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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罪犯】统帅权、派系与侵略
——真崎甚三郎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1876—1937)
2026-11-16 08:33:01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真崎甚三郎(まさき じんざぶろう,1876年11月27日一1956年8月31日),日本佐贺县人。1897年11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2年8月入陆军大学,因参加日俄战争而退学。190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军务局军事课长、步兵第四十二联队大队长、教育总监部二课长、近畿步兵第一联队长、步兵第一旅团长、陆军士官学校干事兼教授部长、校长。1927年3月晋升中将,任第八师团长。1931年8月任台湾军司令官,支持武力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1932年1月任参谋次长。次年6月晋升大将,任军事参议官。1934年任冈田启介内阁教育总监。1936年3月转入预备役。1945年11月以甲级战犯嫌疑被拘留。1947年9月获释。1956年8月31日死亡,终年80岁。著有《真崎甚三郎日记》。

  摘要:真崎甚三郎并非日本侵华战争中最显赫的名字,却是1931至1936年间把“统帅权独立”、军内派系政治与大陆扩张三者焊接在一起的关键人物。本文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战史研究中心、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RG 3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及俄、韩两国公开史料为基本依据,循其由佐贺军人而至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台湾军司令官、参谋次长、教育总监的仕途,考察他在满洲事变后推动战争扩大、以“国体明征”整肃军队思想、以及在相沢事件与二二六事件的暴力循环中被罢免、被拘禁、终获无罪判决的历史过程。文章认为,真崎的历史功能有三:为关东军的独走提供军令背书,为侵略战争提供“国体”意识形态的军队化装置,并在派系清洗中成为少壮军官政治暴力的旗帜。其“无罪”并非个人责任的免除,而是统帅权这一制度装置使侵略责任无法归诸具体个人的结果;对真崎追责的失败,恰是战后日本战争责任处理结构性缺陷的早期预演。

  关键词:真崎甚三郎;皇道派;统帅权独立;满洲事变;国体明征;二二六事件;东京审判

  一、引言:一个被“免责”的体制制造者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谱系中,真崎甚三郎(1876—1956)长期只以“皇道派首领”的标签出现。他的名姓多见于军内派阀斗争的叙述,却很少进入侵略战争责任的正面分析。[1]这一处理并非偶然:他未被列入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二十八名被告名单,也未在任何一次对外作战命令上留下决定性署名,其晚年更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的“无罪”判决告终。[2]

  既有研究对真崎的处理大致有三条路径。其一是军内派阀史路径,把他作为皇道派与统制派斗争的失败者,重点在人事倾轧与政变未遂;其二是东京审判研究路径,因其未列被告而基本略过;其三是天皇制研究路径,把他视为“统帅权”意识形态的人格化。[3]三条路径各有所长,却共同留下一个缺口:真崎的活动究竟如何具体地转化为对华侵略的条件?本文试图补上这一环。

  本文的基本判断是:真崎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签署了什么命令,而在于他把“统帅权独立”这一明治宪制遗留的制度装置,转化为可以被派系政治反复使用的动员机制。[4]当他以参谋次长的身份为关东军的独走提供军令背书时,当他以教育总监的身份把“国体明征”写入军校训育时,当他被罢免而引发相沢事件、并进而引爆二二六事件时,日本侵略的决策链条恰恰呈现出“无人负责”的结构特征。[5]换言之,真崎既是这一结构的产物,也是这一结构的维护者。

  本文所据材料,以日本方面官方档案与军事典籍为主干:国立公文书馆藏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战史丛书》、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各卷、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真崎甚三郎关系文书”;辅以美国国家档案馆RG 331所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苏联《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以及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刊行的独立运动史料。[6]凡档案出处,均以文献级方式随段落嵌入注释,不作网络杂源转引。

  二、从佐贺到陆军中枢:真崎甚三郎的军旅形成

  (一)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与驻德时期

  真崎甚三郎1876年11月27日生于佐贺县,为佐贺藩士族之后。1897年11月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毕业,与日后陆军中枢的诸多人物同期;1904年2月因日俄战争中断陆军大学校学业出征,1906年3月复校,1907年11月陆大毕业,其后历任军务局出仕、军务局课员,1911年5月起派驻德国。[7]这条路径与明治后期“军政官僚型”军官的典型履历高度吻合:其知识结构由军制学、动员计划与对外军事交涉构成,而非野战指挥的经验积累。

  佐贺县在明治维新的政治版图中具有特殊位置。佐贺藩在幕末以“兰学”与军事近代化著称,维新之后其士族大量进入陆军与官僚系统,形成相当稳定的军政人脉。[8]真崎出身的士族家庭,使他自少年时期即被置于“以军功报国”的伦理之中;此种地方性的人脉与伦理,日后成为皇道派组织资源的一部分,也解释了皇道派核心成员何以在出身与地域上如此集中。

  陆军大学校的教育以战术、战史、兵要地志与动员计划为核心,其毕业生被期待成为“军政兼通”的参谋型军官。[9]真崎在校期间所受的训练,使他习惯以“作战计划”的框架理解政治问题:在他日后的判断中,国内政治的混乱与对外作战的准备,往往被并置为同一张计划表上的两个科目,而二者的先后次序则可由计划者自行安排。

  真崎一代军官的战争经验来自日俄战争。那场战争以“亚洲国家对欧洲强国”的胜利告终,在军内形成了一种关于“精神战胜物质”的叙事。[7]此种叙事在其后的军事教育中被反复引用,成为轻视技术差距、强调意志要素的思想根源,也为日后以“精神总动员”弥补工业短板的主张提供了心理依据。

  驻德经历对真崎的影响,主要不在战术层面,而在国家动员的观念层面。1910年代的德意志帝国是日本陆军观察“总体战”的样板,军政合一、参谋本部主导、以铁路与工业支撑战争的模式,被包括真崎在内的那一代军官视为“强国之道”。[10]这一认知日后转化为他对“统帅权”形式的执着:在他看来,军事决策的专业性足以使其超出于政党政治之上。

  (二)久留米俘虏收容所与军务局

  1915年5月出任久留米俘虏收容所所长一节,常被传记忽略,却意味深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恪守国际法”的姿态处理德奥战俘,收容所的管理成为对外宣传的一环;真崎由此获得的不仅是行政经验,更是一种把战争管理技术化、程序化的意识。[11]此种“技术化”意识与其后的政治选择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越是把战争视为可计算的技术过程,越容易把战争的目的问题排除在军官的职责之外。

  1920年8月,真崎就任军务局军事课长,正值原敬内阁时期军缩与军制改革的争论。他参与常备师团编制的调整与军费分配事务,与陆军省内的“军制派”建立了稳定的工作关系。[12]此后1921年7月近卫步兵第一联队长、1922年8月步兵第一旅团长,其履历沿着近卫与首都卫戍的方向推进,为其后介入东京的政治漩涡埋下伏笔。

  (三)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与“尊皇”训育

  1923年8月任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长,1925年5月转任该校干事,1926年3月至1927年8月出任校长。[13]这是真崎思想定型的关键阶段。他在校内推行以“尊皇”为核心的训育,强调军官的“精神要素”高于技术要素,主张以国史与国体课程塑造学生的“绝对皈依”。安藤辉三、矶部浅一等日后二二六事件的核心人物,皆出于这一时期的学生群体;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后来转化为政治上的效忠关系。[14]

  尤须指出的是,此种训育并非单纯的道德教育。它把“天皇”从宪法机关转化为信仰对象,从而在军官的意识中取消了“命令是否合法”的追问空间:凡以天皇之名发布的命令,即无须再问其正当性。[15]这一心理机制,是理解此后少壮军官既敢于抗命、又自认为在“尊皇”的全部关键。

  (四)师团长、台湾军司令官与大陆战略视野

  1927年8月任第八师团长(弘前),1929年7月转第一师团长(东京)。[16]第一师团驻屯首都,使真崎首次身处军内政治的真正中心。他对政友会、民政党的议会政治均表轻蔑,其政治想象始终停留在“天皇亲政—军部辅弼”的框架内;在他看来,政党只是妨害国防的中间环节。

  1931年8月,真崎出任台湾军司令官。[17]台湾军在日军战略体系中承担华南与南洋方向的作战准备,这一职位使他获得了殖民地军队的实战视野,也使其对“以武力解决满洲与华北问题”有了更具体的战略想象。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不在东京,但事变之后军部内部对于“扩大”的想象,已在其中枢蔓延。[18]

  综合其前半生的履历,真崎并非以野战指挥或战略设计见长的将领,而是以教育、人事与精神动员见长的“组织型”军人。[19]这一类型在昭和初期的陆军中极具影响力:他们不直接决定打哪一仗,却决定由谁来打、以什么心态去打。

  三、皇道派的形成与“国家改造”的政治路线

  (一)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分野

  1930年代初,日本陆军分裂为皇道派与统制派。前者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核心,主张以“国体明征”与天皇亲政完成国家改造,对苏强硬,轻视政党与财阀;后者以宇垣一成、永田铁山、石原莞尔为代表,强调总体战准备、统制经济与军内秩序。[20]两派的分歧表面上是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权力分配:谁来掌握人事,谁就决定战争的节奏。

  1931年至1932年间的内阁更替,为军部干政提供了空间。滨口雄幸遇刺、若槻礼次郎两度组阁、犬养毅于1932年5月15日被海军军官刺杀,政党政治的权威在一年半内连续受挫。[20]每遇内阁危机,军部便以“国防需要”为由要求扩大权限,而政党内阁既缺乏反制的组织资源,也缺乏反制的舆论基础。

  真崎在皇道派中的位置颇为特殊。荒木能言善辩,是对外的“招牌”;真崎不善辞令,却在人事与教育两端握有实权,是该派的“核心”。[21]此种分工使皇道派兼具煽动性与组织性:前者负责制造舆论与情绪,后者负责把情绪转化为军官的晋升与调任。

  樱会一类组织得以在1930年前后迅速扩张,有其社会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军缩,使军官晋升通道变窄,中佐、少佐层级的军官大量积压;与此同时,明治以来“军人是国家脊梁”的教育,又使他们对政党政治与财阀支配深感不满。[22]政变设想正是此种职业焦虑与意识形态自负的混合物,而非单纯的个人野心。

  (二)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

  1931年3月,以樱会核心桥本欣五郎、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等人为主,策划调动部分军队与右翼团体,包围议会、制造骚乱,进而推举宇垣一成组阁,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人政权。计划因宇垣态度游移与骚乱未能发动而流产,事后处分极轻。[23]真崎并未直接参与此次谋划,但事件证明“以军事力量推翻政党内阁”的设想在军内已具相当规模;而此时的真崎正以第一师团长身份掌握东京驻军,其人事网络构成政变者必须估量的变量。

  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的处分之轻,本身即是军内权力关系的晴雨表。主谋者仅受短期反省处分,参与者未遭实质追究,这一结果向全军传递了明确信号:以军事手段干预政治,其风险远低于其收益。[23]此后数年间政变未遂与暗杀事件的频发,正是这一信号被反复接收的结果。

  1931年10月,樱会再度策划政变:集结十个中队及机枪中队、轰炸机队,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陆军省、参谋本部、新闻社与通信机构,斩杀内阁要员,随后推举荒木贞夫组阁。计划于10月中旬被警宪查知,主谋被宪兵软禁,同样未受实质处分。[24]荒木与真崎的同盟由此成为军内公开的事实,皇道派也由一个思想流派转化为具有行动能力的政治集团。

  (三)“先内政、后外政”的次序论

  皇道派的纲领可概括为“先内政、后外政”:先以军部主导完成国内体制改造,再以国家总力推进大陆政策。[25]这一次序论看似审慎,实则为侵略提供了更强的组织动员。因为对外战争的正当性被内嵌于“国体”之中,反对战争便被等同于反对国体;而“改造”完成之后,战争便不再是政策选择,而是体制的必然延伸。

  皇道派的思想资源并不单一。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供“国家改造”的纲领,主张以政变推翻元老、财阀与政党,实行国有化与土地改革;大川周明则提供“振兴亚细亚”的文明论,把日本的扩张解释为对西方的反抗。[26]真崎本人并未留下体系化的理论著作,但他把这两套语言转化为军队内部的训育话语,使之成为可以传授、可以模仿的行动指南。

  1931年12月犬养毅内阁成立,1932年1月真崎出任参谋次长。[27]这一任命既是皇道派势力上升的标志,也使他从“思想与人事”的领域,转入直接掌管军令的岗位。从此,他对侵略战争的作用不再是间接的,而是结构性的。

  四、参谋次长任内:满洲事变后的战争扩大

  (一)军令系统与内阁方针的二元对立

  明治宪法规定统帅权直属天皇,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并立,形成“军政—军令”的二元结构。参谋总长由皇族闲院宫载仁亲王担任,实务由次长主持。[28]真崎到任之后,事实上主导了参谋本部的日常运作,使军令系统成为足以与内阁方针相抗衡的权力中心。当内阁提出“不扩大方针”时,军令系统可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拒绝受其约束;而当军令系统决定扩大时,内阁又缺乏使之停止的宪制手段。

  对真崎而言,军令系统的独立性不仅是宪法问题,也是技术问题:作战计划的连续性不容内阁更替打断。[27]此种“技术性论证”使军部得以在政治上自我辩护,而其代价则是战争的目的不再受到追问——计划既已开始,便只能按计划完成。

  参谋次长任内,真崎的日常工作多集中于编制、预算与人事的协调,而非作战指挥本身。[5]此种“事务性”的权力运作,恰是理解其影响的关键:他不直接下令,却决定谁能下令、以何名义下令。军令的政治性,正是藏在这些技术性的安排之中。

  参谋本部的组织在1930年代经过数次调整,作战课、情报部与编制动员课的分工日趋细密。军令的下达须经参谋总长署名,而实际作业由次长、部长与课长逐级推动;这意味着,一位强势的次长足以在不改变制度形式的前提下,改变军令的实质内容。[29]真崎的“主导”,正是发生在这一技术性空间之中。

  真崎与关东军之间的人事联结,是理解“独走”何以被追认的关键。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门的旧识关系,使行动计划在事前即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至中央;所谓“事后追认”,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前默许的形式化。[29]此种非正式渠道的存在,正是制度性约束失效的具体表现。

  这一结构在满洲事变后暴露无遗。关东军以“自卫”名义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继之进攻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参谋本部先是默许,继而以增派混成旅团、调整关东军编制的方式予以追认。[30]真崎就任次长之际,事变已由“局部冲突”演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军事占领,他所接手的,是一个既成事实的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以柳条湖铁路被炸为由,进攻沈阳北大营;此后数月之内,辽吉两省主要城市相继失陷,锦州、哈尔滨亦于1932年初被占。[31]关东军的行动并未获得参谋本部的预先命令,而是以“现地判断”为名先行发动,再由中央追认——这一“先行动、后追认”的模式,此后在华北一再重演。

  (二)上海事变与陆军增兵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与驻闸北的十九路军发生激战,战况不利。参谋本部迅速决定派遣陆军增援,组成上海派遣军,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投入第九师团、第十一师团等部,战事扩大至吴淞、江湾一线,直至3月在国联调停下停战。[32]

  此次增兵的意义超出战术层面:它是“军令系统自行决定战争规模”的一次完整演示。内阁与海军省对增兵规模本有保留,而参谋本部以“保护侨民”“维护帝国威信”为由推动升级,最终使局部冲突演为两个师团规模的战役。[33]真崎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为扩大的合法性提供军令程序,而非提出战略上的新方案——这正是他作为“体制型将领”的典型作为。

  (三)热河作战、塘沽停战与华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9月《日满议定书》签订,日本以条约形式固定了军事占领的成果。[34]参谋本部随即以“满洲国防”的名义要求增兵与整理关东军编制,主张以军事既成事实支撑外交上的承认。真崎的基本立场是:满洲的“国防线”必须由日军自行划定,外交只是追认。

  1933年2月至3月,关东军发动热河作战,越过长城线,进入河北北部。[35]参谋本部内部虽有“不扩大”的意见,最终仍选择默认扩大,热河被并入伪满版图。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划定冀东非武装区;军部对协定多有不满,认为其限制了华北“工作”的空间。[36]真崎一系的意见,成为日后华北分离运动的先声。

  1935年,日本在华北推进“特殊化”。5月,华北驻屯军以“河北事件”为口施压,中方被迫接受实质上的撤军要求;6月,又就“秦土协定”作出让步,察哈尔省主权受损;11月,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37]这一系列事态的军事后盾,正是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而其政治逻辑则延续了真崎一代人所主张的“以既成事实推动分离”。

  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38]外交上的孤立反过来强化了军部“以实力解决”的话语:既然国际协调不可依赖,则唯有军事自主。参谋本部的战略地位因此进一步上升,而其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因权力集中而加剧。

  (四)退出国联与对苏备战

  在战略取向上,真崎视苏联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把满洲建成对苏作战的兵站基地,强调铁路、公路、航空基地与屯垦的军事化配置。[39]此种“北进”取向,与1936年《防共协定》所体现的战略脉络相通,也解释了皇道派为何在对华问题上反而主张“彻底解决”,即先消除后方威胁,再转向北方。

  1933年6月,真崎晋陆军大将,转任军事参议官;1934年1月,出任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40]至此,他已占据陆军三长官之一的位置。军令与教育两个系统同时留有其人脉与影响的痕迹,皇道派的力量达到顶峰。

  五、教育总监与“国体明征”:侵略意识形态的军队化

  教育总监为陆军三长官之一,掌全军教育训练与训育方针,其训令对军官养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与参谋次长掌管作战不同,教育总监掌管的是“人”:军官的价值取向、对上级与天皇的关系、对战争的心理准备。[41]

  教育总监虽为三长官之一,其权限却与陆军省、参谋本部存在重叠。人事考核、预算分配与学校管辖,均须与陆军省协商;一旦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联手,教育总监便处于结构性弱势。[41]这一弱势在其后的人事变动中充分暴露:以“二长官决议”处理“三长官”职位,程序上的破例反而使皇道派获得了道德反击的理由。

  陆军教育体系分为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各兵种专门学校与部队教育四级,教育总监部通过“教育训令”与“训育参考案”贯通四级。[42]此种贯通性意味着:教育总监的一纸训令,可以在数月之内改变全军军官的话语习惯。真崎所掌握的,正是这样一种“慢变量”的权力——它不产生即时的命令,却决定未来命令被执行时的心理准备。

  1935年,天皇机关说事件爆发。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被攻击为“反国体”,议会、在乡军人会与军部共同施压,政府两度发表“国体明征”声明。[43]真崎以教育总监身份,将“国体明征”转化为军队教育的指令,要求军校与部队教育以“尊皇”为第一义,把宪法学上的争论改写为军队内部的忠诚检验。

  其具体做法,一是重编国史与国体课程,将“万世一系”叙述置于军事教育之首;二是以精神训话、殉国教育取代部分技术课程;三是以“思想查察”审查军校教官与学生的言论。[44]三者合一,使军队教育从技能训练转为政治社会化,其产物不是更能作战的军官,而是更不容置疑的服从者。

  此种教育的效果,在1935年至1936年间集中显现。青年军官把“国体”的危机感转化为行动冲动,把“改造”理解为对上级与政府的抗命,把暗杀视为“清君侧”。[45]真崎本人未必策划了具体的暴力,但他所提供的语言与情感结构,构成了暴力的温床。

  值得强调的是,真崎对“国体”的强调,包含着一种对明治以来立宪主义的清算。在他看来,宪法只是“天皇赐予的文书”,议会只是“费率与预算的谈判场”,而军队才是“国体的实体”。[4]此种观念把军队从国家的工具提升为国体的化身,从而使军部的政治干预获得了超越法律的正当性。

  与此相配合的,是在乡军人会、青年训练所与学校教育的联动。军部通过报纸、广播、纪念仪式与“殉国”叙事,把战争准备嵌入日常生活。[46]真崎在这一网络中扮演的是“精神导师”的角色:他的训话被印成小册子,在部队与学校中传阅,其语言风格——简短、断言、不容置疑——成为昭和期军内演讲的范本。

  此种动员并不限于现役军人。预备役将校、在乡军人会的地方组织、青年训练所与女子青年团,构成了一个覆盖城乡的准军事网络;以“国防”为名的日常训练,将战争准备嵌入节庆、体育与学校教育之中。[46]真崎所倡导的“精神要素”,正是在这一网络中获得了社会基础,而不仅停留在军校课堂。

  与此同时,真崎与荒木掌握着将官人事的推荐渠道,形成以“皇道派”为标识的人事网络。[47]人事权与教育权的叠加,使他可以在制度内部完成派系的再生产:被提拔者感念提携之恩,被教育者承袭其价值,两者互为支撑。

  这一网络不可避免地与林铣十郎、永田铁山一侧发生冲突。林氏主张以陆军省为中心重建军内秩序,永田则以总体战准备为名推进军政一体化;两派对于“谁是陆军的主人”这一问题的答案截然相反。[48]冲突在1935年夏天达到临界点。

  六、相沢事件与“肃军”:派系清洗的暴力循环

  永田铁山所代表的统制派,其纲领并非“反对扩张”,而是“以更有效的方式扩张”:先完成国家总动员体制的法制化,把工业、交通、资源纳入战时统制,再以可控的节奏推进对外战争。[49]两派真正的分歧在于“谁来控制节奏”,而非“是否进行战争”。这一点常被后世叙述所忽略,却决定了1935年人事斗争的性质。

  1935年7月16日,真崎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转任军事参议官。此次人事由林铣十郎陆相与永田铁山军务局长推动,以陆军省、参谋本部二长官决议的方式作出,违背了陆军三长官合议决定将官人事的惯例。[50]程序上的瑕疵,使这次罢免迅速被赋予了“统帅权干犯”的意义:反对者不问罢免是否合理,只问其是否合法。

  皇道派随即反弹。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停职期间散发“怪文书”,揭露士官学校事件与历次政变未遂的内情,指名永田为“首席反派”。[51]文书在军内广泛流传,虽使作者被免官,却把派系矛盾从人事层面推向道德层面:永田不再是对手,而是“国贼”。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中佐相沢三郎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以军刀斩杀永田铁山少将。[52]相沢在供述中称,此举系为真崎被罢免一事“伸冤”,并以“尊皇”与“统帅权”为其行为辩护。暴力由此完成了从语言到行动的转化。

  1936年1月28日起,相沢案公开审理。军法会议成为政治剧场:被告在庭上宣讲国体论,旁听者报以掌声,报纸连载其“遗书”。[53]审判本应恢复秩序,实际却把“以暴力维护国体”的逻辑公开合法化,为一个月后的二二六事件提供了示范。

  相沢案的审理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军法会议管辖权的争论。辩方主张,被告行为系为维护统帅权,应属“政治事件”而非普通刑事案件;检方则坚持以杀人罪论处。[53]争论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争论本身把“政治动机”引入了军事司法,使量刑成为政治判断,而政治判断又反过来激励了模仿者。

  由此形成的暴力循环可作如下描述:制度内的清洗(罢免)→ 程序上的瑕疵(三长官惯例被破)→ 话语上的道德化(“国贼”标签)→ 行动上的暗杀(相沢事件)→ 司法上的政治化(公审)→ 更大规模的暴力(二二六事件)。[54]链条的每一环都由“正统性”的语言所驱动,而每一环的施加者都自认为在维护天皇。

  七、二二六事件与真崎审判:责任的司法消解

  真崎在青年军官中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不摆架子的作风。与出身显赫、言辞华丽的荒木不同,他常居于简朴官舍,乐于接待来访的少佐、大尉,倾听他们对“革新”的抱怨。[45]此种私人性的交往,使他在正式指挥体系之外另有一层非正式的动员网络;二二六事件中多数叛乱军官与他的私人联系,皆可追溯至这层网络。

  1936年2月26日拂晓,第一师团第三联队等部约一千四百人出动,分袭首相官邸、陆相官邸、警视厅、内务省与报社。冈田启介首相侥幸脱险,其妹婿被误杀;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相继遇害。[55]叛乱军官占据永田町一带四日,直至天皇下令镇压,方于2月29日归营。这些军官多为真崎任士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其政治语言亦与皇道派的“国体”论高度重合。[56]

  事件平息后,军内开始大规模“肃军”。1936年3月,真崎被编入预备役;7月,被东京宪兵队拘禁。[57]值得注意的是,对他的处置并非基于具体的谋反证据,而是基于其在军内政治中的象征地位:只要皇道派的旗帜仍在,统制派便无法完成对陆军的整编。

  二二六事件之后,陆军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事整肃:皇道派将官被大批编入预备役,士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校的教育方针被重订,青年军官的政治活动受到严格限制。[56]整肃的实质,是统制派以“恢复秩序”为名完成对陆军的独占;而对真崎的审判,恰是这一过程的仪式性收尾——它宣示旧派人物并未“谋反”,却也宣示他们已不再属于陆军。

  1937年,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对真崎进行审判,最终宣判无罪。[58]判决的理由,集中于“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参与策划叛乱”;至于其长期以教育与人事培育叛乱的精神土壤,则不在军事法庭的审理范围之内。这一审理范围的划定本身,即是责任的司法消解。

  从法理上看,此种“无罪”具有三重结构:其一,统帅权独立使军事命令的合法性来源悬置于宪法之外,法庭难以追问命令的正当性;其二,“上命下服”的军纪体系把责任向上逐级转移,最终指向天皇,而天皇不可被追诉;其三,派系政治使行为动机被解释为“人事斗争”,从而消解了侵略意图的认定。[59]三者叠合,构成日本战时责任体系的“黑洞”。

  相沢案与二二六案的审理,均在新闻界的密集报道下进行。《东京朝日新闻》等大报以“昭和维新”“青年将校之真心”为题连载,把被告塑造成“忧国之士”。[60]司法程序与舆论动员相互强化,使“以暴力表达忠诚”获得了一种准合法的公共形象,也使军部在镇压之后不得不以更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来消化内部张力。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统制派完成肃军,陆军指挥体系趋于一元。真崎退出政治舞台,但其人与其所代表的机制并未消失:此后的战争动员、思想统制与“国体”宣传,仍沿着他所参与铺设的轨道运行。[61]

  真崎退出政坛之后,其遗产以另一种方式延续。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1940年大政翼赞会的成立,皆可视为“先内政、后外政”路线的制度化完成——只是执行者由皇道派换成了统制派。[61]换言之,派系的胜负改变了人事,却未改变体制的方向。

  八、多语种史料中的真崎甚三郎

  (一)中国方面史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交部档案,以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所收的对日交涉文书,对日本军部“派阀”有持续观察。中方文件的判断相当一致:日本对华政策的摇摆,往往并非源于内阁的更替,而源于军令系统内部派系的消长。[62]这一判断与日方档案所显示的决策过程可相互印证。

  中方档案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判断是: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并不可信,因为其无法约束军令系统。[62]这一判断在1933年热河作战与1935年华北事变中两次被证实,也使中方在外交上逐渐放弃“以交涉求缓和”的策略,转向以军事准备与持久抗战为基本方针。

  蒋介石日记中对1932年上海事变与1933年热河作战的记载,亦多次提及“倭军阀”“军部横暴”等语,其核心忧虑在于:即便中日之间达成停战,日本军部仍可随时以“统帅权”为由推翻约定。[63]此种认识,构成中方此后对日政策中“以实力求和平”思路的来源之一。

  中方档案的另一价值,在于记录了侵略后果的具体形态:东北的占领行政、华北的走私与毒品流通、冀东非武装区的实际状态。[64]这些记录与日方军令文书并置,方能呈现“决策—执行—后果”的完整链条,而不仅停留在派系斗争的层面。

  (二)苏联与俄罗斯史料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相关各卷显示,1931年至1933年间,苏方对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觉,多次就边境事件提出交涉,并加快远东特别军的建设。[65]苏方档案的视角有其特殊性:它把日本的满洲政策视为对苏作战的前置准备,而非单纯的对华侵略。

  俄方学界依据苏联军事档案所作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关东军在1930年代的筑垒、铁路与航空基地建设,具有明确的对苏指向。[66]这一判断与真崎“满洲为对苏兵站基地”的主张互为印证,说明日本的大陆扩张在战略设计上是多向的:对华侵略与对苏备战并非两事,而是同一军备逻辑的两面。

  俄方研究对“北进”与“南进”之争的叙述,与日方档案略有出入。日方文献多强调1936年以后“南进”成为国策,而俄方档案显示,关东军在1930年代中期持续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其规模并未因国策转向而缩减。[67]这说明:所谓战略方向的调整,更多是资源分配次序的变化,而非军事准备的停止。

  (三)朝鲜半岛史料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刊行的独立运动史料,记录了1931年万宝山事件后朝鲜半岛的排华风潮:朝鲜农民在长春附近与当地农户争水争地,日本警察介入,朝鲜报纸夸大报道,引发半岛境内对中国侨民的暴力事件。[68]此一事件的军事后果,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于9月21日擅自下令越境,进入中国东北,事后获参谋本部追认。[69]

  韩方史料的解读须注意其形成背景。国史编纂委员会的史料编纂始于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其框架以“独立运动”为中心,对日本军部内部结构的记录相对有限。[68]因此,朝鲜史料的价值在于呈现侵略的“承受面”,而不在于重构日本决策的细节;二者互不可替代。

  朝鲜总督府的官方公报与殖民地行政文书,则呈现了另一重结构:朝鲜作为“前进基地”,其兵力、铁路与港口被纳入对华对苏的作战计划。[70]日本侵略的“殖民地支撑”体系,由此在朝鲜半岛的档案中留下清晰痕迹。

  (四)英美及东京审判史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1931年以来的日本对外行为作出整体定性,认定其对中国的战争为侵略战争,并指出军部对政府的支配是战争发生的重要条件。[71]判决虽未点及真崎之名,却准确描述了“军部支配—战争扩大”的机制。

  美国国家档案馆RG 331所藏国际检察局文书与被告口供,提供了另一类证据:多名陆军将官在供述中承认,1930年代的军内人事与教育,已使“下克上”成为可预期的行为模式。[72]这些证词与日方《战史丛书》的叙述互为补充,前者重机制,后者重过程。

  多语种档案的互证,须先承认其各自的“立场偏差”。日方军令文书倾向于把决策描述为“统帅权范围内的正当程序”,中方档案倾向于把日本的行动归于“军阀横暴”,苏方档案倾向于把满洲问题纳入对苏战略,英美审判记录则倾向于以“共谋”框架重构责任。[73]四者并置时,不能简单取其交集,而应比较其对同一事件的“时序、主体与因果”描述之差异。

  综观四类史料,真崎的形象呈现出差异:在中方档案中他是“军阀”之一员,在苏方档案中他是对苏备战的支持者,在朝鲜史料中他是越境与殖民地动员链条上的一环,在英美审判记录中他则是“未被起诉的机制象征”。[74]差异本身即是结论:侵略不是单一意志的产物,而是多重制度与多国档案共同记录的过程。

  九、结论:真崎甚三郎与日本侵略的结构性根源

  真崎甚三郎在1931至1937年间的作为,可归纳为三重功能。其一,军令背书:以参谋次长的身份,把关东军与上海派遣军的军事行动转化为“统帅权”范围内的正当行为,使扩大得以在制度内完成。[5]其二,意识形态装置:以教育总监的身份,将“国体明征”写入军队教育,把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内化为军官的信仰。[44]其三,派系旗帜:以其被罢免为契机,触发相沢事件与二二六事件,使派系斗争以暴力的形式完成清算。

  这三重功能共同指向一个制度性根源:统帅权独立。在明治宪制的设计中,统帅权不受议会约束,其行使者亦不承担政治责任;当军令系统与内阁方针冲突时,缺乏和平的解决机制。[4]真崎之所以能够以“次长”之身主导参谋本部,之所以能够在被罢免后仍被视为“正统”的象征,皆因这一装置的存在。制度不追问目的,只追问程序;而程序的解释权,又在派系手中。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对真崎的追责在司法上归于失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的“无罪”判决,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将其列为被告,在逻辑上是同构的:二者都只能在“命令—执行”的链条内寻找责任,而无法处理“培育战争正当性”的行为。[58]侵略责任的结构性特征,正是它可以被无数个“只是执行职务”的人分担,而无人承担整体。

  若把真崎与东条英机并置,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责任承担者。东条是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合一,其责任可以在命令链条上被指认;真崎则是“条件制造者”,其责任散落在教育、人事与话语之中,无法在法庭上被固定为一个可诉的行为。[71]战后审判之所以只能清算前者,正是因为其法理框架以“命令—执行”为轴,而无法处理“条件制造”这一层次。

  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而言,真崎个案的价值在于提醒:侵略体制的维持,往往依赖那些不直接下达屠杀命令、却持续生产“战争有意义”之语言的人。档案中的真崎几乎没有一句“侵略”的表述,他使用的是“国防”“国体”“统帅权”“精神”。[75]正是这些词,把暴力翻译成了义务。

  因此,研究中日战争史,若只清算直接责任者,而不清算语言与制度的责任,则历史的教训难以真正落地。真崎甚三郎的名字之所以值得写入研究,不在于他比东条英机更凶恶,而在于他比东条更普通:他示范了一个职业军官如何在不谈侵略的前提下,为侵略准备好全部条件。[76]

  在方法上,本文不把真崎视为“例外人物”,而把他视为一种“类型”。[3]此种类型在近代日本的军政结构中具有可复制性:只要统帅权独立、军内人事封闭、教育以国体为纲这三项条件同时存在,类似的军人便会被不断生产出来,而其个人品行的优劣并不改变结构的效果。

  最后须说明本文使用“侵略”一词的依据。[7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对1931年以后日本对华行为的定性,与中方档案、苏方档案所记录的军事行动及其后果相互印证;本文在此基础上使用“侵略”,并非修辞选择,而是对既有法律认定与档案事实的采纳。

  (本文所引档案,除特别注明外,均为文献级引用;档案原件藏所与公开编号以各藏所目录为准。)

  注 释

  [1] 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真崎甚三郎关系文书」旧藏者履历(同室所藏,含日记、书简与军务关系书类)。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1948年11月)被告名簿;东京陆军军法会议昭和十二年九月判决文(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

  [3] 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岩波书店,1968年)。

  [4]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伊藤博文《宪法义解》(明治二十二年)。

  [5]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七年「参谋本部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6] 美国国家档案馆 Record Group 331, Reco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年—)。

  [7] 同前「真崎甚三郎关系文书」旧藏者履历,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陆军大学校、军务局、德国驻在各项。

  [8]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明治三十年「陆军士官学校卒业者名簿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9] 陆军大学校「陆军大学校关系书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10]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大正期「军务局军事课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11]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大正四年「久留米俘虏收容所关系书类」(同馆所藏)。

  [12]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大正九年「军务局军事课人事关系书类」(同馆所藏)。

  [13] 同前「真崎甚三郎关系文书」旧藏者履历,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长、干事、校长各项。

  [14] 真崎甚三郎「陆军士官学校ニ於ケル训育方针」,收入《真崎甚三郎日记》第一册(山川出版社,1981年)。

  [15] 教育总监部「训育参考案缀」(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16] 同前「真崎甚三郎关系文书」旧藏者履历,第八师团长、第一师团长各项。

  [17]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六年「台湾军司令部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18]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满洲事变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4年)序章。

  [19] 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沿革史》(参谋本部,1940年)。

  [20]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昭和期Ⅰ》(外务省,1989—1992年)对中国政策关系各件。

  [21] 高宫太平《军国太平记》(中央公论社,1951年)皇道派关系章。

  [22]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五年「樱会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23]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六年「三月事件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24]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六年「十月事件关系书类」(同馆所藏)。

  [25] 真崎甚三郎「国体ト外政ニ关スル觉书」,收入《真崎甚三郎日记》第二册(山川出版社,1981年)。

  [26] 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年);大川周明等右翼论者关系文书(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

  [27]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七年「参谋次长人事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28] 《参谋本部条例》(明治四十一年敕令);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沿革史》(同前)。

  [29] 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编制表及课长职员录」(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30] 《战史丛书 满洲事变作战(1)》(同前)第二章「关东军之作战」。

  [31] 《战史丛书 满洲事变作战(1)》(同前)第三章。

  [32] 《战史丛书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上海事变关系章。

  [33] 海军省《海军省公文备考》昭和七年「上海事件关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34]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昭和期Ⅱ》「日满议定书」关系各件。

  [35] 《战史丛书 满洲事变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4年)热河作战关系章。

  [36]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昭和期Ⅱ》「塘沽停战协定」关系各件。

  [37]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昭和期Ⅱ》华北关系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交涉档案。

  [38] 国际联盟总会决议(1933年2月24日)及日本政府退出通告(1933年3月27日),收入《日本外交年鉴》昭和八年版。

  [39] 参谋本部「昭和八年度作战计画关系书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

  [40]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八年、昭和九年「将官人事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41] 《教育总监部条例》(明治三十三年敕令)。

  [42] 教育总监部「教育训令缀」(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43] 美浓部达吉《宪法撮要》(有斐阁,1926年);日本政府「国体明征」声明(1935年8月)。

  [44] 教育总监部「国体明征ニ关スル教育训令」(1935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

  [45] 《真崎甚三郎日记》第三册(山川出版社,1981年)昭和十年分。

  [46] 《真崎甚三郎日记》第四册(山川出版社,1981年)昭和十一年分。

  [47]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九年「将官人事关系书类」(同前)。

  [48] 林铣十郎关系文书(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永田铁山「军政改革案」关系书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49] 永田铁山关系书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国家总动员」关系缀。

  [50]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十年「教育总监更迭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51] 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军内ニ於ケル不良分子肃清ニ关スル意见书」(1935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52]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相泽三郎事件审理录」(1936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

  [53] 同前「相泽三郎事件」公判速记录及检察官起诉状。

  [5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速记录》(雄松堂书店,1968年)陆军关系证人讯问部分。

  [55]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二·二六事件审理录」(1937年),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

  [56]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十一年「二·二六事件关系书类」(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57] 陆军省《陆军省大日记》昭和十一年「预备役编入及拘禁关系书类」(同馆所藏)。

  [58]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真崎甚三郎事件判决文」(1937年9月),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

  [5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同前)军部支配政府关系章。

  [60] 《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各号。

  [61] 《战史丛书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同前)第七章。

  [6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交部档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

  [63] 《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1932年1—3月、1933年2—3月各条。

  [64]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沦陷」各卷(同前)。

  [65]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IV—XVI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1970).

  [66]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в 5 т.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1958), т. 1.

  [67] 参谋本部「昭和十年度国防方针关系书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68]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한국독립운동사』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만보산 사건 관계 장.

  [69] 조선총독부 『조선총독부관보』 1931년 9월분;参谋本部「朝鲜军越境关系书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

  [70] 조선총독부 政务总监部文书(국사편찬위원회 소장)。

  [7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同前)中国侵略关系章。

  [72] 美国国家档案馆 RG 331, IPS Documents,被告口供及宣誓供述书缀。

  [73] 上述四类档案之史料学检讨,参见本文第八节所引各件。

  [74] 前引四类史料之综合比较。

  [75] 《真崎甚三郎日记》第一册至第六册(山川出版社,1981年)昭和期各卷。

  [76]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昭和期》各卷;《战史丛书》各卷(同前)。

  参考文献

  [1]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 真崎甚三郎関係文書[Z]. 東京: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

  [2] 真崎甚三郎. 真崎甚三郎日記: 第一巻—第六巻[M]. 東京: 山川出版社, 1981.

  [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戦史叢書 満州事変作戦(1)(2)[M]. 東京: 朝雲新聞社, 1974.

  [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M]. 東京: 朝雲新聞社, 1975.

  [5] 陸軍省. 陸軍省大日記[Z]. 東京: 国立公文書館所蔵(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公開).

  [6] 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Ⅱ[M]. 東京: 外務省, 1989—1996.

  [7] 参謀本部. 参謀本部沿革史[M]. 東京: 参謀本部, 1940.

  [8] 教育総監部. 教育総監部関係書類[Z]. 東京: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9] 東京陸軍軍法会議. 相沢三郎事件審理録・二・二六事件審理録・真崎甚三郎事件判決文[Z]. 東京: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所蔵.

  [10]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所.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判決[Z]. 東京: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所, 1948.

  [11]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所.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速記録[M]. 東京: 雄松堂書店, 1968.

  [12] 高宮太平. 軍国太平記[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51.

  [13] 美濃部達吉. 憲法撮要[M]. 東京: 有斐閣, 1926.

  [14] 伊藤博文. 憲法義解[M]. 東京: 国家学会, 1889.

  [15] 北一輝. 日本改造法案大綱[M]. 東京: 改造社, 1919.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18]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M].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19] 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Z]. 斯坦福: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1] 江口圭一. 十五年戦争小史[M]. 東京: 青木書店, 1986.

  [22] 家永三郎. 太平洋戦争[M]. 東京: 岩波書店, 1968.

  [23]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IV—XVI[Z].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1970.

  [24]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в 5 т.[M].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1958.

  [25] 국사편찬위원회. 한국독립운동사[M].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26] 조선총독부. 조선총독부관보[Z]. 경성: 조선총독부, 1931.

  [27] U.S.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 Group 331[Z].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11-16 0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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