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2017-06-28 10:10:45  来源：中报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严峻的根据地经济形势，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方针政策，为实现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综合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经济方针政策，可以总结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极为重视经济建设，将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环节;二是因地制宜，实行了各项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三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对这些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敌后根据地;经济建设;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力量十分悬殊、环境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领导抗日军民与强大的日本侵略军殊死搏斗，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并使之成为支撑中国抗战大局的一个主战场。一位考察过中共抗日历史的美国记者称赞说：“共产党从光秃贫清的山区出发， 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1](P216)支撑中国共产党创造这个令世界震惊的奇迹的因素很多，经济建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战争的基础是经济。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与党大力进行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在战火纷飞的战争环境中，特别重视经济建设，投入很大力量发展生产，用经济奇迹支持抗战，创造军事奇迹。其许多做法和经验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强调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工作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抗战大政方针的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的方针[2](P356)，把经济建设列为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容。随后，党的财税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实施。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判断：“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理由之一，将是财政经济理由。”[3]从1938年12月起，毛泽东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理由，指出：“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怎么办呢?不饿死不解散就得要生产。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应。”[4](P130-131)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讲话中，把“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列为边区1939年施政方针的第一项[5](P103)。为此，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生产运动。毛泽东号召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作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4](P134)，要求必须动员所有可能的力量，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衣食住行等理由，大力发展经济，推动抗战胜利。

　　1940年，针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广泛的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陕甘宁)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6]从此，中共中央把生产列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中心工作。如1941年8月，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7](P370)。1942年12月，他指示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5](P420)毛泽东认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的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两项工作才具有价值，只有把这两项工作做好，才能更好地援助前方的战争，也才能更好地帮助大后方的人民。而在这两项工作中，毛泽东认为经济工作更为重要，因为“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7](P465)。他还特别强调了经济工作的现实作用：“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们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8]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总后方，有着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将经济工作确定为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敌后虽然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但中共中央仍把经济工作列为中心工作之一。1940年 6月，中共中央在给晋西北的指示中就指出：“财政经济理由是晋西北生死理由……现在如不求节省，积蓄人力物力，则将来绝不能持久，然而，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9](P101)在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干部教育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但中共中央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1943年，毛泽东指示全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5](P425)据此，西北高干会确定今后应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把生产和教育作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工作，以发展生产为边区建设的基本任务。与此同时召开的晋绥高干会把“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确定为1943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10](P244)。把经济建设列为整个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党在抗战时期局部执政的显著特点。

　　为了确立经济建设在根据地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中共中央在部署其他工作时，都强调要围绕经济工作而进行，“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生产和教育)而有其作用”[7](P465)。例如在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妇女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11](P163)。

　　党把发展生产、经济建设确定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基于多层重大战略考虑的。第一，经济建设是推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反复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7](P466)。“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存活”[12](P24)。可见，若经济困难不能解决，则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就面对着塌台和失败的危险。因此，经济建设关系着党的存活，关系着根据地的巩固，关系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大局。第二，经济建设是争取和团结人民群众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帮助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做到了这个前提，“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7](P467)。第三，经济建设是实现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1944年，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深刻论述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认为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和旧军事的上层建筑，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才是革命最为根本的目的。如果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不被扫除，生产力和经济就不会有大的发展。因此，“最根本的理由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理由。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12](P108-109)。基于战略考虑，毛泽东为了唤起全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强调了经济建设在各项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关键性作用：“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7](P466)把经济建设、经济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高度，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 实施推动经济建设的若干具体举措

　　为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目的，推动生产，推动经济发展，中共中央相继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

　　1.制定和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主要有：

　　(1)坚决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为适应全国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洛川会议确定“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理由的基本政策。但在一个时期内，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游击战争和政权建设方面，因此，减租减息政策没有认真地实行。针对这些理由，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强调：“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13](P191)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以及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都反复强调要正确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2)实行统一累进税。抗战初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但由于没有明确的衡量贫富程度和确定负担能力的标准，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理由：第一，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搞大户”的现象，引起“大户”对抗日政权的不满，不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有的地方演变成平均摊派，把负担转嫁到贫农、中农身上。针对这些理由，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抗日根据地的税收，“要在有钱出钱的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14](P172)。其后，各根据地相继制定了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办法和细则，使之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财税制度。

　　(3)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私有财产。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私人经济。有鉴于此，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第九次会议决定明确了农民所分土地的所有权，决定指出：“凡农民(就是地主也一样)因自己努力劳动而获得的出产，不论如何的多，苏维埃政府都给以保障，不许别人侵犯一升一斗。”[15]并发给土地权证，准许自由出租买卖或雇工经营，在未经土地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此外，还特别强调要保护私人的工商企业。

　　(4)允许各种投资和正当的经济活动。如鼓励私人开办工商企业，实行自由营业、自由贸易的政策;欢迎外地来投资;欢迎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欢迎海外华侨来根据地兴办实业;在尊重中国主权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根据地进行实业活动。

　　(5)实行精兵简政政策，通过精减人员而减少财政开支，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1941年12月，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要求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五项目标。这样就不仅能减少消费性支出，“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16](P896)。而且能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提高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2.兴修水利。从1938年起，各根据地组织农民群众因地制宜，积极兴修水利，设法增加旱地灌溉面积和水田的数量，以提高农作物产量。陕甘宁边区“1943年共修成水地13647.6亩，可增收细粮13647.6石。晋察冀边区抗战八年间共修旧渠2798条，开新渠3961条，加上挖井、开河、修坝等，使改善了灌溉条件的农田达213万多亩，增产的粮食约在百万石以上”[17](P350)。山东抗日根据地组织掘井、开渠，利用河流筑堤、修闸，采用水车增加灌溉，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1944年“打井13031眼，疏通河流1199里，开渠20条(长63里)，筑堤17处”[17](P350)。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兴修水利，改善种植结构，增加了粮食产量。

　　3.移民垦荒。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分布不均衡，北部的绥德、米脂等县人多地少，南面的延属分区和陇东分区人少地多。针对这种状况，边区政府有计划地移民垦荒，发动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往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开垦。为了鼓励移民垦荒，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优待移民实施办法》和《优待移民垦荒条例》，规定涉及移民理由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负责接待移出、移入移民和难民的安置，移民区域的各级政府要帮助移民解决荒地、粮食、籽种、农具等生产理由，对家庭困难、缺乏迁移费的移民，政府应给予路费、迁移方面的帮助。移民难民开公荒者，享有土地使用权，三年内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地租，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此外，还规定移民在居住、耕地、籽种、贷款、医疗等方面也享有优惠政策，在政治上与边区老户享有同样的权利。移民垦荒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4.组织合作社。194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就强调“发展群众合作事业”，帮助建立群众性的生产与消费的合作社，“利用工业合作社名义，建立群众手工业合作社，吸引工业合作社向晋东南冀察晋及晋西北等地投资”[18](P361)。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农业劳动互助的组织，具体形式有“变工队”、“扎工队”等。经过推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以晋冀鲁豫太行区的8个县的统计为例，“1945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劳力为36万人，到1946年达84万多人。以每县的平均人数来算，1946年组织起来的人数等于1945年的2倍、1944年的4倍半”[19]。

　　5.开展劳动竞赛，表彰劳动英雄。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著名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吴满有发起劳动竞赛的倡议。他们的倡议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肯定，各地群众和边区部队积极响应，由此在全边区掀起了劳动竞赛运动。劳动竞赛极大地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为了表彰先进、推广生产经验，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一百多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党员，为他们颁发了毛泽东、朱德等的亲笔题词及奖金和奖状。1944年年底，又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表彰了四百多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对于劳动英雄，边区政府给予很高的荣誉，如将其名单及对生产的功绩，用口头的，或画报、壁报等方式加以公布与表扬等形式。劳动竞赛运动形成了空前的劳动热潮，劳动模范的示范作用及其对他们的尊崇，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三、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是党在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典型事例，是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8年，驻守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些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对此充分肯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定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3]随之，又有一些部队和机关也开展了农副业生产。

　　1938年年底，抗战相持阶段到来，日军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以更多的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扫荡”，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方针。同时，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针对抗日根据地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生产运动，号召各级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全部工作人员、各部队的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并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专司这项工作。在党中央指示和推动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部队、机关、学校纷纷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并取得显著成效。1939年到1940年，全边区开荒一百七十多万亩，粮食产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缓解了军队口粮的压力。同时，边区工业也取得很大发展，恢复并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为渡过严重困难，朱德倡议屯田军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20](P546)。中共中央采纳了朱德的倡议，大生产运动随之兴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先后开进南泥湾、槐树庄、青泉沟、大风川、葫芦河等地开展大生产。特别是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屯田，先后开荒二十多万亩，使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其他部队通过大生产也在粮食、经费等方面达到了大部分自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也掀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也发展了一些以自给为目标的工商业;农民群众也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将军事斗争和劳动生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时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所需细粮的将近一半产量实现了自给自足;边区其他许多部队的粮食和经费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自给，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其他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1943年，晋绥根据地军队开荒20余万亩，相当于群众开荒总数的1/3，收细粮3万余石，养猪1万余头，养羊1.5万余只，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日食蔬菜0.5-1斤[21](P156);太行区各部队耕种土地10万亩以上，其中开荒地8万亩，总收入1500万元以上[21](P156)，其他日用品不但可以自给，还可外销。山东军区1944年通过大生产，使部队生活得到改善，军区全年的经费自给50%以上。新四军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广泛开展了种地、捕鱼、熬盐、挖药等生产节约运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42年合计种地3000多亩，加上压缩的办公支出等各类费用，共计生产节约达500万元之多[22](P376)。更重要的是，大生产运动通过农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和商业市场的活跃，农业、工业、商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互相推动，共同发展，推动了城乡经济的繁荣，当时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比较活跃，被誉为延安的“列宁格勒”。

　　大生产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不仅仅击破了敌人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形势，为实现抗战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能力，并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延安精神，这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也曾给予极高的赞誉：“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16](P894)

　　综上所述，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第一，战胜了当时面对的严重困难。这是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产生的直接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企图困死共产党;日军企图通过疯狂的“扫荡”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绞杀抗日军民。抗日根据地在环境日益险恶、斗争益趋激烈的形势下，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陕甘宁边区“几个月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23](P506)。其严重程度达到了难以为继、无法维持的地步。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了财政、经济的难关。第二，为敌后抗战的坚持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更大作用是，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党领导抗战的坚强后方和战略基地。首先，经济建设大幅度地发展了根据地的农业，基本解决了抗日军民没有饭吃的理由。在当时，粮食理由是关系敌后军民和抗日根据地的存活的重大理由，是关系和影响抗战全局、涉及抗战成败的焦点。彭德怀曾强调粮食的重要性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24](P543)粮食理由的解决，就解决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大理由，就使党立于不败之地，敌后抗战有了坚实的条件。其次，经济建设使根据地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获得很大发展，丰富了根据地的物资，改善了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条件，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战争、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建设打下了基础。再次，根据地党政军学机关通过生产运动，自创自收，减少了对政府的资金、物资拨付的要求，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以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推动了根据地的和谐。经济建设还检验和锻炼了根据地政府的领导能力，增强了根据地党政军民学人员的劳动观念，在培育形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第三，为党在全国执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是在执政理念方面。例如：在抗日根据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经济建设;必须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政策;将推动生产发展与厉行节约放到同等地位的方针政策等。二是向全党强化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政军内曾存在忽略经济建设、不愿做经济工作的思想观念，存在着经济工作只是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工作的观念。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大批干部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参与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在实践中，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深化了对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经济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三是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工作的干部。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特别注重培养经济工作人才，他号召经济工作干部要加强学习，勇于做“革命商人”[25](P392)。通过长期艰苦、复杂、繁重的经济工作、经济斗争，磨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这些人大部分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领导人和骨干，为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8 1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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