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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斗争”
2020-06-07 15:12:28  来源:徽章与荣誉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9月,一一五师在平邑县桃峪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图为部分参会代表合影。前排蹲者:邝任农(左1)、杨勇(左2)、朱瑞(右1);第一排站立者:陈士榘(左1)、肖华(左3)、赵镈(左5)、李作鹏(左6)、罗荣桓(左7)梁必业(左8);第二排站立:梁兴初(左1)、张仁初(左2);第三排站立:王立人(左2)。

  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曾这样评价:

  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

  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从毛泽东的评价来看,罗荣桓肯定是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在山东的代表。但是,罗荣桓在山东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一番相当曲折的过程。接下来,本文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此事的经过。

  桃峪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论

  1940年9月,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在平邑县桃峪召开。这地方有很多桃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当地的一些文人就将桃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当时桃峪并不是真正的桃花源,115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主要领导朱瑞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会上作了关于115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115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300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2个军区,6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还发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模范党军的条件是:(一)明确党的政策;(二)普遍深入地建立和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三)高度的政治团结,无比的阶级友谊;(四)发扬灵活、机动、果敢、坚决的优良传统;(五)严肃、紧张、坚持、精细的工作作风;(六)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115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8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9月2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会上,代表们对山东的形势以及今后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些同志,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认为,我党在山东的武装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同国民党军队比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60%,人口也占50%。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他们提出要建立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大仗,打运动战,并认为此时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已经不重要了。

  115师政委罗荣桓则不赞成对山东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对国民党军也没有形成优势,认为在敌、顽、我三角斗争中,正确的估计应该是“日伪第一,顽军次之,我居第三”,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继续执行“游击战的方针”。

  对参加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他持保留意见,认为山东敌伪力量很强大,同时还有很严重的反对投降派和顽固派的任务,不宜进行这样集中兵力的作战,否则会过早暴露我军实力而招致敌、顽夹攻,过分消耗自己的力量。115师代师长陈光的意见介于朱瑞与罗荣桓之间,提出集结兵力建立正规兵团,开展“运动游击战”。桃峪会议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此后战略战术的确定,最后并没有达成共识。

  由于罗荣桓的坚持,加上八路军总部没有给山东八路军分配作战任务,所以,在百团大战初期,山东八路军两大主力115师和山东纵队只派了少数部队,在铁路和重要交通线上搞了一些破袭,作为对百团大战的配合。这次破袭战的时间较短,只有从9月16日至21日5天时间。规模也不大,共向敌进攻10余次,收复据点18个,毙伤日伪军500多人,破坏沂蒙、临蒙等公路100多里,大桥5座,拆除碉堡50余个。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115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115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115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115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

  于是,10月4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115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

  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领帅机关的令出多门

  由于山东存在着一一五师和作为地方武装的山东纵队这两支平行的党的武装,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指挥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共中央最初决定由徐向前、朱瑞负责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指挥。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后,朱瑞领导一一五师确实有困难,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以等待林彪将来到山东作为领导核心。8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都应当靠拢,统一领导,一一五师有帮助山纵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的领导。”陈、罗负责军事和朱瑞负责山东分局,的确是无奈之举,山东党的主要领导人无法指挥军事工作,而一一五师首长由于不是山东党的主要领导而在指挥整个山东的部队方面也有困难。

  这时,一一五师在山东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开始受到中共山东分局、“集总”的批评。1940年9月,一一五师在桃峪举行了为期3周的一一五师高干会议,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会议。山东分局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在会议上,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以一一五师部分干部枪杀俘虏的南大顶事件为例,对一一五师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一一五师工作除卫生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

  10月13日,“集总”也致电一一五师,对师领导提出严厉批评。此时总部只有副总司令彭德怀坐镇,朱德5月已经回到延安。

  一时间,陈、罗处境非常困难,两人互相鼓励,共担责任。

  10月14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承认一一五师领导“无能已极为严重”,建议徐向前和朱瑞兼任一一五师的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则去学习或者到其他地区工作,以此保护陈光。

  10月18日,毛、朱复电陈、罗、萧,称一一五师的总路线是正确的,鼓励他们安心工作。

  18日,“集总”来电,声明以前批评一一五师的电报作废。

  为解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问题,党中央多次调整人事安排。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山纵及一一五师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在朱瑞和罗荣桓不和这一问题上,1939年3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考虑不周负有重大责任。

  1939年3月24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到山东地区,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各正规部队及游击队。5月4日,中共北方局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与冀鲁边、苏北等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新四军游击支队等武装,隶属集总。6月,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8月1日通电就职。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政治部主任朱瑞(兼),参谋处长罗舜初。10月中旬,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去延安开会,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合署办公,组成统一指挥机构,仍保留山东纵队番号。1940年5月,徐向前赴延安,第一纵队番号撤销(对外沿用至1941年1月)。

  ——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成立1纵来统一陈罗、黎张、彭雪枫三部这一决定,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试想,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来指挥红一方面军改编的115师,行得通吗?

  黎玉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候一手组建的山东纵队,实际上也不愿意头上凭空来一个1纵。

  朱、罗的矛盾从何而来?

  长征路上,朱瑞的职务是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是8军团政治部主任,同为军团主任,但实际上朱瑞高于罗荣桓。

  血战湘江,红一军团的负责人就是林、聂、左、朱。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掌权,罗荣桓担任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朱瑞的的副手。三军长征结束,朱瑞调任红2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罗担任1军团政治部主任。

  两人应该是彼此很了解的老战友了。

  高华在《历史漩涡中的朱瑞》一书中写道: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115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115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予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模糊性,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115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不得不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另外,《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曾对115师领导人和山东分局之间矛盾的由来有一段叙述:

  自从115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115师和山东纵队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们是当时平行的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1939年4月24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并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6月,徐向前和朱瑞到达鲁中地区,8月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第1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并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1940年6月,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从1941年起,山东第1纵队的番号就不再使用)。因为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于1941年8月8日又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作战指挥的统一。指示的内容是:

  “(甲)分局、115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10月2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115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

  10月28日,中央又给山东发电报,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115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具体的集合地点。

  在115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115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115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115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115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115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115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因此,115师与山东纵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融洽。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地区的联系,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交纳过钱粮,真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陈光和罗荣桓即争取当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装,并于7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

  因为由115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115师“兼并”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

  于是,山东分局的个别领导就向中央打起了“小报告”,对115师司政后机关提出多项指责,同时还向中央建议:“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这里所说的会,就是1940年9月召开的115师高级干部会议。

  ——看来,还是朱瑞的问题是主要的。

  中央下决心解决山东问题

  1941年,日军在山东进行“扫荡”时,虽然山东的八路军给了日伪军以重大的打击,但那毕竟是一种缺乏主动权的作战行动。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八路军只是根据日军行动而采取一些相应的应付措施。虽然八路军坚持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以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山东的八路军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失误。

  罗荣桓看到了问题,但却没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桃峪会议不但没有消除山东纵队与115师之间原来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来越多。问题和失误是明摆着的,而自己又没有办法处理,罗荣桓只好请求中央来解决。

  1942年1月30日和2月2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他建议分局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开展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刘少奇来到山东,对山东军民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最后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

  对这一时期刘少奇对山东分局主要负责人的态度,谷牧有一段回忆很能说明问题:“这个期间,少奇同志还严肃批评了山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些右的错误。一天,届临“山东国民抗敌自卫军”成立一周年,朱瑞同志让我准备到会讲话,并说:“你讲些什么,需要请示一下少奇同志。”我向少奇同志讲了朱瑞同志的意见。少奇同志问:“这件事分局讨论了没有?”我答:“没有讨论。”他说:“分局都没有讨论,我发表什么意见?这么大的事情,分局都不讨论还干什么?”我说:“我把您的意见立即报告给朱瑞同志,这个纪念会是否推迟一天召开?”少奇同志说:“明天是人家的纪念会,你有什么资格让人家推迟召开?”一连串的钉子碰回来,搞得我莫名奇妙,不明白为什么引起少奇同志发火,究竟错在哪里?

  后来我才知道,少奇同志之所以发这么大火,是因为山东党组织在工作上存在某些偏差。当时,我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东对愿意抗日的国民党人士、社会名流和开明绅士如李澄之、梁竹航、杨希文、耿光波先生等人组织的“山东国民党抗战同志协会”(简称“抗协”)采取团结的政策,这是正确的。这几位先生是真心抗日的,在党的团结教育下,经过斗争的锻炼,后来都跟着党,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但是,错误在于1941年组建了由他们担任指挥员的“山东国民抗敌自卫军”。上述这几位先生并非国民党的军人,他们原来也没有武装力量,再组织一支似乎是“第三势力”的部队,“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也造成工作上的许多麻烦。这反映了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的右倾。少奇同志决定要果断抓紧处理这个问题。他和朱瑞同志、罗荣桓同志亲自做“抗协”各位先生的工作,研究了“抗协”和“山东国民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不久,“抗敌自卫军”划归山东军区统一指挥,“抗协”活动逐渐淡化,它的专职干部分别被安排到抗日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工作。

  7月下旬,少奇同志离开滨海前,在干部会上说:“山东的工作,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路子走下去,再过两年,我就送你们一块匾,上书六个大字:‘右倾机会主义’。山东的对敌斗争形势那么紧张,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上,而是热衷于去搞‘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非栽大跟头不可!”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的批评,振聋发聩,使大家端正了路线方针,提高了干部政治思想水平,对山东的抗日斗争形势胜利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43年3月,中共中央终于下了决心,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任命罗荣桓担任了新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山东军区成立以后,朱瑞继续担任山东分局书记,但实际上,罗荣桓已经挑起了领导山东根据地的重任。同年9月,朱瑞离开山东,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此后的山东,形成了罗荣桓、黎玉、肖华、陈士榘的领导格局。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6-07 16: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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