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山本五十六与日本侵略战争
——以太平洋战场为中心的史料互证研究
2026-10-14 20:10:19 来源：奴日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由于网页兼容问题，文中韩文显示为问号，正在进行网页适配。）
山本五十六(やまもといそろく/ Yamamoto Isoroku，1884年4月4日—1943年4月18日)，原名高野五十六，日本帝国海军的将领，大将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第26、27任)，偷袭美军珍珠港和发动中途岛海战的谋划者。山本五十六于1916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大学校，曾于1919~192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历任驻美武官、第1航空战队司令、海军航空本部长、海军次官。大力发展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并组织部队进行严格训练，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山本五十六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是旧日本海军中，反对日本加入轴心国的高级军官。反对日本对美国所在势力发动侵略战争，但在日本右翼势力庞大的压力和日军高层的压力下最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试图先发制人，在对美开战之初以舰载航空兵袭击了珍珠港，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主力，确保日军进攻东南亚的侧翼安全。同时重视海军航空兵在海战中的作用，但未能完全摆脱“巨舰大炮制胜”理论的束缚，企图在美太平洋舰队得到加强前以海上决战的传统战法将其歼灭，结果导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遭惨败。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在视察部队途中，因座机被美军击中而死亡，终年59岁。战死时为海军大将军衔，死后被追赠元帅称号。
【摘要】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侵略战争中最具标志性的日本海军统帅，其军事活动集中折射了日本军国主义由侵华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的侵略逻辑。本文以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与战史为基础，运用史料互证方法，系统梳理山本五十六的军事生涯、侵华战争中的海军航空作战、太平洋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实施，及其在中途岛、所罗门战场上的溃败与覆灭，进而剖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内在矛盾与必然败亡。研究认为，山本五十六虽与东条英机等人在战略判断上存在分歧，但其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忠实地策划并执行了偷袭珍珠港等侵略行动，是太平洋侵略战争的关键组织者;其军事才能无法改变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本质，也无法挽救日本军国主义必然覆灭的历史结局。山本五十六之败亡，正是侵略者必然失败的生动注脚，亦是今天汲取历史教训、珍视和平的重要参照。本文的史料互证表明：日本、中国、美国、苏联与朝鲜半岛的档案战史彼此印证、相互校正，共同还原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史实，也共同昭示了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山本五十六;日本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途岛海战
目录
一、引言：研究缘起与史料基础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空间
(三)史料基础与研究方法
二、山本五十六的军事生涯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膨胀
(一)军国主义教育与日俄战争
(二)海军航空兵建军与对华侵略
(三)反对三国同盟与“南进”侵略
三、太平洋侵略战争的策划：从南海到珍珠港
(一)联合舰队与“真珠湾”奇袭的构想
(二)偷袭珍珠港的实施
(三)对东南亚与太平洋岛屿的侵略扩张
四、侵略战争的破产：珊瑚海、中途岛与所罗门
(一)珊瑚海海战
(二)中途岛溃败
(三)所罗门群岛消耗战
五、山本之死与侵略者的末路
(一)布干维尔上空的覆灭
(二)日本战败与战后清算
(三)历史评价
六、结语：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命运
注释
参考文献
一、引言：研究缘起与史料基础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场的诸多历史人物中，山本五十六以其“珍珠港奇袭”的筹划者和中途岛败绩的承担者双重身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太平洋侵略战争的标志性符号。放眼世界近代战争史，几乎没有一个军事统帅像山本五十六那样，既因一次背信弃义的偷袭而声名大噪，又因一场灾难性的溃败而声誉扫地;也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像山本五十六那样在战后日本被反复神化、在受害国民众心中却始终背负着侵略者的标签。[1]这种巨大的评价落差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历史命题。
对山本五十六的研究，表面上是海军战史问题，实质上却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史、侵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本五十六的一生，几乎完整地横跨了日本由明治维新后的对外扩张，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再到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他所指挥的日本海军航空兵，既是侵华战争的帮凶，又是太平洋侵略战争的开路先锋。[2]深入考察山本五十六的军事生涯与战争责任，有助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质，辨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并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汲取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历史教训。
更进一步看，研究山本五十六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个别势力无视历史事实，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翻案，甚至以各种方式美化山本五十六等侵略战争的将领。因此，以翔实的官方档案与战史为依据，科学、客观地剖析山本五十六的战争责任，揭露其作为侵略战争组织者的历史角色，既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也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正本清源的必要之举。[2]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尝试为正确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空间
围绕山本五十六，中外学界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积累。在日本方面，除了官方公刊战史《战史丛书》对太平洋诸战役的系统记述外，阿川弘之、实松让等人以当事人身份撰写的传记与回忆录，为研究山本提供了生动的一手材料;这些著述虽多有文学化的渲染，但仍保留了大量可资考订的史实细节。[3]在欧美方面，美国海军官方战史、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等英文文献，从反法西斯阵营立场记述了太平洋作战的全过程;苏联方面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著述，则将日本侵略战争置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4]中国方面，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等著述，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等档案汇编，为从受害民族立场审视日本海军侵略提供了权威依据。[5]
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其一，多数论著或聚焦于珍珠港、中途岛等具体战役的军事细节，或偏重于山本个人生平，而较少将其置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这一总体框架下加以系统考察;其二，单一语种史料的研究占主导，跨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的互证与综合尚显薄弱;其三，对山本五十六战争责任的批判性审视，往往让位于对其军事才能的叙述，甚至个别论著以“悲剧英雄”“忧国宿将”等叙事淡化其侵略色彩。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五语种官方档案与战史为据，运用史料互证方法，系统考察山本五十六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关系，厘清其作为侵略战争组织者的历史角色与责任。本研究既不是对山本个人战术才华的孤立颂扬，也不是对其生平的简单复述，而是要把这个人物放回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历史坐标系中，考察其如何从一个军国主义教育培养的军人，一步步成为策划太平洋侵略战争的关键人物，从而揭示个人命运与侵略国策之间那种深刻而可悲的依附关系。
(三)史料基础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史料基础，建立在日本、中国、美国、苏联(俄罗斯)与朝鲜半岛五个方向的官方档案、战史与军事典籍之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原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编纂的《战史丛书》，作为日本官方公刊战史，系统地记录了从偷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海战等太平洋作战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其中《夏威夷作战》《中途岛海战》两卷为本文提供了最直接的日方官方记录。[6]曾任日本陆军参谋、战后参与整理战争档案的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依据日本战争档案、会议记录与机密战争日志写成，反映了日本军令部层面对太平洋侵略战争的组织内幕。[7]日本海军史家阿川弘之、实松让关于山本五十六的传记与回忆，则保留了日本海军当事人视角的生动细节。[8]
中国方面的档案与战史构成了批判性审视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对日本海军侵华作战及太平洋战争作了权威评述。[9]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二十卷)，系统公布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档案，为厘清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角色提供了原始档案支撑。[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则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11]此外，中央档案馆所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提供了第一手的铁证。[12]
英美方面，美国海军官方战史、由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主持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以亲历与档案结合的方式记述了珊瑚海、中途岛及所罗门诸战役，是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英文官方记录。[13]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珍珠港事件调查档案与太平洋战区作战档案，则保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责任认定与山本之死等重大事件的原始资料。[14]苏联方面，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站在反法西斯同盟立场，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及其最终败亡作了系统性论述，其中涉及苏联远东战役对日本侵略体系的最后打击。[15]朝鲜半岛的史料同样不可或缺：韩国国家记录院与国史编纂委员会整理发布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档案，以及《驻韩日军史料丛书》等资料，记录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与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朝鲜人民的强征动员，从被侵略民族的角度印证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深重灾难。[16]
上述五语种史料分别从侵略者官方记录、受害民族立场与反法西斯同盟视角出发，相互印证、彼此校正，为本文的史料互证提供了坚实基础。本文即以这些官方档案、战史与军事典籍为据，采用历史分析与史料互证相结合的方法，按“军事生涯与侵略膨胀——太平洋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实施——侵略战争的破产与败亡——历史评价”的逻辑线索展开论述，力图还原山本五十六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组织者的历史角色。
在史料运用上，本文遵循如下原则：其一，优先采用官方档案与权威战史，凡所引事实，均以五语种史料为据，不采用网络杂源与未经核实的传闻;其二，坚持史料互证，凡涉及关键史实，尽量以日方官方记录与反法西斯阵营的文献相互印证、彼此校正;其三，对存在史料分歧之处，注明各方记载，并以更权威、更可核验的官方档案为准。通过上述方法，本文力求做到史实准确、出处精准、论证有据，使对山本五十六与日本侵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二、山本五十六的军事生涯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膨胀
(一)军国主义教育与日俄战争
山本五十六，本姓高野，1884年4月4日出生于日本新潟县长冈藩士之家，后过继给山本家袭名。他成长的年代，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对外扩张道路、军国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的时期。[17]日本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起，逐渐确立了以对外侵略扩张为核心的“大陆政策”，军国主义思想在军部与国民教育中被不断灌输，武士道精神与“帝国荣耀”成为一代日本军人的精神枷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熏染下，山本五十六从小就怀抱着为日本帝国“建功立业”的军人理想。[18]
1901年，山本考入位于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1904年以第三十二期生毕业，旋即在日俄战争中登上巡洋舰“日进”服役。1905年5月的日本海海战中，山本在战斗中被炮弹击伤，失去了左手中指与食指，从此落下了“八毛钱”的绰号。这场以日本取胜而告终的战争，在青年山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使他成为日本海军中极少数真正经历过近代海战、品尝过战争胜利与伤痛双重滋味的指挥官。[19]值得注意的是，日俄战争虽然使山本获得了“功勋”，但也让他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代价;这种复杂的战争记忆，在日后他对军国主义的若干冒险决策持保留态度时，隐约有所体现。
日俄战争后，山本五十六长期活跃于日本海军教育与军备领域。1919年至1921年，他奉派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对美国的工业实力、资源禀赋与战略潜力有了切身的了解。回国后，他历任驻美海军武官、海军航空相关职务，并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逐步成长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积极倡导者。[20]山本的这段留美经历对其日后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为他深知美国的工业潜力与海军规模，才在战前对与美国开战持保留态度;然而，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高级将领，他最终还是把个人判断服从于侵略扩张的既定国策。山本身上这种“清醒的悲观”与“顺从的执行”并存的矛盾，贯穿了他此后整个军事生涯，也预示了太平洋侵略战争的悲剧走向。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山本五十六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究竟塑造了他怎样的战争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通过国民教育、军队训练与对外宣传，把“忠君爱国”“天皇至上”的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对外侵略被包装为“圣战”“解放”，他国人民被视为可以任意践踏的对象。山本五十六作为这一教育体系培养出的精英军人，其内心深处早已内化了这套侵略逻辑。[18]正因如此，当他面对日本是否应与美国开战的抉择时，他所思考的从来不是“侵略是否正确”，而是“侵略能否成功”。这种战争观上的根本误区，是理解山本一生行动的总前提，也是其最终沦为侵略工具的思想根源。
(二)海军航空兵建军与对华侵略
山本五十六军事生涯中最具影响的一面，是其推动日本海军航空兵建设的努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山本长期主持海军航空部门，历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海军航空本部长等职，成为日本海军“航空主兵论”的代表人物。[21]他积极主张以航空母舰与舰载机取代传统的巨舰大炮，大力引进与自研舰载机技术，为日本海军建立起一支在当时堪称精良的航空作战力量。他所经营的这支海军航空力量，很快被投入侵华战争的血腥扩张之中。[22]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本五十六此时虽未直接指挥对华地面作战，但其经营的海军航空兵与联合舰队，迅速成为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1937年8月，日本海军航空队从台湾起飞，对南京实施轰炸，这是近代历史上对一个主权国家首都进行的早期战略轰炸，也是日本海军航空兵投入侵华战争的标志性行动。[23]此后数年间，日本联合舰队对中国东南沿海实施封锁，配合陆军扩大侵略，并先后于1939年2月、3月占领中国海南岛与南沙群岛，将侵略魔爪伸向南海，为其后南进侵略攫取前进基地。[24]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这些行动，与山本五十六长期主持海军航空部门、推动航空兵建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正是他所培育并执掌的这支航空力量，成了侵华战争中轰炸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凶器。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对华轰炸，造成了中国平民与城市的巨大伤亡与破坏。从1937年8月轰炸南京起，日本海军航空队先后对中国重庆、武汉、广州、上海、长沙等城市实施狂轰滥炸，其无差别轰炸直接针对平民区与民用设施，犯下了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据《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仅重庆一地，日军在长达数年的战略轰炸中就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与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正是在这种惨烈考验中愈挫愈勇。[25]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抵抗，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最终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企图。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侵华罪行，与陆军一样，被永远记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所披露的累累罪证之中。[26]可以说，在山本执掌联合舰队之前，他所经手的海军航空力量，已经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侵略罪行。
(三)反对三国同盟与“南进”侵略
1939年8月，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成为日本海军舰队的最高统帅。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扩张正处于由侵华战争向太平洋战争扩展的关键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山本在战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若干冒险决策持保留意见。1939年前后，日本政府酝酿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三国同盟)时，时任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对陆海军联合出兵南下、与美国摊牌的冒险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日本不应与德国结盟、贸然激怒美国。[27]1941年，针对御前会议决定的对美开战方针，山本也曾表示异议，深知以日本之国力难以战胜美国，并曾预言一旦开战，日本在头半年内或许能占上风，其后则胜负难料。[28]
然而，山本的这些保留态度，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组织者的本质。首先，他反对的并非侵略战争本身，而只是其战略时机与同盟选择;他所忧虑的是日本能否取胜，而非侵略行为的非正义性。其次，在军国主义体制下，山本最终服从并忠实执行了侵略国策：一旦最高层决定南进与对美开战，他便倾尽全力策划并执行太平洋侵略作战。这种“反对个人冒进而忠于国家侵略”的矛盾，恰恰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将领的工具性本质——无论个人有多少疑虑，他们最终都是侵略扩张机器上的螺丝钉。[29]山本的这一矛盾角色，构成了理解其后太平洋侵略战争诸多决策的关键钥匙。
三、太平洋侵略战争的策划：从南海到珍珠港
(一)联合舰队与“真珠湾”奇袭的构想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泥潭后，一方面企图通过对东南亚的“南进”掠夺石油、橡胶、锡等战略资源，以支撑其继续侵略;另一方面，幻想以一次决定性打击迫使美国退出战争，为侵略扩张扫清最大障碍。[30]正是在这一侵略扩张的政治逻辑下，山本五十六提出了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奇袭”构想。据日本《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记载，山本自1941年初便主张以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对驻泊在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实施先发制人的突袭，并力排众议，在海军军令部内压下了主张以舰队决战、坐待美军来袭的保守意见。[31]这一决策过程本身，就是山本军事权威与军国主义国策深度绑定的缩影：他以其在海军中的崇高声望，为军国主义的冒险赌博提供了最关键的军事背书。
山本此一构想，从军事层面看体现了日本海军航空兵发展的成果，也反映了其对“美国太平洋舰队是日本南进最大障碍”的判断;但从政治与战争法层面看，却是一次不宣而战、背信弃义的偷袭。值得注意的是，山本在战前确曾顾虑“奇袭”之名与国际法，但最终仍以“日美一旦开战，唯有先发制人方能取胜”的侵略逻辑，推动并实施了这一计划。[32]这充分说明，山本的军事才能始终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对“奇袭”名分的顾虑，不过是其内心矛盾的一闪念，终究无法阻挡侵略机器的开动。
从国际形势看，1941年的日本已经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美国则因日本南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而逐步收紧经济制裁与石油禁运。日本军国主义面临着两难：既无法从中国撤军以缓和与美矛盾，又不甘心放弃南进的侵略野心。正是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山本五十六提出以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来孤注一掷，试图以“赌国运”的方式为日本军国主义解套。[30]这种把整个国家命运押在一次性奇袭上的冒险赌博，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投机性与疯狂性。
(二)偷袭珍珠港的实施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由南云忠一指挥、以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翔鹤、瑞鹤六艘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机动部队，向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袭。日军出动数百架飞机分两波次轰炸，重创美军战列舰多艘，使太平洋舰队一度瘫痪，数千美军将士伤亡。[33]从作战实施看，日军的偷袭可谓“组织周密、行动突然”：机动部队借恶劣天气与迂回航渡隐蔽接近，于黎明时分发动两波空袭，成功地达到了战术上的突然性。[33]然而，正是这种精心算计的背信弃义，把日本军国主义的卑劣与狡诈暴露无遗。日本方面自1941年12月8日起将其称为“大东亚战争”之始，并将此次偷袭粉饰为“赫赫战功”，借此在国内煽动战争狂热。[34]而在夏威夷当地，12月7日则被美国人民永远铭记为“耻辱之日”。
偷袭珍珠港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战术优势，但从战略上看，却是一场日本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赌博。首先，美军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当日恰好不在港内，日军并未达成其“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首要目的;其次，偷袭激起了美国全国同仇敌忾的反击意志，使日本从此面对一个工业潜力数倍于己、且众志成城的对手。[35]山本五十六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高策划者，虽然深知偷袭之后“半年到一年可横行，其后胜负难料”，仍忠实执行了侵略计划。[36]美国海军官方战史明确指出，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得以统一认识、全面动员，最终决定了日本侵略者的败亡。[37]山本五十六以一场背信弃义的偷袭，换来了一个空前团结并誓死复仇的对手，这恰恰是侵略者最大的战略失算。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迅速作出强烈反应。美国对日宣战，随后中国等国也相继对日德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彻底席卷了全球。日本军国主义者原以为通过对珍珠港的奇袭可以一举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迫使其退出战争，结果反而使美国从孤立主义中惊醒，投入了全力以赴的反侵略战争。[38]从这个意义上说，珍珠港事件不仅没有达到山本预期的战略目的，反而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进程。
(三)对东南亚与太平洋岛屿的侵略扩张
偷袭珍珠港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南进”侵略总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同一时期，日本陆海军相继对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缅甸、香港等地发动进攻，攫取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将侵略战争迅速扩大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全面战争。[38]山本五十六指挥的联合舰队主力，除执行珍珠港奇袭外，还协同掩护了南方侵略作战，并于1942年初南进，掩护陆军攻占新加坡，其后又率机动部队进入印度洋，袭扰锡兰等地英军，一时气势汹汹。[39]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指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是掠夺亚洲资源、奴役亚洲人民的殖民侵略体系。[40]
在此过程中，日本侵略者的铁路所至，到处留下残暴与掠夺的罪证。日本对东南亚与中国沦陷区人民实施殖民统治，对朝鲜半岛人民实施强征动员：据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日本厚生省与各企业编写的《被征用死亡者连名簿》等名册统计，太平洋战争期间被强征至日本本土、朝鲜半岛及亚太各地的朝鲜人超过百万人，其中相当数量被投入南洋战场，饱受奴役。[41]朝鲜人民在日据时期承受了殖民掠夺、强制同化与战争动员的深重苦难，他们的反抗与斗争，构成了被侵略民族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正是这一血腥扩张体系的最锋利的爪牙。
日本军国主义在南洋的侵略，不仅是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野蛮掠夺，也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粗暴践踏。日军所到之处，大规模屠杀平民、虐待战俘、强征劳工、掠夺资源，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山本五十六所指挥的联合舰队耀武扬威地开进的航线之上。联合舰队所到之处，并不只是战舰与飞机耀武扬威的舞台，更是亚洲人民呻吟与哭泣的土地。[41]因此，评价山本五十六，绝不能只看其“运筹帷幄”的战术表演，而必须正视其军事行动对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深重苦难。
四、侵略战争的破产：珊瑚海、中途岛与所罗门
(一)珊瑚海海战
太平洋侵略战争初期，日本凭借先发制人的突袭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建立在侵略扩张的侥幸之上，不可能持久。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是历史上首次以航空母舰飞机为主要交战手段的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在争夺莫尔兹比港、图谋切断美澳海上交通线的作战中，与美军航母部队遭遇，翔鹤号航空母舰被重创，轻型航母祥凤号被击沉。[42]美国海军官方战史认为，珊瑚海海战虽未决出明确的胜负，但日军的南下侵略势头首次受到遏制，日本企图切断美澳联系、进而孤立澳大利亚的侵略计划遭到挫折。[43]
珊瑚海海战暴露了日本联合舰队的一系列致命弱点：日军过分依赖先发制人的进攻，缺乏在持久消耗战中补充舰艇与飞行员的能力;其航空兵力虽训练有素，但在与同等级对手的交战中并无必胜把握。此次海战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优势已到达顶点，其扩张势头正走向衰竭。山本五十六通过珊瑚海海战应当意识到，美国已经掌握了与日本航母部队相抗衡的实力，日本赖以取胜的“奇袭”与“先发制人”战略，正在失去效用。
珊瑚海海战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侵略图谋的破产。开战之初，日本企图以一连串突袭在数月之内确立其“大东亚共荣圈”，一举奠定胜局。然而，珊瑚海海战表明，美国完全有能力在航母对决中与日本一较高下;此战之后，日本再也无法指望以有限的航空兵力实现速胜，只能一步步陷入它所极力避免的持久消耗战，而这恰恰是国小力薄的日本军国主义最致命的软肋。[43]
(二)中途岛溃败
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侵略战争乃至整个亚太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山本五十六企图以夺取中途岛、诱歼美军太平洋舰队残部的方式，扩大侵略、一举确立日本在太平洋的优势，遂亲自率联合舰队主力出海作战。[44]然而，由于美军破译了日军密码、预先掌握了日军作战计划，日军机动部队在6月4日至6日遭到美军的集中打击，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在数小时内相继沉没，日本海军精锐舰载航空兵元气大伤，数以千计的精锐飞行员阵亡。[45]美军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日本《战史丛书·中途岛海战》以日方视角记录了此次惨败的过程，承认联合舰队“丧失了进攻作战的能力”。[46]美国海军官方战史则高度评价中途岛海战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从此美日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根本逆转，美国转守为攻，日本被迫转入防御。[47]对山本五十六而言，中途岛惨败是其军事生涯中最沉重的打击，也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以侥幸取胜、以冒险扩张的侵略逻辑的破产。所谓“奇袭”可以得逞一时，却经不起实力的较量与正义的检验。中途岛海战证明：侵略战争可以凭借阴谋与突袭取得一时的战术优势，但决定战争最终结局的，是正义的力量与反侵略阵营的坚强团结。
从中途岛溃败起，日本军国主义赖以支撑侵略的优势便一去不返。此役之后，日本不仅失去了四艘精锐航母与大量优秀飞行员，更失去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迅速转入战争状态，扩充海军与航空兵，源源不断地把战争物资与兵力投送到太平洋战场。[47]一消一长之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前景已注定黯淡，其后的一切挣扎，不过是在延缓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已。
(三)所罗门群岛消耗战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已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只能转入与美军争夺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等地的消耗战。1942年8月至1943年初，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日美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日军损失大量舰艇、飞机与兵员，补给断绝，陷入泥潭，最后被迫撤退。[48]山本五十六亲临所罗门前线，组织对美军的空中反击与撤运作战，但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海军官方战史指出，瓜达尔卡纳尔一役，日军损失惨重且无法补充，从此失去了在太平洋与美军抗衡的实力，侵略战争的败局已不可逆转。[49]
所罗门群岛的消耗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由盛转衰的缩影。山本五十六试图以战养战、以消耗拖垮对手，但面对的却是工业实力、人力物力都远胜于己、且团结一致的反法西斯阵营。在这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中，日本有限的国力被迅速耗尽，而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则愈战愈强。侵略战争恃强凌弱的侥幸逻辑，在这里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山本五十六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挣扎，不过是以一个侵略者的绝望，去对抗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所罗门群岛及整个南太平洋的争夺战，正是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共同见证的历史转折。日方《战史丛书》详细记录了联合舰队在南太平洋的苦战与损耗;美国海军官方战史则从反攻角度记述了美军对日军基地的逐岛打击;苏联的战史著作则把南太平洋作战置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之中加以评述;而韩国方面的史料，则记录了被强征到南洋的朝鲜劳工所遭受的非人待遇。[49]五语种史料从不同角度汇聚到同一幅图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优势在南太平洋的消耗战中彻底耗尽，侵略战争的败局自此再也无法挽回。
这场消耗战还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史料互证的价值。仅凭日方单方面的战史，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是“英勇作战”的片面叙事;只有把日本官方记录与中国抗战史料、美国海军战史、苏联战史以及被侵略民族的档案相互对照，才能完整还原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才能看清所谓“大东亚战争”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亚洲人民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真相。[49]这也正是本文坚持五语种史料互证的根本意义所在。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山本五十六明知日本在国力与工业潜力上远逊于美国，却依然倾尽全力组织所罗门消耗战，试图以战术上的顽强弥补战略上的劣势。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表面上是“忠勇”，实质却是一个军国主义将领对侵略事业的愚忠。正是这种以侵略为天命、视别国人民生命为草芥的战争观，使山本从一位拥有战术才能的军官，一步步沦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可悲殉道者。[49]
五、山本之死与侵略者的末路
(一)布干维尔上空的覆灭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乘飞机前往所罗门群岛前线视察，其行踪为美军破译的日军电报所获。美军遂派出P-38战斗机在布干维尔岛上空设伏，将山本座机击落，山本五十六当场毙命。[50]美国方面将此次截击称为“复仇行动”，正是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51]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得以通过密码破译获取山五行踪并予以精确截杀，本身即是情报战与反侵略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也再次证明技术优势与正义立场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威力。
山本五十六之死，在日本国内被大肆渲染为“战神陨落”，日本于1943年6月为其举行了国葬，并追授其海军元帅军衔，借以鼓舞正在节节败退的士气。[52]然而，山本的殒命并不能改变日本侵略战争节节败退的命运。作为联合舰队的灵魂人物，山本的死亡与其说是日本海军的重大损失，不如说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时刻：此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遭重创，再也未能组织起像珍珠港那样的战略进攻。[53]
山本五十六之死，在历史的天平上还有着另一层深意。他是日本军国主义太平洋侵略战争中的标志性人物，而他的覆灭恰恰发生于太平洋战场的转折关头：前一年，日本在中途岛遭遇决定性的溃败;后一年，随着美军在所罗门等地转入反攻，日本本土已开始暴露在盟军轰炸机与战略进攻的威胁之下。[53]山本之死，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由盛转衰、由攻转守的一个缩影。一个靠偷袭起家的侵略者，最终在反侵略力量的精确打击下丧命，这本身就是对侵略战争必然失败的最有力的历史印证。
(二)日本战败与战后清算
山本五十六死后不到两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1945年8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苏联红军于8月9日发动远东战役，进攻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与中国人民和太平洋战场盟军一起，给予日本侵略者最后的致命一击。[54]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一道，最终赢得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胜利。[55]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日本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再一次印证了历史的铁律：任何妄图以武力征服别国、奴役别国人民的侵略者，都逃脱不了被正义力量彻底打败的下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经历了从疯狂扩张到彻底覆灭的全过程;而山本五十六，正是这一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军事人物之一。他的死亡与日本战败几乎构成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的两端：一个策划偷袭的侵略者，最终在反侵略力量面前丧命;一个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帝国，最终在正义的旗帜下彻底崩溃。[55]
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战争进行了清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将发动侵略战争、违反人道原则的战犯绳之以法。[56]中国方面，中央档案馆所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系统记录了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细菌战、从强征“慰安妇”到掠夺资源，成为揭露日本侵略本质的铁证。[57]然而，必须警惕的是，战后日本国内始终存在一股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势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日本战史类著作中存在的“侵略有理史观”变种，正是要淡化、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58]山本五十六在战后日本亦长期被神化为“悲情的名将”，这种叙事恰恰掩盖了其作为侵略战争组织者的历史责任，是需要批判与纠正的。
对山本五十六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绝不能止于对其个人悲剧的感慨，而必须落实到对其侵略战争罪行的揭露与批判之上。只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认清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本质，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警钟长鸣，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58]
(三)历史评价
综观山本五十六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深刻的悖论：他是一位深谙航空兵战术的军事技术人才，也曾在战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若干冒险决策表示忧虑，但他终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在侵华战争时期所经营的海军航空兵，被用于轰炸中国城市、封锁中国海疆;他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所策划的偷袭珍珠港与“南进”侵略，把战火烧向整个亚太地区，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59]
山本五十六的悲剧，不是“天才”被埋没的悲剧，而是一个军事人才被绑在侵略战车上的悲剧。他的军事才能越出众，给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就越大;他对个人荣誉越执着，就越成为军国主义侵略逻辑的忠实工具。这一悖论充分说明：在军国主义体制下，个人的战术才华无法改变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本质，反而会成为助纣为虐的力量。[60]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价山本五十六，不能脱离其作为侵略战争组织者的根本立场;任何对其“个人魅力”或“战术才华”的孤立赞美，都是对受害民族情感的漠视，也是对历史真相的背离。
需要强调的是，对山本五十六的评价，与对日本人民的态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日本人民在侵略战争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要反对的，始终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本身，而非日本人民。正是基于这一清醒的认识，我们评价山本五十六，既不是宣泄仇恨，也不是美化侵略，而是要通过解剖这个军国主义将领的典型，认清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从而更好地珍视和平、守护正义。[60]
六、结语：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命运
山本五十六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兴衰，完整地演绎了侵略者必然失败的逻辑。从侵华战争的步步扩大，到偷袭珍珠港的铤而走险，再到中途岛、所罗门的节节败退，直至布干维尔上空的覆灭，日本军国主义以冒险求侥幸、以侵略图扩张的道路，最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61]历史反复证明：一切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无论其策划者多么狡黠、其武器多么精良，都注定逃不脱失败的结局;唯有坚持正义、坚持和平，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我们更应珍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2]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珍爱和平、反对战争，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山本五十六及其所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已经作为反面教材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警醒后人的永恒警示。
本文以五语种官方档案与战史互证，重构了山本五十六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图景。史料之间彼此印证、相互校正，既还原了日本海军航空兵侵华、联合舰队策划珍珠港与南进侵略的史实，也揭示了中途岛、所罗门的溃败与山本覆灭的必然。归根结底，山本五十六的兴衰成败，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由膨胀到破产的缩影;其败亡所昭示的侵略者必然失败的规律，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愿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侵略者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和平与正义的阳光照亮人类共同的未来。
注释
[1] 关于山本五十六研究的学术史与战争责任问题，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 关于山本五十六军事生涯横跨日本对外扩张全过程的概述，综合本文所引各语种史料。
[3] 〔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上下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新潮文库版);〔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史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4] Samuel Eliot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III: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1931—April 194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vol. IV: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1949; vol. V: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1949.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第10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战史丛书·中途岛海战》(第43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1年。
[7] 〔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张玉祥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该书依据日本陆军参谋部与海军的战争档案、会议记录及机密日志整理而成。
[8] 〔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上下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史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10]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3] Samuel Eliot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III-IV,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1949.
[14] 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所藏珍珠港事件调查档案及太平洋战区作战档案。
[15]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另参见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与教训》，张海麟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
[16] 韩国国家记录院整理公布《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受害者名册》等档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驻韩日军史料丛书》，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2000年代陆续出版。
[17] 关于山本五十六家世与早年经历，参见〔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上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第一章。
[18]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与“大陆政策”，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9] 关于山本五十六参加日俄战争、日本海海战负伤之记载，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相关卷;〔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史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20] 关于山本五十六留学哈佛与驻美经历，参见〔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上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
[21] 关于山本五十六推动海军航空兵建设，参见〔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
[22] 关于日本海军航空兵建设与侵华战争的关系，综合本文所引各语种史料。
[23] 关于1937年8月日本海军航空队从台湾起飞轰炸南京一事，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24] 关于日本占领海南岛、南沙群岛及封锁中国海疆，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5] 关于日本海军航空兵对重庆等中国城市实施战略轰炸及所造成的伤亡，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26] 关于日本海军航空兵侵华罪行，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27] 关于山本五十六反对三国同盟之立场，参见〔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张玉祥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28] 关于山本五十六对日美开战之疑虑及“半年可横行”之判断，参见〔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下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
[29] 关于军国主义体制下将领的工具性角色，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30] 关于日本“南进”掠夺战略资源之动因，参见〔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
[31] 关于珍珠港“奇袭”构想之提出及山本力主以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奇袭珍珠港，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三章“夏威夷奇袭作战的决定”。
[32] 关于山本对“奇袭”名分的顾虑及其最终决策，参见〔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33] 关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经过及日军兵力、战果，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1931—April 194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34] 关于日本将偷袭珍珠港称为“大东亚战争”之始并借此煽动战争狂热，参见〔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35] 关于珍珠港偷袭在战略上的失败及其激起美国反击意志，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1931—April 194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36] 关于山本“半年到一年可横行，其后胜负难料”之判断，参见〔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下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
[37] 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1931—April 194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珍珠港事件调查档案。
[38] 关于日本“南进”侵略东南亚之经过，参见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39] 关于山本指挥联合舰队掩护南方作战并进入印度洋，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相关卷;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1931—April 194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40] 关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之殖民掠夺本质，参见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
[41] 关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强征朝鲜人民之史料，参见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被征用死亡者连名簿》等名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驻韩日军史料丛书》，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42] 关于1942年5月珊瑚海海战，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9.
[43] 同上。
[44] 关于山本指挥中途岛作战之企图，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中途岛海战》(第43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1年。
[45] 关于中途岛海战四艘航空母舰沉没及美军破译密码，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9.
[46] 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中途岛海战》(第43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1年。
[47] 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9.
[48] 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9;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相关卷。
[49] 同上。
[50] 关于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座机被美军击落，参见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相关作战档案;Samuel Eliot Morison, 相关卷。
[51] 关于美军将此次截击称为“复仇行动”，参见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太平洋战区作战档案。
[52] 关于日本为山本五十六举行国葬并追授元帅衔，参见〔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下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
[53] 关于山本之死与日本海军之衰败，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相关卷。
[54] 关于1945年8月苏联远东战役，参见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55]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56] 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57] 同上。
[58] 关于日本“侵略有理史观”变种之批判，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相关学术论文，《论战后日本存在的“皇国史观”变种——侵略有理史观》。
[59] 关于山本五十六作为侵略战争组织者之责任，综合本文前述各条史料。
[60] 关于军国主义体制下军事人才沦为侵略工具之分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1] 关于侵略者必然失败之总结，参见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与教训》，张海麟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
[62]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参考文献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三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5] 〔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张玉祥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6] 〔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上下卷)，东京：新潮社，1990年(新潮文库版)。
[7] 〔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史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第10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
[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中途岛海战》(第43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1年。
[10] Samuel Eliot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III: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1931—April 194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vol. IV: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1949; vol. V: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1949.
[11]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
[12]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与教训》，张海麟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
[13]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驻韩日军史料丛书》，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2000年代陆续出版。
[14] 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所藏太平洋战区作战档案、珍珠港事件调查档案。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10-14 20: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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