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匂宗次郎与日本侵略战争研究——以步兵第十九联队为中心的多语种史料考察
2026-09-13 10:30:24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酒匂宗次郎(亦写作"酒勾宗次郎"，日文假名さこう そうじろう，罗马音Sakō Sōjirō，18798月27日—?)，日本陆军少将，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步兵科毕业。1930年3月任步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1932年8月晋升少将并编入预备役。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率步兵第十九联队随第九师团赴上海作战，在江湾、庙行、大场一线对中国第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实施进攻，造成中国军民重大伤亡。其统率的步兵第十九联队自 1886年编成后，先后参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南京攻略战，是日本陆军中侵略历史最久的联队之一。酒匂作为联队级指挥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执行者，对其部队在上海的暴行负有指挥责任。

　　摘 要

　　酒匂宗次郎是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其军事生涯贯穿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最终以陆军少将衔编入预备役。本文以酒匂宗次郎及其长期统率的步兵第十九联队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军事典籍与战史著作，系统考察其从明治建军到昭和初期侵华战争的完整轨迹。研究表明，酒匂宗次郎于1930年3月至1932年8月担任步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期间，率部参加1932年一·二八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在江湾、庙行、大场一线对中国第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实施进攻作战，是日本陆军侵华体系中"联队级执行者"的代表性人物。步兵第十九联队自1886年编成以来，先后参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二八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南京攻略战，其军旗所至之处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迹。本文通过多语种史料互证，还原酒匂宗次郎的军事履历、联队战史及上海作战详情，并揭示日本陆军"联队—师团—军部"三级侵略体制的运作机制，为深化日本侵华战争史研究提供个案支撑。

　　关键词：酒匂宗次郎;步兵第十九联队;一·二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多语种史料

　　一、绪论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是一个由军部高层战略决策、师团级战役指挥、联队级战术执行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既往研究多聚焦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或师团以上高级将领，对处于战术执行层的联队级军官关注相对不足。然而，联队作为日本陆军最大的独立战术单位，其联队长既是军令的直接执行者，又是部队暴行的实际纵容者与责任人，对其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揭示日本侵略战争的运作机制与责任链条[1]。

　　酒匂宗次郎，1879年(明治十二年)8月27日生，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步兵科毕业，1930年(昭和五年)3月6日就任步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军衔陆军大佐;1932年(昭和七年)8月8日晋升陆军少将，同月30日编入预备役[2]。在其担任联队长的两年半时间里，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加速侵华的关键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陆军派遣第九师团等部进攻上海。酒匂宗次郎率步兵第十九联队亲赴上海前线，对中国军队实施进攻作战，是这一时期日本陆军侵华行动的直接参与者[3]。

　　本文选取酒匂宗次郎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酒匂宗次郎的军事生涯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其个人经历折射出日本陆军从建军到对外扩张的完整历程;其二，步兵第十九联队是日本陆军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联队之一，自1886年编成至1945年战败，先后参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二八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攻略战等重大侵略行动，具有典型的"联队史"研究价值;其三，酒匂宗次郎相关史料散见于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与军事典籍之中，通过多语种史料互证，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避免单一语种史料的片面性[4]。

　　在史料运用方面，本文严格遵循"官方档案、史书、军事典籍"的取材原则，主要参考以下几类文献：一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陆军省、参谋本部原始档案，包括《上海事変概報》《上海事変戦闘詳報》等战时机密文件[5];二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纂的《昭和三年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中国方面陆军作战》等官方战史[6];三是《明治大帝御宇史》《日露戦争陸軍作戦》等明治时期官方战史[7];四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交部相关档案，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汇编》等官方史料集[8];五是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所藏日俄战争时期俄军档案[9];六是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藏日帝强占期相关史料[10]。本文杜绝使用网络博客、论坛帖子等非权威来源，所有史实陈述均标注具体档案出处，以确保学术严谨性。

　　二、酒匂宗次郎的军旅生涯与明治陆军体制

　　(一)出身与陆军士官学校教育

　　酒匂宗次郎生于1879年(明治十二年)8月27日。明治十二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深入推进之际，1878年陆军省参谋局升格为参谋本部，1879年陆军省颁布《陆军编制总则》，确立了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的近代陆军编制体系[11]。酒匂宗次郎的成长年代，正是日本陆军从封建武士军队向近代国民军队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个人命运从一开始就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体制紧密绑定。

　　关于酒匂宗次郎的籍贯与家庭出身，现存官方档案中未见明确记载。根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籍簿惯例，第十四期学员多出身于地方士族或平民家庭，通过陆军幼年学校或普通中学考试进入士官学校[12]。酒匂宗次郎于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11月22日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步兵科毕业，同日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13]。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是日本陆军中人才辈出的一期，同期毕业生中后来晋升至大将者包括西尾寿造(曾任教育总监、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古庄干郎(曾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第十一师团长)、山田乙三(曾任教育总监、关东军总司令官)等人[14]。酒匂宗次郎虽未如上述同窗般晋升至陆军最高层，但其最终军衔陆军少将，在同期毕业生中亦属中高级军官范畴。

　　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体系以"武士道精神"与"忠君爱国"为核心，课程涵盖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等军事专业科目，同时灌输"大和魂""尚武精神"等军国主义意识形态[15]。酒匂宗次郎在士官学校接受的系统军事教育，为其日后成为联队级指挥官奠定了专业基础，也使其内化了日本陆军"以战争为荣耀、以征服为使命"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其后来率部侵略中国的行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从少尉到大佐：明治大正时期的军旅晋升

　　酒匂宗次郎从步兵少尉晋升至步兵大佐的历程，历时约二十八年。根据日本陆军省《武官进阶表》及《陸軍歩兵将校履歴書》相关记载，其晋升轨迹大致如下：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11月授步兵少尉;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前后晋升步兵中尉;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前后晋升步兵大尉;1915年(大正四年)前后晋升步兵少佐;1921年(大正十年)前后晋升步兵中佐;1926年(昭和元年)前后晋升步兵大佐[16]。这一晋升节奏基本符合日本陆军"三年一升"的常规周期，表明酒匂宗次郎在军旅生涯中未出现重大失误或停升情况，属于稳步晋升的职业军官。

　　在任职方面，酒匂宗次郎长期在步兵部队服役，历任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等基层指挥职务，后调任联队附、旅团参谋等中高级参谋职务。根据《歩兵第十九聯隊史》记载，酒匂宗次郎在就任联队长之前，曾在步兵第十九联队有过任职经历，对该联队的历史传统与官兵构成较为熟悉[17]。这种"联队本位"的任职模式，是日本陆军人事制度的典型特征——军官长期在同一联队或同一师团体系内流转，形成了紧密的内部纽带和集体认同，也为联队级集体暴行的发生提供了组织土壤[18]。

　　值得注意的是，酒匂宗次郎是否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现存史料中未见明确记录。陆军大学校是日本陆军培养高级参谋与将帅的最高学府，只有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优异者方能考入，毕业后通常晋升较快并担任参谋本部要职。酒匂宗次郎最终仅晋升少将且未担任师团级以上主官，推测其未毕业于陆军大学校，属于"队附将校"(部队指挥官)系列，而非"参谋将校"系列[19]。这一身份定位决定了其军事生涯主要集中在战术执行层面，而非战略决策层面，但也正因如此，其率部在前线的具体行动更能反映日本陆军基层部队的真实作战状态与暴行模式。

　　(三)1930年就任联队长：时代背景与历史节点

　　1930年(昭和五年)3月6日，酒匂宗次郎被任命为步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驻地为福井县敦贺市[20]。这一任命发生在日本军国主义加速膨胀的关键节点。1929年全球经济大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军部法西斯势力趁机抬头，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求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1930年4月，日本政府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引发军部"统帅权干犯"之争，右翼势力与少壮派军官借机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日后的军事政变与对外扩张制造舆论[21]。

　　步兵第十九联队当时隶属于第九师团(金泽师团)第十八旅团，旅团长为小野幸吉少将，师团长为植田谦吉中将(1930年12月22日就任)[22]。第九师团是日本陆军的老牌师团之一，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编成，因司令部设于石川县金泽市而得名"金泽师团"，兵员主要来自富山、石川、福井三县(北陆地区)[23]。该师团在日俄战争中参加过旅顺攻略战与奉天会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是日本陆军的主力师团之一。酒匂宗次郎能够担任该师团主力联队的联队长，说明其在陆军中具有一定的资历与声望。

　　酒匂宗次郎就任联队长后，按照日本陆军平时训练大纲，组织部队进行年度军事训练，包括小队教练、中队教练、大队教练、联队教练等逐级合成训练，以及野外演习、特别大演习等实战化训练[24]。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迅速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至日本国内，军部借机推动战争动员，步兵第十九联队也进入临战准备状态。1931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并压迫国民政府[25]。酒匂宗次郎及其统率的步兵第十九联队，由此被推上了侵华战争的第一线。

　　三、步兵第十九联队的历史沿革与早期侵略战争

　　(一)联队的编成与甲午战争

　　步兵第十九联队的历史可追溯至1886年(明治十九年)8月。根据明治政府《陆军联队编制令》，日本陆军在名古屋城内编成步兵第十九联队，隶属于第三师团(名古屋师团)，首任联队长为陆军大佐某(具体姓名待考)[26]。联队编成之初，兵员主要来自爱知县、岐阜县等中部地区，后因驻防地调整，兵源地逐渐扩大至滋贺、三重、福井、岐阜等县[27]。1886年9月，联队举行军旗亲授式，由明治天皇授予联队军旗，此后该军旗成为联队精神象征，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始终被官兵视为"天皇的化身"而拼死护卫[28]。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7月，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爆发。步兵第十九联队随第三师团编入第一军战斗序列，由仁川登陆朝鲜半岛，随后北上参加平壤战役。根据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记载，步兵第十九联队在平壤战役中担任主攻任务之一，进攻平壤西南方向的清军阵地，遭遇清军左宝贵部顽强抵抗[29]。平壤战役后，联队随第一军越过鸭绿江，攻入中国辽东地区，参加了海城攻防战、牛庄战役等重要战斗。在牛庄战役中，步兵第十九联队与步兵第七联队(金泽)协同作战，对据守牛庄的清军魏光焘部发起猛攻，经激烈巷战后占领牛庄[30]。

　　甲午战争是步兵第十九联队首次参加对外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该联队不仅积累了实战经验，也参与了对中国平民的掠夺与暴行。根据日方战史的隐晦记载，联队在辽东地区"征发"粮秣、"征用"民夫，实质上是对中国居民的公开掠夺[31]。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及澎湖列岛，获得白银二亿两赔款，军国主义扩张野心急剧膨胀。步兵第十九联队作为这一侵略进程的参与者，其"战功"被日本军方大肆宣扬，进一步刺激了官兵的侵略意识。

　　(二)驻防调整与日俄战争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3月，步兵第十九联队由名古屋转驻福井县敦贺市;同年10月，日本陆军进行师团编制调整，步兵第十九联队由第三师团改隶第九师团[32]。此次调整是日本陆军"师团区制"改革的一部分——每个师团固定负责一个征兵管区，第九师团负责北陆三县(富山、石川、福井)，步兵第十九联队的兵源地由此固定为福井县及周边地区[33]。敦贺市位于日本海沿岸，是面向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重要港口，联队驻防于此，便于随时乘船赴海外作战，这一部署本身就体现了日本陆军对外扩张的战略意图。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2月，日俄战争(日本称"日露战争")爆发。步兵第十九联队随第九师团编入乃木希典大将统率的第三军，参加旅顺要塞攻略战。根据日本官方战史《日露戦争陸軍作戦》及第三军战斗详报记载，步兵第十九联队在旅顺攻略战中先后参加了第一次总攻击(1904年8月19日至24日)、第二次总攻击(1904年9月19日至22日)、第三次总攻击(1904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以及203高地争夺战(1904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34]。在203高地争夺战中，联队遭受重大伤亡，多次组织"肉弹冲锋"，官兵死伤枕藉。联队旗手在战斗中阵亡，军旗一度遗失，后由后续部队寻回[35]。

　　关于步兵第十九联队在日俄战争中的伤亡情况，根据《歩兵第十九聯隊史》及福井县史相关记载，该联队在旅顺攻略战期间累计战死约八百余人、负伤约一千五百余人，伤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36]。俄罗斯方面的档案亦有相关记录。根据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所藏旅顺守备军战斗日志，俄军在203高地阵地前发现大量日军尸体，其中部分尸体军服上缝有"第十九"字样的联队标识[37]。日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控制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步兵第十九联队作为日军主力部队之一，是这场帝国主义分赃战争的直接参与者。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月旅顺陷落后，步兵第十九联队随第三军北上，参加了奉天会战(1905年2月20日至3月10日)。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陆战，日军投入五个军约二十五万人，俄军投入约三十万人，战线绵延百余公里[38]。步兵第十九联队在奉天会战中担任第三军左翼攻击任务，对俄军右翼阵地实施迂回包抄，为日军最终占领奉天(今沈阳)发挥了作用。奉天会战后，日俄两国在美国调停下于1905年9月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了对朝鲜半岛的完全控制权以及中国东北南部的势力范围[39]。步兵第十九联队在战后返回敦贺驻地，恢复平时训练状态。

　　(三)大正时期的整编与昭和初期的临战准备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0月，日本陆军再次进行师团编制调整，步兵第十九联队由第九师团改隶第十六师团(京都师团)[40]。第十六师团编成于1905年7月，是日俄战争期间为补充战力而临时组建的师团，战后予以保留。步兵第十九联队编入第十六师团后，驻防地仍为敦贺，但行政管理与训练体系改归第十六师团司令部管辖。1925年(大正十四年)5月，日本陆军在"宇垣裁军"中进行大规模整编，裁撤四个师团(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师团)，同时调整部分联队隶属关系，步兵第十九联队重新编入第九师团[41]。此次调整后，步兵第十九联队再次回到第九师团第十八旅团建制，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大正时期(1912—1926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米骚动"、华盛顿裁军会议等重大事件，陆军规模有所缩减，但军国主义根基并未动摇。步兵第十九联队在这一时期主要执行国内警备任务与年度训练，同时参与了1918年至1922年的"西伯利亚出兵"——日本为干涉俄国十月革命、支持白俄叛军而派遣军队入侵苏俄远东地区。根据《大正七年西伯利亚派遣军作战史》记载，第九师团曾于1919年派遣部分部队赴西伯利亚执行警备任务，步兵第十九联队是否在派遣之列，现存史料中未见明确记录，但该联队作为第九师团主力，极有可能参与了此次武装干涉[42]。西伯利亚出兵是日本对社会主义苏俄的武装侵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北进"战略的一次预演。

　　进入昭和时期(1926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加速膨胀。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分离满蒙"的侵略方针[43]。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六千余人;同年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44]。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这一背景下，步兵第十九联队进入高度临战状态，频繁进行紧急动员演习与海外派遣准备训练。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掀起战争狂热，敦贺市各界为步兵第十九联队举行"壮行会"，酒匂宗次郎作为联队长出席并发表训话，宣称"皇军威武，必膺惩暴支"[45]。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酒匂宗次郎终于率部踏上侵华战场。

　　四、一·二八事变：酒匂宗次郎在上海的侵略行动

　　(一)事变爆发与第九师团的派遣

　　1932年(昭和七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了"日莲宗僧侣事件"——五名日本日莲宗僧侣在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遭到日本特务雇用的中国打手袭击，一人死亡、两人重伤[46]。日方借机煽动在沪日侨暴动，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杀死中国警察三人。1月2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等无理要求。1月28日，在上海市政府已接受全部要求的情况下，日本海军陆战队仍于当晚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日本称"第一次上海事变")正式爆发[47]。

　　事变爆发之初，日本方面仅投入海军陆战队约三千人及海军舰艇若干，遭遇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顽强抵抗，进攻屡屡受挫。1932年2月2日，日本政府与参谋本部决定从本土派遣陆军第九师团(金泽师团)及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久留米)增援上海[48]。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部于2月7日从敦贺、金泽等地出发，2月14日至16日陆续在上海吴淞口及公共租界附近登陆[49]。酒匂宗次郎统率的步兵第十九联队作为第九师团第十八旅团主力，于2月16日在上海登陆，随即进入江湾镇以北地区集结待命[50]。

　　第九师团登陆后，上海派遣军(2月25日编成，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的陆军兵力达到约两万人，加上海军陆战队及在乡军人，总兵力约三万余人，配备飞机约六十架、坦克与装甲车约三十辆、各种火炮约一百门[51]。中国方面，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师)约三万五千人，加上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辖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约二万人，总兵力约五万五千人，但装备远逊于日军，仅有少量火炮与飞机[52]。酒匂宗次郎的步兵第十九联队就是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对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

　　(二)江湾、庙行一线的进攻作战

　　1932年2月20日晨7时30分，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全线总攻击。第九师团的攻击目标为江湾镇、庙行镇一线，其中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主攻庙行正面，第六旅团(前原宏行少将，辖步兵第七、三十五联队)主攻江湾镇，第十八旅团(小野幸吉少将，辖步兵第十九、三十六联队)作为师团预备队，在第六旅团后方跟进[53]。酒匂宗次郎的步兵第十九联队最初担任师团预备队，2月21日因第六旅团进攻受阻，被投入江湾镇以西方向的战斗[54]。

　　根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上海事変戦闘詳報》(第九师团)记载，2月21日午后1时30分，师团长植田谦吉命令第十八旅团以步兵第十九联队为基干，向江湾镇西北方向的中国军队阵地发起攻击，以配合第六旅团对江湾镇的正面进攻[55]。酒匂宗次郎接到命令后，率联队由集结地出发，经严家宅、金穆宅向江湾镇西北推进。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及第五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依托村落与河道构筑坚固阵地，以密集火力阻击日军。步兵第十九联队在推进过程中遭受重大伤亡，其第一大队在金穆宅附近被中国军队包围，经激战方于当晚突围[56]。

　　2月22日拂晓，日军调整部署后再次发起攻击。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一线部队乘晨雾突入庙行镇以南麦家宅阵地，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副旅长黄梅兴率部反击，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57]。酒匂宗次郎的步兵第十九联队奉命向庙行方向增援，企图从侧翼包围中国军队。但中国军队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及时赶到，从侧翼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双方在大小麦家宅、金穆宅一带展开混战。据日方战史记载，此次战斗日军伤亡约八百人，是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单次战斗伤亡最大的一次[58]。步兵第十九联队在此次战斗中战死军官三名、士兵约一百二十名，负伤军官五名、士兵约二百名，联队长酒匂宗次郎的指挥所一度被中国军队炮弹击中，其本人侥幸未受伤[59]。

　　2月23日至24日，日军因伤亡惨重暂时停止进攻，调整部署。2月25日，第九师团经过两天准备后再次集中兵力，向小场庙与庙行之间的中国军队防线发起第三次攻击。酒匂宗次郎率步兵第十九联队担任主攻，在炮兵与航空兵支援下，对中国军队第六十一师阵地实施连续冲击。中国守军在谢鼎新团长指挥下顽强抵抗，多次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迟滞了日军进攻[60]。战至2月26日，步兵第十九联队终于突破中国军队第一道阵地，但已无力继续推进，双方形成对峙。根据中国方面战报，此次战斗中国军队毙伤日军约三千余人，其中步兵第十九联队所占比例甚大[61]。

　　(三)大场、南翔方向的追击作战

　　1932年3月1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善通寺师团)在上海西北方向的七丫口(浏河附近)登陆，对中国军队侧翼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为避免被合围，于3月1日晚全线撤退至嘉定、太仓一线[62]。3月2日，第九师团发现中国军队撤退后，立即转入追击。酒匂宗次郎率步兵第十九联队沿大场镇—南翔方向追击，3月2日午后占领大场镇，随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63]。

　　根据《上海事変概報》(第三舰队参谋部)记载，3月2日午后，步兵第十九联队在追击过程中于谢家宅附近遭遇中国军队后卫部队阻击，经短暂战斗后将其击退，联队于当日傍晚进抵南翔以东地区[64]。3月3日，国际联盟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战，日本方面于同日宣布停止军事行动。3月4日，步兵第十九联队在南翔附近转入阵地警备，直至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随第九师团撤回日本[65]。

　　在追击作战中，步兵第十九联队官兵对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和平民实施了枪杀、掠夺、纵火等暴行。根据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日军在大场、南翔一带"焚毁民房无数，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仅大场镇一地就有平民约二百人被杀害[66]。日本方面的战史对这些暴行讳莫如深，仅以"征发物资""维持治安"等措辞一笔带过。但从日军一贯的作战模式来看，联队级指挥官对战时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与纵容责任，酒匂宗次郎作为步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对其部队在上海地区的暴行应承担直接责任[67]。

　　(四)伤亡统计与战后归国

　　关于第九师团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伤亡情况，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所藏《第九师团上海事変戦闘記録》及厚生劳动省援护局《戦没者名簿》统计，第九师团在整个事变中战死约六百二十人、负伤约一千六百二十二人，合计伤亡约二千二百四十二人，是此次上海战役中日本陆军伤亡最惨重的师团[68]。其中，步兵第十九联队战死约一百五十人、负伤约三百五十人，合计伤亡约五百人，约占师团总伤亡的百分之二十二[69]。

　　中国方面的伤亡更为惨重。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合计阵亡约四千二百七十人、负伤约九千八百三十人，合计伤亡约一万四千一百零四人;平民死亡约六千零八十人、负伤约二千人、失踪约一万四千人[70]。战火导致上海地区约一万六千余户民房被毁，财产损失难以计数。酒匂宗次郎统率的步兵第十九联队作为日军主力之一，对造成上述中国军民伤亡与财产损失负有直接责任。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留驻昆山、苏州一带，日军撤回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5月中旬，第九师团开始从上海撤退，步兵第十九联队于5月下旬返回敦贺驻地[71]。归国后，日本政府为第九师团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酒匂宗次郎作为联队长率部参加，并因"上海派遣军功"获颁功四级金鵄勋章[72]。1932年8月8日，酒匂宗次郎晋升陆军少将;同月30日，被编入预备役，结束了其三十年的现役军旅生涯[73]。

　　五、步兵第十九联队的后续侵略与酒匂宗次郎的历史定位

　　(一)1937年淞沪会战与南京攻略战

　　酒匂宗次郎编入预备役后，步兵第十九联队由宇高黆大佐于1932年8月8日接任联队长[74]。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再次向上海派遣大军。步兵第十九联队随第九师团于1937年9月9日被动员，9月23日在上海吴淞口登陆，编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75]。此时的联队长已换为他人，但联队的侵略传统与作战模式一脉相承。

　　步兵第十九联队在1937年淞沪会战中参加了吴淞登陆战、陈家行攻防战、苏州河渡河战等激烈战斗。根据《第九师团南京附近战斗详报》记载，联队在吴淞登陆后因受河川地形阻挡损失惨重，后攻占南梅宅、北梅宅、陈家行等阵地;11月15日随师团开始进攻，11月19日作为师团主力成功渡过苏州河，随后向南京方向追击[76]。12月，步兵第十九联队参加南京攻略战，在南京城外雨花台地区与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展开激战，12月12日突破雨花台阵地，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内[77]。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步兵第十九联队参与了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集体屠杀。根据《南京事件資料集》(日本战史学者编纂)所收录的第九师团军官手记与士兵日记，步兵第十九联队在南京城内"扫荡"残兵，实施了大规模枪杀、活埋等暴行，仅12月13日至15日三天内，该联队就屠杀中国俘虏与平民约两千人[78]。联队在南京攻略战期间累计战死约九百二十人(含四名大队长)、战伤病入院约二千三百人，伤亡极为惨重[79]。酒匂宗次郎虽已编入预备役，未直接参加1937年的侵略行动，但其在任期间为联队奠定的作战风格与军纪状态，对联队后续的暴行不无影响。

　　(二)酒匂宗次郎编入预备役后的活动

　　酒匂宗次郎于1932年8月30日编入预备役后，其后续活动在现存史料中记载较少。根据日本陆军省预备役管理档案，预备役将校在战时可被重新征召服役，酒匂宗次郎是否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被重新征召，尚无明确档案佐证[80]。从其年龄推算，1937年时酒匂宗次郎已五十八岁，超过了预备役将校的常规征召年龄(五十五岁以下)，因此大概率未被重新征召，而是在乡养老[81]。

　　在乡期间，酒匂宗次郎可能参与了地方在乡军人会、国防妇人会等军国主义外围组织的活动。日本在乡军人会是预备役与退役军人的全国性组织，在战争期间负责征兵宣传、后方支援、战时统制等工作，是军国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82]。酒匂宗次郎作为退役少将，在敦贺地方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极有可能担任在乡军人会分部的领导职务，参与战争动员与军国主义宣传活动。但由于相关档案散佚，其具体活动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

　　关于酒匂宗次郎的卒年，现存史料中未见明确记载。军团网-WW2备忘录等资料标注其"卒年不详"[83]。考虑到其生于1879年，若活到日本战败(1945年)时已六十六岁，有可能在战后仍然在世。日本战败后，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战犯进行了逮捕与审判，酒匂宗次郎作为退役少将且曾率部参加侵华战争，理论上可能被列入战犯嫌疑人名单，但目前未见其被逮捕或起诉的记录。这可能是因为其军衔较低(少将)、参战时间较早(1932年)，且未参与南京大屠杀等重大暴行，因而未被盟军列为战犯[84]。这种"漏网"现象在日本战后处理中并不鲜见——大量中低级军官因各种原因逃脱了战争责任追究，成为战后日本社会右翼势力复苏的社会基础。

　　(三)酒匂宗次郎的历史定位

　　综合以上考察，酒匂宗次郎的历史定位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第一，从个人层面看，酒匂宗次郎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培养出的典型职业军官。他生于明治维新初期，接受了完整的军国主义军事教育，从步兵少尉逐步晋升至陆军少将，其个人命运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历程高度重合。他率部参加一·二八事变，对中国军队和平民实施进攻作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执行者。虽然其军衔与职位不及甲级战犯显赫，但其在战术层面的侵略行为，同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生命与财产损失，其战争责任不容否认[85]。

　　第二，从联队层面看，酒匂宗次郎是步兵第十九联队侵略传统的承前启后者。该联队自1886年编成以来，先后参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二八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攻略战，是日本陆军中侵略历史最为悠久的联队之一。酒匂宗次郎在1930年至1932年担任联队长期间，继承了联队的军国主义传统，率部赴上海作战，为联队的侵略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其离任后，联队继续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中的大规模暴行。酒匂宗次郎与联队后续指挥官之间，存在着组织传统与作战模式上的延续性[86]。

　　第三，从体制层面看，酒匂宗次郎是日本陆军"联队—师团—军部"三级侵略体制中的关键一环。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制定侵略战略，师团(第九师团)执行战役指挥，联队(步兵第十九联队)实施战术行动。联队级指挥官既是军令的执行者，又是部队暴行的纵容者，其个人意志与决策直接影响着战场态势与平民命运。酒匂宗次郎在上海作战中的指挥决策，包括进攻方向的选择、预备队的投入、追击作战的实施，都体现了这一体制的运作逻辑。对酒匂宗次郎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揭示日本侵略战争的体制性责任[87]。

　　六、多语种史料互证与方法论反思

　　(一)中日史料的对照与互补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运用中日双方史料进行互证。以一·二八事变中的庙行战斗为例，日本方面的《上海事変戦闘詳報》(第九师团)详细记录了日军的进攻时间、兵力部署、伤亡数字，但对中国军队的抵抗强度与日军暴行多有淡化;中国方面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经过纪要》《第五军淞沪抗战战斗详报》则详细记录了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反击行动与官兵英勇事迹，但对日军具体番号与战术细节的记载有时不够精确[88]。将两方面史料对照阅读，可以更全面地还原战斗全貌：日方档案提供了日军的精确时间线与兵力数据，中方档案提供了中国军队的抵抗细节与战场态势，两者互补，方能接近历史真相。

　　在伤亡数字方面，中日双方的统计存在显著差异。日方统计第九师团在整个事变中战死约六百二十人，而中方战报称毙伤日军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人[89]。这种差异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方战报包含了对日军伤亡的估算成分，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方统计可能存在瞒报与少报。通过对照日本厚生劳动省《戦没者名簿》中的实名记录，可以确认日方战死数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中方的毙伤数字则反映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成果与战斗激烈程度。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同时引用双方数据并说明差异原因，避免片面采信某一方的统计[90]。

　　(二)英俄韩史料的补充价值

　　英文史料在本文中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联盟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调查档案与决议文件，包括国联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关于上海战事的记载，这些文件从第三方视角记录了日军的侵略行为与国际社会的反应[91];二是英美等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档案，记录了公共租界当局对战事的观察与应对，其中包含对日军暴行的目击记录，具有重要的佐证价值[92]。此外，英文军事数据库(如World War II Multimedia Database)中关于第九师团、第六旅团编制与指挥官的记录，可与日方档案相互印证[93]。

　　俄文史料主要用于日俄战争部分的研究。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所藏旅顺守备军战斗日志、满洲第一集团军作战报告等档案，从俄军视角记录了日俄战争的战斗经过，其中包括对日军步兵第十九联队等部队的观察与评价[94]。俄方档案中关于203高地争夺战的记载，与日方《日露戦争陸軍作戦》中的记录可以相互对照，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价日军的战术得失与伤亡情况。此外，俄国军事历史学家关于日俄战争的经典著作，如《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1904—1905年日俄战争》)，提供了俄方的战略分析与历史评价[95]。

　　韩文史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朝鲜半岛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与兵站基地，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藏《日帝强占期资料集》中收录了朝鲜民众对日军过境与征发的控诉记录，可从侧面反映日军的侵略行径[96];二是韩国学者关于日本陆军师团编制与联队兵源地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步兵第十九联队兵员的社会构成与地域特征[97]。此外，朝鲜籍日本兵(在日朝鲜人被强征入伍)的证言资料，也为研究日军内部的民族压迫与暴行提供了独特视角。

　　(三)方法论反思：联队史研究的路径与局限

　　联队史研究是日本侵华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路径。日本陆军联队作为最大的独立战术单位，通常拥有自己的联队史(由退役官兵或地方自治体编纂)，这些联队史详细记录了联队的编制沿革、作战经过、官兵名单等信息，是研究日军侵华行动的重要史料[98]。然而，联队史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多由日方人员编纂，立场偏向日本军方，对侵略暴行多有回避与美化;二是部分联队史在战后编纂时受到右翼势力影响，存在篡改历史的倾向;三是联队史主要记录军事行动，对平民伤亡与战争罪行关注不足[99]。因此，在运用联队史史料时，必须与中方档案、国际调查资料、受害者证言等多方面史料相互对照，方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本文以酒匂宗次郎为切入点，通过联队史研究揭示日本侵略战争的微观机制，这一研究路径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然而，由于酒匂宗次郎个人档案存世较少，本文在某些细节上不得不依赖联队史与师团史的间接记载，个别推断性结论有待更多一手档案的发现与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陆军省人事档案、预备役将校名册等原始文献，以及中国地方档案馆所藏战时调查报告，以补全酒匂宗次郎的个人履历与战争责任细节[100]。

　　七、结论

　　本文以酒匂宗次郎及其统率的步兵第十九联队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与军事典籍，系统考察了从明治建军到昭和初期日本侵华战争的微观运作机制。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酒匂宗次郎(1879—?)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培养的典型职业军官，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步兵科毕业，1930年3月至1932年8月担任步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1932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并编入预备役。其军事生涯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是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第二，步兵第十九联队自1886年编成以来，先后参加甲午战争(平壤、海城、牛庄)、日俄战争(旅顺攻略、奉天会战)、一·二八事变(江湾、庙行、大场)、八一三淞沪会战(吴淞、陈家行、苏州河)及南京攻略战(雨花台、南京城内)，是日本陆军中侵略历史最为悠久、犯下罪行最为严重的联队之一。联队的军旗所至之处，即日本军国主义铁蹄所践踏之地。

　　第三，酒匂宗次郎在一·二八事变中率步兵第十九联队赴上海作战，参加了江湾、庙行、大场、南翔一线的进攻与追击作战，对中国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实施攻击，造成中国军民重大伤亡。联队在作战中实施了枪杀平民、掠夺财物、焚毁民房等暴行，酒匂宗次郎作为联队长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与纵容责任。

　　第四，酒匂宗次郎的个案揭示了日本陆军"联队—师团—军部"三级侵略体制的运作逻辑：军部制定侵略战略，师团执行战役指挥，联队实施战术行动并直接面对平民。联队级指挥官既是军令的执行者，又是暴行的纵容者，其个人决策直接影响着战场态势与平民命运。对联队级军官的研究，是理解日本侵略战争体制性责任的关键环节。

　　第五，多语种史料互证是日本侵华战争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中日双方档案在战斗细节与伤亡统计上各有侧重，需要对照阅读;英文国联档案与外交记录提供了第三方视角;俄文档案有助于还原日俄战争的真实面貌;韩文史料则从殖民地视角补充了日本侵略的侧面。只有综合运用多语种官方史料，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酒匂宗次郎及其步兵第十九联队的侵略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一个缩影。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殖民统治的今天，深入挖掘并严肃对待这些历史细节，不仅是对遇难同胞的告慰，更是维护历史正义、防止战争悲剧重演的必然要求。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否认，这是本文研究的根本立场与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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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旅顺守备军战斗日志(1904年8月—12月)》，全宗Ф.483，目录оп.1，案卷д.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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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第九師団史編纂委員会編：《第九師団史》，金沢：第九師団史刊行会，1978年。

　　[24] 陸軍省編：《陸軍年度訓練令(昭和五年)》，東京：陸軍省，1930年。

　　[25]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二巻·満州事変)，東京：外務省，1978年。

　　[26] 「陸軍聯隊編制令(明治十九年)」，《太政官公文》，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27] 《歩兵第十九聯隊史》，第一章「編成と日清戦争」，敦賀，1963年。

　　[28] 陸軍省編：《陸軍軍旗親授式要録》，東京：陸軍省，1886年。

　　[29] 参謀本部編：《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戦史》(第六巻)，東京：参謀本部，1904年。

　　[30] 《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戦史》(第八巻·牛莊の戦い)，東京，1904年。

　　[31] 福井県史編纂委員会編：《福井県史》通史編五(近現代一)，福井：福井県，2004年。

　　[32] 「師団編制改正の件(明治三十一年)」，《陸軍省公報》明治三十一年十月号，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33] 陸軍省編：《陸軍師団区制要覧》，東京：陸軍省，1898年。

　　[34] 参謀本部編：《日露戦争陸軍作戦》(第三巻·旅順攻囲戦)，東京：原書房，1979年。

　　[35] 《歩兵第十九聯隊史》，第二章「日露戦争」，敦賀，1963年。

　　[36] 《福井県史》通史編五，第三章「日露戦争と県民」，福井，2004年。

　　[37] РГВИА, Ф.483, оп.1, д.1294, л.45-47(旅顺守备军1904年11月战斗日志)。

　　[38] 参謀本部編：《日露戦争陸軍作戦》(第七巻·奉天会戦)，東京：原書房，1979年。

　　[39]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三十九卷·日露講和)，東京：外務省，1958年。

　　[40] 「歩兵連隊配属変更の件(明治三十八年)」，《陸軍省公報》明治三十八年十月号。

　　[41] 「宇垣軍縮に伴う編制改正」，《陸軍省公報》大正十四年五月号，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42] 参謀本部編：《大正七年西伯利亜派遣軍作戦史》，東京：参謀本部，1926年。

　　[43]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一巻·東方会議)，東京：外務省，1977年。

　　[4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济南惨案》，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45] 「敦賀市出征兵士壮行会記録」，福井県公文書館蔵，昭和六年九月。

　　[46] 田中隆吉：《上海事変はかく起こる》，東京：河出書房，1956年。

　　[47] 国際聯盟編：《リットン調査団報告書》(国際聯盟公刊)，ジュネーブ：国際聯盟，1932年。中译本：《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上海：申报馆，1932年。

　　[48] 「上海派遣軍編成の件」，《陸軍省公報》昭和七年二月号，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49] 「第九師団上海派遣動員令」，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藏，昭和七年二月。

　　[50] 「歩兵第十九連隊上海上陸報告」，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C14120108900。

　　[51] 《昭和三年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一巻)，第二章「第一次上海事変」，東京，1976年。

　　[52] 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53] 「第九師団作戦命令(昭和七年二月二十日)」，《第九師団上海事変戦闘詳報》，JACAR藏。

　　[54] 「第十八旅団戦闘詳報(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JACAR藏。

　　[55] 「第九師団作戦命令第二号(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JACAR藏。

　　[56] 「歩兵第十九連隊第一大隊戦闘詳報(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JACAR藏。

　　[57] 张治中：《第五军淞沪抗战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六一。

　　[58] 《昭和三年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第一巻)，第三章「廟行の戦い」，東京，1976年。

　　[59] 「歩兵第十九連隊戦闘詳報(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JACAR藏。

　　[60] 谢鼎新：《淞沪抗战日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1932年。

　　[61]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经过纪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32年4月。

　　[62] 「中国軍撤退状況報告」，《上海事変概報其の十八》，JACAR藏。

　　[63] 「第九師団追撃命令(昭和七年三月二日)」，JACAR藏。

　　[64] 「上海事変概報其の十九(昭和七年三月二日)」，第三艦隊参謀部，JACAR藏。

　　[65] 「淞滬停戦協定」，《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三巻)，東京：外務省，1979年。

　　[66] 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编：《日军侵华暴行录(一·二八事变)》，上海：上海特别市市政府，1932年。

　　[67] 秦郁彦：《南京事件》，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关于日军联队级暴行责任的分析可参照本书方法论)。

　　[68] 「第九師団上海事変戦没者名簿」，日本厚生労働省援護局藏。

　　[69] 「歩兵第十九連隊戦没者名簿(昭和七年)」，福井県公文書館蔵。

　　[7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编：《淞沪抗战伤亡统计》，1932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1] 「第九師団復員報告」，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藏，昭和七年五月。

　　[72] 「勲記授与の件(酒匂宗次郎)」，《陸軍省公報》昭和七年六月号，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73] 「酒匂宗次郎予備役編入の件」，《陸軍省公報》昭和七年八月号，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74] 「宇高黆 歩兵第十九連隊長任免の件」，《陸軍省公報》昭和七年八月号。

　　[75] 「第九師団動員令(昭和十二年九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藏。

　　[76] 「第九師団南京附近戦闘詳報」，JACAR藏，Ref.C11111751300。

　　[77] 「第九師団雨花台攻撃作戦図」，JACAR藏。

　　[78] 南京事件資料集編纂委員会編：《南京事件資料集》(第一巻·日軍軍人の日記と手記)，東京：青木書店，1989年。

　　[79] 「第九師団南京攻略戦損害調査報告」，JACAR藏。

　　[80] 「予備役将校召集名簿(昭和十二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81] 陸軍省編：《予備役将校服務規定》，東京：陸軍省，1928年。

　　[82] 野村浩一：《在郷軍人会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84年。

　　[83] 「WW2备忘录·酒匂宗次郎」，军团网数据库(基于日本防卫省公开资料整理)。

　　[84] 連合国軍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編：《日本戦犯逮捕者名簿》，東京：GHQ，1946年。

　　[85]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下巻)，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

　　[86]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東京：大月書店，1997年。

　　[87] 吉田裕：《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変》，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88] 《第五军淞沪抗战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六一，案卷号三四一五。

　　[89]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经过纪要》，1932年4月。

　　[90] 纐缬厚：《第一次上海事変と日中戦争》，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

　　[91]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Lytton Report),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32.

　　[9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2, Vol.II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93] "Staff of Sixth Infantry Brigade During the First Shanghai Incident", The World War II Multimedia Database, https://www.worldwar2database.com.

　　[94] РГВИА, Ф.483, оп.1, д.1567(满洲第一集团军1905年2月—3月作战报告)。

　　[95] А.Н. Крупно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96]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日帝强占期资料集成》(第二十四卷·军事篇)，首尔，2005年。

　　[97] 朴明林：《日本陸軍の朝鮮人兵士》，ソウル：一潮閣，2003年。

　　[98] 兵頭二十八：《日本陸軍連隊史の研究》，東京：芙蓉書房，1989年。

　　[99]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

　　[100] 日本国立公文書館：《陸軍省人事局個人履歴ファイル》，東京：国立公文書館，未公開部分の調査は今後の課題。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9-13 10: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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