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青年运动
2026-08-19 09:37:07  来源：《菏泽地区党史资料 第4辑》 张世珠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的湖西地区，包括苏北的丰、沛、砀和山东的金、单、鱼、巨、成武等县，还有原河南虞城的一部分。一九四一年以前，称苏鲁豫区党委，属山东分局领导。“肃托事件”后，改为湖西地委属冀鲁豫区党委领导。

　　抗日战争之前，领导我党青年运动的组织，称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改称抗日救国青年团。抗日战争期间，领导湖西青年工作时间较久的葛步海同志和我，都是苏北沛县人，我们都是一九三七年在沛县中学加入青年团的，和我们一起做青年工作的还有胡光耀（王光中）、张德超、陈文华、高兴甲、张含广（已牺牲）等同志。当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青年团，简称青救团；同时还有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后，三青团也追随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敌后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但国民党、三青团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跟随他们跑的仅仅是上层阶级中极少数青年人（那时地主、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也积极追随共产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广大青年群众，尤其广大劳动人民中的青年人，是站在共产党和青救团一边的。因此抗日救国青年团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助手，是活跃在敌后的一支重要的先锋力量。

　　湖西地区领导青年运动的负责同志几易其人。在“肃托事件”之前，是孙衷文同志，他是苏鲁豫区党委的青年委员。“肃托事件”之后是刘剑同志，同时在湖西青联做领导工作的还有孟广彬、张德超同志（他们也是沛县人，我的同学）。刘剑同志之后是高诚同志。一九四一年之后由葛步海同志领导湖西青联的工作，同时还有王玉书同志任组织部长。但党内有一个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书记是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陈璞如同志（原名霍国栋）。一九四O年以前，我在沛县青年团工作。一九四O年“六一三事件”后，我调任金乡县青年团主任，一九四二年春，到山东分局参加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回来后，到湖西青联做领导工作。开始当宣传部长，葛步海同志调任湖西地区联合会主任后，我任青联主任。中间在一九四三年，我到单县去担任了一年县联合会主任，又回湖西青联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打响后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地委先派我到单虞县委任民运部长，又调砀山县任县长兼县大队长，直到南下。这样，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开始做青年工作起，到一九四七年离开青年工作岗位，前后共十一年。其中在湖西青联做领导工作约七年的时间。

　　关于去山东分局参加山东省青年代表大会的情况：一九四一年秋，山东省青联决定召开第二次全省青年代表大会，湖西地委决定，派当时地区青联负责人高诚同志和我，还有马玉伦同志三人前往山东分局，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另外还有一名代表叫赵瑶烈，他是军队系统的，战斗英雄，当时他已在山东分局学习。我和高、马两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底从单东出发，在秘密交通员引导下，穿过沛县敌、顽占区，越过微山湖，登上微山岛。当时微山岛上住着我们湖上游击队的一部分队伍，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又在他们派人护送下，越过津浦路，进入鲁南根据地的峄南县，在那里过的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然后越过苍马山、沂水和沭水而进入滨海地区的临沭、莒县一带。过了鲁南山区，交通员就没有再送我们了，是我们三个人自己行走。滨海地区大部分是解放区，多数是白天行走。从滨海又折回头向西走，而进入鲁中地区，大概是在青驼寺、垛庄一带找到了山东分局。当时山东分局的负责人是朱瑞、罗荣桓，还有保卫部长刘居英，组织部长李林等。战工会（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省政府）主任是黎玉，教育部长孙陶林。当时山东省青联的主任是杨涤生，副主任刘导生，宣传部长陈放（陈琳瑚）。

　　我们到山东分局后不久，就遇上日军对鲁中沂蒙山区大扫荡，因此青年代表大会当年冬天没召开。开始，我们随着山东分局在鲁中一带打游击，曾经在孟良崮、新泰、莱芜一带打过几仗，后来敌情越来越严重，分局就把我们青年代表组成一个游击队，由省青联宣传部长陈放、战工会教育部长孙陶林等带领，到沂水县之南、费县之北的蒙山山区打游击。在军事上由湖西青年代表、战斗英雄赵瑶烈同志担任队长，领导我们在西蒙山一带和敌人周旋。西蒙山长满了苍松翠柏，有稠密的树林覆盖着，打游击很方便。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开始有村子住，后来敌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我们就住在山洞里。没有棉衣穿，吃的也很困难，有时完全靠吃野菜过日子，白天还要打仗，生活很艰苦，但同志们的战斗情绪非常饱满，再苦也没有谁发过一句怨言。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次到东蒙山去寻找山东分局机关，找到了，但当天就遇上了沂蒙山大“合围”，分局转移，我们又冲出重围，跑回西蒙山继续打游击。直到冬天过去春天到来了，我们才奉命返回鲁中山区，找到山东分局，在鲁中的青驼寺参加了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布置了下一段的战斗任务，并选举了山东省青联的领导机构。

　　结束了全省青代会后，我们便随着当时湖西地区负责人张国华同志的部队（他当时在山东分局开会，带着一个连返回湖西）一起回湖西。由鲁中越过津浦线，直奔微山岛，再回到湖西根据地。在战争时期，开一次代表会很不容易，我们这次开会，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来回行程近两千里，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万无一失地都回来了。回到湖西的单东根据地之后，地委负责人潘复生、郝中士、陈璞如等同志，请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算是欢迎我们胜利归来的大会餐。

　　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年运动，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青年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其次是动员青年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事业。从具体工作来说，是随着党委的中心工作而转移的。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发动青年，抗日救国

　　当时在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团体，有抗日救国青年团、农民救国会、职工会、妇女救国会。一九四二年以前，各群众团体直接由党委领导，党内设民运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由工、农、青、妇、文（文化协会）各群众团体联合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由党内的民运部长兼任联合会主任，各群众团体在联合会统一领导下，仍是独立的群众团体。从地区到县、区、乡、村各级都有群众团体的组织机构和专职干部，乡以下的干部基本上是不脱产的。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里，群众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的党、军队和政府，之所以能在敌人的后方那种极端艰苦的环境里站得住脚，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依靠了群众，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一天也站不住脚。所以当时工、农、青、妇等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决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中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广大群众给我们吃、给我们穿，打起仗来，群众支持我们，给我们送情报，掩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遇到敌人扫荡，人民群众甚至牺牲自己的亲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保护我们的干部和军队不受损失，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们当时把党、军队、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称为“鱼水关系”，这种比喻非常恰当和亲切。因为鱼只有在水中才能游弋于江河湖海，沉浮于天地之间。鱼如果脱离了水，一刻也活不下去。由于这种历史的条件和原因，当时各级党委对于群众团体的工作非常重视。

　　要组织青年团体，首先就要向广大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然后才能逐步建立青年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非常复杂，有敌伪、顽（国民党顽固派）、我三个方面的势力，这三种力量常常犬牙交错，互相拉锯。日军、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把各群众团体的干部视为“土八路”，恨之入骨，抓住他们也和对待八路军一样，是要杀头的，所以当时参加群众团体，并不是毫无顾虑。团的干部大多数时间是分散在农村，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利用白天生产和夜晚休息的时间，向广大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舞他们的抗日热情，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的活动。宣传、组织的形式有：召开群众大会，小型座谈会，办读书班，识字班等。

　　二、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心工作就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围绕着战争，一切工作都要为战争服务。青年工作也不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青年是抗日部队的主要组成力量，青年团在这方面的任务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差不多每年的冬天要有一次动员参军的任务，这时工、农、青、妇各种群众团体都围绕这一中心工作进行活动。青年参加八路军的热情是高的，但是群众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如老人怕儿子参军后影响生产，怕打仗牺牲，青年妇女怕丈夫远离，有危险，因而扯后腿等等。这时就要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细致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进行忆苦思甜，保卫祖国，参军光荣等思想教育，鼓励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教育家人不扯后腿，最后召开热烈而盛大的欢送青年参军的大会。差不多每年都出现一些父母教子参军，妻子送郎参军等生动范例。

　　湖西地区共有三百多万人口，青年约占四分之一，即八十多万。而湖西地区抗日的部队，经常保持在正规军一个旅（三个团）、地方部队每县一个大队，共约五千人左右的水平。由于战争的需要，这些部队每年都要“升级”一部分到大部队中去，加上战争的伤亡，每年都要动员青年参军，以补充部队之不足。十几年的战争环境，全地区到底动员了多少青年参加抗日部队，已记不清楚。我想，抗日战争加上解放战争共十多年，全地区积极投入部队，为祖国而浴血奋战的青年不会下于数万人。其中有相当一个数量在战争中牺牲了，负伤了，为祖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这是我们应该永远纪念的。当然，这一成绩是全党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方针路线的胜利，是全党一齐动手的结果，不能只记在青年团的功劳簿上，但是青年团在其中做了相当大量的工作，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是事实。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仅仅靠正规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便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民兵。当然民兵不光是青年人，但大多数是青年。他们在平时维持地方上的社会治安，镇压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给大部队送情报，有时也与小规模出动的敌人作战。在反扫荡战争或大的战役中，作为主力部队的助手，侧翼作战，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当时的敌后战争环境里，无所谓前方和后方，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也只是分工的不同，大家都要一样拿起枪来，随时准备作战。不过地方干部穿的是便衣，多数用短枪，便于和群众在一起生活和战斗。我们青年团的干部，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支短枪。我这里就有一张照片，是一九四二年我们湖西青联的葛步海、我、马玉伦、张德超和武委会的干部吴瑛同志，在单县的王小庄合照的。在这张照片上，我们都突出地把自己的盒子枪放在胸前，说明我们青年团的干部，随时准备为祖国而战斗。

　　当时根据地有一句谚语：“抗日三大宝，钢笔、手枪、表。”其实当时有表的干部很少，因为当时是供给制，军事共产主义，大家都没有分文的工资，谁也买不起表。只是团以上的军事干部，才由上级配发一只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旧表，那是为了作战时掌握准确的时间而用的。但是钢笔和手枪几乎是人人都有的。这两件宝，一文一武，一个打仗用，一个作工作笔记。这件事也说明当时的干部都很穷，是真正的无产者，除了钢笔和手枪之外，我们再没有什么私有财产。

　　由于湖西处于山东的西南边缘地区，斗争的最前线，所以敌、顽、我三角斗争比较激烈，战斗频繁，因此民兵的战斗力也比较强。例如山东单县的吴溜、蔡堂、大张寨、韩溜、王小庄、高楼、终兴集、八大庄，金乡的鲍楼、大冯庄、张湾以及巨野南部的大田集等地的民兵，我都比较熟悉，指挥过他们的对敌斗争，确实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人民武装。平时他们都分散在生产岗位上，有了情况，一声令下，马上可以集合一个连、两个连，甚至更多的民兵。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我在单县的大张寨蹲点时，砀山县的伪军突然北犯根据地，在没有主力部队作战的情况下，我们马上集中了大张寨、韩溜一带的民兵约两个连队，我和当地区委的干部侯采苓、徐瑞林等同志一起指挥，分两路迎击敌人，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和群众的利益。

　　在犬牙交错的敌后抗日战争中，民兵始终是保卫解放区的重要力量，而青年是民兵队伍的骨干和中坚。

　　三、组织青年投入“双减”反霸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策，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而是实行二五减租，对半减息，对雇工和手工业者（当时根据地很少有资本家开设的大工厂，而多半是一些小规模的手工作坊）适当增加工资的政策。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的利益的，我们反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可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剥削，而尽可能减少剥削。这种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反霸的群众运动，对发动广大群众站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一边，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调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等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当时在根据地，除了打仗、反扫荡、支援战争的任务外，一年到头，中心的任务就是搞群众运动，并且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大量的积极分子，进行建党、建政，同时逐步加强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的自身建设。这些群众运动，都是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的，而青年团是这一群众运动中积极、活跃的先锋力量。

　　我现在所述说的湖西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青年运动，还是很不完整的。由于时间久远，有些具体数字，具体情况已记不太清。一九四七年夏，我调任砀山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开始脱离青年工作的岗位，而从事党、政府和军队的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后渡江南下。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8-19 1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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