏中最受瞩目的品类之一。其价格亦持续走高：例如，1973年一套《龙门二十品》拓片售价为500元，至2025年拍卖会上，同类拓片成交已以突破万元。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龙门石窟。见景区售有《龙门二十品》拓片，周总理驻足细观，甚为喜爱，询价后得知需500元；他询问随行人员是否带足费用，众人凑钱仍不足数；秘书建议由北京汇款后请对方邮寄，周总理当即制止：“不可如此，这样他们就不肯收钱了。”一旁的地方领导见状，欲提出赠送一套，周总理神色顿时严肃：“怎么能这样！国家财产岂可随便送人？”他最终因费用未凑齐而惋惜离去，未取拓片。于周总理而言，个人爱好属私事，若以公款支付，则关乎以权谋私，是为原则问题。此事后被载入《洛阳市志》，成为历代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一面明镜。
周恩来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将军讲述：“我是个外行人，当时不懂得这拓片的历史价值，认为是拓片，又不是真品，还这么贵，总理的一个月工资都买不了一套呢!
回到北京的几天后，我们收到了由河南寄来的一套魏碑拓片，秘书把它摆在总理办公室。我把它展开在办公室的长桌上，总理仍然饶有兴味地看着，问：怎么来的?给钱了吗?我说，总理如果收下，我们就把钱寄过去。总理说，不要了，还是退回去合适。
我们又给邓大姐看了看，大姐也提议退回去好，并说这是我们的一贯作风。”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4-16 09: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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