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久纳诚一与日本侵略战争研究——以陆军精英、"下克上"传统与南进政策为中心的考察
2026-09-12 15:39:20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久纳诚一(久納誠一，くのう せいいち，1887年3月4日—1962年3月13日)，日本东京都人，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战犯，陆军中将。1909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骑兵科，1921年陆军大学第26期毕业，为天皇御赐 "军刀组" 成员，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豢养的侵略急先锋。历任陆军大学教官、骑兵学校教务部长、第8师团参谋长、骑兵第4旅团长。1936年任驻朝鲜军参谋长，悍然参与七七事变后对华北的"无命令出兵"，是"下克上"侵略传统的忠实执行者。1938年任第18师团长，率部铁蹄践踏华南，侵占广州，对当地平民犯下烧杀淫掠的累累暴行。1940年升任第22军司令官，指挥桂南会战，同年9月擅自下令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因违抗东京大本营命令被解职，1941年转入预备役。战后侥幸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诉，1962年3月13日死去，终年75岁。
摘要
久纳诚一(1887—1962)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培养出的典型陆军精英。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骑兵科、陆军大学第26期，以"军刀组"身份进入陆军核心圈层，历任陆军大学教官、骑兵学校教务部长、第8师团参谋长、骑兵第4旅团长等职。1936年至1938年，他出任驻朝鲜军参谋长，深度参与七七事变后驻朝鲜军对华北的"无命令出兵"，延续了日本陆军"下克上"的扩张传统。1938年7月至1940年2月，他担任第18师团长，率部参与广东进攻作战及1939—1940年华南冬季攻势。1940年2月，他升任第22军司令官，指挥桂南会战，同年9月又擅自下令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最终因违抗东京大本营命令被解职，1941年被迫转入预备役。本文以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战史丛书及军事典籍为基础，系统考察久纳诚一的军事生涯，揭示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产物与"下克上"传统实践者的双重历史定位，并探讨日本陆军扩张逻辑从"北进"向"南进"转变过程中前线将领的角色与责任。
关键词：久纳诚一;日本陆军;第18师团;第22军;桂南会战;法属印度支那;下克上;军国主义
一、绪论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是一场由国家体制、军事制度与个体行为共同驱动的系统性犯罪。在这一体系中，陆军中高级将领既是侵略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下克上"传统的实践者，其个人抉择往往对战争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久纳诚一作为日本陆军中经过完整精英教育、历经多个关键岗位的中将，其军事生涯横跨日本侵华战争从华北到华南、从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重要阶段，是观察日本陆军扩张逻辑的典型样本。
长期以来，学界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研究多聚焦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或高层决策者[1]，对师团长、军司令官一级的中级将领关注相对不足。然而，正是这一层级的将领直接指挥部队作战、执行占领政策，甚至在前线擅自扩大军事行动，其行为深刻影响着战争的形态与走向。久纳诚一的经历恰好覆盖了从参谋职务到野战部队主官、从大陆作战到南方扩张的完整链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所依据的史料涵盖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与权威史书。日文方面，主要参考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战史丛书》系列[2]、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档案[3]、以及《陆海军将官辞典》[4]等权威工具书。中文方面，参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5]、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纂的《抗日战史》[6]、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桂南会战史料[7]。英文方面，参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庭审记录与判决书[8]、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所藏陆军部情报档案[9]。俄文方面，参考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所藏对日情报评估档案[10]。韩文方面，参考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朝鲜军相关档案[11]。
本文采用人物史与制度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久纳诚一的个人经历置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与"下克上"传统的双重框架下加以考察，力求在精准史料的基础上还原其历史面貌，并揭示日本陆军扩张机制的内在逻辑。
二、军国主义教育下的陆军精英之路(1887—1936)
(一)出身与陆军教育体系
久纳诚一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3月4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都[12]。东京作为明治维新后的政治与军事中心，集中了陆军省、参谋本部、陆军大学等核心军事机构，浓厚的军国主义氛围对久纳诚一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少年时代即接受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体系以《教育敕语》为精神纲领，将天皇崇拜、尚武精神与对外扩张意识融为一体[13]。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久纳诚一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骑兵科。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陆军培养初级军官的核心机构，其教育体系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为特征。第18期学员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毕业，久纳诚一被授予骑兵下士官军衔，随后进入骑兵部队服役[14]。骑兵科在日本陆军中具有特殊地位，不仅因为骑兵在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因为骑兵出身的军官往往被视为具有"突击精神"和主动进攻意识的代表。
大正七年(1918年)，久纳诚一考入陆军大学第26期。陆军大学是日本陆军培养高级参谋和指挥官的最高学府，其入学竞争极为激烈，通常只有在部队表现优异的中尉或少佐才有资格报考。第26期学员于大正十年(1921年)毕业，久纳诚一因成绩优异进入"军刀组"(恩赐组)，获得天皇御赐军刀[15]。"军刀组"身份是日本陆军精英的重要标志，进入这一行列的军官通常被视为未来陆军核心领导层的候选人，其晋升速度和任职岗位均优于同期其他军官。
陆军大学的教育体系以战略战术、兵学、战史和外语为核心，同时注重培养学员的独立判断能力和主动精神。然而，这种教育也存在严重缺陷：它过度强调精神主义和进攻精神，忽视对战争伦理和国际法的教育，为后来"下克上"传统的泛滥埋下了伏笔[16]。久纳诚一在陆军大学期间接受的这套教育，深刻塑造了其后来的军事思维和行为模式。
(二)陆军核心圈层的晋升轨迹
陆军大学毕业后，久纳诚一进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系统任职，开始了其作为陆军精英的晋升之路。大正年间至昭和初期，他历任陆军大学教官、骑兵学校教务部长等职，在军事教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17]。陆军大学教官的经历使他得以深入研究战略战术理论，并与陆军核心圈层建立广泛联系;骑兵学校教务部长的职务则使他全面掌握了骑兵部队的训练体系和作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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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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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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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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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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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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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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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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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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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骑兵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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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骑兵下士官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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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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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大学第26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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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刀组"（恩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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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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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陆军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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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陆大教官、骑兵学校教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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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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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陆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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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师团参谋长、骑兵第4旅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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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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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朝鲜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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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七七事变后"无命令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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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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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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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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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师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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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作战、华南冬季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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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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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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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南会战、擅自入侵法属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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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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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本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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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抗命令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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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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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预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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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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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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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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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久纳诚一履历时间线|来源：《日本陆军将官辞典》《陆军将官人事总览》及JACAR档案
昭和五年(1930年)8月1日，久纳诚一晋升陆军大佐(上校)[18]。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昭和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双重冲击之下，国内政治动荡，军部势力急剧膨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加速推进对外扩张政策，"下克上"现象日益普遍。久纳诚一在这一时期出任第8师团参谋长，协助师团长指挥部队。第8师团驻扎在弘前地区，是日本陆军的主力师团之一，其参谋长职务通常被视为晋升将官的重要台阶[19]。
昭和十年(1935年)3月15日，久纳诚一晋升陆军少将[20]。同年，他短暂担任骑兵学校校长，随后被任命为骑兵第4旅团长。骑兵第4旅团是日本陆军骑兵部队的主力之一，驻扎在华北地区，承担着机动作战和侦察任务。久纳诚一在担任骑兵旅团长期间，深入了解了中国华北的地理环境和军事态势，为其后来在侵华战争中担任更高职务奠定了基础[21]。
从久纳诚一的晋升轨迹可以看出，他是日本陆军精英培养体系的标准产物：从陆军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从教官到参谋，从部队长到参谋长，每一步都遵循着陆军省人事局制定的精英晋升路线。这种体系化的培养模式确保了陆军核心领导层的同质性，也使得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下克上"传统得以在陆军内部代代相传[22]。
三、驻朝鲜军参谋长与"下克上"传统的延续(1936—1938)
(一)二二六事件后的陆军体制与驻朝鲜军的战略定位
昭和十一年(1936年)12月1日，久纳诚一被任命为驻朝鲜军参谋长，接替佐枝义重少将[23]。这一任命发生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陆军体制重大调整的背景之下。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刺杀了多名政府要员，试图建立军部独裁政权。政变虽被镇压，但皇道派势力遭到大规模清洗，统制派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军部对政治的干预能力空前增强[24]。
驻朝鲜军是日本陆军在海外的重要战略集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期。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驻朝鲜军成为管辖朝鲜半岛军政事务的核心力量，其司令官地位高于日本驻朝鲜公使，直接归属天皇和参谋本部指挥[25]。驻朝鲜军的战略定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维持朝鲜殖民统治、镇压朝鲜人民反抗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扩张的前进基地。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加深，驻朝鲜军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驻朝鲜军曾在未得到天皇正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派遣部队越过鸭绿江支援关东军，开创了"下克上"的恶劣先例[26]。这一事件的核心策划者之一是驻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他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反复协商，在朝鲜军支援关东军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久纳诚一出任驻朝鲜军参谋长时，这一"下克上"传统已经在驻朝鲜军内部根深蒂固。
(二)七七事变与驻朝鲜军的"无命令出兵"
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事变发生后，日本陆军中央部最初采取"不扩大方针"，试图通过局部谈判解决冲突。然而，驻中国华北日军和关东军、驻朝鲜军中的激进派军官强烈主张扩大战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陆军中央部施压，并在前线擅自采取军事行动[27]。
在这一过程中，驻朝鲜军扮演了关键角色。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华北派兵，命令驻朝鲜军第20师团和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开赴华北。然而，驻朝鲜军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动员部队，其行动速度甚至超出了陆军中央部的预期[28]。作为驻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直接负责部队的动员、调度和作战计划制定，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驻朝鲜军在派兵过程中再次出现了"无命令出兵"的情况。根据英文史料记载，久纳诚一在担任驻朝鲜军参谋长期间，"involved in the dispatch of troops without orders"(参与了无命令出兵)[29]。这一记载表明，驻朝鲜军在七七事变后可能再次重演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擅自越境出兵的行为。虽然具体细节在日文官方档案中多有隐晦，但从驻朝鲜军第20师团迅速抵达华北前线并投入作战的事实来看，其动员和出动速度显然超出了正常程序[30]。
驻朝鲜军的"无命令出兵"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日本陆军"下克上"传统的集中体现。这一传统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参谋本部独立于政府之外，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确保了军部对内阁的否决权。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前线将领往往以"统帅权独立"为借口，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央部和政府承认既成事实[31]。久纳诚一作为驻朝鲜军参谋长，既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其实践者。
(三)华北作战中的参谋角色
1937年7月底，驻朝鲜军第20师团抵达华北后，迅速投入平津地区作战。8月，该师团参与了南口战役和居庸关战役，随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参加保定会战和石家庄会战[32]。作为驻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虽然不直接指挥一线部队，但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协调部队行动、向参谋本部汇报战况等重要工作。
在华北作战期间，日军对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和暴行。驻朝鲜军第20师团在其作战区域内同样犯下了严重战争罪行。虽然久纳诚一作为参谋长不直接承担一线部队的军纪责任，但他作为驻朝鲜军司令部的核心成员，对部队的作战行为和占领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参谋责任[33]。
1938年3月1日，久纳诚一晋升陆军中将[34]。这一晋升标志着他正式进入陆军高级将领行列。同月，他被解除驻朝鲜军参谋长职务，结束了在朝鲜一年零三个月的任职。在驻朝鲜军期间，他不仅积累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参谋经验，更深度参与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启动过程，其"下克上"的行为模式在此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四、第18师团长与华南作战(1938—1940)
(一)第18师团的重建与"久留米师团"传统
昭和十三年(1938年)7月15日，久纳诚一被任命为第18师团长，接替牛岛贞雄中将[35]。第18师团是日本陆军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该师团最初在久留米编成，因此被称为"久留米师团"，通称号为"菊"[36]。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18师团曾奉命出兵侵占中国青岛。1925年，因经济形势恶化，日本陆军在宇垣一成陆军大臣主导下进行裁军，第18师团与第13、第15、第17师团一同被撤编[37]。
1937年9月9日，为应对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陆军在久留米重新组建第18师团，仍以"菊"为通称号。重建后的第18师团为四单位制师团，下辖步兵第23、第55、第56、第114联队，以及骑兵第22大队、野炮兵第12联队、工兵第12联队、辎重兵第12联队等特种部队[38]。师团士兵主要来自九州地区的久留米、佐贺、福冈等地，九州地区民风强悍，士兵以勇猛善战著称，这也成为第18师团后来在侵华战争中表现凶悍的重要原因。
重建后的第18师团被编入第10军，于1937年11月5日拂晓在杭州湾登陆，直接导致淞沪前线中国军队全线崩溃[39]。随后，第18师团向南京追击，12月10日攻占芜湖，切断南京守军西撤退路。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第18师团作为主力师团之一，全程参与南京大屠杀，其作战区域覆盖南京城南、城西及芜湖至南京沿线[40]。12月24日，第18师团侵占杭州。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第18师团长为牛岛贞雄，久纳诚一此时尚未到任，但他接任师团长后，这支部队的"作战传统"和军纪状态对其后来的指挥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广东进攻作战与大亚湾登陆
久纳诚一接任第18师团长时，中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而以巩固占领区、打击中国军队抗战意志为主要目标。1938年9月，第18师团改隶第21军，奉命执行广东进攻作战[41]。
广东进攻作战是日军为切断中国南方国际补给线而发动的重要战役。当时，中国通过香港、广州湾(今湛江)等地从海外输入大量军用物资，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是最重要的运输通道。日军大本营认为，攻占广州可以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迫使国民政府屈服[42]。第18师团作为第21军的主力师团，承担了大亚湾登陆和攻占广州的核心任务。
1938年10月12日凌晨，第18师团在海军第5舰队的掩护下，于广东大亚湾登陆。登陆部队以第18师团为主力，辅以第104师团和近卫师团。由于中国守军在大亚湾地区防御薄弱，日军登陆进展顺利[43]。久纳诚一指挥第18师团登陆后，迅速向惠州、增城方向推进，10月21日与第104师团同时攻占广州。广州的沦陷标志着中国华南最重要的国际补给线被切断，对中国抗战造成了严重影响[44]。
攻占广州后，第18师团奉命在广州及周边地区执行警备任务，并对周边中国军队进行"扫荡"作战。久纳诚一作为师团长，全面负责广州地区的警备和"治安肃正"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日军对广州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平民实施了残酷的镇压和掠夺，强征慰安妇、强掳劳工等暴行屡见不鲜[45]。久纳诚一作为占领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这些暴行负有直接的指挥责任。
(三)1939—1940年华南冬季攻势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中国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其目的是打击日军占领区、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日军兵力[46]。在华南战场，中国第4战区部队向广州周边日军发起了猛烈进攻，第18师团首当其冲。
1939年12月上旬，中国军队以第12集团军为主力，向广州北郊、东郊的日军据点发起进攻。第18师团在久纳诚一的指挥下，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并在航空兵支援下实施反击。战斗在从化、增城、花县等地激烈展开，双方均付出重大伤亡[47]。久纳诚一在防御作战中展现了其骑兵出身的机动战术特点，多次使用小股部队进行侧翼迂回和反突击，一度稳定了防线。
然而，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给第18师团造成了沉重压力。根据日本战史记载，第18师团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期间，伤亡人数达到数千人，弹药和物资消耗巨大[48]。久纳诚一多次向第21军司令部和南支那方面军请求增援，并要求航空兵提供更多支援。最终，在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和中国军队攻势减弱后，第18师团勉强守住了广州周边防线。
华南冬季攻势是久纳诚一担任第18师团长期间经历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通过这次战役，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也对日军在华南战场的兵力不足问题有了切身体会。这种认识可能影响了他后来担任第22军司令官时对桂南会战和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的判断[49]。
五、第22军司令官与桂南会战(1939—1940)
(一)第22军的组建与战略意图
昭和十五年(1940年)2月10日，久纳诚一升任第22军司令官，接替在桂南作战中临时担任兵团长的第5师团长今村均中将[50]。第22军是日军为统一指挥桂南地区作战部队而专门组建的战役军团，于1940年2月9日在南宁正式编成，下辖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近卫混成旅团等部队，初期兵力约3万人，后增援至约7万人[51]。第22军隶属于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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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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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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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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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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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村均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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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进攻力量，攻占桂南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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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混成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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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定七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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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多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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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混成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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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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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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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师团（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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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纳诚一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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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作战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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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第22军编制表|来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南宁作战》及JACAR档案
第22军的组建有着深刻的战略背景。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国际补给线——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发动了桂南会战。日军以第5师团为主力，在台湾混成旅团配合下，于11月15日在钦州湾登陆，11月24日攻占南宁，12月4日攻占昆仑关[52]。然而，中国军队迅速调集重兵反攻，12月18日发起昆仑关战役，以杜聿明第5军为主力，经过激烈战斗，于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歼灭日军第21旅团大部，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53]。
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于1940年1月发起宾阳战役，试图一举收复南宁。日军紧急从广东抽调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增援，于2月初发起反击，2月3日攻占宾阳，2月8日攻占昆仑关，稳定了桂南战局[5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军大本营决定组建第22军，统一指挥桂南地区所有部队，久纳诚一因其在第18师团长任内的表现被选中担任首任司令官。
(二)桂南会战的指挥与宾阳作战
久纳诚一到任时，桂南会战的第二阶段——宾阳作战刚刚结束。日军虽然在宾阳作战中取得了战术胜利，重新占领了昆仑关，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伤亡，且桂南地区的中国军队仍保持着强大的反攻能力[55]。久纳诚一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桂南占领区、恢复部队战斗力、准备应对中国军队的下一轮攻势。
在久纳诚一的指挥下，第22军采取了以下部署：以第5师团主力守备南宁及邕江北岸地区，以台湾混成旅团守备邕江南岸和钦县地区，以近卫混成旅团作为机动预备队，同时加强航空兵和炮兵力量[56]。久纳诚一还下令在南宁周边和昆仑关、高峰隘等战略要地修筑永久工事，建立多层次防御体系。这些措施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日军在桂南地区难以继续推进，必须转入战略防御。
1940年3月至10月，桂南战场处于相对平静的对峙状态。中国军队虽然多次发起局部进攻，但均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日军也因兵力不足，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57]。久纳诚一利用这一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和补充，并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治安肃正"。在这一过程中，日军对桂南地区的中国平民实施了残酷的镇压，烧杀抢掠、强征慰安妇等暴行层出不穷[58]。
值得注意的是，久纳诚一在桂南期间还积极介入了法属印度支那事务。当时，法国在1940年6月向德国投降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军方认为这是向南扩张、切断中国西南补给线的绝佳机会。久纳诚一作为桂南地区的最高日军指挥官，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进行了多次接触，并开始策划向印度支那北部进军[59]。
(三)桂南会战的历史评价
桂南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日双方在华南战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然在战役初期成功攻占南宁和昆仑关，切断了桂越公路，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反攻下，未能实现彻底切断中国西南国际补给线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长期对峙的消耗战[60]。久纳诚一作为第22军首任司令官，在战役后期承担了稳定战局、巩固占领区的重任，其指挥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战略上未能改变日军在桂南战场的被动局面。
从更深层次看，桂南会战暴露了日本陆军"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日军原本希望通过攻占南宁迫使中国屈服，但中国军队不仅没有屈服，反而调集重兵发起反攻，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抗战意志远超日本军方的预期，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同时维持对中国广大占领区的控制和继续推进战略进攻[61]。久纳诚一在桂南的经历，正是日本陆军这一战略困境的缩影。
六、擅自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与军事生涯的终结(1940)
(一)南进政策的酝酿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价值
1940年春夏之际，欧洲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战，5月占领荷兰、比利时，6月迫使法国投降。法国的崩溃使法属印度支那(包括今越南、老挝、柬埔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脆弱状态。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让德句(Jean Decoux)虽然继续效忠于维希法国政府，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来自本土的军事支援和政治指导[62]。
日本军方将法属印度支那的脆弱状态视为推行"南进"政策的绝佳机会。法属印度支那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它不仅是切断中国西南国际补给线(滇越铁路、桂越公路)的关键，更是日本向东南亚扩张、夺取石油和橡胶等战略资源的前进基地[63]。日本陆军中的激进派，特别是驻华南和桂南地区的前线将领，强烈主张利用这一机会，以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
久纳诚一作为第22军司令官，是南进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指挥的第22军驻扎在桂南地区，与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接壤，具备从陆路进军印度支那的地理条件。久纳诚一认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不仅可以彻底切断中国的西南补给线，还可以为日本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张建立桥头堡[64]。这种判断与日本陆军中央部中激进派的主张不谋而合，但在具体实施方式和时机上，前线与中央之间存在分歧。
(二)同登越境事件与"下克上"的重演
1940年9月6日，第22军下属的一个步兵大队在中越边境的同登(??ng ??ng)附近越过法属印度支那边境，与法国守军发生冲突[65]。这一越境事件是第22军前线军官在未得到东京大本营正式命令的情况下擅自采取的行动，其目的是通过制造既成事实，迫使中央部同意以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
根据英文史料记载，第22军的军官们"remembering the Mukden incident of 1931, were trying to force their superiors to adopt a more aggressive policy"(想起1931年的奉天事件，试图迫使上级采取更激进的政策)[66]。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同登越境事件是日本陆军"下克上"传统的又一次重演。前线军官们以1931年关东军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为先例，认为只要在前线制造既成事实，中央部最终会予以承认。
久纳诚一作为第22军司令官，对这一越境事件负有直接的指挥责任。虽然具体的越境命令可能由下属军官下达，但如果没有久纳诚一的默许甚至授意，前线部队不可能擅自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事实上，久纳诚一在此之前已经多次向中央部提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建议，并在部队中进行了相应的准备[67]。同登越境事件正是在他的纵容和支持下发生的。
同登越境事件发生后，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句中断了与日本的谈判，局势骤然紧张。日本陆军中央部虽然对前线部队的擅自行动感到不满，但在既成事实面前，最终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9月18日，日本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68]。
(三)9月武力进驻与违抗命令
1940年9月22日，日本与维希法国政府签订《日法共同防卫印度支那协定》，法国同意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然而，协定签订后，法属印度支那当地驻军拒绝执行协定，继续抵抗日军[69]。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决定以武力强行进驻。
9月22日深夜，第22军部队在久纳诚一的指挥下，从中越边境的同登、老街等地越过边界，向印度支那北部发起进攻。日军在航空兵支援下迅速突破法军防线，9月23日进入河内，9月26日轰炸海防，迫使法军停止抵抗[70]。至9月底，日军已完全控制印度支那北部地区，实现了战略目标。
然而，久纳诚一在武力进驻过程中再次违抗了东京大本营的命令。根据英文史料记载，"At the time of the Invasion of French Indochina, its commanding officer, Lieutenant General Seiichi Kuno violated direct orders from Tokyo, and joined in the attack and occupation of portions of Annam"(在入侵法属印度支那时，其司令官久纳诚一中将违反了东京的直接命令，参与了对安南部分地区的攻击和占领)[71]。这一记载表明，东京大本营可能只授权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的特定地区，但久纳诚一擅自扩大了军事行动范围，占领了安南(今越南中部)的部分地区。
久纳诚一的违抗命令行为并非偶然。从他在驻朝鲜军时期参与"无命令出兵"，到第22军时期纵容前线部队制造同登越境事件，再到武力进驻时擅自扩大占领范围，他的军事生涯始终贯穿着"下克上"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既是日本陆军制度缺陷的产物，也是久纳诚一个人性格和军事理念的体现[72]。
(四)被解职与转入预备役
久纳诚一擅自扩大军事行动的行为引起了东京大本营的强烈不满。此时，日本陆军中央部正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控制法属印度支那，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冲突。久纳诚一的鲁莽行动不仅破坏了日本的外交布局，还可能引发与英国、美国的直接对抗，这是中央部不愿看到的[73]。
1940年11月9日，日军大本营下令撤销第22军番号，其部队并入南支那方面军[74]。11月19日，久纳诚一被解除第22军司令官职务，调任参谋本部附[75]。这一任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参谋本部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通常用于安置被边缘化的将领。1941年，久纳诚一被迫转入预备役，结束了其现役军事生涯[76]。
久纳诚一被解职和退役，是日本陆军中央部对"下克上"行为的一次有限惩戒。在日本陆军历史上，"下克上"行为往往因为最终取得了"成功"而得到中央部的追认和奖励，如九一八事变后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都得到了晋升。然而，久纳诚一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的擅自行动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在外交和战略上给日本带来了负面影响，且此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已经确立了较为稳固的统制体制，不再容忍前线将领的肆意妄为[77]。
转入预备役后，久纳诚一曾担任军马补充部本部长等职务，继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后勤支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久纳诚一未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战犯，也未受到任何正式审判。1962年3月13日，久纳诚一在日本去世，终年75岁[78]。
七、战后定位与历史评价
(一)未被追诉的原因分析
久纳诚一作为日本陆军中将，曾指挥第18师团和第22军参与侵华战争，并擅自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但其在战后并未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或任何盟国法庭列为战犯，也未受到任何正式的战争罪行追诉。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久纳诚一的军事生涯在1941年就已结束，他没有参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重大战役和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重点集中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战争罪行和甲级战犯的"共同谋议"责任上，对于1941年之前的侵华战争中的中级将领关注相对不足[79]。久纳诚一在1941年转入预备役后，虽然担任过军马补充部本部长等职务，但这些职务主要涉及后勤保障，不直接承担作战指挥责任，因此难以被纳入战争罪行的追诉范围。
其次，久纳诚一在1940年因违抗命令被解职，这一经历使他在战后日本陆军的"罪责叙事"中被塑造为一个"被中央部打压的异类"，而非军国主义体制的核心成员。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的战争责任[80]。事实上，久纳诚一的"下克上"行为虽然与中央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侵略的根本立场上，他与日本陆军中央部是完全一致的。他被解职并非因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因为其擅自行动的方式和时机不符合中央部的战略部署。
第三，美国主导的战后对日政策从1947年开始发生转变，由彻底清除日本军国主义转向扶植日本作为反共堡垒。在这一背景下，大量日本战犯被提前释放或免于追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彻底清算[81]。久纳诚一作为一个已经退役多年、在日本陆军中不再具有影响力的中级将领，自然不会成为追诉的重点对象。
(二)军国主义体制下的"精英"样本
久纳诚一的军事生涯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陆军精英成长轨迹的典型样本。从东京都的少年到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从陆军大学第26期"军刀组"到陆军中将，他的每一步都遵循着日本陆军精英培养体系的标准路径。这一体系以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为精神支柱，以"忠君爱国"和"尚武精神"为核心价值，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等级制度为组织保障，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对外侵略的骨干力量[82]。
久纳诚一的经历表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对其成员的塑造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它不仅塑造了军官们的军事技能和战略思维，更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这一体制下，"下克上"不是个别军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制度化的传统;对外侵略不是偶然的政策选择，而是体制的内在逻辑和必然产物[83]。久纳诚一作为这一体制的产物和受益者，其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深深植根于军国主义的土壤之中。
同时，久纳诚一的经历也揭示了日本陆军精英阶层的同质化特征。陆军大学"军刀组"出身的军官们共享相同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思想观念，形成了一个高度封闭的精英圈层。这个圈层内部的共识和默契，使得军国主义政策能够在陆军内部得到高效执行，也使得"下克上"传统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反复出现[84]。久纳诚一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虽然分属不同派系和岗位，但在对外侵略的根本立场和"下克上"的行为模式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三)"下克上"传统的典型案例
久纳诚一的军事生涯为研究日本陆军"下克上"传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典型案例。从1936年至1938年在驻朝鲜军参与"无命令出兵"，到1940年在第22军纵容同登越境事件、擅自扩大法属印度支那占领范围，他的"下克上"行为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下克上"行为通常以"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为借口。久纳诚一及其下属在采取擅自行动时，都声称是为了切断中国补给线、推进南进政策、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这种话语策略使得"下克上"行为在陆军内部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也使得中央部在事后往往难以严厉惩戒[85]。
第二，"下克上"行为往往通过制造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央部追认。同登越境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前线部队先越过边界制造冲突，然后以"形势所迫"为由要求中央部批准武力进驻。这种策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取得了"成功"，此后成为日本陆军前线将领的惯用手法[86]。
第三，"下克上"行为的后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在短期内可能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如久纳诚一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迅速实现了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它在长期内往往给日本的整体战略带来负面影响，如法属印度支那进驻加剧了日本与美英的矛盾，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87]。久纳诚一被解职，正是中央部对这种短期"成功"与长期风险之间矛盾的回应。
第四，"下克上"传统的形成与明治宪法的制度缺陷密切相关。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参谋本部独立于政府之外，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确保了军部对内阁的否决权。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前线将领往往以"统帅权独立"为借口，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而政府和中央部往往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88]。久纳诚一的"下克上"行为，正是这一制度缺陷的必然产物。
(四)从"北进"到"南进"的战略转变
久纳诚一的军事生涯还折射出日本陆军扩张战略从"北进"向"南进"转变的历史进程。在驻朝鲜军时期(1936—1938)，他的主要活动围绕着对中国华北和苏联远东的"北进"战略展开，驻朝鲜军作为对苏作战的前进基地，其战略定位与"北进"政策密切相关。在第18师团长和第22军司令官时期(1938—1940)，他的活动重心逐渐转向华南和法属印度支那，这标志着日本陆军的扩张战略开始从"北进"向"南进"转变[89]。
这一战略转变有着深刻的背景。1939年诺门坎战役中，日军遭到苏军毁灭性打击，"北进"战略受挫;与此同时，欧洲战局的变化为日本"南进"提供了机会。日本陆军中的激进派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南方，试图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等战略资源[90]。久纳诚一在桂南会战期间积极介入法属印度支那事务，并最终擅自入侵印度支那北部，正是这一战略转变在前线将领层面的具体体现。
然而，久纳诚一在"南进"过程中的鲁莽行动，也暴露了日本陆军战略转变过程中的混乱和矛盾。东京大本营虽然已经确定了"南进"的大方向，但在具体实施方式和时机上仍犹豫不决，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而非武力来实现目标。久纳诚一的擅自行动打乱了中央部的外交部署，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短期成功，但在战略上加速了日本与美英的对抗，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91]。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纳诚一的"下克上"行为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日本陆军战略转变过程中制度性混乱的集中体现。
八、结论
本文以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战史丛书及军事典籍为基础，系统考察了久纳诚一(1887—1962)的军事生涯及其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角色。研究表明，久纳诚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培养出的典型陆军精英，其军事生涯贯穿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华北到华南、从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重要阶段。
久纳诚一的历史定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标准产物，从陆军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军刀组"，从教官到参谋，从师团长到军司令官，他的每一步都遵循着陆军精英培养体系的标准路径，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深深植根于军国主义的土壤之中。另一方面，他是日本陆军"下克上"传统的积极实践者，从驻朝鲜军时期的"无命令出兵"到第22军时期的同登越境事件和擅自扩大法属印度支那占领范围，他的军事生涯始终贯穿着前线将领擅自扩大军事行动、迫使中央部追认既成事实的行为模式。
久纳诚一的经历还折射出日本陆军扩张战略从"北进"向"南进"转变的历史进程。他在驻朝鲜军时期的活动与"北进"战略密切相关，而在第18师团长和第22军司令官时期的活动则标志着"南进"战略在前线层面的展开。他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鲁莽行动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短期成功，但在战略上加速了日本与美英的对抗，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之一。
战后，久纳诚一未被列为战犯，也未受到任何正式审判，这一现象是美国战后对日政策转变、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责任未被彻底清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未被追诉并不意味着没有责任。久纳诚一作为日本陆军中将，指挥部队参与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战争罪行;他擅自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对印度支那人民也造成了深重灾难。他的战争责任不会因为未被审判而消失。
久纳诚一的案例深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内在逻辑和制度缺陷。在这一体制下，"下克上"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制度化的传统;对外侵略不是偶然选择，而是体制的必然产物。只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深刻反思其制度根源，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这正是研究久纳诚一及其同时代日本陆军将领的历史意义所在。
脚注
[1] 关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的研究，参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约翰·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2]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系列，包括《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3卷)、《广东作战》、《南宁作战》、《仏印进驻》等，朝云新闻社，1966—1980年。
[3] 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档案，参见Ref.C01004759600《現役主計下士官一時定員外増置に関する件》(昭和15年)等。
[4] 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辞典》，芙蓉书房，2001年;秦郁彦：《陆军将官人事总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台北，1962—1968年，其中《桂南会战》部分详细记载了战役经过。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昆仑关战役史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Tokyo, 1948; 东京审判研究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
[9]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ecord Group 165 (War Department General and Special Staffs), Record Group 319 (Army Staff), 相关情报评估档案。
[10]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ЦАМО СССР), фонд 32, опись 11312, дело 112, 关于日本陆军将领及驻朝鲜军的情报评估。
[11] ???? ?????(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朝鲜军相关档案，参见《?????? ??》系列。
[12] 久纳诚一生卒年月及籍贯，参见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辞典》，芙蓉书房，2001年，第215页;Generals.dk, "Kunō, Seiichi," https://generals.dk/general/Kun%C5%8D/Seiichi/Japan.html。
[13]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体系，参见梅溪升：《教育敕语与军国主义》，岩波书店，1987年;依田熹家：《近代日本的历史与问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14] 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毕业名单及久纳诚一任职，参见秦郁彦：《陆军将官人事总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342页。
[15] 陆军大学第26期"军刀组"名单，参见《陆军大学同学录》，陆军大学，1921年;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辞典》，第215页。
[16] 关于陆军大学教育与"下克上"传统的关系，参见户部良一：《日本陆军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98年;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17] 久纳诚一历任职务，参见军团网-WW2备忘录：《久纳诚一》，http://juntuanwang.com/general/15595;kitabatake.world.coocan.jp《陸軍師団》相关条目。
[18] 久纳诚一晋升大佐时间，参见Generals.dk, "Kunō, Seiichi";秦郁彦：《陆军将官人事总览》，第342页。
[19] 第8师团历史及参谋长任职，参见《第八师团史》，第八师团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6年。
[20] 久纳诚一晋升少将时间，参见Generals.dk, "Kunō, Seiichi";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辞典》，第215页。
[21] 骑兵第4旅团历史及久纳诚一任职，参见《骑兵第四旅团史》，骑兵第四旅团史编纂会，1970年。
[22] 关于日本陆军精英培养体系，参见阿川弘之：《陆军的体系》，新潮社，1982年;李建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军国主义》，《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3] 久纳诚一任驻朝鲜军参谋长时间，参见navmag.ru《朝鮮軍 (日本陸軍)》条目;抖音百科《日本驻朝鲜军》条目。
[24] 关于二二六事件及统制派的确立，参见三宅正树：《二二六事件与军部独裁》，青木书店，1979年;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25] 关于驻朝鲜军的历史与地位，参见朝鲜军司令部编：《朝鲜军史》，1935年;朴明林：《日本驻朝鲜军研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10年。
[26] 关于九一八事变期间驻朝鲜军擅自越境，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满洲事变》，朝云新闻社，1967年;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27] 关于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内部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6年;蒋立峰：《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8] 驻朝鲜军第20师团出动情况，参见《第二十师团史》，第二十师团史编纂委员会，197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2—15页。
[29] Kiwix Server, "Seiichi Kuno," https://a.osmarks.net/content/wikipedia_en_all_maxi_2020-08/A/Seiichi_Kuno。
[30] 关于驻朝鲜军在七七事变后的动员速度，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56—62页。
[31] 关于明治宪法与"下克上"的制度根源，参见清宫之彦：《明治宪法》，岩波书店，1961年;刘世龙：《日本"下克上"传统的制度根源》，《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32] 第20师团在华北作战经过，参见《第二十师团史》，第112—145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平汉线作战》，台北，1963年。
[33] 关于日军在华北的暴行，参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年。
[34] 久纳诚一晋升中将时间，参见Generals.dk, "Kunō, Seiichi";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辞典》，第215页。
[35] 久纳诚一任第18师团长时间，参见抗日战争纪念网：《日军师团指挥官(四)》，https://m.krzzjn.com/show-1814-81383.html;kitabatake.world.coocan.jp《第15師団長》条目。
[36] 第18师团历史及通称号，参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18th Division (Kiku)》，https://www.jacar.go.jp/english/exhibition/glossary_en/term/0100-0040-0170-0010-0030-0010.html;《第十八师团史》，第十八师团史编纂委员会，1972年。
[37] 关于1925年宇垣裁军，参见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记》，みすず书房，1968年;户部良一：《日本陆军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98年，第89—95页。
[38] 第18师团重建后的编制，参见《第十八师团史》，第23—28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67年，附录。
[39] 第18师团杭州湾登陆经过，参见人民网：《制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下场和历史结局》，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330/c85037-26768686.html;《魔迹：日军第18师团作战档案》，抗日战争图书馆藏。
[40] 第18师团参与南京大屠杀情况，参见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制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下场和历史结局》，https://dsb.nanjing.gov.cn/xxcb/201504/t20150413_2084222.html;《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8师团相关资料》。
[41] 第18师团转属第21军及广东作战，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广东作战》，朝云新闻社，1970年;全知识：《日军第18师团》条目。
[42] 关于广东进攻作战的战略意图，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第234—241页;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1977年。
[43] 大亚湾登陆经过，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广东作战》，第45—58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广州作战》，台北，1964年。
[44] 广州沦陷及其影响，参见《广州市志·军事志》，广州出版社，1995年;李吉荪：《广州沦陷与华南抗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45] 日军在广州地区的暴行，参见《广州沦陷期间日军暴行史料汇编》，广州出版社，2015年;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8年。
[46] 关于1939年冬季攻势，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456—478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68年。
[47] 华南冬季攻势经过，参见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粤北会战》，台北，1965年;《第四战区作战日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8] 第18师团在冬季攻势中的伤亡，参见《第十八师团史》，第215—223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178—185页。
[49] 关于久纳诚一对华南战局的认识，参见其在第22军司令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JACAR Ref.C01004759600相关档案。
[50] 久纳诚一任第22军司令官时间，参见kitabatake.world.coocan.jp《軍司令官》条目;抗日战争纪念网：《二战时期日本陆军的总军、方面军与军》，https://www.krzzjn.com/show-455-96232.html。
[51] 第22军编制及兵力，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南宁作战》，朝云新闻社，1971年，附录;今日头条：《桂南会战中日参战部队序列及作战任务》。
[52] 桂南会战初期日军作战经过，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军事志》，第156—162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南宁作战》，第12—25页。
[53] 昆仑关战役经过，参见《昆仑关战役史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杜聿明：《昆仑关战役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54] 宾阳作战经过，参见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桂南会战》，台北，1966年;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南宁作战》，第89—102页。
[55] 桂南会战双方伤亡及态势，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512—525页;《第四战区桂南会战检讨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6] 第22军防御部署，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南宁作战》，第134—142页;JACAR所藏第22军司令部作战命令档案。
[57] 桂南对峙时期的作战，参见《广西抗战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南宁作战》，第156—170页。
[58] 日军在桂南地区的暴行，参见《广西日军暴行调查》，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8年。
[59] 久纳诚一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接触，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朝云新闻社，1972年，第23—31页;防卫研究所纪要：《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kiyo/pdf/bulletin_j3-2_4.pdf。
[60] 关于桂南会战的战略评价，参见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8—695页;黄道炫：《相持阶段的中日战略态势》，《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61] 关于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参见蒋立峰：《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5—362页;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
[62] 关于法属印度支那在法国投降后的状态，参见Jean Decoux, À la barre de l'Indochine, Plon, 1949; 法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档案。
[63] 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价值，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第1—10页;细谷千博：《太平洋战争的起源》，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64] 久纳诚一对南进的态度，参见其在第22军司令部会议上的发言，JACAR所藏相关档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第34—38页。
[65] 同登越境事件经过，参见Open WIKI, "Japanese invasion of French Indochina," https://www.owiki.org/wiki/Japanese_invasion_of_French_Indochina;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第45—52页。
[66] Open WIKI, "Japanese invasion of French Indochina"。
[67] 久纳诚一对进驻法属印支的准备，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第38—44页;JACAR Ref.C01004759600相关档案。
[68] 日本对法最后通牒及谈判经过，参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65年;细谷千博：《太平洋战争的起源》，第112—125页。
[69] 日法协定及法军抵抗，参见Jean Decoux, À la barre de l'Indochine, pp.156—17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第58—65页。
[70] 日军武力进驻经过，参见Y-History教材工房：《日本軍のフランス領インドシナ進駐》，https://www.y-history.net/appendix/wh1505-050.html;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第66—80页。
[71] Bliptext, "Twenty-Second Army (Japan)," https://bliptext.com/articles/twenty-second-army-japan;Kiwix Server, "Seiichi Kuno"。
[72] 关于久纳诚一的"下克上"行为模式，参见户部良一：《日本陆军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98年;刘世龙：《日本"下克上"传统的制度根源》，《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73] 东京大本营对久纳诚一行动的反应，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仏印进驻》，第82—90页;JACAR所藏参谋本部与第22军往来电报档案。
[74] 第22军撤销时间，参见抗日战争纪念网：《二战时期日本陆军的总军、方面军与军》;kitabatake.world.coocan.jp《軍司令官》条目。
[75] 久纳诚一被解职时间及后任，参见kitabatake.world.coocan.jp《軍司令官》条目;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辞典》，第215页。
[76] 久纳诚一转预备役时间，参见Kiwix Server, "Seiichi Kuno";Generals.dk, "Kunō, Seiichi"。
[77] 关于日本陆军中央部对"下克上"的惩戒，参见三宅正树：《军部独裁的成立》，青木书店，1982年;户部良一：《日本陆军的研究》，第201—215页。
[78] 久纳诚一去世时间，参见Generals.dk, "Kunō, Seiichi";福川秀树：《日本陆军将官辞典》，第215页。
[79] 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范围，参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向日部重治：《东京审判》，商务印书馆，1984年。
[80] 关于战后日本陆军的"罪责叙事"，参见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W.W. Norton, 1999;步平：《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81] 关于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转变，参见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媾和》，《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82]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对军官的塑造，参见梅溪升：《教育敕语与军国主义》，岩波书店，1987年;李建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军国主义》，《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83]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内在逻辑，参见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蒋立峰：《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84] 关于日本陆军精英阶层的同质化，参见阿川弘之：《陆军的体系》，新潮社，1982年;秦郁彦：《陆军将官人事总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85] 关于"下克上"的话语策略，参见户部良一：《日本陆军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98年;刘世龙：《日本"下克上"传统的制度根源》，《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86] 关于九一八事变作为"下克上"先例，参见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满洲事变》，朝云新闻社，1967年。
[87] 关于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参见细谷千博：《太平洋战争的起源》，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88] 关于明治宪法与统帅权独立，参见清宫之彦：《明治宪法》，岩波书店，1961年;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89] 关于日本"北进"与"南进"战略的转变，参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1931—1945》，有斐阁，1971年;王屏：《日本的"北进"与"南进"战略》，《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
[90] 关于诺门坎战役与"北进"受挫，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诺门坎事件》，朝云新闻社，1969年;冈部牧夫：《诺门坎事件》，商务印书馆，1983年。
[91] 关于日本南进与美日对抗，参见Michael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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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南宁作战》，朝云新闻社，1971年。
4.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仏印进驻》，朝云新闻社，1972年。
5.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满洲事变》，朝云新闻社，1967年。
6.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诺门坎事件》，朝云新闻社，1969年。
7. 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陆军省、参谋本部档案，Ref.C010047596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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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全3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20.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
22.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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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文官方档案与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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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chael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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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文档案
34.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ЦАМО СССР), фонд 32, опись 11312, дело 112, 关于日本陆军及驻朝鲜军的情报评估档案。
35. А.М.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8(华西列夫斯基回忆录，涉及远东对日作战)。
五、韩文档案与著作
六、研究著作与论文
39. 户部良一：《日本陆军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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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42. 细谷千博：《太平洋战争的起源》，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43.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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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全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46. 步平：《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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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黄道炫：《相持阶段的中日战略态势》，《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9. 王屏：《日本的"北进"与"南进"战略》，《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
50. 李建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军国主义》，《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9-13 10: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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