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老机工：冒着炮火 他们抢运两万多吨军火
2018-11-19 09:12:07  来源：德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沿海。广州失守以后，滞留在香港的2万多吨军火，必须转从滇缅公路运入。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西南运输处，并在新加坡和缅甸仰光设立办事处，负责把军火物资从香港经新加坡移囤仰光，然后从滇缅公路运入昆明。在急需大批汽车司机与机修人员之际，在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仅数月之间就有9批共3226名从南洋回国的司机和机修人员参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而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名字———“南洋老机工”。

　　程龙庆：最自豪周恩来当年曾关心过他

　　今年90岁的程龙庆就是其中一位。这位1920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泉州的侨胞，18岁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五批回到祖国。

　　近日在程老的家里，他向记者讲起了当初回国参加南洋机工的艰难岁月，以及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

　　“1939年5月，我们从新加坡港出发，在香港稍事休整后搭乘原船驶向越南海防，办完入境手续就进入镇南关附近的凭祥县，驾驶着20辆汽车向重庆方向出发，途中遭遇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最后经广西过贵阳到达重庆。”程老一口闽南音，听起来很费力，于是照顾她的阿姨主动承担了翻译工作。

　　抵达重庆后，程龙庆被分配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今红岩村)车队。在办事处的两个多年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在此期间，程龙庆3次驾车到延安。为了安全，车队每次至少有5至10辆车一起装运物资，一起出发，大部分是运送药品、汽油等急需物资，有时顺便护送地下党、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到延安。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

　　延安，这个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这里到处洋溢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的精神。年轻的程龙庆被共产党的“延安精神”深深打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在程龙庆的心里打下了烙印。

　　而在这时，“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中的很多人都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入党成为了南桥机工们努力工作，不畏艰险的动力。

　　“由于重庆是陪都，日军飞机常来空袭。起初，车队一听到警报，我们就把车开到郊外躲起来，后来，跑警报跑厌了，有时索性呆在屋里。”

　　程老记忆最深的是在一次轰炸中，一块弹片在他左小腿上划出了一道2寸长的口子，在养伤期间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他俩经常用广东话问“小鬼，生活还好吗?习惯不习惯呐?”说到这里，程老脸上洋溢出幸福的表情。“那时，大家都很羡慕我咧!”说着他撩起裤腿，仍能隐约看见那道口子愈合的疤痕。

　　作为一个普通的机工，能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程龙庆和其他机工都备感振奋，周总理和邓妈妈身上的党性，以及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再次感动了程龙庆，这也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陈嘉庚先生的大力促成下开始复员南返。本已办好南返护照的程老与妻子彭云霜却因岳母身患重病，最终选择留在中国。

　　解放后，程老在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作，当公共汽车驾驶员。他没有忘记自己入党的初衷，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先人后己，勤俭朴素，积极工作，无私奉献。程老兢兢业业，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安全行车标兵。“现在很多重庆驾驶员还是我的徒弟呢!”程老微笑着。

　　终于，程老坚定的入党决心，以及他出色的表现感动了党组织，在他60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60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程老得意地说，他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程老告诉记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经历的那个时代，中共虽然经历过很多波折，但是，中共没有背弃人民，没有忘记革命，没有卸掉自己的历史使命。”

　　蒋印生：在滇缅公路开车，像闯“地雷阵”

　　“大家来自南洋各地，有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商店经理、医生、工人、党派领袖等，当时我们满怀爱国激情，发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誓言，投身抗日卫国的洪流。”

　　蒋老至今记忆犹新，滇缅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险象环生。蒋印生和抗日服务团成员冒着纷飞战火，夜以继日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被誉为“粉碎日寇封锁战略的急先锋”。

　　“当时在滇缅公路上开车，跟孤身闯‘地雷阵’没什么两样，不仅需要高超的驾车技巧，还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蒋老给记者讲起了在滇缅公路上开车的惊心动魄。

　　滇缅公路北起中国的昆明，南至缅甸的腊戍，全长1146公里。这条刚建好的公路翻越深谷，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路面崎岖不平，且要横穿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的急流，地势极为险恶。在此行车要闯四道难关：一是路段险情关;二是雨水泥泞关;三是瘴疠威胁关;四是日机轰炸关。如此恶劣的行车条件，没有熟练技术的驾驶员是无法胜任的。

　　当时公路两旁都是重峦叠嶂，一会要从峰顶绕行至江边谷底，一会又要从谷底拼命爬到山顶，不停地在羊肠路上绕来绕去。公路多是削坡劈岩而成，行车时上顶蓝天白云，下踏万丈深渊，其中不少路段巨石突兀，摇摇欲坠。筑路时就有1000多位劳工丧生，英美盟军的汽车驾驶员路过险要地段，往往都是让南洋机工代替他们开车驶过，于是3年间，几百个南洋机工就这样丧生在各个危险地段。

　　可是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的南洋机工们却从不叫苦，他们把自己开的车幽默地称为“硝烟中的汽车旅馆”。

　　“我开那个车是‘道奇’，大家都叫它‘道奇旅馆’，我们不住旅馆，就在驾驶室里睡觉。各种牌子的车都有，雪佛兰、万国、吉姆卡……你开哪种车就是住哪种旅馆了。”蒋老说，当年的汽车旅馆可不比现在的房车，什么条件都没有。那个时候缺医少药，最怕的就是开车途中遭遇疾病，因为滇西至缅北一带，是世界上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这对每位机工都构成了很大威胁。

　　“当时我和一个战友分别开车从遮放到惠通桥，半路他患了重感冒，全身打摆子，还是要开车。车子一上桥，摆子来了，发高烧。就只好停着不敢开，等他烧退了之后又一路慢慢开。”

　　除了道路险峻这关，躲避日机的轰炸才是最难的。

　　“令我印象深刻的有次和战友到广西接车，车上装的全是支援抗日前线的枪支弹药。在返回昆明，途经贵州独山时，车队遇到了日军的猛烈炮击。“快把车开进山洞去躲一下!”蒋印生和战友猛踩油门，可是偏偏这时车子却一个踉跄熄火了。

　　日军密集的炮火如冰雹一般落在车顶和周围，公路旁又是万丈深渊，急得满头大汗的蒋印生尽量保持平静，手反复转动车钥匙，试着重新发动汽车。

　　“我那时就心里默念：‘道奇，好你个家伙，你别在这时候和我闹别扭啊!’”还好车子终于发动了，蒋印生和战友把车艰难地开进了附近的山洞，才保住了整车的军需物资。

　　蒋印生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在机工队伍中广为流传的故事。

　　1941年1月23日，由南洋机工驾驶的15辆军车刚刚抵达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桥头时，日军飞机就来空袭了，守桥的宪兵们立即封锁了大桥，大家只好下车钻进路边石崖上凿好的防空洞中躲藏。

　　经过27架敌机的三批轮番轰炸，功果桥被炸断。日本广播幸灾乐祸地说：“功果桥已经被炸断，滇缅公路3个月之内没有通车希望。”然而，聪明的南侨机工却从附近仓库搬运过来成百个汽油桶和木板，“大家将汽油桶用钢丝绳拴起来，加以固定，再在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浮桥。”

　　10个小时之后，一条用钢索扎起的长达300米的大浮桥搭好了，为防敌机再次轰炸，他们还将浮桥做成活动式的，以便隐蔽于两岸树木草丛之下。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满载军火物资的车队开过江去，保证了这条抗日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由于汽车日夜奔忙，损耗严重，除了运输，机工们还要担负修理被炸坏的汽车的任务。

　　而修理班的驻地，也成为日军飞机袭击的重点目标，不断遭到袭扰，损失严重。蒋印生回忆，有一次，敌机连续7天7夜轮番轰炸，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炸死炸伤了许多人。

　　一天，鬼子飞机过来空袭，蒋印生正埋头修车，来不及隐蔽。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向他扫射。蒋马上跳进水田里，浑身沾满泥浆，但总算拣了一条命。回头一看修理班的工棚被炸毁了，许多汽车包括刚从香港才买来的新车，都被炸毁了，到处燃起熊熊大火……

　　“当祖国危难时，作为华侨不愿意当亡国奴，中国不富强，我们海外赤子也感到抬不起头，祖国必须强大。”回忆起当时场景，蒋老激动地说。

　　抗战胜利后，幸存的2000余名南洋华侨机工，千人返回南洋、千余人留居国内。

　　1943年至1949年，蒋印生先生因运输成绩显著，被调往美国驻昆明华侨救济总署担任驾驶员，尔后，到贵阳国民党辎汽七团担任驾驶员，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西藏军区任驾驶教官，为部队培养了众多的驾驶人才，因此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一、二、三等功臣和“军区积极分子”以及“军区最高政治荣誉”称号，并获在“八一”军旗下照相的殊荣。

　　1979年7月，蒋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及全国侨务工作会议。

　　1979年，蒋老80高龄的老母亲通过外交途径找到了阔别40余年的蒋印生。次年，蒋印生回到了出生地加尔各答，母亲兄弟姐妹劝他留在印度殷实的家庭，但他对母亲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心在中国!”

　　林广怀：“人是不能离开车的，车就是生命!”

　　“我祖籍是福建，几个月大就跟着父亲去了马来西亚。祖父在那边开了间杂货公司。母亲生了9个孩子，我是大哥。读了小学，我13岁开始学做生意，15岁那年学会了会计。大家都说我头脑灵活，是块做生意的料。……”在巴南区第七人民医院住院部，记者见到了林广怀。眼前这个曾是“南洋机工归国服务团”第八批队长的老人，与那个在马来西亚募捐筹款、在抗日战场上驾车飞驰的热血青年，已相隔久远。

　　92岁高龄的林老提起抗战往事，言语间充满了自豪与热情。

　　1937年，林广怀18岁。日本人入侵祖国的消息让他震惊。“当时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小的时候和日本人打架，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打我们的祖国?”不服气的林广怀立即报名参加了南洋的募捐工作。卖香烟、卖花……得来的钱全部捐给国家，并且做生意的念头在这时也淡了。

　　林老回忆说，他是1939年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队的队长。回国经集训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七大队华侨补充队。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运送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还包括运送士兵。奔跑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缅甸仰光等地，任务重不说，饥寒交迫更是常事。运部队到前线，怕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扫射，晚上不敢开车灯，只能把头伸出窗外瞅着路，压着悬崖边线慢慢开，几天几夜睡不了觉。听到路边有流水声，便停下来洗洗脸再上路。那路根本就不是公路，全是黄泥。好不容易到了前线，又要马不停蹄地把伤兵往后方运。虽然在行车途中常遭敌机袭击，历尽各种艰险，但是我们心中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抗战一天不胜利，就不返回南洋，更无颜见乡亲父老!”

　　林老端起茶杯抿了口水继续说：遍地哀鸿看得人心里难受。我个小，又瘦，在前线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一趟趟把那些爬不上车的伤兵往车上背，子弹就在耳边飞。运伤兵是件麻烦事，伤轻的要开快点，伤重的要开慢点，很难将就。

　　“战士们死了不少，服务团的司机也死了不少。特别是在滇缅公路上，不知道翻了多少车，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们在回国的时候宣过誓：不当逃兵，要学岳飞，为祖国战死沙场。1945年日军打到贵州独山，我们负责运送国民党13军到独山，大炮不停打，二三百公里走了好几天，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是不能离开车的，车就是生命。”

　　后因滇缅公路无法通行，众多南侨机工只好在昆明待命。在失业、生活断源的困扰下，林老跟友人来到重庆，找到原西南交通运输处第三分处，运输器材，往返于昆明、贵阳、湖南等地，夜以继日地运送部队兵员到前线，而且因执行运输任务到湖南长沙，错过了南返机会。

　　1945年，日军投降后，老机工被纷纷遣散，林老到各地打工，1947年，他拿着仅有的300元钱，办起了南洋汽车行，经营出租车生意，开始了他艰难的创业。解放后，林老变卖了车行的车辆，将钱全部捐了出来。

　　1951年林老被分到重庆国营汽车运输公司开客车，几十年来，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荣获“101公里特级驾驶员”称号。

　　林老在病床上抚摸着自己珍藏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勋章，忆及当年的点点滴滴，仿佛再次回到抗战的烽火岁月……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8-11-19 09: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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