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中）
2026-03-23 09:47:52  来源：莘县党性教育服务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

　　冀鲁豫支队的成立，使我党在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的武装实现了统一领导，但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力量很大，斗争环境仍然十分困难。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自3月从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接受反共指示回来后，开始排斥我派入其政训处工作的共产党员，限制我筹粮筹款和抗日活动，但尚不敢公开向我军进攻。国民党山东省菏泽专员卢翼之更为猖狂，不仅污蔑我“八路军游而不击”，离间我军与群众的关系，而且唆使地方封建势力不许我军进寨，不供给我粮食，进而命令部下向我进行武装挑衅。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行为，揭穿其谎言，以便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冀鲁豫支队领导向部队提出：在政治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广大群众和开明士绅拥护和支援我军；在军事上要积极行动，多打胜仗，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对特别坏的顽军、土匪和封建武装坚决予以打击，以争取中立者。并确定以直南为依托，保持与丁树本的统战关系，孤立与打击最反动的卢翼之等部，开辟鲁西南抗日游击区的策略。3月中旬，冀鲁豫支队即从内黄、滑县一带开赴鲁西南。4月，冀鲁豫支队通过中共曹县县委与国民党曹县县长王贯一建立统战关系，联合王贯一的保安团，一举歼灭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李文斋控制的反动武装李子仪等部1000余人，打开曹县一带局面。我曹县县委遂帮助王贯一在保安团设立政治处，派共产党员到王部做政治工作。

　　4月25日夜，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由巨野县昌邑集出发远距离奔袭金乡城，激战通宵，攻入金乡县城西关，俘日军5名，毙伤数10名。拂晓时，我主动撤出，转移到巨野以南隐蔽。4月30日，金乡日伪军各一部，乘汽车8辆，寻找我军报复。敌行至单县城北白浮图附近，遭到我军伏击，狼狈逃回金乡城。两次对日作战的胜利，提高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声望，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一些由民团据守的土围子，原来不让我军进驻，也转而欢迎我军，送水送饭，慰劳部队。但仍有部分被反动地主武装控制的村庄继续与我为敌。我支队决定首先惩治通敌有据的汉奸武装。5月间，攻破曹县白茅集土围子，抓获几个民愤极大的汉奸头目，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接着，在杨得志、刘震率第一大队护送从延安来的50多名干部去新四军途中，支队司令部参谋带领侦察班，深夜摸进尹店集土围子据点，抓获酣睡的土匪司令，迫其下令部属投降，我一枪未放，俘虏土匪280名，处决企图逃跑的土匪司令，其余经教育后全部遣散。与此同时，支队配合地方党组织，团结争取了一些绿林武装头目，如刘杰三等，收编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武装，扩大了冀鲁豫支队。6月22日，第二大队又在曹县东南苗堤圈痛击由曹县日军司令率领的日伪军，毙伤其200余人，缴获山炮1门。

　　冀鲁豫支队连战皆捷，不仅沉重地打击日伪军，而且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反动封建势力对我党我军的限制和封锁。但此时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在卢翼之指使之下仍坚持反共立场，阻挠、限制、扣押我工作人员，不让我军路过县境。我虽与其多次交涉，姚依然如故。冀鲁豫支队忍无可忍，集中第一、二、三大队和独立大队，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下，于6月30日一举攻克定陶县城，全歼姚崇礼部1000余人，姚率少数随从逃跑。

　　1939年6月底，日军由陇海、津浦两线抽调15000余人，汽车300余辆，分7路向鲁西南和濮阳地区进行“扫荡”。7月1日，冀鲁豫支队正在定陶城内开会庆祝党的生日，敌人从东、南、西三面逼进城垣，我即分路突围：第一大队在城东徐庄与敌遭遇，在杀伤敌人一部并击毁汽车5辆后突出包围；第二大队在城西阻击敌人，掩护第三大队和支队直属机关转移，然后分散转移到曹东南集结。接着，敌人反复进行“扫荡”，寻找我军作战。我则利用“青纱帐”与敌周旋，使敌处处扑空，终于粉碎敌人为时半月的“扫荡”，坚持了新开辟的地区。同日，经中共苏鲁豫区党委批准，鲁西南地委在曹县西北刘岗村建立，戴晓东调任书记。鲁西南地委领导曹县、定陶、菏泽、东明等县党的工作。在冀鲁豫支队的支持协助下，鲁西南地委开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及抗日积极分子，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及民兵联防队等。在此基础上，于8月间在曹县东南白庄一带建立冀鲁豫支队青年挺进大队。这时冀鲁豫支队已经发展到1万余人，完成八路军总部给杨、崔原定的“整编、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的任务。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一）

　　9月间，杨得志、崔田民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报请示，建议冀鲁豫支队东过津浦铁路去山东，归第一一五师建制，以泰山为依托，建立抗日根据地；或西过平汉路，以太行山麓为依托，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央军委复电明确指示：冀鲁豫边区是山西和山东、华北与华中的结合部，是连结这几个地区的交通枢纽，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冀鲁豫支队应作长期打算，在该地区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冀鲁豫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

　　要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首先面临的突出困难是如何解决部队1万余人的粮食和过冬棉衣问题。这时，我党尚没有掌握政权，而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不仅不向我部队提供给养，且进行重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一切供给，只有依靠群众募捐和对敌作战缴获解决。为了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又能解决应时之需，支队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打击通敌有据的恶霸地主高圣君。高圣君绰号“高二穷种”，是曹县南部有名的大地主，他接受日军的委任，依仗日军的势力，横行乡里，他本人半身不遂，却霸占30多个年轻妇女，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秋后的一天，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一举攻克高辛庄，将高圣君豢养的“富户团”300余人全部缴械，捉住高圣君。在当地游街示众，揭露他的罪行，并勒令高家拿出7万块银元罚款。部队用这些银元购买粮食、布匹、棉花，由群众日夜赶制了17000套棉衣，使部队穿上一色的新军装。

　　10月20日，日军又集中5000余人，附汽车、坦克和骑兵，分3路向我合击。冀鲁豫支队先后在曹县、菏泽、东明、考城4县交界处的沙窝赵、桃园、琉璃阁给敌以打击，然后分路转移到东明以西和单县西南活动。至30日，敌人的第二次“扫荡”又告失败。

　　从11月8日至16日，敌从平汉、津浦、陇海3条铁路线抽调约1个师团的兵力，配备800辆汽车和数十辆坦克，分路对曹县桃园集一带实行包围，企图一举将我主力全歼。冀鲁豫支队主力于11日夜悄然无声地跳出敌之封锁线，转到敌人的包围圈外，敌人第三次大规模的“扫荡”再次落空。

　　一年来，冀鲁豫支队与敌进行过大小101次战斗，毙伤日军684名，伪军1375名；缴获重山炮1门，迫击炮9门，轻重机关枪65挺，掷弹筒1个，步枪、驳壳枪、手枪共1925支，骡马183匹，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广大群众在我胜利的鼓舞和地方党组织的发动下，踊跃参加我军。冀鲁豫支队由初编时的2000余人发展到17000余人，扭转了直南、豫北、鲁西南的混乱局面，形成了以我为主的抗战新形势，为地方党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939年，直南、豫北、鲁西南统为冀鲁豫支队的活动区域，而在党的关系上，鲁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归苏鲁豫区党委领导，直南、豫北地区归直南特委领导。2月间，冀南区党委决定将直南特委划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郭超任直南地委书记，王从吾兼任豫北地委书记（刘晏春继任）。两地委建立后，逐步建立县委（县工委）、区委、总支、支部4级党的组织，并开展大量发展党员的工作。到年底，党员发展到20000余人，比1938年增加10倍多。同一时期，鲁西南地委领导下的党员由近200人增加到2000人，除原有曹县县委外，又新建了曹东县委、曹（县）考（城）县工委和定陶特支等。党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成员达30万人以上（不含鲁西南地区）。在八路军主力的支持下，地方武装也得到迅速发展。豫北地委先后组建豫北大队（1500余人）、教导大队（1000余人）、黄河大队，直南地委及清丰、南乐、内黄、濮（阳）滑（县）边亦建立自己的抗日游击队。两地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总数达3500人。鲁西南地委领导的地区也建立多支抗日武装。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二）

　　1939年3月，冀鲁豫地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开始逐步加紧反共活动。国民党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沛县县长冯子固、丰县常备队总队长黄体润等，由与我党合作抗战逐步转向反共。一直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山东省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王金祥、山东保安第十一旅旅长齐子修、山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卢翼之等，不断向我进行军事挑衅。7月14日，王金祥策动特务马泽远等，在朝城北部的化庄，杀害我鲁西第一地委书记张炳元。李树椿除指使其部队向我进攻外，并在运东一带策动会门武装举行暴乱反对我党我军。11月21日，国民党铜山县保安团团长耿继勋率部五、六百人包围我铜北办事处驻地千里井，我办事处机关人员和铜北独立营第三连共200余人仓促应战，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突围外，大部被俘，十多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办事处副主任阎树堂等被俘后英勇不屈，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湖西的“千里井惨案”。我党与国民党地方部队合作抗战的局面已逐步走向破裂。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将以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改为以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随之，发布处置共产党问题的新办法和所谓剿办冒充抗日军的命令，责令其正规军直接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掀起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和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部相继对我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投降、分裂、倒退成为全国时局的主要危险。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危险，中共中央早有预见，并及时提出批评和劝告，敦促其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团结抗日。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适时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主张，并于8月19日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对顽军的进攻实行有理、有节的自卫反击。在反共高潮到来后，中共中央又告诫全党全军做好一切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940年1月下旬，石友三部在冀南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三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石友三曾任伪冀东保安司令，与日军早有渊源。他为了执行国民党“反共第一”的反动政策，竟不惜背叛祖国，与北平、济南之敌秘密往来，企图依附日军，建立横断河北省南部的反共基地。在此反共气焰高涨的形势下，冀鲁豫地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丁树本、李树椿、王金祥、齐子修、山东保安第三旅吴连杰、保安第二旅冯寿彭以及湖西的冯子固、朱世勤、黄体润等部5万余人，皆蠢蠢欲动，与石友三相呼应。石友三为加强直南豫北地区反共军事力量，掩护其通向卫河以东的后路，年初将所属新八军高树勋部调至濮阳、濮县一带，与丁树本部靠拢，企图向我冀鲁豫支队进攻。盘踞在朝城、阳谷、范县、观城一带的李树椿、王金祥等部不断与我摩擦，并操纵会门暴乱反对我党我军，阻断我运西、泰西抗日根据地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湖西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千里井惨案发生后，其反共活动愈加猖狂。鲁西南地区的数股地方顽军也向我鲁西南地委及独立团围攻。

　　在此期间，日军主要是利用顽军牵制与削弱我军，故整个春季未对我根据地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冀鲁豫边区周围的日军除第一一四师团于1939年底调走，商丘地区换驻骑兵第四旅团外，无大变化，仅伪军略有增加。

　　在此情况下，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冀南、鲁西、直南豫北地区及鲁西南、湖西地区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三）

　　1940年1月，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在卫河东岸的馆陶东南一带，第一一五师独立旅在观城、朝城一带，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聊（城南）阳（谷）阿（东阿）一带，同时对国民党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部、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部发起反击，攻克朝城，收复聊阳阿地区，歼其一部，击溃其大部。李树椿、王金祥分别率其残部退到濮县、观城一带，靠拢高树勋部。

　　2月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出：对石友三部采取争取的方针已不适用，应在其向我出击时坚决彻底消灭之。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地区各以一部兵力，在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任穷、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统一指挥下，于2月9日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将石部主力包围于威县东南下堡寺、马鸣堂一带，毙伤俘顽军2800余人。15日，顽军突围南逃。这时，日伪军3000余人进至广平、邱县之间，向八路军进逼。石部主力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至清丰东南及濮阳、濮县之间，与高树勋、丁树本等部靠拢。我讨顽大军乘其立足未稳，东渡卫河，继续进行反击作战。

　　3月初，我军以第一一五师独立旅、东进纵队第六支队和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为左纵队，以冀南军区东进纵队、赵谭支队及鲁西北支队（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组成）等部为中央纵队，以冀鲁豫支队为右纵队，决定在争取丁树本中立的同时，首先袭击石友三总部，尔后集中力量攻击其主力第一八一师、新三师等。3月4日晚，赵谭支队从观城东南出发，以40里的奔袭，直捣并占领顽军总部通讯枢纽所在地六塔集，全歼该敌，切断顽军首脑机关与各部的联系，顽军各部失去指挥，防线全部崩溃。同日，左纵队攻占濮县城，消灭高树勋部新六师第一团一部及李树椿直辖的保安部队大部共600余人。5日，鲁西北支队一部攻克观城以东的三里庄，消灭王金祥部后卫连，余皆溃散，王金祥率少数骑兵逃窜。与此同时，右纵队在清丰、濮阳之间的固城集、李沙窝、柳格集等地，也给顽军以打击。石部在我三面夹击之下，仓皇溃逃，一直退到黄河南岸，在东明、菏泽以北凭借黄河大堤构筑工事，企图顽抗。我各路部队兼程追击。9日，左纵队由习城集向南攻击，连克袁老家、玉皇庙、东台寺等地；右纵队由坝头向南攻击，连克桥口、高村集等地。石部遭我打击后，于11日逃到民权、曹县之间，背靠陇海路暂作喘息。15日，丁树本部亦南撤至长垣、封丘一带。

　　4月初，石友三又策动丁树本部进占东明，渡河北犯，企图重占直南地区。4月6日，我冀鲁豫支队、赵谭支队首先在濮阳西南一带将丁部击溃。此战我歼敌不多，但因丁部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下层士兵又多为我根据地的人，加之丁树本反共面目毕露，故多数逃跑回家或投向我军，丁树本仅率残部1000余人逃往豫西。8日夜，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及赵谭支队向进至濮阳东南的石友三部发起攻击。在我沉重打击下，石友三部又仓皇南窜至东明以南和曹县、定陶一带，其主力第一八一师及冀察战区第十五纵队段海洲部第八师，在以东明集为中心的10余村砦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并再图北犯。

　　4月18日，为加强对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工作的领导，巩固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在清丰县成立。委员会由王从吾、刘晏春、杨得志、崔田民、信锡华组成，王从吾任书记（未到职），信锡华任组织部长，刘晏春任宣传部长。4月30日，太南区党委书记张玺随第三四四旅到达冀鲁豫边区，任区党委副书记，不久接任书记。区党委下属4个地委。

　　4月中旬，参加反顽作战的各军区部队归建，冀中军区赵谭支队奉命留在冀鲁豫地区，改称冀中军区南进支队，暂归随后成立的冀鲁豫军区领导。

　　4月30日，黄克诚率领在太南地区新组成的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独立游击支队、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到达冀鲁豫地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仍称第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卢绍武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建立冀鲁豫军区，黄兼任司令员，崔兼任政治委员，卢兼任参谋长，唐亮（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任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下辖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新编第三旅、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南进支队。冀鲁豫军区下辖直南（第一）、豫北（第二）、鲁西南（第三）3个军分区。同时，为加强对冀鲁豫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经北方局批准，由黄克诚、杨得志、张玺、崔田民、信锡华、晁哲甫、安法乾等组成军政委员会，黄克诚、崔田民先后任书记。部队整编后，即再次打击顽军。5月15日至17日由杨得志司令员指挥第三四四旅、新三旅及南进支队等共7个团，向东明集及外围之柳固、卢寨等地的顽军发起全面攻击，经激战，将顽军据守的10余村寨全部攻克，歼其800余人，其余大部南撤。至此，第一次讨顽战役结束。

　　首次讨顽战役，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获得重大的胜利，粉碎了石友三盘踞两濮及南乐、清丰、观城、朝城地区，纠合丁树本、李树椿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而我则控制北起朝城，南至东明，西起卫河，东至运河，包括清丰、南乐、濮县、濮阳、内黄、观城、朝城、范县、东明、鄄城10个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使我冀鲁豫区和鲁西区连成一片。从3月4日至5月17日，共歼灭顽军15000余人（其中石部5000余人）。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四）

　　顽军石友三部退居鲁西南后，便派其胞弟石友信赴商丘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密约，并派人去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领取弹药军需，补充和整训部队，准备再度北犯。

　　6月28日，石友三部3万余人，由日伪军开路，重占我濮县城及濮阳、清丰、观城、范县之间的根据地，并企图逐步扩大其控制区：第一步以濮（县）范（县）观（城）为中心，向东北伸延至朝城，并在日军的支持下，完全控制清丰、濮阳以东地区；第二步再进窥鲁西北，收编齐子修、冯寿鹏、吴连杰等部以扩充实力，扩大补给区域；第三步向西发展，与豫北林县一带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连接起来，完全隔断我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华中、山东地区的联系。

　　为粉碎石友三部这一企图，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我组织第二次讨顽作战。由宋任穷任总指挥，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华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鲁西军区、冀鲁豫军区、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及冀南军区新四旅、新七旅、新八旅（各1个团）、骑兵团等部。战役于7月10日开始。鲁西军区运河支队向范县城、谷疃等一线出击，迅速夺取上述各地，将敌压下黄河大堤，并切断朝（城）南雷庄、郑庄一带段海州部与石部的联系。南进支队在清丰以南发起攻击，将驻六塔集、东北庄、卫城集的新四师、新六师驱逐。至此，顽军在上堤一线只余下柳下屯、古云集两个主要据点，其向北发展的道路已被我军截断。

　　我军随即又对其所属孙良诚部主力发起攻击。7月11日夜，运河支队第五团和鲁西特务营，攻下范县城西南之颜村铺、赵楼两村，歼邵鸿基部1000余人及任县、肥乡等县县长5名，仅邵鸿基只身逃窜。16日中午，玉皇庙、吴桥等处顽军南撤与龙王庄顽军会合，然后集中力量向我晋西独立支队第一团阵地猛扑，同时，驻濮县的石友三部主力一部也赶来接应。第一团在第二团及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经两昼夜激战，歼敌500余人，到17日黄昏，该部顽军撤至濮县与石部主力靠拢。从7月10日至17日，共毙伤顽军2700余人。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栖凤楼、魏胡同、田柳寺一带休整，准备下一战役行动。日军为破坏我作战计划，挽救石友三的危局，于7月26日由寿张出动快速部队2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军进行远程奔袭。由于我部署上未对日军方向放置部队，加之侦察警戒不严，驻魏胡同的晋西独立支队遭敌袭击。当晚，部队转移至黄河以南。顽军在日军掩护下，便聚集在两濮之间、金堤河以南、黄河以北地区，深沟高垒进行坚守。

　　8月4日至12日，我新四旅、新七旅、新八旅等部，先后在朝城西南、冠县以东、堂邑以南等地，分别给顽军齐子修等部以沉重打击。至此，第一阶段作战便告结束。

　　8月中旬，讨顽总指挥部召开会议。会议认为：经过第一阶段作战，基本上打破了石部的第一步计划；但石友三仍未放弃继续向东北延伸，与齐、冯、吴各部连成一线的企图。石部今后在战术上将更加依靠堡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前进。根据顽军上述特点及我武器装备的具体条件，今后不宜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但石友三勾结日军的罪行若揭，加之其3万余众密集在一狭小区域内，吃穿和兵员补充完全取之于当地人民，群众对顽军仇恨日益加深。其广大官兵也不满石友三通敌叛国的行为。为此，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今后对顽军的斗争，政治斗争应占更重要的位置，要在顽军周围深入发动群众，揭露石友三背叛祖国、破坏抗战的罪行，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统战政策和俘虏政策，来争取群众和分化瓦解顽军。会议决定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双管齐下，长期斗争的方针，并将反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及反日军“扫荡”联系起来，统一部署。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五）

　　从8月下旬起，我以主力逼近顽军，逐步压缩其盘踞地区，并派出精干小部队截断其粮源，寻求有利时机予以痛击。8月13日，晋西独立支队在范县西南道口村一带，歼灭外出抢粮的石友三部第一八一师700余人。9月3日，又在濮阳南部的小濮州、大小屯一带，将给石部送子弹和军饷的顽军1个团大部歼灭。成功地切断石部的交通补给线。9月7日，顽军配合日军到濮阳正西我根据地边沿进行“扫荡”，又被我新二旅第四团和新三旅第七团击退。我濮阳、濮县、范县等县县委和县政府，则组织武工队、县大队、民兵等，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孤立顽军据点，消灭零星外出抢粮、抓丁之顽军。部队协同地方党和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顽占区和会门区宣传群众，以各种方式开展对顽军和反动会门的政治攻势，揭露石友三通敌叛国罪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到11月底，已收到一定的成效。8月，石友三据守两濮之间，唆使封建地主和会门反动头子，胁迫群众组织“快刀会”反对我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快刀会”蔓延到濮县北部、东部和清丰、南乐、滑县一带。会门最初不让我军进村，不给粮食，继而公开向我进攻，一时对我根据地中心区造成严重的威胁。我通过政治攻势，揭露会门被石友三利用，为地主、流氓操纵来反对八路军、破坏抗战的反动本质，受蒙骗的会众逐渐醒悟过来，随之直南地区的反动会门“快刀会”相继瓦解。濮县、观城一带的群众，因遭受顽军的蹂躏和看清了石逆叛国的真面目，更加拥护我党我军，反对顽军，甚至一些原来为石友三所利用反对我们的士绅，也采取中立态度。在顽军的下层官兵中，对石友三勾结日军、积极反共也日益不满，常以讥讽的口吻说：“咱们是小汉奸，石友三是大汉奸！”他们不愿再为石逆卖命，纷纷逃亡，仅冀南清河县籍士兵逃回家者即400余人。石部教导师6月初每连120余人，到10月每连只剩三四十人，最后不得不将2个连合为1个连。在我军事和政治攻势的沉重打击下，顽军前进不能，外出又挨打，死守则给养极端困难，内外交困，怨声四起，尤其是上层头目之间矛盾更加尖锐化。12月1日，石友三部发生内讧，高树勋奉蒋介石的密令将石友三处死，两天后又杀死石友信，谓之“石高事变”。高树勋虽然反对石友三降日，但仍坚持其反共立场。他一方面对我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建议进行敷衍，以作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当局极力表白其忠顺，以获取更大的信任，并把我鲁西军区派往高部进行谈判的科长暗杀在路上。当高树勋继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便积极整编部队，统一内部，以作继续北犯的准备。他虽然利用旧属关系和种种笼络的手段来控制部队，但其上层的利害冲突并未因杀石友三而缓和，反而更加激烈尖锐。孙良诚率部到定陶以南去自谋发展；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率部到朝城投降日军；不久，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亦带走部队投靠孙良诚。虽然第一八一师、新三、四、六师等几个主力师被高控制起来，但该部在冀鲁豫地区的实力已大为削弱。12月中旬，为了给高树勋继续北犯的狂妄企图以严厉警告，南进支队第二十一团经4昼夜强攻，攻下其强大据点古云集，歼灭孟昭进暂编第一师大部2800余人。下旬，运河支队第四团围攻雷庄、郑庄，段海洲率部南逃。至此，高部反共气焰有所收敛。

　　半年的讨顽作战，充分证明党中央提出的“有理、有节”的方针和八路军总部以开展政治攻势为主的指示的正确性。正由于我坚决执行上述的方针，才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冀鲁豫地区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

　　当边区西北部反击顽军石友三部战役激烈进行之际，我鲁西南地委在没有主力部队支持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和少量武装，打击、分化、瓦解30倍于我之各路国民党地方顽军，胜利地坚持了以刘岗、曹楼、伊庄等3个村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这一斗争被称为“三村”斗争，是边区反顽斗争的一个成功范例。

　　1940年3月中旬，顽军石友三部在直南豫北地区遭我军主力打击后，退至鲁西南地区。这时，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去苏鲁豫区开会，地委机关在石友三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撤至黄河以北。5月，地委带独立营随新三旅副旅长赵基梅率领的第八团返回鲁西南。在地委广泛进行政治宣传，多方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基础上，第八团迅速平息为害数月的湾杨会门暴乱，恢复西至东明集、东至倪集70华里，南至大寨、北至立本屯40华里共100多个村庄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地委将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并建立了曹县、定陶等县地方武装。8月中旬，第八团北去参加第二次反击石友三部作战，周围土顽又趁机嚣张起来。国民党曹县党部书记长兼保安旅长王子魁部、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部、国民党菏泽县长张子刚部、定陶县土匪武装王子杰等部、分路“蚕食”我鲁西南地委（时称冀鲁豫三地委）的活动区域，最后将我地委机关压缩到以曹县西北之刘岗、曹楼、伊庄为中心的十几个村庄内，形成孤军困守的极端艰苦局面。顽军总数6000余人，而我仅有200余人的武装。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六）

　　在此危急情势下，为了坚持鲁西南这块阵地，向群众表明共产党、八路军还在鲁西南，以安定民心，我被困的全体干部战士，在以戴晓东为首的鲁西南地委领导下，统一认识，下定坚持斗争的决心。大家认为：顽军数量虽然30倍于我，但因其严重危害群众的利益而不得人心；各股顽军对我党我军的态度也不一致，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利害矛盾；部队又多系土匪成分，只图财利，不愿卖命，因此战斗力不强。我们在当地则有两年多的工作基础，群众信任我们，尤其是共产党、八路军救国爱民的精神和严格的群众纪律，博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正确运用斗争策略，就一定能坚持下来。地委分别在刘岗、曹楼、伊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提出“老百姓要武装自己”“共产党、八路军一定与乡亲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响亮口号，并以实际行动关心、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当秋收前群众缺粮时，地委就动员地主把多余粮食拿出来，救济群众。秋收时，地委组织群众武装抢收，地委领导和干部、战士一道，帮助群众收割、送粪、担水。这样，干部战士便与广大群众建立起鱼水般的亲密关系，并很快将群众组织起来，用大刀、红缨枪、土炮、滚木等武器参加守砦。正是军民一体，生死与共，保证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在对顽斗争中，地委正确地利用矛盾，团结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反共最坚决的顽固派的策略。对动摇者，地委多次写信或派人前去谈判，晓以抗日大义，强调团结对敌，不要自相残杀。捉住他们的士兵或军官时，予以优待释放。对于极其顽固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因此，顽军内部逐渐分化。白天与我对峙，晚上却派人给我们送子弹。马逢乐部、张盛泰部也不再向我进攻。孙秉贤等人因怕我主力返回时报复，对我进攻也不积极。这就使我有可能集中力量打击最坏的王子魁部。在军事上我则采取内外配合，把主要兵力放在3个村子里，另由地委军事部长宋励华带领游击队在外围活动，镇压汉奸、地头蛇，配合坚守“三村”的斗争。我周围村庄的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资顽斗争，以增加顽军的困难。此外，我还团结了一批侠义勇武之士，利用他们的孤胆、特技，潜入顽军后方打击坏分子，断其爪牙以配合坚守“三村”的斗争。特别是当我胜利地打退王子魁部的一次进攻后，周围的土顽不敢再轻易向“三村”进攻。坚守“三村”的斗争，从9月开始一直到次年1月初，供应上遇到了困难，特别是时至冬季，战士们还身穿单衣在砦墙上站岗放哨。阵地是坚持住了，但短时间内还不可能打破顽军的围困。经过地委会议的反复讨论，地委书记戴晓东毅然决定自己带一个警卫员去黄河北向区党委和第二纵队首长汇报请示。戴晓东冲破敌人和顽军的层层封锁线，经历多次危险，终于在黄河北找到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戴晓东向杨得志汇报了鲁西南坚持“三村”斗争的情况，杨得志大加赞扬，认为鲁西南地区南面紧靠陇海铁路，在没有“青纱帐”做掩护的情况下，以200人的地方武装能坚持“三村”达4个月之久，为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范例。为解“三村”之围，1941年1月初，杨得志派赵基梅代旅长率两个主力团驰返鲁西南，首战韩集，继袭申海、常柳庄、长乐集，先后给王子魁、石福起部以沉重打击，迅速扭转和恢复了鲁西南地区的抗战局面。

　　鲁西南坚持“三村”的斗争，不仅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通过这次斗争，我党我军在鲁西南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的威信，这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及根据地的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坚持“三村”斗争的胜利表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我党我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只要我们与群众共呼吸、同患难，军民一心，团结奋斗，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斗争还表明，党的斗争策略是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武器。争取和中立了多数，就便于我们集中力量打击少数最顽固者。但这又必须与准确、有力的军事打击相结合，使最顽固的敌人在军事上遭受沉重打击，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使其他各股有所顾虑，从而拆散其联合，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领导坚持“三村”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是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戴晓东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宽厚待人，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同志，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得到党内外同志的尊敬和爱戴。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七）

　　1940年3月初，朱世勤率部向我驻蔡溜村的部队进攻。冯子固部、黄体润部等亦由丰、沛向西靠拢，蠢蠢欲动，对我单东地区形成夹击之势。为此，我苏鲁豫支队决定给朱部以有力的打击。3月6日，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在四座楼、王小庄、侯楼、张庄一带，全歼朱部第三旅1800余人，迫使苏北各县顽军东撤，暂守中立。

　　6月初，苏鲁豫支队奉命南下。黄河支队接替苏鲁豫支队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苏鲁豫支队南下时将湖西地方武装大部带走。这时，冀鲁豫地区的反“扫荡”和第2次反击石友三作战正在激烈进行，无暇东顾。湖西地区顽军乃乘此时机，在国民党新任苏北专员、特务头子的策动下，积极向我进攻。6月13日，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下令将沛县第五区区长李剑波撤职，取消我党领导的第五区抗日政权。我发动1万余名群众游行示威，向县政府请愿，挽留区长李剑波。冯子固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有数名群众受伤，我请愿代表与几名干部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湖西的“六·一三事件”。冯并以武力向我进逼，我沛北独立营、第五区区中队及铜北独立营被迫撤出沛县境。

　　同一天，国民党丰县县长董玉珏、丰县常备队总队长黄体润，将我丰县第二区徐楼乡民选乡长张德方和有声望的抗日爱国老人王茂龄扣押。在此之前，董玉珏、黄体润虽然表面上仍维持与党的合作，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排挤我党在其丰县常备队内工作的干部，我党干部王效斌等三四十人不得不陆续撤出，留下的同志转入秘密活动。董、黄还百般刁难我抗日武装，不供给我粮食，将我挤出丰南以后，又逐步向我丰西北根据地推进，在丰县西北修筑围寨工事，企图将我完全挤出丰县。

　　我于6月10日到达湖西地区的黄河支队，为了打开局面，于6月14日拂晓，对侵占孙庄等地的丰县常备队发起进攻。当天夜晚，丰县常备队第一大队教导员李旭华（共产党员）率领所属部队策应第二团攻入孙庄据点，黄体润率部逃窜，接着，我乘势攻克丰县西的赵庙、刘元集，俘丰县常备队200余人。

　　6月18日，苏北、鲁西南顽军在单县孟新庄召开会议，组成联合指挥部，汤铁飞任总指挥，冯子固、朱世勤任副总指挥。7月6日，朱世勤、冯子固、黄体润部25000人全部出动，由东、西两面逼近我湖西抗日根据地。顽军虽人多势众，但仍各有打算，东西两面顽军都迟疑不前，且倾巢出动，后方空虚。我黄河支队以主力一部正面牵制敌人，抽出第二团第三营插到沛（县）北顽军后方，袭击朱王庄，歼灭国民党苏北专署机关及部队700余人。我沛县警卫营和铜北独立营配合黄河支队一个营袭击大屯、贾庙，将顽沛县政府摧毁，毙伤俘其军政人员140多人。另外，黄河支队第一团第二营在单县西南朱世勤部的后方，俘其留守人员300余人。3次打击，引起顽军的恐慌，加之我在正面的有力反击，顽军便全线仓皇撤退。顽军的联合进攻遂被粉碎。但由此我处于两面作战的形势，只好把第一团摆在单县东南阻击朱世勤部，第二团坚持十字河地区斗争，维护湖西与鲁南之间的交通。

　　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十八）

　　为钳制东部日伪军和顽军，以减轻对湖西中心区的压力，黄河支队于1940年8月间从第二团第二营抽出2个连为骨干，与沛县警卫营、沛铜独立营、沛滕边警卫营等合编为五县游击大队，以沛（县）滕（县）边为基地，坚持微山湖两岸的斗争。五县游击大队在沛滕边开展活动以来，这里的斗争日益紧张。除了日伪军驻守在铁路沿线和夏镇这个中心地带以外，西边有冯子固部，南边有耿继勋部，北边和东边是国民党鲁南专员周侗和滕县县长胡介藩的部队，顽军四面合围，夹击沛（县）滕（县）边。为打破顽军的合围，我五县游击大队向湖西沿岸进行过两次突袭。但因顽军防范严密未能成功，我大队长和主力营营长牺牲。顽军气焰更加嚣张，逐渐缩小包围圈，形势更加危急。后经过岗子战斗和微山战斗，我分别给顽军以有力的打击，形势暂时缓和。不久，沛县、滕县、铜山、丰县、鱼台等5县顽军又大举向我围攻，我党政军民1500余人被压缩在湖边南庄、刘昌庄、西万一带几个村庄里。此时正值秋雨连绵，湖水泛滥，天气转冷，军民忍饥受寒艰苦奋战。终因众寡悬殊，不利再坚持下去，五县工委乃决定游击大队西撤。部队撤退后，由沛（县）滕（县）边县委书记王洪垒等组成新的县委，带领少数精干武装转入地下斗争。对邹（县）西、滕（县）西、沛县、铜北等县的秘密工作也做了布置。11月24日，我党政军1000余人集中于王楼，乘坐100余只大船，一夜之间行至马闸，顺利转移到湖西单县东南部与苏鲁豫区党委汇合。我五县工委和五县游击大队虽然被迫撤离了沛（县）滕（县）边，但成功地粉碎了顽军将我聚歼于湖东的阴谋，保存了革命力量，并在一段时间内调动了敌人，减轻了对湖西中心区的压力。

　　1940年，湖西地区的我党我军一边作战，一边整顿党政军组织，粉碎日伪军数次“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终于站稳脚跟，坚持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自日本侵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转向敌后战场之后，据此，华北方面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关于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一切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并在巩固中求发展。在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自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支主力部队到达后，连续打击日伪军，迅速打开了抗战局面；1940年春季又取得反击顽军石友三部的重大胜利，使鲁西、冀鲁豫、湖西三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直接威胁到日军控制的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干线。日本侵略军为维护其占领区的安全，从我主力一到来，便开始对我各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消灭、驱逐我主力。

　　从1940年4月起，日本华北方面军实施第一期“治安肃正”计划，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成为“扫荡”重点之一。敌统一部署，集结重兵，对我南沙区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同时，派遣部队对我鲁西、湖西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袭击。从此，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日趋恶化。194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给鲁西区党委发出指示信，指出：鲁西是联系华北与山东根据地的枢纽，是战略上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地区，我党我军必须经常控制，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以打破日军和顽固分子隔断我华北与山东、华中联系的企图。7月24日，朱德、彭德怀也写信给肖华、杨勇和鲁西军政委员会，对加强军队建设，培养干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立民兵制度健全军区工作等，作了详尽指示。我抗日军民根据这些指示，一面进行整军，一面开展交通破击战，做好反“扫荡”斗争的准备，尔后即投入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来源：《冀鲁豫边区革命史》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21 15: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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