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风云》——第二部 桂北抗日风暴（三）收复桂林
2026-08-03 14:56:53  来源：秦健飞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三章 收复桂林

　　楔子

　　桂林山水甲天下。但透过秀美风光的背后，桂林，还是一座悲壮的城市。历史上，它历经多次兵燹，曾遭数次焚毁。

　　民国二十七年9月27日，日本飞机首次将战火烧到桂林。此后，这座后方城市经常遭到日机轰炸，最多一次九十架飞机编队同时来袭。民国三十三年11月10日，由于守城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桂林城沦陷，成为我国抗战中最后沦陷的一座省会城市。

　　从沦陷到光复，桂林被日寇蹂躏了将近九个月。

　　然而，与全国其他沦陷城市不同的是——桂林的光复，不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拱手收回的，而是在日本投降之前，由中国军队主动出击、用鲜血和生命夺回来的。

　　民国三十四年7月28日，桂林光复。

　　桂林，是中国抗战中唯一一座在日本投降前由中国军队主动收复的省会城市。

　　血火交织的二十一天，从临桂与龙胜交界的丁界岭到灵川长蛇岭，从桂林城到灵川、兴安、全县，国民革命军第三方面军的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在桂北大地上书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那年的夏天，长蛇岭山上的盘古庙被血染红。那年的夏天，桂林城里，五十二万五千余间房屋只剩下四百七十一间残垣断壁。

　　一座千年古城，被战火吞噬殆尽。

　　但人们在废墟中仍然升起了国旗。

　　一、铁流南指

　　（一）芷江受令

　　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底，湖南芷江。

　　连绵的雨季刚刚结束，湘西的山野间弥漫着夏日蒸腾的暑气。抗战以来最惨烈的拉锯战——湘西会战，刚刚在二十多天前落下帷幕。国民革命军第74军王耀武部在雪峰山一线重创日军，取得了抗战后期正面战场的重大胜利。

　　然而，胜利的喘息还没持续几天，新的作战命令已经摆上了案头。

　　在芷江前线临时搭建的军部指挥所里，国民革命军第94军军长牟廷芳俯身在地图前，一动不动地站立了将近一个小时。地图上，广西的崇山峻岭和密集的河流水道纵横交错，像一张织得密不透风的网。

　　“何应钦总司令已经下达了收复广西的命令。”牟廷芳直起身来，扫视着面前的几位师长。他的目光沉毅而坚定，“我们要打回桂林去。”

　　桂林。这两个字，在第94军官兵的心中，分量太重。从1944年冬桂林沦陷至今，将近九个月的时间里，这座被日军占领的古城，始终像一根刺，扎在所有将士的心上。

　　“军座，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第121师师长朱敬民按捺不住地问道。这位贵州平坝人，早年就读金陵大学，后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历经北伐和抗战诸役，作战经验极为丰富。

　　“现在。”牟廷芳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箭头，从湘西直插桂北，“具体部署是这样——第121师担任主攻桂林的任务，你们的部队要以最快的速度向龙胜、义宁方向集结，然后向桂林发起进攻。第20军和第26军从侧翼和后方配合推进，务必在桂林至全县的铁路沿线歼灭东撤之敌。第29军在龙虎关、灌阳方向警戒，掩护主力侧翼。”

　　地图上，一个钳形的攻势逐渐成形。

　　“师座，我有一个想法。”朱敬民身旁，一位身材精悍的军官忽然开口。他三十八九岁的年纪，面容棱角分明，双目炯炯，正是第121师363团团长饶启尧。

　　“说。”

　　饶启尧用拳头砸在地图上长蛇岭的位置：“我要从这里捅进去。”

　　（二）背后捅刀

　　长蛇岭。那是越城岭延伸到湘桂走廊南端槽谷平原北端的一支余脉，位于灵川县境内，北起灵川镇桥头新村，南至定江镇法源村，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山势跌宕起伏，延绵二十余里，如一条蜿蜒于地平线上的长蛇，故而得名。

　　它扼湘桂铁路、桂全公路以及灵川通往义宁大道的咽喉，是桂林城的北大门。

　　日军盘踞桂林将近九个月，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据点密布，层层设防。长蛇岭周围的定江街、潭下圩、东岭村等地，日军驻有重兵，配备步炮协同，是整个桂林防线最难以突破的节点之一。

　　“硬打正面，代价太大。”饶启尧的手指在地图上沿着山脊线移动，“我要绕到它的背后去——像一把钢刀插进长蛇岭，从背后捅进去，把日军的退路彻底切断。”

　　会议室里短暂地安静了一下。

　　“孤军深入，风险极大。”朱敬民沉声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饶启尧的眼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日军在桂林还有相当兵力，如果让他们沿铁路从容北撤，我们在平原上根本追不上。必须有人在北面把门关上。”

　　牟廷芳抬起头，与朱敬民交换了一个眼神。

　　“同意。”牟廷芳点了点头，“363团担任主攻突击队，率先穿插至敌后。其他部队随后跟进，钳形合围，在桂林以北歼灭敌人。”

　　他停顿了一下，望向饶启尧：“饶团长，你部任务最重——孤军深入，断敌退路，你要有准备，打一场硬仗。”

　　饶启尧站得笔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人在阵地在，誓与长蛇岭共存亡。”

　　（三）日增兵长蛇岭

　　与此同时，远在数百里之外，桂林城内的日军指挥所里，气氛同样凝重。

　　日军第11军司令部自6月从柳州撤至桂林，如今的指挥权已由第11军军长笠原辛雄掌握。而在此前，桂林守军隶属第6方面军，由冈村宁次指挥，总兵力约十五万人。但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和华南战局的逆转，这支曾经不可一世的部队，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第3师团、第1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还有独立混成第22旅团和第88旅团……”参谋长拿着报告，声音低沉，“我们的兵力约十万人，分散在桂林、柳州、南宁、龙州等地，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严重不足。再加上湘西会战失利，北上湖南的通道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笠原辛雄站在地图前，一言不发。

　　他看得出来，中国军队正在集结，一场大规模反攻迫在眉睫。

　　“所有部队做好向湖南方向撤退的准备。”他终于开口，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但撤退之前——”他顿了顿，“必须顶住中国军队的反攻。至少在我们全部撤出桂林之前，北面的通道必须保持畅通。”

　　“长蛇岭是关键。”参谋长指着地图上的那道山脉，“如果长蛇岭失守，我们的退路就断了。”

　　“那就加强那里的防御。”笠原辛雄冷冷地说，“增派兵力，配属炮兵。告诉守军——长蛇岭，一寸也不许丢。”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数百里之外的湘西山区，一支中国军队已经悄然集结，正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他的背后。

　　他们来了。

　　二、丁界岭之役

　　（一）首捷

　　1945年7月13日，丁界岭。

　　天刚蒙蒙亮，山间弥漫着浓重的晨雾，能见度只有十几步远。草丛里沾满了露珠，早起的鸟儿在树林间不安地啁啾，似乎预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在密林的掩护下，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沿着山脊线悄悄摸到了日军前哨阵地的下方。泥土和枯叶的气味混合着军人的汗水，在潮湿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363团1营3连连长徐昌趴在最前面，手持望远镜，透过雾气死死盯着前方的日军阵地。他的身后，紧跟着一排排长蓝显宗和全排的战士。

　　蓝显宗是4月刚从成都军校毕业分配到部队的，到363团报到的那天夜里就奉命上了前线。短短三个月，他已经从一个军校学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斗指挥员。此刻，他蹲在连长身后，手里紧握着一支汤姆逊冲锋枪，枪口向着前方。

　　“排长，鬼子的哨兵。”一个士兵压低声音，用手朝左前方一指。

　　蓝显宗顺着指向看去——大约两百米外，两个日军士兵在阵地前方来回走动，其中一个肩上挎着步枪，另一个正背对着这边在点烟。雾气中他们的身影忽隐忽现，还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逼近。

　　连长徐昌做了一个手势。

　　蓝显宗会意，带着自己的排匍匐着向左翼包抄过去。泥泞的山路让他们前进得很艰难，但没有人发出声音。军用胶鞋踩在湿滑的落叶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被山风吹散。

　　十几分钟后，所有包抄部队就位。

　　徐昌看了一下手表，时针指向凌晨五点二十五分。

　　他深吸一口气，猛的站起来——

　　“打！”

　　这一声命令，在沉寂的山林中炸开了。

　　“哒哒哒哒哒——”

　　轻机枪率先开火，一串曳光弹撕裂晨雾，直扑日军哨兵阵地。那个正抽烟的日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便被弹雨掀翻在地。另一个哨兵踉跄着试图举枪还击，只来得及扣动一下扳机，就被几发子弹同时击中胸膛，仰面摔倒。

　　“杀——”

　　三百多名战士齐声呐喊，从三个方向朝日军阵地冲去。手榴弹爆炸的闪光在山间此起彼伏，夹杂着钢铁碎片和被炸起的碎石泥土。

　　蓝显宗带着他的排冲在最前面。冲锋枪的弹夹打空了，他来不及换弹，左手拔出腰间的刺刀，右手顺势抄起一枝三八大盖，朝一名刚从掩体里钻出来的日军士兵猛刺过去。

　　刀刃没入血肉的闷响清晰可闻。那个日军士兵瞪大了眼睛，嘴角涌出一股血沫，挣扎了两下便不动了。

　　“占领阵地！占领阵地！”徐昌的声音在战场上嘶吼。

　　丁界岭的战斗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日军前哨阵地被迅速攻克，残余的几个日军士兵仓皇向磨盘岭方向溃逃。

　　“伤亡情况？”徐昌蹲在临时掩体后面，一边检查弹药一边问道。

　　“两名轻伤，无人阵亡。”蓝显宗喘着气报告。

　　“好。补充弹药，半个小时后继续前进！”

　　就在丁界岭打响的同一时刻，363团的其他部队也在多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了进攻。战至7月15日，磨盘岭也被攻克。日军的防线在363团的猛攻下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这天夜里，363团团长饶启尧在磨盘岭的临时指挥所里召集各营长开会。烛火在简陋的木桌上跳跃，将每个人的面孔映照得忽明忽暗。

　　“日军已经开始向桂林方向收缩兵力，”饶启尧指着地图，“他们的主力正在向灵川、兴安一带集结，准备北撤。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占领长蛇岭。”

　　“团长，长蛇岭守军情况怎么样？”一营营长艾时纯问道。

　　“情报显示，长蛇岭周围的定江街、潭下圩和东岭村等地都有日军据点，总兵力约千人，包括步炮协同部队。此外，潭下还有据点的日军3665部队。这还不算——日军一旦发现我们深入背后，可能会从桂林调来增援。”

　　饶启尧将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会被包围。”

　　指挥所里安静了几秒。

　　“但是我们没有退路。”饶启尧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上，“长蛇岭一旦被我们控制，日军北撤的铁路和公路就全部在我们的火力覆盖之下。桂林城内的鬼子插翅难飞。”

　　“各营准备——明天拂晓，向长蛇岭挺进。”

　　散会后，蓝显宗从指挥所出来，仰头望着头顶的星空。

　　山里的夜空格外清澈，银河横亘天际，无数星辰在遥远的地方闪烁。谁能想到，就在这静谧的夜空之下，一场血战即将拉开帷幕。

　　（二）盘古岭布阵

　　7月16日，363团开始向桂林纵深快速推进。

　　这是一个庞大的钳形攻势的一部分。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指挥的部队，以钳形攻势从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朝桂林推进，逐次击破日军外围据点，完成对桂林的战略包围。

　　具体部署是这样的：

　　第94军所属的第121师（师长朱敬民）、第43师（师长李士林）、第5师（师长李则芬），加上第20军的第133师（师长周翰煦）和第134师（师长伍重严），从铁路以北同时向桂林至灵川铁路、公路沿线的日军发起正面进攻。

　　与此同时，第29军的第169师和预备第11师向龙虎关和灌阳县方向推进，从侧翼牵制日军兵力，掩护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

　　而第26军的第41师和第44师，则担负着在灵川以北迂回包抄的任务，袭扰铁路沿线的日军据点，与正面主力遥相呼应。

　　这是一盘大棋。

　　在北面，第20军的杨干才率第133师和第134师沿铁路线正面追击，主攻灵川、兴安一线。杨干才，四川广安人，素有“猛张飞”之称，是川军中出了名的硬汉。他的第20军从淞沪会战打到武汉会战，从鄂西会战打到湘西会战，身经百战，是一支精锐劲旅。

　　在南面，第94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荔浦、阳朔打过来，一路从永福、百寿进攻，主力部队从贵州边界经龙胜插入灵川，直抵桂林城。

　　这是一张逐渐收紧的大网。

　　7月18日拂晓，363团抵达长蛇岭附近。先头部队向当地百姓打听地形后，分两路强行突破日军的封锁线。谢辉营长率三营一部分部队与日军保持接触，牵制其注意力；一营在李道明营长的率领下取道秦岭、大塘，向潭头附近搜索前进；三营主力经祠堂乡、莲塘村，向江头以南地区搜索前进。

　　当天清晨，在中共灵川特支阳雄飞主任，阳至冠副主任的南藩、北障两乡办事处为363团提供了详细的地形、社情资料，并安排了向导和粮食供应。在向导的带领下，363团在当地村庄短暂休整，吃过午饭后，连夜上了盘古岭。

　　盘古岭位于长蛇岭东北方向，岭上有座庙，据当地向导说叫盘古庙。部队向盘古庙附近集结，团部设在岭上的609高地。从这里，可以俯瞰盘据在长蛇岭周边的甘棠渡、定江街、潭下圩、东岭村的地形。

　　一营在105高地奉命构筑阵地，这是整个阵地的前沿，也是最重要的支撑点。

　　一营营长艾时纯在布置防御时，将最强的三连部署在最前沿。三连连长徐昌把一排派到最突出的位置。

　　蓝显宗带着一排的战士们连夜修筑工事。十字镐和铁锹在坚硬的岩石上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火星四溅。汗水浸透了军装，又被山风吹干，留下一层白色的盐霜。

　　“排长，”一个新兵抬头问，“鬼子真的会来吗？”

　　蓝显宗停下手中的活，看了看那个新兵的脸——还很年轻，嘴角有一圈淡淡的茸毛，大概只有十七八岁。

　　他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支递给那个新兵。

　　“抽完这枝烟，把工事挖深一点。”蓝显宗说。

　　新兵不太明白，但还是接过烟，凑着旁边战士递过来的火柴点燃了。

　　烟雾缭绕中，蓝显宗看着山下远处日军据点隐约的灯火，心中暗暗计算着时间。

　　他知道，天一亮，这里就不会再是宁静的山岭了。

　　三、血与火

　　（一）人在阵地在

　　1945年7月18日。

　　天刚蒙蒙亮，日军就把363团包围在了山上。

　　数以千计的日军士兵从定江街、潭下圩、东岭村等多个据点同时出动，如潮水般向长蛇岭涌来。他们发现了这支穿插到他们背后的中国军队——如果让这支中国军队占领长蛇岭，整个日军的退路就将被切断。

　　“全团进入阵地！”饶启尧的命令通过报话机传遍了每一个山头。

　　日军的第一轮炮击在清晨五点半左右开始了。数十门山炮和野炮从山下的多个方向同时开火，炮弹如雨点般落在363团的阵地上。爆炸掀起的气浪将泥土和碎石高高抛起，随即又纷纷扬扬地砸落在士兵们的身上。浓烟在阵地上空弥漫，刺鼻的火药味混合着新鲜泥土的气息，令人几乎窒息。

　　山下的公路和田埂上，密密麻麻的日军士兵正在集结。他们刺刀、子弹上膛，在军官的指挥下，以散兵线队形向山上移动。步枪上的膏药旗在晨光中刺目地摇动。

　　“弟兄们！”饶启尧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到了每一个连队，“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这句话，在此后的十三天里，会成为每一个战士心中最坚实的信念。

　　日军的第一次冲锋在黎明时分打响。

　　约两个中队的日军沿着山脊向500高地扑来，机枪和掷弹筒的掩护火力打得山石飞溅。半山腰的日军小队长高举指挥刀，“哇哇”怪叫着率领士兵向上冲锋，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寒光。

　　阵地内，徐昌连长命令左右的轻重机枪猛烈开火，压制敌人的火力。

　　“放近了打！等他们进了五十米再打！”

　　班长们压低嗓子，贴着战士们的耳朵一字一句地重复命令。所有人紧握手中的武器，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蜂拥而上的敌军。

　　五十米。

　　四十米。

　　三十米。

　　“打！”

　　徐昌的命令如同一声惊雷，阵地前沿所有的火力突然同时开火。十几挺轻重机枪从多个方向交织成一张密集的火网，步枪在射击位置上架成一排，前排的射手打一枪拉一次枪栓，后排的预备射手填压子弹，流水作业。手榴弹从掩体里如雨点般飞出去，在半空中划出密密麻麻的弧线，落入日军队伍中炸开一团团血雾。

　　冲在最前面的日军士兵像被收割的麦子一样成片倒下，惨叫声和爆炸声混成一片。有人捂着肚子蹲下去，有人抱着断裂的腿在地上翻滚哀嚎，还有人坚持向前跑出几步，最终踉跄着倒在血泊中。

　　但日军指挥官似乎发了疯，根本不理会伤亡，一边嚎叫着一边指挥部下不顾一切地往上冲。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第二批倒下了，第三批又蜂拥而来。

　　阵地前，日军的尸体越堆越高。

　　全天的战斗中，日军除了正面强攻，还派出一个小队试图从左侧迂回包抄。徐昌发现敌情后，立即命令蓝显宗带一排去侧翼增援。

　　当蓝显宗带领战士们赶到时，迂回的日军已经摸到了机枪掩体侧后不足五十米的地方。情况万分危急。

　　“手榴弹准备！三个人一组，交替掩护，不许后退半步！”

　　在蓝显宗的火力压制下，日本兵的第一次侧翼渗透被击退了。但很快，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一次比一次凶悍，一次比一次疯狂。

　　到了下午，战斗进入白热化。

　　蓝显宗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在我军阵地前丢下一批又一批尸体，但是日军的又一批攻击部队又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在我守军广大的将士的顽强打击下，日军在我军阵地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整个岭下面的大地已是红色”。

　　（二）拼杀

　　血战一直持续到夜里。

　　日军终于停止了对500高地的进攻，阵地前沿暂时恢复了沉寂。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片刻的喘息。

　　蓝显宗清点完阵地上的弹药后，靠在战壕壁上闭上了眼睛。刺鼻的血腥味混合着泥土的焦糊味钻入鼻腔，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就在那十多个小时之前，他还站在这同一个地方，心里想的是“天亮了，一场血战就要开始了”。而现在，天又黑了，而血战远没有结束。

　　他摇了摇头，把这突如其来的念头甩在脑后。然后用已经嘶哑的嗓音，开始安排士兵轮流休息和警戒，自己也抓紧时间啃了两口干粮。

　　“排长，鬼子的增援部队上来了，规模比白天大得多！至少两个大队的兵力正往岭下集结！”

　　蓝显宗猛地睁开眼睛，扑到观测口前。

　　山下，日军的车灯和手电筒的光点汇成一条蜿蜒的长龙，正从桂林方向源源不断地开来。

　　他们是来增援的。

　　饶启尧很快接到了前线报告：日军主力部队正在岭下大规模集结，准备在黎明前发动更大规模的全面攻击。

　　“集中团里所有的火炮，全拉上来。”饶启尧下达了命令。

　　天亮之前，363团的所有迫击炮和战防炮都被推到了最前沿的阵地。

　　7月19日，天刚亮。

　　日军发动了自长蛇岭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至少一个联队的兵力，在数十门火炮的掩护下，向363团的阵地发起了波浪式的冲锋。天空中，三架日军飞机低空掠过，对着中国军队的阵地俯冲扫射，机翼下的太阳旗在硝烟中依稀可辨。

　　日军一天之内连续发动十几次冲锋，但在363团战士的顽强抵抗下，每一次都被打了回去。

　　弹药在不断消耗，手榴弹一箱一箱地打光，机枪枪管打得通红，换了又换。

　　到了第四天，363团一营的伤亡已经非常惨重。三连防守的500高地，日军反复猛攻，阵地前层层叠叠堆着日军的尸体。在一次惨烈的白刃战中，三连官兵用刺刀和枪托与冲上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大部分壮烈牺牲。

　　最惨烈的时刻发生在另一个高地。

　　那是在盘古庙另一侧的一个阵地上，一营三连的官兵战至最后仅剩上士排副李文柱一人。

　　那一天，弹尽粮绝。阵地前沿的弹药箱已经空了，手榴弹只剩下最后一颗。手边能够用来杀敌的东西，只剩下一把沾满血污的刺刀。

　　李文柱把刺刀握在手里，独自一人坚守着阵地。他没有后退。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就这样一个人据守在阵地上，又陆续毙伤了多名冲到跟前敢于靠近的日军。他一个人——就用这一把刺刀，与敌人拼杀了许久，令日军心惊胆寒。

　　此后，由于慑于他的威势，日军竟然再也不敢靠近那片已经形同空无一人的阵地。

　　蓝显宗后来在自己的亲历回忆录里，包含深情地记录了上士李文柱在长蛇岭盘古庙阵地上的这一英雄事迹：一个普通的中国军人的排副，一个人、一颗心、一把刺刀，就守住了一片看似不可能守住的阵地。

　　但当援军赶到的时候，李文柱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身上被刺穿了七八处，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鲜血已经浸透了整件军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临死之前，他的手指仍然紧握着那枝三八大盖，刺刀仍然稳稳地架在枪口前方。

　　就在李文柱壮烈殉国的同一时刻，609高地上的战斗同样惨烈。

　　7月26日，坚守609高地的一营官兵几乎全部阵亡。阵地一度失守，日军曾三次冲上高地，又被中国军队以决死的反冲锋赶下去。

　　饶启尧命令特务连抽调二十人增援609高地。这支临时拼组的二十人敢死队在夜色掩护下冲上阵地，与日军展开惨烈的争夺战。一小时后，二十人只剩下八个人。

　　“炮弹——我们的炮弹呢！”饶启尧在指挥所里吼叫着。

　　电话线已经被炸断了好几次，通信兵冒着弹雨一次次接回去。

　　在战斗的最关键时刻，饶启尧团长下达了果断的命令——集中团里所有的火炮，拉到战斗最前沿，让大炮降低角度，连续平射，炮弹直冲敌阵，敌尸纵横。

　　这几乎是炮兵的“刺刀见红”。

　　迫击炮、战防炮被推到了距离敌人只有几百米的位置，炮手们冒着日军的枪弹，将一发发炮弹直接打进日军的冲锋队伍里。炮声连续不断地轰鸣，山谷为之颤抖。

　　日军的第三次冲锋、第四次冲锋、第五次冲锋，都被打了回去。阵地上，堆积了数百具日军的尸体。

　　从7月18日战斗开始，363团一营在盘古岭高地整整坚守了13个昼夜。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战士们粮弹两缺，伤亡殆尽，但高地始终没有被日军攻破。

　　在那些天里，战士们看东西都是红色的——阵地前叠着日军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岩石和泥土。

　　（三）钳形攻势

　　就在363团在长蛇岭血战的同一时间，正面战场的其他部队也在全力推进。

　　7月27日上午，第94军各部完成了对桂林外围的全部清剿。日军在桂林城内的残部被压缩在核心阵地中，退路已断，弹药将尽。

　　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彻底合拢了。

　　当日下午八时，第94军121师从西北方向攻入桂林城垣。与此同时，其他方向的部队也从南郊和西郊同时发起总攻。

　　“弟兄们，冲啊——”

　　战士们的呐喊声在桂林城垣下此起彼伏。云梯架上城头，士兵们冒着守军的火力，一架接着一架往上爬。城头的重机枪向城下猛烈扫射，曳光弹在夜空中画出密集的光线。

　　总攻两小时后，晚上十点钟左右，桂林城中的最后抵抗被彻底摧毁。中国军队的旗帜在残破的城头上升起。

　　桂林光复。

　　那一刻，整个城廓在夜色中笼罩着浓烈的硝烟气。与此同时，在城外远处追击部队传来的隐隐枪炮声中，这座被战火反复蹂躏了两百多天的古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

　　至此，桂林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座通过主动战斗收复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唯一一座在日本正式投降之前，完全由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光复的省会城市。

　　克复桂林之役，从7月初开始，前后经过了整整21天的血战。据初步统计，此役毙敌官兵达2600余人，俘敌23人，中国军队伤亡官兵1300余人。

　　桂林光复之后，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

　　残留在桂北各地的日军正沿湘桂铁路向湖南方向东撤，他们试图在中国军队完成合围之前，从桂林以北的通道逃出广西。

　　第3方面军决定，在桂林至全县之间，将东撤的日军彻底歼灭。

　　7月29日，追击战全面开始。

　　第29军第169师向龙虎关推进，预备第11师向灌县搜索前进。30日，第20军第134师一部攻克了银矿山，另一部向良丰桥方向前进。同日，约2000名日军从桂林退至良丰桥，与追击部队发生激战。

　　四、北上追击

　　（一）攻克兴安

　　灵川县位于桂林北面，紧邻桂林城区，是日军北撤退路上的重要据点。

　　第133师和第94军第43师奉命北上增援，于8月2日攻入灵川县城。日军主力退至漓江对岸，继续向大溶江撤退。8月3日，第134师乘胜追击，攻克五爪岭、油路界，日军退至大溶江、台背江一线负隅顽抗。

　　同日，第26军第41师向兴安县城方向发起突击，一度攻入兴安城垣，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震动。

　　8月6日，第134师在大溶江与日军一个大队展开激战。师长伍重严亲临前沿指挥，士兵们冒着密集的炮火奋勇冲击，终于将守军彻底击溃。第134师随即沿湘桂铁路向兴安方向继续追击。

　　与此同时，第133师在金鸡抱蛋附近与第134师胜利会合，两支川军部队在追击途中重新集结在一起。随后，他们配合第26军合力围攻兴安县城。

　　8月7日，在三个师的协同攻击下，兴安的日军防线被彻底打垮，残余日军放弃县城向东北方向溃逃。中国军队攻克兴安后，马不停蹄地向全县方向继续追击。

　　8月10日，中国军队的前锋部队已迫近全县城垣。预备第11师也突进至县城东南郊的老王岭、管子岭一带，与第20军的右翼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全县的包围。

　　日军退无可退，但他们不甘心就此覆灭。

　　（二）炮声连绵

　　8月12日清晨，日军集结了约6000人的兵力，向第20军正面发动了凶猛的反扑。

　　第20军各部坚守田心村、卢子桥、大陂庙等前沿据点，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阵地前沿的枪炮声连绵不断，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午后。

　　下午四时许，战场上烟尘蔽日，日军出动了20辆装甲车和16辆战车组成突击集群，沿着公路向第20军第133师的阵地猛烈冲击。坦克的履带碾过公路的路面，留下一道道深深的辙印，伴随而来的还有轰轰隆隆的发动机轰鸣声，震动得脚下的土地都在颤抖。

　　第133师的官兵们顶着炮火拼命抵抗。但日军的装甲突击力量过于强大，在钢铁巨兽的碾压下，步兵防线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第133师被迫后撤，日军趁机推进至白沙附近，其中一部兵力急行向咸水方向穿插。

　　情况似乎又变得危险起来。

　　但中国军队的援军已经到了。

　　第94军第5师在接到命令后，立即投入战斗。师长李则芬率部在公路沿线设伏，部署全师的平射武器（战防枪、战防炮和小口径步兵炮），对日军的坦克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第一辆日军战车闯入火网，几发战防炮弹同时命中其炮塔，装甲被穿透后立即迸出一团团火焰和黑烟，战车歪歪扭扭地向前窜了一小段距离，然后一头栽进路旁的排水沟中。紧随其后的第二辆战车旋即也被击中，炮塔顶部掀开，火光冲天而起。

　　两辆日军战车被击毁后，后面的装甲车群队失去了掩护，队形立刻混乱起来，纷纷开始倒车后撤。第5师的进攻行动终于遏制了日军装甲突击的势头。

　　8月13日，日军不甘心失败，再次发动反扑。第26军的正面受到猛烈冲击，被迫撤退至门前岭、凤凰殿、勿住岭等地势较高的区域进行整顿。第133师转至大头窠附近的山地补充休整。

　　中国军队的战线后退了，但并没有崩溃。

　　8月14日，重整旗鼓的第5师重新夺回了白沙阵地，第133师也击退了侵入咸水一带的日军。当天，第20军再次发动全线攻击，日军逐次向东北方向撤退。

　　最后的决战即将到来。

　　（三）彻底驱逐

　　8月16日，第133师主力向马鞍岭、美女梳妆高地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

　　“弟兄们，冲上去！打下全县好回家！”

　　川军的冲锋号声响彻山谷，士兵们端着步枪和刺刀，一个个从掩体里跃了出来，一波又一波地向日军阵地冲去。山地上，子弹呼啸着从耳边擦过，手榴弹在脚下爆炸，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后退。

　　第133师的一支突击队在山腰上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格斗。刺刀在夜色中闪着寒光，双方士兵纠缠在一起，杀声、喊声、惨叫声混成一片，响彻了整个山谷。

　　8月17日拂晓，第133师主力沿着公路向全县发起最后的攻击。

　　上午十时许，突击队率先突破城墙，攻入全县城中心。预备第11师也从南郊冲入城区，两支队伍在城中胜利会师。

　　日军残部放弃县城，向黄沙河及东安方向逃窜。8月18日，第134师攻克了黄沙河。8月21日，第26军第42师收复了湖南东安，第134师追至湖南零陵，残余日军继续向衡阳方向溃退，狼狈不堪。

　　至此，桂林以北战斗圆满结束。

　　中国军队以伤亡640余人的代价（其中仅第363团就伤亡过半，一营官兵几乎全部战死，战斗结束时全营只剩7人），毙伤日军3700余人，成功收复了灵川、兴安、全县、东安、零陵等一系列城镇，将残余日军彻底逐出了桂北地区。

　　五、来之不易

　　（一）一片废墟

　　1945年8月19日，桂林举行光复后的第一次群众集会。

　　参加集会的人超过了一万，但其中——老百姓只有五百余人。

　　其他与会者都是军队将士。

　　这座被战火反复蹂躏了两百多天的城市，在沦陷前夕，全城共有房屋五万两千五百余间，战后所余不足471间。大街小巷到处是焦黑的残垣断壁，被炸毁的民房只剩下孤零零的屋架立在风中。道路两旁的废墟堆里，还能看到烧焦的门框和一截截坍塌的砖墙。昔日车水马龙的大街，如今满是瓦砾和砖块，早已没有了家园原来的模样。

　　一位记者在桂林光复后第二日随军入城，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

　　劫后桂林是一片废墟，余火未息，死人和死马的臭气洋溢在街头上。昔日的繁华一点不可辨识了，独秀峰上高悬着国旗，我们的兄弟正在清除街心上的瓦砾。

　　顾瑞芝上校引导记者参观昔日车水马龙的乐群旅社，高楼大厦的旧址中剩下的是枯焦的梁椽和破碎的砖头瓦块，只有夹竹桃花还开着笑脸，像在欢迎我们。

　　有一个数据，至今读来仍然触目惊心。

　　桂林的战前人口近六十万，而战后只剩下十四点五万。四十五万桂林人，在沦陷期间逃离了家园。其中一部分死于战火，一部分死于饥荒和疾病，更多的成为流亡者，散落在广西各地的山野间。

　　据史料记载，1944年9月11日桂林城防司令部下达了强迫疏散令。居民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将房屋付之一炬。

　　“火烧了三天。”

　　当年的亲历者赵旭光老人后来回忆，日军即将进城时，村民一面“躲鬼子”一面抵抗，把自家的房子都烧了。“我们整个村子的房子都烧光了，火烧了三天。”

　　这，就是“焦土抗战”的代价。

　　作家白先勇回忆湘桂大撤退时写道：“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我们只带了一些基本东西离开。一路很慌乱。”

　　但是，战火烧不毁一切。

　　在光复后的桂林城，在残垣断壁之间，在外出逃难的百姓陆陆续续回到这个已经认不出来的城市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仍然高高飘扬在城头的上空——

　　那是我们中国的国旗。

　　（二）长蛇岭的墓碑

　　长蛇岭上，一座墓碑静静地立在山坡上。

　　墓碑周围的山石上，还隐约可以看到当年弹痕累累的痕迹。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长蛇岭和远处湘桂铁路的走向，视野极好。

　　碑文上刻着那些战死在这片土地上的将士们的名字。有很多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那个时代最普通的中国军人，穿着草鞋，扛着步枪，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然后静静地倒在了这片土地上。

　　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住，但是他们的血，浸透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每年清明，都会有人来这里祭扫。有老兵的后代，有当地的学生，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在墓碑前敬献花圈，在香炉里插上三炷清香，或者只是在墓前默默站立，久久不语。

　　那是八年了。

　　长蛇岭上的枪声早已沉寂，盘古庙的废墟也早已被草木覆盖。山下的村庄里早已听不到枪声和呐喊声，取而代之的是孩童的嬉笑和鸡犬的喧闹。

　　但每一个来到长蛇岭的人，都能感受到那场血战的气息——

　　那是一种从泥土和岩石深处渗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穿越了八年时光依然炙热的东西。

　　它叫英魂。

　　（三）重见天日

　　战后，美军顾问捷克逊上校代表盟军总部，亲自向363团团长饶启尧颁发了一枚大勋章，以表彰他在长蛇岭战役中的沉着指挥和部队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

　　饶启尧，这位贵州贞丰出身的将领，高小还没毕业就离家出走，从当勤务兵干起，一步步升至少将军衔。他经历过淞沪会战、鄂西会战、湘西会战，一次次死里逃生。在桂林会战中，饶启尧运用越点攻击战术，主动深入敌后，夺取并坚守桂林北大门长蛇岭半月之久，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反复拼杀，以少胜多，彻底切断了日军的后援与退路，为主力部队胜利收复桂林立下了首功。

　　但饶启尧在追忆这场战斗时，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

　　“牺牲了许多官兵打进桂林的，他们不是捕捉敌人退溃空隙而走进桂林的。”

　　这句朴实无华的话，穿透了八年时光，至今仍然令人动容。

　　桂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将士们的血肉重新铺成的。

　　这不是空话。

　　1945年的长蛇岭，一营三连战至只剩李文柱排副一人。三连连长徐昌、一排排长蓝显宗后来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那一年，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一营全营官兵几乎全部战死，战斗结束时，全营只剩下了七个人。

　　那些倒下的人——二十岁，十九岁，甚至十五六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成家，没有来得及娶妻生子，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看一看桂林的山水。

　　他们用自己的命，换了桂林的命。

　　换得桂林成为中国抗战中唯一一座在日本投降前由中国军队主动收复的省会城市。

　　换得抗日战争中中国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的胜利。

　　换得桂北大地重见天日。

　　（四）热泪盈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天，消息传到正在桂北追击日军的部队中时，士兵们在阵地上放声高呼，热泪盈眶。

　　有些人欢呼雀跃，把帽子抛向空中；有些人抱头痛哭，连话都说不出来；有些人默默地跪在阵地上，向着牺牲战友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八年了。

　　从1937年到1945年，整整八年。三千多个日夜。千千万万的中国军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抗战结束了。

　　一个比这个国家几千年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惨烈、都要悲壮的年代，在一瞬间结束了。

　　第二天，当太阳照常在独秀峰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整个桂林城沐浴在金色的霞光中。

　　那是八年来桂林最灿烂的一个黎明。

　　大街上，一群光着脚丫的孩子在残垣断壁之间嬉戏追逐，笑声清脆。

　　废墟旁边的空地上，刚回城的几户人家开始用捡来的木板和竹片搭建简易的窝棚。烟囱里飘出人间许久不曾有过的第一缕炊烟，袅袅上升，在清早的微风中悠悠散去。

　　远处，一群穿着草鞋的中国士兵正背着行装扛着枪，汗流浃背地走在向桂林进军的路上。队伍里有一面鲜红的军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军旗上写着一行已经褪了色的字——

　　国民革命军第三方面军。

　　他们的身后，是一片断垣残壁的废墟之城。

　　他们的前方，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崭新黎明。

　　六、敌后游击战

　　在长蛇岭血战正酣之前后，日军后方也在频频告急。补给车队在扬子桥遭到伏击，一名伍长被击毙，枪支弹药被劫；运输船队在融江江面遭遇袭击，十余艘盐船被截，两万多斤食盐被缴获分给百姓；小股驻军外出“清剿”屡屡扑空，回来却发现据点被人摸了哨。这些神出鬼没的袭击者，正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全州、灌阳一带，中共灌阳特支自1944年9月起便着手组建抗日武装。特支书记邓崇济将全州党小组与灌阳党小组合并，在不到一个月内拉起了大田村抗日自卫队、东山抗日政工队、石塘抗日独立中队等五支队伍，三百七十余人、三百余支枪。地下党员蒋光密率领的石塘独立中队，在扬子桥等地多次设伏，专门打日军运输线。邓国衡组织的抗日自卫队近百人，在山间小路神出鬼没。到桂林光复前夕，这些游击队已与日军作战二十余次，毙敌五十余人。

　　桂北西部的融县，活跃着另一支规模更大的武装。1945年1月，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通过统战关系取得合法编制，组建融县抗日挺进队，代号“北斗”。这支队伍后来发展到八百余人、五百多支枪，在融江两岸持续袭扰日军水上运输线。那场截获盐船的战斗，让挺进队声威大震，食盐分给百姓后，民众纷纷送子参军，队伍越打越大。

　　这些战斗，单次歼敌不过数人、十余人，却如蚁穴溃堤。日军本来兵力就捉襟见肘，要在正面抵挡国军的反攻，背后还得应付这些无处不在的游击队。交通线不能畅通，补给不能及时，小股部队不能轻易出动——正面战场的压力被成倍放大了。

　　1945年7月28日，长蛇岭的硝烟渐渐散去。363团残部望见桂林城头竖起了中国军队的旗帜。这座沦陷了八个月的省会城市，终于光复。从长蛇岭俯瞰漓江，满目疮痍的桂林城静静矗立在群山之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道理：光靠正面阵地的死守和强攻，不足以拖垮一支侵略军；唯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同时发力，让敌人腹背受敌，才能将胜利的天平彻底翻转过来。

　　——而敌后那个战场的故事将更为精彩。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8-03 15: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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