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平兄弟会上的演说
2026-08-22 10:10:10  来源：《近代史资料》 总114号 供稿：闻黎明 翻译：杜继东  点击：  复制链接

　　胡适在北平兄弟会上的演说

　　(1936年2月17日)　　

　　说明:卢沟桥事变前胡适在中日关系上的“主和避战”主张已为人熟知。这次演说记录为老式打字机打印，并注明“秘密”与“禁止公开发表”。原稿保存于日本YMCA同盟(日本基督教联盟)资料室，后被曾主持北京及上海YMCA的池田鲜先生发现，提供给原樱美林校长清水畏三教授。这是因为胡适在接受清水教授的父亲清水安三先生和母亲清水郁子女士访问时，也表示过与演说内容大致相同的意思(访问记《胡适这样说》由清水郁子执笔，刊登于日本《新教育研究》杂志1936年2月15日号)。2005年7月，清水畏三将此稿交给来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研究员，并希望能在中国发表，以使学界对胡适这一鲜为人知的态度有所了解。

　　我必须承认，20年来我一直是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的和平主义经受了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的考验。1925年它经受了反英运动的考验。它还经受了日本侵略满洲和华北的最初三四年的考验。但是，我也必须要承认，在过去的六至八个月里，我的和平主义逐渐消逝了。可行的选择似乎是起而抗战，舍此别无他途。

　　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与日本开战，也不意味着我相信我们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中国必须战斗吗？”这一问题取决于另外一个问题:“中国能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的途径吗？”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得不到肯定的答案，那么我们将被迫走上开战之路。等待时机的政策，拖延时间，敷衍局面，是一项非常难以遵行的政策。

　　民众是缺乏理性的。在中国掌权的那些人中也没有一个是完全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政治立场、名誉、舆论的压力，情感的压力。这些东西都掺杂其中。所以目前我要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对另外一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案:“中国能够对日达成决定性的和解吗？”

　　首先，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家伟大到足以承担对日和谈的重任，没有一个政治家的才能伟大到足以与日本进行堪称体面的和谈。这是首要的难题。我认识很多管事的人，但我在他们当中没有看到具有那种才能和个性的人。

　　其次，我不认为日本有足以胜任与中国进行能为中国人接受并给我们带来十到十五年和平的和谈的政治人物。那么，和平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和平目标至少应该是给予中国、世界、太平洋和远东地区一个和平时期，以进行内部重建。

　　在我看来，日本人已经在他们所谓的“大陆政策”的方向走得太远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办法、任何奇迹让他们停下脚步或让他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天皇拥有宪法赋予的可以改变政策的特权，但我不相信目前的形势能保证该项特权的使用，因为一直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可能性，那也许会招致反叛。

　　在天皇不使用宪法特权的情况下，只有奇迹能让日本政治家站出来与中国进行能让中国人非常满意的和平谈判。

　　我看不到与日本达成和解的任何可能性。去年夏天，在最潮湿的六月，我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我欣慰地看到，中国对日本做出的那些大让步没有在中国引起任何反叛。那些让步要求从华北撤出高级将领和军队，以及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省党部。这些事情没有引起任何公开的反对就做成了。我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只有强力政府可以接受屈辱的和平，虚弱的政府是经受不住的。这些让步没有引起任何反叛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南京政府的实力。”

　　如果去年六月的这些让步使华北的局势得到真正友好的改善，如果日本人认识到这些让步的重要性，如果日本人要求在这个地区建立一流的文官政府，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到长城以外，如果他们把这个地区变成严格意义上的“非军事区”，如果他们停止继续向长城以南推进，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些事情，就会有和解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做到。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方面的这些让步是虚弱的表现，他们企图利用中央政府表面的虚弱继续向前推进，在这里任用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卑劣的政客和歹人一一这些人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耻辱。他们试图赶走那些我们不太满意但比其继任者好得多的人，例如市长袁良（袁良，字文钦，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33年任北平市市长。）。在他离任前，我对他的评价从来不怎么高。

　　所有这些事情都妨碍现政府进一步考虑和平。如果去年夏天做出的让步切实改善了我国这个地区的形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定会大加赞赏，南京政府的实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削弱。但是现在人们对政府公开提出抗议，因为这些让步一无所获——甚至没有取得让日本停止继续向华北推进这样的最小成果。

　　我把此事当作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绝无可能在那个方向继续走下去了。另外的选择似乎就是战争。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想要战争。我刚从南方回来，我在那里看到了人们情绪的变化和新政府中的人事变化。我注意到一切都在为战争做准备。此事无可怀疑，也不可能停止。每个长眼睛的人都看得见。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年里所做的事情毕竟或多或少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至少在南方的人比四年前对战争更有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作战态势比四年前好得多，当时谁也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国际形势正在好转，虽然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认为非常令人灰心，但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却看到了希望。例如克罗泽将军提到的事实：在英国举行和平投票时，共有一千一百万人投票支持国联，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实行军事制裁。这给予我们新的希望。我去年写了几篇文章指出，国联再次昂首挺胸了。我真的相信国联，而且我认为中国的许多人开始抱有一个新的希望，即世界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认识到让强盗为所欲为的危险性。这种新精神是新形势中的第二个因素。

　　第四，有个阿比西尼亚，有阿比西尼亚正在战斗的这个事实。在麻烦来临之前，很少有中国人听说过阿比西尼亚，他们问:“阿比西尼亚在哪里？”尽管如此，阿比西尼亚正在与意大利作战，而且成功地引起了全世界对她的同情。这个事实鼓舞了许多中国人。难道我们比阿比西尼亚人更加不堪吗？难道我们的装备比他们更差吗？人们在问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当然，很少有人认识到意大利人面临的地理困难与中国情形的差异。要想有相似的局面，得把中国地图倒挂起来，把西藏高原视为沿海地区。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战争总归比和平更容易一些。目前与日本进行和谈，需要远远超过淞沪战役期间十九路军将领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非凡的勇气。

　　蒋介石把战争推迟了四年零两个月，我对他表示钦佩。这么做是非常困难的，我敢肯定一直保持忍耐是极其不易的。与敌开战恐怕要容易得多。尽管不少地区遭到破坏，尽管数百万同胞惨遭屠戮，尽管领土不断沦丧，但只要是为国家好，人民是会谅解的。没有人因上海闸北遭到破坏而责备十九路军的将领们，他们仍然被视为民族英雄。

　　但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成功议和的政治家仍被视为叛徒，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如果你到杭州看到著名的岳飞墓，你会看见跪在墓前的四个铁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与敌人达成了屈辱的和平。七百五十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去年就有一本中国历史教科书被政府查禁，因为该教科书的作者试图为秦桧翻案，为他七百五十年来所受到的谤毁作辩护。南京有两家报纸之间为这本教科书大起争议，引起了政府的注意，遂决定予以查禁。此书引发的讼案仍在审理中，不过该书业经修订，为秦桧辩护的内容被删除了。

　　这些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表明起而战斗比接受屈辱的和平更容易一些。毕竟对日和平必将是屈辱的。人们说:“屈辱的和平总比破坏性的战争好一些。”这是真的，但我们不是理性的动物。甚至于我这个二十年来的和平主义者也认为，如果发生战争，我将全力支持。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8-22 11: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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