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风云》——第二部 桂北抗日风暴（二）桂林保卫战
2026-07-31 10:23:20  来源：秦健飞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二章桂林保卫战

　　一、山雨欲来

　　（一）盛夏桂林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

　　这一年，日本侵略者已经陷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步步紧逼，使得日本的海上生命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为了打通从东北经华北、华中、华南直达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挽救其海上运输的困境，日军大本营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

　　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

　　在中国战场上，这场战役被称为“豫湘桂会战”。短短数月间，河南、湖南相继沦陷，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日军的铁蹄一路向南，兵锋直指广西。

　　桂林，这座以山水闻名于世的千年古城，突然被推到了战争的最前沿。

　　消息传到桂林的时候，正是盛夏。

　　漓江的水依旧清澈，象鼻山依旧静静地伫立在江边，两岸的凤尾竹在风中摇曳。这座城市的美丽，与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形成了残酷的对照。

　　街头上，报童的叫卖声比以往更加急促。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前线的战况：长沙沦陷、衡阳被围、日军沿湘桂铁路南下……每一条消息都像一块石头，砸在人们的心头。

　　“广西门户已经洞开了。”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桂林的街头巷尾，茶馆里，码头上，到处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

　　桂林，守得住吗？

　　（二）白崇禧保本

　　1944年的夏天，中国的西南方向都笼罩在战火的阴云之下。

　　表面上看，桂林的防守准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柳州的长官部里，与幕僚们反复推演，拟定了一份颇为周详的《第四战区作战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战区意图集中九个军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在桂林、柳州之间组织防御，编组为桂林、荔浦、西江三个“方面军”，以图在桂柳一带与日军决一死战。

　　但这份计划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一纸空文、是蒋介石与白崇禧各自保存实力的一纸空文，为桂林沦陷埋下伏笔。

　　真正的决定，发生在1944年6月25日。那一天，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召集第四战区高级将领开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战会议。作为桂系的核心人物，白崇禧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内心有一道始终无法逾越的底线——保住桂系的本钱。

　　他深知，蒋介石很可能借抗战之名，把地方部队调往前线消耗殆尽。在此前的许多战例中，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猜忌和倾轧，已经成为抗战后期一个无法回避的痼疾。白崇禧不愿意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桂林城下打光。他的态度很明确：桂系的主力必须保存下来，作为日后政治博弈的筹码。

　　于是，在这次桂林会议上，白崇禧做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兵力调整。他大幅削弱了桂林的守城兵力，将原属桂林防区的两个军——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的主力悉数调离，仅留下第三十一军的第一三一师和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〇师，再配属第七十九军的一个团，作为桂林城的核心守备力量。

　　第一三一师是桂系的老部队，虽有一定战斗力，但装备有限。第一七〇师则更为堪忧，这支部队被列为“后调师”，士兵多为新征入伍的壮丁，不仅训练不足，武器弹药也严重匮乏。

　　这样一来，桂林这座战略要冲的守城兵力，从最初计划的两个完整军，实际被压缩到了不足两个师。

　　账簿上的数字是冷酷的：桂林城内的守军，账面约两万五千人，扣除后勤、机关和新兵，真正有战斗力的兵员，不过一万八千余人。而他们所拥有的火炮，仅仅二十二门。

　　白崇禧之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部署，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他有一个政治上的考量：既然蒋介石是全国的领袖，那么保卫广西、保卫桂林，理应由中央军担当主力。他曾向重庆方面上报过一个需要“十六万兵力”的作战方案，言下之意很明确——要么中央派兵来，要么桂系的部队就得留着后手。

　　然而，重庆的回应却让所有人看清了现实。蒋介石批准了方案，但又明确表示中央军不会入桂作战。

　　一场冰冷的政治博弈，在日军大兵压境之时达到了顶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最终以牺牲桂林城为代价，暂时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

　　就在这场政治暗流涌动的同时，桂林的天空一度经历着另一种更直接、更激烈的较量。

　　桂林人不会忘记那些没有制空权的日子。

　　从1937年10月日军首次轰炸桂林起，到1943年3月，日军飞机轰炸桂林城区、城郊达三十多次，入侵飞机四百多架次，投放爆炸弹和燃烧弹一千余枚，机枪扫射不计其数。死伤居民五百余人，半城房屋被毁，计三千五百栋以上。作家巴金曾这样描述他所见的桂林：“我带着一颗憎恨的颤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的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燃烧弹怎样发火……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夏衍也写道：“全市三分之二的民房，是被炸毁烧毁了。这个以山水秀丽出名的都市随处都是瓦砾、焦炭、炸弹坑。”

　　那些年，桂林的天空是空的——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制空权，任日机恣意凌辱，居民长期生活在惊恐之中。

　　但这一切，在1942年6月11日发生了改变。

　　那一天，陈纳德将军亲自率领飞虎队的4架P-40E型和8架P-40B型“战鹰”式战斗机到达桂林，以秧塘机场为前沿基地。从此，桂林的天空不再寂寞。

　　飞虎队抵达的第二天（6月12日），飞虎队便紧急升空迎敌，一举击落4架来犯日机，取得了著名的“六·一二”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桂林军民的抗战信心

　　桂林城内的军民将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迎接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他们不知道高层之间的派系纷争，不知道兵力部署的真相比纸面上的计划残酷多少。他们只知道一件事：这里是他们的家园，身后是他们的父母妻儿，日本鬼子的刺刀已经抵到了家门口。

　　6月25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集的第四战区高级将领会议重申了“坚壁清野”政策，决定除市政府、警察局及每户留一名壮丁外，要求桂林城内的各机关团体和市民全部疏散，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六月二十七日省政府发出第一号疏散令，市民开始纷纷离开家园。

　　战前桂林组织大疏散。

　　从1944年的夏天开始，桂林城就变成了一座大工地。无论白天黑夜，几十万市民被动员起来，他们挖防空洞、修筑碉堡、破坏道路、挖壕沟设置障碍。在那些炸药和雷管极度匮乏的日子里，军民们想出了一个原始却又无比决绝的办法——在七星岩等巨大的天然溶洞里，堆满了黄沙和石灰。一旦日军攻入，这些混有辣椒粉的沙、石灰就会被事先埋设的炸药引爆，以呛死洞内的敌人。

　　没有人想过那需要多大的勇气。那些搬运沙石的老人、妇女和学生，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在战场上生存，但他们都知道，自己正在为桂林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继9月8日市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二次疏散令之后，9月11日市城防司令部又发布强迫疏散令，限期在14日正午前疏散完毕。9月15日市政府迁往临桂县两江圩，后再迁罗城县。

　　是日火烧北门口，驻军抢救不及，北城一片火海；拿获纵火汉奸数名，均供认不讳，城防司令部下令就地执行枪决。

　　同样在当天，陈纳德将军下令破坏桂林机场，预防日寇利用。

　　市民们按照“坚壁清野”的命令，从城中疏散。每一户只留下一个壮丁，其余的老幼妇孺全部撤离。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那些新修建的碉堡和工事，沉默地注视着远方即将出现的敌人。

　　守城的将士们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在战前动员时，对着全师官兵只说了一句话：“桂林就是我们全师将士的坟墓，我们已准备与桂林共存亡。”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激昂，只有一种超越了政治与派系的、属于军人的朴素觉悟。

　　几乎所有的守城官兵都明白：他们接到的命令，不是“争取胜利”，而是“死守到底”。无论是穿草鞋的桂系老兵，还是刚刚放下锄头的桂林新兵，在白崇禧的政治棋局里，他们或许只是可以被牺牲的棋子；但在他们自己的心中，他们是桂林最后的儿子，视死如归为桂林母亲而战！

　　城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草鞋的兵，不会让桂林丢在穿皮鞋的日本鬼子手里。”

　　战争的齿轮已经开始严丝合缝地转动起来。

　　城外的日军精锐部队——第三、第十三、第四十师团，以及配属的重炮、坦克和航空兵，共计约十五万之众，正沿着湘桂铁路浩浩荡荡地向桂林压来。他们的指挥官清楚，桂林是通往柳州的最后一道门户，拿下桂林，就意味着整个桂柳会战的主动权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桂林城内的两万守军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没有援军、没有退路的战斗。高层政治角力的结果，已经将他们推向了必死的绝境。

　　正是这种绝境，让桂林这座以山水著称的古城，即将在战火中展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气质——那是一座城市最后的、也是最决绝的抵抗。当所有的权谋与算计都已尘埃落定，唯一剩下的，就是这些普通军民用血肉之躯书写的、属于人民抗日的、最真实的惨烈篇章。

　　没有人知道桂林还能守几天。但每一个身在城中的人都确信：

　　那将是一场血战。

　　（三）死守三个月

　　经过多次调动后的桂林守军，只剩下两个师——第一三一师和第一七○师。总兵力不足两万人。加上从各地自发进入桂林城的广西地方民团，勉强凑到两万出头。而他们对面的日军，是十五万。

　　两万对十五万。没有坦克，没有飞机，只有二十二门火炮——加农炮两门、山炮十二门、高射炮四门、战车防御炮四门。

　　大部分民团和部分桂军士兵，手中拿的还是土枪。

　　九月二十一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召开最后一次战前会议。

　　桂林城防司令部设在宝积山下的宝积岩洞内，煤油灯昏黄的光芒映照着几张凝重的面孔。

　　城防司令韦云淞坐在上首，参谋长陈济桓跛着一条腿坐在他身旁。这位年过半百的将领，是在战前主动请缨来到桂林的。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第四十六军第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等将领皆已在座。

　　人人面色严肃，默然无语。

　　韦云淞轻咳一声，打破了沉寂：“伯涵这次来得正好。现在的局势，大家想必心知肚明。日寇来势汹汹，一场死战，无可避免。”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昨日，九十三军未经抵抗，就全线撤出黄沙河和全州。桂林门户洞开，日军可在一天一夜之间，直抵我桂林边境。上面下了死命令，死守三个月。”

　　“死守三个月”这五个字，在岩洞中回荡，沉重如山。

　　众人面面相觑。

　　死守三个月？以两万人马，抵抗十五万日军？兵力悬殊近八倍，装备那更天差地别。就算有天险可用，就算工事坚固，三个月——谈何容易！

　　众人的目光不由都停在阚维雍身上。

　　阚维雍，原名庆福，号伯涵，时年四十四岁。他出生柳州，早年考入广州医科学校，后感国势衰微，弃医从戎，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此后数十年，一直在桂系军中任职，以饱读诗书、精通军事闻名，人称“儒将”。

　　就在桂柳会战之前，他率第一三一师全体官兵由南宁徒步开赴桂林，直走得两脚红肿溃烂，仍不以为苦。到桂林后，更是日以继夜地督导部属疏散居民、抢修工事，深入各部队勉励士兵奋勇杀敌。

　　此刻，面对同僚们投来的目光，阚维雍缓缓开口。

　　“我军兵力严重不足，但能依靠地方民兵。”他的声音不疾不徐，透着一种沉稳的力量，“广西素有‘南蛮’之称，民风彪悍，骁勇善战。何况大多同族同宗，乡土观念重。往往一人有事，全村都会拼死相助。”

　　他顿了顿，继续道：“他们对日寇恨之入骨，现已自发组织抗日自卫队十数支。虽不是训练有素，但只要给予装备，也是一支奇兵。”

　　“飞虎队虽然转场到柳州、南宁机场，100多架战机仍可保证桂林的制空权，从空中给日寇以严厉打击。我桂林地势奇特，山峰林立，岩洞众多，已利用诸多岩洞，设置了纵横交错的永久工事，编成了各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堡垒群。”

　　“为了弥补漓江薄弱地带的缺点，除沿河设置各种障碍外，还把东岸的七星岩编成了一个坚固的独立据点，与桂林市区交叉火力，互相呼应。军需品如粮秣弹药等，也储备了足够半年之用。”

　　他环视众人，目光如炬：“从地形工事设备上来说，抵敌三个月，并非毫无成算之事。”

　　韦云淞面色稍缓，赞道：“伯涵言之有理、胸有成竹啊。”

　　他随即公布了桂林的防守部署——

　　第一三一师的三九二团占中正桥以北沿漓江至北门一线，特别加强沿河西岸的工事及火网配置；第三九三团负责北门至甲山口地区；第三九一团负责漓江东岸屏风山、猫儿山、七星岩、水东街沿河一线；第一七○师负责西南方向的防务；炮兵团驻守象鼻山、独秀峰等要隘。

　　“诸位，”韦云淞最后说道，“此番守桂，我等当与阵地共存亡。”

　　众将肃然。

　　然而没有人知道，在这慷慨激昂的誓言背后，这座孤城的命运早已被更大的棋局锁定。

　　十月一日~六日城防司令部为了扫清射界，下令烧毁城外房屋，大火烧了整整六昼夜。

　　时间在焦灼的对峙中一天天过去。

　　1944年10月上旬，日军先头部队抵达桂林外围。10月9日，桂林北面的枪炮声开始隐隐传来。此时，桂林守军和全体市民都知道——最后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10月26日，桂林城防司令部下达了一道沉重而决绝的命令。这一天，横跨漓江、连接桂林城区与东岸交通命脉的中正桥上，工兵们埋设的炸药被引爆。两声沉闷的巨响过后，大桥的2、3孔桥面轰然断裂，4孔也被带入河中，碎石和钢筋落入漓江，激起巨大的浪花。

　　中正桥被炸断了。

　　这是守军主动的焦土之举。这座桥以蒋介石的别号“中正”命名，本是桂林的骄傲，是这座城市现代化的象征。然而此刻，为了防止日军利用这座桥梁从东岸直扑城区，守军不得不亲手将它摧毁。桥面上的裂口，像是这座城市的一道伤口，无声地诉说着她的决绝。

　　桂林城内的百姓远远望着那腾起的烟尘，没有人说话。他们知道，退路正在一条条被切断——不仅是军队的退路，也是自己回家的路。

　　就在同一天，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日军指挥部里，冈村宁次大将下达了第十一军对桂林的总攻击令。命令很简单：“10月27日开始行动，进攻桂林。”

　　这座千年古城，已经避无可避。

　　10月28日，日军十几万大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压向桂林。侦察报告传回城防司令部：桂林已被合围。从这一天起，桂林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彻底切断。

　　次日清晨，初升的阳光温柔地照耀着清澈翠绿的漓江，照耀着叠嶂耸秀、形态万千的群峰。那江水不夹一丝杂色，恰似青碧无瑕的玉罗带，缠绕于郁郁葱葱的群山之间，构成浓墨重彩、延绵百里的漓江山水画卷。

　　然而，这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中，却不见渔舟游船。天地间笼罩着无形的杀气，空气都仿佛为之凝固，令人窒息。

　　一声尖厉的枪响划破这死一般的寂静。仿佛点燃了一串串的鞭炮，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炸药包、炮弹顿时轰鸣起来，如一个个炸雷，在空中翻滚着、蔓延着。

　　漓江边，黑压压的大队日军冒出身影。他们扛着木排和竹筏意欲强渡漓江。与此同时，北门火车站以北地区发现敌之先头部队，屏风山、猫儿山遭到日军攻击，雁山李家村附近、西门外检查站、猴子坳以西地区，同时交上了火。

　　桂林，一下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

　　驻守在象鼻山的加农炮队和驻守独秀峰的山炮队立刻开火支援。加农炮、山炮同时怒吼，炮弹在漓江和北门车站附近的日军中炸开，烟柱冲天。

　　阚维雍亲临中正桥桥头堡指挥。这里是桂林市区的咽喉要道，虽然大桥在26日已经炸掉三跨，但这里的桥墩极易被日军作为渡江掩体，如果被日军突破，后果不堪设想。他透过望远镜看到，日军密密麻麻地利用桥墩从水面逐次跃进欲强渡漓江。

　　“打！”

　　一声令下，桥头堡的重机枪喷出火舌，冲锋的日军如同被割倒的稻子，一排排栽倒在桥墩附近水面上。鲜血染红了漓江。

　　日军渡江数次，只留下百余具尸体，无法越过雷池半步。

　　然而，这只是开始。

　　就在这时，草丛中、树木后，冲出了一群壮瑶装束或袒胸露腹的身影。

　　那是广西地方民团！

　　他们有的手持土枪手榴弹，有的挥舞着大刀长矛，怒吼着冲向敌群。日军仗着精良装备，自然占了上风，村民们伤亡惨重。

　　但很快，赶来参战的村民越来越多。

　　人群中，有满头白发的老人，也有未及弱冠的少年。他们扛着猎枪、锄头、柴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却毫无惧色地扑向日军。

　　眼见日军木排和竹筏越来越近，几个年轻后生互相对视一眼。

　　“阿爸！阿妈！孩儿不孝！”他们吼叫着，将炸药包绑在身上驾着竹排，直冲入日军之中。

　　爆炸声震天动地。

　　双方的木排和竹筏被炸成了碎片，日军的残肢断臂飞上半空。浑浊的江水被染成一片鲜红。

　　那几天，近十里的江面上，漂浮着中日两军的尸体。清碧的漓江水，几乎被染成了一条红色的河流。

　　城北区，战斗同样进入白热化。

　　交战之初，美国空军飞虎队的飞机曾在三九二团驻守的北门外向敌军轰炸扫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击作用。

　　然而第二日也就是10月29日，天气骤变，下起了倾盆大雨。飞虎队的飞机无法起飞支援，中国军队只能孤军奋战。

　　日军的炮兵部队赶到了。三十余门十五加农炮、百余门山炮，在城北阵地一字排开，向我城内各据点进行毁灭性的炮击。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桂林城中，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阚维雍站在铁封山指挥所外，看着山下已化为火海的桂林城，面色铁青。

　　阚维雍对此早有准备。他立刻下令撤入市区，利用墙壁房屋为掩体，和敌人展开巷战。

　　巷战，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最后手段。

　　战前，桂林守军已将所有的房子都修成了碉堡，在所有的路口都建有防御工事——实行焦土抗战。

　　交战双方在桂林的街巷中展开了一场惨烈的争夺战。一条街、一栋房、一堵墙都是日寇的坟墓，反复冲杀，反复争夺。

　　一名日军军官在战地日记中写道：“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为世之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九百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七十余人，且多为伤兵。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日本国四十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概。”

　　这则日记后来被缴获，成为日军在桂林遭受重创的铁证。

　　日军第二十七次冲入桂林市中心，又第二十七次被击退。一向自诩“无敌”的日军，士气低落到极点。

　　日军第五十八师团长在战后战报中承认：“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

　　广西民团敢死队更是成为日军的噩梦。

　　这些由农民、猎户、小贩组成的民兵，在战前就组成了数千人的敢死队。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身上绑着手榴弹或者炸药，用自己的身体炸毁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

　　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绝望？

　　10月29日，战斗在漓江东岸同时打响。日军的炮弹落在猫儿山、屏风山的中国守军阵地上，爆炸的火光映红了黎明前的天空。守军将士趴在战壕里，耳边是呼啸的弹片和震耳欲聋的轰鸣。

　　桂林保卫战，均在不同战区拉开帷幕。

　　二、血战桂林

　　(一）第一道血线

　　1944年10月29日，清晨。

　　漓江东岸的猫儿山阵地上，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一团的士兵们迎来了他们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团长覃泽文站在战壕里，用望远镜观察着远方。山脚下，日军的大队人马正在集结，钢盔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鬼子来了。”覃泽文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副团长说了一句。他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六时整，日军的炮击开始。

　　数百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弹呼啸着划过天空，落在猫儿山、屏风山、普陀山的中国守军阵地上。爆炸声连成一片，大地在颤抖，山石被炸得粉碎，泥土和硝烟混合在一起，遮蔽了天空。

　　士兵们蜷缩在战壕里，等待着炮击的结束。老兵告诉新兵：“别怕，炮弹不会落到同一个坑里。”但没有人能够不害怕。炮弹的尖啸声像死神的嚎叫，每一秒钟都有生命在消逝。

　　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当炮火延伸之后，日军的步兵开始冲锋。黑压压的人群沿着山坡向上涌来，他们端着刺刀，嘴里咦哩哇啦地喊叫，像潮水一样扑向中国守军的阵地。

　　“打！”覃泽文一声令下，第三九一团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像暴雨一样扫向冲锋的日军，前排的日军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但后面的士兵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

　　这是桂林保卫战的又一场战斗。

　　猫儿山阵地上的守军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他们要面对的是日军一个联队的进攻。兵力对比是1比3，火力对比更加悬殊。但没有人后退。

　　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猫儿山阵地三次被日军突破，又被守军三次夺回。刺刀见红，肉搏相拼。一个叫李德胜的排长，在子弹打光之后，抱起手榴弹冲入敌群，拉响了引信。爆炸过后，他和十几名日军同归于尽。

　　那一天，日军在猫儿山阵地前留下了三百多具尸体。

　　中国守军的损失同样惨重。第三九一团第一营伤亡过半，营长重伤，三个连长两个阵亡，一个失去了一条腿。

　　夜幕降临，战斗暂时停歇。

　　覃泽文在阵地前沿巡视，士兵们靠在战壕里，有的在擦拭枪支，有的在默默地吃着干粮，有的在给家人写信。一个年轻的士兵用刺刀在战壕的木板上刻下了一行字：“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我是桂林人，我死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那一夜，整个猫儿山阵地上，到处都刻着这样的字。

　　（二）屏风山——绞肉机

　　29日午后，屏风山阵地。

　　在屏风山阵地日军改变了战术，不再正面强攻，而是集中炮火对守军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然后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渗透突击。屏风山阵地的守军是第三九一团第二营，营长叫陈玉山，是一名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

　　陈玉山在战前动员时说：“台儿庄我们守住了，桂林我们也能守住。”

　　虽然屏风山的地形比猫儿山更加险要，也更加易守难攻。但日军的炮弹像不要钱一样倾泻在山头上，整个山体都被炸得面目全非。士兵们躲在石头后面，忍受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令人窒息的硝烟。

　　“鬼子的炮弹怎么打不完？”一个新兵哭着问。

　　“鬼子有钱。”陈玉山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

　　日军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从清晨到傍晚，从未间断。陈玉山带着全营官兵打退了日军七次冲锋。子弹不够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就用石头；石头砸完了，就用拳头。

　　下午三时，日军突破了屏风山阵地的左翼。

　　陈玉山抓起一支步枪，大喊一声：“跟我上！”带着预备队冲了上去。在近身肉搏中，陈玉山刺死了三名日军，自己也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他捂着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玉山牺牲的时候，手里还握着一支枪。

　　副营长接替指挥，率领残余部队继续死守。当天夜里，第二营奉命撤退到漓江西岸，全营四百多人，活着过江的不到一百人。

　　漓江的水，被染成了红色。

　　（三）七星岩——最后的堡垒

　　11月1日，日军发动全线总攻。

　　十几万日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桂林城区发起总攻。重炮在地面轰击，坦克掩护步兵冲锋。桂林城内到处是火光和硝烟，整座城市都在燃烧。

　　城防司令部下达命令：退守城内核心阵地，与日军展开巷战。守军开始向市区收缩。第一三一师负责防守漓江东岸的七星岩、普陀山、月牙山一带，这些天然溶洞被改造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七星岩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洞内可以容纳数千人，守军把这里作为东岸的最后据点。

　　11月2日，日军在北郊路莫村、乌石街一带集结万余兵力。守军炮兵集中向乌石街轰击。与此同时，从柳州基地起飞的中美空军战机飞临桂林外围，对日军集结地和炮兵阵地进行轰炸压制，毙伤日军甚众。

　　11月8日，随着日军突破漓江防线，负责防守江东的391团余部（含伤员）约800余人被迫撤入七星岩继续抵抗。

　　日军调集重兵包围七星岩，用炮火封锁洞口，然后派出工兵用火焰喷射器向洞内喷射。

　　夕阳西下，天边彩霞殷红如血，染红了整个大地。桂林东郊的七星岩，是桂林保卫战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七星岩在漓江东岸，岩洞长约一千一百米，宽处五十米，最高处二十米。洞中有各种各样的石乳、石笋、石柱、石幔，构成千姿百态的景色，酷似一条串珠状的地下画廊。

　　经过中国军队的精心设计，这里不仅是坚固的堡垒，还在战时充当野战医院和后勤仓库。

　　十一月八日这天，随着猫儿山、屏风山等外围阵地相继失守，三九一团阵地也被突破。团长覃泽文将团指挥所迁入洞中，据守洞口。

　　此前数日激战，越来越多的伤员被送到岩洞中。如今，洞内除了团部和各阵地为数不多的剩余守军，还有三百多名伤员，以及野战医院、卫生队、运输连、特务排等单位人员。总计将近千人。其中大部分是非战斗兵员，还有几名野战医院的女兵。日军强攻七星岩。激战两昼夜，仍然无法令这支大部分由伤兵和非作战人员组成的队伍屈服。

　　日军改用山炮朝岩口平射。七星岩的前岩、后岩、朝天岩以及月牙岩等洞口的工事全部被炸毁，洞口前的树木全部被烧光。烟火随北风吹入洞内，愈来愈浓，洞内守军几乎无法呼吸。但他们依然凭借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日军始终无法向前半步。

　　黄昏时分，日军急攻中忽然暂顿。七星岩的守军趁机抢救伤员，整理防御工事。运输连的士兵黄海潮正忙着搬运枪支弹药。

　　忽然，他听到一阵轻柔的歌声：“两年前，在南国的冬日，凄冷的黄昏中，母亲颤抖地伸出她干枯的双手，把孩子献给祖国。去吧，孩子啊，在祖国的战斗里，你珍重自己，如同孝顺我一样……”

　　黄海潮不由一怔，循声寻去。只见卫生队的几个女护士，一边忙碌地为伤者包扎伤口，一边轻轻哼唱着。歌声在洞中回响，伤员们侧耳倾听，忍不住跟着回应。歌声越来越响，在空旷的溶洞中飘扬。歌声未歇，洞外忽然传来喊话声。

　　“七星岩的守军听着！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所有出口都被重围。只要我大军冲锋，你们绝对全军覆没。与其白白送命，不如出洞投降！我军保证优待俘虏，每人发银元两枚，送回家乡……”

　　喊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中国北方口音。

　　洞内顿时一片骂声。

　　驻守在岩洞口的士兵更是一阵扫射，打得敌人缩回石后。

　　黄海潮赶到洞口，伸头张望，只见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个士兵，躲在石头后用大喇叭喊话。他狠狠啐了一口，正想缩回去，忽然愣住了。

　　“这小日本怎么有点面熟呢？”

　　正在观察阵地的三九一团团长覃泽文一惊，问：“你认识他？”

　　“是他！没错！”黄海潮猛拍脑袋，“前两年来的那个卖鼎锅的北方佬！他还在我家住了一夜，老问东问西的……呀！他还说想看看我们桂林美景，我还带他到处逛逛，曾来过这七星岩！”

　　黄海潮懊恼至极：“谁想到，他是小日本的密探啊！”

　　覃泽文大惊，叹道：“日本人处心积虑已久，难怪对我广西各地，尤其是关隘要道如此熟悉。”

　　他立刻命令守洞口的士兵提高警惕，防止对方发动偷袭。入夜，洞前忽然传来阵阵枪声，接着几声闷响，好像炸开了不少炮弹。

　　黄海潮在迷迷糊糊中被惊醒，只觉得气短胸闷，难以呼吸。他正要赶过去看个究竟，突然头晕目眩，双目直流眼泪。

　　先前唱歌的女兵猛地大叫起来：“不好了！日本鬼子用上了毒气弹！大家赶快用湿布蒙住鼻口，马上逃命吧！”

　　洞里的士兵顿时大乱。

　　黄海潮连忙扯下衣角，打湿水蒙住口鼻。混乱中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女兵——她却没有跟随大家逃生，只是凄然一笑，拍了拍腰间。那里鼓鼓囊囊地别着两颗手榴弹。

　　日军趁夜接近洞口，施放毒气并喷射火焰。七星岩内守军大量中毒，奄奄一息，失去抵抗能力。

　　覃泽文组织冲锋队拼死突围。黄海潮跟着队伍往外冲，却在洞口遭到日军猛烈伏击。

　　突围官兵损失惨重。仅有数十人生还。

　　日军冲入洞中。

　　中国士兵们用剩下的一点点力气向日军射击。有的干脆拉响身上的炸药包和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由于中国士兵皆死战到底，绝不投降，日军将七星岩出口全部封死，并向洞内大量放毒。

　　八百三十二名官兵、伤员全部壮烈牺牲。

　　抗战胜利后，当局开洞检殓烈士遗骸。

　　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震撼——

　　将士们的遗体仍保持战斗姿态：有的卧射，有的坐射，有的手握刺刀，保持着冲锋的姿势。一名连长紧紧握着战马的缰绳，人马一同殉难。防毒排的战士倒地时，双手仍保持着刚才还在挣扎的姿势……。

　　一九四六年，中国政府将收殓的烈士遗骨，合葬于七星公园普陀山博望坪。

　　墓碑刻着五个大字——八百壮士墓。、

　　八百壮士是桂林的脊梁。

　　（四）中正桥——悲壮的渡口

　　11月8日，日军集中兵力强渡漓江。

　　此时的中正桥，已是残垣断壁。10月26日守军主动炸毁3孔桥面后，这座昔日横跨漓江的通衢大道，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桥墩矗立在江水中。正是这些桥墩，却成了日军渡江的跳板。

　　日军调集火炮百门、坦克30辆，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支援步兵强渡漓江。

　　日军的工兵利用木排和竹筏，从水面逐次跃进，以残存的桥墩为掩护，强渡漓江。对岸的中国守军用机枪和步枪疯狂扫射，漓江的水面上浮满了日军的尸体，但后续部队踩着尸体继续前进。

　　“打！给我狠狠地打！”

　　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亲临江边阵地督战。他穿着士兵的军装，手里端着一支步枪，和普通士兵一起射击。在阚维雍的鼓舞下，守军将士拼死抵抗，日军的渡江行动一次次被击退。

　　但日军源源不断地投入兵力，渡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黄昏时分，日军终于在中正桥附近突破了漓江防线，攻入了桂林城区。阚维雍率领部队退入城内，与日军展开逐街逐巷的肉搏战。

　　这一夜，桂林城内枪声不断。

　　（五）城垣血战

　　11月9日零时，日军对桂林城区发起总攻。

　　桂林城墙虽然古老，但在守军的加固下仍然坚固。城墙上的守军用步枪、机枪、手榴弹阻击日军的进攻，一次次打退敌人的冲锋。

　　日军调来重炮，对城墙进行定点轰击。古老的城墙在炮弹的轰击下开始坍塌，砖石飞溅，尘土漫天。守军将士用手榴弹和刺刀与冲上来的日军肉搏，用血肉之躯填补缺口。在一段城墙的缺口处，一个叫黄桂生的班长带领一个班死守。全班十二个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子弹打光了，他就用刺刀；刺刀断了，他就用拳头。当他被日军包围的时候，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五名日军同归于尽。

　　城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

　　守军没有援军，没有退路。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

　　同日，桂林城防司令部遭到日军炮击。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抬到掩蔽部抢救。当得知七星岩守军全部殉国的消息后，阚维雍沉默了很久。

　　他让人拿来纸笔，挥毫留下：“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并写下了一封遗书：“我等誓与桂林共存亡，决不后退一步。如有不测，请转告家人，阚维雍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十一月九日下午四时，宝积山下的宝积洞城防司令部。

　　韦云淞召集守城高级将领开紧急军事会议。

　　洞外的炮声越来越近，震得岩壁上的碎石簌簌落下。煤油灯的火苗随之摇曳，将众人的影子投在粗糙的石壁上，忽长忽短。

　　参加会议的有：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副参谋长覃戈鸣，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第一七○师师长许高阳等。

　　人人面色凝重。

　　韦云淞扫视一圈，缓缓开口：“如今是固守不住了，不得不弃桂林突围而出，以免被敌全歼。”

　　此话一出，洞内陷入了短暂的沉寂。

　　韦云淞没有立即让众人表态。他的目光扫过岩壁上那张被硝烟熏黑的桂林城防地图。北门的标记已被红笔划去，伏波山至中正桥的防线只剩几个稀疏的叉号。河西阵地接连丧失，日军极有可能从城南完成对桂林的最后合围。一旦合围完成，这洞里的每一个人连同外面还在拼命的士兵，都将插翅难逃。

　　韦云淞心里盘算的，不只是当时的战局。

　　几个小时前，他已令参谋长陈济桓通过电台向第四战区长官部请示突围。张发奎无法做主，随即转请重庆。重庆的回复简洁而冰冷：“死守待援。”

　　韦云淞知道“援”字意味着什么。第九十七军的先头部队尚在数百里外徒步行军，原定在外围策应的桂系机动部队早已撤往宜山，这座城，没有援军！

　　他随即通过另一条线路，将战况急电发给白崇禧。

　　白崇禧的回电来得很快。电文措辞含蓄，但意思明白——桂林已无固可守，要为桂系保住最后一点骨血，不可在此拼光。保存实力，来日方长。

　　韦云淞合上电文。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白崇禧战前已将第一八八师和第一七五师两个桂系精锐师调出桂林，用意不言自明——桂林可以失，桂系不能亡。如今，白崇禧的电报就是最后一道授意，把突围的责任交给了这个城防司令。

　　他抬起头，目光沉甸甸地扫过洞内每一张面孔。

　　韦云淞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口。

　　“诸位，战局至此，已非我一人可决。衡阳失守后，日军沿湘桂线一路南进，原定于外围策应我军之机动兵团已奉命转进他处。第九十七军日夜兼程，仍困于数百里之外。桂林已成孤城。”

　　他顿了顿，目光沉缓慢地扫过洞内每一张面孔。

　　“白副总长密令！桂林已无可固，我等须为广西保留最后一点骨血，不可在此拼光。”

　　洞内一片死寂。

　　这句话的分量，每一个人都听懂了。

　　片刻后，许高阳率先打破了沉寂。第一七○师大多是新兵，装备简陋，连日来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相较一三一师，伤亡尚可承受。他沉吟片刻，低声道：“既是上峰命令，只能遵命行事。”

　　覃戈鸣随即附和。

　　贺维珍没有立即开口。他望向阚维雍——这位与他共事多年的部下，此刻面沉如水，一言不发。作为第三十一军军长，他比谁都清楚其属部第一三一师打到了什么程度。可白崇禧的密令既下，他这个军长又能如何？他想起北门阵地上那些连名字都来不及记住就倒下的新兵，想起临行前阚维雍对他说的那句“军长，我这一师人，就交给你了”。沉默良久，他缓缓点下了头。

　　陈济桓跛着脚，站得笔直。他听懂了白崇禧的密令。可他也听懂了阚维雍的沉默。这个跛脚的老将，本已退居二线，是主动请缨来桂林的。他知道，此令一下，桂林必失。他嘴唇动了动，终究也说出了那句话：“事已至此，只能如此了。”

　　阚维雍猛地抬头。

　　“不可！”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此次保卫战影响极大，国人和上峰都对此寄予厚望。部队虽然损失很大，但一七○师仍然保存着一定实力。只要调整部署，改变战法，大可一战！”

　　韦云淞脸色阴沉下来。

　　但他没有立刻驳斥阚维雍，只是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在场诸将。

　　“这是军令！”他的声音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各部长官听令，准备今晚突围。”

　　这不是商议。这是命令。

　　阚维雍满腔悲愤，几乎是吼出来的：“如此弃城而去，如何尽到军人卫国保土之责？如何面对阵亡将士？如何面对倾力相助的八桂父老乡亲？”

　　洞内一片死寂。

　　无人应答。

　　陈济桓没有再看阚维雍。他低下头，跛脚站立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孤独。他知道，阚维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可军令如山，作为参谋长，他的职责是执行司令官的决策，而非质疑。

　　贺维珍的嘴唇嚅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韦云淞站起身，宣布散会。

　　晚饭时，韦云淞草草设下便宴，举杯预祝突围成功。

　　阚维雍满斟一杯酒，一饮而尽。

　　他放下杯子，坦然道：

　　“来生再见！”

　　转身不顾而去。

　　铁封山是第一三一师指挥所所在地。

　　铁封山又名镇南峰，海拔248米，与鹦鹉山东西对峙，鹦鹉山则地势更加高耸险峻，海拔二百八十五米，两座山横亘于桂林城北，构成天然屏障。这两个制高点相互呼应，构成了守军城北防线的核心。

　　阚维雍赶回指挥所时，一路风嚎雨泣，枪炮惨叫声不绝。

　　铁封山瞭望哨报告：城内火光通明，燃烧弹和火药在燃烧不 止。

　　他翘首凝望。辖下所属据点寥寥无几。曾朝夕相处的部下，几乎伤亡殆尽。阚维雍不由悲从中来，热泪满眶。

　　他立刻召集师直各处室主任、各直属连长和有关人员，布置突围。

　　“桂林战变如此之速，你们马上准备率所部突围出城，不能再在此困守待毙了。”

　　他取出平日所背的图囊和任职令，交给卫士杨霖超。

　　“你将这些东西带到融县，交给我妻子。叫她不要过分悲伤。儿女的教育费用，国家必有照顾。要他们勤奋自修，切勿疏懒。”

　　杨霖超急切道：“师长请换便衣，我领你从小路突围出去！”

　　众人也说：“师长我们掩护您一起突围！”

　　阚维雍正容道：“你们突围出去！我身负重伤行动不便，不能拖累你们。桂林的防守虽然失败，但我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

　　说罢，他整好军装，将领章挂好、符号挂正，走进内室。

　　特务连卫士预感不祥，忙紧紧跟随。

　　阚维雍说：“我稍事休息，你们不要跟进来。”

　　他走进寝室，关上房门。

　　从怀中掏出配枪。

　　那是一把勃朗宁手枪，跟随他多年。他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右边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砰。

　　时年四十四岁。

　　众官兵闻声冲入房内，扶起大呼：“师长！师长！”

　　但已经抢救不及。

　　顿时，大家痛哭失声。

　　参谋长郭炳祺以电话报告韦云淞。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句话：“知道他已成仁取义。”

　　韦云淞随即命令各团按照计划准备突围。

　　阚维雍自杀殉国的消息传到宝积山岩洞城防司令部时，陈济桓正在整理突围路线图。

　　他的手微微一顿。

　　这个跛脚的老将，是三位殉国将军中最年长的一位。

　　陈济桓，生于1893年，广西岑溪人。年轻时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此后大半生在桂系军中服役，资格极老。

　　1933年，陈济桓不慎坠马伤足，成为跛脚。抗战全面爆发后，广西部队主力开赴前线，他却因跛脚不便出征，常引以为憾。

　　桂林保卫战前，他的职务是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

　　一个跛脚的金矿主任，本可以在后方安然度日。

　　但他没有。

　　当桂林城防司令部组建参谋班子时，许多将领唯恐避之不及。陈济桓却主动请缨，要求重返前线，并立下誓言：“生为桂林守军，死作桂林雄鬼”。到达桂林之后，望着桂林山水对同僚说：“能葬身于此仙境，是吾等之福。”这份视死如归的气概至今仍令人动容。

　　临行前，妻子即将分娩。

　　亲属苦劝他再三考虑。

　　陈济桓留下一封家书：“吾无以报国，惟有五尺长躯耳。桂林存我存，桂林亡我亦亡。吾意已决，不成功便成仁。”他叮嘱妻子“生下来的孩子，无论男女，我若守城胜利，取名‘可卫’；若桂林失守我亦战死，孩子取名‘可伟’。”

　　一个是“可卫”——表示桂林可卫。

　　一个是“可伟”——表示人虽死，其精神亦属伟大。

　　抵达桂林后，陈济桓协同韦云淞指挥各部队划分战斗区域，明确接合部保障措施，补充屯集粮弹，指导成立城防工事构筑委员会，动员军民利用桂林多山地形修筑坚固野战工事，沟通各层通信联络网。

　　他跛着一条腿，却比任何人走得都快。

　　此刻，他正在绘制突围路线图。

　　十一月九日夜晚。桂林城防司令部下达突围命令。陈济桓率领随身官兵数百人，向桂林西郊进发。他们在侯山坳稍作休息，计划下半夜从这里突围。

　　夜色如墨，队伍开始行动。

　　但很快被日军发现。

　　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官兵们猝不及防，瞬间倒下数人。

　　陈济桓指挥队伍奋力还击，且战且退。就在队伍穿过一片乱石岗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臂。鲜血瞬间浸透了军装。卫士们连忙将他扶到隐蔽处，想要给他包扎。又一颗子弹飞来。这一次，击中了他的面部。陈济桓仰面倒地。

　　卫士们拼死将他抢回隐蔽处，手忙脚乱地掏出绷带。

　　陈济桓却摆了摆手。他自知身受重伤，不可能再随队突围。那样只会给战友们增加负担。

　　他从衣袋中掏出一支钢笔和一张名片。就着身边燃烧的火光，他艰难地写下几行字：“职口臂受伤，不能脱离险地，决定自杀成仁，免受辱。”

　　写完，他用伤口的鲜血蘸在指上，在名片上盖下手印。然后将名片交给身边一个姓黄的卫士。

　　做完这一切，他环视身边的官兵们。

　　“组织可行动人员和轻伤员，趁天亮前突围出去。”

　　这是他的最后一道命令。

　　然后，他掏出随身的配枪。对准自己的右侧太阳穴。扣动扳机。

　　砰。

　　时年五十一岁。他是桂林保卫战中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突围仍在继续。

　　吕旃蒙少将率第31军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展殿后，掩护主力突围，一场血战正在上演。

　　执行掩护任务时，吴展在侯的激战中英勇牺牲。

　　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继续率部与敌展开殊死搏杀。

　　吕旃蒙，湖南零陵人，时年三十九岁。年少即有志从军，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和陆军大学，是当时军界不可多得的高材生。

　　桂林保卫战前夕，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打算将他调往宜山上任。那里是后方，安全得多。

　　吕旃蒙拒绝了。

　　他向上级请求：“驻守桂林，与敌决战！”，“当此国难时，与城共存亡！”

　　为不让家人担心，他在疏散乡亲后，才谎称自己只是去“送军火”而与妻女诀别。

　　十一月七日，日军以坦克和重炮为掩护，第三十一军防线发起总攻，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阵地上。吕旃蒙指挥部队依托工事和天然岩洞节节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一个士兵倒下，另一个士兵补上位置。

　　最危急的时刻，吕旃蒙亲自拿起步枪，站在堑壕里与士兵们并肩射击。他的副官几次想把他拉回掩体，都被他一把推开：“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与日本鬼子作战，死了也是光荣的。”

　　日军接连攻破外围阵地后，吕旃蒙率残部退入城内与敌展开逐屋巷战。

　　十一月九日夜，他指挥所能掌握的部队四面冲杀，掩护主力突围。黑夜中，在德智中学（今桂林三中）附近被日军重兵包围。吕旃蒙率部展开肉搏，苦战至次日拂晓，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

　　时年三十九岁。

　　与前两位将军不同，吕旃蒙没有选择自杀。

　　他是在冲锋的路上，在战斗之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消息传到后方，妻子周成益正带着四岁的女儿在三江少数民族地区避难。每天都有撤下来的部队经过三江，她便每天带着孩子在路旁等候。

　　日日等。

　　夜夜盼。

　　最终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

　　三、焦土

　　十一月十日，桂林沦陷。

　　从10月29日战斗打响，到11月10日城破，桂林守军在孤立无援、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了整整十三天。

　　日军以十五万兵力、飞机坦克重炮的优势，进攻一座只有不到两万守军的孤城，竟然打了十三天。日军付出了超过六千人的伤亡代价，其中阵亡军官达一百二十余人。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守军一万九千余人中，一万二千人战死——其中一半是死于毒气攻击。七千多人因中毒昏迷而被俘。

　　没有一名士兵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投降的。

　　那些被俘的官兵，全部是在毒气中失去了意识。

　　而日军伤亡，据其战后递交大本营的战报称（抗日战争纪念网载）：

　　“皇军在桂林一役中，阵亡一万三千九百余人，伤一万九千一百余人，失踪三百余人。其中阵亡九名大佐级别的联队长、三十一名中佐级别的大队长，近一百名中队长和小队长。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日军自报的伤亡数字或有夸大。据桂林城防司令部司令韦云淞战后所写的《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记载：国军伤亡约九千人，日军伤亡六千余人。

　　——韦云淞本人被史学界普遍批评为“作战不力、弃城而逃”的将领，战后竟然未受军法制裁——韦云淞自称“国民党军队伤亡约九千人。”存在为自己辩护、缩小责任的动机。

　　双方兵力和装备显然存在巨大悬殊，无论哪种战果统计数据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样的战损比，堪称奇迹。

　　桂林保卫战之所以被日本人排在衡阳保卫战之前，原因正在于此——守军的装备比衡阳守军差得多，且不少还是地方武装；更重要的是，桂军没有一名士兵在清醒状态下投降，就连地方武装人员也一样。就算弹尽粮绝、身受重伤，仍然抵抗至死。

　　根据不少日本老兵的回忆，在参战的广西民团中，还有不少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他们用四十多年前就已淘汰的火枪，让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

　　桂林沦陷后，战斗并未完全结束。

　　此后两三天里，在桂林的残墙断壁间、峰林石丛里、堑壕岩洞中，枪炮声仍很激烈。

　　那是死守的中国军人，流尽了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日军侵入桂林后，开始大肆破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内城外，尸横遍野。

　　他们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等化学武器，对无辜平民也施以同样狠毒的手段。

　　据记载，临桂县的五塘洞山寨，在1944年11月日军的一次扫荡中，被毒气致死超两百人，有十余户人家全部被毒死。在庙岭马埠江附近一处岩洞，熏死躲在洞内的村民七十四人。在阳朔，日军在观桥岩的塘村硝岩同样用毒气熏死二十七人。在平乐县老虎岩熏死十多人。

　　对待俘虏，日军极不人道。俘虏每日要做十小时的修路、修桥及掩埋尸体等工作，夜间还要服侍敌人做烧水、洗澡、洗衣等奴隶工作。日军有时还将俘虏手脚捆绑，置于地上，将饭菜放在较远处，逼迫其匍匐就食，以此取乐。

　　妇女常被轮奸至死。

　　抢劫民财更是家常便饭。

　　敌人在撤退时，破坏更甚。他们专门成立了带编制的“烧杀队”，每到一处，肆意烧杀。“烧杀队”工作后，还有“检查队”——专门检查“烧杀队”工作是否做得够彻底。如若任务完成不达标，还会受到处分。

　　沦陷之前，桂林城有房屋五万余栋。而此役之后，仅剩余四百余间，房屋焚毁达百分之九十九。

　　繁华的桂林，几乎一夜之间“归零”。

　　但中国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据桂林市志及临桂等县志记载：

　　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桂林被占领后，在中共桂林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桂林先后建立了十支抗日武装队伍，共七百多人。他们与日寇作战五十多次，共毙伤日军一百四十余人。

　　临桂县南边山的“朗村的抗日自卫队”，是群众自发抗日的典型代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日军侵入临桂县，不久占领六塘。为清除向南边山扫荡的障碍，日军经常到南边山边缘地带骚扰。朗村首当其冲，受害尤重。日军所到之处，虐杀无辜百姓、强奸妇女、放火烧毁民房、掳走大批粮食猪牛……。

　　十一月八日，“朗村抗日自卫队”成立。队员四十余人，分为四个班组。

　　武器方面，大家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最终筹来几支可用的枪械，以及大刀、长矛。为了改善装备，自卫队请地方绅士找到国民党军第一八八师留守处，以十八名青年换回了急需的枪支弹药。

　　日军多次组织队伍来犯。“朗村抗日自卫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采用游击战术将日军击退。共与日军作战十三次，毙敌十九名，伤敌三十名。

　　此外，灵川抗日政工队、“临阳联队”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也在敌后开展了活跃的游击战争。

　　“临阳联队”是广西第一支公开揭举中共旗帜的抗日武装，全称“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桂）阳（朔）联队”，正式成立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参加联队的指战员大都是来自广西省立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和群众之中的热血青年，还有相当部分还是富家子弟。

　　“临阳联队”与游击区广大群众一道，为抗击日军先后进行过十一次战斗，共击沉日军运输船五艘，击溃日军运粮船队四支，击毙日军四十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四、尾声

　　一九四五年七月。

　　桂林沦陷近八个月后，中国军队发起了收复桂林的战役。由汤恩伯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第九十四军各一部，从七月初开始以钳形攻势，分别由西北及西南方向向桂林推进，先后切断日军南至梧州的水陆交通、北入衡阳的铁道，逐个击破日军外围据点。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八点国军开进桂林市，十点收复桂林全城。

　　桂林在沦陷两百多天后，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它是中国最早光复的省会城市之一，也是唯一一座在日本投降前由中国军队主动收复的省会城市。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桂林光复后，人们回到这座已成废墟的城市。在七星岩中，找到了八百壮士的遗骸。在德智中学附近，找到了吕旃蒙将军的遗体。在侯山隘找到了陈济桓将军的遗体。在铁封山找到了阚维雍将军的遗体。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为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位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三人都葬于桂林普陀山博望坪，与八百壮士墓相邻。

　　墓地修建了三将军殉职纪念塔和纪忠亭，以供后人瞻仰。

　　1984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阚维雍为革命烈士，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1984年10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陈济桓为抗日战争革命烈士，同年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1984年4月1日，安徽省民政厅向吕旃蒙配偶周成益女士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1985年吕旃蒙将军被其原籍所在地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完成正式的追认批复手续。

　　2014年9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位将军同时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这一至高荣誉，标志着他们的历史功绩已超越党派，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与精神财富。

　　阚维雍临终前留下的绝笔诗：“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因报纸刊载而广为传诵。诵者、闻者，无不泪下。

　　日军亦对阚维雍的忠勇精神表示钦佩。所俘官兵及日军官佐二十余人，曾将阚维雍的遗体重新殡殓，恭行军礼致敬，葬于桂林城防司令部，并立一木牌，上书：

　　“支那陆军阚维雍将军之墓”。

　　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先后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二○二○年九月一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每年清明，都有市民自发前来祭奠。

　　墓碑前的鲜花，从未断绝。

　　八十多年过去了。

　　漓江的水依旧清澈碧绿，静静流淌。两岸的峰林依旧秀美如画。

　　当年被战火焚毁的桂林城，早已重新矗立起来，比从前更加繁华、美丽。

　　但那段血色岁月，那些以身殉国的忠魂，从未被遗忘。

　　他们在七星岩的硝烟中倒下，在铁封山的枪声中离去，在漓江的激流中沉没。

　　他们用血肉之躯，在桂林的山水间筑起了一道不朽的长城。

　　他们告诉侵略者——

　　中国的山河，不是那么容易侵占的。

　　中国人的骨头，不是那么容易弯的。

　　“桂林存我存，桂林亡我亦亡。”

　　“断头不做降将军。”

　　“吾无以报国，惟有五尺长躯耳。”

　　这些话，穿过八十多年的岁月风尘，依然在桂林的山水间回响。

　　依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激荡。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7-31 10: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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