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的运作机制
2026-08-14 09:02:31  来源：团结报 文/屈蓉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5月，周恩来为邮政系统题写“传邮万里 国脉所系”。

陕甘宁边区邮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建立了一套层级清晰、覆盖全面、制度规范的运作机制。这套机制以人力步行为基础，以免费服务为原则，以精简高效为导向，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保障了边区内部信息的顺畅传递。它既是战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人民邮政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和人力资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下建立的一套战时邮政通信系统。该系统成立于1938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承担了边区内部党政军民各类信函、文件、书报刊物的收递任务，是延安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之间信息交互的核心枢纽。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体考量，为与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华邮政区别，该机构未采用“邮政”二字，定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讯站。

　　组织架构与层级职能

　　通讯站的组织运作遵循分级管理、分段转运的原则。根据1938年8月边区政府民政厅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章程》，通讯站共分为总站、分站、县站和联络站四级。这种组织设计既考虑了边区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的实际状况，也兼顾了人力物力有限、运营经费紧张的客观约束。

　　总站设于延安，是整个通讯系统的最高管理中枢，设站长一名统管全站工作。总站的内部科室设置随实际需求多次调整：成立初期仅设置收发与总务两个科室，后续增设了计核科；1941年科室规模进一步扩充为邮务、人事、会计三科及秘书室、视察室，逐步向专业化邮政管理架构发展；1942年撤销秘书室与视察室，1943年边区开展精简整编后，总站又恢复为收发、总务两科的配置。站长一职先后由井宪章、张玉珍、刘笃义和刘义维四位同志担任。从机构调整过程可以看出，通讯站始终在业务扩张需求与精简节约原则之间寻求平衡。

　　在总站之下，分站是区域性的管理中心。通讯站成立初期设置了5个分站，分别位于延安、关中、三边、绥德和庆环。1940年总站迁址后，分站数量调整为4处。县站设于各县，最多时发展到24站，每站设站长一人，负责本县域内的邮件收转，统筹本县范围内的邮件接收与转运工作。联络站则设在必要的区乡和市镇要道，最多时达到16处。值得注意的是，联络站的代办员和通讯员均由不脱离生产的人员兼任，通讯站仅解决其食宿问题，不支付专职薪酬，体现了战时体制下充分利用地方人力资源的务实做法。

　　边区地方政府对通讯站工作负有监督职责。根据暂行章程规定，各级政府应负责解决当地通讯站的实际困难，这一安排实际上建立了一种纵向协同机制：通讯站负责具体业务运营，地方政府提供后勤保障和行政支持。这种央地配合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讯站自身资源的不足。

　　在人事配置方面，通讯员是通讯站最基础的人员。除总站拥有一辆自行车、曲子分站有两辆自行车外，绝大多数通讯员均依靠步行完成投递任务。每个通讯员每天需要行走70至90里路，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环境中承担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通讯站不追求人员的文化程度，而是强调吃苦耐劳和责任心。这种人员结构虽然原始，但在当时条件下保证了通讯系统的基本运转。

　　邮路网络与运输调度机制

　　通讯站的邮路网络以延安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覆盖陕甘宁边区主要区域的通信网络。建站初期，共开辟了4条干线邮路：延安至绥德、延安至安定、延安至关中、延安至庆阳，分别指向北、东、南、西四个方向，构成了最基本的骨架。在此基础上，又设置了14条支线，连接各县及重要乡镇，如绥德至吴堡、曲子至马渠、庆阳至华池、安定至盐池等。后期干线邮路发展到8条，邮路总长度达到5080公里。邮路网络的设计体现了分层递送的理念。干线负责连接延安与各专署所在地，支线则从分站、县站延伸至更基层的联络站。这种树状结构使得邮件可以在不同层级之间分段转运，既避免了单个通讯员长途跋涉的负担，又保证了信息的逐级覆盖。到通讯站后期，其邮路已经北至神府，南达淳耀，西通庆阳，甚至还与晋西北根据地建立了通邮联系，基本上将边区的政治中心延安与各县、主要口岸连接起来。

　　班期制度是邮路运营的核心管理手段。干线邮路实行逐日班，即每天发班一次，确保重要信息能够及时传递。支线则为间日班，隔天发班一次，以节约人力。1942年，通讯站又开办了昼夜兼程的快班，用于紧急文件和重要信件的快速投递。1943年，延安至绥德干线改为逐日双人班，两人结伴同行，既可分担邮件重量，也能在路途中相互照应，提高了安全性和投递效率。这些班期安排的差异化设计，反映出通讯站在有限资源下对不同类型邮件的分级处理意识。

　　运输方式的选择同样体现了务实原则。通讯站成立初期，信件和报刊数量不多，通讯员通常将邮件用包袱捆好背在身上即可上路。随着业务量的增长，一些邮件较多的线路出现了用扁担挑运的方式，尤其是当有零星包裹时，通讯员像挑夫一样挑着两个邮包翻山越岭。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讯站全部依赖人力步行完成投递，这种原始运输方式固然是物资匮乏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但也恰恰说明通讯站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维持运行的坚韧程度。

　　邮路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1941年后，国民党加强对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日寇也频繁对边区进行扫荡，邮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通讯站通过调整班期、增开双班、优化线路等措施，尽力保持邮路畅通。例如，延安至庆阳线经过整顿后开通了日夜快班，延安至关中马栏邮路也进行了优化改造。这些动态调整表明，通讯站的邮路管理并非僵化的制度执行，而是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业务运行与邮件处理制度

　　通讯站可收递的邮件类型涵盖普通信件、公务文件、报刊读物、挂号信函及加急信件五大类，汇兑业务、包裹及各类实物不在其受理范围内。尤为特殊的是，所有邮件均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一免费原则与当时中华邮政的资费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边区通讯站作为战时公共服务机构的根本属性。

　　业务量的增长是通讯站运行成效的直接反映。1938年5月通讯站成立后的一年间，全站每月收送及转口信件总数从1139件增加到33459件。1939年全年共收发平信19.3万件，挂号信1.98万余件。1941年邮件数量进一步激增，仅1月至8月，寄递的平信、文件、书报及各类挂号邮件合计已达数十万件，若将转口邮件计算在内，总数更为可观。据统计，1938年至1941年的三年间，通讯站共寄出各类邮件约80万件，其中平信占第一位，约55万件，政府文件居第二位，近18万件。

　　邮件数量的持续增长推动了单位投递成本的大幅下降。1938年单件邮件平均投递成本为1角，到1939年3月已降至4分3厘；三年累计运营总支出为71000元，单件邮件平均成本不到9分钱。成本下降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邮件总量增加摊薄了固定成本，二是边区推行的简政整顿举措有效提升了通讯站的整体运转效率。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行模式，在战争环境下显示出独特的制度优势。1940年，周恩来题词赞誉邮政事业为“传邮万里 国脉所系”。

　　邮件处理制度建设是通讯站走向规范化的关键。在长期实践中，通讯站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发管理制度，采用寄单、挂单、排单、书单、投递单等多种凭证，对邮件揽收、中转、妥投各环节进行登记和核对。这套单据管理系统的建立，有效减少了错发和积压现象。从数据来看，这套邮件处理制度推行前每月错发邮件可达数十件，而1944年1月至10月累计错发量仅为10余件。可见，邮件处理制度的有效推行不仅提高了投递质量，还推动了邮件数量的增加，在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

　　通讯站与中华邮政的关系也影响了其业务运行。根据暂行章程的规定，边区寄往国统区的邮件委托中华邮政代为投递，寄件人需按照中华邮政资费标准自行粘贴足额邮票，通讯站负责将此类邮件统一送至就近的中华邮政网点；国统区寄往边区的邮件，则由通讯站负责完成境内的传递工作；通讯站本身不代售中华邮政的邮票。这种安排既避免了切断边区与国统区之间的邮务联系，又保障了通讯站作为独立系统的自主性。1942年，国共双方就通邮问题达成协议，边区与国统区的通邮状况一度大为改善，延安邮局接收的外来邮件、包裹数量显著增加，挂号信也比前一年同期多出十余倍。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国共摩擦升级后，通讯站逐步采取措施限制中华邮政在边区的业务范围，例如明确规定边区境内所有邮件统一由通讯站收寄，国统区寄往边区的邮件全部交由通讯站中转配送。1944年，通讯站在延安增设三个代办点，专门承接边区各机关寄往国统区邮件的转递业务，切断了中华邮政与边区各级机关的直接业务往来。这种业务上的博弈，客观上巩固了通讯站在边区邮政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提升了战时通讯的保密性。（屈蓉）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8-14 09: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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