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抗日
2026-09-08 15:09:23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井陉党史资料》 文/杨国宇 陈斐琴 李鞍明 王伟  点击：  复制链接

　　首战告捷

　　一二九师渡过黄河后，即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转战同蒲、正太沿线，挺进太行山地区。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一二九师先头部队七六九团抵达太原时，战局正在急剧变化。经雁门关南犯的敌军正向忻口进犯；经保定、石家庄西犯的敌人直逼娘子关，太原已处于晋北、晋东两路敌军的钳击中。在这种形势下，刘伯承果断地命令七六九团迅速绕向敌后，挺进原平东北山地，准备伺机侧击南犯敌人的后方。

　　为了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敌后放手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的指示，刘伯承等师领导还明确地规定了一二九师北上时的三条原则：一、师部一般地确定任务，具体打法由各级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机断行事，根据敌情自行灵活作战；二、行军途中，可打则打；三、为了不误战机和保守秘密，各团有自行决定权，可以打完仗后再向师部报告。

　　实践证明，这三条原则在当时是正确的，七六九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七六九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到达指定地区后，发现代县、阳明堡、崞县等地均驻有日军，并以阳明堡机场为其前进机场，集中了大批飞机，轮番出动，配合步兵对忻口的国民党军作战。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和作战无力，日军麻痹大意，后方戒备相当松懈，虽然阳明堡镇上驻有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但飞机场里只有大约二百人的守卫部队。七六九团陈锡联团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心抓住有利战机，于十月十九日夜采取秘密而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地袭击了阳明堡机场。结果，将机场上的二十四架敌机全部焚毁，并歼灭日军警卫部队百余人。

　　七六九团机动果断地夜袭阳明堡机场，大获全胜，震惊全国。这是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出师抗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使猖狂进攻的日军在急欲夺取忻口之际，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而且不得不在日后以相当的兵力加强其后方守备。这就大大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援助了国民党军的作战。

　　具体指挥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指挥员是七六九团三营营长赵崇德。赵崇德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河南商城县余店子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不久被提升为营长。他的部队善于急袭夜战，常常是以小的代价换得大的胜利，上级机关曾授予他们“以一胜百”的锦旗。

　　许多人都认为，赵崇德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指挥员。然而，十分不幸，他在这次战斗中以身殉国。刘伯承对于赵崇德以及他所具体指挥的这次战斗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一二九师抗战一周年的战术报告》里对此次成功的奇袭作了精辟的分析。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一二九师政治部编印了抗战三周年纪念丛刊《烈士传》。赵崇德的事迹被收入了该丛刊。刘伯承和邓小平（当时已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分别专门为此写了《序言》和文章。刘伯承在《序言》里写道：

　　赵崇德“是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种精神只有伟大的革命者才有的；有了它可以战胜一切。”

　　在袭击阳明堡的前一天，刘伯承已率领师部和三八六旅进抵平定地区。当时，沿正太路西犯太原之敌正猛攻平定西北的娘子关，并以一部主力对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军实行迂回攻击；而该线国民党军的数万人竟不能阻敌进攻，纷纷溃退，曾万钟军一部已被日军包围，晋东前线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挫败日军的进攻锋芒，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稳定太行民心，刘伯承决心侧击沿正太路西犯太原之敌，于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连续以袭击、伏击和阻击等手段，先后在井陉的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平定的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等处，给进犯的敌军以沉重打击。其中尤以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连续在七亘村以东及以西地区的伏击作战获胜最大。

　　在七亘村战斗前，即十月二十四日，七七一团曾因警戒疏忽，加之汉奸通风报信，于拂晓时被日军袭击。当时，日军在山上用大炮轰击村庄，七七一团部队的人马皆散，但损失不大。刘伯承和参谋处长李达亲自带领少数人员查看阵地和收容部队。敌便衣侦察发现了刘伯承，突然发动攻击，企图活捉刘伯承。李达指挥战士英勇反击，方使刘伯承脱险。

　　刘伯承吃了一个小亏，但紧跟着他便指挥七七二团三营给了敌人以沉重的一击，这就是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的七亘村重叠伏击。在两次伏击战斗中，他们仅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歼日军四百余人，缴获了驮载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的骡马三百余匹。

　　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的四战四捷，打乱了沿正太路西犯的日军对娘子关等地的迂回攻击，救出了被围的国民党曾万钟部队，也以铁一般的事实批驳了国民党将领轻视八路军游击战争的谬论。

　　紧接着，刘伯承又指挥一二九师部队在昔阳以南、以西屡次设伏，给敌以重大的打击。

　　第一次是在十一月二日，刘伯承根据情报得知日军一〇九师团部队经昔阳向榆次进犯，其一三五联队由九龙关经北界都、黄崖底向昔阳进犯，即指挥部队迅速转移阵地，日夜兼程，准备赶在敌人前面，在地势险要的黄崖底布置口袋，以伏击该敌。当部队转到昔阳县城时，已是半夜，街上冷冷清清，商店和民房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部队在县城内稍事休息，即转出县城，继续向东迂回。

　　日军的进犯速度很快，当一二九师部队赶到黄崖底时，日军先头部队也已接近黄崖底。刘伯承迅速布置七七一团设伏正面山头，七七二团设伏左侧山头。这中间有个间隙，由副师长徐向前率七六九团从右侧堵塞。待一二九师部署全部完成后，日军已开始进黄崖底。

　　日军对黄崖底这样危险的地形存有很大的戒心，进村前，调集了大炮和机关枪实施了猛烈的火力侦察。一二九师部队不还一枪，当日军进到黄崖底河谷时，才集中机关炮、迫击炮，组成火网，突然给敌以短兵的火力袭击，毙伤日军三百余人，战马二百余匹。日军仓皇退走。后来，敌人的报纸把进犯途经黄崖底惊呼为“过天险”。

　　十一月四日，一一五师主力在昔阳的广阳以西地区设伏，给日军二十师团的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十一月七日，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主力再次设伏于广阳、户封地区，又给由沾尚镇西犯之敌二十师团另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由于已连续尝过八路军伏击战的厉害，便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实施火力侦察，浓烈的硝烟环绕着广阳附近的村庄。刘伯承和李达为了更好地指挥战斗，带着无线电台，冒着炮火，登山察看，给部队以很大鼓舞，整个伏击部队一动也不动。

　　日军在实施火力侦察后，仍不敢贸然行动，而是采取一伸一缩的方法行进。八路军沉着冷静，不放一枪，没有暴露目标。日军胆子大了点儿，加快了行军速度，进至正面河沟中央。这时，八路军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猛烈攻势，使日军又一次尝到八路军伏击战的厉害。

　　这三次伏击战斗，就是刘伯承所说的“重叠的待伏”。刘伯承总结说：这种重叠的待伏之所以可能进行而且取得胜利，是由于我军摸到了当时日军的大致规律，即通常都有一股牛劲，他们在向预定目标突击时，非常执拗，有时撞了墙都不回头。

　　自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八日，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侧的一系列战斗中，共歼敌千余人。这一巨大胜利，消除了国民党军所散布的“失败”和“恐日”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使太行山的人民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他们最好的依靠，对开辟太行山根据地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八路军在敌后积极作战，频频胜利，使日军大为惊恐，他们为了维护后方交通，巩固占领区，便集中了步、骑兵五千余人，分六路，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向活动在寿阳以南的八路军发动了第一次围攻。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七七二团在内线作了有力的抗击，七六九团一个支队在外线积极配合，于二十六日完全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取得了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

　　战略变换的时刻

　　一九三七年底，全国抗战刚刚开始，局势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胶东、华东一带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基本崩溃，日军开始向山东进攻；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战争进入到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为主体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上的大转变，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面前。大转变的初期，刘伯承着重发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解决了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武装部队的问题。

　　十一月十日，一二九师在山西省和顺县武家庄召开干部会议，刘伯承总结了抗日以来的工作，作了题为《游击战术》的军事报告，专门解释了游击战的意义和战术上必要的事项。

　　武家庄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迅速创建抗日根据地。由于刘伯承等人正确、果断的决定和指挥，使一二九师得以在由平汉线的磁县到石家庄，再西折到寿阳、榆次、太谷和祁县的铁路沿线，发展了一支有七千五百余人、两千多支枪的游击队伍。

　　对于这支游击队伍以及所开展的游击战争，刘伯承十分重视和赞赏。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刘伯承的坐骑受到一群黄蜂的袭击。战马这个庞然大物竟在一群小虫的进攻下，疼痛难忍，狂乱奔跑，直到脱离了蜂群，还“心有余悸”。当时，刘伯承也受惊不小。事后，他感慨地借题发挥说：

　　“俗话说，无角的绵羊受欺压，有蜇的黄蜂不可侮。黄蜂，其毒在尾，垂颖如锋，这就是它的武器嘛！现在日本侵略军已陷入华北群众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好像我的这匹马陷于黄蜂阵，不是也落荒而逃了吗？秦朝衰亡的时候，农民起义首先是由陈涉发难，接着是天下豪杰蜂起，我们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民众蜂起！”

　　后来，刘伯承多次向人民武装干部讲了这个比喻，号召大家要广泛发动群众，搜集土枪土炮、大刀长矛，装备人民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造成“黄蜂”群起而攻日军这个庞然大物的战略趋势。

　　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展起来后，刘伯承又及时地总结了关于袭击、破路、劫车、断敌交通和打麻雀仗等游击作战经验。

　　刘伯承特别注意部队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尤其是在战略战术上向游击战、运动战方面的转变。鉴于一二九师的一般干部战士过去大都熟于阵地战，缺乏独立机动性，对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不但不了解，而且还有些怀疑的现像，刘伯承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抓紧时间编写讲演稿和军事论文，阐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及具体运用，以教育和武装部队。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作了题为《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的讲演；十二月七日，作了题为《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的讲演；十二月间，又写出了《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等军事著作，并且亲自上课讲解，将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学习到的军事知识和从实践中取得的作战经验传授给部队指战员。

　　在这些军事讲演和著作中，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战术动作基本概括为三种，即袭击、伏击和急袭。他说：还有第四种叫吸打敌援，这是袭击与伏击的混合运用，所以基本上还是三种；而这三种又可统称为袭击。

　　刘伯承通俗地讲解了这四种游击战术：敌人住着，我们找着去打他，叫袭击（这种袭击战斗发展为正规战，就是对防御之敌的进攻战斗）；我们先埋伏好，等着敌人来了再打他，叫伏击（但也不能守株待兔，有时要用“勾头”，即诱伏，而这种伏击战斗发展为正规战，就是预期的遭遇战斗）；急袭就是碰着的时候打，能击就击，不能击就游；吸打敌援，就是游击牵住敌人，威胁它，吸引另一据点的敌人来增援，在增援部队必经的道路上伏击它。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已在华北成为战争的主体地位，但国民党却到处散布说：八路军只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白崇禧也以“游击战专家”自居，发表貌似积极的言论，提出应“击来击去”。刘伯承予以坚决的驳斥，并进一步精辟地阐明了“游”与“击”以及两者的关系。他说：“游，所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所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应使游与击巧为配合起来。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刘伯承的这些讲演、报告和著作在一二九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部队纷纷将《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和《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等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和作战指南，每次作战前后，都要联系这些著作作具体的规定和检查，使部队指战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及两者配合的原则等问题上，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和灵活的运用。这些都是刘伯承对我军军事思想建设的重要贡献。

　　设伏神头岭

　　根据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一九三八年初，八路军总部向全军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战斗号召。

　　一月十八日，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亲密战友在一起并肩战斗，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九五一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军事指挥上，他们是并肩者，又是换肩者。刘伯承年龄比较大，有时身体不好；邓小平年纪轻，身强力壮。在紧张频繁的前线作战中，邓小平常常主动地把刘伯承肩上的重担，接过来挑在自己肩上。刘伯承也十分尊重邓小平，每每作战，他俩都是共同研究后才做出决定。

　　二月六日，一二九师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作了题为《太原失守以来的军事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刘伯承还作了许多重要讲话。他说：“集我们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与敌人打仗要依靠游击战和群众，用袭击、突击、伏击、待伏、诱伏等手段，消灭敌人；特别是要注意手上拿着网，眼睛瞄着鱼，看准了下手，一网打尽，不然，鱼将逃掉。弱军与强军打仗，就要多用心思。”

　　他又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何谓秘密？就是我军的兵力、布置、企图和行动，都十分隐秘，使敌人丝毫不知；何为迅速？就是一举一动相当快，甚至能在几分钟内消灭敌人，使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等重武器来不及发挥作用，即便敌援兵到，我也已解决战斗；何谓坚决？就是一到战场，就站稳脚跟，用炸弹，用刺刀，果敢勇猛地冲，该杀就杀，把敌人压下去，亦是我胜利，如我不坚决，则敌将硬起来，反击溃于我；何谓干脆？就是打起来，一刀两断，快刀斩乱麻，不啰嗦。蔫皮儿的庄稼，摆的是挨打的样儿，不行！”

　　刘伯承的这些讲话，既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的经验和特点，亦为他们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规定了战术指导原则。

　　这次团以上干部会后不久，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太原”的三十万大军又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

　　当国民党军大溃败的时候，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适当集中，向正太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击。

　　二月十九日，刘伯承率师部及部队顺羊肠小道，翻越山脉，抵达长岭。当即召集三八六旅和三八五旅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于中途歼灭之。二十日，刘伯承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迅速前进。沿途情景，惨不忍睹——民房大都被日寇烧毁，百姓无家可归，纷纷外逃，老者携着孩童，妇女骑着毛驴，见到八路军战士，抱头痛哭。刘伯承和战士们看到这些，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大家加快速度，到二十一日，师部抵达距旧关二十里的吕家村。刘伯承命令将主力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这天夜里，部队开始行动。当吸援部队于二十二日拂晓袭入旧关时，井陉之敌果中圈套，派出快速部队二百余人，分乘八辆汽车驰援，很快陷进伏击圈，结果，官兵被毙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

　　长生口战斗后，刘伯承立即率部队向晋南转移，寻机歼敌。

　　当时，进攻晋南的日军一〇八师团是沿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等直至临汾这条路线出击的。这样，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便成为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兵站集结要地。在这里，刘伯承又一次运用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伏击歼灭敌人。

　　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这使他很生气，说：

　　“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工作必须细心，要像头发丝那样才行！”

　　过去，刘伯承就常向在他周围工作的人员讲：“做为一名指挥员，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做不到这两点，就不能战胜敌人；特别是对于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更是如此！”

　　曾经在司令部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位参谋把自己标制的作战地图送给住在阁楼上的刘伯承审阅。刘伯承看后，皱起了眉头，问那位参谋：

　　“这阁楼的楼梯，你是不是每天都走几遍？”

　　“是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楼梯有多少级？”

　　参谋窘住了。他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提出这个似乎很可笑的问题。

　　刘伯承笑了，说：“我就知道你就没有数过。你应该懂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都应该熟悉地形。这楼梯就在眼皮底下，我们却往往把它疏忽了。当然，我并不是让你每到一地，都去数楼梯。可是，对待战场上的地形、地物，我们就万万不能像对待楼梯那样，自以为熟悉而给疏忽了。”

　　参谋听到这里，心中有些不安。刘伯承又指着地图对他说：

　　“你过来看看，这座县城，你怎么把它搬了家呢？”

　　原来，这位参谋把一座县城的位置标错了。

　　刘伯承就是用这种严密的科学态度治军的。这次，同样是因为他的细心严谨，才发现了地图上标制神头岭的漏洞，避免了由此而造成的部署上的错误。

　　神头岭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岭。在这里，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亦难以左右机动。但是，在选择战场时，有的参谋认为山岭太崎岖，不便于我展开兵力。刘伯承则认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有时正成反比；假如此次战斗换个开阔地形，确实利于我部队展开，但敌方也同时可以展开，而在这方面，敌方显然比我方占有更大的优势。刘伯承决定选择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展开回旋的神头岭为战场。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决定只以一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三八六旅的三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从兵力部署和伏击地区的选择上，不仅显露出刘伯承既胆大包天，又心细如发的指挥风格，而且也足以见到刘伯承的多谋善断、果敢机敏。

　　整个战斗于三月十六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至当日下午四时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黎城的日军一〇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全部被一二九师的部队歼灭在神头岭。

　　刘伯承指挥的神头岭战斗，被当时日本侵华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因为伏击部队伪装得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一直没有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没展开，骑兵还没有上马，炮也没有架起，就被消灭了。

　　长生口、神头岭两次战斗，是刘伯承成功地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精心部署创造出来的，以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两年中，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打了许多次像长生口、神头岭这样干脆漂亮的伏击战。这种作战往往是乘敌不意，使敌措手不及，全军覆没。但是，这种战术也易失算和被敌察觉。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张香山曾著文对此发表感想：

　　“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难道刘伯承会“神算”？是的！但“刘将军指挥部队的‘神算’绝不是小说里所描写的军师用手指掐算出来的，如果用刘将军的话来说，那是靠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项法门来决定的——这也是打仗下‘决心’的五个基础。刘将军常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因此，刘将军在下决心时，总是深思熟虑，煞费苦心；即使决心下了，在动手起草命令时，也总是字字斟酌，不肯轻易下笔的。有一次，政治部主任笑着和他说：‘瞧你这样的咬文嚼字，头发要白得更快呢！’但刘将军用他从来就爽快洪亮的笑声，呵呵地笑了笑，依旧不苟地推敲着命令上的用字。”

　　神头岭战斗后，一二九师又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日军一〇八师团作战地域的后方交通线上的涉县响堂铺，打了一次大的待伏战斗。响堂铺战斗是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共同提出，征得前来视察的朱德、彭德怀同意而决定的。徐向前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具体负责战斗的组织实施。朱德、彭德怀还特意邀请了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漂亮的战斗，使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刘伯承军事生涯》）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9-08 1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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