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学者笔下的延安
2026-07-17 10:03:50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煦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延安也成为全民族的“希望之地”。这一时期，延安接待了一批批的来访者，其中既有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也不乏作家和学者。作家学者们观察延安、体验延安、记录延安，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为我们了解当年的革命圣地，进而探究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和胜利之道，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延安景物

　　造访延安的作家学者，很多早已“心向往之”，但刚到这里时，看到艰苦的生活环境，不少人还是感觉出乎意料。近代以来，陕北地区灾害频生，社会动荡，基本处于荒僻贫困的境地，1937年到访延安的记者俞颂华用“地老天荒水枯石烂”来形容陕北。这时的延安城也是“旧式”的。1944年访问延安的记者赵超构形容“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1939年老舍初到延安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在长诗《剑北篇》里，老舍写到，抵达延安之前，他“期待着人稠影乱，万家灯火，气暖声喧”。但实际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暮色里疏星点点，城里城外一片断瓦颓垣，寂寂的水，默默的山，山腰水畔微绕着流烟！”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对延安实施了多次轰炸，城市受损严重，才造成这“一片断瓦颓垣”的惨景。环境困难，生活艰苦，以至赵超构认为“惯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

　　虽然物质层面的延安很难谈得上有什么“风景”，但社会层面的延安却绝不会令人“失望”。作家们很快就发现，这朴素的小城里社会安定、秩序井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华侨领袖、教育家陈嘉庚1940年访问延安时，曾遇到几个南洋女生，她们在招待所用完晚餐，要走十里路返回学校。陈嘉庚问她们“夜时有无关碍（困难危险）”？回答是“此处风俗甚好，一人原常夜行”。更让作家们印象深刻的，是延安绝无国统区、沦陷区比比皆是的社会陋习与弊病。作家丁玲1937年写下长诗《七月的延安》，称赞延安“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教育家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观察到，这里的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生发出巨大的活力，担负着保家卫国的使命，也预示着新中国的未来。

　　延安气象

　　延安城清朗质朴的社会风貌，透射出延安人奋发昂扬的生活气象。就像诗人艾青写到的，“这里的土地虽不肥沃，也缺乏江南的风光，但是这里……人民生活得很满足，很安宁，仓里有余谷，冬天有棉袄；代替了阴郁愁苦，他们的脸上含着微笑”，抗战中的延安“就像初升的太阳滚动在澄碧的空中”。

　　诗人笔下“灿烂的日子”是奋斗得来的。尽管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延安人绝不向困难低头。他们努力发展生产、从事建设。“如今，怀抱着崇高理想的人们，正在改造这黄土高原。信不信由你，然而这都是现实！”这是1940年茅盾访问延安后发出的感慨。作家陈学昭对此感受更深，她1938年来到延安并长居于此。在报告文学集《延安访问记》中，她赞叹延安“是天天在变，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改良，几天不进城，你就会起一种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觉”。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极为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党中央带领边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学齐上阵，开荒种地，织布纺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你追我赶，掀起劳动的热潮。延安作家吴伯箫曾描绘一场“纺线竞赛”的盛况：“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儿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大生产运动既造就了实际的物质成果，更带来社会气象的深刻变化。茅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有说各种方言的，各种家庭出身的，经过各种社会生活的青年男女，在那里‘开荒’……举起古式的农具，在和那亿万年久的黄土层搏斗”。对干部和学生而言，学习工农，热爱劳动，既是生产建设的需要，更是思想的洗礼——脱去“城市趣味”，做真正的劳动者、真正的革命者。

　　当然，延安人既有艰苦奋斗的豪情，也不乏活泼浪漫的气质。特别是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共同探求真理，追寻理想，更让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情感淋漓，大气磅礴”——这是茅盾对延安人，特别是延安青年的心理描画。他曾记录下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夏夜“歌会”的场景：月明之下，树影婆娑，三五成群消夏夜谈的学生，会突然不谋而合地唱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这激扬的歌声，这热情与浪漫，最终转化为投身抗战的觉悟和力量。曾因目睹延安“断瓦颓垣”而伤感的老舍，很快被延安的歌声感染，写下长诗抒怀：“噢，侵略者的炸弹，有多少力量，几许威严？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一直延到大河两岸！”“多么可怜，轰炸的威风啊，只引起歌声一片：唱着，我们开山，唱着，我们开田，唱着，我们耕田，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歌以抒情，歌以咏志，歌声展现了延安人昂扬蓬勃的气象，更为激发斗志、共御外侮注入了强大力量。

　　延安作风

　　透过延安的风情与气象，作家学者们开始探求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并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内在动因和精神根源。

　　从作家学者们笔下的点滴情景中，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旧邦改建新天地，百度端从大众谋”，这是老同盟会员、诗人钱来苏1943年《重到延安》诗作中的感叹。赵超构也赞赏“延安的行政干部，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威风可以向民众摆架子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依靠群众。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写道：延安街头“黑板的角上有个意见箱，什么人都可以把意见书投入，如果他要向政府说话的时候”。真心向老百姓学习，为老百姓办实事，做百姓的“自己人”，党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当时，“有人恶意地嘲笑共党是‘唯民众论’者”。1938年，记者舒湮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如是答复：“‘民为邦本’这是几千年来我国圣哲的名言，并非共党的新发明。这般嘲笑和轻侮民众力量的论客，实在不屑与之作理论上的争辩，只消饿他三天，看他怎办？无农即无米，无织工即无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呀！”正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奠定了革命事业的坚实根基，更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立场。如吴伯箫所言：从延安走来的共产党人“不是神人，不是异人，也不是敕令自封的英雄豪杰。他们都是从老百姓中间来也还要回到老百姓中间去的平常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更有决心，更大公无私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的疾苦就是他们的疾苦，帮老百姓求得解放，他们也跟着得到解放”。

　　通过深入的观察，作家学者们还感受到了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探索道路的信念和作风。这种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赵超构认为，“延安的政风，第一特点是实事求是，不谈空话，不唱高调，不迷信洋教条”。黄炎培记录下当时毛泽东对他讲的话：“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能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对于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探索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践，赵超构也深有体悟，他在通讯集《延安一月》中写道：“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综合品。”

　　作家学者们更注意到共产党人“检讨的认真与批评的严肃”。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党通过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的影响。赵超构看到，“延安生产、教育工作上的争取群众尊重现实”，“延安干部在生活上的平民化，工作上的认真与学习上的虚心”，共产党人“事有错误必求反省，人有错误立刻批评”，他认为“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是成功的”。延安作风也深深触动了陈嘉庚的心，他在1949年5月所作《〈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追忆道：多年来自己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直到1940年访问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凡此种种，令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当年作家学者们留下的段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延安景物、延安气象和延安作风，给苦难迷茫中的大众带来希望、指明方向。很多国统区的群众，正是通过它们开始了解、亲近中国共产党。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作家学者们的延安记述，既是这种革命激情和历史潮流的真实写照，更是呈给追求光明和进步者的指南，告诉大家——“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7-17 1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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