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细菌战战犯山田乙三与日本侵略
苏联伯力审判首要被告、关东军末任总司令官罪责个案考
2026-10-17 10:11:41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由于网页兼容问题，文中韩文显示为问号，正在进行网页适配。）
山田乙三(日语：やまだおとぞう，英语：Yamada Otozou;1881年11月6日—1965年7月18日)。日本陆军大将，细菌战战犯，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官，长野县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历任日军师团长、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等职，在华中地区指挥日军作战，制造诸多暴行。1944年7月出任关东军总司令，兼驻伪满全权大使，主掌中国东北日军。任职期间，他默许并推动731部队、100部队扩充规模，支持细菌武器研发与活人实验，多次前往 731 部队视察，纵容部队以中国人、苏联人等为对象开展惨无人道的细菌试验，为细菌战提供保障。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关东军溃败，山田乙三被俘。1949年在伯力审判中，他对细菌战罪行供认不讳，被判处25年监禁。1950年由苏联移交中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因其认罪悔罪，1956年获释返回日本，1965年病死。
1949年12月，山田乙三在伯力审判法庭上供认罪行
摘要：山田乙三(1881—1965)系日本侵华战争末期关东军末任总司令官，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首要被告。本文综合中日英俄韩五语种的官方档案、史书与军事典籍，重构其自参加日俄战争、执掌侵华部队，至执掌关东军、纵容并直接领导第七三一与第一〇〇细菌部队，直至伯力审判获罪、战后在中国获改造特赦的完整轨迹。研究表明：山田乙三既是日本"北进"与"南进"扩张国策的忠实执行者，又是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的"太上皇"与细菌战体系的最高责任人;伯力审判以其供词为核心证据，首次在国际司法层面揭开日本细菌战的黑幕，而东京审判对细菌战罪责的系统性遗漏与山田战后获赦，则折射出冷战格局下对日战争追责的不彻底性。论文据此指出，必须以一手档案抵制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捍卫历史正义。
关键词：山田乙三;关东军;伯力审判;第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历史正义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对日战犯审判，构成人类正义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作出了历史性裁决，却因美国主导下的政治交易，系统地遗漏了日本细菌战这一大规模反人类罪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联于1949年12月在远东城市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设立军事法庭，对以关东军末任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为首的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史称"伯力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门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它以铁证揭开了日本第七三一部队与第一〇〇部队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实验、对中国实施细菌攻击的滔天罪行[1]。
山田乙三作为伯力审判的第一被告，其供词构成整场审判的核心证据链。然而，由于冷战格局与史料分散于中、日、英、俄、韩等多国档案体系，加之日本右翼长期歪曲历史，学界对山田乙三这一关键人物仍缺乏系统、专门的深入研究。近年来，随着中国中央档案馆公布战犯笔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解密伯力审判审讯档案，围绕山田乙三与细菌战的实证研究才重新受到关注。本文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五语种史料，尝试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山田乙三的军旅生涯如何与日本侵华、侵苏的扩张国策相耦合?其二，作为关东军总司令官，他在细菌战体系中承担何种具体罪责?其三，从伯力审判到战后获赦，这一过程如何折射出对日战争追责的历史局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的五语种史料，性质与价值各异，须在批判性使用中寻求互证。档案作为一手证据，其可靠性高于一般叙述，但亦须注意记录者的立场;尤其是俄方档案对日本侵苏图谋的揭露、中方档案对细菌战罪行的记录、日方战史对编制兵力的记载，往往各有侧重。研究者在综合诸语种史料时，既要看到彼此印证之处，也要辨析各自的历史语境，方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史实。本文正是依循这一原则展开[20]。
就史料基础而言，五语种档案各具其长，可相互印证、互为补充。中文史料以中央档案馆公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与《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为核心，再现了日本细菌战对中国东北人民与抗日志士的残害[1];日文史料依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关东军》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关东军作战档案，可还原关东军的编制与对苏备战实况[20];英文史料以苏联伯力审判官方记录英译本为基本文献，完整保留了起诉书、供词与判决书[8];俄文史料则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近年解密的审讯记录与边防军档案最为珍贵，披露了山田乙三的亲笔供词与日本侵苏挑衅的统计数据[4][21];韩文史料方面，朝鲜半岛学界对第七三一部队残害朝鲜人的研究，补充了受害者群体中的朝鲜视角[13]。五语种史料互证，为客观重构山田乙三的罪责提供了坚实基础。就学术史而言，围绕伯力审判与日本细菌战的研究，正因史料发掘而不断深化：中文界依托中央档案馆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对俄方档案的系统整理，完整还原了山田乙三的认罪历程;日本学界虽受其档案体系相对保守所限，但防卫厅战史丛书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仍为关东军的编制与对苏作战提供了权威依据;欧美学界则借助伯力审判英译本，从国际法与战争罪的角度审视细菌战。本文的个案研究，正是在上述基础上，试图将人物传记、军事制度与罪责认定三者贯通[20]。
一、从长野到满洲：山田乙三的军旅生涯与侵华历程(1881—1944)
(一)出身与早年军旅：日俄战争与朝鲜军参谋
山田乙三于1881年11月6日生于日本长野县一个军人家庭，自幼在军队氛围中成长，190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3]。据其1946年2月21日在苏联羁押期间写下的亲笔供词，他自述日本自近代以来因人口激增而面临原料匮乏，遂把对外扩张确立为"传统国策";扩张方向或主"北进"、或主"南进"，最终指向满洲与朝鲜，而"军事准备的最初对象是中国军队，然后是远东的俄国军队"[4]。这一自述虽是战后的追述，却深刻印证了山田所隶属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以扩张为天职的价值取向。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山田乙三以青年军官身份奔赴中国东北参战[3]。此后历任骑兵第二十六联队联队长、陆军大学教官、参谋本部课长等职，并一度担任朝鲜军参谋。朝鲜军是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驻扎朝鲜的殖民军，山田在此任职的经历，使其早年在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中便身与其事。其后他又历任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交通学校校长、参谋本部第三部与总务部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等要职，1930年晋少将，1934年晋中将并任参谋本部大学校长[3]。这一履历显示，山田乙三并非单纯的野战指挥官，而是长期浸润于日本陆军教育、参谋与骑兵系统之中的军事骨干，兼具战略视野与殖民实践经验。
山田乙三的早年经历，必须置于日本对朝鲜与中国东北殖民扩张的总体进程中来理解。日本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攫取朝鲜与南满利权，1910年吞并朝鲜，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炮制伪满洲国。关东军因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州"而得名，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因其自成系统、骄横跋扈，在日本军队中有"独立军"之称[3][7]。山田乙三作为这一殖民军事机器的成员，早年即参与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其后又长期在关东军序列中任职，其军旅生涯与日本对中朝两国的侵略扩张始终深度捆绑。山田乙三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不断升级的时代。1938年日本挑起张鼓峰事件，1939年又发动诺门坎(哈勒欣河)事件，两次对苏武装挑衅均遭苏蒙军队痛击。据俄方史料，日军在这些冲突中的失败并未使其放弃侵苏图谋，反而促使其加紧备战。山田乙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从侵华战场转向侵苏的前沿——关东军;其1938年出任第三军司令官、隶属关东军序列的经历，使其对苏作战负有直接的指挥责任[4][20]。
(二)全面侵华战争中的师团长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田乙三于1937年2月起出任驻满洲的第十二师团师团长。第十二师团系关东军辖下装备精良的"精锐"兵团，山田率部直接参与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镇压与对华侵略作战[5]。1938年，山田升任第三军司令官，仍隶属关东军序列。1939年，他转任华中日本派遣部队集群司令官，率部在华中地区执行"扫荡"、封锁等作战任务，直接介入对中国人民的军事屠杀。其间，他于1939年在上海与日本海军将领及川古志郎会晤，协商华中"扫荡"与封锁事宜——这一画面成为其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历史注脚[6]。
1939年10月，山田乙三升任陆军教育总监，主管日本陆军教育训练;1940年晋升陆军大将;1941年7月至12月兼任防卫总司令官，后又出任军事参议官、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跻身日本战时最高军事决策中枢[3]。至此，山田乙三完成了从野战指挥官到日本陆军最高层级将领的跃升，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三)小结
纵观1944年之前的山田乙三，其军旅生涯与日本侵华、侵苏的扩张进程高度同频：日俄战争开启其侵略履历;朝鲜军参谋与第十二师团、第三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任职，使其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战争罪责不断累积;教育总监、防卫总司令等职务，又将其嵌入日本战时最高军事决策层。然而，山田乙三作为侵略者角色最集中、最黑暗的一面，仍待他出任关东军总司令官之后才充分暴露。需要指出的是，山田乙三的军国主义人格，根植于日本明治以来的军事教育传统。他在伯力审判最后陈述中坦言："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幼年起就是在日本军队中生长和服务的，我历来受到的都是听从长官命令和恪守军人职责的教育。"[3]这种以"忠君"为核心的武士道教育，使山田将侵略扩张奉为天职，对一切反人类的暴行习以为常。分析这一人格形成的制度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军国主义何以能动员无数像山田这样的军官投身侵略[3]。
二、关东军末任司令官：满洲殖民统治的"太上皇"(1944—1945)
(一)就任背景与殖民镇压
1944年7月，随着太平洋战场局势恶化，日本大本营任命山田乙三出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并兼任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3][7]。据伯力审判起诉书，关东军是日本侵略集团在远东的主要打击力量，日本"北进"侵苏计划中常将苏联称为"一号目标"[8]。大本营交予山田的任务，是把东北经营为日本"永久性战略基地"，以挽救败局[7]。山田到任后，立即以关东军总司令的"太上皇"身份，对伪满洲国实行法西斯统治：他指令日伪宪兵、特务、警察依据《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强征约一万五千名劳工修筑兴安岭王爷庙等军事工程，致成千上万东北民众惨遭迫害;1944年8月至日本投降，从东北运走粮食达三百万吨，并严禁东北人民食用大米，仅因"吃大米"被以"经济犯罪"论处而遭毒打者即达三十一万余人，其中不少被折磨致死[3][7]。
除镇压与掠夺外，山田对伪满洲国的统治还表现为系统性的殖民压榨。日伪当局在东北推行"治安肃正""集团部落"等政策，将民众驱赶入"人圈"，以切断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大量东北民众被强征为劳工，在矿山、工事中从事奴役性劳动，累死、病死、被虐杀者不计其数。作为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对此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这一时期的关东军，正如伯力审判起诉书所指出的，既是日本侵华与侵苏的军事支柱，也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殖民暴政机器[7][8]。山田乙三对伪满洲国的统治，还突出表现为肆无忌惮的经济掠夺。关东军以"满铁"及伪满"国策会社"为工具，垄断东北的钢铁、煤炭、粮食等战略资源，为日本侵略战争输血。据伯力审判及相关档案，山田任内从东北搜刮的物资以数百万吨计，东北人民在饥馑中被榨干膏血[7][9]。这种掠夺性统治，正是日本"以战养战"国策在东北的缩影。
(二)《对苏作战计划要领》与垂死备战
山田在任期间，关东军的战略指挥几经反复。1944年9月18日，大本营下令其"根据北方形势变化，做必要的对苏作战准备"，其军事指挥权可伸展至朝鲜[9]。1945年5月30日，大本营陆军部下达新的《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要求关东军死守以长春为顶点、图们、大连为底线的三角地带及东边道地区[9]。6月4日，新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衔裕仁天皇之命，亲赴大连向山田传达《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将满洲作为"帝国本土第一道防线"交由山田坚守[9]。山田随即与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谋划，于6月14日召集兵团长会议，7月5日重新确定关东军对苏作战计划，并强征三万伪满"国军"及"勤劳奉仕队"与大量劳工，在通化一带修筑"最后抵抗阵地"[9]。但这一垂死备战终究难以挽回败局——山田及关东军首脑将希望寄托于"苏军今冬以前不会进攻"，为日后的溃灭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山田乙三在亲笔供词中详细供述了关东军的兵力扩张历程，为其对苏备战的规模提供了佐证：1937年关东军为3个师团，1938年增至7个师团，1939—1940年为12个师团，1941年(德国侵苏当年)增至14个师团、兵力达二十五万人，1942年为15个师团，1944年初仍为15个师团，1945年6月约11个师团、7月则新编至24个师团[4]。这一组数据表明，关东军自"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以对苏作战为首要任务而逐年扩编，山田正是这一侵略体制的执行者与见证人。1945年春夏之际，为应对苏军可能的进攻，山田乙三执行大本营的总体战动员令，大肆扩编关东军。他强征在满日本侨民入伍，将大量新编师团、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中苏边境与纵深要地，并组织"满洲国军"与"勤劳奉仕队"参与军事工程[7][9]。然而，这支拼凑起来的庞大军队，无论是装备还是士气，都已无法与经过实战锤炼的苏军抗衡。山田及关东军首脑的垂死挣扎，不过是在拖延必然到来的败局[7]。
(三)小结
作为关东军末任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既是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的"太上皇"，也是日本对苏备战的核心执行者。他通过《思想矫正法》等法西斯法令镇压东北人民，通过强征劳工与掠夺粮食压榨东北资源，其殖民罪行累累。而更令人发指的，则是他作为细菌战体系最高责任人的角色。
三、细菌战罪责：第七三一部队与第一〇〇部队
(一)特种细菌部队的建立与山田的管辖
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中最黑暗的一页。据伯力审判起诉书与被告供词，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即奉裕仁天皇敕令，于1935—1936年间在满洲秘密建立了两支特种细菌部队：以石井四郎实验室为核心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七三一部队)，以及"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称第一〇〇部队)[8][10]。1941年，两者分别获得"七三一""一〇〇"代号。第七三一部队设于哈尔滨平房站附近，其驻地周围八公里被划为禁区，部队人员约三千人;第一〇〇部队设于长春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8][10]。两部队及其分布于孙吴、林口、海拉尔、牡丹江等中苏边境要地的支队，均直接隶属关东军总司令[8]。
山田乙三接任关东军总司令后，即直接管辖第七三一与第一〇〇部队。他在伯力审判中供认："第七三一部队是直接由我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来管辖的。对第七三一部队的战术领导，即解决一切有关细菌武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问题，都是由我负责的""若一旦必须使用细菌武器去反对敌军，那时关于此种行动的命令就只能由我发出"[7][8]。据俄联邦安全局解密档案，山田于1944年8月首次视察第七三一部队，听取石井四郎关于细菌生产的报告，此后又多次听取该部队长的汇报[4][11]。山田供认，视察之后他"嘉许了这种工作，因而也就是批准了要继续进行这一工作"[12]。
(二)人体实验与"特殊输送"
第七三一与第一〇〇部队的罪恶，集中体现于大规模、系统性的活人细菌实验。据第一〇〇部队中尉平樱全作等供述，日军将用作实验的活人称为"马鲁他"(意为圆木、木材)，完全剥夺其人格[8]。实验对象包括中国抗日志士、无辜中国平民、朝鲜人与朝鲜半岛抗日军民、被俘的苏蒙军人及苏联情报人员等[8][13]。山田在法庭上供认，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原是由我的前任人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但他"明知道有对活人进行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7][8]。第七三一部队设有可容三百至四百人的内部监狱，以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致命病菌对活人进行感染实验与活体解剖，并通过"特殊输送"制度，由关东宪兵队将所谓"不良分子"源源不断押送实验[8][10]。就受害者而言，除中国人民外，朝鲜人民亦惨遭其害。据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第七三一部队曾以朝鲜人为实验对象，朝鲜半岛的抗日军民与平民被日军掳作"马鲁他"，接受鼠疫、伤寒等细菌感染实验，多数不治身亡[13]。日据时期朝鲜人大量流亡中国东北，沦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次等臣民"，成为细菌部队优先的猎取对象。这段被长期遮蔽的朝鲜受害史，直到近年才因朝中韩等国学者的研究而逐渐显露[13]。
第七三一部队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印证了其细菌战机器的性质。该部队共设八个部，除承担给水防疫任务的第三部外，其余各部均专门从事细菌战准备：第一部负责鼠疫、霍乱、炭疽等致命病菌的研究与培殖，并设有用于活人实验的内部监狱;第二部为实验部，在靶场及实战条件下检验细菌武器;第三部制造"石井式"细菌炸弹外壳;第四部为细菌生产工厂。据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供述，该部装备精良，其生产规模骇人：几天即可繁殖三十公斤鼠疫菌，一个月可培制三百公斤鼠疫菌、或六百公斤炭疽热菌、或一千公斤霍乱菌[8][10]。1943年3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下发第120号文件，规定凡有"亲苏反日"思想者、乃至被宪兵稍加怀疑的中国人，均可作为"特殊输送"对象送入实验[10]。为了在近于实战的条件下检验细菌武器，第七三一部队还在安达车站附近的靶场进行活人实验。据川岛清供述，受试者每次十五人，被绑在靶场木桩上，飞机低空投下携带鼠疫跳蚤的"石井式"炸弹，待跳蚤叮咬受试者后再将其运回监狱观察发病情况[8]。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以中国人的血肉为代价，其数据却成为日本细菌战的技术支撑。山田作为直接管辖第七三一部队的总司令，对这一系列罪恶实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8]。
尤为恶劣的是，第七三一部队还将细菌武器实际用于对华作战。1940年、1941年、1942年，该部队组建远征队，分别在宁波、常德、浙赣战区对华实施细菌攻击：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约百人的远征队携带约一百三十公斤副伤寒菌、炭疽热菌及染鼠疫的跳蚤，对华实施细菌战，造成鼠疫、霍乱等疫病流行，大批军民染疫死亡[7][8]。第一〇〇部队则专事以牲畜为媒介的细菌战与细菌破坏活动，研究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等兽疫病菌，并试图以染菌饲料毒害牲畜与庄稼[10]。这些事实，均已被伯力审判的记录所证实。
(三)1945年的细菌武器扩大生产与罪证销毁
山田乙三任内，细菌武器生产规模被急剧扩大。他供认，1945年春季下令第七三一与第一〇〇部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并因而要设法增加和完善设备"，其原因在于"各战场上军事情况恶化"，且细菌武器最有效使用法的准备"已顺利完成"[7]。1945年3月，为加紧备战，山田重新起用石井四郎为第七三一部队长[7][11]。据俄方档案，1945年山田还主持通过《对苏作战计划要领》等文件，其中包含使用细菌武器的预案[11]。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山田乙三任内的细菌武器扩大生产，直接服务于日本对苏、对华细菌战的实战计划。据俄方档案，1945年日本军部已拟定对苏使用"石井式"细菌弹、以飞机散布鼠疫跳蚤的作战方案，山田作为关东军总司令，正是这一计划的执行枢纽[11]。第七三一部队生产的鼠疫、霍乱等细菌，随时准备用于大规模杀伤盟国军民。若非苏军迅速粉碎关东军，这一反人类计划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8][11]。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山田在战败之际毁灭罪证的行为。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日，山田即下令将日本在东北进行细菌试验的贵重仪器与机密资料撤往朝鲜，并销毁可能暴露细菌战罪行的证据[3][14]。这一行为与其对细菌战罪责的处心积虑掩盖，构成完整证据链的一环。
(四)小结
综合而言，山田乙三作为关东军总司令官，是日本细菌战体系直接而明确的最高责任人。他不仅从制度上管辖第七三一与第一〇〇部队，而且在任内扩大细菌武器生产、批准并嘉许活人实验、临败前销毁罪证。其罪责之深重，在伯力审判中被完整揭露。
四、苏联对日宣战与关东军覆灭
(一)"八月风暴"与山田的垂死抵抗
1945年8月8日，苏联履行同盟国义务，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军第一、第二远东方面军与外贝加尔方面军发动"满洲战略进攻战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协同，分三路突破关东军防线[15]。据俄联邦安全局档案，苏军在十天内粉碎关东军主力[4]。山田乙三在苏军进攻当日仍在旅顺大连一带，闻讯后乘机赶回"新京"(长春)，召集紧急会议。面对苏军每天推进八十至一百公里的合围态势，山田下令收缩战线、固守中心城市，并命令各部队在撤退时烧毁公路、桥梁、车站等设施，焚烧军用物资，演出了"焦土"抵抗的最后一幕[9]。在虎头筑垒、牡丹江等方向，关东军甚至驱使数千官兵进行"玉碎"式抵抗[9]。
山田乙三的垂死挣扎，建立在其长期的侵苏备战之上。据俄联邦安全局公布的苏联边防军档案统计，1938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人侵犯苏联国境达一千五百二十九人次，日本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七百八十九次，日本船只侵入苏联领海一千三百五十次，日本共向苏联境内派遣间谍三千六百六十六名，日军炮击苏联领土、平民及边防设施五百五十一次，造成苏联平民八十三人被杀、一百二十人受伤[21]。这一组官方统计数据，从宏观上印证了日本(关东军为急先锋)长期奉行侵苏方针，山田乙三正是这一侵略体制末期的执掌者。战败之际，山田乙三还导演了一出仓皇逃窜的闹剧：他一面下令关东军机关从长春退往通化，一面安排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同转移，企图负隅顽抗;与此同时，关东军在各地烧杀抢掠、捕杀百姓，制造了大量人间惨剧[9]。苏军的凌厉攻势，使这些垂死挣扎最终归于徒劳——关东军主力被分割围歼，山田精心构筑的"最后防线"土崩瓦解。
(二)拖延拒降与最终缴械
8月15日，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但关东军在大本营停战命令下达前仍拒绝投降。山田乙三先于8月17日向苏方发出"停战谈判"提议，却通篇回避"投降"字样。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即识破其拖延战术，斥责其"只想停战不想投降"，明令关东军须在8月20日12时前缴械投降[3][7]。8月16日夜半，关东军总部召开最后的参谋会议，部分主战军官仍叫嚣"战斗到底";山田以"服从圣断"压服众人，最终决定停战[9]。8月20日，山田下令联队以上建制在缴械前焚毁军旗，42面军旗在长春练兵场被付之一炬，二十余名将官拔枪自杀[9]。8月22日，山田率97名将领、1500余名校佐在长春东城演习场向华西列夫斯基呈交关东军编制、武器与人员名单，正式投降[3][9]。据统计，关东军战死八万四千余人，投降官兵达五十九万三千余人[9]。此后，山田作为战俘被押往伯力[4]。山田乙三的投降，标志着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与军事占领的终结。据不完全统计，关东军缴械时交出火炮、迫击炮、掷弹筒三千七百门，坦克六百辆，飞机八百六十一架，机枪一万一千挺，汽车二千辆，战马一万三千匹，军备给养仓库六百七十九个[9]。这些庞大战利品，正是关东军长期经营、压榨东北人民的物证。山田作为这支侵略大军的末任统帅，其军事生涯也自此终结[9]。
(三)小结
山田乙三在苏联红军面前的垂死抵抗与拖延拒降，充分暴露了其作为军国主义顽固分子的本质。而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败退中下令抛弃一百三十余万日本"开拓民"，任由其冻饿而死，甚至默许关东军对自家妇孺大开"集体自裁"的杀戒——这种对自己同胞的冷酷，正是其黩武主义人格的极端写照[9]。
五、伯力审判：人类历史上首次细菌战战犯审判
(一)审判背景与起诉
二战结束后，细菌战罪行被东京审判系统性遗漏。据党史研究，美国为独占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以"豁免"石井四郎等为条件，将细菌战罪责压而不审[1][16]。为追究这一罪行，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对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等12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史称伯力审判[7][17]。起诉书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指控各被告"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8]。法庭由苏联少将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主持，国家法律顾问三级斯米尔诺夫担任公诉人，并组成医学与微生物学专家委员会提供鉴定[8]。
起诉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反他国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策划大规模地使用并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一"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7]。起诉书详细列举了日本占领东北后建立细菌部队、对活人进行实验、对华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细菌战等罪行，并将山田乙三列为首要被告，指控其"自1944年至日军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7]。十二名被告按其罪行轻重分为三个层级：决策层为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等，余为各部队骨干与基层成员[22]。判决书对山田乙三的罪行作了明确认定：其自1944年至日本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鼓励过在实验中使用细菌武器时残酷杀害成千人命的行为，并采取措施使两部队完全处于细菌战准备状态，其生产能力足以保证日军对细菌武器的需要[7]。据此，法庭判处山田乙三禁闭于劳动感化营二十五年;梶塚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亦各判二十五年，其余八名被告分判二十年至二年不等[22]。
(二)山田的供述与判决
审判中，山田乙三最初以"记忆力衰退""不了解"等为由百般抵赖，声称人体实验"根据国际法不构成犯罪"[1][18]。直到苏联检方出示川岛清、高桥隆笃等人证词及关东宪兵队《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等文件，山田才于1949年12月最终供认直接领导第七三一与第一〇〇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实施人体实验，并"接受对其罪行的全部责任"[1][18]。他在最后陈述中表示："我承认应对各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3][7]12月30日，法庭宣判山田乙三犯有领导第七三一、第一〇〇部队准备细菌战、鼓励杀害成千人命的罪行，判处其在劳动感化营内禁闭25年[7][8]。
值得注意的是，山田乙三的认罪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据中俄两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与研究成果，山田于1947年2月尚以"不了解""不记得"进行抵赖，仅承认第七三一部队的防疫给水职能;1949年3月，他才部分承认第七三一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却刻意隐瞒活人实验与内设监狱等罪行;直至1949年12月伯力审判开庭，面对检方出示的完整证据链，山田才被迫全面供认[18]。这一认罪轨迹，既反映了苏方侦查的严密，也暴露出山田身为军国主义顽固分子的狡黠与回避。伯力审判对细菌战罪行的法律认定，具有深远的国际法意义。法庭委托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茹科夫—费勒斯尼科夫、伯力医学研究院微生物学教授科萨列夫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从医学与微生物学角度证实了第七三一部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与反人类性质[8][17]。这一审判开创了以司法形式追究细菌战罪行的先例，其判决书与供词记录，成为后世研究日本细菌战最权威的一手文献[8]。
(三)小结
伯力审判以铁证确立了山田乙三作为细菌战战犯的罪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司法形式追究细菌战罪行。然而，由于美国拒交石井四郎等人，这场审判未能覆盖全部细菌战罪魁，其历史局限亦不容回避。
六、从战犯营到特赦：战后处置与历史反思
伯力审判后，山田乙三依判在苏联收押。据中方官方档案，1950年根据新中国与苏联政府协议，山田被包括在移交给中国的战犯之内，于1950年8月1日经绥芬河移交中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3][19]。在抚顺，山田经历了"新中国式改造"，从最初的恐惧转为认罪服法，参观万人坑、听受害家属血泪控诉后深受触动。1956年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之际，山田乙三作为首批战犯之一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3][19]。另据俄联邦安全局档案，1956年2月苏联亦曾对山田下达赦免令[4]。两条史料在处置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共同指向1956年山田获释回国的史实。1965年7月18日，山田乙三病死于日本[3]。
山田乙三的获赦，须置于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整体改造与审判中考量。1956年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对45名在押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同时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上千名悔罪较好、罪行较轻的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宽大释放[23]。中央档案馆于2014年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等档案显示，包括山田在内的战犯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接受了深刻的改造教育[19]。中国的这一做法，体现了化敌为友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山田乙三在抚顺的改造，是其人生中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转折。据档案记载，他最初担心因侵略罪行被处决，但中国方面不仅保障其基本生活，还组织其参观万人坑、听取受害群众控诉，使其逐步认罪悔过。这种以教育感化为主的人道主义改造，与伯力审判的司法追责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战后对山田乙三的历史清算[19][23]。
然而，山田乙三的获赦，与其在伯力审判中的罪责认定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伯力审判虽揭开细菌战黑幕，但真正的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乃至裕仁天皇均逍遥法外，细菌战罪责在东京审判中被整体遗漏[1][16]。这一历史缺憾，为战后日本右翼否认侵略、篡改历史留下了空间。对山田乙三的宽容处理与对细菌战罪魁的豁免，共同折射出冷战格局下对日战争追责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反思山田乙三一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会遗漏细菌战罪责?这既有冷战背景下美国急于独占细菌战研究成果、以豁免换取石井四郎等人配合的现实算计，也有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16]。正因如此，伯力审判的价值才愈显珍贵——它用铁证填补了东京审判留下的空白，捍卫了被遗忘的历史正义。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正是为了警醒世人：任何对侵略罪责的豁免与掩盖，都可能助长新的战争野心[16]。
结语
山田乙三的一生，是日本军国主义从扩张走向溃灭的一个缩影。从日俄战争的青年军官，到全面侵华战争中的师团长、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再到关东军末任总司令官与细菌战体系的最高责任人，山田的每一步升迁，都伴随着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伯力审判以其供词为核心证据，首次在国际司法层面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的反人类本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正义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档案实证为方法，并不意味着对史料的使用可以脱离批判性审视。中、日、俄等国的档案各有其立场与局限，研究者须在互证中辨析史实，既坚持档案的基本事实，又不回避不同文献之间的张力。山田乙三的个案再次表明，唯有尊重事实、还原真相，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也才能让中国人民与亚洲各国人民牢记侵略战争的教训，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然而，东京审判的遗漏与冷战政治的干预，使对日追责远未彻底。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甚至妄图利用所谓"新史料""人工智能"篡改历史，将伯力审判污蔑为"政治秀"。面对这一现实，唯有坚持档案实证、坚守历史正义，方能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本文以五语种官方档案为据重构山田乙三的罪责链条，正是希望通过对历史人物与历史制度的个案剖析，为捍卫历史真相、警惕军国主义复活提供学术支撑。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侵略者的罪责不会被时间自动洗刷，唯有真相与正义，才能为人类文明的和平奠定根基。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伯力审判正是这场伟大胜利在司法层面的正义回响。山田乙三的获赦与石井四郎的逍遥，提醒我们正义的追索不能止步于一时一刻。让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定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共同书写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篇章。
注释
[1] 〔伯力审判记录〕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
[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频道)：《尘封的远东裁决——从伯力审判透视细菌战滔天罪恶》，2026年5月13日;《学习时报》：《伯力审判：将日军细菌战罪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2026年6月19日。
[3] 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之《审判记录·提审山田乙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
[4] 俄联邦安全局(ФСБ России)解密档案：《山田将军的供词》(ГЕНЕРАЛ ЯМАДА ДАЕТ ПОКАЗАНИЯ…)，中央边防档案与伊万诺沃州安全局档案，1946—1949年审讯记录，2021—2026年首次公布。
[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关东军》(战史丛书)，东京：朝云新闻社;山田乙三自述第十二师团经历，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
[6] 中央档案馆：《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张辅麟：《日本战败前后的山田乙三》(抗战史料)。
[7] 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之《起诉书》《判决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
[8] Materials on the Trial of Former Servicemen of the Japanese Army Charged with Manufacturing and Employing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The Indictment, Judgment),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0. 中译本即〔1〕《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
[9] 张辅麟：《日本战败前后的山田乙三》，原载抗战史料整理成果;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关东军》(战史丛书)，朝云新闻社。
[10] 〔伯力审判记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俄联邦总检察院关于日本细菌战犯审判的档案材料(Генеральная прокура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1] 俄联邦安全局解密档案：《山田将军的供词》;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俄罗斯报》据档案报道，2025年9月2日。
[12] 〔伯力审判记录〕山田乙三在法庭上的供述，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中国新闻社：《中国官方媒体公布日本731部队战犯供词和罪行细节》，2015年8月10日。
[13] 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丑陋的细菌战罪犯的行迹》(??? ?????? ??)，2020年;朝鲜半岛学界关于日本第七三一部队对朝鲜人实施活体实验的研究;人民中国杂志社：《细菌战犯罪をめぐる人类史上初の公开裁判「ハバロフスク裁判」を読み解く》，2025年12月。
[14] 张辅麟：《日本战败前后的山田乙三》;俄联邦安全局解密档案：关东军总司令在苏军出兵当日下令销毁细菌战罪证。
[15] 苏联军事科学院编：《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满洲战役》条;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远东对日作战》(战时史料整理)。
[16] 姜廷玉：《同盟国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与缺憾》，载《党史博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尘封的远东裁决》，2026年5月13日。
[17] 〔伯力审判记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学习时报》：《伯力审判：将日军细菌战罪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2026年6月19日。
[18] 新华网：《731部队新罪证还原伯力审判战犯认罪过程》，2026年5月18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尘封的远东裁决》，2026年5月13日。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2014年公布);姜廷玉：《同盟国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与缺憾》。
[20]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关东军对苏作战计划档案(第1卷·第1篇·第6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关东军》(战史丛书)。
[21] 俄联邦安全局公布的苏联边防军档案：《关于1933—1945年日本侵犯苏联国境事件的证明书》(苏联内务部边防军，1946年2月20日)。
[22] 〔伯力审判记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之《判决书》对十二名被告的宣判;《学习时报》：《伯力审判：将日军细菌战罪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2026年6月19日。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1956年6—7月沈阳、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档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始末》。
参考文献
〔1〕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1950年。
〔2〕Materials on the Trial of Former Servicemen of the Japanese Army Charged with Manufacturing and Employing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0. [EB/OL]. https://elearning.trree.org/file.php/1/MaterialsTrial-JapaneseArmy-1950.pdf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45份战犯笔供)，2014年公布。
〔5〕俄联邦安全局(ФСБ России)解密档案：《山田将军的供词》(ГЕНЕРАЛ ЯМАДА ДАЕТ ПОКАЗАНИЯ…)，2021—2026年公布。[EB/OL]. http://www.fsb.ru/fsb/history/archival_material/Yamada.htm
〔6〕俄联邦总检察院：《关于日本细菌战犯审判的档案材料》.[EB/OL]. https://epp.genproc.gov.ru/ru/gprf/about-the-proc/300-years/wow/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关东军》(战史丛书)，东京：朝云新闻社，1970年。
〔8〕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关东军对苏作战计划档案。[EB/OL].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C13010001100
〔9〕张辅麟：《日本战败前后的山田乙三》，抗战史料。[EB/OL]. https://www.krzzjn.com/uploadfile/2018/0829/20180829051312649.pdf
〔10〕姜廷玉：《同盟国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与缺憾》，载《党史博采》，2015年。
〔11〕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丑陋的细菌战罪犯的行迹》(??? ?????? ??)，2020年。
〔12〕人民中国杂志社：《细菌战犯罪をめぐる人类史上初の公开裁判「ハバロフスク裁判」を読み解く》，2025年12月。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10-17 1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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