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事业
2026-07-16 15:19:26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革命斗争需要和边区建设实际，突破层层技术封锁，在军工制造、农林生产、医疗卫生等领域实现突破创新，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服务人民、敢为人先的科技事业发展道路，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回顾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自立自强的历史经验，对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力建设科技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服务大局

　　延安时期，面对边区物资断绝、军民生存艰难的困局，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从民族救亡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关键价值，深刻阐述钻研自然科学、发展边区科技的紧迫性与长远战略意义，在全党上下形成重视科学、依靠科学的统一共识。

　　1939年底，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了“自然科学讨论会”，边区工农业部门和研究院共万余人参加。1940年2月5日，在中央直接倡导和赞助下，边区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自然科学同人大会”，正式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到会讲话，指出边区经济落后但自然科学很有发展前途，从哲学的高度阐明，“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得到自由”。他还强调，“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朱德提出，“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强调科学技术是支撑抗日救国、战后建设的核心力量，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立足边区实际，以科研成果服务抗战大局。陈云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是尊重的。”“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精神来进行自然科学事业。”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共识，为边区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组织管理层面，逐步建成一套组织完善、务实高效的科技管理体系。1938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安设立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全面统筹边区兵工科研、枪械弹药制造、军工人才调配与兵工厂建设，同步设立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光华农场等科研实践平台，完善科技工作全链条布局。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决议、条例、管理办法等制度化文件，全方位规范科技发展各项工作。由此，一套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配合，联合调研、集中攻坚技术难题的运行机制就此初步建立。

　　中国共产党还始终将科技工作服务根据地经济建设大局和革命斗争需要。朱德强调，要“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194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为基础，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自然科学院创办之初，在“要不要办”和“如何办”的问题上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边区经济落后，用不着高深理论，也有人主张办国统区那样的正规大学。徐特立从1940年12月到1942年7月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系列文章，系统阐述办学必要性。1942年，徐特立发动延安自然科学院全院师生大讨论，总学委、中组部、中宣部等25个单位参加。最终意见趋向一致：既要立足当前抗战需要，又要着眼未来建国大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延安时期的科技事业始终沿着服务革命大局的正确方向稳步前行。

　　自力更生

　　全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连一张普通的纸都是“最奢侈的东西”。当时，大至钢铁、棉花、纱布，小至火柴、肥皂，几乎全部依赖输入。在此绝境下，中央确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军民，在“没有枪、没有炮”的困境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之路。

　　军事工业的突破最为典型。为稳定供给军队作战所需武器装备，各根据地克服设备条件落后、生产原料紧缺等诸多难题，根据地军工生产以早期修械所、枪械修理机构为起点，经过持续扩建升级，逐步发展形成一批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兵工厂。1939年4月底，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枪械修造部迁至安塞县郝家岔村。技师刘贵福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设计制造出边区第一支制式步枪。1939年5月1日，这支步枪在延安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获甲等产品奖，毛泽东异常兴奋：“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这个枪使用方便……”因未及命名，人们称其为“无名式马步枪”。1940年8月1日，这款枪改进后被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到1945年共生产8700多支。1940年，晋察冀边区兵工厂创新“缸塔法”土法工艺，自主炼制硫酸，继而加工出硝酸、乙醚、硝化棉，试制成功首批无烟火药。弹壳生产缺少工业铜料，技术人员回收含锌铜钱作为原材料，在1943年秋实现子弹全流程自主制造。

　　化工领域的自力更生同样可歌可泣。延安自然科学院师生为了满足军工生产急需的炸药，自力更生制造硝酸、硫酸、盐酸。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化学专家钱志道与机械专家沈鸿合作，设计制造急需的机器，安装在简陋的木棚里作为试验工厂，自制出三酸，研制出黄色炸药。沈鸿以“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为理念，因陋就简，先后设计制造了各种机器，配备了许多工厂。

　　造纸技术的突破更是边区自力更生的生动写照。美国记者海伦·斯诺1937年春夏之际到延安采访，她在《续西行漫记》中惊叹：“哪怕一张最普通的纸都是最奢侈的东西。”当时，边区机关干部和学校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仅配给5张纸，用纸最紧张时，有些单位用桦树皮记笔记、出墙报，甚至连医生开处方也用桦树皮。1939年，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的青年化学家华寿俊被安排到造纸厂进行技术攻关。华寿俊和其他科技工作者最初尝试多种材料都失败，经过不懈努力，发现马兰草是最理想的造纸原料，实现了重大发明突破。这项发明让陕北随处可见的马兰野草得以充分利用，极大地缓解了边区纸张短缺难题。

　　在能源领域，中央委派陈振夏、胡华钦等干部前往延长县，统筹推进石油生产恢复工作。在修复老旧设备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创新改造，用木质配件替换难以补给的金属零件。当时延长油矿炼油设备处理能力跟不上原油开采规模，大量原油亟待存放，可边区物资封锁严重，铁皮油桶十分珍贵。工作人员与矿区老工人结合民间传统技艺，依靠土法巧思化解储油、炼油等各类生产难题。1938年，延长油厂在边区政府万余元投资下复产后，不仅满足了边区燃料油需求，煤油、石蜡和石墨的供给也大幅提升。

　　集聚人才

　　延安时期，为从根本上破解人才匮乏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大批吸收知识分子”。陈云提出“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解放》周刊、《解放日报》等发表大量社论，提出欢迎科技人才来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抗战建国工作。一大批科技人才冲破重重封锁，不远千里奔赴延安。诗人何其芳记录了1938年初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被称为“延安第一位红色科学家”的高士其是著名细菌学家，在一次科学实验中被细菌感染致残，但他坚定地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要爬到延安去。”经过3个多月跋涉，高士其于1937年11月到达延安。陈康白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工作的化学博士，受老师徐特立影响，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着大量专业书籍和实验器材，从德国直奔延安，他是第一个来延安的理工科博士。刚到延安，陈康白便与高士其等发起成立了延安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据统计，截至1940年，先后来到延安的著名科学家有沈鸿、钱志道、赵一峰、屈伯传、徐驰、聂春荣、吴衡、武可久等人。

　　在自主培养人才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干部教育作为基本途径，先后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延安自然科学院由毛泽东题写校名，李富春、徐特立、李强先后担任院长。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在50余个窑洞、30余间平房的条件下正式开学。学院设物理、化学、生物、地矿4个系。在延安办学近6年，共有500多名毕业生。各类学校坚持边学习边实践，地质系组织学员对陕北煤层进行地质勘探，生物系每年到野外考察收集标本，中国医科大学安排学员到附属医院给群众医伤治病。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技人才的使用，要求充分信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依据每个人的专业特长、技术能力合理分配岗位，让人才各展所长。为便于开展农业科研试验，边区政府建立延安光华农场，选派陈凌风等技术人员参与筹建工作。边区多次组织人员突破封锁引进各类粮菜种子，技术人员在当地推广西红柿、洋葱、球茎甘蓝、葡萄、梨等新品种。1941年，边区财政直接划拨70万元专项经费，边区银行配套发放300万元工业贷款，扶持边区工业发展。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人才政策和充分信任的使用机制，使延安成为“红色科技人才高地”。

　　服务群众

　　延安时期的科技事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科学技术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结合。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亲临会场发表讲话，直白点明自然科学的民生价值，“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号召全体党员主动学习科学、运用科学破解边区生产生活难题。

　　在农业生产领域，光华农场以“配合边区农业经济建设，改良边区农业技术”为目的，开展选育优良品种、改良栽培法、制造牛瘟血清及疫苗等工作。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引入苹果苗木在光华农场试栽。《解放日报》报道：“光华农场试种的西洋苹果已挂果，果肉脆甜，为边区农业革新提供新方向。”科技人员还引进“金皇后”“狼尾谷”等优良品种并系统记录数据。针对各根据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重点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推广改良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等耕作方法。

　　在医药卫生领域，医疗卫生科技工作者深入乡村农户、部队营地，普及防疫知识、创新治疗技术、自制平价药品，解决群众看病难、治病难的问题，守护边区军民生命健康。1938年，八路军制药厂成立。1939年，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成立。1942年，延安药科学校成立。边区还组织了专门的“采药队”发展中医药事业。据1945年统计，各地驻军共计有5个卫生部、6个医院、5个医药学校及训练班、53个卫生所，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为部队提供了1300余名医务人员。

　　在轻工业领域，积极发展满足群众日常需求的产业。1939年成立的新华肥皂厂年产2万条肥皂，到1944年年产量增至62万条。纺织、被服、造纸等工厂相继建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边区军民的真实写照。科技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研制成功制图仪器、实用天平、医用切片机、纺织车等研究仪器。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当时使用的发射机额定功率500瓦，但因用煤气作动力、电压不稳，实际只有300瓦左右。尽管如此，红色电波依然冲破封锁传向全国。

　　与此同时，边区科技工作者通过科普报告会、讲座、医疗队下乡等形式，宣传和普及科学、生活和卫生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培育边区群众的科学思维，让科学技术走进千家万户，营造了学科学、用科学、信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作者：刘亚亚；单位：陕西延安干部学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7-16 15: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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