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南侨机工
2018-11-19 09:08:50  来源：德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穿越大洋与硝烟的旋律

　　1980年底，我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南洋研究所资料室查找陈嘉庚资料时，开始接触南侨机工的一些史料。当我在《新华日报》上读到《一群投入祖国怀抱的孩子》、《滇缅路上的华侨司机群》等有关报道时，《告别南洋》的旋律便穿越时空激起我心中的阵阵波澜。虽然，这首歌我只能连唱带哼头尾两三句，但却是我童年最初学唱的歌曲之一。太平洋战争期间，一个随家人从新加坡避难到廖内群岛我家所在小地方的女孩子教给我的。那女孩成了我的姐姐、玩伴和老师。她教我读书认字。她教我唱歌时，那些逃难的大人们也往往聚拢在我们身边一起唱。大家唱得时而神情凝重，时而奔放激越，我只觉好听有趣，却不懂得歌词的意思。战后，我家在新加坡租住琼发兴咖啡店楼上，常听店员们唱这首歌。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歌的内容。有一个冯姓店员的兄长，就是“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唐山驾车载枪炮帮中国打日本鬼子的南侨机工”。人们在谈论陈嘉庚和南侨机工时那种敬佩与自豪的言语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是这种记忆，成为培植我的专业兴趣和滋养我心灵的土壤。

　　从事华侨史的教学与研究，使我对南侨机工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特别是与南侨机工老人交上朋友后，他们的爱憎与好恶、追求与情怀、事迹和遭遇，常缭绕脑际。他们就在我心中。如果我早出世，也许是另外一个“李月美”这不是浪漫的遐想，而是当时华侨社会的潮流。

　　华侨，尤其是华侨劳工大众，在异国谋生，与所在国人民风雨同舟，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有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也感受到侨居地人民的信任与友谊。但由于民族、宗教、习俗、文化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及殖民统治者、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华侨，甚至是已经居留了多少个世代之后的华人，往往还因为是“中国人”，或是“从中国来的人”而被另眼看待，有时还成了社会纷争的替罪羊，祸害由人。华侨深切地感受到弱国无尊严、弱国无国际地位和弱国侨民备受凌辱的悲怆。他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侨的绝大多数已改变了国家认同，成为拥有所在国国籍的华人，其命运仍然与祖籍国中国有着紧密的关系。1993年12月，我在吉隆坡访问马来西亚工程部副部长郭铢镇时，郭先生的一番谈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来马来西亚的华人抬不起头。我们的祖国是马来西亚，我们的祖籍国是中国，华族的祖先自中国来，中国乱了，搞不好，我们感到乱脸，心里不好过。现在好了，中国经济发展了，社会有进步，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我们华人可以昂起头来走路了。”

　　旧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事事制肘于列强。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更是肆无忌惮加害于中国。“九一八”、“七七”、南京大屠杀、施放化学毒剂和细菌以及“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日本法西斯的一次次挑衅和暴行，犹如一件件利器刺痛着海外侨胞的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广大侨胞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职业阶层，以踊跃参加各种救国活动、慷慨捐输、报效祖国为无尚光荣。他们出钱、出力、捐物，或志愿组织“救护服务团”、“义勇工程队”、“学兵队”，奔赴祖国抗战的前线或后方。16岁的朱松胜在回国前因参加抵制日货被捕入狱，一释放出来他又加入了抗敌后援会和工人救济祖国难民会。1939年初，21岁的谢宾元已是新加坡华侨工人抗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年仅13岁的蒋印生也以“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勇气辞别双亲，从印度加尔各答回国，驾车服务抗战。自武汉合唱团到南洋为抗战义演后，在南洋各地，无论城镇，还是山芭、小岛，只要有华侨踪影的地方，总能听到人们在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着“不愿做亡国奴的，往前冲!”许多人并不认得多少汉字，也讲不出几句国语，但却在歌唱中唱出内心的忧伤与愤慨，唱出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华侨社会之一斑。

　　正是大敌当前，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家、亡族、亡种的危机感和耻辱感，极大的激起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与抗争,极大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华侨的国民自觉。陈嘉庚是有高度国民自觉的侨民典范。在华侨中，比陈嘉庚有钱有势者，大有人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华侨社会需要他，广大侨胞选择他、拥戴他;国民政府器重他，中国共产党重视他，英国殖民政府信任他;他了解侨胞的愿望，了解祖国的急需，也了解华侨寄人篱下应有的克制;因而他能高高地擎起救亡图存的火炬，把华侨的各种爱国力量团结在南侨总会的旗帜下，领导和引领海外华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持久地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华侨政治领袖，成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南侨机工，正是从广大侨胞同仇敌忾为捍卫民族尊严、为收复祖国山河的团结奋起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最具典型性、最有影响力的爱国华侨群体。它有个发展过程。

　　1938年初，开始有华侨机工自发或由侨居地救国团体组织回国，规模比较 小，由西南运输公司分配任务，或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接纳送往延安。l939年2月7日，陈嘉庚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公司请求，由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办理是要”。陈嘉庚是深受华侨信任的领袖，他一号召，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华侨机工踊跃报名应征形成热潮，他们放弃优厚待遇与舒适生活环境，弃家别亲，踏上报效祖国、服务抗战的征程。自l 939年2月至9月，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南侨机工”或“南洋机工”为其简称，又指其成员)分15批回国(其中由各地集中到新加坡出发的有9批)，共3l 92人，加上此前及从其他地方直接回国的，南侨机工总数超过3260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约5万人。南侨机工是由南侨总会遣 派、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支专业队伍，由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开赴中国抗战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主要是千里滇缅公路。这是南侨总会动员、组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一项重大举措，又是海外华侨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一大贡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机工老人在讲述当年应征的过程时，仍然神采飞扬，十分自豪，说自己是“响应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

　　南侨机工，这是一支接受过军事训练、穿军装、无军阶军衔的华侨运输兵。

　　南侨机工，一支穿越大洋来，偏向烽烟去的乐队，奏响着中国人的自强与自信、至真与至爱的旋律。

　　不仅是悲壮

　　华侨机工们舍弃熟悉的环境、告别亲人，像陈寿全甚至卖掉私家车筹钱自费回国，为战胜法西斯强盗而赴汤蹈火。他们历尽艰险，以一公里牺牲一条性命的代价保障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的畅通。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何等的崇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了车，失了业，沦为报国元门、归家无路、饥寒交迫的流浪者，一些人因贫病交加又得不到救助而惨死于破庙或街头。留在国内绝处逢生的幸存者，虽经战后国民党统治的纷乱和解放后极“左”的动乱，历尽坎坷，却并无多少抱怨，反而以当年能为抗战救国吃苦而感到自豪和心满意足。这种境界又是何等的仁义!

　　他们抗日救国，尽着侨民的义务，尽着中华儿女的匹夫之责，但他们不仅是爱国情怀激烈，报国义举悲壮，他们值得颂扬和传承的，不仅这些。

　　南侨机工不同于当时任何一支抗战队伍。首先是其代表性特殊。这是一支肩负着海外千万侨胞和侨居地人民重托的正义之师，其中还有外籍华人和马来人、印度人。其次是人员构成特殊。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经历过外部世界,有着不同于国内同行和一般人的观念与视野。他们大多读过书或上过夜校或读过大学，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大多受过专门的训练，或在现代公司、企业工作过,精于技术，懂得社会生产生活所应遵循的原则。他们虽然大多是华侨劳工或一般技术员，虽然还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国民意识和中国人的风骨，但他们毕竟是在一个现代西方文明、侨居地土著文化和华风犹盛的华侨社会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熏陶下成长的十代华侨工人，普遍具有宽容的胸襟和良好的素质。其三是他们为抗战服务是多方面的。他们既当运输兵、修车工,又当教官培养国内司机。当工作需要时，他们又能胜任英语、马来语、泰语、印度语、法语翻译和为盟军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回国后参加八路军或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经过学习并在南征北战与敌人拼刺刀的过程中受到锻炼的，如蔡明训、黄国光等来自马来亚的机工，很幸运地成长为华侨干部。其四是他们遇到的困难要比国内的同行多得多。他们来自侨居地，有的是世居海外的第二、三代侨生，有的才十几岁，除了要克服工作条件差、环境恶劣与危险造成的种种困难,还要面对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以及某些官僚制度、人事关系方面意想不到的麻烦。:但他们坚守岗位,忠于职守,无愧于肩负着海外千万侨胞和侨居地人民重托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团员这个称号,无愧于爱国华侨这个角色。

　　当年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公司的官员们看着爱洗澡、爱梳头、爱吹口琴、唱英语歌曲的南侨机工,横看竖看总不顺眼:"既然在南洋生活那么好,你们为什么回到这里来?"怀疑他们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后来,某些干部对战后留居国内或复员回侨居地后又辗转归国定居的南侨机工,也大惑不解,总觉得他们不可能那么进步、那么爱国,怀疑他们一定是另有所图。

　　他们图什么呢?杨维铨全力救助受重伤的李月美,他是出于友爱,尽着战友的责任,他哪里会想到他救的战友竟是一个女子!不久,他娶了李月美,不能不说是在担当着道义和责任。女孩子的秘密被你知道了,你杨维铨能一走了之?不过,南侨机工当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常人,他俩当然因为相爱才结婚。陈团圆发疟疾躺在担架上,傣族姑娘朗玉宝拿毛毯让他盖。当他送毛毯还傣家时,带一点礼物只是表示谢意,没有别的意思。他不了解傣族送礼物即定亲的习俗。出于对傣家的尊重,他随了傣俗,与朗玉宝结婚。当日军追击而来时,他让战友们安全撤离，自己留了下来。不幸被捕后,直到被活埋就义,面对敌人,他没供出任何人。他对自己已建立起来的家庭负责任，对亲人、对战友负责任。陈团圆忠于祖国,忠于战友,也展示了人性的光辉。他用生命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也维护了人的尊严。

　　他们图什么?杨保华妻子1958年去世时,他43岁,子女7个,都未成年,最小的才9个月。他同时还抚养着战友的5个子女、外祖母、岳父母、岳父的婶婶等,全家共有人口22个。而他每月工资仅90元,加上补贴,也只有120元。他当时的任务是支援公路建设,跑昆洛公路,常从城镇带蔬菜给工地工人,也利用空车载一点柴火给沿途小食店。他因而得到优待:买饭吃,不用给粮票。他说：“我帮大家一点小忙,大家帮助我度过难关。”他一直没有续弦。我问他,当时还年轻,为什么不找个伴?他说：“有呵,来讲亲的还不少。我不要。找一个来和我挑这个家的担子,我是让人家来受累。再说,如果人家和这些孩子合不来,孩子又怎么办?”当然,助人者,人恒助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年逾九旬的杨老先生总是慈眉善眼,乐观开朗。去年在集美陈嘉庚先生13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揭他的老底”,建议大会主持人请他用闽南方言唱当年在华侨中传唱的《热心救国歌》。他唱着:

　　热心救国是应该,

　　做了汉奸臭三代。

　　有钱出钱寄国内,

　　无钱出力杀日寇。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阿婶阿嫂阿姊妹,

　　千不通(切勿)日螟(日夜)抹胭脂。

　　当今国难的时期,

　　应该为国做代志(事情)。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他唱起歌来,嗓音响亮,咬字清楚,神情轻松,显得比实际年龄少了许多。他是幸福的。他在对家人、对后人、对战友、对社会施之以爱,为爱尽着责任的过程,得到了尊敬和爱的回报。

　　善待他们是社会责任

　　在抗日战争期间,华侨爱国救国不分国共。南侨机工出生入死为抗敌救国，无论什么时代都是值得尊敬的。善待他们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在我们现实中,南侨机工的遭遇并不公平。

　　1998年8月25日上午,南宁市南侨机工殷华生老人的女儿殷红通过电话告诉我,殷老自1996年以来的医疗费因单位不让报销而积欠,不能住院治疗于23日在家里病逝。单位的领导认为殷老是“国民党”,病了,死了,没有领导到家看望和慰问。殷红说兄弟姐妹们担心往后更难办,决定将父亲的遗体抬到单位领导家门口,要求立即给报销医疗费。我将情况急报中国侨联主席杨泰芳,建议由领导出面帮助,协调解决,避免酿成尴尬局面。广西自治区侨联副主席李冠华受命亲自处理此事。在殷老火化前,其单位领导签署准予报销2万多元医疗费。但自9月起,该单位扣发了殷老遗孀应得的全部抚恤金和在同一单位的殷老女儿的工资。理由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不能照顾。

　　殷华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有的更是触目惊心。我想,这也不能责怪具体,单位的领导。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只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人民,与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不了解华侨由国家的侨务政策。不能苛求他们。我只是举例。

　　南侨机工生活困难的情况得到各级侨联的关注,也引起国务院侨办的重视。侨联、侨办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1986年12月，国侨办会同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发出通知(侨政会字第023号通知)，以每月发给定额生活补贴费的形式,解决南侨机工领取I00%退休金的待遇。国侨办另又与有关部门协商,制发《关于南侨机工部分成员生活补助费事》,用定期发放补助的方式,缓解少数解放后没有就业的原南侨机工成员的困难。实际上,即使按通知规定落实,对于大多数机工老人来说,生活的改善也是很有限的。

　　1999年12月9——11日，我在海南，邀兴隆华侨农场的蔡如秋、琼海市中原镇的吴惠民,偕同在海口市的罗杰和李月美的女儿杨玲玉座谈，并一同走访海南省侨办和侨联。侨办的分管领导对8位南侨机工(1人已去世)的情况非常熟悉,虽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86)侨政会字第623号通知”的规定始终没有得到落实。在海口市的陈宗儒是唯一曾获准按文件规定补发工资的南侨机工,但只发一年就停了,并且将已发的4000多元，从每月的工资中扣回,一连扣了一年多。 2000年春节,蔡如秋、吴惠民来电话告知,海南省委统战部、侨办、侨联三家领导春节前专程上门拜会每一位机工老人,各给慰问金500元。从电话中，我听到两位老人爽朗的笑声,他们说出同一句话：“从来没有的”。春节过后，我将打印好的《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分寄有关省市侨联供参考,请在全国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上再次提交建议或提案,以求切实解决南侨机工的工龄(从抗战算起)和生活待遇问题,并建议给机工们以恰当的身份定位,如可否考虑为“有功于抗战的爱国华侨”，授予相应的荣誉证书，享受相应的待遇。之后，我收到四川省侨联、侨办热情的回复,详细介绍他们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从1993年以来每逢春节和中秋节都登门慰问机工老人和机工遗孀,发慰问金。他们自1997年起由财政拨付、由侨办发放生活补助费,老机工每人每年2400元,机工遗孀每人每年1200元。福建省侨联主席李欲唏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交《关于进一步改善南侨机工待遇的提案》(第1509号)。国侨办为此做出批复，列举历年所做的工作之外，一直都在关注着南侨机工的状况，“今年我办又发了《关于调查统计尚健在的原南侨机工的通知》,据统计,现存南侨机工52人,月平均收入592.65元。我办正积极协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拟将原南侨机工成员纳入离退休费的人员范围,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2001年初,按国侨办的通知,南宁市的机工老人吴家运的退休金从每月300元提到1400元。在南宁，吴老先生是唯一活到享受“离休”待遇的机工，他已故去的11位战友就没有这个福气。可惜,从发放到吴老先生辞世,仅仅三个月。

　　南侨机工的生活待遇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得到了改善,体现出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抗战归侨的历史贡献和社会地位的肯定,虽然改善做得太晚了,有的并不落实,但毕竟表达着国家社会对他们的敬重和体恤。

　　南侨机工解放后大多在汽车运输系统就业,早退休,退休金少;自谋职业的没有退休金和有关的社会福利。这是他们普遍生活待遇低的一些客观因素。而政治上的不公却是造成他们相对更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对他们的伤害也更深更大。

　　南侨机工当年怀揣热血与技术勇赴国难，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对于机工战士的大多数来说，是被编入国民政府的队伍,还是被安排为八路军服务,他们能做出选择的余地是很有限的,在几十年之后,却以此区分他们拥护谁,为谁服务,是否爱国,是否革命,实在是不公平。我们向来都给予为抗日牺牲的国民党将士以烈士待遇,对南侨机工何以特殊?居住南宁的12位机工老人,“文革”期间被当作“专政对象”遭受迫害的有9人。对他们的“专政”不仅伤害他们的身心,而且株连其后人。他们的子女在升学、招工、就业、参军、提干时,往往因“政审不合格”而失去机会,失去选择的权利与自由。随着国家各方面的进步,政策上的失误逐渐在纠正,尊重人的尊严、人格、价值的社会风气也开始出现,受伤的身心也得到一定的抚慰。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根深蒂固,由于对华侨历史知识的缺失,由于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对政策失误的纠正,难免有所犹豫,打折扣。

　　民心不能伤。南侨机工、归侨侨眷的心不能受伤。他们的心受伤了,海外几千万华侨华人的心会因此而受伤,祖国的形象和利益也必然会受到损害。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8-11-19 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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