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中的两个承担者——长沙大火中的周恩来与张治中
2026-09-06 09:49:47  来源：王光霞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1938年11月13日凌晨的长沙大火，把中共代表周恩来与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同时置于灾难现场。本文以《周恩来年谱》、《张治中回忆录》及《周恩来珍闻》所收回忆互证，重建从11月12日深夜至次年2月张治中离湘这一时段两人的行动轨迹，指出三点是既往叙述所忽略的：其一，火起之前，周恩来判断“今晚不走”的依据正是与陈诚、张治中的通话，而张治中手中握有蒋介石“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的文侍参电，却同样相信“风平浪静”，两人处于同一个信息盲区；其二，火起之后，周恩来提出的三项善后办法与张治中的八项紧急处置、蒋介石的四项措施高度重合，且《中宣部、政治部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之说明》系“经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先生和我在一起亲加修改”，构成国共两方在同一文件上的共同具名；其三，1959年张治中就郭沫若《洪波曲》“贪图功名”“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等指控提出反驳后，周恩来通过组织渠道明确表示“郭这样写是不合适的，我们要他改正”。这一“事后反证”为判定1938年11月两人关系提供了最可靠的试剂：若真如《洪波曲》所言，周恩来断无可能在大火之后为张治中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字斟句酌”地修改。本文认为，长沙大火中的周恩来与张治中并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而是同一场灾难的两个承担者。

　　关键词：长沙大火；文夕大火；周恩来；张治中；郭沫若；《洪波曲》；善后

　　一、 引言：被《洪波曲》改写了的关系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两个人几乎同时被惊醒。

　　一个是城西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二楼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一个是城东南二里牌唐公馆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两地相距不过数里，中间隔着一座即将化为焦土的城市。

　　这场后来被称为“文夕大火”的灾变，烧毁房屋五万余栋，居民死伤两万余人，三十万人无家可归[1]。它在此后数十年的公共记忆中，长期呈现为一幅“国民党纵火、共产党救火”的图景——这一图景的形成，与郭沫若《洪波曲》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洪波曲》第十五章这样写：“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又说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4]。

　　这段文学化的叙述影响深远，但它至少在三处与可考的史实相冲突。本文拟以周恩来的行踪与张治中的自述互证，重建1938年11月两人的实际关系，并借用1959年那场《洪波曲》论争作一次反向检验。

　　需要说明本文的方法论支点：当事人事后的态度，是检验当时关系最可靠的试剂。如果1938年11月的张治中真的蓄意纵火、几乎置周恩来于死地，那么二十年后，当郭沫若作此指控时，最不该出面纠正的就是周恩来本人。而事实恰恰相反。

　　二、共同的盲区：11月12日深夜的两个判断

　　2.1 周恩来为什么留下

　　据《周恩来珍闻》所收回忆，11月12日近午夜，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内用手摇电话机，分别与陈诚、张治中通话。陈诚在电话里说，前方将士打得很好，日军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张治中则连声说“一切风平浪静，风平浪静”[3]。

　　放下电话，周恩来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卡车装上与重庆、延安都能联络的电台和部分工作人员先行出发——理由很实际，夜行可避开白天日机跟踪扫射，也避开白天人多塞道、车辆难行的状况。车走后，通讯处内只剩四人：周恩来、叶剑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副官邱南章、司机王应絮。原拟留下的讲述者因“连司机五个人就坐不下了”而随卡车先行[3]。

　　上车前，周恩来问王应絮汽油是否加足、车况有无问题；又让邱南章再给陈诚摇一次电话，得到“日军仍在洞庭湖那边未动”的答复。然后两位首长才上二楼休息。王应絮把吉普车停在大门口，和衣倒在车里[3]。

　　2.2 张治中手里的那封电报

　　同一天，张治中手里握着一份他无法违抗的命令。

　　《火变一日记》记：11月12日上午9时许，正在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训话时，接到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第一件事即传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接到蒋介石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2]

　　下午4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携焚城准备纲要来见。张治中做了两处关键改动与一处关键限定：改以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明确“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并强调“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2]。

　　也就是说，焚城是有条件的——以我军自汨罗撤退为触发条件，以两道警报为程序前提。

　　2.3 两个判断，同一个失效点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11月12日深夜，城西的周恩来依据与陈诚、张治中的通话判断“敌人远着呢，今晚我们不走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走”[3]；城东南的张治中依据汨罗前线的军情判断，焚城计划“最好备而不用”[2]。

　　两个判断都错了。错的不是情报，而是执行链条的失控——11月13日凌晨，汨罗前线并未崩溃，而城内已四处起火。

　　这里需要辨析一处：张治中1959年致郭沫若信中称“十二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中午吃饭谈话”[2]。《周恩来珍闻》则记为周恩来主动摇电话给陈诚、张治中[3]。两处记载在通话的主动方与内容侧重上不同，但当晚双方确有电话往还这一事实可以互证——这恰恰是《洪波曲》“他把周公蒙着了”一说的关键反证：一个蓄意纵火者不会在点火前数小时约受害者吃饭。

　　三、火起：两条脱险路线

　　3.1 寿星街2号：从后院到湘江边

　　约凌晨2时，邱南章被连续不断的爆炸声惊醒，抓起枪跳下木板床，先喊起两位首长，再反身跑到大门口。

　　门口正在争吵。王应絮：“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楼上还有人，你凭什么放火烧房子？”国民党兵：“凭什么？上边有命令！你不走，连你也烧死！”——一边浇煤油一边点火。王应絮见火苗将窜进吉普车，跳上车把车开走；待他停好车返回时，前院已烈焰冲天，插翅难进[3]。

　　周恩来、叶剑英与邱南章改从后院冲出。全城到处是火，浓烟呛人。此时周恩来“十分镇静”地说：“不要慌，不要紧张，我认识路。这里到湘江边不远，走完这条石板街，就能到江边，我们就能冲出去……”[3]

　　这段回忆还解释了“后院逃生”为何可行——不是运气，是习惯：多年的地下工作使周恩来选择住房总是选临街且前后有门的，每次住下前必先弄清周围地形与街道走向。三人最终沿铁路线蹒跚走出，被李克农派回接应的卡车遇见[3]。

　　3.2 二里牌唐公馆：看着火烧的人

　　同一时刻，张治中的经历截然不同。

　　他于13日凌晨1时许由磬园移住二里牌唐公馆，将近2时就寝。不久副官王建成叩门报告“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他披衣起身，见三四处起火，电灯尚未熄灭；3时后火势更大，各处电话均已不通。4时许，酆悌来报：“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2]

　　此后两日，他“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2]。

　　一个被火追着跑，一个站在火里看着烧。两人位置不同，却同在现场——这一点，是讨论此后一切的前提。

　　四、 善后：三份清单的高度重合

　　4.1 周恩来的三点

　　11月15日，周恩来再到衡山，就长沙大火事件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提出三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灾；（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首犯[1]。

　　（《红岩春秋》所载《辗转西迁：周恩来在1938》作11月14日赴南岳[6]；《周恩来年谱》作15日再到衡山[1]。两说并存，本文从年谱。）

　　4.2 张治中的八项与蒋介石的四项

　　张治中在13日清晨起即作出八项紧急处置：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员调查外侨损害；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令徐权、酆悌及伤兵管理处汪强救济伤兵难民、维持秩序、恢复交通；与陈诚商量恢复电讯；派保安第一团归蒋锄欧指挥担任火车装卸；电呈委员长及何参谋总长；派员并亲自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2]。

　　蒋介石抵长后采取四项措施：逮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拨付巨款救济被难民众；调集重兵加紧长沙防卫；改组地方军警机构办理善后[2]。

　　三份清单——中共代表的三点、省府的八项、最高当局的四项——在拿人、拨款、清理、安置、惩办五个要点上高度重合。这说明善后并非任何一方的独断，而是多方在同一事实压力下形成的共识。

　　4.3 一份被忽略的联署文件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份《中宣部、政治部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之说明》。

　　张治中回忆：“在查明真相以后，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原稿是经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先生和我在一起亲加修改的。”[2]

　　这份说明将火变定性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并列出两条原因：一是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二是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2]。

　　一份由中共方面的政治部副部长与国民党方面的湖南省主席共同修改的官方定本。这在此后的国共合作史上并不多见。它意味着，至少在1938年11月的官方文本层面，火灾的定性是双方共同认可的。

　　张治中在回忆中对自己的定性也相当坦白：“我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2]他承认“受命拟订和执行破坏长沙的计划，我也是有责任的”，同时坚持十二日夜的火变“对我确确实实是意外的”[2]。

　　五、 赈款：两种发放逻辑的合流

　　善后最棘手的是钱。

　　张治中记：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赈款五十万元（中央拨二十万、省府拨三十万，最后共用约一百万元）。12月9日补发时，原估两万人、备了三万人的款项，实发八万四千多人，从9日下午4时一直发到次日晨4时，共发四十余万元。补发前有人担心重领冒领，张治中的决断是：“宁可让一千个灾民重领，也不能让一个灾民漏领。”[2]

　　周恩来方面则坚持由救灾工作队负责发款，把两百多名工作队员分为宣传、救灾、调查三组，统一佩戴“八路军通讯处”徽章，直接向灾民发放，以杜绝中饱[6]。

　　两种逻辑看似不同——一个是行政系统的自上而下，一个是组织队伍的直接到手——但目标完全一致：让钱到灾民手里。

　　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实地视察后所作总评，可视为第三方验证：“此次长沙火灾临时救济工作中，虽尚未完全避免灾民之冒领、重领等情事，而赈款全部均能用之于灾民，办事人员之不中饱，则予各方以极良好之印象，而为过去赈济之所未有。”[2]

　　当事人田汉、刘斐章的回忆亦印证：赈款“不分男女老幼每人给五元”，“全部赈款是通过演剧队队员的手发给的……每元钱都到了灾民手中”[2]所附通信。

　　六、二十年后的检验：《洪波曲》论争

　　6.1 张治中的三条反驳

　　1958年《人民文学》12月号刊出《洪波曲》，张治中读后于1959年1月7日致信郭沫若，逐条举证[2]：

　　关于“贪图功名”——焚城是蒋介石主动、自己被动：“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更何况当时“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

　　关于“蒙着陈诚”——“不仅他和我住在一处，焦土的事早和他商量过，火起时，我根本还在睡梦之中，谈不到蒙着他”；且“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官能够和敢于扣留战区司令长官的交通车吗？”

　　关于“蒙着周公”——这一条最关键：“十二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2]

　　6.2 周恩来的立场

　　第三条反驳提出了一个可验证的事实判断：如果周恩来认为张治中蓄意纵火、几乎置自己于死地，他不可能在大火之后为张治中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逐字修改。

　　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由张治中信中的一段记述留下：“后来谅是经过党的系统，仍被周总理知道了，承中共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同志、统战工作领导同志先后告诉我：'郭这样写是不合适的，我们要他改正。'还说：'不过，你的信上措词也还厉害了些！”[2]

　　这就是本文所谓“事后反证”的核心。周恩来没有直接回信，而是通过组织渠道传话——这既符合其处事方式，也表明这不是私人交情层面的表态，而是基于事实判断的正式立场。

　　郭沫若的回应随之而来：1月10日第一次复信表示“《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并提出将张治中长信“作为附录”；1月18日第二次复信称“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见面时更“握着我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2]单行本出版时内容删改不少，措词语气亦有变动[2]。

　　6.3 一场论争的三重意义

　　这场1959年的笔墨官司，其价值远超个人恩怨：

　　第一，它是一次事实核验。“蒙着周公”这一指控，因周恩来的表态而被判定不成立。

　　第二，它揭示了回忆录文体的风险。张治中在信中的追问至今有效：“您既写'历史资料'，是不是在命笔时能力求公允恰当些更好？”他指出《洪波曲》中“民政厅厅长周澜、财政厅厅长张开琏”等职名亦有误——此类细节错误提示我们，文学性回忆录作为史料使用时必须交叉验证。

　　第三，它留下了一份关于“责任”的对照文本。张治中信末说：“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2]——他承认失职，不承认恶意。这一区分，恰恰是讨论长沙大火时最容易被抹平的。

　　结语：两种责任伦理

　　大火之后的走向，最终把两人的形象分开又合拢。张治中自请处分，被“革职留任”。他自述那种处境“提不起又放不下，这真是太大的惩罚了”，但“一个破砖残瓦败壁颓垣的局面谁来收拾呢？”于是以“忍辱负重的精神”办完善后——临时救济、应变方案、湘西之行，直到12月30日从沅陵旅次发出呈请去任的电文，中有“腼颜待罪，痛苦殊深”八字[2]。1939年2月，他告别湖南赴渝。

　　周恩来则在火起当日即“准确地得悉日军并未逼近长沙，而是人为的故意纵火”，“愤怒极了！天一亮，他就返回长沙，慰问湘江边上那些啼饥号寒的难民，并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救济灾民的事情”[3]。此后组织两百余人救灾队伍、坚持由工作队直接发款、指导第三厅与演剧队入城，直至11月下旬按既定部署转赴衡阳、桂林[1]。

　　一个自劾引退，一个冒险进城；一个认“疏忽”之罪，一个担“善后”之责。郭沫若把前者写成贪图功名的小人，把后者写成险些葬身火窟的受害者——而事实是，两人在同一场灾难中做了同一件事：把该扛的责任扛到最后一刻。

　　1938年11月的长沙，周恩来与张治中不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而是同一场灾难的两个承担者。二十年后那场《洪波曲》论争，只是让这一事实以另一种方式被确认了一次。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周恩来年谱(1898—1949): 修订本[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引文见1938年10—11月各条］

　　[2] 张治中. 张治中回忆录[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北京: 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引文见第十三节“长沙大火”、第十四节“最后一页”；另有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所收与郭沫若往来信件四通为该版本独有］

　　[3] 李新芝, 刘晴, 主编. 周恩来珍闻[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引文见长沙大火相关章节；］

　　[4] 郭沫若. 洪波曲: 抗日战争回忆录[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59.［引文见第十五章“长沙大火”。1958年先刊于《人民文学》第7—12期；1992年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

　　[5] 邱南章. 邱南章同志口述: 周恩来同志1938年在长沙的情况[Z]. , 采访整理, 1977-11-06. 油印件. 原件原由长沙文史专家黄曾甫保存.

　　[6] 辗转西迁: 周恩来在1938[J/OL]. 红岩春秋, (2018-01-30)[2026-09-03].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8/0130/c85037-29794417.html

　　[7] 童小鹏. 风雨四十年: 第一部[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大火之夜作者已离长赴衡山，此项仅用于长沙时期日常工作，不作火场证据］

　　（作者系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9-06 09: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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