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下）
2026-04-21 17:19:32  来源：莘县党性教育服务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九）

　　1940年6月5日，驻开封、新乡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及驻商丘之骑兵第四旅团共8000余人，附汽车160余辆、坦克16辆，分3路向濮阳西南桑村集一带合击。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三旅第八团因没有及时转移，在濮阳县小渠、黄村被敌包围，与敌激战至黄昏，分路突出包围，此次战斗，毙伤敌400多人，击毁汽车25辆，我亦伤亡第三营营长张海月等300余人。

　　小渠、黄村战斗是敌人试探性的行动，当其以为发现我军主力后，即又调集兖州、泰安的第三十二师团、徐州的第二十一师团和邯郸、安阳一线的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于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五）分12路向清丰、濮阳一带合击，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史称“五五大扫荡”。此时，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三四四旅和新二旅第五、六团，彭明治、朱涤新率苏鲁豫支队，分别离开冀鲁豫、湖西抗日根据地，南下华中，执行支援新四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黄克诚南下后，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由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兼任。杨得志指挥留下的新二旅第四团、新三旅、南进支队、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等部展开反“扫荡”。由于我军分散活动，机动作战，不断伏击、袭击敌人，敌人到处扑空、挨打，未能达到歼灭我主力的目的，乃于6月18日将大部兵力撤回原地。第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各留一部，占据清丰、濮阳、内黄、东明等县城，并在滑县之上官村等34处安设据点，初步形成对我直南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包围。

　　6月下旬，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玺在内黄县主持召开会议，总结此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布置各种善后工作。同时，冀鲁豫军区将原辖的4个军分区调整为3个，任命颜东山、周桂生、张耀汉分任第一、二、三军分区专职副司令员，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之后，各军分区分别整顿县区武装，恢复和组建民兵队伍。

　　9月2日，日伪军由濮阳、清丰、滑县、安阳、汤阴、内黄等地出动2800余人，分6路向沙区合击。当我察觉敌人企图后，部队立即转移到外线。冀鲁豫军区第四团（原新二旅第四团）和南进支队一部在濮阳，将由清丰出动的日伪军500余人包围，激战6小时。黄昏时，被围之敌才在濮阳出动的一路日军接应下逃回清丰。此次战斗，毙伤敌300余人，迟滞了清丰、濮阳两路敌人的行动，打破敌人的合击计划。

　　9月24日，敌第三十五师团一部及伪军第二十四路、第五路等部共3000余人，分9路“扫荡”沙区之井店、杨堌一带，我军利用敌之间隙与之周旋，至28日，敌人“扫荡”又告破产。

　　11月14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柳川联队2000余人，与伪军、顽军各一部相配合，自清丰、濮阳、滑县、长垣等地分8路再次向沙区合击。我第二纵队新三旅第七团，在滑县之东西磐石村，顽强阻击滑县、长垣出动之敌。在敌炮火、坦克的轰击下，从9时激战至17时，我毙伤敌200余名，后因敌施放毒气，我军机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我虽伤亡60余人，但却迟滞了敌人一天未能前进，掩护纵队及地方机关安全转移，打破敌人的合击计划。17日，冀鲁豫军区第四团和第二纵队独立团，夜袭清丰韩村集之敌，歼日军100余名，缴获山炮1门，步枪20余支，电台1部。各路“扫荡”之敌，因到处扑空，又连续遭我打击，于18日全部撤回原地。12月，杨得志指挥冀鲁豫军区第四团、独立团，在内黄县东南之碾头，歼灭外出抢粮的日军28人、伪军300余人，缴炮1门，轻重机枪各1挺，战马5匹，步枪300余支。

　　在半年时间内，敌人对直南连续进行4次“扫荡”。第一次是以优势兵力进行多路分进合击，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并占据主要城镇，企图把我活动区域压缩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以达全歼我军的目的。后3次是以比较小的兵力，对我沙区中心区进行有重点的突然性的合击。企图消灭我一部分有生力量，逐步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对敌每一次“扫荡”，我都给以有力地打击，保存了主力，但我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则遭受到严重损失。截止11月底，我第二地委组织部长张建亭等区以上干部43人牺牲，13人被俘；党员由4月份的26284人减少到11205人；地方武装减少半数以上。更由于敌人在沙区周围大量增设据点，修筑公路，加紧分割封锁，并极力扩大伪军、伪组织，推行保甲制度，训练壮丁，加强对沙区周围地区的控制，使我控制地区减少近3/4。虽然濮阳县之两门以东、以西和卫河地区，我尚保有小块游击根据地，但沙区已基本形成孤岛之势。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

　　在西部日军“扫荡”沙区的同时，山东的日军为了摧毁威胁济南、泰安、兖州等战略据点和交通命脉——津浦铁路安全的泰西抗日根据地，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日军在泰肥、平阿两山区之间和泰安西南的两块平原及山口要道上，安设了大量据点；另以100人左右的小股兵力，不断深入我根据地，袭击我后方机关，捕杀我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1940旧历年初，第六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在主力部队支持下，打退日军的一次袭击，击毙日军一名分队长。日军还派遣汉奸、特务到根据地内刺探情报，从事破坏活动，策动和操纵会道门反动头子、汉奸朱存桢等，在大峰山区和肥城周围组织红枪会暴乱，配合日军向我根据地进攻。泰西地区的斗争形势急剧恶化。

　　为了改善泰西地区的斗争形势，我第三四三旅陕北营（原挺进纵队第五支队第三营）和大峰山独立营，于1940年8月初打开大峰山区的坦山（红枪会老巢），沉重打击朱存桢及其红枪会的嚣张气焰。9月12日，鲁西军区派军区特务营到泰西，协同泰西军分区部队，首先拔除伸入平阿山区北部的夏沟据点，消灭伪平阴县第二区区部和伪军100人；继而打下肥城以南会门老巢蒋庄，消灭黄沙会反动武装100余人；又伏击消灭由安驾庄去安临站的日军一个小队大部。9月16日，陈士榘带领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第一团，攻克处于平阿山区东部要道上的营子据点，消灭伪平阴县第三区区长兼第五大队队长以下130余人。12月21日，泰西军分区部队600余人，在汶河以南地区连续作战，两天攻克彭集、沟头、李集、松山等4个日伪军据点。

　　这些战斗的胜利，虽然使泰西地区的紧张形势一度有所缓和，但敌人继续增加兵力，加紧对平阿、泰肥山区进攻。1941年元旦，日军纠集东平、汶上、宁阳、肥城、泰安等5县之敌1000余人，进行报复“扫荡”。我泰西军分区部队在汶河西岸遭敌合击。此后，又有部分地区被“蚕食”或变成游击区，泰西地区的局面更趋严重。

　　在运东、卫东地区，形势更加困难。6月14日，驻济南和茌平的日军数百名，乘汽车突然包围我运东地委机关和地委党校驻地茌平县南张小庄。经激烈战斗，除少数人员突围外，我党校教务主任秦怀玉等30余人被捕，地委书记刘培桐、组织部长尉景平等36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在卫东地区，因为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卫东地委和八路军第三特务大队及部分县区政权、武装，被迫于1940年春撤出卫东地区的平（原）夏（津）恩（县）高（唐）禹（城）五县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到齐河、禹城、茌平一带和运河两岸坚持斗争。该区各县党组织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同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鲁西区党委所属卫东地委，包括高唐、夏津、平原、恩县县委和铁路工委，划归冀南区党委领导；八路军第三特务大队划归鲁西军区卫东军分区建制，后扩编为第二团。同年5月，鲁西北专署所辖之邱县、馆陶、临清三县亦划归冀南领导。在此期间，日军还深入我鲁西北和运西地区进行突然性合击，企图消灭此地区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6月25日，日伪军3000余人突然包围我新八旅第二十二团第二营驻地朝城县耿楼。我第二十二团政治委员史钦琛和127名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0月上旬，日伪军1200余人“扫荡”我郓城、鄄城、巨野、菏泽4县的结合部。鲁西军区第二军分区（运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徐秋和所带2个连，在郓城县南部一带遭敌合击，徐秋等50余人壮烈牺牲。

　　总的来看，1940年上半年鲁西区的抗日力量是上升发展的趋势；下半年由于日军的连续“扫荡”和各地会门暴乱，我鲁西区党政军机关和地方武装遭受严重损失。区、连以上党政军干部牺牲50余人，被俘20余人，党员由31270人减少到27780人，地方武装减少1/3以上，我控制的地区减少2/3。

　　9月至11月，与顽军向我之进攻相呼应，日军对我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11月中旬开始的一次“扫荡”，日军动员14县的兵力，残酷“扫荡”近20天，并设立许多据点，企图对我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我军民奋起反“扫荡”，打破敌人的图谋。12月，金乡又出动日军五六百人及伪军一部，采取夜间包围、拂晓攻击的办法，向我驻守在巨野县南部大刘庄的黄河支队第三团发起攻击。敌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发起数次进攻，均被我第三团击退。后敌集中大炮轰击我村沿阵地，并强行占领我外围沟壕。我指战员顽强抵抗，战至激烈之际，村民亦举枪相助。后我将敌指挥官山崎三郎击毙，敌士气顿挫，分散隐蔽村外四周，不再强攻。至晚，我组织火力，一鼓作气突出重围。是役毙伤日伪军200余人，我亦伤亡六七十人。第三团突围后，转移到湖西根据地中心区休整，缩编为黄河支队第一团第一营。第三团虽未在巨南地区坚持下来，但在大刘庄战斗中，与优势敌人作战终日，取得歼敌200余人的胜利，表现了我军民的顽强战斗精神。

　　1940年是日军对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扫荡”、封锁，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开始由同我合作抗战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制造磨擦和向我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是由大发展到退缩，开始进入困难时期的一年。此后，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经受更严重困难的考验和锻炼。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一）

　　随着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从1939年下半年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一系列关于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认真做好党的巩固工作，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巩固并训练部队，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4月召开的黎城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建党、建政、建军三大任务。在冀鲁豫边区，自从八路军主力到来之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群众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进入1940年，鲁西、冀鲁豫、湖西三块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机构先后在各根据地建立，随之，党、政、军、民的组织建设和根据地的经济、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也有了发展。1940年下半年，日军开始连续“扫荡”，我控制地区急剧缩小，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并未停止，而且继续有所发展和提高。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整顿巩固党的组织。1939年，随着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区的党组织也猛烈发展。鲁西地区的党员由4800人发展到15800人，直南豫北地区由1800人发展到2万人，湖西地区由1200人发展到万人左右。党员的大发展，大大增强党的力量。但在大发展中也出现忽视质量的现象。中共中央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在过去大发展的基础上，以整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10月，鲁西区党委、直南地委和豫北地委分别作了传达，要求各级党委在继续发展党员的同时，做好审干，整顿党支部，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等工作，严格履行入党手续，以保证党组织的巩固。1940年2月，鲁西区党委在范县召开扩大会议，冀南区党委驻直南豫北地区代表办事处（信锡华为代表）也召开地县组织部长联席会议，分别就巩固党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部署。同时，湖西区党委，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作了研究部署。从1940年2月至11月，上述各地区先后进行三次巩固党的工作。

　　巩固党的工作主要包括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整理基层党支部，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审查干部等4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一是由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组成党委领导班子，实现集体领导，加强党政军之间的团结与联系，并统一编制，设立办事机构；二是改进领导作风，发扬民主，深入基层，密切联系干部、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个人专断等不良作风；三是建立请示汇报制度，实行科学的有计划的领导。在鲁西地区，吸收杨勇参加区党委，其下充实健全5个地委、34个县委（其中9个县工委）、128个区委。地委、县委、区委领导成员一般都保持在4人以上。地委机关人员二三十人，县、区机关3至10人不等。在直南豫北地区，原冀鲁豫区党委，所属4个地委，调整为三个地委，其第二、三地委合并，称第二地委，第四地委改称第三地委。全区共计18个县委或工委，74个区委。在湖西地区，先后恢复建立或改建鱼台、金乡、单县、丰县等11个县委或县工委。11月3日，山东分局决定将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湖西区经过一年的组织整顿，基本上恢复了从地委到各县区的党组织，经整顿后全区的党员人数共计1890人。

　　第二，对基层支部进行组织整顿，开展建立标准支部的工作。清除不良分子，挑选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党员担任支部书记。建立工作制度和组织生活制度，使之能够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据1941年3月的统计，鲁西区共整理支部421个（不包括湖西），约占该区2228个支部的1/4。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共整理支部470个，约占该区946个支部的1/2。

　　第三，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区党委、地委、县委都建立审查委员会，实行两级审查制。在审查中，教育党员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进行党员登记，严格入党手续和严格掌握党员标准；清除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自首分子、奸细和腐化、道德败坏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倾向，对不符合入党手续、失掉党的关系或脱过党，在历史上参加过别种党派以及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视情节轻重及其态度分别给予教育和处分。

　　第四，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党员进行教育。主要是通过党校和举办党员训练班，分批分期地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政策、形势与任务等教育。学习的主要教材有：《党的基本知识读本》《阶级与阶级斗争》《支部工作》《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与前途》《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游击战术》《三大进步法令》《怎样巩固农村统战及党的政策》等。经过培训和经常性的教育，使党员明确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队伍，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觉悟，增强党的纪律，并使党员干部掌握了党的各项政策和斗争方法。

　　通过一年多巩固党的工作，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二）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完全民选的、以及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参加的抗日政权。3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我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4月11日北方局高干会议提出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在首次反击顽军石友三战役取得基本胜利的形势下，鲁西地区先后建立濮县、范县、朝城、鄄城、观城、聊城、东阿、夏津、武城、冠县、郓（城）南等12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连同先前已建立的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一级的办事处，共计30个县级政权单位。在此基础上，4月15日，鲁西各界在东平县昆山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鲁西北、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选举肖华为主任，段君毅为副主任（1940年9月后接任主任），刘铁之为秘书长，祝璧臣、杨静斋等15人为委员。下设泰西专署，张耀南任专员；运西专署，杨勇兼任专员；运东专署，夏振秋任专员；鲁西北专署，王笑一任专员。大会还产生鲁西宪政促进会和出席山东省“国大”代表试选大会的鲁西初选代表。从此统一了鲁西各县抗日政权的领导。这时，在鲁西36个县166个区中，已有30个县80个区可以推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鲁西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形成。在冀鲁豫区，先后建立清丰、曹县、南乐、大名、长垣、滑县、濮阳、东明、考城抗日民主县政府。连同先前建立的内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共计10个县级政权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4月17日在清丰县安庄召开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大名6县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选举安法乾为专员，任命晁哲甫为参议室主任。名义是冀南6县，实际上豫北的内黄、滑县也归这个专署领导。同时，在濮（阳）滑（县）东（明）长（垣）四县设立专署办事处。从此统一了直南、豫北两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

　　1939年11月至1940年7月，湖西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取得较大进展。首先恢复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充实加强沛（县）滕（县）办事处，新建邹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后相继建立金乡、单县、丰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4月15日，召开苏鲁豫区宪政促进会，选举孟仰陶、郭影秋、朱德三等3人为常务驻会代表，并通过建立苏鲁豫边区参议会，实行“国大”代表试选，改善政治机构，民主选举专员、县长等项重要提案。会后，各县、区普遍开展“宪政运动”，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民主产生县、区参议会。在此基础上，于7月建立湖西专署，李贞乾任专员。从此统一了湖西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

　　8月25日，为推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民主建政经验，鲁西区党委、行署在梁山北部建立实验区，并抽调党政干部建立实验区工委，由邵子言任书记；实验区工作大队，由谢鑫鹤任大队长。1941年初，实验区改为昆山实验县，实验区工委改为昆山实验县委，邵子言任书记，于少畲任县长。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三）

　　1939年和1940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大发展时期。由于发展迅速，战斗频繁，许多部队未来得及进行教育和训练，因而，部队的军政素质亟需提高，组织急待整顿。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和6月连续两次发出整军训令，1940年2月和9月又发出第三期和第四期整军训令。强调整军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部队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使主力部队正规化、党军化（要求党员数占部队人数的1/3），地方武装基干化，并要求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加强军事整训，进行组织整编，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根据八路军总部第三期整军训令和第一一五师师部的指示，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于1940年3月中旬合并，恢复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的番号并兼鲁西军区，肖华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第三四三旅军政委员会委员，杨勇任第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何德全任参谋长，符竹庭、曾思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4月，第三四三旅将所辖部队统编为黄河支队和运河支队。黄河支队，彭雄任支队长，邓克明任副支队长，张国华任政治委员，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团：将独立旅第一、二团编为第一、二团，将第八支队与彭雄的补充团合编为第三团。运河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王叙坤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团：将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编为第四团，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编为第五团。鲁西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泰西）；第二军分区（运西）；第三军分区（鲁西北）；第四军分区（运东）。鲁西军区建立军政干部学校，何德全兼任校长（6月，该校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二校），负责轮训部队干部。

　　各军分区建立之后，地方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泰西7个县均建立独立营，大部分区也都成立了脱产的武装；运西、鲁西北、运东地区的地方武装也有一定的发展。4月间，骑兵团在聊（城）阳（谷）阿（东）地方武装配合下，平息会门暴乱。之后，运东地委将在聊城阿边发展的第四大队和原平原纵队部分人员（约一二百人）合编成鲁西支队，于会川任司令员，徐翼任副司令员，彭天琦任政治委员。支队组建后即行南调，随鲁西区党委和鲁西行署行动。

　　各军分区的后勤工作亦有改善。除第二军分区外，其他各军分区均先后建立小规模的炸弹厂、缝衣厂。

　　10月下旬，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第四期整军训令及第一一五师师部“建设党军”的指示，鲁西军区在郓北小吴庄召开建军会议。会后，将鲁西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王秉璋任副旅长，何德全任参谋长，曾思玉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四三旅番号同时撤销。教导第三旅下辖第七、八、九团。会议并决定在各军分区建立基干团或基干营。11月下旬，部队开始以健全组织、统一制度、树立正规作风、克服游击习气为内容的第一期整训。经两个月整训，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军事训练的能力，并且健全了各级领导机关，严格了各种制度。政治思想方面，党员的模范作用增强了，党的生活日常了，部队非战斗减员大大减少。

　　同年，冀鲁豫区也进行了整军。在这次整军中，将豫北大队、豫北教导大队等共4400人编入主力，在当地又另组建濮阳独立团、南乐独立团、鲁西南独立团，在清丰、滑县、内黄等县均组织起一二百人的武装。4月下旬，共产党员李静宜率第一战区人民自卫军第四路第一大队脱离国民党，接受我党的领导，在濮阳新习集正式改编，列入冀鲁豫军区建制。6月间，在直南地区濮阳井店组建以刘相友任司令员，唐哲明任政治委员的卫河大队，以维护通往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

　　同一时期，湖西的地方武装也有一定的发展。湖西地方武装到1940年5月又发展到3700余人。但到6月份，苏鲁豫支队南下时把区党委警卫营及鱼台县第一、二、三大队改编后带走，地方武装一时没有得到新的补充，加之环境日趋紧张，战斗频繁，伤亡、被俘及非战斗减员增多，到10月，地方武装仅剩2200人。在湖西活动的主力部队黄河支队，下辖第一、二、三团，共计4500余人。12月至次年1月上旬，黄河支队和湖西地方武装也进行了整军。黄河支队整编为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邓克明任旅长，张国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十一两个团，同时湖西地委将沛县警卫营、铜北（沛铜）独立营和金乡独立营合编成地委独立团，其他各县区的武装也相应地进行了整训整编。

　　冀鲁豫边区各部队通过整军，加强了党的领导（主力团的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一般都在40%左右，地方团队也达到30%）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军政素质，成绩是主要的，对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四）

　　1940年鲁西区的群众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加强对各抗日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从3月至5月，相继建立鲁西妇女救国总会、鲁西青年救国总会、鲁西农民救国总会、鲁西职工救国总会。各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后，又相继在各地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各救国总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根据鲁西区党委的指示，泰西地委以肥城、泰安、长清等县为中心，在500多个村庄，领导群众进行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并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动，各界群众抗日团体的建立，各项抗日工作得以迅速开展，形成一个高潮，称为“红五月运动”。在当时，泰西是鲁西地区群众发动最好的一个地区。但在运动后期，有的地方出现一些过火行动。7月，泰西地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亲临会议，在会上首先肯定“红五月运动”的成绩，同时对存在的问题承担了领导责任，并及时进行了纠正。

　　冀鲁豫区发动群众的工作，自抗战以来一直是比较好的，各群众组织除动员群众参军劳军，参加根据地各项工作外，还和丁树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9年9月间，丁树本公开指责群众给八路军运送给养为“资敌”，并将以群众代表名义与之交涉的我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干部许敬贤、逯昆玉扣押。不久，又收缴南乐县抗日救国会的枪械，强行解散大名县二区抗日救国会。11月，抗日救国总会决定在濮阳召开代表大会，遭到丁树本的干扰破坏。我各县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声援支持总会，并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丁树本同意总会代表大会在濮阳召开，被解散的大名县二区抗日救国会也得到恢复。

　　在1940年上半年我军重创顽军石友三部和丁树本部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四、五月间，成立了冀鲁豫青年抗日救国总会。至此，冀鲁豫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总会均已成立，全区参加各救国会的会员数达30万人。各群众团体在配合党和军队进行反顽、反日军“扫荡”和平息反动会道门暴乱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反击顽军石友三的作战中，各群众团体配合部队和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边沿区与会道门区发动群众，以各种方式开展政治攻势，有力地配合反顽作战和平息会道门暴乱的斗争。1940年12月，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在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参加下，研究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实行统一累进税等项工作。会后，军政委员会召开地、县委书记和专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一一作了具体部署。

　　1940年湖西地区的群众工作，主要为重建和整顿工农青妇抗日群众团体，宣传群众，密切党政军民关系，揭露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配合和支援部队击退顽军的进攻，并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建政工作。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五）

　　1939年和1940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大发展时期。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是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开展的，它始终带有战时经济的特点。

　　在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所需经费主要是靠募捐和没收汉奸财产来解决。根据党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所规定的财政经济政策，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口号，废除苛捐杂税，改革以往不合理的按地亩摊派负担的制度。当时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因而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和大力支援抗战，积极捐献经费和枪支。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毁家纾难，卖掉自己的土地、房屋、家产，为抗日武装提供经费和购买枪支。在最初组织抗日武装时，许多青年自备枪支，自带衣物，不要薪饷。在抗日高潮推动下，经过宣传教育，一部分地主富农也能够比较顺利地出枪、出钱、出粮，并涌现出一些开明士绅，愿意拿出多年积存的粮款支援抗日部队。也有一部分人是经过说理斗争，才被迫拿出来的。对投敌的汉奸，则没收其财产以充作抗日经费。

　　随着我抗日武装力量和党政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所需给养经费越来越多，单纯依靠就地筹款筹粮办法，不但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加重我活动地区人民的负担。再者，由于没有统一的征收制度，农村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出现负担不合理的现象。为调动广大贫苦农民抗战的积极性，消除各地区之间和农村各阶级、各阶层之间负担不合理的现象，党中央和地方党及时地提出“合理负担”政策。由于当时的政权尚不统一，各地区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但“合理负担”的总精神是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凡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一律由政府统一征收，同时停止军队和党政机关自行筹款，废除“红白条”制度，采用粮票领粮制，杜绝混乱现象。针对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对公粮实行统一征收，分户保管，统一支用，以避免大的损失。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行署、专署的建立，合理负担办法和财政制度也逐步完善统一。如鲁西区于1940年由鲁西行署制定《整理田赋地亩暂行办法草案》，规定人均1亩半为起征点和3级累进税。这样就使负担主要落到占户数30%的地主、富农和比较富裕的农户身上，一般中农和贫农的负担相对减轻。行署还加强贸易管理，对进出抗日根据地的货物实行“以货易货”的统制贸易，限制粮食、油料、棉花、布匹等军需民用的生活必需品出口，鼓励此类货物进口。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促进军需民用工商业的发展。

　　要开征赋税，就必须在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同时禁止伪钞，取缔土杂钞。从1939年秋至1940年，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发行了鱼台县地方流通券、泰西银行钞、鲁西银行钞、冀南农民合作社兑换券等四种“抗钞”。抗钞的投向，据鲁西行政主任公署的统计，90%以上用于军队及地方党政群团体的财政开支。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还举行了财政借款，借款是以政府的名义，用政治动员方式，向富有者借款，不向中农阶层以下借款，由县政府发给正式收据，借款以田赋及政府收入做担保，一律不付利息，分期归还。

　　在鲁西区之泰西、鲁西北、运东、运西等我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建立了许多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开办了一些小型民用工业。据1941年的资料统计，鲁西区建立土布、纺织、鞋袜、肥皂、造纸、皮革等小型工厂11个，另外建立乡村鞋袜、土布之类的生产小组500多个，建立小商店8处，各种农村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127处，从事生产、运输、信用及销售等业务。

　　为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已建立的抗日民主县政府、专署、行署均设有财政、粮食、贸易等部门，发行抗钞的地方建立地方银行。如鲁区行署建立后，即设立财政处、粮食处、贸易局、交通局及鲁西银行等财经部门，制定各种条令，管理财经工作。在党委领导下还建立不同形式的财经委员会，由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作为党委对财经工作的决策机构。如1940年5月，冀鲁豫地区建立以黄克诚等5人组成的财经委员会；鲁西地区在1940年10月成立由张霖之、杨勇等参加的财经委员会。将财经工作直接置于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之下，有利于从全局出发，协调各方面的需要，解决各种矛盾，从而发挥了财经工作服务于战争，保证供给的作用。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六）

　　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的抗日宣传文化工作是十分活跃的，它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冀鲁豫边区的宣传文化工作，是紧密结合党在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展开的。最初，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起来抗战。1938年底之后，主要是宣传党的持久战思想。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传到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后，党组织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学习、宣传，持久战和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的思想，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对于动员边区军民坚持持久抗战、创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还向人民群众反复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阴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政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解释党在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

　　要开展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就必须有一支具备一定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的队伍，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冀鲁豫边区各地党委一开始就注意建立宣传队伍和机构，举办宣教干部训练班，并保持宣教干部的相对稳定。1940年后，地委以上的宣传部都设立了宣传处或宣传科，县委宣传部设立宣传干事，区委设宣传委员。从区党委到地委、县委、区委，形成一个宣传文化系统。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则设立主管教育的机构。鲁西、冀鲁豫、湖西各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之后，宣传文化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并具有一定的规模。

　　新闻出版工作在抗战初期就相当活跃。中共鲁西区党委建立之后，于1939年5月创办刊物《灯塔》。尔后，泰西地委、运西地委、运东地委分别创办《泰西时报》《运西时报》《运东时报》，鲁西北地委创办刊物《新群众》。1940年5月，鲁西区党委机关报《鲁西日报》创刊。另外，在梁山被俘的日本士兵水野靖夫、本桥明治等，在我俘虏政策的感召下，认识到侵略战争的罪恶，愿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打倒日本军阀，在军区编印反战小报，在前线散发，号召日本士兵反对侵略战争。

　　在直南、豫北地区，1939年2月，中共直南地委和豫北地委分别创办《光明》（后改为《光明之路》）和《战斗生活》党刊。1940年1月，冀南区党委驻直南豫北地区代表办事处建立，将《光明之路》和《战斗生活》合并为党刊《卫河》，并出版党报《新中国时报》。4月，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成立后，创办机关报《卫河日报》，刘祖春任社长兼总编辑。鲁西南地委创办《新民主报》，设有收报台，除刊登地方新闻外，还刊登新华社电讯，报道国际国内重大事件。

　　在湖西地区，1939年3月，中共苏鲁豫特委创办《团结日报》，朱华任社长，魏钦公任总编辑，9月停刊。1940年春，《团结日报》复刊，同年底改为《湖西日报》，是湖西地委的机关报，每期发行少则上千份，多则近万份，成为湖西军民爱读的报纸。同时，苏鲁豫支队创办了《挺进报》。

　　以上这些党刊党报，对于指导各地的抗日斗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各级党的宣传部门还组织翻印和编印许多重要理论著作、政治理论教材、时事教育读物及大量宣传品。如翻印发行《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编辑出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级与阶级斗争》《游击战》《时事教育讲话》《党的基本知识读本》《群众工作手册》《党的建设》《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小册子。这些书籍的出版发行，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生力军。早在抗战初期，各抗日游击区就组织抗日文化宣传团体，如鲁西北组织了抗战移动剧团，教导第三旅组织了挺进剧社，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组织的宣传队濮阳八路军办事处的鸭绿江剧社（以后发展成为大众剧社），教导第七旅的烽火剧社，直南特委直接领导组织的宣传队，以后改为战号剧社，列入冀鲁豫支队独立大队建制。冀鲁豫军区组织了战友剧社。在湖西地区，有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宣传队，以后发展成为流动剧社。这些文化宣传团体，随时编演通俗易懂、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颂扬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到城乡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并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活跃、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斗志。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的对照。1940年9月19日，鲁西文化界救国总会筹委会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鲁西支会成立。两会在团结组织文化、艺术、新闻界人士进行抗日宣传和领导组织抗战文化艺术创作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了鲁西地区抗日文化艺术的发展。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二十七）

　　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按其发展过程，从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40年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抗战初期，以办训练班和军政干校为主，目的是为抗战培养急需的人才。当时我党举办的各种训练班遍布冀鲁豫各地。其中较著名的有：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以国民党豫北师管区的名义，在新乡开办的抗日游击训练班，后改为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所；苏鲁豫皖特委以第五战区动委会的名义，在徐州举办的青年训练班；清丰县委在清丰县六塔集开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抗日小学教师训练班；鲁西北特委在临清举办军政人员训练班。此外，在单县、曹县、郓城等地举办了多期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在举办各种训练班的同时，我党还在工作基础较好、形势较为稳定的地区举办各种干部学校、军事学校。如在聊城通过范筑先创办了第六区政治干部学校、随营学校、军事教育团；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创办了军政干校；在沛县创办了苏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等。这些训练班和干校培养成千上万名革命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抗日斗争的发展。

　　1939年八路军主力挺进冀鲁豫平原之后，我党领导创办的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并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榜样，使各种训练班和干校逐步走向正规化。这一阶段以办干校、党校为主，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和培养目标，有教学规程、学制和教材。如鲁西区党委于1939年3月创办党校，张霖之任校长，赵镈任副校长，邵子言任教育长兼总支书记。7月，豫北地委在滑县山木村创办冀鲁豫支队随营学校，唐克威任校长；同时，冀鲁豫支队在鲁西南地区也创办了随营学校。苏鲁豫支队在湖西单县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

　　1940年，随着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鲁西、冀鲁豫、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向全面、正规化发展。这一阶段与以前不同的是：一、为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建立教育委员会，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机构：行署设文教处，专署、县政府设文教科，区设文教助理员。二、制定教育行政领导原则与工作制度。三、统一制定教育宗旨与实施原则。四、制定了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发展的规划。如1940年10月，鲁西行署制定的国民教育计划规定：每3个村设初小1所，每8至12所初小设中心小学1所，每县设完全小学1所，筑先学院设初中部，并计划每个专区开设中学一所；并决定各专、县成立教育巡回团，加强师资培训；各村开设夜校、识字班，据1940年6月鲁西行署的统计，已恢复建立的小学、完全小学57处，中心小学39处，初级小学2296处，小学学生总数达42378人，并新建冀鲁中学。

　　社会民众教育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各地建立民众夜校，同时开办冬学、识字班等，还利用“小先生”与识字牌，在群众中广泛开展识字教育。为发展国民教育，鲁西行署拨出专项经费。为解决师资问题，党和政府动员了1154名知识分子从事教学工作。鲁西地区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筑先抗战学院，是1939年1月为纪念壮烈牺牲的范筑先将军而在原第六专区政治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校址设在馆陶，张维翰兼任院长。2月中旬日军占领馆陶，该院停止招生。1940年春，重新建院，肖华、段君毅先后兼任院长，内设中学部、师范部。同年3月，鲁西军区建立军政干部学校。4月，在直南地区建立冀鲁豫抗日联合中学，晁哲甫兼任校长。同月，苏鲁豫区党委党校和苏鲁豫军政干部学校成立。湖西专署于12月间筹建湖西中学，李贞乾兼任校长，湖西中学于次年3月正式建立。1940年，冀鲁豫区和湖西区的小学教育和社会民众教育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回师华北，巩固其占领区。其在冀鲁豫地区的兵力逐渐增加到5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并集中主要兵力对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同时，冀鲁豫地区的顽军执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八路军主力挺进冀鲁豫平原，增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力量，帮助当地抗日武装提高了战斗力。我党政军民团结战斗，不仅粉碎敌人数十次“扫荡”，歼灭大量日伪军，并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军事进攻，而且壮大发展了自己，创建了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在这个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了党政军建设，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巩固发展党；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合理负担，团结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增强了敌后抗战的力量；整编训练主力和地方武装，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巩固了大发展的成果。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形成，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初步走上轨道，新闻出版、宣传文化和教育事业，也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我党创建领导的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

　　来 源：《冀鲁豫边区革命史》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21 15: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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