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风云》——第五部 建政与运动（二）跃进的炉火
2026-09-23 11:01:42  来源：秦健飞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二章 跃进的炉火

　　一、进入初中

　　一九五七年秋，秦锡灿背着娘缝的青布书包，走进了潭下中学（当年叫临桂县第六初级中学）的大门。

　　这所中学是头一年才办起来的，校牌上写着"临桂县第六初级中学"。念中学要住校，一个月才回一趟家。秦锡灿把铺盖卷背进集体宿舍，把碗筷挂上床头，他心里既欢喜又忐忑——从村小到高小，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进中学的门。老爸送他到村口，只说了一句："念中学，是给你开一扇看远处的窗。窗开了，就别再关上。"

　　那年他十二岁，是全年级年纪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同学们南腔北调地叫他"小鬼"——在桂北，这是人们疼人的爱称。学校开了十三门课：汉语、文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俄语、体育、音乐、劳动。教书的多是广西师范学院、桂林师范来的青年先生，也有只念过高中却极有才华的——教《文学》、兼团总支书记的秦国雄老师，讲起课来满堂生辉。班主任阳天申老师教汉语和文学，绘声绘色，还带着桂剧的身段——这位先生，同时还教潭下区小学教师培训班的课，秦锡灿的老爸也上他的课，父子两代同一位文学老师，是山里少有的缘分。

　　学校还在扩建。课余，秦锡灿常跑去看校务主任李铭琦手里那张建校蓝图——一栋栋校舍在纸上齐齐整整地立着。他看得入神，心里头头一回冒出个念头：将来，能不能也画这样的图纸，给国家添砖加瓦？那是他最早的一株志向幼苗，自己也说不清，却悄悄记住了。

　　他还不知道，这扇刚开的窗外头，很快要腾起漫天的火光；而这三年里淬他、炼他的，除了那炉火，还有比火更烫的世道人心。

　　二、风雨来时

　　进校不到两个月，风就变了。

　　先是墙上贴出了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秦锡灿人小，弄不懂那些你来我往的大道理，只觉得校园里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老师们脸上的笑,慢慢地少了。

　　那年夏天，学校里出了"右派"。有人因为写了大字报成了右派，也有人因为别人的大字报，被揭发、被批判，也成了右派。秦锡灿最敬重的秦国雄老师——教《文学》、当团总支书记的那位才子——就在其中。私下里同学们悄悄议论：秦老师家是当地旺族，四兄弟姊妹取名"国英、国雄、国豪、国杰"，据说这也算他一条"罪状"。连教导主任莫老师，也一并被划了进去。

　　最让秦锡灿心里发堵的，是秦国雄老师的夫人龚琼芳老师。她教音乐,也教体育,那阵子正和秦老师新婚。有人把一张不堪入目的漫画贴到了他们的新房门上——画的是躺在棺材里的骷髅秦老师,拉着龚老师一同往棺材里去，讽刺她"立场不稳"。可龚老师什么也没说，第二天照旧来上课，脸上不动声色。

　　上体育课，她在双杠上示范，动作又标准又优美，全班没一个学得来。同学们看得发愣：谁也不知道，这样一副从容的样子底下，她一个人咽下了多少苦水。

　　反右只在教职工里头搞，学生没有份。可秦锡灿那颗小小的心灵，头一回真切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怕——原来一个人好端端地站在讲台上，转眼就能被推到台下去；原来"运动"这两个字，是会咬人的。莫主任被开除回了家。秦国雄夫妇后来被调去五通中学"监督授课"。

　　秦老师临走那阵，秦锡灿远远看着他收拾东西，很想上前说句话，到底没敢。他不懂什么叫"右派"，只认一个死理：秦老师课讲得那样好，人待学生那样和气，怎么就成了坏人?这个想不通的疙瘩，他一直搁在心里。两年后，他会用一件事,给这个疙瘩一个交代。

　　三、唐现之成为右派

　　（一）唐现之的心里话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南宁的木棉在三月就开了，硕大的花朵像一盏盏红灯，缀满星湖路两旁的枝头。唐现之从司法厅办公楼走出来时，恰好一阵风过，落了一朵在脚边。他弯腰拾起，端详片刻，又放回树根的泥里。

　　他这年六十岁，头发已经花白，身形清癯，穿一件洗得发旧的灰蓝中山装。走在路上，腰板还是直的——这是他一辈子办教育养成的习惯，再穷再难，人的脊梁不能弯。

　　这几日，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省委统战部和政协接连召开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唐现之是司法厅厅长，又是教育界的老前辈，自然在受邀之列。

　　他心里其实是有话的。

　　这些话，在他胸口闷了好几年。

　　自从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他苦心经营的广西大学师范学院被拆分出去，他那套"以学校为地方文化中心"的设想，便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再也找不到扎根的土壤。他眼看着师范教育一步步走向"专业化"——分科越来越细，课堂越来越封闭，培养出来的教师只会教书，不会生活，更不懂得如何去改造一个村庄。

　　这与他毕生信奉的道理，南辕北辙。

　　他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记得自己在“桂师”时，带着学生上山砍木、下田插秧，师生一起办夜校、调解邻里纠纷。那些从乡间来的年轻人，三年之后回到山里去，能教书，能记账，能看报纸，能给乡亲讲抗日救国的道理——那才是他心目中的师范生。

　　可如今，这一切都被称作"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了。

　　座谈会安排在南宁市桃源路政协的会议室里。那天下午阳光很好，从纱窗照进来，在地面上铺出一片一片暖黄的光斑。到会的有二三十人，茶杯磕着桌沿，烟雾在屋里盘旋。

　　唐现之坐在靠窗的位置。前面几位发言的人，有的谈干部作风，有的谈统购统销，言辞都还温和。轮到他时，他扶了扶眼镜，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他说得很慢，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一句一句地往外送。

　　"我是个办教育的，讲不了别的大道理，就讲讲教育上的事。"

　　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继续说："这几年的教育工作，成绩是大的，这个不否认。但是有些问题，我以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头一件事，是教育规律的问题。教育有它自身的规律，跟办工厂、搞运动不一样。一棵树苗，你今天浇水明天施肥，它也不会一夜长成参天大树。人才的培养更是如此，急不得。现在动不动就搞运动式办学，今天'教育革命'，明天'大跃进'，赶进度，追指标，把学生当产品来造。这个做法，我是不赞成的。"

　　有人插话："唐厅长，你的意思是党不懂教育？"

　　唐现之摆摆手："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办教育要尊重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的领导我拥护，但具体的教学业务，还是要懂教育的人来管。"

　　他停了停，又说："第二件事，是关于'爱的教育'。我一直主张，教育要以爱为本。教师对学生，要有父母之心；学生对社会，要有赤子之情。这个道理，我从南京高师读书时就信了，办了半辈子教育，越信越坚定。现在批判什么'资产阶级人性论'，说爱是虚伪的，是阶级调和。我不明白——教育如果没有爱，还叫什么教育？难道要教孩子去恨吗？"

　　他说到这里，声音微微发颤，眼眶有些泛红。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回去。

　　"第三件事，是乡村教育的问题。广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可是我们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师范学校搬到城里来了，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愿意下乡。我以前在“桂师”，学校就办在乡间，学生从乡里来，回乡里去。现在呢？这个传统丢了。"

　　他叹了口气，说完了最后一句："我这人一辈子不问政治，只问教育。今天说这些话，是本着良心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随后有人鼓掌，有人点头。

　　那天散会后，唐现之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觉得舒畅。他以为，这些话总算说出来了，党是真心请人提意见的，他说的是肺腑之言，应该无妨。

　　他不知道的是，风暴已经在路上了。

　　（二）风向转了

　　风向转得比南宁的天气还快。

　　六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反右派运动"如同一场突来的暴雨，铺天盖地地浇了下来。

　　那些在座谈会上"鸣放"过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揪出来。他们说过的话，被一条一条地摘录、放大、上纲上线，变成了"向党进攻的毒箭"。

　　唐现之的那番话，自然也上了黑名单。

　　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司法厅召开了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正墙上挂着"反右派斗争批判大会"的横幅。唐现之被安排坐在会场中间，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打印好的材料——那是他发言的记录稿，上面用红笔划了许多道杠。

　　主持人先讲了话，定了调子："唐现之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他攻击党的领导，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实质上是要取消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他鼓吹'爱的教育'，散布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企图用阶级调和论来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他留恋所谓的'乡村教育'，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公然对抗。"

　　接下来是群众发言。一个年轻干部站起来，手里攥着稿纸，声音尖锐："唐现之！你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问你谁是内行？你是内行？那党就是外行了？你这个话，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有什么两样？你们就是要跟共产党轮流坐庄！"

　　唐现之张了张嘴，想辩解，又被另一个声音打断了。

　　"你说教育要以爱为本，请问，对地主的爱，对反革命分子的爱，也是爱吗？你那个爱，是超阶级的爱，是抹杀阶级斗争的爱！毛主席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连这个基本道理都不懂，还办什么教育？"

　　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措辞越来越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资产阶级右派的急先锋"，什么"教育界的毒草"，一顶一顶帽子往他头上扣。

　　唐现之坐在那里，起初还想解释几句，后来发现解释毫无用处——每说一句话，都会被当作"狡辩"和"负隅顽抗"，招来更猛烈的炮火。他渐渐沉默了。

　　他低着头，看着桌面上那份被红笔划满的发言记录。那些话是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他说的。可是在这场批判中，那些话已经不属他了——它们被重新组装、重新定义，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他想起一九三八年，他在临桂两江创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时的情景。那时他亲自带学生上山砍柴、下田插秧，手上的茧比农民还厚。他跟学生说："我们要做乡村的火种，到最苦的地方去，点亮一盏灯。"

　　那些年，他何曾想过"反党"？他连"政治"都很少想。他想的，是怎样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办一所真正有用的学校。

　　可是现在，没有人愿意听这些了。

　　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散会时，唐现之站起来，腿有些发麻。他扶着桌沿缓了缓，然后一个人慢慢地走出会场。

　　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在水泥地面上响着，一步一步，像敲在一面鼓上。阳光从楼梯口的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侧脸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投在墙壁上，像一棵被风吹弯的老树。

　　（三）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秋天，唐现之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

　　处分决定下来那天，他正在家里书房整理旧书。老伴端了碗姜汤进来，见他坐在书堆里发呆，手里的书拿倒了也不自知。

　　"老唐……"老伴轻声唤他。

　　他回过神来，把书正过来，是一本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书的扉页上有陶先生亲笔题的字："现之吾兄惠存——行知，二十五年春。"那是民国二十五年的事了，墨迹已经泛黄，字却还清楚。

　　"没事。"他把书合上，声音平静，"天塌不下来。"

　　可天确实是塌了一块的。

　　他被撤销了广西省司法厅厅长的职务。工资降了好几级，全家的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更难熬的是周围人的态度——从前见面客客气气的人，如今低着头绕着走；从前称兄道弟的同事，如今在批斗会上声色俱厉。世态炎凉，创办桂北革命的摇篮“桂师”并首任校长的他竟然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算是尝了个透彻。

　　组织上对他还算有些照顾。念他年纪大了，又是教育界的老资格，没有把他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而是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做些整理史料的工作。

　　这安排，说起来也算一种"各得其所"。唐现之一辈子读书、写文章、做研究，比起挨批受斗，伏案整理史料倒也算清净。只是从一个主政一方的厅长，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资料员，这中间的落差，不是谁都能咽得下去的。

　　唐现之咽下去了。

　　政协给他的办公地点，是桃源路老楼上一间朝北的小屋。屋里一张桌、一把椅、一盏台灯，靠墙一排木书架，上面堆满了发黄的旧档案和文史资料。他的工作，是把那些零散的回忆录、旧公文、历史掌故整理成篇，编入《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他做得很认真。

　　每一份资料，他都逐字逐句地读，遇到存疑的地方，就翻别的材料来佐证。他整理过太平天国在广西的遗迹，整理过陆荣廷时期的旧事，也整理过新桂系治桂的教育档案。整理到后者时，他的手会微微停顿——那些档案里有他熟悉的校名、熟悉的人名，有他亲身经历过的岁月。

　　他有时会想起“桂师”。那所学校如今还在不在？他亲手栽的那棵榕树，长多高了？他带过的那些学生，后来都怎样了？

　　他不敢打听。一个"右派分子"，是没有资格打听这些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窗外的木棉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唐现之坐在那间朝北的小屋里，把别人的历史一行一行地理清楚，把自己的心事一寸一寸地压下去。

　　偶尔有老朋友偷偷来看他，带一包茶叶、两块糕点。两人对坐喝茶，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谁也不敢提那些旧事。临走时，朋友拍拍他的肩膀，叹一口气："老唐，保重身体。日子长着呢。"

　　唐现之点点头，送客到楼梯口，然后转身回到那间小屋，继续伏案工作。台灯的光晕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握笔的手上。那双手上还有当年在“桂师”砍柴开荒留下的老茧，只是茧子已经软了，像一段旧时光褪了色。

　　（四）摘帽

　　一九六〇年冬天，唐现之摘掉了"右派帽子"。

　　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校对一篇关于广西书院沿革的稿子。文史委员会的主任走进来，把一张通知书放在他桌上，说："老唐，恭喜，摘帽了。"

　　唐现之放下笔，拿起通知书看了一遍，又放下。他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喜悦，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好。"

　　主任拍了拍他的肩："你这几年表现不错，组织上是认可的。以后好好干。"

　　唐现之点了点头。主任走后，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摘了帽，并不意味着一切恢复如初。他的职务没有恢复，待遇没有恢复，那些在批判会上说过的话、扣过的帽子，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他实际仍然是政协文史室里一个默默的资料员，只不过档案里"右派分子"那一栏，改成了"摘帽右派"、叫他政协文史室顾问而已。

　　"摘帽右派"这四个字，他又背了十几年。

　　（五）迟到的平反

　　历史终究是往前走的。

　　中央关于复查改正错划右派的核心文件（即中发〔1978〕55号文件）1978年9月下达的，1979年春天这项工作在全面铺开和加速推进。广西自治区党委成立专门小组，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逐一复查。唐现之的案子，被列入复查名单。

　　复查的结论很快下来：唐现之一九五七年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属于正常范围内的意见表达，不构成右派言论。原定"右派分子"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可是唐现之已经过世四年了。

　　（六）老骥伏枥

　　摘帽之后，唐现之被聘为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顾问。他虽已年迈，仍坚持每天到办公室，整理史料、审阅稿件、指导后学。

　　有年轻人来请教他关于乡村教育的经验，他总是很高兴地讲，一讲就是大半天。讲到当年在“桂师”带学生开荒种地、办农民夜校的往事，他的眼睛会亮起来，声音也会高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

　　"教育这个东西，急不得。"他对年轻人说，"要慢慢来，像种树一样。你把苗栽下去，浇水，施肥，除草，然后等。等它自己扎根，自己往上长。你不能去拔它，一拔就死了。"

　　他还说："办师范，一定要到乡间去办。城里的师范生，毕业了不愿意下乡。只有在乡下住过、吃过苦、跟农民打过交道的人，才晓得乡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道理，我讲了一辈子，也不知道有人听没有。"

　　他活到了七十八岁，晚年在南宁安度。书房里始终摆着陶行知的那本《中国教育改造》，扉页上的题字早已模糊，可他还时常翻看。但是没能看到1992年10月后，国家开始推行"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农村教育重新受到重视。

　　有访者问他：回首一生，可有遗憾？

　　他想了想，说："遗憾是有的。谁这辈子没有遗憾呢？但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办教育。这件事，我没有做错。至于旁的，是是非非，留给后人去评说罢。"

　　窗外，木棉又开了。

　　那一盏盏红灯似的花朵，年年岁岁，落了又开，开了又落，仿佛在替这片土地上所有认真活过的人，做一个无声的见证，那一盏盏红灯似的木棉花也是对伟大的教育家唐现之为广西乃至中国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深情的缅怀。

　　四、马场界的炭窑

　　一九五八年，那把大火,烧起来了。

　　墙上换了新的大字，说要"超英赶美"，说钢要一年翻一番。满街满地头，人人挂在嘴边的是一个数目——"一千零七十万吨"。秦锡灿后来才弄明白：是要把全国一年的钢产量,从头年的五百来万吨,一口气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1070"，写在红纸上、喊在喇叭里、印在小报头，成了那阵子出现得最多的字眼。

　　有的村也支起了炉子、垒起土灶，大家轮班拉风箱。可谁也没炼过钢，风箱拉得呼呼响，铁矿石烧得通红，就是不见钢水。

　　教政治和历史的刘明煦老师把学生叫到一处，他后来接了秦国雄的班,当上了校团总支书记——"炼钢要旺火，旺火要好炭。上山去烧炭!"

　　烧炭的去处，是青狮潭马场界的原始森林，那是秦锡灿小时候去检过椎栗的大山。那片林子黑压压一片，望不到头。刘明煦老师带着他们，在覆土厚的坡上按照烧过炭的师傅指点挖窑洞：一个窑洞两米半长、一米六宽、一米二高，顶上做成半圆，后缘打通一个碗口粗的排烟孔。窑挖好，把砍下的杂木塞进去，前头烧火，热气顺着高差往里拔，闷上几天几夜，一窑木炭就成了。

　　起先谁都不会看火候。烟出得急了、缓了，炭是老是嫩，全凭老师傅一句一句教。秦锡灿蹲在窑口，盯着那道排烟孔，看烟色由白转青、由青转淡，慢慢摸出了门道。多年以后他常说，那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一个窑炭里，藏着火与柴、风与土的分寸。

　　只是一抬头，心里又不是滋味。成片的大树被放倒、剃了光头，一坡一坡烧成炭。六里之外，县里在马场界的山坡上用石灰水刷了三个大字——"水利王"，每个字占地八亩，气派得很。可那漫山的原始森林，就在这"气派"里，一天天矮下去、秃下去了。

　　五、钢铁战报

　　烧完炭，秦锡灿被抽调到了大炼钢铁的宣传队。

　　带队的是秦国民老师。他们从马场界下来，一路开到大庙圩——那是全区土高炉最密的地方之一，那里离公平的铁矿山近，有公路通着。秦锡灿到的时候，只见山坳里、河滩上，土坯砖砌、外头箍着铁筘的土高炉一座挨一座，望不到边。风箱声、号子声、锣鼓声，从早到晚不歇。

　　炉子不少，钢却出不来。数不清的庄稼汉，本是种地的好手,却没一个懂炼钢，围着高炉拉风箱、添木炭、加矿石，火烧得通红，铁水就是不肯流出来。后来有人出了个法子：把家家户户的废铁化了当料。这一下，土高炉里当真淌出了红彤彤的"铁水"。

　　宣传队一下忙翻了天。秦锡灿跟着秦国民老师，每天到工地上收新闻，回住地就挖空心思编山歌、编桂林渔鼓、编彩调、编快板，用腊纸刻钢板、油泥油印，出一张叫《钢铁战报》的小报。秦国民老师后来名满广西，被人称作"广西歌王"，那阵子在队上带大伙儿鼓劲最是拿手。是他，把秦锡灿化装成一张大红脸，让他站到高炉跟前，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唱山歌、演节目。红纸写的喜报满墙贴，一张接一张往区里、县里报喜。

　　那些日子，秦锡灿白天嗓子喊哑，夜里就着马灯刻钢板，手指头被铁笔磨得发亮。他年纪小，只觉得热闹、光荣，觉得自己也在"干大事"。锣鼓一响，人山人海，谁能不热血往上涌呢？

　　热血底下，也有让他心里咯噔一下的事。那阵子"献废铁"成了风，锅、盆、门闩，凡带铁的都往炉里送。有回秦锡灿回村，撞见几个人正从自家墙上摘那杆老猎枪——爷爷传下来的，抗战年月桂北乡亲就是凭这样的散弹枪钻着山洞跟鬼子周旋。爸爸平日把它擦得锃亮，挂在堂屋最当眼处。秦锡灿想拦，娘在一旁红着眼圈，到底没敢吭声——家家都在交，谁家能例外?那杆枪，连同烤火的铁火盆，一道进了土高炉，化成一炉说不清是钢是铁的疙瘩。秦鹏程回来听说了，半晌没作声，只在灯下坐了很久，末了叹口气:“交了就交了。”

　　人心是热的，这没错。只是——"他顿住，没往下说。秦锡灿那时不懂老爸咽下去的是什么，多年后才明白：那是一个识字人，眼看着一片好心气用错了地方，欲言又止的难受。

　　更揪心的是地里的庄稼。壮劳力都上了高炉、上了工地，金灿灿的稻穗倒伏在泥水里，只剩老人小孩去抢收，抢不过来的就烂在田里发了芽。那年本是丰年，秋后打的粮却比往年少了一大半。往后的日子，怕是要难过了。

　　六、大庙水库的"粥油"

　　一九五八年的寒假取消了。

　　学生被集中起来，去修大庙水库。秦锡灿块头小，挑不动土，被留在工棚看房子，帮伙房煮饭洗菜。让他记一辈子的，是天天喝的那口"粥油"。煮大锅饭时，先把米煮到大半熟，锅面上浮起一层极浓的米汤，大师傅管它叫"粥油"，上蒸笼前得舀掉，免得糊住米粒的蒸汽道。倒了可惜，大伙就舀进口盅里喝，都说这是最养人的。秦锡灿也照葫芦画瓢，天天喝。

　　那时他还只当是尝鲜。他还不晓得，用不了一年，这一口稀薄的"粥油"，会成了多少人梦寐以求、割舍不得的东西。

　　七、修水库

　　也就是这一年——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青狮潭水库正式破土动工。

　　这消息，比大炼钢铁更让秦锡灿上心。他晓得临桂一带年年不是旱就是涝。如今要在青狮潭筑一道大坝、蓄六亿多方水，把水引到临桂的万顷田里去。"修好青狮潭，临桂变天堂"——这句话，写在工地每一面红旗上。

　　后来他才知道，这座水库,是一九五六年国家水利部在西江流域选定的八十个大型灌溉水库之一，由桂林专署水电局的规划队勘测设计，库容六亿三千万立方米；地委副书记李云亭任总指挥，工程技术总负责人叫吴景泰。秦锡灿的小舅参加过桂北游击队，如今在水库建设指挥部当后勤部长，他去工地玩过好几回。

　　工地上的景象,他一辈子忘不掉：几万民工，按师、团、营、连、排编着队，锄头、撮箕、木夯、石夯，硬是靠人力一担一担把土挑上坝。没有报酬，人人争先。秦锡灿跟着宣传队上去，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也算这几万人里的一个。

　　站在半山坡往下看，人如蚁聚，号子震天。少年秦锡灿望着那道正在一寸寸长高的大坝，心里忽然生出一个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念头：将来，他也想干这个——把水管住、把地喂饱、让乡亲不再看天吃饭。那念头很小，像一粒火星。他还不知道，五年之后，正是这粒火星，把他送进了武汉的水利学堂。

　　八、红领巾的分量

　　炉火之外，还有另一样东西，在悄悄地把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孩子往上托。

　　秦锡灿人小、心热、肯干，事事争先，各方面都拔尖。他一回回递上入团申请，可年龄总是不够。团总支书记便对他说：年纪不到，就先把少先队的工作抓好。于是初中三年，他一直是校里的少先队大队长。一九五九年"六一"前，又被推选到中国少年先锋队临桂县总队，当上了县少先队总大队长。

　　县里的第一届总队委员会，由十三所中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组成，县团委的赵老师和几位辅导员领着他们，操持全县的少先队工作。总队每季度到县团委所在地开一次会——那年月按广西的区划，桂林市和临桂县是两个平级的县级单位，县党委、县团委、县政府都在桂林城里象鼻山西边的民主路万寿巷一处大院里办公。一个山里娃，隔三差五进城开会、议事，眼界一寸一寸地拓开。

　　一九五九年"六一"，临桂县第一届少先队总队委员会正式成立。秦锡灿代表全县少先队,向县党委、县人大汇报少先队员在修水库、大炼钢铁里做的事、出的力。汇报完，他还要向全县发出倡议书。晚上到县广播站录音,向全县作有线广播。那是他头一回见电子管录音机，看着那随自己声音忽明忽暗闪烁的荧光管，手心直冒汗。机房的师傅教他要领，练了几遍才正式开录；录音时,满屋子人都屏住呼吸，怕出一点杂音。

　　一个山里放牛娃的声音，头一回,通过电波,传遍了一个县。秦锡灿站在话筒前,忽然懂得了胸前这条红领巾的分量——它不只是块红布，它是要担事的。

　　九、成就展讲解员

　　一九五九年九月，临桂县的国庆十周年成就展，就办在了青狮潭水库工地上。

　　县里从各校借调了十几个学生去当讲解员。秦锡灿和本班的秦智贻、五班的周素琼、大圩中学的马天荣都在其中。几个孩子打起背包，像"小八路"一样步行去工地报到，晚上不分男孩女孩，都在同一个大工棚里用稻草打地铺，中间隔开一段距离。

　　展览分工业、农业两个馆。工业馆里挂着大炼钢铁的指标图、土高炉出铁水的照片，摆着简易收割机、插秧机、打谷机和推广深耕的铁铧犁；农业馆里则是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的图片，还有用彩带扎起来的超大稻穗、高粱、玉米、大红薯、大南瓜，琳琅满目。秦锡灿领着一拨拨参观的人,一处一处地讲，讲得口干舌燥，心里却是亮堂堂的——他讲的,是乡亲们肩挑背扛干出来的事。

　　那些天里,还有件他年岁大了想起来又好笑又脸红的恶作剧。同来的马天荣是回族,又是县少先队的副大队长,两人因公事早就滥熟。展览会专门给回族人做回民餐，秦锡灿头一回跟着马天荣吃，只觉那油炸牛肉丸子香酥可口。他问马天荣为什么不吃猪肉，马天荣一本正经讲了回族的规矩。秦锡灿是个爱较真的调皮鬼，心里偏起了作恶作剧的念头。

　　工地食堂的李师傅,是他小舅那头相熟的人,平日就疼他这个机灵鬼。展览散馆那天下午,秦锡灿凑到李师傅耳边,央他把给小马的丸子悄悄掺一半猪肉、炸得焦黄些。当晚,他一边和马天荣吃，一边偷觑他的神色，见没什么两样。饭后两人绕着展馆散步，秦锡灿才把实话抖了出来——马天荣当场就吐了，蹲在地上,指着他直说"你这家伙害得我好苦"。

　　秦锡灿慌忙给他拍背，心里头,却不是得意，而是一阵实实在在的懊悔。他这才明白：一个人心里最当真、最敬重的东西，是碰不得、逗不得的。那不是一口丸子的事，那是人家的信仰、人家的根。打这以后,他待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乡邻,多了一份从心底里生出来的敬重。这一课,不在课本上,是他自己撞出来、疼出来的。马天荣到底没真恼他。上了高中，两人还常通信。多年后秦锡灿每讲起这桩少年荒唐事，末了总要加一句：“尊重别人的信仰，是做人的头一条规矩。”

　　十、五通中学的一本书

　　一九五九年儿童节前后，辅导员赵老师领着县总队的委员们，去五通中学交流少先队工作、参观学习。下午的文艺汇演上，队员们跳的芦笙舞,秦锡灿记了一辈子。

　　可这一趟五通之行，让他真正放不下的,是另一桩心事——被打成"右派"、调到这里"监督授课"的秦国雄老师，就在这所学校。

　　那两年，"右派"两个字压得人喘不过气,谁沾上谁忌讳。可秦锡灿心里那个搁了两年的疙瘩,又硌得他难受。秦老师课讲得那样好,待学生那样和气,他不信这样的人是坏人。他把要去看老师的事,悄悄跟赵老师说了。赵老师沉吟了一下,只道:“去看看自己敬重的老师,没什么，只是别声张啊。”

　　其实赵老师这样正直的师长,心里对一个中学团总支书记被划成右派,原就有看法,不过大家心照不宣罢了。这一句"别声张啊"里头,藏着一个正派人的默许和护持。

　　那天晚上，秦锡灿顶着"和右派接触"的舆论压力,去了秦国雄夫妇的住处。屋子简陋，秦老师却还是当年那副从容的样子。师生相见，没说一句"运动"的话,只叙旧、只谈书。临走，秦老师从不多的家当里,挑出一本书,送给他做纪念。

　　秦锡灿双手接过那本书，一句沉甸甸的话堵在喉咙口，没说出来。他那时还讲不清这一趟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心里踏实——他没有因为一个人落了难,就掉过头去。

　　这份"落难不弃"的性子,是这三年,连同秦惠荣、连同那么多同学师长,一点一点淬进他骨子里的。许多年以后,当他自己的父亲蒙冤受难、当身边不断有人被推到台下去的时候,他会想起五通中学的这个夜晚,想起那本书——也正是当年同班的烈士遗孤秦惠荣，会在他家最难的关口,伸出援手。人心换人心,原是从少年时就埋下的。

　　十一、南宁的主席团

　　一九六〇年的儿童节前夕，为迎接广西少先队第一次代表会议，桂林专区在地委党校的礼堂召开了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要从中选出赴南宁的代表和一名主席团人选。

　　会上,为了争一个发言的机会,秦锡灿和兴安县的代表抢起了麦克风,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闹得很激烈。也许正是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给辅导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会议结束时,他被推选为桂林专区参加自治区少先队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唯一代表。

　　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到七日，广西少先队代表会议在南宁召开，六百五十二人与会。秦锡灿代表桂林专区，坐上了大会主席团的台子。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政府副主席卢绍武、军区副政委李俭珠、教育厅长石兆棠都出席讲了话。会议期间,广西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新闻片,在各地电影院放正片前播放。后来赵辅导员告诉他：“在桂林的电影院里，看到了你坐在主席团上的那个镜头。”

　　一个从枣木圩走出来的放牛娃，坐进了自治区大会的主席团,上了新闻片。这份少年的荣光,来得快,也短暂。可它在秦锡灿心里立起的东西,却是长久的——他头一回真切地信了：山里娃,只要肯干、敢担、走正道,一样能站到很高、很亮的地方去。

　　十二、炉火淬品

　　一九六〇年六月底，秦锡灿念完了三年初中。

　　多年以后回望这一段,他心里是复杂的。这三年,火太多了：大炼钢铁的火，修水库的火，少先队一场接一场活动的火。有的火是真金,有的火是虚焰。他记得师生上山烧炭那股不惜力的劲，记得几万人肩挑背扛筑起青狮潭大坝的实打实的功——那座水库，日后当真旱涝无忧、泽被一方，是几代人的福。可他也记得那漫山被剃光头的原始森林，记得老爸欲言又止的叹息，记得烂在田里的稻穗。

　　热情是真的，蛮干也是真的。一片赤诚要用在实处，光有干劲不够，还得讲科学、讲实事求是——这个理，是那炉火教给他的头一课，也是他后来一辈子搞水利、搞工程，始终不敢忘的一句话。

　　而比炉火更要紧的,是这三年在世道里淬出来的一副筋骨:看见龚老师不动声色的从容,他懂了什么叫尊严;为着一口丸子作弄马天荣又懊悔不已,他懂了什么叫敬重;顶着压力去看落难的秦国雄老师,他懂了什么叫不弃;坐上南宁的主席团,他懂了什么叫担当。放牛娃的怯生生,一层层褪去了。一个肯思、肯担、有情有义的少年,一点点立了起来。

　　炉火渐渐熄了。可有些东西，在一个少年心里，才刚刚点着。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9-23 11:02:55

原文链接：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98230121(微信同号)

上一篇：《桂北风云》——第五部 建政与运动（一）社会变了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