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风云》——第二部 桂北抗日风暴（一）国共合作
2026-07-29 15:57:01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一章 国共合作

　　一 八办与路莫村

　　（一）公路上的约定

　　夜色如墨，寒风裹着硝烟的气味一阵阵扑来。

　　武汉已经陷落了。从城里撤出来的车队在泥泞的公路上排成一条歪歪扭扭的长龙，车灯在夜色中忽明忽暗，像一条受了伤的蛇在匍匐前行。

　　周恩来坐在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里，窗外是仓皇撤 退的人流——士兵、百姓、驮着行李的骡马，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茫然。他的目光沉静如水，手指轻轻敲打着膝盖上那本油印的《论持久战》小册子。

　　“恩来兄——”

　　外面传来一声洪亮的呼喊，夹杂着浓重的桂林口音。周恩来抬头，借着车灯的光，看见一个身材挺拔的军人正大步朝这边走来。那人身穿黄呢军装，肩章上的两颗将星在灯光下闪着微光。

　　“健生兄。”周恩来推开车门，迎了上去。

　　白崇禧的脸上带着风尘，但一双眼睛依然锐利有神。他是从另一条路撤下来的，听说这边有车抛锚，特意绕过来看看。

　　“炮弹追上来了，你上车先走吧。”白崇禧半开玩笑地说，指了指远处不时亮起的火光。

　　“我还是等一下你吧。”周恩来微微一笑，“你也去长沙？”

　　“是啊，我们是同路人。”

　　白崇禧叹了口气，靠在车身上，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天际线，那里曾经是武汉的方向。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周恩来倾诉。

　　“唉！没想到从七七事变一开始，上海、南京、厦门、徐州、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了。接下来就看长沙能不能守得住了。如果连长沙都丢了……”他顿了顿，拳头在车身上轻轻一捶，“哼。我就是不服气啊。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他怎么会就被一个小小的倭寇给随意践踏了？明朝的戚继光都能抗击倭寇的！”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没有立刻接话。他理解白崇禧的愤懑——这位被誉为“小诸葛”的桂系名将，在台儿庄战役中曾指挥若定，如今却不得不随着溃退的大军一路向南。这种心情，不光是白崇禧一个人的，也是当时千千万万中国军人和百姓的共同情绪。

　　“健生兄，”周恩来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你这种担忧是当下很多人的想法。不过——”

　　他从车里拿出那本油印的小册子，递到白崇禧面前。

　　“我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写了一篇《论持久战》。文中指出，中日之战必然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健生兄若是有时间，可以读一读，可能会对保持抗战的乐观态度有所助益。这是行之有效的抗战良策呀。”

　　白崇禧接过书，借着车灯的光翻了翻，纸张粗糙，还带着一股子油墨味道，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力量。他抬起头，郑重地向周恩来点了点头。

　　“好，感谢恩来兄，我一定拿回去好好地拜读。”

　　周恩来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往白崇禧身边靠了靠，声音压得更低了些。

　　“健生兄，有一件事我想趁这个机会向你通报一下。”他的语气变得正式起来，“现在我们是两党合作，一切都要服从于抗战的大局。我们想在桂林设立一个八路军办事处，负责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爱国华侨联络，执行筹措抗战物资和来来往往的一些非作战任务。这件事，还要仰仗健生兄多多支持啊。”

　　白崇禧眉头微微一挑：“为什么要选择我桂林呢？”

　　周恩来朗声一笑：“因为我知道健生兄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是持积极态度的——而且也促成蒋先生痛下决心嘛。桂系是很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桂系思想开明，桂林向来群贤毕集。”

　　这一番话，既道出了实情，又恰到好处地抬了抬白崇禧和桂系的身价。白崇禧听了，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好，我欢迎啊！贵我两党合作抗战，我白某人从一开始就很有诚意，这你知道。没问题，只要是有利于党国抗战，我白某人欢迎贵党在桂林设办事处。”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两只手在浓重的夜色中紧紧握在一起。远处传来汽车修好的消息，两个人都该上路了。

　　“桂林见。”白崇禧说。

　　“桂林见。”周恩来答。

　　一个月后。

　　桂林，桂花飘香。

　　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小城，因广州、武汉的相继陷落，忽然之间变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颗明珠。从沦陷区涌来的人流让这座城市陡然热闹起来——逃难的百姓、撤退的政府机构、搬家的学校、内迁的工厂，还有各路文化人、记者、青年学生，把桂林的大街小巷塞得满满当当。

　　就在这乱纷纷的秋日里，城北观音阁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一家名叫“万祥醩坊”的酒坊照常开门营业。酒坊不大，前面是卖酒的铺面，后面连着酿酒作坊和一栋两层的木楼。酒招子在秋风里微微晃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桂花酒的甜香。

　　没有人知道，这家看似普通的酒坊，即将成为中国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秘密指挥中心。

　　（二）万祥醩坊

　　十二月的一天傍晚，一辆半旧的卡车停在万祥醩坊门口。

　　从车上跳下十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穿着灰布军装，有的穿着学生装，还有的干脆就是老百姓打扮。他们手脚麻利地从车上往下搬东西：木箱、包裹、油印机，还有几只沉甸甸的铁皮箱子。

　　街对面的茶馆里，两个穿着长衫的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茶，眼睛却不住地往这边瞟。

　　“又是一拨。”其中一个低声说。

　　“记下来就是了。”另一个在茶杯后面微微点了点头。

　　他们不知道的是，酒坊二楼的一扇窗户后面，也有一双眼睛正在打量着他们。

　　“处长，街对面那两个，已经盯了三天了。”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看起来精干利落。他叫龙飞虎，是办事处交通科的负责人。

　　站在窗边的人转过身来。他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面相看起来和和气气的，像是个教书先生。但你若是仔细看他的眼睛，就会发现那双眼睛异常锐利，像是能把人看穿一样。

　　这就是李克农。

　　“让他们盯着吧。”李克农不紧不慢地说，“越是在明面上盯着，就越说明他们摸不清底细。咱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万祥醩坊的房东姓黄，叫黄焕达，是个本本分分的酿酒师傅。当初周恩来的代表刘述和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明找到他，说要租他的房子当办事处的时候，黄焕达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租金不高，每月两担谷子。黄焕达不在乎这个——他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知道这些人在干的是救国的事。

　　“黄师傅，”李克农有一天在院子里碰见他，拱了拱手，“这些日子多有打扰了。您这酒坊的生意，我们尽量不妨碍。”

　　“不碍事！不碍事！”黄焕达连连摆手，“你们忙你们的，我卖我的酒。前面铺子照常开，有人来买酒，正好给你们打掩护。”

　　李克农也笑了。这位房东比他想象的要机灵得多。

　　办事处挂牌了。对外公开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

　　这个牌子一挂出去，果然引来了不少目光。有人好奇地探头探脑，有人远远地指指点点，更多的人则是漠不关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多一个办事处少一个办事处，又有什么要紧呢？

　　但李克农知道，要紧得很。

　　这个办事处，表面上是个公开合法的联络机构，实际上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除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职能之外，它还兼着新四军驻桂通讯处的工作。用周恩来的话说，这叫“三位一体”。

　　李克农把带来的几十号人迅速安顿好，各就各位。

　　最先运转起来的是电台。

　　（三）秘密电波

　　电台是办事处的命根子。

　　在那个年代，电台是最快捷的通讯手段。从延安到桂林，千里迢迢，一封密信要走十天半个月，可一封电报，几秒钟就到了。

　　但电台也是最危险的东西。

　　国共合作虽然是明面上的事，可国民党对共产党始终提防着一手。桂林城里到处都是特务，军统的、中统的，明的暗的，谁也不知道哪个茶馆伙计、哪个报童、哪个三轮车夫就是他们的眼线。

　　所以电台必须藏好。

　　李克农在这方面是行家。他搞了半辈子情报工作，知道怎么把东西藏得严严实实的。

　　办事处的电台有三部。

　　一部是公开的，设在城北的路莫村——那是办事处的物资转运站，离城区有十来里路，相对僻静。这部电台是给人看的，发一些不那么敏感的电报，应付检查。

　　一部是备用的，藏在六合路的一个秘密地点。平时不用，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启用。

　　还有一部，就藏在万祥醩坊的楼上。这部电台是整个办事处的核心。

　　藏电台的地方选得很巧妙。

　　那间屋子看起来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衣柜，墙上挂着一部老式电话机，号码是2818。但秘密就在这些寻常物件里头。

　　电键和发报机拆开了，藏在衣柜的隔层里。手摇发电机平时收在床底下，用的时候才搬出来。最绝的是天线——天线就藏在房间天花板的木板夹层里，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出来。

　　负责安装这部秘密电台的，是一个叫刘澄清的年轻人。他后来当了邮电部的副部长，但那时候，他就是个沉默寡言的技术能手，能把一堆铁疙瘩拼成一部好用的电台，也能在几分钟之内把它拆成一堆零件，谁也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处长，”刘澄清有一天对李克农说，“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

　　“平时这些设备都拆开藏好，看不到。用的时候搬出来组装，用完了再拆开收回去。这样就算特务进来搜，也搜不出什么来。”

　　李克农默默点头：“收发报的时候怎么办？”

　　“两个人操作机器，两个人放风。一个守在楼梯口，一个站在那边窗口——那个位置能看到整条巷子，有人来了，远远就能发现。”

　　“好。”李克农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这么办。”

　　从那以后，那间不起眼的屋子里，时常会在深夜亮起一盏微弱的灯。窗子用黑布遮得严严实实，屋里只有电键“滴滴答答”的声响和发电机轻微的嗡嗡声。

　　电波穿过夜空，飞向延安，飞向重庆，飞向新四军的各个驻地，飞向香港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这些电波里，有请示，有  汇报，有情报，有命令。

　　——“桂林物资已备妥，三千套棉衣、五百箱药品，待运。”

　　——“港方捐款二十万元，已由廖承 志同志转来，请指示分配方案。”

　　——“桂系态度有变，黄旭初近日与重庆电报频繁，需   密切关 注。”

　　而在楼下，黄焕达的酒铺照常营业。桂花酒的香气飘 满巷子，买酒的人进进出出，谁也想不到头顶上正在发生着什么。

　　（四）周恩来三到桂林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格外冷。

　　十二月的一天傍晚，一辆不起眼的轿车悄悄停在了万祥醩坊的后门。车上下来三个人，为首的穿着深灰色中山装，浓眉大眼，步履稳健。他看了看酒坊的招牌，微微点了点头。

　　“周恩来同志到了。”李克农快步迎上去。

　　这是周恩来的第一次到桂林。

　　办事处刚成立不久，百事待举。周恩来这次来，主要是部署南方局的工作，同时也要见一些人——桂系的、文化界的、华侨方面的，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李克农把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让了出 来。

　　那间屋子在二楼，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桌上堆着文件。周恩来看了看，笑着说：“克农同志，你这住处倒是不错，桂花香味都能飘进来。”

　　“周副主席，您就住这儿吧，我跟其他同志挤一挤。”

　　“不用挤，我住不了几天。”

　　说是住不了几天，可周恩来在这间屋子里办了多少事啊。

　　李克农把办事处的情况一一汇报。周恩来的神情时而严峻，时而舒展。当听说秘密电台运转正常，已经和延安、重庆、香港都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当听说门外有特务盯梢，办事处同志活动受限时，他皱起了眉头。

　　“不要紧，”周恩来说，“有公开身份掩护，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但你们也要小心，该秘密的事一定要秘密。”

　　第一次来，周恩来还做了一件事——去拜访了李济深和白崇禧。

　　李济深——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威望很高。周恩来登门拜访，两人谈了很久。李济深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认可的，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

　　至于白崇禧，自打那次在公路上有过一席谈之后，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确实比从前更和缓了。周恩来登门，他客客气气地迎接。两人谈抗战大局，谈了桂系的态度，谈桂林办事处的运作，虽不能说推心置腹，但至少是坦诚相待。

　　“健生兄，”周恩来临走时说， “桂林这个地方，将来大有可为。”

　　“恩来兄放心，”白崇禧拱手道，“只要有我白某人在，贵党的办事处尽管放心运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第二次来到桂林。

　　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护送叶挺去皖南就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那时候刚从澳门回来不久，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等待安排。周恩来从重庆飞到桂林，亲自安排了一辆车，派人把叶挺接到桂林，又在桂林做了短暂的停留，然后一路护送到皖南。

　　“叶挺同志，”周恩来临别时握着他的手说，“新四军就交给你了。这会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

　　叶挺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后来的新四军，活跃在大江南北，成为敌后抗日的一支劲旅。

　　一九三九年四月，周恩来第三次来到桂林。

　　这一次，他在桂林停留的时间最长，干的事也最多。

　　除了办事处的工作，他还带着一份特殊的使命——筹办《救亡日报》的复刊。

　　(五) 桂林文化城

　　《救亡日报》本来是上海的一家报纸，抗战爆发后迁到广州，广州沦陷后被迫停刊。报社的人带着印刷机和铅字，一路辗转到了桂林，正愁找不到出路。

　　周恩来把报社总编辑夏衍叫到八办。

　　“救亡日报一定要复刊，”周恩来说，“要在桂林办。桂林现在是西南的文化中心，这里需要一面旗帜。”

　　夏衍是浙江人，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不急不缓，是个典型的文化人。但在文化人的外表下，他有一颗坚定的革命者的心。

　　“办报的钱从哪里来？”夏衍问。

　　“我来想办法。”周恩来说，“你只管把报纸办好。但有一点——报纸表面上要保持中立，不要太红，否则桂系那边不好交代。具体工作由李克农同志领导你。”

　　夏衍点了点头。他不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该红时就红，该不那么红的时候就不能太红，一切都要服从抗战的大局。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了。

　　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虽然是“灰色”的，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它的倾向。更重要的是，这张报纸像一块磁铁，把当时流亡在桂林的文化人都吸引了过来。

　　郭沫若来了。他刚从武汉撤下来，胡子拉碴，精神却很好。他在桂林做了几场演讲，场场爆满，讲的是抗战必胜的道理，听得人热血沸腾。

　　茅盾也来了。他带着一家老小，在桂林租了一间小屋住下。白天写文章，晚上编稿子，偶尔去办事处坐坐，和李克农聊聊天。

　　巴金、徐悲鸿、李四光、田汉、欧阳予倩……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响当当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桂林的街头。

　　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桂林文化城”。

　　最多的时候，桂林聚集了上千名文化人，著名的就有二百多。出版社220家，报刊杂志260多种，图书2000多种，抗战书籍印数占全国出版量80%，上百个文化团体。书店一家接一家地开，报纸一份接一份地出，活报剧在街头演出，版画在墙上张贴。人们说，那时候的桂林，供应着全国三分之二的精神食粮。

　　而在这热闹的文 化景象背后，万祥醩坊那栋不起眼的小楼里，灯火始终亮着。

　　李克农在领导着整个南方局的地下工作。他是情报出身，做事滴水不漏。办事处和外面的文化人打交道，公开场合谈的是抗日救亡，私下里，组织关系、秘密联络、情报传递，样样井井有条。

　　桂林城里那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物——一场募捐演出、一场诗朗诵、一个新开张的书店——往往都和那栋小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务们不是没有察觉。可是每次他们想要动手搜查，都有人在上面挡着。

　　有一次，军统的人拿到了“确切情报”，说万祥醩坊二楼 藏着共产党电台。他们气势汹汹地来搜查。

　　李克农早有准备。电台已经拆开藏好了，天线藏在天花板内根本看不到，发报员和报务员——包括他那个才十二三岁的小儿子李  伦——都装作在看书学习的样子。

　　特务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找着。

　　“李处长，”带头那个特务皮笑肉不笑地说，“打扰了。”

　　“不打扰。”李克农客客气气地送客，“下次来提前打个招呼，我请你们喝桂花酒。”

　　特务们灰头土脸地走了。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搜查的时候，隔壁那堵墙后面的衣柜隔层里，电键和发报机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部秘密电台，在桂林两年多，始终没有被发现。

　　（六） 路莫村的日夜

　　从万祥醩坊往北走，大约十来里路，就到了灵川县路莫村。

　　路莫村后来改名叫路西村，但在当时，人们都叫它路莫村。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周围是农田和荒地，是个不起眼的乡下地方。

　　但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子里，坐落着桂林八办最重要的分支 机构——物资转运站。

　　转运站的负责人叫王超北，是个沉默寡言的 中年人，干起活来却像一头牛。转运站的人手不多，但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的任务 就一个字：运。

　　运人，运物，运钱。

　　从香港、东南亚汇来的捐款和物资，经过越南海防，走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再辗转千里送到桂林。到了桂林之后，要先在路莫村集中，然后再分发转运——有的去延安，有的去新四军，有的去敌后根据地。

　　药品、棉衣、枪支零件、油印机、纸张、电台配件…… 转运站里堆得满满当当。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比金子还珍贵。

　　李伦——李克农的那个小儿子——就被安排在路莫村的电台学发电报。这孩子才十二三岁，正是坐不住的年纪。可他老子管得严，把他扔在发报室里，跟那些大人一样，戴上耳机，敲电键，一坐就是半天。

　　“滴滴答答——”

　　李伦的手指在电键上跳动着。他年纪小，学东西快，没多久就能独立值班了。那些大人们都喜欢这个小不点儿报务员，有时候逗他玩，他就鼓着腮帮子不理人，专心致志地发他的电报。

　　休息的时候，转运站的同志们会聚在一起演话剧。没有舞台，就在院子里搭个台子，用床单当幕布，用锅底灰画脸。李伦最爱凑这个热闹，有一回演了个小特务，演得活灵活现，把大家逗得前俯后仰。

　　可别光看这些轻松的。

　　转运工作有多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有一次，情况特别紧急。

　　那是一九四〇年夏天，日本人逼近了滇缅公路，这条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随时可能被切断。桂林转运站接到命令：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把囤积在云南边境的一批战略物资抢运回来。

　　“十辆卡车，要运五百多桶汽油，还有药品和武器零件。”王超北拿着清单，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这些东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糟了。”

　　“什么时候出发？”有人问。

　　“明天。”

　　第二天天还没亮，十辆卡车就从路莫村出发了。返回时车上装满了伪装物资——上面是粮食和日用品，下面才是真正要运的东西。

　　车队走的是山路，崎岖蜿蜒，险象环生。最危险的一段路，是 在悬崖边上，路窄得只能容一辆车通过。司机们咬着牙，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有几次，车轮擦着悬崖边上碾过，碎石子哗啦啦地掉下万丈深渊，车上的人脸色煞白，却没有人喊停。

　　到了目的地，装货的过程也不轻松。

　　五百多桶汽油，一桶一桶地往车上搬。没有吊车，没有叉车，全靠两只手。同志们的手掌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了痂，痂掉了，又磨出新的血泡。

　　药品更要小心。那些瓶瓶罐罐的，碰不得摔不得，比鸡蛋还娇贵。包装箱不够用，就把自己的棉被拆了，用棉絮塞在瓶子之间。冬天的云南虽然不冷，可没了棉被，夜里冻得人直哆嗦。

　　装好货之后，车队连夜往回赶。

　　日本人果然截断了公路。车队几乎是从敌人的枪口底下冲出来的。在最危险的那个隘口，先头车辆发现前方有日军哨卡，车队当机立断，全部熄灯，摸黑前行。黑暗中，只听见发动机低沉的喘息声和轮胎碾压碎石的声音。

　　天亮的时候，车队终于驶出了危险区。

　　十辆卡车，一辆不少。

　　五百多桶汽油，一桶没丢。

　　大量的药品、武器零件，完好无损。

　　经多次转运战略物资，十辆卡车来回转运，足足装了五十辆大卡车的量。这些物资后来分送到了前线和延安，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解了燃眉之急。

　　（七） 来来往往的人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不仅仅是是转运物资，还转运人。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人要去延安，要去新四军，要去敌后根据地，怎么去？从沦陷区到国统区，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关卡重重，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而桂林八办，就是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一个关键节点。

　　来的人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从香港回来的华侨青年，穿着洋装，说着半生不熟的国语，怀着满腔热血要回国抗日。在桂林住上几天，通过重重关卡送到延安，换上灰布军装，就变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有从沦陷区逃出来的知识分子，拖家带口，一路躲着日本人的搜查。到了桂林，喘口气，然后继续西行。

　　还有从南洋回来的党员，带着华侨的捐款，一路上不敢住店，不敢坐车，把钱缝在衣服里、鞋底里。到了办事处，把钱掏出来的时候，那些被汗水和雨水浸透的钞票上，还带着体温。

　　最长住的客人，是一个叫胡光的越南人。

　　“胡光”是个化名，他的真名叫胡志明。

　　那时候，胡志明已经快五十岁了，头发花白，瘦瘦的，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布军装，他对外自称是八路军的炊事班长，在办事处的转运站工作。

　　“炊事班长”的越南口音很重，说中文的时候经常词不达意，但他待人温和，总是笑眯眯的，大家都很喜欢他。

　　没有人知道，这位其貌不扬的“炊事班长”，就是后来越南共产党的领袖。

　　胡志明在路莫村住了不短的时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关注着越南国内的抗日斗争。转运站里的电台，有时候会收到来自越南的消息，他就坐在旁边，竖起耳朵听着，神情专注。

　　有时候，周恩来来桂林，胡志明也会过来，三个人——周恩来、李克农、胡志明——关在那间小屋子里，一谈就是半天。谈什么？当然是抗战大计，还有越南革命的事情。

　　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有名有姓的有上千人。他们在桂林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人住一晚就走，有的人住上十天半个月，有的人干脆留下了，成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但不管停留多久，他们都在这里补足了给养，接上了关系，明确了方向，然后继续赶路。

　　办事处象是一座烽火台，在漫漫长夜里，为那些寻找光明的人，递上一盏灯笼，照亮一小段前行的路。

　　（八） 暗流涌动

　　日历翻到了一九四〇年。

　　表面的合作还在继续，但暗流已经在涌动。

　　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势力越来越嚣张。“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一份接一份地下发，各地的摩擦事件时有发生。在桂林，特务的活动也明显加强了。

　　万祥醩坊门口，盯梢的人从两个变成了四个，后来又变成了六个。办事处的同志出门，总有人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龙飞虎想了个办法。每次要出去送信，就派五六个人一起出门，一人骑上自行车，其余徒步，往不同方向去。特务们一时傻眼，不知道该跟哪一个。

　　“谁甩掉了尾巴，谁负责送信。”龙飞虎说。

　　这个法子虽然笨，但管用。办事处的信，就这样一封接一封送了出去。

　　他们骑的自行车也有故事。那辆自行车是李佩群在越南买回来的法国车，这种车构造特殊——手把上没有刹车，只能靠脚刹。往前蹬时是前行，往回踩时就可以刹车。当年的年轻人叫它“死飞”，骑起来飞快，但也有点危险。可在那时候，谁还顾得上危险不危险？能快一点是一点。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情况更加恶化了。

　　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

　　这一手很毒。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打仗，没有军饷，军需物资从哪里来？粮食、棉衣、弹药、药品，哪样不要钱？

　　桂林八办的担子自然就更重了。

　　从前是以转运为主，现在变成了筹款为主。香港的廖承志把华侨的捐款一笔一笔汇过来，办事处的同志就把这些钱一笔一笔分发出去。

　　李克农的脸色比从前更沉重了。他烟抽得更凶了，有时候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地图一看就是半天。

　　他预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了。

　　（九） 南国的终章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

　　皖南事变。

　　消息传来的时候，整个办事处都呆住了。

　　国民党军队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伏击了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军长叶挺被扣押，政委项英牺牲，近万名新四军将士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

　　那一天，万祥醩坊异常安静。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只有几个女同志蹲在院子里，把脸埋在手掌里。她们的肩头在发抖，但没有声音。

　　那压抑的沉默，比嚎啕大哭更让人透不过气来。

　　周恩来在重庆接到了这个消息。据说，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罕见地发了火。但发火没用，当务之急是善后。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的两幅手书题词登上了《新华日报》。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这首先行表达了对牺牲将士的深切哀悼。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句诗举世闻名，充满了悲愤和对内战阴谋的强烈控诉。这短短25个字，以最少的篇幅，实现了最有力的控诉。

　　在桂林，风浪来得更直接。

　　皖南事变后没几天，国民党当局就下了命令：撤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限令所有人员限期撤离。

　　这一天，李克农早就料到了。他没有慌张，而是有条不紊地布置撤离工作。

　　文书该烧的烧，该藏的被埋在老井那口已经干涸的沙井里。电台被拆成了谁也无法辨认的零件。花名册和账本，一页一页地扔进灶膛，火光一亮，就化成了灰。

　　人员分批走。有的绕道香港，有的经重庆转赴延安，有的就地潜伏下来。

　　龙飞虎带着最后一批人撤离的时候，站在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万祥醩坊。铺子已经关门了，酒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掉了。那栋两层的木楼在冬日的阳光下，安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转过身，大步向前走去。

　　他们没有听到黄焕达的叹息声。

　　这位本分的酿酒师傅，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望着那些曾经人来人往、彻夜灯火的地方。他想起了周恩来那和蔼的笑容，想起李克农的那双看透一切的眼睛，想起了李克农的儿子李伦跑来跑去的脚步声。他没说什么，只是搬出藏了多年的桂花酒，给自己倒了一杯。那酒是老酒，入口醇厚甘甜。

　　他把那味道含在嘴里，很久才咽下去。

　　一九四一年一月底，八路军驻桂林办 事处正式宣告撤销。门前那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的牌子被人摘了下来，连同那一段短暂而辉煌的岁月，一起收进了历史的档案。

　　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短短两年零两个月。

　　这两年多，它转运动了数以百吨计的战略物资，传递了成千上万份情报，护送了上千名人员，团结了数以千计的文化界人士，把一个西南边陲的小城，变成了抗战救亡的文化堡垒。

　　它走了，但那些物资已经到了前线战士的手里，情报已经到了延安窑洞里，人已经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种子已经在无数人心里生根发芽。

　　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六六年，万祥醩坊被重新修复，建成纪念馆。黄焕达把房子无偿捐给了国家。后来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要国家的补偿，他只是说，当年那些人从这里出去，做的是救国的事。这个房子能给他们遮风挡雨，是这房子的福气，也是他的福气。

　　如今，如果你去桂林，找到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走进那座纪念馆，还能看到和以前完全一样东西。

　　那是一辆老掉牙的法国自行车，没有刹车，只能往前。

　　就像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那些人一样。

　　停不下来，只知道往前。

　　二、地干校

　　（一）天圣山

　　桂林天圣山，是一座饱经风雨、承载了厚重近代人文历史的小山。它不像那些闻名遐迩的漓江峰林，却自古为佛门圣地，相传始建于唐，香火绵延不绝，而山中古银杏树也已有数百年历史，每至深秋，满树金黄，宛如佛光普照，素有“银杏禅境”之称。

　　民国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十九年，由桂系黄旭初创办、教育长杨东莼实际负责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培训了1400多名基层干部，校址就选在天圣山脚下，当时被誉为“南方抗大”。

　　山上的“天圣山”石刻就是时任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亲笔题写。同时，发源于尧山脚下的灵剑溪自东向西从天圣山北麓蜿蜒流过，为整个区域增添了几分灵动之气。这所学校的复杂背景（桂系军阀与中共地下党并存）赋予了天圣山独特的政治魅力。

　　（二） 八办的灯光

　　日历翻回1942年底，桂林的冬夜来得早。

　　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二楼的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偶尔有人影从玻璃后晃过，像水中的倒影，模糊而谨慎。

　　李克农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报。纸上的字不多，是恩来同志亲笔拟的，用的是他们之间约定好的那种看似平常却暗含深意的措辞。他又看了一遍，然后将电报凑近灯焰，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卷曲、发黑，最后化为一小撮灰烬。

　　敲门声响起，三短一长。

　　“进来。”

　　推门进来的人是周钢鸣，刚从长沙赶回来，风尘仆仆。他带来一个消息：杨东莼已经从长沙动身，故意绕道，不日将到桂林。

　　“路上安全吗？”李克农问。

　　“八路驻湘通讯处安排得很妥当，他化名走的，身份证明、路条都齐全。”周钢鸣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广西这边，黄旭初已经两次发电报催他上任了。桂系那边很着急。”

　　李克农点点头，没有说话。他走到窗边，将窗帘掀开一条缝，向外看了一眼。桂北路的石板路上空无一人，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他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有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窥伺。广西虽然是桂系的地盘，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但中统、军统的眼线无处不在。稍有不慎，他们这些人都可能成为“意外失踪”的名单上新增的名字。

　　“钢鸣，你明天去接他，直接带到我这里来。不要经过其他人。”

　　“明白。”

　　周钢鸣转身要走，李克农又叫住他：“等等。他来了之后，你暂时不要跟他直接接触。以后……派别人。”

　　周钢鸣愣了一下，旋即明白了。这是单线联系的基本规矩——杨东莼只能知道他一个人，其他人，即使是同志，也不能让他知道。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是安全、是生死。

　　（三） 绕道而来

　　杨东莼是两天后到的。

　　他没走湘桂铁路的正规路线来桂林，而是从长沙绕过衡阳再到全州后，再转乘一段水路，最后才搭上一辆运送货物的卡车进入桂林。这条路线多走了将近两百公里，但安全。长沙八路通讯站的人告诉他：你现在是“杨先生”，不是杨东莼，不是那个写过《中国文化史》的学者，不是那个干过师专校长的教育家。你只是一个从湖南来广西谋事的普通人。

　　“普通人”三个字，他深有体会。

　　从1923 年入党算起，他已经做了十六年的“普通人”。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做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在异国的图书馆里啃那些大部头的唯物辩证法著作；回国后，他在北方几所大学教书，偶尔写几篇文章，不咸不淡，不冷不热，像个与世无争的学者。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之下，藏着怎样一条暗流。

　　他想起1932年，白崇禧的幕僚刘斐来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广西师专当校长。那时候的广西，在许多人眼里还是蛮荒之地。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去了。不是因为桂系给的待遇好，是因为组织上告诉他：去，那里需要你。

　　那是他第一次在广西扎根。那一干就是两年多，他把师专办得风声水起，请了薛暮桥、姜君辰这些进步学者来教书，学生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桂系那边对他颇为满意，李宗仁、白崇禧都夸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夸赞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掩护。

　　1934年，他离开了广西，因为组织上另有安排。走的时候，白崇禧还特意设宴送行，说“东莼兄，随时欢迎你回来”。

　　五年后，这句话兑现了。

　　卡车的引擎声打断了回忆。杨东莼从车厢里探出头，桂林的城楼已经出现在视线中。城门洞开，进进出出的人流里，有挑担的小贩、扛枪的士兵、背着包袱逃难来的难民。这里还算太平，但空气中已经能嗅到战争的味道。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之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谁？长沙？桂林？谁都不清楚。

　　他在北门下了车，沿着桂北路往前走。李克农在电报里只说了四个字：一百三十八。

　　那是一栋小楼，门口挂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他站在门口看了几秒钟，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四） 堂叔还好吗

　　“从家里来了啊，堂叔都还好吗？”

　　这是李克农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暗语。杨东莼心领神会，当即答道：“都好都好。父亲本来要一起来的，没想到前两天把脚给崴了，不方便出门了。”

　　李克农脸上露出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笑容，点点头：“请。杨东莼同志，一路辛苦了。你和我同在，请坐。”

　　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称呼“同志”。杨东莼觉得心头一热，但面子上还是保持着冷静。他坐下来，环顾四周。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上面插着几枚红蓝两色的小旗。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平静，仿佛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处，和那些国民党机关没什么两样。

　　但他知道，这栋小楼是桂林的心脏。所有从南方各地传来的情报，所有通往延安、重庆的联络，都在这里交汇，然后被送往该去的地方。

　　“我是故意绕道从长沙到桂林的。”杨东莼主动汇报，“离开长沙的时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告诉我，到桂林办事处报到，身份保密，不能公开。所以我谁都没说，直接过来了。”

　　李克农微微点头：“来之前，恩来同志已经跟我们发过电报了。”

　　恩来同志。这四个字在杨东莼心里激起一阵波澜。周恩来——那个在重庆、在延安、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看到的身影。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到广西，背后是周恩来亲自拍板的。这让他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我呀，”李克农忽然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是做教育的，最大的愿望，是到延安抗大去任教。没想到恩来同志会把我派到国统区。”

　　杨东莼怔了一下，随即笑了。他没想到李克农会跟他说这些。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地下工作应该是严肃、紧张的，每一句话都暗藏机锋，每一个眼神都意味深长。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李克农是个能让人放松下来的人。

　　“你的这个愿望，在我们这儿是有普遍性的。”李克农继续说，“我们的同志当中，十有八九都想去延安。但是，在广阔的国统区，也有我们的阵地，要有人坚守。”

　　最后一句话，语气又变了。

　　杨东莼听出了这句话的重量。他坐直了身体：“我明白。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李克农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将门推开一条缝，朝外面看了一眼，确认走廊上没有人，才重新坐下。

　　“我先跟您交代一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第一，不能向任何人公开你中共党员的身份。在桂林，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位同志也知道你的身份。第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主动联系组织。我和你也不能公开见面。”

　　杨东莼听着，心里默默记下。他想起1932年在师专的时候，那时候他虽然也是秘密党员，但处境远没有现在这么敏感。那时候的广西，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白热化的程度，国共合作的局面更没有形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办一所普通的学校。但现在不一样了。他是要去一所挂着桂系招牌的干部学校做实际负责人，是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培养干部。这是完全不同的事。

　　“还有吗？”他问。

　　“我们的办事处，在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

　　“好，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记住了。”

　　李克农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边吃边聊。”

　　（五） 还有一个人的秘密

　　饭菜很简单，两菜一汤，米饭管够。两人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吃边谈，但谈话的内容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正式了。

　　“克农同志，”杨东莼忽然放下筷子，表情认真起来，“您刚才说，还有一位同志知道我的身份，他是谁呀？”

　　李克农端起酒杯，没有看他，只是说了两个字：“喝酒。”

　　杨东莼愣住了。他端着酒杯，看着李克农，想从那张看似平静的脸上读出点什么来。但李克农的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就像他刚才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

　　酒杯在两人之间停留了短暂的一瞬间。杨东莼明白，这个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

　　不是因为李克农不信任他，而是因为——

　　“涉及党的机密，就当我没问。”杨东莼说完，一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那酒有点辣，辣得他眼角微微发涩。

　　他当然想知道那个人是谁。这是一种本能。一个人如果知道有人在暗中注视着自己，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在哪儿、什么时候会出现，心里总会有些不踏实。但理智告诉他，这种“不踏实”恰恰是安全的保障。如果他知道得太多了，一旦出事，就是一串蚂蚱全被牵出来。地下工作的第一条法则，就是“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李克农看着他，眼睛里有种复杂的神色，像是在说“你理解就好”，又像是在说“你会知道的，但不是现在”。

　　他确实会知道的。只是那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眼前的现实是：他，杨东莼，将以一个“非中共党员”的身份，以“教育长”的名义，去接管一所桂系军阀办的干部学校。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做的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得大一点，他要在这里培养一批又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基层干部，让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到广西的每一个角落；说得小一点，他要在这里让每一堂课都充满抗日救亡的激情，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中国的未来不是国民党一党独大，更不是向日本妥协投降，而是全民抗战、民主建国。

　　这就是他的任务。这就是李克农要他“坚守”的阵地。

　　（六） 黄旭初的电报

　　就在杨东莼抵达桂林的前一天，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发出了第三封催促电报。

　　这一次，电报是直接拍给杨东莼在长沙的临时住所的。措辞很客气，但焦急之情溢于言表：“东莼兄大鉴：干校筹备已近尾声，急需教育长主持校务。望兄早日南下，共襄盛举。弟旭初谨上。”

　　黄旭初确实很着急。

　　广西话里有一句俗语叫“临急抱佛脚”，大概就是形容这种局面。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原定1939年2月开学，但现在已经是1938年12月底了，教育长的人选还没有最终敲定。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桂系内部曾经讨论过几个候选人。有人说让李任仁来兼任，李任仁是桂系元老，资格够老，但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有人说让邱昌渭来，邱是留美博士，学问不错，但个性太强，跟谁都合不来；

　　还有人提议从民团干部学校里提拔一个人，但这显然违背了创办“新型干部学校”的初衷——如果还是老一套，那换个牌子有什么用？

　　最后是李任仁自己提了一句：“我看，杨东莼最合适。”

　　这个名字一出来，在座的人都不说话了。

　　杨东莼，1932年到1934年在广西师专当校长，把一所刚刚成立的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桂系上下对他印象极好。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桂系的人，也不是蒋介石的人，他是“无党派”，是纯粹的学者。这样的人来当教育长，既能让桂系内部各方接受，又不会引起蒋介石那边的猜忌。

　　黄旭初当时就拍板了：“就他了。”

　　于是就有了第一封电报。杨东莼没有立即回复。第二封电报发出去之后，杨东莼回了一封，说：“此事重大，容我考虑。”黄旭初等了一个星期，没等到下文，于是发了第三封。

　　他哪里知道，杨东莼不是去“考虑”了，而是去请示了。

　　请示谁？请示组织。

　　请示的结果，就是杨东莼绕道而来，走进了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的门。

　　（七） 李任仁的推荐

　　在桂系内部，李任仁是个特殊的存在。

　　他是广西临桂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但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对蒋介石的独裁作风颇有微词。抗战爆发后，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中共的抗日主张。桂系的李、白二人对他既倚重又提防——倚重他的声望和人脉，提防他的“左倾”倾向。

　　但无论如何，李任仁说出来的话，在桂系上层是很有分量的。

　　推荐杨东莼，不是李任仁一时兴起的提议。在提出这个名字之前，他曾经和一个人通过气。

　　那个人就是李克农。

　　李克农和李任仁之间的接触，始于1938年秋天。那时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还在筹备阶段，李克农刚刚率队从武汉撤到桂林，人生地不熟，急需在当地找到可靠的、愿意合作的人。李任仁无疑是最合适的一个。他是桂系元老，却又对中共抱有同情；他身份显赫，却又不像那些做官老爷的人一样高高在上；他年事已高，但对时局的判断依然敏锐。

　　李克农和李任仁的会面，当然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具体谈了什么，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已经说明了一切：李任仁向黄旭初推荐杨东莼，黄旭初接受了这个推荐，杨东莼被邀请出任教育长。

　　一环扣一环，精准得像一场精心排练的戏剧。

　　而站在幕后的总导演，此刻正坐在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的饭桌前，和杨东莼喝那杯辣得呛人的酒。

　　（八） 桂系的两难

　　要理解杨东莼出任教育长的意义，就不能不了解1938年底桂系的处境。

　　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内忧外患。

　　外患是明摆着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同月，武汉失守。日军从北、从东、从南三面逼近广西，广西已经处在前线的边缘。谁都知道，战争的下一阶段，广西必将成为主战场之一。

　　内忧则更复杂。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桂系在广西的“自治”，但中央军始终在广西周围虎视眈眈。桂系心里明白，一旦桂系的防线上出现漏洞，蒋介石一定会以“支援抗战”的名义派兵进驻广西，到那时候，李、白二人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就很难说了。

　　所以桂系必须自救。自救的方式之一，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

　　在过去，桂系培养干部主要靠民团干部学校。那是一套以军事训练为主的体系，强调的是“服从”和“效忠”。这套体系在广西内部还算管用，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培养出来的人，只能适应地方性的、低层次的行政管理，根本无法应对大规模的战争和复杂的政治局势。

　　桂系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干部——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既能打仗，又能做群众工作；既能执行命令，又能独立思考。换句话说，他们需要的是“能文能武”的干部。

　　于是就有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构想。

　　但桂系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算计：他们希望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干部，首先是忠于桂系的，然后才是忠于国家的。他们希望这些干部成为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基石，帮助他们抵御蒋介石的渗透和吞并。

　　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既要培养有思想、有能力的新型干部，又要这些干部对桂系绝对忠诚。思想和忠诚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自我矛盾的困境之中。

　　犹如 “千古词帝”的无奈之吟：“：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桂系当局当然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控局面。黄旭初亲自兼任校长，就是要给这所学校打上桂系的烙印；课程的设置由省政府审定，就是要确保“政治正确”。至于教育长的人选，他们以为只要选一个“无党派”的学者，一切就都在掌控之中了。

　　他们低估了杨东莼。或者说，他们低估了杨东莼背后站着的那个人。

　　（九） 周恩来的决定

　　“恩来同志已经跟我们发过电报了。

　　”李克农这句话，轻描淡写，却大有深意。

　　周恩来的电报，不是发给李克农一个人的，而是发给“桂林八办”的。电报的内容，除了指示李克农如何安排杨东莼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杨东莼的身份保密等级，定为“特级”。

　　什么叫“特级”？

　　在中共的地下工作体系中，保密等级通常分为三级：一般级、重要级、特级。一般级的保密要求是“不主动暴露”，重要级是“必须严格保密”，特级则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任何人”包括自己的 同志。除了直接上级，不允许有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农在杨东莼面前提到了“还有一位同志知道你的身份”，却无论如何不肯告诉他是谁。不是李克农故作神秘，而是周恩来的电报里就是这么规定的。

　　至于那“另一位同志”是谁，答案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揭晓。

　　（十）借火

　　1939年1月，桂林的冬天冷得刺骨。

　　杨东莼已经搬进了天圣山脚下的一间平房。说是“搬”，其实不过是从办事处的一张小行军床上卷起铺盖，转移到另一张行军床上。桂系方面本来要给他安排一间像样的寓所，他婉拒了，只说：“住在学校里，便于工作。”

　　他对桂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

　　尤其是“工作”二字。

　　从长沙绕道来桂林的时候，周恩来给他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总共四句话，每句话后面都有一个句号。第四句话是：“立足白区，面向延安。”

　　他一直在琢磨这四个字的含义。“面向延安”容易理解 ——心里装着延安，就不会在国统区迷失方向。但“立足白区”是不同的四个字，意思是他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延安的人，他的嘴、他的笔、他的日常交往，都必须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教科书。

　　他必须看上 去是 “无党派”的。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立足”。

　　1月15日晚上，周钢鸣突然来了。

　　周钢鸣是《救亡日报》的干部，广西人，三十来岁，瘦高个儿，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时总要先习惯性地扶一下镜框，像是要 确认自己说的话不会被风吹跑。

　　他来的名义是“探望”，其实就是李克农派来的联络员。

　　“杨先生，李处长让我带个口信。”周钢鸣压低声音，“他说，您需要的教员人选，可以放心去物色。”

　　杨东莼点点头。他知道这“放心”二字的含义：李克农已经为他铺好了路，只要他开出名单，那些名字背后的人，会一路绿灯来到桂林。

　　“他还说，”周钢鸣扶了扶眼镜，“具体的人选，由您决定。但有一条——”他停顿了一下，“尽量不要集中在某个圈子里，面上要散得开。”

　　杨东莼听到这句话，嘴角微微上扬。

　　面上的事情，向来交给面上去做；面下的心思，自有面下的通道。李克农这句话，既是在教他办事，也是在表明两人之间那道必须遵守的界线。

　　“我明白了。”杨东莼说。

　　周钢鸣走后，杨东莼在煤油灯下摊开一张白纸，开始写名单。那一夜，天圣山的风穿过窗棂，吹得灯焰摇摇晃晃，纸上的名字在

　　光线里次第浮现。

　　他几乎是一口气写了二十多个名字。

　　（十一） 群贤毕至

　　从1939年1月到2月，桂林的北门、东门、西门，陆续进来了一些“文化人”。他们带着行李，风尘仆仆，有的是从长沙来的，有的是从武汉辗转过来的，还有几个是从香港和南洋绕道回来的。

　　他们来桂林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说“听闻桂林气候好，想来疗养”；有的说“听说广西建设得不错，想来看看”；有的更简单——“朋友介绍的，说这里有个学校要人”。

　　这些理由都说得过去，也都经得起查问。

　　千家驹来了。他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骨干，早年追随陶行知办教育，一心要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杨东莼安排他在学校主讲经济学和农村问题。

　　姜君辰也来了。他后来被学生们记住的，不仅是他的经济学课程，还有他那不紧不慢的语气和总在课上夹带的一些超出教学大纲的内容。1941年之后，姜君辰去了苏北新四军驻地，后来还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共七大。

　　还有张健甫，湖南人，杨东莼的老乡，历史学家。他被安排讲授社会科学概论。秦柳方，同样是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骨干，主讲政治经济学。

　　湖南的徐特立、上海的陶行知、重庆的沈钧儒，这些教育界、民主界的名人虽然没有直接到校任教，但他们与杨东莼的书信往来、对学校的关注与支持，让地干校在社会舆论中站稳了脚跟。

　　学校还在招收女生方面开了广西的先河。杨东莼早在1932年担任广西师专校长时，就开广西高等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这个传统延续到了地干校，从第二期起，每期招收女生一百四十四人，编为一个女生中队，为她们量身定制课程和阅读书籍，培养能够深入农村的妇女干部。那些从地干校毕业的女生，后来下到农村从事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组织训练广大农村妇女，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坚强后盾。

　　（十二） 地下党支部

　　李克农说的“另一位同志”，杨东莼始终没有追问，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个人就在学校里。

　　事实如此。

　　学校建立之初，中共组织便已同步建立。校内设有省内、省外两个党支部。省外党支部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省内党支部则由广西地下党领导。两个支部之间互不交叉，各自单线运作。杨东莼与两个支部都不直接产生工作关系，他只听命于李克农一人的指令。

　　这支地下队伍的成员名单，后来在史料中散见于各处。有一个人叫潘伯秀，广西都安人，早年就参加农民革命活动，1938年调任地干校教官后，参加校地下党支部活动。

　　另一个人叫肖敏颂，是杨东莼从长沙请来的。他被安排主讲述《论持久战》为核心的时事政治课。有一天课间休息时，一个学生问他：“你说日本为什么会侵略我们？”肖敏颂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这个问题，答案是‘落后’两个字。但这两个字背后藏着的道理，你们要在未来的日子里自己去找。”

　　还有一个人叫姜君辰，除了主讲经济学之外，还在地下负责一些更敏感的工作。他与薛暮桥、钱俊瑞等人一道，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桂林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1年初，才奉命离开。

　　这是一张严密的网。网上的每一根线，都通到一个点： 李克农。

　　（十三） 《论持久战》

　　肖敏颂的《论持久战》课，在学员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位学员在日记中写道：“肖老师说，中日之战必然是一场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这不是喊口号，是分析。他说日本的优势是暂时的，它的战争机器开得越快，耗尽自己的速度也越快。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教室里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杨东莼知道，这堂课的意义，远不止于给学生灌输一些抗日知识那么简单。桂林地处国统区，能公开讲授延安的理论思想，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它不仅限于肖敏颂一个人的课。杨东莼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经常邀请各类专家学者到校演讲。胡愈之在武汉失守后就转到了桂林，参与创办了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也曾到地干校参与相关工作。范长江、黄药眠、张铁生等人也应邀到校演讲。

　　国民党爱国将领方振武也曾来校参观座谈。

　　甚至有一次，一个重量级人物也来了。

　　（十四） 胡愈之的演讲

　　1939年深秋，桂林。

　　学校的礼堂挤满了人。长条木凳上，过道里，连窗台上都坐着学员。前排还有几张陌生面孔——从城里赶来的中学教员和书店店员。

　　杨东莼陪着一位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来。那人身材不高，戴圆框眼镜，面容温和。他在讲台前站定，没有坐下，只把几页提纲轻轻搁在桌上。“今天请胡愈之先生来讲国际形势。”

　　掌声扎实地响起来。

　　胡愈之推了推眼镜，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两条线，各画一个箭头。

　　“这是德国。这是日本。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他把两条线圈在一起，“但它们是一丘之貉。”

　　礼堂静得听见风吹银杏树叶的声音。

　　他说，德国人的坦克和日本人的飞机，是同一场战争的拳头。这不是中国和日本的战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跟法西斯强盗的战争。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

　　“有人在问，武汉丢了，广州丢了，这仗还打不打得下去？”

　　台下没有人说话，但许多眼睛都藏着这个问号。

　　他忽然提高声音：“打得下去。而且一定打得赢。”

　　他说，日本是小国，每占一座城就要留人守，占得越多兵力越散。中国地大人多，时间在我们这边。

　　“你们看过乡下的水牛吗？力气很大。可桂林的农民用牛绳子把它的鼻子穿起来犁田。日本人就是那头水牛。”

　　有人笑出声来。胡愈之也笑了，随即严肃起来：“这就是‘持久战’。”

　　杨东莼坐在前排，把烟头轻轻按灭在鞋底上。

　　胡愈之讲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人走动。他说话不快，偶尔扶一扶往下滑的眼镜。讲到紧要处，会用指关节敲敲桌面。

　　最后他端起凉透的白开水喝了一口。

　　“同学们，你们将来要到各乡各村去。那里的人可能不识字，连桂林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但他们是中国的根。”他停了一下。

　　“你们要告诉他们，中国不会亡。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孙会活在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没有日本兵，没有轰炸，没有苛捐杂税的干干净净的中国。”

　　“你们相信有这么一天吗？”

　　“相信！”

　　声音从各个角落炸出来，震得窗户嗡嗡响。

　　胡愈之点了点头，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拿起提纲走下讲台。掌声像暴雨砸在屋顶上。

　　那天晚上，宿舍的灯熄得很晚。一个从蒙山来的学员趴在通铺上，就着油灯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写道：

　　“胡先生说的话，我听懂了。中国不会亡。我信。”

　　几年后，这个学员牺牲在桂北的一场遭遇战中。和他一起的，还有好几个那天在礼堂里鼓掌的人。

　　（十五） 叶剑英的演讲

　　时隔不到半个月。

　　学生们被紧急集合到大礼堂，先是进行常规的早上点名。然后，学校广播说有一位重要来宾要来讲话。

　　没有提前通知是谁，这是杨东莼周密考虑的结果——有些人的行程，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当那个身着朴素军装的瘦高身影走上讲台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

　　他站在台上，先是环顾了一下台下黑压压的学员，然后用不紧不慢的四川话说：“同学们，今天我不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想跟大家谈谈当前战局的特点。”

　　这场讲座的内容，后来被详细记录在学校档案里。叶剑英没有使用太多政治口号，而是从一个军事家的角度，分析了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和日军后方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在叶剑英看来，只要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中国不仅能拖住日军，还能在消耗中逐步积累反击的力量。

　　讲座结束后，有学员围上去提问，叶剑英一一回答，谈笑风生，没有任何架子。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叶将军讲了快两个小时，一口水都没喝。他走的时候，我们都站起来鼓掌，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

　　（十六） 歌声与笑声

　　地下工作不是只有紧张和压抑。天圣山脚下的校园里，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它充盈着歌声和笑声。

　　杨东莼自己就是一个会“活跃气氛”的人。他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每学期开两次联欢晚会，师生合演话剧、表演节目，任何人都不能缺席。每到晚会，学生们总要请他唱京剧。

　　他既能唱须生，拿手戏是《四郎探母》《打渔杀家》，又能唱武生戏《武松打虎》等选段，唱得有板有眼。有一次唱完《武松打虎》后，台下起哄喊“再来一个”，他一连返场唱了三段戏，最后嗓子都有些哑了，才被学生放回座位。

　　还有一次，全校组织大合唱，唱的是《黄河大合唱》。杨东莼站在台上，指挥全校五六十个学生齐声高唱。歌声传出去很远。据说天圣山山脚下的农民都能听到，有人停下手里的活儿侧耳倾听，不知道这所学校里为什么每天都这么热闹。

　　这些歌声和笑声，是一种无声的宣言：这里不是一座普通的干部培训学校，这里是一座蓄势待发的革命熔炉。

　　（十七） 胡志明与“假夫妻”

　　天圣山脚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李克农坐在桂林办事处的小楼上，面前是一封刚从延安辗转传来的密电。电报上只有几句话，大意是：一位国际友人即将抵达桂林，受你的保护。

　　这位“国际友人”，就是化名“胡光”的胡志明。

　　但这不是最终方案。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胡志明最终到达的是桂林南边的柳州，并不在桂林八办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不过，在周恩来和白崇禧经过协商达成共识之后，桂林八办开始为一些特殊的“国际友人”提供掩护。

　　这些人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有秘密穿梭于中越边境的抗日战士，还有一些因投身革命而与家庭失去联系的知识分子。

　　1940年初，办事处忽然接到一个“不寻常”的通知：要通过一位年轻女性与一位身份特殊的越南同志以外人眼中的“夫妻“出场。

　　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假夫妻”的故事。在那个特殊年代，派一位女同志与一位外籍革命者假扮夫妻，是保护国际友人的常用办法。组织上希望王莹（此时她还在国内）参与这项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未成行。

　　最后代行其职的是另一位女性，掩护过程持续了几个月之久，全程由周钢鸣居中联络，连杨东莼对此都不知情——因为他“不需要知道”。

　　这就是地下工作的常态：只见一隅，不见全貌。所有人都只知道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极小部分。

　　这段秘密掩护任务的意义，要到很多年后才能显现。它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缩影，也是桂林八办在严峻环境下发挥统战职能的生动写照。

　　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多年之后，当中越边境的战火重燃，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革命者，因政治风向的巨大转折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十八）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40年初春，天圣山脚下的桃花开得正盛。

　　杨东莼却嗅到了一丝异常。

　　三月的一个傍晚，周钢鸣冒着细雨摸黑赶来，连伞都没打，衣领上全是水珠。杨东莼给他倒了一杯热茶，他没喝，先扶了扶湿漉漉的眼镜框，低声说——“来人了。”

　　“什么人？”

　　“中统。”周钢鸣的声音压得更低，“来了三个，伪装成商人，住在桂北路的一间客栈里，离八办不到两百米。”

　　杨东莼心中一震，面上却不露声色。

　　他知道中统的眼线早就遍布桂林，但如此靠近八办，还是第一次。这分明不是例行监视，而是有针对性的盯梢。“目标？”

　　“目前还看不出。”周钢鸣顿了顿，“但你来桂林的时候，长沙那边……”

　　“有人泄密？”杨东莼问。周钢鸣没有回答——他的沉默就是答案。

　　了之后，桂林八办门前那棵老梧桐树下，就开始多了一把从不收摊的藤椅。事态很快升级。

　　到1940年秋天，大批特务涌来桂林，加强了对八办的监视——“甚至是随便穿个便装，就敢蹲在八办门口，一包烟抽一天”。这种明目张胆的盯梢，意味着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机已然逼近。那张藤椅的主人，已经沉不住气了。

　　王莹走后的第一个月，杨东莼开始失眠。天圣山的夜晚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没有向李克农报告自己的不安，因为李克农自己也处在风暴眼中。八办被盯梢的消息，杨东莼是从周钢鸣那里辗转听来的。他不能直接去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甚至连路过都要绕远路。

　　1940年春，李克农主持下、八办直接领导的《青年生活》月刊创刊，宗旨是“努力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坚持进步、团结、抗战的方针”。杨东莼拿到创刊号时，在深夜读了很久。他知道，在国统区办这样的刊物，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但同年4月18日，《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便遭反动派无理阻 挠，以内政部名义强令停刊。消息传来，进步人士的心沉了下去——这是政治风暴来临前最明确的一次警告。

　　在这股席卷桂林的政治寒潮中，李克农仍然保持着惯常的冷静。八办身处漩涡中心，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特务监视，他不但没有 慌乱，反而策划了一个大胆的举动。1940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站在八办二楼的窗口，看着楼下藤椅上那个“抽烟的闲人”，忽然转身下楼。他走到门口，当着一众特务的面，把八办的大门豁然打开。

　　然后他就站在门廊下，不慌不忙地喝茶，目光穿过那些故作镇定的陌生面孔，仿佛在说：你们都在这盯着呢，要不要进来喝一杯？

　　特务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动。他们惯于在暗处窥伺，忽然被 人推到明处，反而不知所措。

　　这个行径虽然后来被同志们称作“神操作”，但李克农心里清楚：表面的从容只源于内部的严峻。他手中的情报让他确认——天真的要变了。

　　1940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整个国统区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

　　1940年11月12日，李克农坐在八办二楼的办公桌前，铺开一沓毛边纸，蘸满墨汁，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请示电报。那封电报的措辞一如他平日的风格，克制、冷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但每个字都透着沉重：“鉴于国统区政治形势的日益恶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否应做撤销准备？请中央指示。”

　　这封信写完，他没有立刻发出。他把笔搁在砚台上，合上那张纸，放进抽屉里，然后走到窗边静静站了很久。窗外那棵梧桐树刚落了最后一片叶子，老特务裹紧了衣服，把藤椅往墙角缩了缩。

　　秋天快结束了。八办撤走的当天，桂林下了一场雨。

　　杨东莼站在天圣山的山道上，远远地望着城区方向。他没有去送行。那次秘密送行，也是一位女同志独自上路的——出发前她说李克农有交代，“不要惊动任何人，尤其不要告诉杨东莼”。后来周钢鸣告诉他，让她去的理由是“那边需要一个能和白崇禧那边的人直接打交道的人”，而杨东莼在省内的处境已经很凶险了。

　　桂系也变了。过去，白崇禧与李宗仁为自保，曾暂时容忍中共在广西的存在。可随着蒋介石的压力加大，桂系的“开明”面具正在一层层剥落。校内的进步教员开始遭到怀疑，授课内容被挑刺，连杨东莼自己也收到了一封“措辞微妙”的信，劝他“注意分寸”。

　　1940年5月，杨东莼正式向黄旭初提出辞呈。不是他想走，是形势逼着他必须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

　　同年12月，桂系正式下令：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停办。

　　消息传出的那天，校园里从没有那样安静过。学生在教室里默默地整理笔记，教员收拾着行李。没有人来欢呼，没有人来宣布什么， 每个人都明白，那段燃烧着激情和希望的岁月已经结束了。

　　从此以后，这条断掉的线要再等很久才能接上。在人事交接和撤退的紧张气氛中，桂林还发生过一个不为人知的片段：

　　组织上安排一位女同志与一位身份特殊的越南同志假扮夫 、妻，是保护国际友人的常用办法。王莹被考虑过参与这项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后来代行其职的是另一位女性，一直对杨东莼保密。

　　这段秘密掩护任务的意义，要在很多年后才能显现。但当下的主线是：李克农走了，杨东莼走了，连剧团也早已远赴南洋。偌大一个桂林，转眼间安静得像一座空城。有些故事正在结束，有些故事才刚刚开始。

　　（十九） 双面人

　　谢和赓是地地道道桂林人，他生在桂林，长在桂林，如今又在桂林为官。这个“官”当得并不轻松。

　　謝和賡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2年底，面对“九一八”事变化之后的国难，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翌年3月，他經馮玉祥部隊中的中共人士宣俠父的介紹，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同盟軍中，谢和賡是一個不起眼的三等兵。但由於表現出众，他被吉鴻昌委任為上尉秘书兼司令部教导队員，还先后担任过馮玉祥和吉鴻昌的秘書。

　　1933年10月，由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中共决定派已是共产党员的谢和赓利用其广西籍贯的身份，打入桂系内部开展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宣侠父也受命一同前往，他们成为了共同执行任务的生死搭档。

　　在冯玉祥、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的推荐下，两人成功打入桂系，并逐渐站稳脚跟。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省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不久，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迎合了当时桂系标榜“自治、自卫、自给”的所谓“三自”政策，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嘉许。

　　随即，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此无须经岗哨通报，便可随意出入李、白的住处。谢和赓感到时机已成熟，遂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同来的宣侠父，称其此前在黄埔军校一期以文武双全著称，有“黄埔怪杰”的称号，又擅于做联络工作。于是，宣侠父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咨议。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站稳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秘密接头，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汇报有关情报。

　　作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他每天要处理大量公文，从战区部队的调防方案到地方政府的请示报告——每天经手的绝密文件，少说也有十几份。但他真正的任务在文件之外——只与宣侠父单线联系，受周恩来、李克农直接领导。

　　谢和赓的身份，除了李克农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少数人，整个广西没人知道。在所有人的眼里，他只是白崇禧身边那个勤奋能干的同乡秘书，白崇禧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偶尔，谢和赓需要把党的重要思想、对敌方针“翻译”成白崇禧能理解的话。做得极隐蔽、极自然。有时候只是一份文件的措辞，有时候是一句话的轻重缓急，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提议的眼神。

　　更传奇的地方，远不止于此。

　　1940年秋，白崇禧召集秘书班子准备一份高层训话稿。三位秘书各拟一稿，白崇禧用过之后余下两份，用的这份竟被国防部正式刊载印发。白崇禧将那本小册子送给蒋介石阅览时，蒋介石看后难得地表态“很好，很好！”。结果是谢和赓领衔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国民党中央军委秘书。

　　如果没有谢和赓在其中巧妙布置，这件事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而白崇禧也不会如此不设防。

　　在谢和赓的履历里，他可享受了“八任秘书”的美誉记载：吉鸿昌的上尉秘书、白崇禧的上校机要秘书、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国民党中央军委秘书、李宗仁秘书、全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兼理事长秘书、军训部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桂林行营秘书。

　　谢和赓的“八任秘书”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些“插曲”拼接在一起，就是一条长长的、看不见的道路。白崇禧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人在暗中为他铺好了红地毯。

　　1940年底，地干校解体，桂林的政治空气越来越凝重。谢和赓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白崇禧的办公室里，整理文件、起草电报、处理机要。没有人看出他的异样，也没有人知道，桂北路一百三十八号的主人虽然已经撤离，但这根暗桩，仍然深深嵌在国民党的心脏里。

　　他的下一个任务，正在千里之外的地方酝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将来还有一个重大使命——陪同白崇禧出席南京军事会议，力主他北上参会共赴国难，为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

　　无论1940年那个午后发生了什么，历史的车轮始终朝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二十）离开地干校

　　1940年深秋，地干校最后一期学员毕业离校，杨东莼独自坐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对着满架的书发呆。

　　这将近两年的时光，像一场大梦。他想起1932年刚到广西，在“桂林师专”做校长时，也是这样的一个秋天。那时候广西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教育理想，把一所新生的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如今八年过去，他再次离开广西。两次走的原因不一样，但两次都是相同的——都是被“请”出去的。

　　“请”字在这里要加引号，是因为第一次是国民党反动派迫使他离职，第二次是桂系“奉命结束”学校。他早就习惯了这种“请”的方式。

　　从1923年入党到现在，他走南闯北，从长沙到武汉，从武汉到日本，从日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再到广西。每一次变动都有些被迫的成分，但每一次他都能找到新的阵地。

　　他想起李任仁送别时说的那句话：“东北、华北、华南，我们都走过来了。地干校办到今天，也算功成名就、功成身退。”这位桂系元老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可他说完之后，抬手在杨东莼肩上用力拍了一下。

　　那个动作让杨东莼心里发酸。他知道李任仁也知道他有些话没说出来。这所学校结束了，但那些被这所学校改变过的年轻人，已经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飞到了广西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会在田间地头、在村公所里、在抗日战场上，把这将近两年来听到的、记住的、消化了的那些道理，一点一点地讲给更多的人听。

　　这就是杨东莼在这将近两年里所做的工作。不是建一所学校，而是建一座熔炉；不是培养几千个学生，而是在几千个人心里，种下同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会开花结果，会生生不息。

　　杨东莼收拾好最后几本书，把它们塞进藤箱。然后站起身，走到窗前看了桂林最后一眼。

　　天圣山还在，校舍还在，花还在开。只是人走了。他提着箱子走下楼梯，没有回头。

　　（二十一）启航

　　1942年春天，重庆的雾比往年更浓一些。

　　谢和赓站在嘉陵江边，手中捏着一份刚批下来的文件——国民政府派遣留学生赴美深造，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表面上的理由是“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底下的真相只有他和王莹两个人知道。

　　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早在1941年秋天，周恩来就在重庆秘密接见了谢和赓和王莹。那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美国后要广交朋友，不要仅仅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也要结交美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一个人你们必须努力争取，她就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幼年随父母到中国，待过很长时间。虽然她反对共产主义，但她在美国的声望很高，争取到她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对于取得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有很大的作用。”

　　王莹听着，心中涌起一股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她知道赛珍珠是谁——那个以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争取这样一个人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确实非同小可。

　　“你们的组织关系，”周恩来的声音压低了，“只有叶剑英同志、董老、颖超、克农、罗青长知道。因此你们到美国后，绝对不可暴露党员身份。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

　　谢和赓点了点头，心中默念着周恩来交代的每一个字。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近十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是他的直接上级；如今组织上又将他派往太平洋彼岸，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上的每一块阵地上都有他留下的足迹，而每一处都要求他有赴死的勇气和守密的决心。

　　临行前的一个清晨，谢和赓又一次去了曾家岩五十号。门前的台阶湿漉漉的，刚洒过水。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是远远地看着那扇门。

　　他是来告别的。以他的身份，这样的告别甚至不能说出口。

　　赴美的船从香港启航，绕道太平洋，穿过日军潜艇出没的危险海域，航行了将近一个月才抵达旧金山。

　　船上的日子并不好过。舱位狭小，海浪颠簸，王莹晕船晕得厉害。谢和赓日夜陪在她身边，给她读诗、唱歌，尽一切努力让她好受一些。他唱的都是抗战歌曲——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些，在剧团排练过的那些。歌声在船舱里回荡，低沉，却有一种穿透黑暗的力量。

　　船上的中国留学生渐渐认识了这对夫妇。有人认出王莹，低声 说：“那不是演《赛金花》的王莹吗？”另一个人接话：“她怎么跟一个国民党军官在一起？”谢和赓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戴着上校军衔的领章，在这些人眼中，他是“白崇禧的亲信”。

　　没有人知道这身军装底下藏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等待。

　　王莹记得周恩来在她临行前说的话——“你们到美国后，一要积极宣传，二要广泛交友。”那根一弦从她上船的那一刻起就绷紧了。她在心里反复默念：不要暴露，不要急于求成，要像一颗种子那样，先扎根，再发芽。

　　船到旧金山的那天，码头上人头攒动。

　　因为太平洋战争尚未结束，美国西海岸的建筑与街道都笼罩在沙袋搭建的工事中。港口的对面是一排棕榈树，树下站着等待亲友的人群。王莹扶着船舷，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心中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是她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

　　比想象中要冷的海风吹来，她忽然想起幼年时自己说过的“一定要走出去”。她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八岁丧母，十二岁就被父亲以五百块大洋卖给一户商家当童养媳。她挣扎着长大，挣扎着读书，挣扎着逃往汉口，挣扎着在上海立足。如今她挣扎着漂洋过海，来到了这个在地图上只存在于遥远那一端的国度。

　　不是为了逃避，不是为了享福，而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这几十年的山路和风浪，都在此刻汇聚到了旧金山码头上那俩人的背影里。

　　他们将前往纽约——那才是真正的战场。

　　（二十二）白宫之夜

　　1943年的华盛顿，战时的紧张气氛弥漫在每一条街道上。

　　王莹接到邀请的那一天，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我终于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邀请来自美国政府——请她到白宫演出，为罗斯福总统夫妇表演中国的抗战街头剧。

　　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荣誉。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国演员在白宫里演出过。

　　谢和赓把那封邀请函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它不是假的，不是某个人开的玩笑。墨水是深蓝色的，落款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印章。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看着王莹，两人眼中是相同的喜悦和忐忑。

　　“你准备演什么？”他问她。

　　“《放下你的鞭子》。”王莹几乎不假思索就回答了，“还有《元配》。”

　　《放下你的鞭子》——那部在抗战时期几乎演遍全国的街头 剧，讲述了一位老农和他的女儿在逃难途中卖艺糊口，老农因饥饿与挫折而鞭打女儿，被观众劝阻的故事。这个看似简单的剧本，承载着千万中国人的苦难与抗争。王莹在南洋巡演的时候演过无数次，每一次都能让观众落泪。

　　但这一次，她要用英文演。谢和赓帮助她逐词逐句地推敲剧本翻译，反复排练。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是凌晨入睡。他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假装自己是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看她表演。王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投向那张并不存在的观众席，声音清晰而富有感染力：“Stop whipping her! She is your own daughter!”

　　那是她改了又改、练了又练的一句话。她对着镜子练习了很多遍，把自己的口音练到最纯正，甚至学会了每一个表情和手势。谢和赓看着她跪倒在地，伸出一只手，声音微微发抖，问：“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挨打？”

　　屋子里安静极了。几秒钟后，掌声响起。只有一个人鼓掌。

　　“你会让罗斯福也站起来的。”谢和赓的声音有一点哑。

　　“他站不起来。”王莹轻声纠正道，“罗斯福总统的腿……”

　　“我知道。”谢和赓走近她，擦了擦她额头上的汗，“但他会动心的。你的表演能让一个军人动心，自然也能让一位瘫痪的人站起来——在心里站。”

　　演出在白宫的大厅里举行。

　　罗斯福坐在他特制的手摇车上，他的夫人埃莉诺坐在他右侧，总统的子女也到场了。白宫的高级官员、各国驻美使节挤满了整个大厅。

　　王莹走上舞台的那一刻，整个大厅安静了下来。

　　她穿着中国风格的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舞台中央，先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这次演出的意义，然后开始表演。

　　幕启时她是一个旧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元配》的那一幕她演得克制而精准，眼神里藏着绝望，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

　　演《放下你的鞭子》时，她将自己的全副心力倾注到每一个手势和表情里，就像在街头剧场里演给最卑微的普通百姓看。

　　当她对她的“老父亲”喊出那句“你打吧，打吧，打死我好了”时，声音里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那是她自己童养媳经历的回响——那一段她从未对人提起过的黑暗日子，此刻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被用来为一个民族的苦难做证。

　　台下的罗斯福夫人第一个鼓起了掌，紧接着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罗斯福本人也举起了他那双瘫痪的手，微颤着拍在一起。

　　王莹谢了幕，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她直起腰时，目光与罗斯福夫人交汇，对方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光。

　　演出结束后，罗斯福夫人特意走到台上，握住王莹的手，说了一句话：“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以后应有真诚良好的交往，这是美国公众的愿望。”

　　那天晚上，白宫的门廊下挂着一面中国国旗，或许是被晚风吹动的，或许只是灯光偏照的缘故——那面旗的颜色显得有些深沉。

　　有人注意到，总统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舞台上那个瘦弱的身影，他看着他秘书递过来的一份中文材料，看完之后在角落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标注：“Well done.”

　　这是中国演员在白宫演出的起点，但那一刻王莹想的是别的——她想的是长江边上那些放牛的孩子，想的是安徽乡下的稻田和茅屋。她站在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的客厅里，心里装的却是那些再平凡不过的人。

　　谢和赓站在观众席后排，看着妻子的背影，一言不发。他想起1937年8月，王莹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时，他代表军方前来致意，两人因此结识。，想起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的秘密接见中他说的“暂时不能以夫妻名义同居”并非阻拦，而是组织上对他们俩更高要求的等待。

　　都在今夜得到了无言的确认。

　　（二十三）赛珍珠的花园

　　在纽约附近的一座小镇上，有一座漂亮的别墅。

　　别墅的主人叫赛珍珠——那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美国女作家，那个凭借《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通”。她是美国少数几个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名人，也是周恩来点名要谢和赓夫妇“必须努力争取”的人。

　　“她虽然反对共产主义，”周恩来的话又在王莹耳边响起，“但她在美国的声望很高，争取到她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对于争取到美国政府和人民有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见面是在赛珍珠自己的农场里。王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旗袍，衣领上别着一枚小小的翡翠胸针，那是她在上海演出《赛金花》时一位朋友送的。她觉得这件衣服既有中国特色，又不失庄重，最适合见赛珍珠。

　　赛珍珠亲自在门口迎接了他们。

　　出现在王莹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高挑、头发花白、穿着一件麻色外套的美国妇女。她的面孔线条分明，眉宇间有一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后裔才有的严肃感。但当她开口说话，那语调却是柔和而温暖。

　　“你就是王莹？”赛珍珠用中文问。

　　王莹惊讶地看着她，点了点头。她没想到赛珍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几乎没有口音。后来她才知道，赛珍珠从小在中国长大，在江苏镇江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中文对她来说几乎是母语。

　　赛珍珠把王莹拉到客厅坐下，亲手沏了一壶龙井。王莹注意到，茶桌上的摆设是中西合璧的：有中国青花瓷茶具，也有英国的银质糖罐。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水浒传》英译本，书脊上写着——“四海之内皆兄弟”。

　　“你们读过这本书吗？”赛珍珠指着《水浒传》，微微一笑。谢和赓说读过。赛珍珠眼睛一亮，说：“我翻译的。”语气不无得意。

　　“我知道。”谢和赓从容地回了一句。

　　赛珍珠审视着眼前这两人，似乎在掂量某种事情的分寸。她以“反对共产主义”著称，但在共同的敌国面前，她站在了中国人民这一边。她大量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各处去做演讲，甚至毫不留情地警告她的美国同胞们：“如果美国坚持目前的态度，它在逻辑上就等于加入希特勒的行列，站在法西斯一边……”

　　同样使她站出来 的还有另一种情怀——她对中国的感情，并不仅仅是对这方水土的亲切记忆。

　　话题慢慢转到王莹身上。赛珍珠问她：“你是怎么开始演戏的？”

　　那一天，王莹坐在赛珍珠的花园里，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她讲述了安徽芜湖的老家——那里有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夏夜的风送来金银花的香味，运河上的船夫哼着小调从窗前经过。她讲述了八岁那年母亲的灵堂停在堂屋，邻居们来来往往，她跪在那里给纸扎的童女烧纸衣。

　　她讲述了父亲以几百块大洋把她“典当”给一大户人家当童养媳——那个昏暗的堂屋，那个公婆的叹息，那个陌生男人沉默的背影像一堵墙，阻挡着她对未来的所有幻想。她讲述了深更半夜爬出窗户，赤着脚在漆黑的田埂上狂奔，逃往汉口。她讲述了何键通缉她，她不得不在1928年辗转到上海，从此加入了剧社和中共。她讲述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的几次被捕、蹲监狱、受审讯，每一次都是死里逃生。她讲述了1936年与江青争夺《赛金花》主角的往事，以及后来随救亡剧团到南洋做抗战募捐的经历。

　　赛珍珠听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没说很多话，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一些什么。她的秘书坐在一旁，飞快地做着速记。夕阳西下，暮色四合，花园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时，赛珍珠放下手中的铅笔，看着王莹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王小姐，你的人生应该写成一本书。”

　　王莹的人生——从童养媳到艺术家，从地下党员到白宫演  员，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苦难、抗争、奋斗与希望。这样的人生，是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具独特代表性的缩影。

　　当天晚上，返回纽约的火车上，谢和赓接过王莹手中的速记稿，沉默地翻了几页。他知道赛珍珠在做的事情不只是记录采风，而是暗中铺路，在帮王莹完成一部足够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自传体小说。这件事日后会成为王莹在美国期间投入心血最大的文学实践。

　　回到公寓后，赛珍珠的速记录稿已由秘书整理成完整清样。谢和赓将这一情况通过秘密渠道向远方的组织作了简短汇报。就像当年在桂林办事处的汇报一样——只是这次的距离更远，远到需要横跨整个太平洋。但那条被单线联系着的红线，从未中断。

　　（二十四）以笔为枪

　　王莹在美国期间，没有舞台可演，但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她的阵地。

　　从1944年开始，她一头扎进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宝姑》的创作中。

　　赛珍珠的那句“你的人生应该写成一本书”，不是随口一说的客 套话。她为此提供了很多帮助——让秘书将王莹的口述整理成速记稿，请专业译者协助润色英译文本。后来，王莹还结识了另一位重要的美国友人——美国传教士之女、老舍的合作者蒲爱德（Ida Pruitt）。在蒲爱德的协助下，王莹将《宝姑》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撰写《朱德传》的过程中，担任过资料搜集和相关协作。她还开始动笔写作另一部自传体小说 《两种美国人》，后来这两部书稿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王莹在《宝姑》里描写了她出生的芜湖家乡：“出了两扇黑漆大门，跟祖父，一脚高，一脚低，在那铺得不平整的鹅卵石的小街小巷上慢慢地逛。夏晚的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的头脸，把人家院子里的金银花、桅子花香一阵阵地送到我们鼻孔里来。这时候，住在我家不远的街坊，那些做小本买卖的：开小花生铺的，磨水豆腐的，绱鞋底的，打铁的，摇货郎的，摆杂货摊的，还有两家吃‘洋教’饭的，这一刻，大半都坐在家门口的竹床竹椅上，打扇乘凉。”在异国的书房里，她靠着对故乡的回忆撑着夜昼。这本小说的每一页都是她在美国岁月最真实的心血结晶，也反过来为她自己提供了另一种身份的庇护。

　　谢和赓是她最忠实的后盾。夫妻二人刚到美国时，谢和赓先在费城的哈佛福德学院深造，后转到芝加哥的西北大学继续学习，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课余和假期，他在学校里靠拉人力车和做“书童”来贴补家用。后来谢和赓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唐德刚——两人在图书馆里一起当“书童”。唐德刚晚年回忆：“当谢和赓‘解衣上楼’之时”，也就是和他见最后一面的时候。多年以后，唐德刚著文回忆这段短暂的同事缘分，提笔时已是浩叹。

　　谢和赓很少向同僚提及自己的私事，唐德刚只知道他有一位写小说的妻子。有一次唐德刚问他：“你太太写的那本小说，什么时候能在美国出版？”谢和赓笑了笑，说：“还在等。”没说等什么。也许等翻译完成，也许等美国读者的接受，也许等一个能够重返祖国的机会。答案在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宣之于口的暗号。

　　王莹写作《宝姑》时年近四十，但她对童年到青年时代有着惊人的情境记忆力。细读此书，既可体验到时代的民情，感受到那时城市、乡村或喧哗或湿润的空气，又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的民俗与历史事件。而她写的，不只是她自己的故事，更是千万中国女性的故事——那些被压迫、被忽视、从不曾被书写过的名字，在她的笔下活了过来。

　　1948年后，王莹曾为华侨报纸撰写社论，在文字的世界里进行另一条战线的战斗。她用英文写，用中文写，在东西方两种语言的缝隙中，竭尽全力寻找着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可能。

　　谢和赓晚年回忆道：“我和已故贤妻王莹，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在美国进大学学习和工作的整个时期，都与赛珍珠夫妇有密切关系。我们读过她的作品和《水浒传》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她和我们的至友史沫特莱还协助王莹翻译过丁西林的话剧及一些抗战歌曲和民歌。王莹一到美国，即……”那省略号里的内容，包括她在白宫的演出，包括她在各地工厂、大学为呼吁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所作的所有演讲报告，也包括她和谢和赓在异国他乡守住的那盏孤灯。

　　那是一段漫长的坚守十二年的那盏孤灯。几乎是一个人的整个青春。

　　但他们都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二十五）埃利斯岛的冬天

　　1954年秋，纽约，麦卡锡主义的浪潮翻涌到了最高峰。

　　谢和赓和王莹被美国移民局逮捕。罪名是“共产嫌疑”。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瘟疫”。这是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煽动的反共反华狂潮下，无数左翼人士、旅美华侨以及亲中立场所遭遇的普遍困境。

　　王莹和谢和赓并非唯一遭遇拘禁的人，但他们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对——因为她在白宫演出过，因为他的履历里藏着那么多无可辩驳的国民党上校军衔秘密，更因为他们从不向那扇诱惑的大门低头：移民局的人说，只要你们加入美国国籍，就可以从这儿出去。

　　谢和赓握住妻子的手，看着对方说出每个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加入美国籍！”

　　他们被关押在纽约港口附近的埃利斯岛上和其它三所监狱里，前后长达两个月。牢房四壁的砖石极为潮湿，风从铁栅栏外带进来的不光是咸腥的水汽。王莹有时候深夜被巡夜的脚步声惊醒，醒来后发觉自己还能听到谢和赓均匀起伏的呼吸，这才安下心来默默念几段灯下写过的笔记。

　　那些笔记里有一个新生国家的轮廓。她不信那个轮廓会因为麦卡锡主义的一时狂浪而永久消失。

　　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指示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不惜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俘虏的美军战俘交换，务必把谢和赓、王莹夫妇解救回国。

　　这不是外交辞令，是舍命相救的赤诚之言。

　　李克农闻讯心急如焚，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他知道自己在美国没有直接的营救权。但那个代号“八一”的下属在他手里这条情报战线上奋战了二十年，不能让他折在异国的监狱里。

　　外交部开始了漫长的交涉。美国方面态度强硬，提出以战俘换人。周恩来拍了板——换。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做交换的人。但在这种时候，人命和尊严，比任何牌桌上划算的筹码都更加重要。

　　1955年元旦之夜，谢和赓和王莹终于回到了北京。

　　他们从旧金山出发，坐一艘慢船，夜里启航，黎明时分出港。船到夏威夷时，王莹站在甲板上看了很久。那片海域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波光粼粼的海面和远远楔尾鹱飞鸟的足迹。谢和赓走过来，递给她一件外套，说了一句让她至今还在回味的一句话：“过了夏威夷往西航行八千公里，就是中国的领空了。”

　　她裹着外套没有应声，抬头看了一眼天边的云。那些云像是在旧金山港就紧随着船身走了一路，一层一层堆积在她心头，挥之不去。

　　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周恩来和董必武亲自接见了他们。周恩来握着谢和赓的手，说了这句重如千钧的话：“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一刻，谢和赓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二十二年了。从1933年秘密入党到现在，潜伏、战斗、等待，整整二十二年。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同志们面前哭过。那一天，他哭得像个孩子。

　　而王莹站在一旁，含笑看着自己的丈夫，眼中也闪烁着泪花。她想起白宫之夜罗斯福夫人的那句话，想起赛珍珠花园里那个漫长而温暖的下午，想起埃利斯岛的铁窗，想起旧金山码头上那只飞向远方的海鸥。这一切，终于有了一个归宿。一个“家”字，他们用了半辈子才抵达。

　　（二十六）故都的秋

　　1955年初，北京。什刹海的冰面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

　　千里迢迢归来的王莹，在报到的几天里没有见到周恩来。董必武告诉他们：“总理要去出席万隆会议，临行前特意看了你们的档案，说等你们安顿下来他再来看你们。”

　　谢和赓被安排到《世界知识》杂志社，担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王莹则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她在香山租了两间农房。那里偏僻，安静，远离城区的喧嚣。推开窗就能看到山脊上的树影，晨雾弥漫时，整个香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她在这里写作，也在这里等待——等丈夫下班后，从那辆颠簸的公交车上走下来，穿过黄昏的小路，走进她点亮的那盏灯。

　　她在香山的日子，是在两个世界中度过的。白昼，她伏在桌前，一页一页地还原记忆中的芜湖老城。“出了两扇黑漆大门，我跟祖父，一脚高，一脚低，在那铺得不平整的鹅卵石的小街小巷上慢慢地逛。”她写下的字句，好像连夜晚都带着金银花的馨香。外面的一切喧嚣变幻，在她笔下都退居到很远的地方。

　　丈夫回来后，两人在灯下并肩而坐。谢和赓帮她修改英译稿，她为他准备第二天的换洗衣物。柴米油盐，日子寻常，像一对普通夫妻那样。

　　“王谢”是她在香山的一个笔名。王，是她的姓；谢，是丈夫的姓。她用这个名字在香山一角发表了几篇短文和一些译作。她多想就这样一辈子写下去。

　　然而命运并不打算放过她。1957年初夏，“大鸣大放”席卷全国。

　　谢和赓对这次“鸣放”满怀期待。他想起周恩来在1949年以后反复提到的“发扬民主”的讲话。他想起那些在国民党统治的漫长岁月里，他和他的同志们用血、用命捂住的那枚火种，如今已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烧。民主应该成为常态，而不是奢侈品。

　　于是他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说了一句话—— “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这句话在今天读来，不过是“国家领导人应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朴素建议。但在那个年代，在他所在的特殊单位里，却被别有用心的人记录在案。不久，他因这句话被打成“右派”。

　　知情人告诉谢和赓：有人告密。告密者正是与他同在《世界知识》杂志社的一名同事——一名早年因他介绍才得以入党的编辑。  行内人称之为“娄阿鼠”。

　　没有辩解的机会。那张白色的“右派”帽子就扣在了头上。

　　王莹得知消息，放下了手中正在翻译的半部书稿。她没有哭，没有闹，也没有急于向组织申辩。她只说了一句：“我没有看错人，你也没有说错话。”

　　谢和赓被下放到北大荒劳改。走的那天，王莹送他到前门火车站。深秋的风吹得她的头发零乱，她没有说“你快回来”，只是站在那里，目送火车喷着一串串白色的汽团，慢慢地消失在在远处。

　　他们香山的住处空了一半。桌案上摊着丈夫未抄完的稿件，毛笔还搁在砚台边，墨汁已经干透，砚池底结了一层薄而坚硬的墨痂。

　　她洗净了砚台，在笔洗里注满清水，等着他回来。她不知道那 个“他回来”还要等多久。也许一年，也许轮回比一年更久。

　　北大荒的冬天冷到什么程度呢？夜里零下四十多度，人被窝里的热气呼出来就在被头上冻成白霜。谢和赓穿着薄棉袄，在风雪中劳动，手指冻得发黑发紫。

　　他不敢倒下。他知道在香山的那间农房里，有一个女人点着灯，在等他。信是能寄的，但每次寄出前都要经过审查。谢和赓在信中不敢写实情，只用王莹能够看懂的暗语，告诉她“天气很好”“身体很好”。

　　王莹读着那些报纸边角剪切下来的纸条，读到第二遍便红了眼眶。但她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她把所有的痛苦和压抑都默地压在心底，每天早上起来的任务照旧——铺开稿纸，接着写《宝姑》。

　　有时写着写着，会被一股北风堵住笔，在桌前坐很久。

　　1958年冬，在周恩来的出面干预下，谢和赓被释放回京。董必武亲自接见了他们，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让我回家就行。”

　　他说的“家”，是香山脚下那两间农房。王莹那晚做了一桌子菜，几乎都是他在美国时说过想念的家乡风味。两人对坐，都不怎么说话。

　　那一年的除夕夜，北京城里爆竹声震天。王莹关着窗户，在炉火旁边读完了谢和赓在北大荒写的最后一封未寄出的信。

　　信的最后一段，是摘抄的——“过了夏威夷……就是中国的领空了。”

　　那是她在船上看着太平洋说的话。他还记得。

　　（二十七）暴风雨之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起初，王莹没有太在意。她虽然身处文艺界，但已经早早退到了编剧的安静幕后。她以为这场风波不会波及到像自己这样的沉寂隔世的“老人”。她继续修改《宝姑》的终稿，每天上午写完，下午去山间散步，像往常一样安分守己。

　　然而气氛一天比一天凝重。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调子越来越尖锐，街上出现了红卫兵的身影。一些曾在三十年代上海滩与新四军革命队伍有过交集的文艺界同仁开始被批斗。大字报贴满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围墙，一些人开始被抄家。

　　王莹的名字，被一个人记起来了。那个人叫江青。

　　三十年前，蓝苹与王莹争夺《赛金花》女主角，一直耿耿于怀。曾有记载：蓝苹专程“学习”王莹演戏，并对她百般殷勤，只是没被王莹接受，心中由此生怨。如今“蓝苹”摇身一变，成了权倾一时的“江青同志”。复仇的机会来了。

　　她以权谋私，派人翻查王莹的档案。1930年在上海入党，后随救亡演剧二队到南洋募捐——这些本来是颠扑不破的革命履历，在她的笔下悄无声息地被涂改成“投敌叛变”的罪证。从美国归来的经历，被诬为“潜伏特务”。她甚至在专案组的所谓调查结论中亲笔写下“特务王莹”的字样。她要将三十年前那场败走的暗伤彻底化作血腥的体罚。

　　1967年盛夏，一队人闯进了香山的那两间农房。

　　谢和赓和王莹被双双带走。罪名是“30年代黑明星”和“美国特务”。两人被分别关押，从此再也没能见上一面。

　　农房的门从外面锁上。桌上还摊着《宝姑》的最后一叠手稿——那是王莹放了十二年才写完的半部书。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动到未写完的那些书页。

　　秦城监狱是北京西北郊的一处秘密关押点。高墙、电网，那里囚禁过许多连姓名都不会被提起的人。

　　王莹的囚号：61742。

　　入狱时，王莹54岁。长年的写作和颠沛流离已经磨损了她的健康。她的头发不少是白的，背也有些微驼。管理人员翻开档案，上面写着她的罪名——“美国特务”。她对着铁门笑了笑，没辩解。

　　监狱里的日子日夜颠倒。审讯在深夜进行，灯照在脸上，刺得眼睛生疼。无论对方问什么，她的回答只有一个：我不是特务。我没有叛变过信仰。

　　她不知道隔壁的牢房里有没有谢和赓。有时半夜醒来，她会把耳朵贴在墙上，试图从秦城监狱里那潮湿阴冷的墙面捕捉一丝隔壁的呼吸声。什么也没有，四壁空空荡荡，死一般的寂静，就像一座坟墓，让人陡生恐慌。

　　那个在太平洋彼岸与她共担风雨的男人，现在还在。

　　她还活着，只是为了等到能够再见的那一天。只要她还能闭眼前看到他的脸，她就什么都不怕了。

　　1970年，王莹入狱的第三年。她瘫痪了。医生说她的双腿没有病变，是长期蜷缩在不透气的狭小监室和不合理的捆绑限制下导致的血脉不通。

　　她不能走路，也不能站起来。管理人员把她搬到一间稍微宽敞一点的监室，在地上铺垫子，让她躺着。她只能躺着，目光透过铁窗看到的只有一方湛蓝的天空。她想念香山的晨雾和鸟鸣，想念那两间农房里的书桌和祖父那只老旧青花瓷笔洗。

　　她想说话的时候，只能含糊地发出几个音节。她的舌头不灵便了。但她并不惧怕一个没有声音的终场——她已不必再开口申辩。那些掷地有声的旋律都在她心里，在生命的末尾，只剩最后一卷。

　　1974年2月。距离她的61岁生日还有不到一个月。躺在垫子上的王莹，身体极度虚弱。她知道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

　　她让人取来了纸和笔。提笔时手指颤抖，笔尖在纸上游移，像一颗豆大的雨点刚落在土地里艰难地渗入。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只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纸上画了一个模糊的、已辨认不清的东西——是一行标注着地名的回国路线？还是谢和赓的姓？谁也看不清楚。

　　她握着那张纸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二十八）香山之巅

　　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国家文化部正式下达一份文件，为王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文化部正式文件记载：“王莹同志在三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期间及以后没有任何问题。原死亡报告和审查结论中说王莹是‘叛徒’和有‘特嫌’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此案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清除影响。”

　　“王莹同志遭到迫害，是在叛徒江青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王莹同志熟悉和了解江青的一些情况，江青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会，公报私仇，杀人灭口，以泄对王莹同志多年的积恨。”

　　（二十九）骨灰与活页文选

　　1974年3月3日，王莹在人世间走完了六十一年的漫漫长路。

　　她死在秦城监狱里。死亡通知单上没有她的名字，只有冰冷的囚号：61742。离她61岁生日还差5天。

　　遗体当天就被火化了。骨灰盒上没有刻字。没有人通知 。

　　在另一个监区，谢和赓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仍然在苦撑，想着总有一天两人能够活着重逢，一同走出这扇门，再回香山的那两间农房去。他还不知道王莹曾经在他被释放后，一个人在那里住了整八年，八年里每天吃完那碗剩饭，点着一盏灯，听见山路上一阵风吹过都立刻推窗张望，是不是他提前回家。

　　每天他会面朝角落坐下，闭上眼睛，在自己的心里拆启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一字一字地读那最后一句——“过了夏威夷……就是中国的领空了。”数万次默念，带着监室内阴冷潮湿的气息。

　　1975 年5月15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谢和赓被释放出狱。他已经两耳失聪，几乎失语，精神也严重失常。可当他走出那扇铁门时，他第一个念头还是——王莹在哪里？我们不是被同一个专案组关押的吗？他出来了，她也该出来了！

　　回答他的是一 句：“王莹一年前已经死了。” 谢和赓当场栽倒在地。经医生抢救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他不知道妻子的骨灰在哪里。他拖着刚刚恢复一点点行动能力的身体，找到当年关押他们的秦城监狱，一间一间地问。没有人知道“61742”号囚犯的骨灰被送往了何处。几经辗转，他找到了殡仪馆，在积满灰尘的杂物间 翻出了一只不起眼的骨灰盒。

　　谁都不知道他是凭着什么从那 些毫无标记的盒子里认出了王莹的骨灰。

　　他把骨灰盒带回了香山。在半山腰一个叫“梅山” 的空地上亲手下葬，此处算是给爱妻子、一位艺术家、文学家的安身之地了。

　　那块墓地没有墓碑。他在坟前站了很久，没有说一句 话，一个字也没有。

　　他在旁边栽了一株金银花——那是王莹在小说里写到的，“夏晚的风轻轻吹拂，把人家院子里的金银花、栀子花香一茬一茬地送到我们鼻孔里来。”

　　他买了两块汉白玉。一块立在山上，一块放 在自己的卧室里。每天的餐桌前，他摆两副碗筷。没有等来的人，永远坐在对面。

　　谢和赓当年也等来了党籍的恢复。

　　他的身体状况很糟，耳朵听不见，说话含混得别人几乎不能听懂，脑子也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但他没有倒下。在那些清醒的间隙里，他开始做一件事——整理王莹的遗著。

　　两部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宝姑》五十多万字，写了将近二十年，从上海写到美国，从美国写到北京，从北京写到秦城监狱。

　　出版社出版于一九八零年将《两种美国人》先行问世，《宝姑》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发行。夏衍在《宝姑》序言里写道：“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开始写作，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捷。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谢和赓在《撰写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这两书的完成，尤其是对《宝姑》中英文书稿的完成，对我来说，欢乐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王莹的遗著印成铅字后，有读者来信：王莹的文字是活的。有血有肉。像一个真实的人在跟你说话。

　　谢和赓收存了那些信——所有来信，都折叠好，装进一只鞋盒。鞋盒放在卧室里那块汉白玉碑旁。他偶尔会打开盒子，把那些信一封一封摊开，一封一封叠好。就这样反反复复，在他的后半生里。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终于回到香山，回到了王莹生前生活过写作过的地方。

　　那两间农房还在，只是更破旧了。他推开门惊起了满屋的尘土。没有人清他的衣服，倒灌进嘴里的风有涩涩的苦味。他站在空荡荡的屋里，站了好久。

　　他坐在那张老式的书桌前，将爷爷那只老笔洗重新注满水，砚台也调好了墨，调得很细很润。毛笔蘸饱了墨，悬在纸上，悬了很久，最终没有落下任何一个字。他收起笔，像是完成了什么重大的仪式，轻轻呼出一口气，关上了窗户。

　　从他知道噩耗那天算起，谢和赓在香山那块王莹的墓碑前坐了整整三十年，从1975年坐到2005年。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一日，谢和赓在安徽马鞍山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应马鞍山中国诗歌节的邀请前来参加活动，却没到想在会议期间突然辞世，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躺在棺木里时，身边的位置是空着的。像是还要等一个人。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一日王莹芜湖故乡的人民将谢和赓和王莹合葬在芜湖市弋江区环境古朴清幽的芜湖市神仙台陵园，合葬墓的墓碑上是原国务院外交部长黄华亲笔题写的，“革命精神垂范千古”八个大字。

　　从文化大革命他们双双被投入秦城监狱，三十九年分离，他们终于合葬在了一起。

　　那株金银花在梅山上年年开出新的花朵。山风吹过，送来一阵又一阵淡淡的香气。那些花不知道，它们开在一个最香最香的年纪里。

　　三、两支抗日队伍

　　（一）艰难时世

　　一九四四年夏秋，日寇铁蹄踏破湘桂，山河破碎。

　　在桂北灵川，一群热血青年在国破家亡的绝境中挺身而出。然而，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要跨越的不仅是鬼子的刺刀，还有国共之间深重的隔阂与猜忌。

　　中共灵川特别支部领导下，“潞江抗日自卫队”与“灵川抗日政工队”两支武装在艰难诞生中。

　　中共灵川特支引导被日寇逼上绝路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在国共合作的复杂背景下，以超凡的政治智慧与胆识，与国民党县长秦廷柱展开一场奇妙的“合法性”博弈。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枪炮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心、信仰与民族大义的故事。在历史夹缝中，中共灵川特支的两支武装前赴后继——先有阳雄飞潞江抗日自卫队在深山中立足，后有吴腾芳凭智勇双全为其披上“合法外衣”的抗日政工队。这一过程，充满了艰难，更充满了戏剧性的演绎。

　　（二）烽烟起处

　　一九四四年夏天，衡阳陷落的消息传到桂林时，整个桂北都在颤抖。

　　长沙丢了，衡阳也丢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广西。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开始仓皇疏散，达官贵人们争相南逃。而在灵川的山村中，一群年轻人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从课堂、从田垄、从新婚的洞房里走出来，冒着炮火走向深山。

　　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最大敌人，不仅仅是日本鬼子的刺刀，还有自己同胞内部的猜忌、排挤与扼杀。

　　而中共灵川特别支部的秘密会议，正在潞江河的山谷中紧锣密鼓地进行。阳雄飞对围坐在油灯下的同志们说：“抗战在前，我们的人不能散了。先拉队伍，再想办法——”

　　这是后来威震桂北的两支抗日武装的起点。

　　衡阳失守的电报，是七月初的一个闷热午后传到桂林的。

　　吴腾芳正蹲在灵川吴家村的老屋前磨一把柴刀。蝉鸣声一浪高过一浪，让人心烦意乱。

　　“腾芳！腾芳！”村口有人喊他。

　　是桂师的同窗李志明，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冲到吴腾芳面前时差点没刹住。

　　“衡阳……衡阳丢了。”李志明喘着粗气，“一万多守军，打光了。”

　　吴腾芳手中的柴刀停在磨石上。

　　他站起身，望向西北方向。天边堆着铅灰色的云，像是要下雨，又像是什么别的东西在逼近。

　　长沙丢了，衡阳也丢了。下一个，就是桂林。

　　“鬼子打到哪儿了？”他问。

　　“全州已经告急。张发奎说要死守桂林，可谁知道呢……长沙也说死守，衡阳也说死守……”李志明的嘴唇在发抖，“腾芳，你说，我们还能往哪儿退？”

　　吴腾芳没有回答。他转身进屋，从床板底下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新华日报》和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论持久战》。

　　“我们不退。”他说。

　　那天晚上，吴腾芳翻山越岭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敲开了中共灵川特支书记阳雄飞的门。

　　（三）武装策划

　　阳雄飞正在油灯下看一份电报。他抬起头，眼眶有些发红，但声音是沉稳的：“省工委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老吴，我们要准备上山了。”

　　“广西省府呢？李宗仁、白崇禧是什么态度？”

　　阳雄飞冷笑一声：“他们？嘴上说要守，暗地里已经在往贵州搬家当了。”

　　吴腾芳沉默了片刻：“那我们自己干。”

　　阳雄飞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手绘的灵川地形图，摊在桌上。潞江河在山脉中蜿蜒，两岸尽是大山深谷。他用手指沿着潞江河游走，在几处转弯处重重戳了戳。

　　“我的想法是，兵分两路。”阳雄飞的目光沉稳而坚定，“一路由我和全昭毅，先带一批骨干进潞江河山区，尽快把我们的抗日自卫队的架子搭起来。另一路由你负责——你以桂师暑期宣传队的名义，公开活动，发动群众，从中物色骨干，为第二支队伍做准备。”

　　“第二支队伍？”吴腾芳问。

　　阳雄飞点点头：“自卫队藏在山里，是底牌。但我们还需要一支能在面上活动的队伍——有合法名义，能公开宣传，能动员青年。等时机成熟，你带着这支队伍去找国民党县政府谈判，争取一个合法身份。”

　　吴腾芳心领神会。这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暗，一条腿在明；一条腿是枪，一条腿是名。

　　“全昭毅那边，已经在潞江物色据点了。”阳雄飞说，“他八月上旬就能把架子搭起来。你的暑宣队，立马就开始活动。等暑宣队结束，你挑一批骨干留下来，直接编入政工队。”

　　“政工队？”吴腾芳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灵川战时青年政治工作队。”阳雄飞一字一顿，“这个名字，是我想的。挂国民党的牌子，干我们自己的事。”

　　吴腾芳看着地图上那条蜿蜒的潞江河，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那一夜，油灯下，两人谈了很久。一份计划在黎明中逐渐成型——内线：阳雄飞、全昭毅率先进山，建立潞江抗日自卫队；外线：吴腾芳组织桂师暑期宣传队，公开活动，发现骨干；汇合：暑宣队结束后，吴腾芳挑一批骨干，成立政工队，并争取合法身份。

　　“能做到吗？”阳雄飞问。

　　吴腾芳望着窗外的夜色，缓缓说：“很难。但总要有人去做。”

　　（四）骨干分子

　　一九四四年七月下旬，桂师暑期宣传队（简称“暑宣队”）正式成立。

　　这支队伍有五十多人，大部分是桂师的学生，也有一些灵川本地的进步青年。名义上是“暑期社会实践”，实际上是由中共灵川特支组织领导的一支抗日宣传力量。吴腾芳受特支指派，担任暑宣队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选派党员和革命骨干担任暑宣队的领导工作，把队伍分成若干小组，分赴灵川、兴安、全州、灌阳各乡，用演讲、话剧、歌咏、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秦振是暑宣队的骨干分子。

　　他话不多，身材魁梧，站在那里像一根打进地里的木桩。每次执行任务都冲在最前面。有一回，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贴标语，被几个地痞围住。秦振把标语往怀里一揣，挡在前面，一句话没说，光是那双眼睛就把人给瞪退了。

　　吴腾芳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这个名字，旁边批了两个字：可用。

　　秦万家是另一个让吴腾芳注意到的人。

　　他和秦振不一样。秦振稳重沉默，秦万家喜欢热闹。他嗓门大，站在八仙桌上喊话，一个村子的人都能听见。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热闹起来。群众工作交给他，吴腾芳最放心。

　　有一回在潭下的圩场上，秦万家跳上一张卖肉的案板，扯开嗓子喊：“乡亲们！鬼子已经到了全州，离灵川就隔一个县了！我们怎么办？等着当亡国奴吗？”

　　底下有人起哄：“后生仔，你喊得响，鬼子来了你顶得住？”

　　秦万家一拍胸脯：“顶得住顶不住，试试看！我这条命，早就卖给抗日了！”

　　圩场上哄笑起来，但笑过之后，有年轻人悄悄挤到前面，问他：“你们那个宣传队，还收人不收？”

　　吴腾芳站在人群后面，嘴角微微上扬。他在那个小本子上，又记下了秦万家的名字，旁边批了两个字：可托。

　　暑宣队的活动持续了整个八月二十日。他们走过了灵川的大部分乡镇，在甘棠渡、潭下、定江、莫家村……每一个圩场、每一棵大樟树下，都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吴腾芳的本子上，记下了十几个名字。其中有两个名字被他画了圈——秦振、秦万家。

　　他知道，这两个人，将是政工队的骨架。

　　（五）潞江深谷

　　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潞江河的山谷里，潞江抗日自卫队宣布成立。

　　这是中共灵川特支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阳雄飞亲自担任指导员，全昭毅任副队长，张俊任队长。三十多个人，有地下党员，有参加暑宣队后留下来的进步学生，也有附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人穿着学生装，有人穿着破棉袄，有人穿着草鞋。枪支是十几条老旧的“汉阳造”，子弹每人不到十发。

　　全昭毅站在一块大青石上，腰间别着一支驳壳枪，那是他从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带回来的。八月的山林闷热，他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但站姿纹丝不动。

　　“同志们，”全昭毅声音不高，“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鬼子。枪不够，子弹不够，但咱们有山，有群众，有决心。”

　　他停了一下，扫了一眼面前这一群人：“但是有一条——我们要搞清楚，这支队伍是在特支领导下建起来的，指挥权、政治方向，都由特支说了算。国民党那边要是问起来，我们就是民间的自卫队，跟谁都扯不上关系。大家记住了吗？”

　　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在点头。

　　阳雄飞站在队伍旁边，没有讲话。他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有的还稚气未脱，有的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心里默默地想：这支队伍，要在山里藏多久？什么时候才能从暗处走到明处？

　　他抬起头，望着南边的夜空。远处，灵川县城的上空，隐约可见隐隐约约的亮光。

　　快了。他在心里说。

　　（六）召集

　　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下旬，暑宣队的活动接近尾声。

　　消息传来了：桂师要西迁至百寿、罗城一带。有人要跟着学校走，有人要回家。吴腾芳把那十几个被他画了圈的人，召集到一盏油灯下。

　　那是一间破旧的祠堂，供着不知哪路神仙的泥塑。油灯的光焰摇摇晃晃，把几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秦振坐在靠窗的位置，秦万家坐在他对面，中间隔着吴腾芳铺开的一张灵川地图——全昭毅手绘的，潞江河、甘棠江、岭尾渡全标在上面。

　　“同志们，”吴腾芳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暑宣队的活动，就到今天为止了。”

　　没有人说话。祠堂外面，蝉还在叫，一声接一声，像是不甘心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鬼子已经打到了全州。灵川很快也要沦陷。省府要疏散，桂师要西迁。你们中间，有人要跟着学校走，有人要回家——”他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有人要留下来。”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两个人身上。

　　“秦振。秦万家。你们两个留下。”

　　不是商量，是通知。

　　秦振点了点头。他等的就是这句话。秦万家也点了点头，但多问了一句：“腾芳哥，留下做什么？”

　　吴腾芳把地图往中间推了推。

　　“特支已经在潞江河那边拉起了抗日自卫队，阳书记和全昭毅在那边。但我们还需要一支能在面上活动的队伍。”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点了点，“我打算成立一支政工队——灵川战时青年政治工作队。挂县政府的牌子，干我们自己的事。”

　　他看着秦振：“你负责军事训练。暑宣队的时候我看过，你枪法准，底子好。”

　　秦振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多说。

　　他看着秦万家：“你负责群众工作和动员新兵。暑宣队的时候，你在哪个村都能站上桌子喊一嗓子，那些人认你。回头我给你划几个重点村——三街、莫家村、定江那一带，都是突破口。”

　　秦万家愣了一下：“莫家村？”

　　“对。”吴腾芳看着他，“莫家村那边，你是不是认得一个叫莫志高的？”

　　秦万家想了想：“认得。赶圩时常碰面，还一起喝过酒。”

　　“他成亲了没有？”

　　“还没……等等，好像前几天听说要办喜事了。”

　　吴腾芳没有再多说。他只说了一句：“这个人，你留意着。”

　　秦万家点了点头，虽然他还不太明白吴腾芳为什么对那个莫志高感兴趣。

　　吴腾芳又看向其他人，一一分派了任务。

　　最后，他站起来，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同志们，这支队伍，从今天起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了。我们不是在给国民党当兵，我们是在打鬼子。不管外面挂什么牌子，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没有人鼓掌。但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

　　散会之后，吴腾芳把秦振和秦万家单独留了下来。

　　“秦振，”他说，“你回去看望下老人家，最多两天，就回来报到。全昭毅会告诉你集结地点。”

　　秦振点了点头。

　　“秦万家，”吴腾芳转向他，“你也是一样，回去看一眼，然后去找全昭毅。另外——莫家村那个莫志高，你先不要急着去找他。等他办完喜事，再找机会。”

　　秦万家张了张嘴，想问为什么，但看到吴腾芳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

　　“你去了就知道。”吴腾芳说。

　　（七）离别

　　秦振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院子里没有人。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地上铺了一层枯黄。他推开灶房的门，锅是凉的，灶台上落了一层灰。

　　“爸。”他喊了一声。

　　黑暗里传来一阵摸索的声音。父亲从里屋走出来，一只手扶着门框，一只手在空中探着。他的眼睛是三年前那场疟疾烧坏的——高烧七天七夜，命是捡回来了，眼睛却再也看不见了。

　　“是……是儿子吗？”父亲的声音在发抖。

　　“是我，爸。”秦振走上前，扶住父亲的胳膊。

　　父亲的手摸上他的脸，从额头摸到下巴，像是一个盲人在辨认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

　　“回来了……回来了就好……”父亲喃喃地说。

　　里屋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女儿从门后探出头来，手里还抱着一个破布娃娃。她愣愣地看着秦振，眼睛里有怯意。

　　秦振蹲下来，朝她伸出手：“丫头，不认识爸爸了？”

　　女儿犹豫了一下，终于小步跑过来，扑进他怀里。

　　那天晚上，秦振烧了一锅热水，给父亲擦了身子，给女儿洗了脸。灶房里只有一盏油灯，光焰摇摇晃晃的，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

　　“爸，”他一边给父亲剪指甲，一边说，“我要出一趟远门。”

　　父亲的手动了一下。

　　“去哪儿？”

　　“去打鬼子。”

　　沉默。

　　父亲没有再问。他当过兵，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问。他只是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摸着秦振的头，像他小时候那样。

　　“去吧。”父亲说，“把女儿交给我。”

　　秦振抬起头，看着父亲那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爸，您自己都……”

　　“我自己怎么了？”父亲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瞎了眼就不能带孩子了？我摸得着灶台，认得清米缸，饿不死她。”

　　秦振的眼眶热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村口的小学。

　　说是小学，其实就是一间破庙，供着不知哪路神仙的泥塑。秦振曾经在这里教过书，也是村里唯一认字的人。他知道，这一走，这些孩子可能难得再见面了。

　　但他也知道，鬼子来了，认字不认字都是亡国奴。

　　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抗战必胜。

　　然后，他把粉笔放下，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三天清晨，天还没亮透，秦振就背起了那支老步枪。

　　父亲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女儿。女儿还在睡觉，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秦振蹲下来，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她没有醒。

　　“爸，我走了。”

　　父亲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秦振站起身，朝院门走去。走了几步，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

　　“儿子——”

　　他停下来。

　　“好好打。”

　　秦振没有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晨雾很浓，把整个村子都罩住了。秦振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雾里。父亲坐在门槛上，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山间的风声吞没了。

　　他低下头，把脸埋在孙女的头发里。

　　他看不见，但他知道——孙女哭了。

　　（八）血色婚礼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灵川乡下的莫家大院张灯结彩。

　　莫志高今天成亲。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虽然菜色简单——一碗萝卜炖肉、一碟咸菜、一壶自酿的米酒——但亲戚邻里都来了，热闹得很。

　　新娘子桂花穿着一身借来的红嫁衣，盖头下是一张羞红的脸。

　　拜堂刚刚完毕，村口忽然传来几声枪响。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十几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已经冲进了院子。他们像饿狼一样扑向粮仓、鸡笼，将能拿的东西一扫而空。一个军曹模样的人看见了新娘子，眼睛一亮，挥手示意将她拖走。

　　“放开她！放开她！”莫志高扑上去，被一枪托砸倒在地。

　　他被绑在院中的槐树上，眼睁睁看着新婚妻子被拖走。她的哭喊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村外的夜色里。

　　天亮后，莫志高被邻居救下。他踉跄着跑到村外寻找，只在新娘子被拖走的路边捡到一只绣花鞋。

　　一个月后，他听说妻子被折磨至死，尸骨无存。

　　那个冬天，莫志高像一头发疯的野兽，独自在山林里转悠。他不与人说话，整日整夜地磨一把砍刀，刀锋磨得雪亮，却不知道该砍向谁。

　　秦万家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初了。

　　他先去看了自家的地，又去灶房烧了一锅水，给老娘洗了脚。老娘不知道他要走，只是念叨着“儿子瘦了”。

　　他没有说要去打鬼子的事。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辈子。

　　他想起了吴腾芳的话——“莫家村那个莫志高，你先不要急着去找他。等他办完喜事，再找机会。”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莫志高的喜事办成了丧事。

　　秦万家认识莫志高很多年了。两个村子隔着一道山梁，赶圩时常碰面，偶尔还在一起喝过酒。莫志高成亲那天，秦万家也去了，还随了份子钱——虽然只有几毛钱。

　　那天晚上，秦万家亲眼看着莫志高被绑在槐树上，亲眼看着新娘子被拖走。

　　他想冲上去，被旁边的人死死按住：“你不要命了！”

　　秦万家的指甲掐进了手掌心里，掐出了血。

　　他知道，莫志高现在一定像一头困兽。他也知道，吴腾芳让他“留意”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秦万家敲开了莫志高的门。

　　屋子里黑漆漆的，没有点灯。莫志高坐在墙角，面前摆着一把磨得雪亮的砍刀。他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像一具会喘气的骷髅。

　　“志高。”秦万家喊了一声。

　　莫志高抬起头，眼睛空洞洞的，看了他好一会儿才认出人来。

　　“万家哥……”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秦万家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个冷饭团。

　　“吃点东西。”

　　莫志高摇摇头。

　　“你不吃东西，怎么报仇？”

　　莫志高的身子一震。

　　秦万家把那把砍刀拿起来，掂了掂，又放下：“这把刀，砍不了几个鬼子。你要真想报仇，跟我走。”

　　“去哪儿？”

　　“去打鬼子的地方。”

　　莫志高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

　　站起来的那一刻，他的膝盖软了一下，差点摔倒。秦万家扶住他。

　　“走吧。”莫志高说。

　　他没有拿那把砍刀。秦万家带来的那支老步枪，已经递到了他手上。

　　（九）山中岁月

　　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旬，潞江河的山谷里，潞江抗日自卫队已经成立了。

　　阳雄飞在洞口的石壁上挂了一面手绘的红旗，旗上绣着镰刀斧头。全昭毅每天带着队员在山里出操、练枪、学游击战术。

　　“同志们，”全昭毅站在一块大青石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等政工队那边办好了合法手续，我们就能从山里走出去，和他们会合。”

　　有人问：“全副队长，我们什么时候能打鬼子？”

　　全昭毅目光如炬：“快了。等政工队有了合法身份，我们就可以联手行动。到时候，你们会知道什么叫‘虎口拔牙’。”

　　没有几个人知道“虎口拔牙”是什么意思。但每个人都在等那一天。

　　潞江河的山谷里，岩洞一个连着一个，最大的那个能容下几十 人。阳雄飞把指挥部设在了最深处的那个洞里，洞口有灌木遮挡，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洞壁上渗着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青石板地上，像是在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打着节拍。

　　全昭毅带着队员们在山林间穿梭，熟悉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头。他说，打游击战，先要认得路。路认得熟了，鬼子来了，我们钻山；鬼子走了，我们下山。山是我们的，路是我们的，鬼子永远追不上我们。

　　阳雄飞坐在洞口的一块石头上，膝盖上垫着木板，在写一份给省工委的报告。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刻的。他写到了队伍的人数、枪支的数量、群众的态度，也写到了面临的困难——缺粮、缺枪、缺药，什么都缺。

　　但他最后写了一句：“同志们的士气很高。只要有人在，什么都会有的。”

　　（十）说客

　　十一月初，灵川县城沦陷。

　　国民党灵川县政府仓皇北撤至兰田堡山区。县长秦廷柱上任不到两个月，县城就丢了。

　　秦廷柱站在兰田堡的山坡上，望着南方隐约可见的日军灯火，脸色铁青。他今年四十二岁，灵川县定江乡法源村人，早年毕业于广东讲武堂，在桂系部队摸爬滚打二十年，从排长干到团副，又当过灌阳县长、团管区司令。后来因派系倾轧被降职闲赋，此番临危受命，本以为能一展抱负，谁知屁股还没坐热，县城就丢了。

　　“秦县长，”秘书低声说，“桂林专员公署来电。”

　　秦廷柱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脸色就更难看了。

　　电文是陈恩元亲自己拟的，措辞严厉：

　　“灵川境内如有‘异党’活动，务必严加防范，必要时可先斩后奏。抗战当前，治安第一，切不可姑息养奸。”

　　“异党。”秦廷柱冷笑一声，将电报揉成一团。

　　他想起了陈恩元的那张阴阳怪气的脸——那个当年在灌阳、全州堵截红军时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的人，如今是他的顶头上司。

　　“报告！”一个哨兵跑上来，“山下来了几个人，说要见县长。”

　　“什么人？”

　　“领头的一个，自称姓吴，说是灵川吴家村人，有要事相商。”

　　秦廷柱眉头一皱。姓吴？灵川吴家村？他隐约想起，县党部曾经送来一份“注意人物”名单，上面就有个叫“吴腾芳”的。

　　“让他上来。”秦廷柱说。

　　山路上走来几个人影。为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褪色的学生装，步伐沉稳，不卑不亢。

　　“秦县长，”来人抱拳行礼，“灵川吴家村吴腾芳，冒昧前来拜访，请多包涵。”

　　秦廷柱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这个年轻人站得笔直，目光平视，既无谄媚之色，也无紧张之态。

　　“吴先生深夜来访，有何贵干？”

　　吴腾芳微微一笑：“听说秦县长有心抗日，特来送一份大礼。”

　　“哦？”秦廷柱不动声色，“什么礼？”

　　“一份能让秦县长在灵川站稳脚跟的大礼。”

　　秦廷柱的心跳漏了一拍。他盯着吴腾芳的眼睛，试图从里面看出些端倪。但那双眼眸就像一泓深潭，看不出任何波澜。

　　“进屋谈。”秦廷柱说。

　　这一夜，两人谈了很久。

　　吴腾芳告诉秦廷柱：中共灵川特支十分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一切愿意抗日的国民党人合作。灵川特支已经组织了一支政工队，三十来人，全是年轻学生，有文化、有觉悟，敢打敢拼。只要秦县长点头，这支队伍可以接受县政府名义上的领导，成为灵川抗战的一支生力军。

　　秦廷柱沉默了。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在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披上合法的外衣。一旦东窗事发，陈恩元绝不会放过他。

　　但另一方面，灵川的抗日形势确实岌岌可危。他需要兵，需要一支能打仗的队伍。而眼下，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愿意给他当兵。

　　“你们有多少人？”他终于问。

　　“三十余人。”

　　“多少枪？”

　　“十几条老套筒。”

　　秦廷柱苦笑：“就这点家底，也敢打鬼子？”

　　吴腾芳目光如炬：“枪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秦县长若肯支持，政工队愿做先锋！”

　　秦廷柱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南边的夜空。远处，灵川县城的方向，鬼子的灯火像一只只不眠的眼睛。

　　“好。”秦廷柱转过身，盯着吴腾芳的眼睛，“我以县政府的名义，正式成立‘灵川战时青年政治工作队’。”

　　他顿了顿，又说：“我派县政府的秘书俸拯民担任队长。他是我的亲信，挂个名，对上头好交代。”

　　吴腾芳心中一动。他听懂了秦廷柱话里的意思——“挂个名”，意味着这个人不会真的到职；“对上头好交代”，意味着秦廷柱也需要这层掩护。

　　“那副队长呢？”吴腾芳问。

　　秦廷柱看了他一眼：“你当副队长。还有你说的全昭毅、陈钜，也当副队长。”

　　吴腾芳点了点头。队长是挂名的，副队长才是真正干活的。这个安排，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秦县长放心。”吴腾芳郑重地说，“只要您是真心抗日，我们自当全力以赴。”

　　两只手握在了一起。

　　（十一）胆江坪

　　吴腾芳从兰田堡赶回潞江河的山谷时，天已经快亮了。

　　阳雄飞没有睡，坐在洞口等他。火塘里的柴火已经烧成了灰烬，只剩几颗火星在黑暗中明灭。

　　“谈妥了？”阳雄飞问。

　　“妥了。”吴腾芳将那张盖着县政府大印的委任状放在石板上，“秦县长批了，政工队正式成立。”

　　阳雄飞拿起委任状，凑到油灯下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目光在“队长：俸拯民”几个字上停了一下，嘴角微微一动。

　　“俸拯民？”他抬起头，“县政府那个秘书？”

　　“对。”吴腾芳说，“秦县长说，挂个名，对上头好交代。”

　　阳雄飞“呵呵”笑了一声，把委任状放下：“怕死不敢来吧？”

　　“大概是吧。”

　　两人沉默了片刻。火塘里的火星又暗了几颗。

　　“不能在兰田堡开成立大会。”阳雄飞忽然说。

　　吴腾芳点头：“我知道。秦县长给了合法身份，但那是面上的事。根，还得扎在山里。”

　　阳雄飞猛然站起身，走到洞口。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远处的山峦轮廓渐渐清晰。他伸手指向东北方向：“潞江的源头，叫胆江坪，在德王岭南边。那里离兰田堡几十里山路，走的人不多。偏僻、安静，没有人打扰。”

　　吴腾芳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晨雾中，那片山岭若隐若现。

　　“就在那里开。”阳雄飞说，“根要扎在源头，队伍才能长得旺。”

　　吴腾芳没有再问。他知道，阳雄飞选在那个地方，是有深意的——那里是潞江的源头，是水的来处。政工队的源头，也应该在那里。

　　“什么时候？”他问。

　　“明天。”阳雄飞转过身看着他，“你连夜通知秦振、秦万家他们，天亮之前赶到胆江坪。全昭毅从自卫队带几个人过来，做个见证。”

　　吴腾芳站起身，朝洞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阳书记，”他没有回头，“这支队伍，名义上的队长是俸拯民，但实际上的队长——”

　　“是你。”阳雄飞打断他，“是你，不是别人。俸拯民不会来，秦县长也知道他不会来。这个安排，大家都心知肚明。”

　　吴腾芳沉默了片刻，然后走进了黎明前的曙光里。

　　（十二）泉水叮咚

　　胆江坪就在德王岭南边的山坳里，四周是密密的树林，中间有一块不大的平地。潞江的源头就在这里——一股清泉从石缝里涌出来，汇成一条细细的溪流，然后顺着山势蜿蜒而下。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透，三十几个人就陆续赶到了这里。

　　秦振是最先到的。他背着一支老步枪，站在泉眼旁边，望着那股清泉发呆。他想起离家那天早晨的雾，和父亲坐在门槛上的身影。他的眼眶热了一下，但很快又凉了下来。

　　秦万家带着莫志高到了。莫志高还不太会用枪，把那支老步枪背得歪歪斜斜的。秦万家帮他正了正枪带，低声说：“站直了，今天是咱们的大喜日子。”

　　莫志高站直了，但眼睛一直在四处张望。他不知道今天要干什么，只知道秦万家说“很重要”。

　　全昭毅带着几个潞江自卫队的骨干也到了。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人穿学生装，有人穿破棉袄，有人还穿着草鞋。但每个人背上的枪都擦得锃亮。

　　阳雄飞和吴腾芳最后到。阳雄飞手里拿着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红旗，吴腾芳手里拿着那张盖着县政府大印的委任状。

　　三十几个人在泉眼旁边的平地上站成了一个松散的圈。没有人喊口令，没有人整队，但每个人都自觉地站直了身体。

　　阳雄飞把红旗展开，挂在了一棵老松树的枝桠上。旗上没有绣镰刀斧头，只是一面简单的红旗。但红色在晨光中格外醒目，像是有人在灰蒙蒙的山谷里点了一把火。

　　“同志们，”阳雄飞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山谷里传得很远，“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成立灵川战时青年政治工作队。”

　　没有人鼓掌。但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那面红旗。

　　阳雄飞看了吴腾芳一眼。吴腾芳走上前，把那张委任状举起来，让大家看清楚。

　　“这是秦县长亲笔签发的委任状。”吴腾芳说，“从今天起，我们有了合法的身份。我们可以公开活动，可以宣传抗日，可以动员青年参军。”

　　他停了一下，把委任状收起来。

　　“但是——”他的声音沉了下来，“我们要记住，合法身份是面上的事。我们的根，在这里，在潞江的源头。我们的魂，在老百姓中间，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不管外面挂什么牌子，我们是谁，我们自己心里有底。”

　　秦振站在人群里，把那支老步枪攥得更紧了。

　　秦万家转头看了一眼莫志高。莫志高的眼睛红了，但嘴角在往上扬。

　　阳雄飞走到那面红旗下面，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的面孔。

　　“同志们，”他说，“从今天起，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在山里，一支在山外；一支是根，一支是叶。根要扎得深，叶要撑得开。根深了，叶才不会落；叶多了，根才能长得更壮。”

　　他停了一下。

　　“你们中有些人，会留在山里；有些人，会到山外去。不管在哪里，记住——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在给国民党当兵，我们是在打鬼子。”

　　山谷里安静极了。只有泉眼里的水在咕嘟咕嘟地往外冒，像是在为这支新生的队伍不断地鼓掌。

　　（十三）唱戏与上课

　　政工队成立后，驻地有两处。

　　一处在潞江河的山谷里，和潞江自卫队挨着。那里是根，是魂。队伍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秘密会议，都在那里进行。秦振、秦万家、莫志高，都在那里的山洞里住过，在油灯下听过吴腾芳讲《论持久战》。

　　另一处在兰田堡，和国民党县政府挨着。那里是面，是台。队伍的公开发动、与秦廷柱的联络、对外的宣传活动，都在那里开展。吴腾芳在兰田堡的那间土屋里，接待过秦廷柱的秘书俸拯民——那位挂名队长来过一次，坐了一盏茶的工夫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他也接待过从四乡赶来报名参军的青年。

　　秦振经常在两地之间奔走。他带着游击组在山里训练，又带着他们下山到兰田堡去“亮相”。有一次，秦廷柱亲自来看政工队的操练，秦振带着几个队员在操场上打靶，枪枪中靶。秦廷柱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兵。”

　　秦万家也经常在两地之间奔走。他带着莫志高在兰田堡附近的村子里搞宣传，一站上八仙桌，周围就围满了人。莫志高起初不会说话，只是站在旁边端着枪，后来慢慢学会了——他不再提自己的那场婚礼，只是说：“鬼子杀了我家的人。我不想让更多人家破人亡。”

　　莫志高话不多，但每次说完这句话，底下就有人悄悄抹眼泪。

　　从潞江河到兰田堡，几十里山路，要走大半天。但那些年轻人不觉得远。他们白天在兰田堡“唱戏”，晚上回到潞江的山洞里，围在火塘边听吴腾芳讲课。油灯的光焰摇摇晃晃，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

　　有一次，秦万家问吴腾芳：“腾芳哥，我们天天这样两头跑，不累吗？”

　　吴腾芳看了他一眼，没有直接回答。他指了指火塘里的火：“你看这火，柴加进去，它就旺；柴不加，它就灭。我们两头跑，就是在给这把火加柴。”

　　秦万家想了想，点了点头。

　　莫志高坐在角落里，手里擦着那支老步枪，忽然开口说了一句：“只要能打鬼子，跑到天边也不累。”

　　火塘边的人都笑了。莫志高也跟着笑了。那是他加入政工队以来，第一次笑。

　　（十四）根与叶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初，桂北的冬天已经很深了。

　　潞江河的山谷里，政工队和自卫队的队员们围坐在山洞里，在听阳雄飞讲当前的形势。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映着一张张年轻的脸。

　　阳雄飞讲完之后，吴腾芳站起来，做补充。

　　他讲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掏出来的：

　　“同志们，我们有两支队伍，两个驻地。一支在山里，一支在山外；一支是根，一支是枝叶。根要扎得深，枝叶要撑得开。根深了，枝叶才会茂盛；枝叶茂盛，根才能长得更深。”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秦振、秦万家、莫志高、全昭毅，还有那些从潞江自卫队和政工队抽调来的骨干。

　　“你们中有些人，会留在山里；有些人，会到山外去。不管在哪里，记住——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在给国民党当兵，我们是在打鬼子。不管外面挂什么牌子，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火塘里的火光，照亮了每一双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仇恨，有希望，有一种比仇恨更深、比希望更沉的东西——那是信仰。

　　而在几十里外的兰田堡，秦廷柱站在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政工队营地。那里只有几个人在值班，大部分人都回山里去了。但他不知道。

　　秘书走过来，低声说：“陈恩元专员又派人来查问了。”

　　秦廷柱没有回头：“你怎么回的？”

　　秘书犹豫了一下：“我说，政工队队长俸拯民是县政府的秘书，随时可以接受调查。”

　　秦廷柱“呵呵”一声，示意他知道了。

　　他望着山下的营地，忽然说了一句让秘书愣住的话：

　　“你知道吗？我这一生，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但答应吴腾芳成立政工队这件事，说不定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秘书愕然：“县长，您可是国民党……”

　　秦廷柱打断他：“民族危机当前，共不共的，先放一边吧。只要他们打鬼子，就是我的好兵。”

　　山下，政工队的号子声再次响起。

　　那些年轻的声音，穿透冬天的薄雾，传得很远很远。

　　而在潞江河的山谷里，阳雄飞站在洞口，望着南边的天空，对全昭毅说：“快了。等春天一到，就能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虎口拔牙’。”

　　（十五）历史铭记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至十二月间，中共灵川特别支部领导的“潞江抗日自卫队”与“灵川抗日政工队”演绎了从无到有、从隐蔽到合法化这一关键时期的辉煌历史：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下旬，桂师暑期宣传队（暑宣队）成立，吴腾芳受特支指派担任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

　　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中旬，潞江抗日自卫队在潞江河山区成立，阳雄飞任指导员，全昭毅任副队长；

　　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底，暑宣队解散，吴腾芳受特支指示点名留下秦振、秦万家等骨干；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秦振直接编入政工队；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莫志高婚礼遭日军洗劫，新婚妻子被掳走。之后莫志高经秦万家动员加入政工队。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灵川县城沦陷，国民党县政府北撤兰田堡；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下旬，吴腾芳与县长秦廷柱谈判成功，政工队获得合法身份。秦廷柱派县政府秘书俸拯民挂名队长（未到职），吴腾芳、全昭毅、陈钜任副队长，实际领导权在吴腾芳手中；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下旬，政工队成立大会在潞江源头胆江坪秘密举行。胆江坪位于德王岭南，距离兰田堡几十里山路，两地之间当年就有道路相通，利于两支队伍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便于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7-29 16: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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