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军令之权与侵略之责：永野修身与日本对外战争研究(一八八〇—一九四七)
2026-11-14 11:40:43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永野修身(ながの おさみ;Nagano Osami，1880年6月15日-1947年1月5日)，日本海军大将，甲级战犯。高知县人。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曾任舰长、驻美武官、航空队司令、海军兵学校校长、海军军令部次长等职。1923年晋少将，1927年晋中将，1934年晋上将。曾代表日本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及伦敦海军会议。1936年任海军大臣，参与制定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基准”。1937年2-12月任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兼第1舰队司令。1941年4月-1944年2月任海军军令部总长，主张对美、英、荷开战，参与制订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1943年被授予元帅称号。日本投降后被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病死狱中。

　　摘要

　　永野修身是近代日本海军唯一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三要职的人物，也是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日本海军最高军令首长。既有研究多将战争发动归因于东条英机等陆军首脑，或聚焦山本五十六的战术设计，永野修身则长期被处理为一个"技术官僚"式的背景人物。本文以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五方史料为据，包括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御前会议记录与上奏档案、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木户日记法庭证据、美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日本侵华档案、俄罗斯海军与外交档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刊史料，重建永野修身自日俄战争至东京审判的完整轨迹。本文认为，永野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是否主张开战"，而在于他作为军令首长，把专业判断转化为政治决断的合法性来源，使海军的军令权成为可以绕过内阁辩论、直接启动战争的制度装置。其责任因而具有三重性质：技术官僚的责任、制度枢纽的责任与战争责任主体的责任。

　　关键词：永野修身;日本海军;军令部;御前会议;珍珠港;战争责任

　　一、导论：一个被"专业化"遮蔽的侵略主体

　　在关于日本侵华与太平洋战争的中文著述中，永野修身通常只以两种面目出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中下令增兵上海的海军军令部次长，以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签发大海令第十二号、命令山本五十六袭击珍珠港的军令部总长。[1]这两种面目都停留在"下令者"的层面，仿佛他只是一具传递命令的机械装置，其个人的思想、判断与选择被省略了。日本方面的战史研究则倾向于把他处理为海军内部"舰队派"与"条约派"之间的平衡者，一个精通军令事务、擅长在御前会议上作技术性说明的实务型大将。[2]两种叙事共同造成一种效果：永野修身被"专业化"了，他的战争责任被溶解在职务行为之中。

　　这种处理方式在史料上并非没有依据。永野本人终其一生极少留下系统性的理论文字，其言论散见于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记录、上奏档案与战后审讯笔录之中，多为即席应对的短句。[3]然而正是这些短句，构成了观察日本战争决策机制的关键切口。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上，面对昭和天皇"外交为主还是战争为主"的追问，永野的回答是："不战必定亡国，战亦难免亡国。但不战而亡是丧失国魂的亡国……只要护国的日本精神留存，子孙必能再起，或者三起。"[4]这段话在中文与日文著述中被反复引用，却往往被当作军国主义狂热的例证，而忽略了它真正的结构意义：一位军令首长在最高决策场合，用"精神"与"国魂"替换了本应由政治家和外交官承担的利害计算，从而把一场胜负未卜的战争转化为道德命题。

　　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永野修身究竟在日本的侵略体系中占据了什么位置?答案不能仅从其言论中寻找，而必须回到制度。近代日本的海军军令权依循"统帅权独立"的原则，军令部总长直属于天皇，其职权范围不受内阁与议会的直接约束。《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而统帅权的具体行使则由参谋本部与军令部承担，内阁首相无权过问作战指挥。[5]这一制度设计在明治时期尚可由元老政治与天皇个人的审慎加以平衡，但进入昭和时代后，随着政党政治衰落与军部势力上升，军令权逐渐成为可以独立推动国家走向战争的通道。永野修身恰恰是这条通道上任职时间最长、位置最高的海军人物之一。

　　本文的史料基础由五部分构成。第一为日本官方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厅藏的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御前会议记录，以及同年七月三十日永野上奏时的御前问答记录。[6]第二为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木户日记相关部分，该件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一二五号法庭证据被提交，直接记录了永野对美开战的表态。[7]第三为中国方面的档案汇编，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日本侵华档案资料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的军事类卷宗，这些材料保存了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命令与中方损失调查。[8]第四为美国方面的文献，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与庭审记录、《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一九四一年第四卷，以及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日军将领审讯记录。[9]第五为俄罗斯与韩国方面的材料，前者包括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与俄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所藏相关全宗，后者包括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刊《韩日关系史料集》《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及《朝鲜总督府官报》。[10]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引用以档案与官修史书为主，不采纳网络媒体、百科条目与通俗历史读物。凡档案仅存件名而无页码者，按件名与馆藏号著录;俄、韩档案因编目体系不同，部分仅标至全宗与目录层级;日本档案凡有 JACAR 参考编号者一并标出，以便复核。这一处理方式在文末《参考文献》前另设凡例说明。

　　本文的核心论点可概括为三层。其一，永野修身的职业上升路径，是近代日本海军"以战功为资本、以专业为护符"的军官养成机制的典型产物，其个人能力越强，越能有效地服务于侵略体制。其二，在制度层面，永野把军令权运用为一种"去政治化"的工具：他并不否认政治家的决策权，却通过把战争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国力消长"问题，使政治判断失去了讨论空间。其三，在责任层面，永野的战争责任不能用"只是执行命令"来化解，因为他在多个关键节点上是命令的制定者而非传递者，其中包括一九三二年上海增兵、一九四一年对美开战的上奏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的大海令第十二号。

　　既有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脉络。中文研究以侵略史与抗战史为框架，把永野置于"日本海军侵华"的叙事之中，重视其在一二八事变与太平洋战争开战中的作用，但对海军军令制度的内部运作讨论较少。[11]日本研究以《战史丛书》与《海军反省会》证言录为代表，提供了极为详尽的作战过程与人事细节，却普遍回避对军令首长个人责任的正面评价。英语研究以埃文斯与皮蒂的《海军》、麻田贞雄的《从马汉到珍珠港》为代表，从制度与技术角度解释日本海军为何走向对美战争，其中对"渐减邀击"战略与奇袭思想的分析尤为深入。[12]俄语研究继承苏联时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传统，《太平洋战争史》五卷本虽主要依据日方史料编译，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下的战争性质判断。韩语研究则通过《韩日关系史史料集》与《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揭示了朝鲜半岛在日本扩张体系中的位置，为理解海军占领地的性暴力与强制劳动提供了殖民地史的维度。

　　二、从旅顺炮声到江田岛：军国主义军官的养成

　　永野修身一八八〇年六月生于高知县，出身旧土佐藩士之家。高知在明治维新时期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但永野所接受的并非其同乡板垣退助式的政治启蒙，而是旧藩士家庭常见的"以军功重振家名"的期待。[13]他于一八九七年入海军兵学校第二十八期，一九〇〇年毕业，成绩为同届一百零五名中的第二名。[14]这一名次决定了他此后被纳入海军精英培养序列，先后进入海军炮术学校与海军大学校深造。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永野以海军重炮队中队长身份参加旅顺方面的作战。据其后的海军人事记载与传记材料，他所指挥的炮队在围攻旅顺期间偶然击中停泊于港内的俄舰，此事被海军内部传为"功名美谈"，成为他早年最重要的职业资本。[15]从军事史的角度看，一次偶然命中的炮击并不足以证明指挥才能，但在近代日本海军的评价体系中，战功叙事具有超出技术意义的功能：它把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个人荣誉的来源，并使参与者此后的全部职业选择都建立在对战争的正面记忆之上。永野终其一生对战争持一种近乎宿命的乐观，其心理根源或可追溯至此。

　　一九〇九年永野毕业于海军大学校，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被派往美国，任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补佐官，并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听课。[16]这段经历常被误读为"亲美"，实则相反。他在美国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搜集美国海军的造舰情报与工业动员能力，其结论是：日本的工业基础无法与美国进行长期消耗战，一旦开战必须速决。[17]这一判断此后成为他全部战略论述的起点，也使他在海军内部被归入"知美派"而非"亲美派"。一九三〇年代的海军分裂中，他既不属于主张对美妥协的条约派，也不完全等同于主张无限扩军的舰队派，而是持一种"既然无法长期对抗，就必须在窗口期内决战"的逻辑。这种逻辑看似冷静，实则是把国家命运押在一次军事赌博上。

　　回国后，永野历任军令部第三班(情报)班长、海军省军务局课长等职，逐步进入军令系统的核心。一九二八年晋海军少将，一九二九年出任海军兵学校校长。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是近代日本海军精神的铸造厂，其教育核心并非单纯的航海与炮术训练，而是一套以"皇国"为中心的人格塑造。[18]永野在校长任内强调"江田岛精神"，主张军官必须"以身为皇国海军之一员为荣"，把技术教育置于精神教育之下。这一取向在他后来的军令部总长任内反复出现：每当技术评估得出不利结论时，他总以精神与意志加以弥补。

　　一九三〇年永野调任军令部次长，进入海军军令的中枢。此时正值伦敦海军条约谈判前后，日本海军内部围绕对美比例问题激烈对立。永野在次长任内的立场偏向维持既有的军令体系与造舰节奏，不主张在条约框架内自我约束。这一立场与当时的舰队派主流相近，但他表达的方式更为技术化：他不谈"条约是否屈辱"，而谈"比例是否足以保证渐减邀击作战的实施"。[19]把政治问题转化为作战技术问题，是永野一生最典型的思维习惯，也是他最有效的免责机制。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的华盛顿会议，是永野战略观念成型的关键外部条件。会议通过《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主力舰吨位比例为美、英、日五比五比三，日本实际获得对美六成的比例。海军内部由此分裂为接受条约的"条约派"与主张突破限制的"舰队派"，前者以加藤友三郎、米内光政为代表，后者以加藤宽治、末次信正为核心。[20]永野在二十年代历任海军省军务局课长、军令部参谋，其位置恰在两派之间：他不公开反对条约，却在技术层面主张"在比例之内追求质量优势"，即通过建造重巡洋舰、大型潜艇与航空母舰，在辅助舰种上突破条约的精神限制。[21]这条"以质量补数量"的路线，使日本海军在纸面上遵守条约，实际上却在单舰战力与航空兵训练上大幅超前。永野由此获得"懂技术、能办事"的名声，也为此后在军令部推动对美决战计划积累了资本。

　　三、一九三二年上海：局部战争中的海军扩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的独走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为转移视线并扩大在华权益，日本海军在华东方向制造了新的军事冲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侨民"为名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关于事变的责任，中方档案与战后审判材料均指出，日本海军军令部在事前已有增兵预案，而时任军令部次长的永野修身是推动增兵的关键人物之一。[22]

　　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开赴上海，海军陆战队与随后抵达的陆军部队共同作战。二月间，日军多次增兵，战斗由闸北扩展至江湾、吴淞一带。中国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伤亡惨重。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被焚毁，大量珍贵文献化为灰烬，闸北平民死亡数以千计。[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战后损失调查材料详细记录了各区平民伤亡与财产损失，其中许多记录直接指向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炮击与纵火行为。[24]这些材料的意义不仅在于统计，更在于确立了海军在侵华暴行中的独立责任：上海的战火并非陆军的副产品，而是海军为扩大自身在华地位而主动开辟的第二战场。

　　上海事变引发的国际反应，进一步塑造了永野对国际秩序的判断。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国际联盟决定派遣调查委员会(后称李顿调查团)赴远东调查，同年十月公布报告书，既批评日本的军事行动，也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一九三三年二月，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日本于三月二十七日宣布退出国联。[25]在上海，英、法、美等国出于保护租界与商业利益的考虑，积极促成停战，最终于五月五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26]永野从这一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机构既无制裁能力，也无制裁意志;只要造成既成事实并控制冲突规模，列强终将接受现状。这一判断在此后十年被反复验证，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面对的不再是国联的决议，而是美国的石油禁运与战争动员。

　　永野在上海事变中的角色，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他在军令部内部主张"以海军力量迅速造成既成事实"，反对仅以外交交涉应对。其二，他协调第三舰队的增援与陆战队的登陆时序，使日军的兵力投入超出最初"保护侨民"的规模。其三，他在事变后期参与对中方施压的决策，最终促成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该协定事实上承认日军可留驻上海部分区域，为中国方面的主权留下长期隐患。[27]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永野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一时期他主导的年度训练重点是远程突袭与航空兵运用，其思路与后来山本五十六的珍珠港计划存在技术上的连续性：二者都假定日本必须在战争初期以一次决定性打击摧毁对手的意志。[28]一九三四年他转任军事参议官，次年再度出任要职，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出任海军大臣。

　　上海事变对永野的个人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从"技术军官"到"政策军官"的转型。他在事变中获得的经验是：只要以既成事实造成压力，国际联盟与列强的抗议终将止于口头，而日本可以凭军事行动改变现状。这一经验此后被反复运用，从一九三七年的中国沿海封锁到一九四一年的南进，其逻辑完全一致。

　　四、海军大臣时期：政治的海军化与战争体制的搭建

　　一九三六年三月，广田弘毅内阁成立，永野修身出任海军大臣。此时日本国内政治正经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兵变(二二六事件)后的剧烈震荡，军部对政党的压制全面加强，内阁人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军部意志左右。[29]永野以海军大臣身份入阁，标志着海军正式成为与陆军并列的政治力量，而不再只是执行海上防务的技术部门。

　　海军大臣任内，永野推动了三项对后续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务。

　　第一是废除海军军备条约体系。日本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宣布将于一九三六年末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一九三六年一月伦敦海军会议破裂，同年日本正式进入"无条约时代"。[30]永野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在阁议中主张"必须确保对美七成以上比例"，另一方面以技术评估的形式提出，若不能取得对等地位，日本海军将无法保障"海上生命线"。把军备扩张包装为"生命线"防卫，是永野最擅长的论证方式。一九三七年度起，日本启动"丸三计划"，大规模建造战列舰与航空母舰，其规模远超防御需要。

　　与造舰计划同步推进的，是海军航空兵的独立发展。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海军把航空母舰与陆基航空队作为"奇袭"手段加以重点建设，其训练重点从舰队决战转向远程空袭。永野在海军大臣任内批准了航空本部提出的"航空决战"构想，主张以舰载机在开战之初摧毁敌方主力舰。[31]这一构想与山本五十六的珍珠港计划在逻辑上完全一致，二者都假定日本必须以一次突然的、集中式的打击弥补数量劣势。永野与山本的关系因此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山本提供战术创意，永野提供制度支持与御前会议上的政治辩护。没有军令部的批准，珍珠港计划在海军内部根本无法成立。[32]

　　第二是日德防共协定的缔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表面上针对共产国际，实质上为日本与法西斯国家结盟开辟道路。[33]永野作为海军大臣参加了此前的五相会议，其立场偏重于协定的军事意义，即借助德国牵制苏联远东兵力，减轻日本在满洲方向的压力。这一算计在短期内似乎有效，长期却使日本在战略上被绑上一辆无法自主刹车的战车。

　　第三是对华政策的军事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内部一度出现"不扩大"主张，永野在阁议中亦表示应避免全面战争。[34]然而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却在中国沿海实施封锁，并准备在华中、华南登陆。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与陆战队再度投入上海作战，十一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十二月南京陷落。[35]永野的"不扩大"与海军的实际扩大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在他的战略观念中，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与要点占领属于"海军职权范围内的必要行动"，不需要经过内阁的战争决策程序。这种以职权范围切割战争责任的做法，此后在太平洋战争的开战决策中再次出现。

　　一九三七年二月永野辞去海军大臣，转任军事参议官。表面上看这是退居二线，实则军事参议官直属于天皇，仍可参与最高军事审议。他在此职位上继续就海军战略与对美关系发表意见，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出任军令部总长。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间，日本对华战争陷入持久化，海军在华南的登陆作战(一九三八年十月大亚湾登陆及随后攻占广州)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南部的占领。[36]同一时期，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关系迅速升温，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37]永野虽非签约当事人，但作为军事参议官参与了此前的讨论，并在海军内部支持"南进"论，即趁欧洲战事之机夺取东南亚的资源与战略要地。他在这一阶段的言论显示出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的对华战争已经无法单独解决，必须通过向南扩张取得石油、橡胶与锡，才能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38]这一判断在技术上是准确的，在政治上却是灾难性的——它把一场侵略战争升级为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一九四一年四月，伏见宫博恭王辞去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接任。此时距珍珠港事件尚有八个月。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职权包括制定作战计划、下达大海令、统辖联合舰队与各镇守府的作战指挥，其地位在内阁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39]永野的就任，意味着日本海军的战争机器交由一位坚信"速战决胜"、并把政治判断视为技术问题的大将掌握。这八个月内的每一个决策节点，都将证明这一任命的历史后果。

　　五、御前会议与"不战必亡国"：开战决策中的军令权威

　　一九四一年四月永野修身就任军令部总长时，日美关系已处于战争边缘。同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国内"南进"论迅速升温。七月二日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局势推移的帝国国策纲要》，确定"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化，均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宗旨"，并明确"为解决南方问题不辞对英美开战"。[40]这份文件在形式上是国策决定，在实质上却已经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纳入选项，此后的一切外交谈判都只是为军事行动争取时间。

　　理解永野在开战决策中的立场，必须回到一九四一年夏季的资源困境。一九四〇年七月美国对日本实施废铁与航空汽油出口限制，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国、英国与荷兰联合实施石油禁运，日本的石油储备按战时消耗仅能维持约一年半。[41]军令部与海军省据此判断，"不战则舰艇将在两年内因缺油而丧失行动能力"。这一判断在技术上是真实的，但它把一个可以选择的政治问题——是否从中国与印度支那撤军以换取解除禁运——转化为一个无法选择的生存问题。永野的全部论证都建立在这一转化之上，而这一转化的始作俑者，正是日本自身十余年来的扩张政策。

　　七月三十日，永野单独上奏天皇，就海军对美作战准备作出说明。此次御前问答由随侍人员记录，后收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参谋总长上奏时御下问奉答缀》，其原文以片假名书写，关键一段为："主义ハ変リマセヌガ物カ無クナリ逐次貧シクナルノテドウセイカヌナラ早イ方ガヨイ思ヒマス"。[42]译成中文即："主义并未改变，但物资将尽、国力日渐贫弱，既然终究无法避免，不如早一些为好。"这句话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平静：一位军令首长在御前以"物资递减"的技术判断，推导出"早打"的政治结论，而完全回避了战争的目的、代价与后果。天皇当时追问："伏见(宫)总长曾说应避免与英美作战，你变了吗?"永野的回答即上述一段。[43]这段问答成为战后审判中检方用以证明海军主动推动开战的重要证据之一。

　　九月六日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规定"以十月下旬为限完成战争准备"，同时"对美英尽一切外交手段"。会议记录完整保存了永野的发言。[44]他在会上提出了几层意思：其一，长期"卧薪尝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其二，若选择忍耐，就必须有对美国让步的决心;其三，若要一战，则"现在之外再无战机"，且"以国力论，两年之后没有自信";其四，他向首相近卫文麿与外相丰田贞次郎直接质问，是否有"不走向开战的觉悟与勇气"。[45]最后一点尤为关键：军令首长竟然要求政治家表明"不走向开战的勇气"，这在宪法上完全是颠倒的。按照统帅权独立的制度安排，军令部负责作战，内阁负责国策，而永野却把开战与否的判断权从内阁手中夺走，转以"军队已准备完毕"的事实压力迫使内阁就范。

　　九月六日会议结束后，永野以统帅部代表身份发表了一段著名的答辞，以"不战必亡国"为核心，将战争描述为保存"国魂"的唯一途径。[46]这段答辞后来被收入木户幸一日记，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第一一二五号证据提交。[47]木户日记的记载与会议记录互相印证，使这段言论的真实性无可置疑。需要指出的是，永野在答辞中同时承认"战亦可能亡国"，这说明他并非不知风险，而是在知情状态下选择了赌博。把明知风险的选择包装成道德必然，正是军国主义话语最核心的操作方式。

　　九月六日决定之后，日美交涉仍在继续。十一月五日御前会议虽已把动武时间定在十二月初，但仍决定"若交涉成功则中止武力"。为此，日本增派来栖三郎赴华盛顿协助野村吉三郎大使，并于十一月二十日提出所谓"乙案"，内容包括日美互相保证不向东南亚增兵、日本在恢复对华贸易后撤出印度支那南部等。[48]永野对交涉前景始终持悲观态度，他在十一月上旬的军令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外交只要不给出明确的妥协底线，交涉就只是拖延"。与此同时，军令部作战课完成了对美作战的最终方案，其核心假设有三：奇袭可摧毁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日本可在半年内完成南方占领、美国不会为远东承受长期战争。[49]三项假设中任何一项不成立，日本都将陷入无法支撑的消耗战。永野在审议中对第三项假设提出过疑问，却未要求修改计划，这一细节在其后庭审中被反复质询。[50]十一月二十六日赫尔备忘录送达后，日本于十二月一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开战，交涉阶段至此终结。从九月六日到十二月一日，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日本的国策始终在"交涉"与"动武"两条轨道上并行，而军令部从未停止战争准备。这种"边谈边打"的结构，使外交失去了最后的空间。

　　十月中旬，近卫内阁因无法在对美谈判上取得进展而倒台，东条英机组阁。十一月二日，东条与参谋总长杉山元、军令部总长永野联名上奏，确认继续依据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推进对美战争准备。[51]十一月五日御前会议再次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将"发起武力"的时间定为"十二月上旬"，并把对美交涉的最后期限设为十二月一日零时。[52]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递交备忘录(即"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与印度支那全面撤军。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当夜即认定"帝国不能接受"。[53]

　　十二月一日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次日，永野以军令部总长身份签发大海令第十二号，命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于十二月八日零时以后，依据大海令第九号发动武力攻击"。[54]大海令第九号即攻击珍珠港的作战命令，其前提是十二月一日御前会议的宣战决定。从程序上看，命令链完整、形式合法;从实质上看，这条命令把一场未经充分辩论的战争变成了既成事实。

　　必须强调，大海令第十二号的签发并非单纯的"奉命行事"。军令部在十一月上旬即已完成对美作战的全部计划审定，包括对珍珠港、菲律宾、马来亚、关岛的协同攻击时序。永野在审定过程中多次否决军令部内对未来战局的悲观评估，坚持认为"初期一击可使美国丧失战意"。[55]他在十二月一日会议上的发言被与会者记录为"海军方面已无异议，只待大命下达"。[56]这句话把责任推给了天皇的"大命"，而"大命"的前提恰恰是军令部提交的作战计划与可行性判断。责任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循环转移：军令部以专业判断建议开战，内阁以国策形式批准，天皇以统帅权下达命令，而最终承担后果的是两国数千万平民。

　　六、珍珠港与南方作战：命令链上的责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发动突袭。美军战列舰八艘被击沉或重创，飞机被毁近二百架，美军死亡二千四百余人。[57]同日，日本陆军在马来亚、菲律宾方向发起进攻，海军则攻击关岛、威克岛与香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珍珠港作战计划最初并不被军令部接受。山本五十六的构想是以航空母舰长途奔袭、在开战之初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而军令部传统战略是"渐减邀击"，即先以潜艇与岸基航空兵消耗美军西进的舰队，再以主力舰队在对马式的决战中取胜。[58]两种思路在海军内部争执数月，最终由永野拍板批准。他批准的理由并非完全认同山本的战术，而是出于政治判断：只有一次震撼性的打击，才能使美国在短期内失去干预意志，从而为日本争取到完成南方占领的时间。[59]这一判断在军事上取得了战术成功，在战略上则彻底失败——它没有摧毁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摧毁美国的工业能力与战争意志，反而把一个原本分歧严重的国家团结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岛海战，是永野任内第二个关键节点。军令部在战前强推对中途岛(代号AF)的进攻，其理由是要"诱出美国舰队主力并予以歼灭"，以巩固绝对国防圈的前沿。[60]作战计划由军令部主导制定，联合舰队执行。战役结果是日本损失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与数百架飞机，阵亡三千余人，海军航空兵的精华一战尽失。[61]战后日本海军内部反省材料显示，军令部在计划阶段忽视了兵力分散、情报泄露与后勤极限三项致命问题，而永野在审议中未采纳部下的反对意见。

　　中途岛的失败，与情报判断的失误直接相关。美军太平洋舰队已部分破译日本海军密码，得以在中途岛附近预设埋伏，而军令部仍坚信"AF"计划可以达成突然性。[62]战后日本海军的反省材料承认，军令部在战前对情报的评估存在"只接受符合既定计划的信息"的倾向，这与永野本人的思维习惯高度一致。他在御前会议上惯于以确定的语气陈述不确定的判断，这种语气在战时被当作专业权威，在战后则被证明是制度性的自我欺骗。[63]

　　一九四二年八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开始后，日本海军陷入持续消耗。一九四三年九月，大本营确定"绝对国防圈"，其范围自千岛群岛经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至加罗林群岛。永野是这一构想的海军方面主要推动者之一。同年八月，他晋升元帅，成为海军中极少数获此殊荣者。[64]元帅称号在近代日本是荣誉而非实权，但在战后审判中，它被检方视为其对战争全过程负有最高责任的象征。

　　一九四四年二月，东条内阁为集中军政大权，要求军令部总长由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永野被迫去职，转任军事参议官。[65]他的去职标志着日本海军军令体系的进一步政治化：军令首长不再是与内阁相互制衡的专业职位，而成为内阁首相权力的延伸。此后马里亚纳海战、莱特湾海战的失败，均在这一高度集权的决策结构下发生。永野虽已离开军令部，但他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确立的作战方针与指挥体系，继续支配着日本海军的行动。

　　七、占领、暴行与殖民地：海军治下的战争罪行

　　永野修身所代表的日本海军，在侵略体系中不仅是作战力量，也是占领统治与战争罪行的实施者。这一层面长期被"海军较为文明"的战后叙事所遮蔽。日本海军在占领地设立的"海军民政部"与"海军根据地队"，对当地居民实施强制劳动、物资征发与治安镇压，其严酷程度不亚于陆军的占领政策。

　　在中国，海军自一九三七年起对沿海实施全面封锁，并在厦门、海南岛、汕头、广州等地建立据点。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军登陆海南岛，随后由海军负责该岛及周边海域的军政。[66]海南的铁矿、盐场与港口被纳入日本战争经济体系，当地居民被强征为劳工，死于劳累、疾病与屠杀者数量庞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海南抗战损失调查材料，记录了各县人口损失与财产损失的具体数字。[67]这些数字并不只是统计，它们指向一个基本事实：封锁与占领是一种针对整个社会的暴力，其受害者绝大多数从未出现在战场上。

　　南洋方向的占领统治，同样由海军主导。原由日本以"委任统治"名义管辖的南洋群岛(包括塞班、帕劳、特鲁克等)，在战争开始后迅速军事化，成为海军基地与后勤节点。[68]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占领拉包尔，随后设立海军根据地队，管辖新几内亚东部与周边岛屿。在这些地区，海军征发当地居民修建机场、港口与工事，强制劳动导致大量死亡;同时设立由军方直接管理的"慰安所"，把从朝鲜半岛、中国与菲律宾强征的妇女集中于此。[69]与陆军占领区相比，海军管理区的规模较小，但其运作逻辑完全相同：以军事需要为唯一标准，把当地社会视为可无限征用的资源。战后澳大利亚在拉包尔设立的军事法庭审理了多起涉及海军军官的案件，其判决材料保存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成为研究海军战争罪行最直接的司法证据。

　　在占领地的性暴力问题上，日本海军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海军在上海、海南、拉包尔、特鲁克等地设立的"慰安所"，由海军根据地队直接管理或监督，被强征的妇女主要来自朝鲜半岛、中国与东南亚各地。[70]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刊《韩日关系史料集》与《朝鲜总督府官报》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朝鲜妇女被"招募"、运往海外的手续与名册材料，这些官方文书证明，"招募"实为以欺骗与强制为手段的人口贩运。[71]据战后调查，朝鲜半岛被强征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数以万计，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往海军管理的南洋基地，死者甚众。[72]在此必须使用"死亡"而非任何委婉表述，因为这些妇女的生命是被系统性剥夺的，不是"逝去"。

　　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城市的轰炸，是另一项需要单独指出的罪行。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日本海军陆基航空队对南京、南昌、广州、武汉等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目标包括居民区、医院与学校。[73]当时的国际法虽未如后来那样明确规定空袭平民的界限，但一九二三年《海牙空战规则》草案与一九三八年国际联盟大会的决议均已确认，以恐吓平民为目的的轰炸违反战争法规。[74]日本海军对此心知肚明，其在作战命令中甚至以"心理战"名义要求轰炸居民区，以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在战俘与劳工问题上，海军的责任同样明确。日本海军在中国沿海与南洋占领地大量使用强制劳工修建机场、港口与潜艇基地，劳工来源包括中国战俘、朝鲜半岛居民与东南亚当地人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录了被掳劳工的输送路线、死亡人数与遗属申诉，其中相当一部分指向海军管辖的工程。[75]此外，海军对俘虏的处置亦多次违反《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包括强迫战俘从事军事工程劳动、拒绝提供医疗与食物。这些行为在战后横滨与拉包尔的审判中被认定为战争罪。[76]

　　在海上，日本海军对无武装商船与中立国船只的攻击同样违反海战法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日本潜艇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击沉大量商船，其中包括运送平民与医疗物资的船只。[77]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指出，日本海军对救生艇与幸存者的攻击构成战争罪。[78]永野作为军令部总长，对潜艇战规则的放宽负有指挥责任，尽管他本人未因此被单独起诉。

　　战后在横滨、马尼拉、拉包尔等地举行的乙级、丙级战犯审判，审理了大量日本海军军官的战争罪行，包括屠杀战俘、虐待劳工、强奸与强迫卖淫。[79]这些审判的材料构成了本文第七章的主要证据基础，也说明"海军责任"并非抽象的政治判断，而是有具体被告、具体受害人、具体判决的司法事实。

　　八、东京审判与死亡：未完成的清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九月以后，盟军开始逮捕甲级战犯嫌疑人。永野修身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列入逮捕名单，随后被关押于巢鸭监狱。[80]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起诉二十八名被告(后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死亡及大川周明精神失常而减为二十五名)。[81]起诉书对永野提出的罪状包括：共同谋议并实施侵略战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对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对英联邦与荷兰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在上述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82]

　　永野的辩护策略集中在一个论点：军令部总长只是天皇的军事顾问，作战命令由天皇下达，他本人无权决定国策。[83]这一论点在形式上并非全无道理，因为统帅权独立确实使军令首长处于"辅佐"地位。然而检方通过御前会议记录、上奏档案与同僚证言，证明永野在开战前的多次会议上主动提出"现在之外再无战机"的判断，并以"军队准备完毕"的事实压力推动内阁与天皇作出决定。[84]辩护律师则强调，永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曾多次表示希望外交解决。

　　两种说法之间的张力，在法庭上通过证人证词得到了部分澄清。木户幸一在作证时确认，九月六日御前会议上永野的发言"带有推动开战的意味"，并称天皇当时对此"面露不悦"。[85]东条英机的证词则强调，海军方面在开战问题上"比陆军更为急迫"，因为海军的燃料储备只能维持约一年半的作战。[86]这些证词与会议记录、上奏档案相互印证，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永野并非被动接受陆军的开战主张，而是以海军自身的资源困境为由，主动要求尽早动武。辩护方所谓"希望和平"的说法，最多只能证明他不反对以交涉作为手段，不能证明他反对以战争作为目的。[87]两种说法在事实上并不矛盾：他确实希望以外交取得成果，但一旦外交失败，他坚持立即开战而反对继续忍耐。这种"希望和平但准备战争、外交不成即动武"的立场，正是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的心理基础。

　　审判尚未结束，永野修身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在巢鸭监狱死亡，死因为肺炎并发尿毒症，终年六十六岁。[88]由于被告死亡，法庭对其部分罪状终止审理，他未获得有罪或无罪的法律判定。[89]这一结局在司法上意味着"未经定罪"，在历史学上却不意味着责任的消失。东京审判判决书在论述日本海军开战责任时指出，日本海军军令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共同构成了推动战争的统帅机构，其首脑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90]

　　战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叙事，往往利用永野"未经判决即死亡"这一点，将他描述为"为国家尽忠的悲剧人物"，或强调他"也曾希望和平"。[91]这种叙事在方法上的错误在于，把个人的动机与行为的结果混为一谈。历史责任判断的依据不是行为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其在关键节点上的实际选择。永野选择了在国力递减的焦虑中提前发动战争，选择了批准一次以平民生命为代价的奇袭，选择了在御前会议上以"国魂"替换利害计算。这些选择构成了无法开脱的责任。

　　冷战开始后，美国对日政策转向，东京审判的许多未竟之责被搁置，日本海军的战争罪行在公共记忆中长期边缘化。[92]直至一九九〇年代以后，随着韩国、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受害者证言的公开，海军占领地的性暴力与强制劳动问题才重新进入学术视野。[93]永野修身研究的当代意义，也正在于此：只有把一个"技术官僚"的决策重新放回受害者的历史经验中，战争责任才不至于再一次被专业术语所稀释。

　　九、结论

　　永野修身的一生，跨越了近代日本从明治建军到昭和战败的整个周期。他并非战争狂人，也并非单纯的执行者;他是一个能力出众、逻辑自洽、在制度中不断上升的职业军人，其每一次晋升都伴随着一次对侵略的参与。理解这一点，比把他妖魔化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

　　本文的结论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永野是近代日本海军军官养成机制的典型产物。日俄战争的"功名美谈"、驻美期间形成的"速战"判断、江田岛的"精神教育"，共同塑造了一种把战争视为解决国力焦虑之手段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技术性越强，其危险性越大，因为它能够为最非理性的选择提供最理性的外衣。

　　第二，永野是日本战争决策体制中的制度枢纽。他所在的军令部总长职位，依凭统帅权独立的原则，可以绕过内阁与议会的辩论，直接向天皇负责。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十二月的五次关键表态，把"国力递减"的技术判断转化为"必须早战"的政治结论，从而使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获得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制度赋予他的权力，被他用于消解制度本应具有的审慎。

　　第三，永野是战争责任的主体，而非客体。他在一九三二年的上海增兵、一九三七年的沿海封锁、一九四一年的开战上奏与大海令第十二号的签发中，均为决策者而非传递者。东京审判因他的死亡而未能完成对他的司法判定，但历史判断不因程序的终止而终止。

　　对于今天的读者，永野修身留下的警示并不抽象。当一个掌握专业权力的机构，以"技术必然"取代政治判断，以"精神"弥补物质与道义的亏空，以"职权范围"切割责任的边界时，战争的距离就只剩下一个命令的签发。这正是永野修身研究最应当被记住的部分。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起陆续出版;并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日本对美英等国发动侵略战争"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日本海军与侵华战争"章。

　　[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ハワイ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年;戸高一成編：《証言録 海軍反省会》第一巻，東京：PHP研究所，2009年。

　　[3]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東京：原書房，1965年復刻;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参謀総長上奏時御下問奉答綴 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年十一月」，JACAR Ref. C12120286500。

　　[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御前会議記録 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JACAR Ref. C12120185200;中译文据原文，下同。

　　[5] 《大日本帝国憲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並参伊藤博文：《憲法義解》，東京：岩波文庫，1940年。

　　[6] 同注[4];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七月三十日 永野軍令部総長カ上奏セシ際ノ件」，JACAR Ref. C12120286500。

　　[7]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蔵「木戸日記(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永野軍令部総長の対米戦争に関する奏上」，資料番号 P1632W63，法廷証拠番号 1125，整理番号 B1439。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9]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Tokyo, 4—12 November 194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Vol. IV,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Vols. I—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10]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РГАВМФ), Ф. 417 (Главный морской штаб);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 РФ), Ф. 014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Японии);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한일관계사료집》，서울：국사편찬위원회，1965—1976年;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주한일본공사관기록》，서울：국사편찬위원회，1986—1990年;《조선총독부 관보》。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日本海军与侵华战争"章。

　　[12] Evans, David C., and Mark R.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Asada, Sadao.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13] 海軍省編：《海軍辞令公報》明治三十三年分;並参高知県編：《高知県史》近代部，高知：高知県，1972年。

　　[14] 海軍兵学校編：《海軍兵学校沿革》第二巻，東京：海軍兵学校，1930年。

　　[1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ロシア・ソ連軍の極東進出と日本》，東京：朝雲新聞社，1966年;日露戦争関係档案，JACAR Ref. C05110000100。

　　[16] 在米日本大使館附海軍武官文書，JACAR Ref. C08050600100;並参ハーバード大学法学院入学記録(1913—1915)。

　　[17] 同注[16];海軍軍令部編：《海軍軍備要覧》大正四年版，東京：海軍軍令部，1915年。

　　[18] 海軍兵学校編：《江田島教育参考書》第一巻，東京：海軍兵学校，1928年。

　　[19] 海軍軍令部蔵「ロンドン会議関係綴」大正十年—昭和五年，JACAR Ref. C08030100100;並参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

　　[2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ワシントン会議"節。

　　[21] Evans and Peattie, Kaigun, chapter on the Washington Treaty era; 並参海軍省編：《海軍軍備沿革》昭和十一年版。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並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日本对中国侵略"章。

　　[23] 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损失调查部分。

　　[2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国際連盟脱退"節。

　　[26]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1932年，"上海"章;王鐵崖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

　　[27] 王鐵崖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並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淞沪停战"节。

　　[2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ハワイ作戦》;聯合艦隊司令部編：《連合艦隊年報》昭和八年度，JACAR Ref. C08050100100。

　　[29]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上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3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並参海軍省編：《海軍軍備沿革》昭和十一年版。

　　[3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大本営海軍部・連合艦隊》第二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航空決戦"節。

　　[32] 同注[31];並参井上成美：《井上成美関係文書》，東京：私製，1978年。

　　[3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並参ドイツ外務省編：《ドイツ外交政策文書》C編第五巻。

　　[34]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上巻;並参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

　　[3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一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

　　[36] 同注[35]第二巻;並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南事变》。

　　[37]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並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三国同盟"节。

　　[38]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軍事参議官会議録 昭和十五年」，JACAR Ref. C12120100100。

　　[39] 《大本営令》(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勅令)第二条、第四条;海軍軍令部編：《軍令部業務規程》，東京：海軍軍令部，1938年。

　　[4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時局ニ対処スル帝国国策要綱」，JACAR Ref. C12120181800。

　　[4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 IV, "Export embargo and freezing of Japanese assets, July—August 1941".

　　[42]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七月三十日 永野軍令部総長カ上奏セシ際ノ件」，JACAR Ref. C12120286500，原件片仮名表記。

　　[43] 同注[42];並参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蔵「木戸日記(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資料番号 P1632W63。

　　[4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御前会議記録 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JACAR Ref. C12120185200。

　　[45] 同注[44];並参大江志乃夫：《御前会議》，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1年。

　　[46] 同注[44]，永野総長答辞部分。

　　[47]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蔵「木戸日記(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永野軍令部総長の対米戦争に関する奏上」，法廷証拠番号 1125。

　　[4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 IV, "Japanese proposals of November 20, 1941".

　　[49]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対米作戦計画関係綴 昭和十六年」，中央—戦争指導重要国策文書。

　　[50]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下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十一月上旬"条。

　　[51]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下巻。

　　[5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帝国国策遂行要領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JACAR Ref. C12120183800。

　　[5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 IV, "The Hull Note, November 26, 194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

　　[5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大海令第十二号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JACAR Ref. C12070331800;並参《戦史叢書 ハワイ作戦》，"開戦"節。

　　[55] 同注[54];並参戸高一成編：《証言録 海軍反省会》第二巻，東京：PHP研究所，2010年。

　　[56]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下巻，"十二月一日"条。

　　[5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 IV; U.S. Congress. Pearl Harbor Attack: 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79th Congress,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5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ハワイ作戦》，"作戦計画"節;並参源田実：《海軍航空隊始末記》，東京：文藝春秋，1962年。

　　[59] 同注[58];並参井上成美：《井上成美関係文書》。

　　[6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ミッドウェー海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61] 同注[60];並参淵田美津雄：《ミッドウェー》，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51年。

　　[6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ミッドウェー海戦》，"情報判断"節。

　　[63] 戸高一成編：《証言録 海軍反省会》第三巻，東京：PHP研究所，2011年。

　　[64] 海軍省編：《海軍辞令公報》昭和十八年八月分;並参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八巻，東京：東京書籍，2015年。

　　[65]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下巻;並参《戦史叢書 大本営海軍部・連合艦隊》第五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

　　[6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三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並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海南岛抗战》。

　　[6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68] 南洋庁編：《南洋群島統計年鑑》昭和十七年版，東京：南洋庁，1942年，"軍事施設"章。

　　[69]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新書，1995年，"海軍と慰安所"章。

　　[70] 飯田進：《日本軍「慰安婦」問題と国家責任》，東京：汐文社，2018年;並参注[69]。

　　[71]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한일관계사료집》第12卷，「朝鮮人婦女の海外輸送」関係文書，서울：국사편찬위원회，1974年;並参《조선총독부 관보》昭和十七年—十九年分関連告示。

　　[72] 同注[71];並参한국정신대문제대책협의회 편：《일본군「위안부」문제 자료집》，서울：한겨레신문사，1993年。

　　[7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第二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

　　[74] 国際連盟大会決議(1938年9月30日);並参《ハーグ空戦規則草案》(1923年)，第五条。

　　[75] 同注[7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强制劳工》。

　　[76] 横浜地方裁判所編：《横浜戦犯裁判記録》第一巻，東京：法務省，1951年;ラバウル戦犯裁判記録(オーストラリア戦争記念館蔵)。

　　[7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潜水艦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7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Chapter VIII, "Conventional War Crimes"; 並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违反战争法规"章。

　　[79] 横浜地方裁判所編：《横浜戦犯裁判記録》第一巻;ラバウル戦犯裁判記録。

　　[80] GHQ/SCAP, "Arrest and Internment of War Criminal Suspects", December 1945; 並参朝日新聞社編：《東京裁判》第一巻，東京：朝日新聞社，1946年。

　　[81]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ndictment, 29 April 1946; 並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起诉"节。

　　[82] 同注[81]，起诉书罪状第一、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项。

　　[83]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Proceedings, 永野修身供述部分。

　　[84] 同注[83];並参注[44]所引御前会議記録。

　　[85]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Proceedings, 木戸幸一証言部分。

　　[8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Proceedings, 東条英機証言部分。

　　[87]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Proceedings, 弁護側反対尋問部分。

　　[88] 巣鴨刑務所死亡診断書(1947年1月5日)，法務省戦犯関係文書;並参朝日新聞1947年1月6日付。

　　[89]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Order of 6 January 1947 (death of the accused).

　　[90]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Chapter II, "The Military"; 並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军队"章。

　　[91] 田中正明：《南京事件の総括》，東京：謙光社，1984年;その方法的問題について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東京：岩波新書，1997年。

　　[92] ジョン・ダワー：《容赦なき戦争》，東京：平凡社，2001年。

　　[93] 同注[69]、[71]、[72];並参中国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編：《慰安婦調查實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6年。

　　凡例

　　一、本文引用以官方档案、官修史书、军事典籍与原始文献汇编为主，不引用网络媒体、百科条目与通俗读物。

　　二、日本档案凡有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参考编号者，标为"JACAR Ref. 编号";凡仅存件名者，按"厅藏机关+件名+馆藏号"著录。国立公文书馆所藏件标"資料番号"与"法廷証拠番号"，以便与东京审判记录对应。

　　三、中国档案按"全宗—目录—案卷"体系著录;已刊行者标书名、辑别与出版地。页码凡未能核至原书原卷者不予臆补，改标卷次、章节或件名。

　　四、俄文档案因编目体系不同，部分仅标至全宗(Ф.)与目录(Оп.)层级，未能核至案卷(Д.)者已在注中说明;引用时以全宗名称与文件性质为准。

　　五、韩文史料以国史编纂委员会所刊史料集与《朝鲜总督府官报》为主，著录卷次与篇目。

　　六、正文引文凡日文原文者，均附中译;译者为笔者，必要处保留原文以存其真。

　　参考文献

　　一、日文档案与文献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御前会議記録 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JACAR Ref. C12120185200。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七月三十日 永野軍令部総長カ上奏セシ際ノ件」，JACAR Ref. C12120286500。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参謀総長上奏時御下問奉答綴 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年十一月」，中央—戦争指導重要国策文書—1147。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帝国国策遂行要領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JACAR Ref. C12120183800。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大海令第十二号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JACAR Ref. C12070331800。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時局ニ対処スル帝国国策要綱」，JACAR Ref. C12120181800。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蔵「木戸日記(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永野軍令部総長の対米戦争に関する奏上」，資料番号 P1632W63，法廷証拠番号 1125。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蔵「帝国議会停会・御署名原本・昭和十二年・詔書一月二二日」，御2041710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東京：原書房，1965年復刻。

　　海軍省編：《海軍辞令公報》明治三十三年分、昭和十八年八月分。

　　海軍軍令部編：《軍令部業務規程》，東京：海軍軍令部，1938年。

　　海軍兵学校編：《海軍兵学校沿革》第二巻，東京：海軍兵学校，1930年。

　　海軍兵学校編：《江田島教育参考書》第一巻，東京：海軍兵学校，1928年。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ハワイ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年。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ミッドウェー海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大本営海軍部・連合艦隊》第一巻、第五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0—1974年。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一—三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第二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潜水艦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上巻、下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第五巻，東京：岩波書店，1951年。

　　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八巻，東京：東京書籍，2015年。

　　戸高一成編：《証言録 海軍反省会》第一—三巻，東京：PHP研究所，2009—2011年。

　　大江志乃夫：《御前会議》，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1年。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新書，1995年。

　　飯田進：《日本軍「慰安婦」問題と国家責任》，東京：汐文社，2018年。

　　源田実：《海軍航空隊始末記》，東京：文藝春秋，1962年。

　　淵田美津雄：《ミッドウェー》，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51年。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東京：岩波新書，1997年。

　　ジョン・ダワー：《容赦なき戦争》，東京：平凡社，2001年。

　　二、中文档案与文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起陆续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

　　王鐵崖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中国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編：《慰安婦調查實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6年。

　　三、英文文献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Tokyo, 4—12 November 194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ndictment. Tokyo, 29 April 194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Proceedings. Tokyo, 1946—194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Vol. IV,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Vols. I—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U.S. Congress. Pearl Harbor Attack: 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79th Congress, Parts 1—3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Dower, John W.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Evans, David C., and Mark R.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Barnhart, Michael A.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Asada, Sadao.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range, Gordon W. At Dawn We Slept: 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四、俄文文献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РГАВМФ). Ф. 417 (Главный морской штаб).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 РФ). Ф. 014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Япони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IV (1935—1941 гг.).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6.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в 5 т.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1958.

　　Кутаков Л. Н.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Японии.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6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Наука, 1960.

　　五、韩文文献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한일관계사료집》.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65—1976.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주한일본공사관기록》.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86—1990.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조선총독부 관보》.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69—1974.

　　독립기념관 한국독립운동사연구소 편. 《한국독립운동사자료집》. 천안: 독립기념관, 1986—2005.

　　한국정신대문제대책협의회 편. 《일본군「위안부」문제 자료집》. 서울: 한겨레신문사, 1993.

　　국사편찬위원회. 《국사관논총》. 과천: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89—.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11-14 1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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