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
2014-03-19 10:49:01  来源：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岩岩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鉴于湖南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日双方都投入重兵在此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厮杀。从1938年11月日军占领湖南岳阳，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日军对湖南发动了6次大规模的进攻。但顽强不屈的中国军队和湖南人民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凭借着在湖湘大地上流传千年的卓励敢死、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同入侵的日寇展开了坚苦卓绝的斗争。湖南抗日战争中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湖南大地上流传千年的湖湘文化在抗日战争中又赋予了这种民族精神新的内容。

　　一、在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守卫湖南的中国军队英勇抗战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湖南之地归于“南楚”，认为此地“其俗剽轻，易发怒”，所以历史上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这种说法，“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意识，而升华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了。”

　　湖南人这种剽悍勇猛的作风，使得他们的崇军情怀源远流长。在湖南，自古就有“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的说法。杨度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发出如此感慨，他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对湖南人的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军事斗争方面，更是有“无湘不成军”一说。从早期抗击清军的王夫之，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从扎硬寨、打死仗的曾国藩的湘军到在汉阳以一己之力抵挡清军的黄克强，再到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蔡锷，这些湖湘儿女普遍都具有在逆境中求发展、永不言败的坚韧品格。这种不屈不挠、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激励着驻扎在湖南的中国军队和湖南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同样是卓励敢死、奋不顾身，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8年5月9日，在战火尚未烧到三湘大地时，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就在湖南民众抗敌自卫总团成立大会上号召大家以湖南本土名人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为榜样，效仿他们在国家有难时勇于挑起时代的重担报效国家，他说：“我要拿没有一个湖南人不知道的几句流行的话来作结束了，这几句话就是：‘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要中国亡，除非湖南人死！’这一种崇高伟大的自信，就是我们湖南同胞应有的信心。不过这几句话，还是带一点消极的意义。因此，我现在把这几句话改换几个字，提出更积极的要求。”这几句话就是：“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必为普鲁士！若要中国兴，只有湖南人尽起！”张治中的这一番战斗动员，借用了湖湘文化中让湖南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马上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但激发了湖南人民抗日救亡的热忱，还使之树立了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的决心和信心，所以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

　　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及时意识到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过去几十年里丧失殆尽，所以他大声疾呼“民族主义于抗战期间能充分发挥其精神与力量，则此精神与力量，为今日捍御外侮之要素”。“只要本于民族主义，以发扬民族之固有道德，恢复民族之自信力，使此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凝结为一，坚如金石”。蒋介石在当时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及其所发挥的精神力量，其实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除了解决一些军事问题外，蒋介石还再次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同样拿出了湖南人所信奉的曾国藩当年镇压太平军那种在屡败屡战、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仍忍辱负重不断顽强奋发的精神来激励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认为现在抗战所处的形势和当年曾国藩在衡阳练兵时的恶劣环境几乎一样，曾国藩甚至一度兵败自杀未遂，比起湘军，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最起码在“兵力与政治上，则我们现在比当时要超越几十倍还不止”。

　　由于“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而且又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鉴于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湖南所属的第九战区配置了52个步兵师的强大兵力来守卫湖南，这占了国民党全国军队的的四分之一。从1938年11月武汉会战末期的岳阳之战算起，中日双方在湖南战场上又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7次大规模的会战，尤其是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在同一个狭小区域内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拉锯战，这在抗战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会战中，中日双方互有胜负，日军伤亡在20万以上，而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死伤32万余人的惨重代价。

　　在这些会战中，中国军队秉承了湖湘文化中铁血尚武、卓励敢死、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面对占尽优势的日本侵略者，毫不退缩，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捍卫着民族的尊严。在1941年爆发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湖南桂阳人曹克人率领一营兵力守卫湘阴，终因寡不敌众，全营壮烈牺牲。曹克人被日军所俘，宁死不降，他的四肢被残暴无人性的日军用铁钉钉在当地一个祠堂的墙上，剥开胸膛活活钉死，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第三次长沙会中，国民党“第十军保卫长沙与敌激战四昼夜，并无一官一兵逃脱。伤者亦不肯退出火线，争以战死为荣，其他各军、各师亦均怀牺牲决心，争立战功。”所以，中国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高昂士气，也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所取得空前胜利的原因之一。在常德会战期间，当战斗进行到1943年12月1日时，由于日军屡攻不下，除了继续增加兵力外，还不顾国际公约的规定，对中国军队的阵地施放毒气，在这种万分危机的情况下，“我守军与残破碉堡，阵地工事于惨烈斗争之后，复节节同归于尽，而城内外残余之建筑物及碉堡百分之九十五已被毁灭。战至下午十二时左右，我几无立足余地。敌有隙钻隙，有墙登墙，到处流窜。我仅存少数人枪，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的使刀矛或砖石棒。枪声、炮声、冲锋喊杀声，血窟尸岸，厥壮之惨，实为抗战以来所未见。”所以，正是在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常德作为战役的核心，虽被日军占领数日，但中国军队迅速反攻，终将日军逐出赶回原据点。特别是守卫常德的第五十七师，以一师的兵力，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歼敌5000余名，而自己亦以6000壮士的鲜血洒在常德城中，充分表现了中国军队抗御外侮、舍生忘死的民族精神。”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为悲壮的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以一万八千人守卫衡阳，面对前来进犯的十一万日军以战死七千四百人的代价，杀敌四万八千人，这也创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我损失比例的最大值4.6：1。如此战果，是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用40多天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守卫衡阳的中国军队不但没有人临阵脱逃，而且“轻伤官兵痊愈者，或未愈而不妨碍行动者，皆自动归队，参加战斗行列再战者，在千人以上。”在会战进行中，军队的后勤也成了大问题，“至战斗末期，视之作呕的酱菜也吃光了，各单位炊事员在被敌炸弹击毁，及未烧完之民屋中寻找食物，最后连皮鞋皆煮而食之。官兵盐水泡饭习以为常。”尽管主客观困难如此之多，中国军队却依旧顽强地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虽在此种苦不堪言之生活下，并未影响我官兵战斗意志，而且愈苦愈猛，愈战愈勇，令人敬爱。”这种不怕牺牲、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不屈斗争的精神，既是湖南人坚强性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形势最复杂、牺牲最惨烈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如果缺少了这种民族精神是断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湖南的抗日战争更是需要这种以誓死反抗为精髓的民族精神的支撑。所以对于湖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守卫湖南的“中国军队的特点是不怕死，士气高”，“抵抗十分顽强”，“即使是主力已经退却，留下的掩护部队仍然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个人”。

　　二、在民族精神的鼓舞下湖南人民融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在湖南的抗日战争中，除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外，湖南的广大人民也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日杀敌的洪流中去。他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4-03-26 1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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