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不孤——抗战时期澳门同胞的救亡运动
2026-09-06 10:18:00  来源：王光霞  点击：  复制链接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未曾在澳门投下一枚炸弹。这座被殖民者宣称“中立”的小城，看似远离战火，却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它吞下数十万难民，送出上百名青年上前线，架起一条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

　　“中立”的壳，不中立的心

　　1942年春节前后，澳门街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车队——收尸队。他们把饿死、病死的遗体一车车运往氹仔，掩埋在后来被称为“万人坑”的坟场。彼时的澳门，没有硝烟，没有轰炸，却整日飘着死亡的气息。这是“中立”的代价。

　　葡萄牙在二战期间对澳门实行“中立”政策，并一直延续至战争结束。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澳葡当局在自身军事力量极为弱小、根本无力抵御日军进犯的前提下，通过外交与策略性妥协维持管治的生存选择。澳门特区政府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林发钦曾这样解释：“澳门所谓的'中立'，只是澳葡政府基于当时里斯本在欧洲的'中立'，跟日本之间有一个协议，把澳门定为一个所谓'中立'地区；但以华人为主体的澳门社会内部，我们根本从来没有'中立'过。”

　　“中立”给澳门带来一种悖论性的空间。一方面，澳葡当局不允许爱国社团公开打出抗日救亡的旗帜，禁止以“抗日”“抗敌”命名社团，并限制社团活动形式——这迫使澳门同胞的救亡活动必须以“救灾”“慈善”“慰劳”等名义进行掩护。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身份，使澳门得以吸纳周边沦陷区的难民与资源。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澳门由此出现两次难民高潮。抗战爆发前澳门总人口为十五万多人，至1941年已高达三十七万多，抗战高峰期更有四十余万乃至五十万的说法（统计时点与口径不同所致）。一座弹丸小城，在数年间接纳了近两倍于原有人口的逃难者。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为华南地区唯一未被日军攻占的“孤岛”。但日本驻澳领事与特务头子“严如澳门的'太上皇'”，并不真正尊重澳葡的中立地位，澳门实际上处于被日本间接控制的状态。澳门华人把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称为“风潮时期”。

　　与此同时，澳门因其特殊地位，还成为各国情报人员活跃之地与对外贸易的转运口岸。广州口岸遭战火破坏后，广东进出口贸易一度集中到澳门，欧美及东南亚货物经澳门运入内地，内地货物亦多经澳门转运出口。这种“畸形繁荣”的另一面，是赌博、烟馆、妓院的膨胀，以及米珠薪桂之下普通居民在饥寒中的挣扎——繁荣属于少数人，苦难属于多数人。

　　正是在殖民管治与日军封锁的双重挤压之中，澳门民间社会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抵抗形态：以人道主义话语包裹民族主义诉求，以慈善组织的形式承担抗战动员的功能。

　　“义”字当头：一座小城的毁家纾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澳门迅速成立“阖澳华侨赈济东北兵灾会”，各界踊跃捐款，掀起抗日救国热潮。为建设中国空军，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献机运动，消息传到澳门，殷实商人与平民百姓纷纷解囊，一些热血青年直接报名投考航空学校——澳门青年林耀就是此时返回内地的，他搏击长空，与日机作战，最终壮烈牺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澳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由于不能公开打“抗日”旗号，同胞们便以“救灾”为名成立团体：澳门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澳门各界救灾会”；《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此外还有妇女慰劳会、救国公债劝募分会等不下三十个社团。名字里冠着“救灾”“慰劳”“赈济”，做的却是宣传、筹募、输送人力的抗战实事。

　　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1937年成立的“四界救灾会”。它由《朝阳日报》与《大众报》两报联合发起，天然拥有舆论阵地：两报大量报道救亡消息，刊载宣传抗日的散文、小说，成为澳门民众了解与传播救亡主张的重要平台。

　　1937年之后，“义”字成为澳门社会的关键词：黄包车夫“义拉”、歌女“义唱”、商铺“义卖”，澳门各界毁家纾难，将所得收入全部捐给抗战前线。上至殷实商人、工商界领袖，下至工人、店员、小贩乃至风月场所的从业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其中。

　　几个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的细节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四界救灾会发起捐输运动，并致函各界当日素食筹募，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这一天，澳门许多食品上印上了“毋忘七七”四个大字。同年8月，该会发起征集慰劳信运动，参与者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满九岁的幼童，至月底共征集信件一千余封，送往武汉抗日前线。同年9月至10月的全澳性义卖，参加的店号达一百多家，共筹得国币近十万元，是当年澳门筹募救亡活动中前所未见的数字。1939年，各界救灾会举行“八一三”献金活动，三天内筹到国币十万元。

　　对一座人口十余万、工人月薪仅数元的小城而言，这些数字的分量，远不止于数字本身。

　　在抵制日货方面，澳门同胞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并在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共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1933年，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商会等派代表赴广州参加欢迎淞沪抗日残废战士大会，澳门商会、镜湖医院、同善堂联合组织残废军人教养院；澳门救国会还倡议组织“十人团”，永远对日经济绝交。

　　舆论与文艺战线同样火热。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澳门的教师、学生、工人、店员先后组成“前哨读书会”“呐喊文学社”“前锋剧社”“怒吼中乐社”“青年救护团”“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等爱国社团，《开路先锋》《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很快在澳门传唱开来。内地爱国人士史良、高剑父、关山月等先后来澳演讲或举办爱国画展。剧团上演《烙痕》《放下你的鞭子》《重逢》，粤剧社演《铁血忠魂》，各大戏院放映《血战台儿庄》《八路军反攻平型关》《民族之光》……一座不许公开喊“抗日”的城，就这样把抗日的声音唱遍了街巷。

　　从镜湖医院出发：一百六十多名青年的选择

　　澳门同胞的抗战，并不止于出钱出力。相当数量的澳门青年，以医护人员、宣传队员、政工干部的身份，直接走上了战场。

　　先说救护。1937年10月24日，中共党员柯麟联合镜湖医院值理和社会人士等五十三人，推动成立“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目的是培养医护人才支援前线。镜湖医院成为救护团的训练场地、见习场所及贮药之所，柯麟担任训练部长。救护团教授急救、防毒、担架等实用技能，成员分批赴中山石岐、广州等遭轰炸地区救护伤兵与难民。柯麟在救护班第一期学员毕业之际写下《对毕业同学的愿望》一文，其中一句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再说从军。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天，四界救灾会成立以廖锦涛为团长的“回国服务团”。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回国服务团共组成十一个队、一百六十多人，奔赴广东的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抗战前沿，开展动员群众、战地救护和慰劳抗日军队等工作，有时还与日军正面交锋。其中由廖锦涛亲自带领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共八个队，另一机工队到曲江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汽车营工作，合计参加第十二集团军工作的服务团成员达一百二十二人。

　　团长廖锦涛（1914—1941）出身广东南海一个富裕农家，在广州求学期间即积极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他策划出版《救灾特刊》，深入各阶层开展募捐；为组织服务团，他奔波于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亲自主持集训、筹措经费、置办前线急需的药物与军用物资。他的两个妹妹廖明、廖坚，也都参加了回国服务团。最终，廖锦涛为国捐躯。

　　更早些时候，1937年8月开始筹建的“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是中共澳门党组织创立并直接领导的青年抗战团体，深入澳门周边县区村镇发动群众，在军民中开展宣传，帮助建立儿童团、妇女会、抗日自卫队等组织，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及驻防官兵的热烈欢迎。

　　此外，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即有澳门武师赴上海参加十九路军；1942年后，又有濠江中学等校师生投奔五桂山、凤凰山游击队，其中一些青年还担任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后发展成珠江纵队）的领导职务，其业绩被写入广东人民抗日救亡的史册。

　　病房里的秘密通道

　　在澳门抗战史中，最具战略纵深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地下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广州市委派杜晓霞、廖锦涛赴澳门开展建党工作；同年11月，中共澳门支部正式成立，成立时有党员四人，到12月增至六人。支部十分重视在澳门各社团及学校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举办党员培训班讲授抗战形势，并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

　　这条地下线的核心人物，是医生柯麟。

　　柯麟1900年出生于广东海丰，求学期间与彭湃、叶剑英等革命先驱结下深厚友谊，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他受潘汉年派遣前往澳门开设诊所，以医生身份作掩护，同时负责联络照顾当时暂居澳门的叶挺将军。1936年，柯麟进入镜湖医院任义务医生，兼任镜湖护士学校义务教师；1938年联络避居澳门的医学界同窗成立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1946年正式出任院长。叶挺、叶剑英、廖承志等同志及其家属，都曾在柯麟家中转、看病。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日军大肆搜捕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与文化界名人，妄图一举摧毁中国的抗日文化力量。中共中央紧急部署，展开一场举世瞩目的文化名人大营救。澳门作为未被占领的安全区域，成为营救行动的关键中转站，柯麟临危受命，扛起西线营救的重任。

　　1942年1月至5月，柯麟组织镜湖医院思想进步的护士参与营救。一批批“特殊病患”被送进医院——他们其实是夏衍、范长江、梁漱溟、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茅盾等文化精英。仅1942年1月5日，夏衍、蔡楚生等二十一人即离开香港抵达澳门。柯麟将他们伪装成病患安置在镜湖医院，或秘密安置在安全民居，提供食宿、保障安全，避开日军与特务的严密盘查；再打通交通关节，协调船只与通行凭证，分批经中山、肇庆、梧州护送前往桂林大后方。

　　此次营救历时近两百天，跨越千里封锁线，全程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此期间，濠江中学也成为中共在澳门的地下交通站，掩护接送了不少抗日人士。

　　除人员营救外，交通与情报线同样关键。柯正平于1943年进入澳门，恢复东江纵队—南路—琼崖纵队的电台联络，开辟澳门—广州湾—重庆南方局的地下交通线，并向琼崖纵队输送报务员和电台。

　　还有一些名字，属于另一条战线。爱国商人马万祺毁家纾难；时任大西洋银行华人部经理何贤在香港沦陷后冒险赴港运回印钞纸，稳定澳门币值，并多次与日军谈判解除关闸封锁，缓解粮荒；澳门出生的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黄河大合唱》，成为鼓舞全国抗日斗志的号角。这些行动看似属于金融、民生与艺术范畴，实则在经济、物资与精神层面，直接支撑着抗战。

　　风潮时期：粮荒、万人坑与暗杀

　　澳门抗战的牺牲，主要不在枪炮之下，而在物价、粮荒、疫病与特务的监视之中。

　　先说收容。 抗战期间，澳门政府将所有医院、教堂及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学校辟为难民收容中心，同时在氹仔、路环、青洲、台山设“难民给养所”。澳门主要社团也倾其所有：镜湖医院接收难民六百名，观音堂收留一百六十六人，圣若瑟修道院开放青洲水泥厂部分场地及附属教堂供难民居住。难民中不只有中国同胞——仅1943年至1945年间，镜湖医院收容的英美籍难民就有两千二百七十五人。同善堂每日施粥，其发放的竹筹记录显示，仅1942年就向十二万七千人次提供粥食。普济禅院收容学童，教师在青砖地上以香灰书写《满江红》，成为特殊的爱国教育场景。

　　再说粮荒。1942年前的澳门，虽人口大增，但因中山一带尚未全部沦陷、水路尚通，粮食供给还勉强维持。到1941年6月珠海全境沦陷、年底香港沦陷，海路被日军封锁，澳门粮食供给终于崩溃。1942年至1944年间，大量居民饿死，街头常见“收尸队”运送遗体至氹仔“万人坑”。1942年春节期间，贫苦民众成批病死、饿死，甚至出现全家丧生的惨剧，曾有一天死亡达四百人的记录。

　　作家廖梦醒在此时携家人避难澳门，后来回忆：整个澳门仅靠一批运抵的干玉米维持生计，甚至有人从大便里淘洗未消化的玉米粒充饥；澳门四面环海，吃鱼却是有钱人的享受，穷人只能一路乞讨、以鱼骨果腹；倒毙街头者不计其数。这段记载见于《团结报》“文史周刊”刊载的《廖梦醒：历经磨难 不改忠诚》一文，读来字字沉痛。

　　还有暗杀。 日军虽未占领澳门，其领事与特务却在澳门肆意横行，严禁中国居民进行抗日活动，并杀害多位爱国人士。澳门教育家、中华教育会会长梁彦明即是其中的代表。

　　梁彦明是广东新会人，早年毕业于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宣统年间来澳，加入同盟会。他投身教育与慈善，创办崇实中学并自任校长，与刘雅各神父、冯印雪等组织澳门教育会（即澳门中华教育会前身），担任镜湖医院副主席、同善堂值理，创办莲峯义学普及平民教育，又与冯秋雪、冯印雪昆仲成立“雪社”提倡风雅。抗战期间，他以实际行动团结澳门教育界及广大居民共赴国难，为抗日奔走呼吁，鼓舞士气，不受威逼利诱，为日伪所忌。1942年12月24日晚九时，梁彦明在龙嵩街遭枪手狙击，救治无效，延至29日身亡。出殡之日，其灵柩途经日本领事馆，“千人侧目缓步，切齿睨视而行”。澳门博物馆至今藏有他的诗集手抄本，是其遗作孤本。同时被害的，还有中山县立中学校长林卓夫等爱国人士。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文化抗争也未曾中断。1941年底，澳门进步人士在望德中学开办国语讲习所，以对抗日本人的文化侵略；翌年，该校毕业生组织“修社”，通过座谈会、读书会、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救国道理。1942年4月，张雪锋等发起创立港澳艺人职业剧团“艺联”，半年内排演《雷雨》《日本》《茶花女》《明末遗恨》等进步剧目，年末转移至内地大后方巡回演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余论：没有硝烟的战场

　　回过头看，澳门同胞在抗战中承担了三重角色。

　　它是难民方舟。以弹丸之地，在数年间接纳数倍于己的逃难者，为此付出粮食、住屋、卫生、治安的系统性代价，甚至出现大规模饿死的惨剧。这种承受本身，就是对民族抗战的贡献。

　　它是物资与人力的中转站。澳门利用其未被占领的特殊地位，成为国际物资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之一。药品、医疗器械、军需品经岐关车路、渔船暗舱等渠道，输往中山、东江、北江等抗日武装活动区域——那条“海上生命线”，是在敌伪封锁的缝隙中维系的一条补给通道。同时，它持续向前线输送医护人员、宣传队员与政工干部。

　　它是秘密战场的枢纽。以镜湖医院为据点的地下网络，在香港大营救、电台联络、交通线开辟等任务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澳门抗战的价值，在于它拓展了“抗战”这一概念的内涵。抗战不只发生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根据地，也发生在医院病房、施粥棚、义卖柜台、渔船暗舱与文化名人的转移路线上。“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澳门虽然未被日军占领，却与祖国休戚与共，在南海之滨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种独特的非军事抵抗形态能够成立，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澳门社会深厚的爱国传统与社团网络——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澳门中华总商会、中华教育会等组织的存在，使动员得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殖民管治的穿透——澳葡当局的中立政策可以约束旗帜与名称，却无法约束人心。

　　澳门同胞的抗战史，可以用一句话收束：“没被占领的城，没停过的援。”以救灾社团遮掩抗日之实，以镜湖医院作救护与掩护之站，以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送青年上火线，以柯麟、柯正平等人架起地下之桥，以一座十余万人的小城吞下数十万难民。中立的是澳葡当局的旗帜，不中立的是濠江民众的选择。

　　今天，澳门保存着叶挺故居、冼星海纪念馆、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202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名列其中。这些遗存既是对牺牲者的纪念，也是对一个更完整、更立体的中国抗战叙事的确认：在主战场之外，还有无数以不同方式抗战的同胞与土地，共同支撑起民族救亡的全局。

　　主要参考资料

　　1、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与澳门抗日救亡运动》（2022年8月12日）。

　　2、人民网·党史频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在澳门的活动》（2015年2月4日）。

　　3、人民政协网：《柯麟是谁？》（2026年6月22日）；人民网：《柯麟：悬壶济世良医意　救国忧民志士心》（2013年5月15日）。

　　4、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办公厅：《尤权在纪念马万祺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10月）。

　　5、中国新闻网：《“风雨同舟　肝胆相照”——马有礼追忆父亲马万祺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谊》（2021年6月13日）。

　　6、中国新闻网：《澳门“华人代表”何贤轶事》；中国侨网：《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

　　7、湖北省党史部门：《抗战时期的澳门救亡团体》（2018年9月29日）；凤凰网：《“风潮时期”，澳门义士抗击日本封锁》（2025年12月19日）。

　　8、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红色印记｜共赴国难　澳门同胞支援抗战谱写爱国壮丽篇章》（林发钦访谈，2021年6月23日）。

　　9、《团结报》文史周刊：《廖梦醒：历经磨难　不改忠诚》（2022年8月18日）。

　　光明网：《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2025年6月2日）。

　　10、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救亡赈难：抗战时期的澳门社会赈济》《澳门人的抗战及相关研究》（2015年8月24日）。

　　11、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廖锦涛》（2024年6月）；中国侨网：《赤子报国情——廖锦涛烈士传略》。

　　12、中国经济网：《（抗战胜利80周年）烽烟外的“小城大义”：澳门在抗战中从未缺位》（2025年8月2日）。

　　（作者系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9-06 1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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