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未被审判的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与日本海军侵华责任
——以海军华中作战与台湾殖民统治为中心(1936—1944)
2026-11-15 17:00:22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谷川清((長谷川 清/はせがわ きよし Hasegawa Kiyoshi 1883年5月7日—1970年7月2日)，日本海军大将，淞沪会战爆发时的日本舰队司令，日本第18任“台湾总督”，福井县人。1932年晋升海军中将，1934年升任海军次官。1936年调任第三舰队司令官。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任侵华海军总司令，积极参与对华侵略战争。作为侵华日军的急先锋，其率领的海军以及海航部队作为侵略的一方参加过淞沪会战、江阴海战、南京保卫战等一系列战役，并且开启了臭名昭著的“无差别轰炸”战例。1939年晋升海军大将，1940年11月调任第18任“台湾总督”，积极推进“皇民化”政策。1944年辞职，任军事参议官。

　　摘要：长谷川清(1883—1970)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少数同时执掌海军战场指挥与殖民地统治的高级将领。1936年12月至1938年4月，他先后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的身份，主持日本海军在华中、华南的封锁、空袭与溯江作战，其指挥系统覆盖淞沪会战期间的海岸封锁、对南京等城市的空中攻击、南京陷落前后的长江江面行动，以及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等事件。1940年11月至1944年12月，他出任第十八任台湾总督，在任内推动皇民奉公会、改姓名与国语运动，主持陆军、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及征兵制在台湾的实施，把台湾改造为日本“南进”的兵站与动员基地。本文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战史丛书、外务省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苏联外交文件集，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史料为据，循其职务变迁重构决策链条，论证长谷川清并非被动执行命令的技术官僚，而是日本海军侵华暴力体制的关键设计者与执行者;其战后未被起诉，则暴露出东京审判对海军战争责任的结构性遗漏。[1]

　　关键词：长谷川清;支那方面舰队;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台湾总督;皇民化运动

　　1 引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日本陆军的暴行与作战长期占据中心位置，而海军的作用往往被简化为“配合陆军登陆”的辅助角色。这一叙述遮蔽了一个基本事实：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日本海军在华中战场独立掌握了海岸封锁、内河航行、航空攻击与江面扫荡四项权力，其暴力直接施加于中国沿海与长江流域的平民。长谷川清正是这四项权力在1937年的最高执掌者。[2]他此后出任台湾总督，又把殖民地的动员体系推进到“皇民化”与征兵制的终点。以一个人物的职务链条贯通这两个领域，可以观察到日本侵华战争中“战场暴力”与“殖民统治”如何互为条件：前者为后者提供军事理由，后者为前者提供人力与物资。

　　既有研究大致分为三支。日本学界受战史丛书体例影响，多从舰队编成、作战序列与后勤展开叙述，对指挥官的责任判断极为克制;[3]中文学界在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与武汉会战研究中屡次提及长谷川之名，但多作为背景人物一笔带过;[4]英文学界则因“帕奈”号事件与长江封锁，对日本海军在华行动有较为细致的研究，却较少追踪其战后去向;[5]俄文与韩文史料提供了第三方视角：苏联外交文件记录了日本封锁中国海岸后莫斯科的反应，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则留下了韩国临时政府随中国抗战内迁的踪迹。[6]

　　本文的问题因此可以表述为三层：第一，长谷川清在1937年的作战决策中处于什么位置，其命令如何转化为对平民的暴力;第二，他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如何把战时动员制度化，并使殖民地社会承担战争成本;第三，他战后未被追究，是个人运气，还是审判机制的结构性结果。本文不主张以个人传记替代制度分析，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始终身处制度枢纽，其经历才成为观察制度运作的合适切口。就方法而言，本文采取“职务—命令—后果”的三段式：先确定其在每一阶段的法定职权与实际裁量，再依据往来电文与作战报告还原命令内容，最后以中方与外方记录核对后果。五国档案的互证并非为了堆砌材料，而是为了避免任何单一语种的叙事垄断。

　　2 从海军军官到海军次官：长谷川清早年的轨迹与对华认识的形成(1883—1936)

　　2.1 海军教育、驻美武官与军缩会议

　　长谷川清1883年5月7日生于福井县，为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一期毕业生，在同期的173人中列第六名，随后入海军大学校第十二期甲种班，并毕业于水雷学校。[7]其早年经历包括日俄战争期间乘舰服役、水雷战队参谋、海军省人事局局员与第一课课长、海军大臣秘书官兼海军省副官，以及巡洋舰“日进”号与战列舰“长门”号舰长。[8]这一履历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其一，他出身人事与官房系统，属于海军内部所谓“官僚型”军官，而非长期在舰队一线积累战功的舰队派;其二，他在水雷、舰政、工厂、人事之间轮转，熟悉造舰与预算流程，这为他后来在海军次官任上推动扩军提供了技术条件。[9]

　　他在海军大学校所受的训练，是参谋教育与技术教育的混合。甲种班学员须研习战略、战术、兵要地志与舰队编制，其考核方式以图上作业与舰队演习为主;水雷学校的经历则使他熟悉驱逐舰、鱼雷与夜间战斗。[10]这种“参谋加技术”的知识结构，解释了他后来在两个岗位上的表现：在舰队，他习惯以作战计划与命令体系处理问题;在海军省，他习惯以预算、编制与制度设计处理问题。两者结合，使他成为能够把战略意图转化为可执行方案的人物。

　　他两度驻美，1919年至1920年任驻美大使馆武官辅佐官，1923年至1925年任驻美大使馆武官。据其关系文书所存回忆，他在华盛顿任内下令武官府一律以英语会话，理由是“回避无谓的猜忌”。[11]这一细节常被日本研究者用来说明其“知美”“稳健”的一面，但需要指出，所谓稳健并非反对扩张，而是主张在扩张过程中精确计算与美国冲突的时机与方式。他在驻美期间系统观察了美国的工业动员能力与海军造舰计划，此一经验使他在1937年处理“帕奈”号事件时，第一时间判断必须迅速以道歉与赔偿止损，避免把局部事故升级为两国对抗。[12]

　　1932年10月，他以海军中将衔出任日内瓦裁军会议全权随员，1933年4月升任全权委员。[13]会议期间，日本于1933年3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海军裁军框架随之瓦解。长谷川在会议中的角色，使他对“条约体系”的约束力形成明确判断：日本若要在华自由行动，必须首先摆脱海军军备限制。1934年5月，他出任海军次官，正是这一判断进入政策操作层面的时刻。[14]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会议上的交涉对象是英美代表，而非中国;这段经历塑造的是一种“大国间分配海军比例”的思维，中国在其视野中并非对等交涉方，而是可以被施加压力的对象。这种思维定式，是理解其后来在华行动的重要背景。

　　2.2 海军次官任内：扩军、华北危机与对华政策

　　1934年至1936年，日本海军进入所谓“无条约时代”的过渡期。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的失败与1936年1月日本正式退出伦敦海军条约，使造舰竞争公开化。[15]作为海军次官，长谷川清主持海军省日常行政，协调预算、造舰计划与将官会议，其职责范围覆盖了海军扩军的组织条件，而非仅只战略构想。[16]

　　次官任内的具体工作包括三项。第一是补足造舰计划的执行缺口：在条约失效前后，日本海军需要把设计、船台、钢材与预算同时扩张，海军省须协调民间船厂与吴、佐世保等工厂的产能。第二是处理议会与舆论对海军预算的质询，把“国防空虚”的论述转化为预算支持。第三是维系海军内部各派系的平衡，尤其在二二六事件后，海军省必须防止舰队派借政治危机扩张权限。[17]这些工作看似远离中国战场，却决定了1937年日本海军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舰艇、航空队与陆战队投入华中。

　　同一时期，日本在华北的分离工作持续推进。海军在华北的直接利益集中于青岛、塘沽、秦皇岛等港口与沿海航运，海军省因此深度介入华北事态的处置方案。[18]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海军在华北的警备舰艇与陆战队部署有所增强，其目的在于确保一旦战事扩大，海军能够迅速封锁港口、控制航道。这一部署思路与长谷川后来在华中实施的封锁作战高度一致，说明1937年的封锁并非临机决定，而是既有预案的展开。[19]

　　1936年2月二十六日事件后，海军内部亦经历整肃。长谷川以次官身份参与处理海军省与军令部之间的关系，其立场倾向于维持海军大臣与军令部总长的既定分工，避免舰队派借政治动荡扩大权限。[20]这一细节看似与侵华无关，实则解释了1937年海军指挥体系为何呈现出“省部并立、舰队独断”的格局：当战争爆发时，长谷川作为舰队司令长官所获得的实际裁量权，远大于制度文本所规定的范围。

　　2.3 对华认识：轻视、速决与封锁思维

　　从1934年到1936年的文书看，长谷川的对华判断有三个支点。第一，中国海军与海防力量薄弱，不足以对日本舰队构成实质威胁，因此海军可以在中国沿海自由行动。第二，中国抗战的持久能力被低估，日本海军内部普遍认为只要切断军需输入与沿海交通，中国政府将在短期内被迫妥协。第三，真正的风险不在中国，而在英美对封锁的干涉，因此必须以“事变”而非“战争”的名义行动，避免触发海军军备条约与中立国反应。[21]这三条判断，在1937年被逐一证伪：中国并未速降，封锁反而延长了战争;英美虽未军事介入，却以外交与舆论持续施压;而“事变”名义下的行动，最终演成全面战争。

　　封锁思维是理解其军事行动的关键。日本海军的封锁观念来自对英国海权的模仿：以舰队控制航道，以检查与扣押切断贸易，以航空力量打击港口设施。[22]这一观念在技术上是成熟的，在伦理上却是空白的——封锁的对象被抽象为“敌国经济”，而非具体的人。当这套观念搬到中国海岸，渔船、盐船、民船与军舰被同一标准处理，平民的死亡便被归入“战时常态”，不再进入责任讨论。

　　1936年12月1日，长谷川清出任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第三舰队是日本海军常驻中国方面的舰队，其防区自华北沿海延伸至华南，旗舰驻于上海。[23]就任之初，他曾拜会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双方约定“互不开炮”。[24]这段插曲常被引为长谷川“尚有节制”的证据，但八个月后的淞沪战场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个人的私下承诺在制度性的战争准备面前毫无约束力。

　　3 第三舰队与支那方面舰队：1937年的华中作战

　　3.1 从虹桥事件到淞沪开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海军虽未立即投入华北地面作战，却迅速进入战备。7月下旬，第三舰队所属舰艇在长江口与外海集结，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加强工事。[25]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是日本在华唯一成建制的海军地面部队，兵力约五千人，驻守虹口与杨树浦一带，其防区紧邻公共租界，形成一种“军事据点嵌入国际城市”的格局。[26]这一格局意味着，一旦冲突发生，战斗必然在城市中进行，平民伤亡几乎无法避免。

　　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名水兵驾车闯入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队击毙，此即虹桥机场事件。事件发生后，长谷川清一方面要求中国方面“撤除上海保安队”，另一方面急电海军省，请求增派舰艇与陆战队。[27]从现有电报看，他在8月10日至12日的处置具有明显的升级倾向：要求中国单方面撤军、同时增派日本兵力，实际上把交涉变成了最后通牒。

　　8月13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八字桥一带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淞沪会战全面爆发。[28]此后两周，战场呈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地面作战由海军陆战队以少数兵力死守虹口、杨树浦一带的据点，海上与空中则由第三舰队的舰炮与航空队提供火力。这种“小地面、大海空”的配置，决定了海军在上海战役初期承担了超出其编制规模的决定性作用。[29]

　　8月14日，中国空军对上海日军据点实施轰炸，日本海军航空队随即反击。8月中旬，长谷川清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名义连续致电海军省，判断“上海方面非增派陆军主力不足以解决”，要求迅速派遣陆军师团。[30]8月23日，陆军上海派遣军在吴淞、川沙一带登陆，海军以舰炮与舰载航空火力掩护登陆，并提供登陆场附近的水文与航道情报。[31]

　　需要强调的是，海军与陆军在华中战场是两套平行指挥系统：上海派遣军直属于参谋本部，第三舰队直属于军令部，两者之间只能靠大本营协调。[32]长谷川清与松井石根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这一制度设计使海军在沿海与江面的行动享有极大裁量权，也为此后江面扫荡与封锁的失控埋下伏笔。淞沪会战期间，陆海军在火力协同、登陆场分配与战果报告上屡有摩擦，这些摩擦在档案中留下了大量互相指责的电文，却从未形成对海军行动的实质约束。[33]

　　3.2 海岸封锁：把战争扩大到整个中国海岸

　　1937年8月下旬，第三舰队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南至杭州湾的中国海岸，禁止中国籍船舶航行，此后封锁范围随战局扩大而逐步延伸至中国全部海岸。[34]封锁在军事上被解释为“切断中国军需输入”，但其实际效果是把沿海渔汛、盐运、民生物资一并纳入打击范围。渔船被扣、民船被击沉、沿海居民被迫内迁，构成了一种不区分军民的长期暴力。[35]

　　封锁的执行依赖一套层级化的海上检查制度：外海巡逻队负责拦截，港口监视艇负责查验，登陆检查队负责扣押与押送。[36]这套制度在技术上要求船只停船受检，在实践上却常以“拒检”为由直接开火。中国方面关于渔船被炮击的记录，多集中于舟山、嵊泗、长江口一带，这些区域正是第三舰队巡逻密度最高的海域。[37]

　　从制度角度看，封锁是海军最擅长的作战形式：它不需要大规模地面兵力，却能以较小成本造成敌方经济与社会压力。长谷川清在第三舰队任内把封锁从战术措施提升为战略手段，其命令体系覆盖了从外海巡逻、港口监视到登船检查的全部环节。[38]正因如此，封锁造成的人员死亡与生计破坏往往不被计入战斗伤亡，成为战争责任认定中的“隐形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何战后审判几乎未曾涉及封锁：它没有具体的战场、没有明确的受害者名单，只有漫长的统计数字。

　　3.3 空中攻击：从军事目标到城市居民

　　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从本土与台湾基地起飞，对南京实施轰炸，此后空袭持续并多次加剧，9月中下旬达到高峰。[39]参加空袭的部队包括驻本土的木更津、鹿屋海军航空队，其航程需跨越东海，单程数小时，这说明空袭并非战术掩护，而是经过计划的对城市的战略打击。[40]

　　从战术记录看，空袭的目标清单包括兵工厂、机场、码头、电台与火车站，但在实际投弹中，这些目标与居民区高度重叠。南京的兵工厂与电厂位于城内，火车站紧邻下关居民区，机场周围亦有村落;以1930年代的瞄准技术，从数千米高空对这类目标实施水平轰炸，误差动辄数百米。[41]因此，“军事目标”之说在技术上即难以成立。

　　中国方面档案记录了医院、学校、教堂与居民密集区被炸的情形;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与传教士的报告亦记载了南京遭轰炸后平民伤亡的具体场景。[42]日本方面则以“军事设施邻近”为由辩解，但在密集城市中使用航空炸弹，客观上无法区分目标。[43]

　　1937年9月，国际联盟大会对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的行为作出谴责，日本随即退出国联相关合作机制。[44]国际谴责并未改变战场行为，反而使日本在对外宣传上更加强硬。长谷川清的舰队在此过程中既是执行者，也是对外解释的责任者，其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支那方面使用非人道战术”的表述，与事实形成倒置。[45]

　　3.4 南京陷落前后的江面行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在南京攻防期间，支那方面舰队于10月20日成立，长谷川清兼任支那方面舰队与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统一指挥华中、华南的海军力量，其下辖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前者负责华中与华南，后者负责华北。[46]第三舰队之下设有遣支舰队，负责长江下游的炮舰与巡逻任务，这些小型舰艇吃水浅、火力强，可以深入内河，是江面行动的主力。[47]

　　南京陷落前后，日本海军在长江江面实施封锁与扫荡。下关一带的江面被舰队控制，渡江逃难的军民遭到舰艇机枪扫射与炮击，江上漂浮的尸体成为当时外侨记录中反复出现的景象。[48]这一行动在军事上被称为“防止敌军渡江逃逸”，但其实际对象多为平民。海军的封锁与陆军的城内外屠杀在空间上形成合围：陆上关闭城门，江上封锁水面，难民因此无处可逃。[49]

　　江面行动的另一面向是航道控制。日军攻占南京后，需要迅速恢复长江航运以输送兵员与补给，海军因此对江面进行扫雷、设标与护航。[50]在这一过程中，江面上的中国民船被视为障碍或嫌疑目标，遭扣押、击沉者不在少数。军事上的“航道清理”与法律上的“财产剥夺”在此重合，船民生计被彻底摧毁。

　　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的认定集中于陆军部队，海军在长江的行动几乎没有进入起诉范围。[51]这一遗漏并非因为缺乏材料，而是因为检察方以“南京事件由陆军主导”为基本框架，海军被视为配角。就指挥责任而言，长谷川清在1937年12月的职务恰恰覆盖了江面行动，将其完全排除在责任之外，缺乏制度上的自洽。

　　3.5 “帕奈”号事件：中立国舰船与战场识别

　　1937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炮舰“帕奈”号在南京上游的芜湖附近江面被日本海军航空队击沉，随行的美孚石油公司油轮亦被击中，造成美方人员死亡。[52]该舰当时载有撤离南京的美国使馆人员与新闻记者，其位置已事先通报日方，日方仍以“误认为中国军队运输船”为由实施攻击。[53]日方最初称系识别失误，经调查后承认系海军航空队所为，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支付赔偿。[54]赔偿金额为二百二十一万美元余，这一数字在当时的日美关系中具有象征意义：它以金钱结算了一次主权侵犯，却未建立任何防止再发生的规则。[55]

　　“帕奈”号事件暴露的并非单舰识别失误，而是整个战场识别规则的缺失。海军航空队在以城市与航道为目标的攻击中，缺乏对中立国船只的区分程序;当“击沉一切可疑船只”成为默认命令时，误击只是时间问题。[56]长谷川清作为战区最高海军指挥官，对此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其处置方式——道歉、赔偿、内部检讨，而不追究下令者的责任——成为日本战时处理对外事故的标准模式。

　　事件的外交后果值得单独讨论。美国政府接受了道歉与赔偿，未采取制裁，但国内舆论对日本的反感显著上升，国会围绕是否援引中立法展开辩论。[57]对日本海军而言，这次事件的最大教训是：在中立国人员密集的长江航道上，航空攻击的风险不可控。然而此后的作战并未因此建立更严格的识别程序，反而因战线扩大而更加粗放，这说明战术教训并未转化为制度约束。[58]

　　3.6 指挥结构：责任如何在链条中被分散

　　要判断长谷川清的战争责任，必须理解日本海军在战时的命令链条。军令部总长掌作战指挥，海军大臣掌军政，舰队司令长官在作战上受军令部节制，在人事与补给上受海军省节制。[59]这意味着，战区司令长官拥有相当大的战术裁量权，但其作战范围、兵力调配与目标选择又受大本营的总体方针约束。

　　在实际运作中，这种“双重节制”常转化为责任的分散：当下属部队实施暴行时，舰队可以称“战术执行中的个别行为”，军令部可以称“战区司令的裁量”，海军省可以称“不涉作战指挥”。[60]长谷川清在战后讯问中正是利用了这一结构，把江面行动归于“现场部队”，把自己归于“计划与协调”。但档案显示，1937年12月长江江面的封锁与扫荡并非偶发，而是由舰队司令部下达的持续性任务;持续性任务的指挥官，不能以“个别行为”卸责。

　　3.7 海军陆战队的城市作战与平民伤亡

　　淞沪会战中，海军陆战队是在市区长期作战的日本部队。其防区虹口、杨树浦一带工厂与民居交错，日军以仓库、学校、电影院为据点，中国军队则以街区为阵地逐屋争夺。[61]这种作战形态决定了平民伤亡的两个来源：一是日军以据点为中心的火力覆盖，二是中国军队为攻击据点而实施的炮击与轰炸。两者叠加，使闸北、虹口一带在三个月内几乎被夷为平地。

　　海军陆战队在战斗中对“便衣兵”的处置尤为严酷。凡在战区被捕获、未着军服的中国成年男子，常被以“便衣兵”“间谍”名义就地处决，此类记录在战后中方的调查材料与外侨目击中有大量印证。[62]这一做法在1937年8月即已出现，早于南京陷落，说明“不区分军民”的处置方式在华中战场具有连续性，并非南京一地偶发。

　　海军陆战队的规模在会战中迅速扩张，从战前的数千人增至动员后的上万人，补充兵员多来自本土的海军工厂与舰艇。[63]这支部队的特点是技术兵种色彩浓厚：通信、工兵、装甲车与舰炮协同能力较强，但步兵战术与纪律约束较弱。技术优势与纪律松弛的结合，正是城市平民伤亡居高不下的组织原因。

　　4 1938年：溯江作战与战争的整体化

　　4.1 徐州会战与海岸控制

　　1938年，华中战场的形态由沿海转向内河。“支那”方面舰队的目标是配合陆军沿长江西进，切断中国政府的长江航运与物资通道。2月至5月的徐州会战中，海军以航空队对陇海路沿线实施轰炸，并以舰艇封锁连云港一带海岸。[64]

　　海岸控制在徐州会战中具有特殊意义。连云港是中国获得外援的重要港口之一，封锁该港可以切断武器与油料的输入。海军以巡逻与航空侦察构成封锁网，迫使外援改由华南港口或陆路输入，运输成本与风险随之上升。[65]这类行动不产生轰动性的战果，却在战略上持续消耗中国的抗战能力，其效果往往在数月后才显现。

　　4.2 溯江作战：马当、湖口与九江

　　6月，日军开始向安庆、马当、湖口推进，海军炮舰与登陆部队沿江配合，排除中国军队在江面设置的水雷与阻塞线。[66]马当要塞的攻防尤为典型：江面封锁与要塞攻取相互依赖，海军炮火为陆军步兵提供掩护，陆军攻占炮台后又为海军打开航道。这种“江陆协同”使日军得以在两个月内推进至九江。

　　马当封锁线是中国方面为阻止日舰上溯而设置的水雷与沉船障碍，其清除工作由海军扫雷队承担。[67]扫雷作业需在敌方炮火下进行，风险极高，日方投入了专门的反水雷部队与浅水炮舰。从军事技术角度看，这是日本海军在华中战场最专业的行动之一;从战争后果看，它打开了通往武汉的水路，使日军得以水陆并进。

　　4.3 武汉会战与战略僵局

　　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中，海军航空队对武汉三镇实施持续轰炸，江面舰艇则掩护陆军渡江与登陆。[68]武汉于10月25日陷落，中国政府的工业与人口已大规模西迁，日军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就海军而言，其作战半径已从海岸延伸至长江中游一千余公里，封锁、扫射与轰炸成为常态化的暴力形式。[69]

　　武汉会战暴露了日本海军的结构性限制：江面作战可以打开通路，却无法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航空轰炸可以摧毁城市，却无法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海军在华中投入的兵力与技术，最终被陆战的消耗战吞没。这一结果与1937年海军内部“速决”的判断相反，也说明长谷川清所主张的封锁战略在政治上的无效。[70]

　　4.4 卸任与海军在华作战体系的定型

　　1938年4月25日，长谷川清卸任支那方面舰队兼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调任横须贺镇守府长官，其职由及川古志郎接任。[71]从1936年12月到1938年4月的十六个月，正是日本海军在华从局部冲突走向全面战争的阶段;他离开战场时，海军在华的作战体系——封锁、空袭、溯江、江面扫荡——已经定型，并为后续作战沿用至1945年。

　　值得注意的是，他离任后并未脱离战争体系：横须贺镇守府长官任内负责本土东部海域的警备与舰艇整备，1939年晋升大将，1940年任军事参议官，随后转任台湾总督。[72]这条轨迹说明，日本海军对华作战的经验被制度性地保留下来，其参与者并未因战场上的争议而失去信任，反而在殖民动员的新领域继续被重用。这一点，比任何单一战役的胜负更能说明日本战争体制的内在连续性。

　　4.5 华南：大亚湾登陆与封锁的延伸

　　华中作战之外，支那方面舰队的防区还包括华南。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海军以舰炮与航空火力掩护，随后沿珠江推进，10月21日占领广州。[73]此次作战发生时，长谷川清已卸任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但其任内建立的封锁与协同体系被完整沿用：海军负责登陆场选择、航道测量与火力支援，陆军负责纵深推进。

　　广州的陷落使中国丧失了最后一个重要的南方港口，外援物资只能经由法属印度支那与滇缅公路输入。[74]从战略角度看，华南作战与华中封锁构成一个整体：前者夺占港口，后者切断航运，两者共同压缩中国的对外联系。这一战略在1938年秋基本完成，其设计者之一正是长谷川清任内的海军指挥体系。

　　5 台湾总督：殖民统治的战争化(1940—1944)

　　5.1 现役大将出任总督

　　1939年4月，长谷川清晋升海军大将;1940年5月任军事参议官。同年11月27日，他被任命为第十八任台湾总督，12月16日抵台北就任，接替预备役陆军大将小林跻造。[75]按惯例，台湾总督多由退役将官出任，而长谷川此次以现役大将赴任，据载系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坚持保留其现役身份，理由是台湾正处于“南进”准备的关键阶段，需要海军现役将领直接掌握。[76]

　　这一安排说明，1940年底的台湾已不再只是殖民地对日本本土的农业与糖业供应地，而是日本向南方扩张的前进基地。总督的职权涵盖行政、财政、教育、警察与部分司法事务，但军事指挥权分属台湾军(陆军)，海军则在高雄等军港与航空基地保有独立系统。[77]长谷川的处境因此颇具象征性：他既要以海军大将的身份协调陆海两军，又要以总督身份对殖民地社会实施总动员。

　　总督与台湾军的关系，是这一时期台湾政治的核心问题。台湾军司令官由陆军将领担任，直接受参谋本部指挥，总督对其无作战指挥权;但在治安、交通、物资与劳力上，总督府又是台湾军赖以运作的基础。[78]这种“军政分治、以政养军”的结构，使总督在实际操作中必须不断为军方提供资源，其政策重心自然向战时动员倾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倾斜变成全面动员。

　　5.2 皇民奉公会与战时动员的组织化

　　1941年4月19日，皇民奉公会成立，长谷川清出任总裁。[79]该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群众团体，而是把动员网络铺设到州厅、市郡、街庄乃至邻里阶层的准行政组织，其职能包括物资配给、储蓄劝募、国防献金、劳动征用、防空演习与“国民精神”训练。[80]

　　以奉公会为枢纽，殖民政府得以在不增加正式公务员编制的条件下，把战争成本转移到台湾社会。物资配给制度使米、糖、布匹的分配与“奉公”表现挂钩;劳动动员则把修机场、筑工事、运军需的劳力需求转化为地方义务。[81]这一模式与日本本土的“国民动员”体制同构，却在殖民地条件下具有更强的强制性与更低的协商空间。

　　奉公会的组织技术值得细究。它把行政区划与邻里组织重叠起来，以“部落会”“邻保班”为最小单位，由地方士绅担任会长与班长;这些人在殖民体制中本已处于中介位置，战时又被赋予配给、劝募与监视的职能。[82]于是，殖民统治的日常性暴力不再只来自警察，也来自邻里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变化使台湾社会在战争末期呈现出高度紧绷的状态：配给不足、劳动过重、告密盛行，而这一切都被“奉公”的话语所正当化。

　　5.3 皇民化：语言、姓名与宗教

　　“皇民化”是这一动员体系的文化面向。日语推广、改姓名运动、寺庙整理与家庭神道化等措施，目标在于削弱台湾社会的文化认同，使殖民地在心理上具备“为天皇而战”的资格。[83]长谷川任内对前任总督小林跻造时期的宗教政策有所调整，形式上缓和了寺庙整理的冲突，却把动员的重点转向教育与服役，其效果是把文化压力与军事义务捆绑在一起。[84]

　　语言政策是皇民化的基础工程。学校以日语为教学语言，汉语的使用受到限制，1937年起台湾报刊的汉文栏陆续废止，日语能力成为升学、就业与配给资格的条件。[85]这一政策在统计上确实提高了日语普及率，但其代价是整整一代人被迫在公共生活中放弃母语;语言能力的不平等，又在战时转化为动员资格的不平等。

　　改姓名运动则把文化压力推向私人领域。改为日本式姓名并非单纯的形式变更，它意味着家族谱系、祖先祭祀与地方认同的公开切断。[86]在殖民体制下，拒绝改姓名者可能面临配给、升学与就业的歧视;接受者则获得“皇民”身份的象征性优待。这种以利益诱导与文化羞辱并行的政策，使殖民地社会在战争末期出现深刻的分裂。

　　5.4 志愿兵、征兵制与台湾人的战争

　　1942年4月1日，台湾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亦在台湾推行;1944年，台湾开始实行征兵制。[87]这一时间序列与日本在朝鲜、满洲的兵役政策大体同步，表明台湾已被纳入“帝国总动员”的完整框架。

　　志愿兵制度在宣传上被表述为“台湾人自愿为天皇效力”的荣誉，实际上伴随配额、审查与地方压力。服役者的家属可获得配给优待，未服役者则在升学、就业与配给中处于不利地位。[88]据战后统计，战时被征召或志愿从军的台湾人约二十万人，另有大量军属与劳工被派往南洋、中国大陆与日本本土。[89]

　　台湾原住民亦被编入“高砂族义勇队”等特殊部队，派往南洋作战。[90]这一安排把殖民地的族群分层转化为军事分工：平地台湾人以语言与忠诚审查为前提被吸纳，原住民则以“勇武”刻板印象被派往最危险的热带战场。族群差异在此被殖民政府工具化，其后果延续到战后：原住民服役者的贡献长期不被承认，其战争创伤也缺少制度性的补偿。

　　征兵制在1944年的实施，标志着殖民动员的极限。征兵意味着台湾人不再只是“志愿”辅助者，而是与日本人一样承担兵役义务;殖民政府以此宣称“一体同仁”，实际上是把殖民地青年送上前线，以换取战后地位的任何承诺都无从兑现的口头保证。[91]长谷川在总督任内多次发表动员演说，把台湾定位为“皇国南进的门户”。[92]这类表述与他在海军时代对中国海岸的封锁逻辑一脉相承：地理空间的意义在于其军事可用性，居民则是可动员的资源。区别只在于，1937年他面对的是敌国的海岸，1940年代他面对的是“帝国臣民”的岛屿。

　　5.5 战俘、空袭与殖民末期的崩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成为日军南方作战的中转站与战俘收容地。盟军战俘被关押于金瓜石等地，从事铜矿开采与工事修筑，饮食、医疗与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死亡率甚高。[93]这些战俘营隶属陆军系统，但总督府在土地、警备、物资与劳工调配方面提供协助，殖民政府因此并非无关的旁观者。[94]

　　战俘劳动与殖民地经济之间存在直接联系。金瓜石的铜矿在战时被列为重要资源，战俘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总督府以“军事需要”为由征用土地、道路与物资，使战俘营得以在偏远山区运转。[95]这一链条说明，殖民政府即便不直接管理战俘营，也在制度上为其提供了条件。战后审判追究了直接施暴的看守，却很少追问提供条件的地方政府。

　　1944年，美军舰载机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空袭，高雄、基隆、台北的港口与工业设施受损严重，殖民经济与治安体系迅速崩解。[96]同年12月30日，长谷川清卸任总督，由陆军大将安藤利吉接任。[97]其离任距日本投降尚有八个月，台湾的战争动员却在最后阶段达到最高强度：征兵制全面实施，学生被编入“学徒兵”，机场与防空洞工程征用大量民间劳力。[98]

　　5.6 评价：殖民建设还是战争榨取

　　对长谷川在台湾的施政，学界存在两种评价。一种强调殖民政府在教育普及、公共卫生与交通建设上的“近代化”遗产;另一种强调这些建设在战时被彻底转为军事用途，殖民地社会承担了与其人口规模不相称的战争成本。[99]

　　就本文的论证目标而言，关键不在于殖民统治是否带来“建设”，而在于这种建设如何被战争逻辑重新定向：1940年代的台湾，铁路、港口、学校与警察网络都被编入动员机器，长谷川清正是这部机器的最高操作者之一。评价殖民统治若只统计学校数与铁路里程，而不计算被征召的人数、被征用的土地与被牺牲的性命，其结论必然失真。

　　5.7 殖民地的社会成本：粮食、劳力与死亡

　　战时台湾的动员并非抽象的政策，它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社会成本。粮食方面，殖民政府以“供出”制度征收稻米与甘薯，优先保障军需与日本本土，台湾本地的配给量随之下降。[100]到战争末期，台湾出现明显的营养不足与黑市交易，城市居民依赖配给与私下交换维持生活。

　　劳力方面，军需工厂、机场、港口与防御工事的修筑征用了大量民间劳力，征用工付给的名义工资远低于市场水平，且常以强制方式摊派到街庄。[101]被征用者多为青壮年男性，其离村造成农业劳力短缺，进一步加剧粮食问题。粮食与劳力的双重挤压，使殖民地社会在1944年已处于临界状态。

　　死亡方面，台籍军人在南洋与中国大陆战场的阵亡人数，战后统计以数万计;被派往日本本土与南洋的军属与劳工，亦因空袭、疾病与恶劣条件大量死亡。[102]这些死亡在当时被宣传为“为国捐躯”，在战后却长期不被日本方面正式承认，成为台湾社会记忆中的一处伤口。

　　把这三项成本与长谷川的施政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殖民动员的内在逻辑：以“皇民”身份换取参战资格，以参战资格换取配给与升学机会，以配给与升学机会维持动员的持续运转。这是一个以身份、利益与恐惧相互支撑的循环，其顶点是1944年的征兵制。总督作为循环的最高操作者，其责任不只在决策，也在维持这一循环日复一日运转的行政技术。

　　6 战后：巣鴨收容、免于起诉与责任的结构性空白

　　1945年11月30日，长谷川清转入预备役。1946年至1947年1月，他被收容于东京巣鴨拘留所，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团的讯问，但最终未被起诉，于1947年获释。[103]此后他担任水交会顾问等职，1970年9月2日卒于镰仓。[104]

　　免于起诉的原因可以从三个层面观察。其一是证据结构：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的取证以陆军部队与日本政府为主线，海军在长江的封锁与扫射未被单独立案，相关的中国方面证词也主要指向陆军。[105]其二是政治结构：美国在占领期需要日本海军的技术与人事协助处理扫雷、复员与海上治安，对海军高级将领的追诉相对克制。[106]其三是法律结构：指挥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在当时的国际法实践中尚未充分发展，战区指挥官对下属暴行的“未能防止”难以单独定罪。[107]

　　东京审判的海军被告数量本身即说明问题：二十八名甲级被告中，海军出身者仅数人，且多为政军高层(如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战区舰队司令长官几乎不在其中。[108]这一选取标准把“政策决策”与“战场执行”切割开来，结果是前者被审，后者被赦。长谷川恰属于后者。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方面的审判。1946年至1948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陆军人员作出判决，海军人员几乎不在被告席上。[109]这并非中方刻意宽纵海军，而是因为长谷川等海军高级将领始终在日本，未落入中国司法管辖;其后盟军总部亦未将其引渡。[110]

　　因此，长谷川清的免责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他在讯问中强调自己“只负责舰队作战，不涉陆军行动”——也是制度安排的结果。[111]这种辩解在逻辑上难以成立：1937年12月，长江江面的舰艇正属于他的指挥序列;1941年至1944年，台湾的动员体系正由他主持。把责任切割为“陆军的暴行”与“海军的作战”，是战后日本战史叙事最常见的手法，也是东京审判留下的最大空白之一。

　　免责的另一个后果是记忆的塑造。战后日本出版的战史与将领回忆，把长谷川描述为“稳健派”“知美派”，强调其在军缩会议与对美交涉中的克制，对其在华作战与台湾动员则语焉不详。[112]这种叙述并非全然虚构，却通过选择性强调完成了责任的转移：一个在海军省精于计算的人，被塑造成“不属于战场暴力”的技术官僚。历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把这种选择性的叙述重新放回档案的证据链中。

　　7 结论

　　第一，长谷川清的军事生涯显示，日本海军的侵华暴力具有独立的形式与逻辑。海岸封锁、城市空袭、江面扫荡与溯江作战，都是海军可以单独实施、无需陆军主导的作战样式，其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平民。把侵华战争理解为陆军的独角戏，会系统性低估海军在战争暴力中的份额。

　　第二，长谷川清的殖民统治经历说明，战场的暴力与殖民地的动员是同一体制的两面。皇民奉公会、志愿兵制度与征兵制把台湾社会的人力与物资持续输入战争机器，其组织技术与他1937年在华中的封锁、检查、动员高度同源：都是把地理空间与人口转换为军事资源。

　　第三，长谷川清未被追究，暴露了战后国际审判的结构性局限。以“事件—部队”为单位取证的方式，使得跨军种、跨领域的指挥责任难以被完整追诉;以“陆军主导”为框架的叙事，则使海军的战争责任长期处于模糊地带。这一空白并未随时间消失，而是沉淀为日本战史书写与台湾殖民史研究中的持续争议。

　　第四，就史料而言，本文的论证依赖于五国档案的互证：日方档案提供了命令链与制度细节，中方档案提供了受害事实与审判记录，美方文件提供了中立国视角与战场识别问题，俄方文件提供了第三方外交反应，韩方史料则提示了殖民地与流亡政府在同一战争空间中的不同处境。[113]任何单一语种的档案都不足以还原这一人物的全貌，而这正是跨国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最后需要说明本文的限度。日本海军在华作战的原始文书散藏于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战史研究中心与国会图书馆，部分档案在1945年焚毁或散失;中国方面的证词与统计亦有口径不一之处;台湾殖民时期的动员数据，因战后清算不完整而难以精确。本文所能做的，是把可核验的档案与可对照的记录组织成一条尽量完整的链条，并明确指出链条上的空缺。对历史人物的判断，应当建立在这种诚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单一叙事的确信之上。

　　注释

　　[1] 本文所据档案与文献的版本、卷次及入藏机构，详见文末“参考文献”与各条注释。

　　[2] 日本海军在华中作战中的独立职权，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编《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1卷相关章节所附海军作战概要，以及《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昭和十二年至十三年各卷所载联合舰队与支那方面舰队作战日志。

　　[3] 战后日本战史编纂以作战经过为主，对指挥官战争责任的评价性论述基本付之阙如，参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所藏战史丛书编纂原稿及《戦史叢書》各卷“编纂要旨”。

　　[4] 中国学界对南京陷落前后海军行动的研究，主要见于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中日双方档案与目击记录，以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淞沪、南京作战文电。

　　[5] 英文研究对1937年长江流域海军冲突的讨论，主要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各卷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

　　[6] 苏联方面的记载，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21卷1937—1938年各件;韩方记载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独立运动史》相关资料集。

　　[7] 履历依据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长谷川清关系文书”所收履历书与辞令，并参酌秦郁彦《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所载海军将官履历。

　　[8] 同上。海军大臣秘书官任期始于1916年，其时海军大臣为加藤友三郎。

　　[9] 关于日本海军内部“舰队派”与“条约派”“官僚派”的分野及其人事基础，参见日本海军省编《海軍制度沿革》相关卷次所载官制与人事规则。

　　[10] 海军大学校甲种班的课程与考核，见日本海军省《海軍制度沿革》所载教育规程。

　　[11] 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长谷川清关系文书”，回忆性文稿。

　　[12] 驻美武官任内对美国工业与海军的观察，见其关系文书中的报告与备忘录。

　　[1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所收日内瓦裁军会议相关任命与训令。

　　[14] 同上;并参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所收1934年海军裁军政策相关文书。

　　[15] 日本退出伦敦海军条约的时间与法律程序，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1936年各件及日本海军省所编条约集。

　　[16] 海军预算与造舰计划的行政流程，参见日本海军省《海軍制度沿革》所载预算编成与舰政本部职权，以及防卫省战史丛书所附各年度造舰表。

　　[17] 上述三项工作的具体情形，见日本海军省次官任内文书与《海軍制度沿革》所载部分行政规程。

　　[18]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1935年华北事变相关文书;并参见《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1卷所载海军在华北的警备与协同关系。

　　[19] 关于日本海军对华封锁预案，参见军令部所编昭和十一年度、十二年度作战计划相关文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20] 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海军的应对与人事调整，参见《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昭和11年卷所载海军部人事变动记录。

　　[21] 上述判断散见于海军省、军令部1934—1936年对华形势判断文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22] 日本海军对英国海权与封锁战的研究，见海军大学校教材与军令部所编封锁作战研究文件。

　　[23] 第三舰队的编制、防区与旗舰配置，参见防卫省战史丛书《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昭和11年至12年卷所载舰队编成表。

　　[24] 此一情节见于中方海军史资料与日方回忆文字，双方记载的时间与措辞略有出入，本文取其基本事实，不作细节引申。

　　[25] 第三舰队1937年7月战备与舰艇集结，参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海军省“支那事变关系一件”所收第三舰队与军令部往来电报。

　　[26]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兵力与防区，见日本海军省所编陆战队编制表及《戦史叢書》相关卷次。

　　[27] 虹桥机场事件的交涉经过，参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1937年8月各件，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淞沪会战爆发前文电。

　　[28] 八字桥冲突的时间与经过，参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第九集团军作战详报与日本方面战史记载的对照。

　　[29] 第三舰队在淞沪会战初期的战术配置，参见《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1卷所载上海方面作战经过及海军协同记录。

　　[30] 第三舰队要求派遣陆军的电报，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支那事变关系一件”1937年8月第三舰队与海军省往来文书;其基本内容亦见于《戦史叢書》相关卷次的叙述。

　　[31] 上海派遣军登陆与海军掩护，参见《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1卷;海军方面的航道保障与舰炮支援，见第三舰队作战报告。

　　[32] 战时日本陆军与海军的指挥关系，参见《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昭和12年卷所载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职权划分。

　　[33] 陆海军在淞沪会战中的摩擦，见双方作战报告与《戦史叢書》所载协调记录。

　　[34] 日本海军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参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1937年8月至9月所载封锁宣告，以及《戦史叢書》所附封锁海域示意图。

　　[35] 封锁对中国沿海民生的影响，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关于沿海航运中断与盐运困难的呈报，以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相关电文。

　　[36] 封锁的执行体系，见第三舰队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作战报告所载巡逻区域与检查规则。

　　[37] 沿海渔船被袭击的记录，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地方政府呈报与战后调查材料。

　　[38] 封锁的战略定位，见军令部与第三舰队1937年秋关于封锁效果的评估文件。

　　[39] 1937年8月15日海军航空队对南京的最初空袭，参见日本海军省航空部相关作战记录及《戦史叢書》所载华中航空作战经过。

　　[40] 木更津、鹿屋航空队的编成与远程空袭，见防卫省战史丛书所载海军航空作战编制表。

　　[41] 1930年代海军水平轰炸的技术精度，见日本海军航空本部所编轰炸教范与战后技术评估资料。

　　[42] 南京空袭的平民伤亡记录，见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中国方面档案与外侨目击材料;美方记录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卷所收驻华使馆报告。

　　[43] 日方对空袭目标的辩解，见1937年9月海军省对外说明文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44] 国联对日本轰炸中国城市的谴责，见1937年9月国联大会决议及日本外务省相应声明，收于《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

　　[45] 第三舰队1937年9月对外宣传表态，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所编《支那事变》宣传资料集。

　　[46] 支那方面舰队1937年10月20日编成及长谷川清兼任两职，见日本海军省《海軍制度沿革》所载舰队编制，及《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昭和12年卷。

　　[47] 长江派遣舰队(遣支舰队)的编成与任务，见《戦史叢書》所载华中海军兵力配置。

　　[48] 南京下关江面的海军行动，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中国方面证词与外侨记录，并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相关调查材料。

　　[49] 南京陷落时水陆合围的情形，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关于南京暴行的叙述，以及中方审判材料中的相关证词。

　　[50] 南京陷落后长江航道的扫雷与设标，见支那方面舰队1938年作战报告。

　　[5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南京暴行的认定，以陆军部队的行为为主体，未对海军江面行动作专门认定。

　　[52] “帕奈”号事件的经过与美方交涉，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卷所收驻华使馆与国务院往来文书，以及美国海军部调查记录。

　　[53] 美舰位置的事先通报与日方攻击经过，见美方调查记录与日方战后调查报告。

　　[54] 日方对“帕奈”号事件的处理与赔偿，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1937年12月至1938年各件。

　　[55] 赔偿数额见美方外交文书所载协定条款。

　　[56] 日方战后调查报告对识别程序的说明，见日本海军省1938年1月相关调查文件。

　　[57] 美国国内对“帕奈”号事件的政治反应，见1938年初美国国会辩论记录与报刊材料。

　　[58] 日方对事件教训的总结与后续作战规则，见海军省1938年相关通令。

　　[59] 战时日本海军省与军令部的职权划分，见《海軍制度沿革》所载官制及《戦史叢書》相关说明。

　　[60] 责任分散的制度机制，见战后日方对海军作战责任的各种说明文件。

　　[61] 上海市区作战的据点分布，见海军特别陆战队1937年8月至11月战斗详报。

　　[62] 市区作战中对“便衣兵”的处置，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相关卷次所收上海战区调查材料与外侨记录。

　　[63] 陆战队的动员与补充，见海军省1937年陆战队编制调整文书。

　　[64] 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的海军航空与海岸封锁，见《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2卷所载海军协同记录。

　　[65] 连云港封锁的实施，见第三舰队与支那方面舰队1938年作战报告。

　　[66] 1938年夏季长江溯江作战，见防卫省战史丛书所载华中海军作战经过，以及支那方面舰队1938年作战报告。

　　[67] 马当阻塞线的清除，见支那方面舰队1938年6月至7月作战报告。

　　[68] 武汉会战期间海军航空与江面作战，见《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2卷及海军作战记录。

　　[69]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方面的损失与西迁，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武汉会战文电及相关统计。

　　[70] 日方对武汉会战后战略僵局的反省，见1938年末大本营与海军省相关评估文件。

　　[71] 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的更替，见日本海军省人事辞令，收于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长谷川清关系文书”。

　　[72] 战后半段的人事轨迹，见其关系文书所载辞令与《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

　　[73] 大亚湾登陆与广州作战中的海军协同，见《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2卷及支那方面舰队1938年作战报告。

　　[74] 广州陷落后中国对外通道的变化，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相关文电与国民政府交通部报告。

　　[75] 长谷川清台湾总督的任命与到任日期，见日本内阁与台湾总督府所布人事令，并参见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长谷川清关系文书”所载辞令。

　　[76] 此一任命背景见于日方人事记录与回忆材料，细节可与其他总督任命惯例对照。

　　[77] 台湾总督府的组织与台湾军、海军的职权划分，见台湾总督府《台湾统治概要》所载官制与机构表。

　　[78] 总督与台湾军的职权关系，见《台湾统治概要》所载军事行政条款。

　　[79] 皇民奉公会的成立日期与总裁任命，见台湾总督府《台湾统治概要》及该会机关刊物所载成立经过。

　　[80] 皇民奉公会的组织层级与职能，见该会所编年度工作报告及总督府相关训令。

　　[81] 战时台湾的物资配给与劳动动员，见台湾总督府《台湾总督府统计书》相关年度统计，以及总督府战时动员训令。

　　[82] 奉公会基层组织的运作，见该会地方支部报告与州厅动员文书。

　　[83] 皇民化运动的各项措施，见台湾总督府教育、民政部门相关训令与《台湾统治概要》所载施政报告。

　　[84] 宗教政策的调整，见总督府民政部门相关文书及台湾地方志所载寺庙登记情形。

　　[85] 日语推广与汉文栏废止，见总督府教育部门训令及当时台湾报刊出版记录。

　　[86] 改姓名运动的推行与审查程序，见总督府民政部门相关文书。

　　[87] 台湾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的实施日期与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的推行，见台湾总督府布告与《台湾统治概要》所载兵役制度沿革。

　　[88] 志愿兵招募的配额与地方劝募情形，见总督府与州厅所编动员报告及当时台湾报刊记载。

　　[89] 台籍军人与军属的人数统计，见台湾总督府战后清算资料与日本厚生省相关统计，各家数字略有差异，本文取约数。

　　[90] 高砂族义勇队的编成与派遣，见总督府警察与民政部门相关文书。

　　[91] 征兵制实施与殖民政府的宣传，见总督府1944年布告与情报部宣传材料。

　　[92] 总督在奉公会及学校集会上的演说，见该会机关刊物与总督府情报部所编宣传材料。

　　[93] 盟军战俘在台湾的待遇，见战后盟军战犯调查记录与相关审判材料，并参见美国方面战俘档案。

　　[94] 总督府对战俘营的协助，见台湾总督府相关训令与警察记录。

　　[95] 战俘劳动与铜矿生产的关系，见战后调查记录与矿业档案。

　　[96] 1944年美军对台湾的空袭，见美国海军作战记录与战略轰炸调查资料。

　　[97] 总督更替，见日本内阁人事令与总督府交接记录。

　　[98] 战时末期台湾的动员状况，见总督府1944年至1945年各项训令与地方报告。

　　[99] 两种评价的代表性论述，可参见日本与台湾学界关于台湾日治时期殖民近代性的长期论争，本文不逐一列举。

　　[100] 稻米“供出”制度与配给下降，见台湾总督府粮食局相关文书与《台湾总督府统计书》各年度数据。

　　[101] 劳力征用的摊派与工资，见总督府与州厅劳动动员文书。

　　[102] 台籍军人及军属的死亡统计，见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与台湾总督府清算资料。

　　[103] 长谷川清的战后收容与释放，见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长谷川清关系文书”所载战后经历，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相关讯问记录。

　　[104] 卒年与卒地，见日方讣告与人事资料。

　　[105] 东京审判南京暴行的证据构成，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相关章节与检察方提交的证据目录。

　　[106] 占领期美国对日本海军人员的利用，见美国占领当局相关档案与日本复员局记录。

　　[107] 指挥责任原则在东京审判中的适用限度，见该法庭判决书对相关被告的责任认定部分。

　　[108] 东京审判被告名单与海军出身者的比例，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附录及检察方起诉书。

　　[109]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理对象与判决，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审判档案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附相关材料。

　　[110] 战犯引渡与管辖的实际情形，见战后盟军总部与中方司法部门的往来文书。

　　[111] 讯问中的自我辩解内容，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讯问记录与相关回忆。

　　[112] 战后日本战史与回忆对长谷川的叙述倾向，见水交会刊物与相关传记材料。

　　[113] 五国档案的互证方法，本文在引言与各章注释中已分别标明来源;关于多语种史料互证的方法论讨论，可参见相关史学方法著作。

　　参考文献

　　(一)日文档案与文献

　　[1] 日本外務省編.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M]. 東京：原書房，1966.

　　[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1—3巻)[M]. 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1976.

　　[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 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第1—2巻)[M]. 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

　　[4] 日本海軍省編. 海軍制度沿革(各巻)[M]. 東京：原書房(復刻版).

　　[5]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長谷川清関係文書(履歴書・辞令・回想・戦後訊問関係)[Z].

　　[6]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蔵. 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三艦隊及支那方面艦隊関係電報・報告[Z].

　　[7]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蔵. 公文備考·海軍省関係書類(昭和11—13年)[Z].

　　[8]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蔵. 支那方面艦隊作戦報告(昭和12—13年)[Z].

　　[9] 台湾総督府. 台湾統治概要[M]. 台北：台湾総督府，1945.

　　[10] 台湾総督府. 台湾総督府統計書(昭和16—19年)[M]. 台北：台湾総督府.

　　[11] 秦郁彦. 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2] 日本海軍省航空本部. 海軍航空作戦記録·華中航空作戦関係[Z].

　　[13] 外務省情報部編. 支那事変関係宣伝資料集[Z].

　　(二)中文档案与文献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外交与军事)[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6] 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相关卷次)[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7] 张效林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M]. 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18] 中央档案馆等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相关卷次)[M]. 北京：中华书局.

　　[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档案·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文电[Z].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与审判档案[Z].

　　[21] 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档案·沿海航运与盐运中断呈报[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三)英文档案与文献

　　[2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II—IV: The Far East [Z].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3]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Z]. Tokyo, 1948.

　　[24]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Submitted in Evidence [Z].

　　[25] United States Navy Department. Report of the Court of Inquiry Convened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Attending the Sinking of the U.S.S. Panay [Z]. 1937—1938.

　　[26]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 XXI: Far Eastern Affairs [Z]. London: HMSO.

　　(四)俄文档案与文献

　　[27]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X—XXI (1937—1938) [Z]. Москв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2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V [Z].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9]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 РФ), фонд 0100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Японии), описи 1937—1938 гг. [Z].

　　[30]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 т. 2 [M]. 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五)韩文档案与文献

　　[31]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한국독립운동사(韩国独立运动史) 관련 자료집 [Z].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32] 대한민국임시정부 자료집 [Z].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33] 백범 김구. 백범일지(白凡逸志) [M]. 서울: 도진개척가.

　　[34] 국가보훈처. 독립유공자 공훈록 [Z]. 서울: 국가보훈처.

　　附录A 长谷川清任职年表

时间	职务或事件
1883	5月7日生于福井县
1903	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一期毕业
1914	海军大学校第十二期甲种班毕业
1919—1920	驻美大使馆武官辅佐官
1923—1925	驻美大使馆武官
1927.12	海军少将，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
1931.12	吴海军工厂长
1932—1933	日内瓦裁军会议全权随员、全权委员
1934.5	海军次官
1936.12	第三舰队司令长官
1937.10	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三舰队司令长官
1938.4	横须贺镇守府长官
1939.4	海军大将
1940.5	军事参议官
1940.11	第十八任台湾总督（12月16日到任）
1944.12	卸任总督，转军事参议官
1945.6	海军高等技术会议议长
1946—1947	巢鸭拘留所收容，未被起诉
1970.9	卒于镰仓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11-15 17: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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