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棉纺织业
2026-04-10 16:54:57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华中抗日根据地棉纺织业的发展，不仅是应对日伪经济封锁、解决军民基本穿衣问题的直接产物，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将经济工作、群众动员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的典范实践。1939年至1945年间，华中根据地棉纺织业走过了从无到有、由点到面、从公营引领到群众性合作蓬勃兴起的历史进程。华中根据地棉纺织业发展，源于当地棉花原料与手工传统优势及打破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需要，也诠释了战争环境下依靠群众发展经济的可行路径。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与资源掠夺，妄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华中地区盛产棉花、粮食，成为敌我经济斗争的焦点。日伪通过“华中振兴公司”等殖民机构，大肆攫取沦陷区的纱厂、蚕丝厂、面粉厂，垄断棉花、蚕丝等原料，企图窒息根据地的经济生命线。在此背景下，解决最基本的军需民用，尤其是穿衣问题，成为抗日根据地能否生存并坚持斗争的关键。1939年3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明确指出，必须研究“在游击战中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特别提到“江南有许多棉花，应研究怎样自纺自织，供给自己的需要”。这一指示，为华中根据地发展棉纺织业指明了方向。

　　打破封锁与立足本土

　　抗日战争期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棉纺织业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一是出于打破日伪经济封锁的现实需要，二是该地区具备棉纺织业基础和客观条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

　　1939年后，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日益加剧，特别是通过“统制棉纱布匹”等手段，严格控制关键物资流通，导致根据地内部布匹价格迅速飙升。这种局面使得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面临极大的困难，许多普通百姓和一线战士陷入困境。“抗日部队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雪花纷飞的严冬季节，仍身着单衣、单裤和草鞋”，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和作战效能。布匹价格上涨不仅使得部队日常经费中服装经费占据极高比例，同时也加剧了农民家庭经济负担，进一步增加了根据地的经济压力。因此，经济封锁不仅是简单的物资短缺问题，更演变为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民生稳定及抗日政权合法性的政治与战略难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为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切实解决广大军民的衣被问题，发展自给自足的纺织工业成为紧迫的战略选择。

　　从客观条件看，棉花作为纺织业的主要原料，其产量与质量直接关系到产业可持续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产区。农业方面，江苏的棉花产量居全国第一，湖北第二；皖中和两湖平原的米粮出产冠绝全国，素有“中国谷仓”之称，中国最大的米市芜湖即位于其间。这为本地纺织业生产提供了稳定且优质的原料来源。工业方面，江浙地区是近代工业重镇，技术积累和产业配套较为成熟，蚕丝、纺织、面粉业的规模均居全国第一，这为华中地区棉纺织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和市场等多方面的辐射与带动。

　　尽管华中地区的主要城市和现代化工厂一度被敌人占据，致使部分工业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但广大农村地区仍保留了棉花种植的潜力和传统手工纺织的技术根基。以鄂豫边区为例，“出产米、麦及棉花之区……碾米、榨油、纺纱、织布等产业，在这个地区也是很发展的”，显示出农村地区在维持传统手工艺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韧性与延续性。1940年12月，黄克诚的报告也指出，苏北地区的主要物产包括盐、棉花、粮食等。这种分散在民间的生产力量，为根据地推行“就地取材”策略、自主发展纺织业奠定了基础。

　　政府主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壮大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指示，要求华中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层面积极采取行动，“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同时特别强调要“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以充分利用外来资本和技术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各地民主政府纷纷积极发展工农业。

　　棉纺织业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由点到面、由公到私、逐步深化的清晰脉络。这一进程以公营纺织工厂的创建与示范为起点，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与技术，培养产业工人，为根据地纺织业奠定了基础。随后，政府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推动合作经济发展，鼓励家庭手工业与集体作坊相结合，有效整合了民间资源与劳动力。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建成了包括公营、合作社营及家庭手工业在内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生产体系，不仅满足了军需民用，也为根据地经济的自给自足与长期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淮南抗日民主政府专项财政拨款与政策扶持下，公营纺织厂率先建立并投入生产，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关键的技术示范与行业引领作用，还切实承担起保障军队物资供应、维护区域经济秩序和稳定市场物价的重要职能。1941年秋，新四军第二师供给部创办了“惠民纺织厂”，该厂在初创阶段仅配备4台毛巾机和6台布机，后因生产成效显著，于次年移交至淮南行政公署统一管理。在政府持续支持下，该厂规模迅速扩张，最终发展至拥有20余台布机、20台毛巾机及150名职工的中型生产企业，其原料主要由公营机构利华商行统一调拨，所产纺织品绝大部分用于满足军需，有力地支持了前线作战。紧随其后，1942年7月成立的新纺织厂进一步创新经营模式，采取公营投资与民间招股集资相结合的合办形式，并成功获得淮南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支持，实现了快速规模化发展。这些公营工厂在生产设备上积极引进当时较为先进的铁木结构织机，通过有限的技术改良和流程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为根据地工业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2年至1945年间，群众性纺织运动在各根据地蓬勃兴起，成为解决军民布匹供应短缺问题的重要举措。面对根据地庞大且持续增长的布匹需求，单纯依靠数量有限的公营纺织工厂显然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各边区政府迅速调整经济策略，将发展重点转向广泛动员群众力量，大力推动家庭手工业和合作社形式的纺织生产。为了有效激励群众参与，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与鼓励措施。

　　为保障纺织工业原料，民主政府及时作出规定，耕地的3%至5%须种植棉花，种棉花免收公粮，种得好的给予奖励。政府还大力开展植棉宣传与推广运动，向农民承诺保障种棉收入，即若种植棉花的经济收益低于种植粮食作物，政府将负责赔偿相应损失。同时，民主政府设法在敌占区动员纺织技师到根据地培训纺织技术人员，并推广新式织布机、纺纱机。抗日根据地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内大部分军民的穿衣用布问题，还活跃了市场，增加了税收。

　　边区政府在推动纺织业发展中，十分重视合作社的作用，在组建、原料、资金、销售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1943年3月，苏中抗日根据地泰县姜南区办了一个小型布厂，从老百姓家中借来6张木机，招募了13名工人，从区机关食堂伙食结余和没收的汉奸财产中，筹集30包纱为资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每天织布120码，可盈利25码。生产的布大部分供应区机关和游击队员做衣服，多余的就到市场上出售，解决群众缺布少衣的困难。耿道元纺织合作社是1944年4月初建立的，最初只有5架破旧织机，为了扶持它的成长，淮北地方银号在1944年5月后，共给该社资金贷款260185元（内含黄豆20石，玉米40石）；原料方面还贷给棉花3205斤(包括订货贷款)，合计1091010元。社员为响应政府号召，也积极筹措资金，开办时就集资1305股，共约资金120000元。这个合作社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中，共卖出土布1102匹，每匹3.2丈，合计35280尺，加上1945年2个半月的1697尺，共卖出36977尺，每尺比市价平均便宜7元，为购布群众省去258839元。

　　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植棉和纺织运动，帮助建立和发展公营、私营、私营公助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因此合作社成为连接政府、市场和个体生产者的关键纽带。它帮助社员解决原料采购、产品销售问题，减少中间剥削。如淮南盱嘉地区，“纺织小组已达267个，参加纺织合作社的有5880个社员”，农民通过合作社换布或获得纺纱工资。合作社形式多样，既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也有以家庭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如“黄冈纺织贷款，十人一组，一人贷一匹布的本钱……会织者自织，不会者出钱请人织”。这种合作有效解决了单个家庭资本不足、技术不均的困难。到抗战中后期，华中根据地形成了“公营工厂（保障重点军需）—合作社（组织、服务）—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网络。

　　纺织业的发展，降低了根据地对外部物资的依赖，打破了敌人“以战养战”的图谋，为持久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者：陈琳琳，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4-10 16: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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