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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允泽:坚定“必胜”信念上前线
2018-10-30 09:26:59  来源:义乌市委统战部的个人空间  点击:  复制链接

  黄允泽,义乌稠城人。1937年,被抽壮丁后因淞沪会战前线部队人员伤亡惨重,所在的部队补充兵员至国民革命军74军58师一团一营机关枪连,亲历并参与艰苦卓绝的淞沪会战,在战斗中负伤后到衢州休养,伤愈后进入浙江省保安团开展游击战争,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还有毒气弹的狂轰滥炸下仍与敌军周旋对抗,1943年部队撤离时脱离部队回家务农。

  报定必胜信念上前线

  我叫黄允泽,1915年7月出生于稠城,我家原来在如今的义乌市政府对面,1988年拆迁安置在向阳社区。在我9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就靠母亲在地主家里做长工为生,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苦。家里有三兄弟,我是老二。在我22岁(1937年)那年,国民政府来抽壮丁,三个抽一个,五个抽两个。原来是抽到老大的,因为老大是木匠,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三又还小,所以商量后我就去了。对于打仗,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想着是回不来了。在我出发前,大哥给我改了名字,叫“必胜”,寓意是我能得胜归来。

  1937年4月,部队到金华接受军训,训练了4个月,在那里我熟悉了大部分枪支器械的使用,这期间日本人加大侵略中国的步伐,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于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战役,又称“八一三”事变,这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斗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937年11月12日结束,上海沦陷。由于战斗异常惨烈,我所在部队被派到上海去补充兵源,我被分到国民革命军74军58师一团一营机关枪连,我们团的团长陈果正。军长是俞济时[1],听说是蒋介石的亲外甥[2]。

  亲历“淞沪会战”光荣负伤

  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士兵去打仗前,炊事班会准备好牛羊肉犒劳我们,我们吃完牛羊肉就上战场,上车时每人发一斤饼干,是准备后方供给不上的时候吃的,那时候没人会送上来。但是在战场上的枪风血雨,子弹、炮弹乱飞,有的人饼干没吃完就被打死了。我是打重机枪的,重机枪是打大战役的时候拿出去的,小战役就不拿出去。当时规定是每分钟打600-700发,但每个人只带了500颗子弹。一场战役结束,枪管旁边冷却用的水都沸腾了。

  在上海打仗的时候,日本的空军已经有一定规模,常常派出上百架[3]飞机来轰炸,他们的一架飞机能带16个炸弹,炸弹炸完就回去装弹,回来再炸。一天来6、7回,人都来不及逃。房子被炸得粉碎,下雨的时候躲都没地方躲,我们的部队只好坐上车去另一个地方了。

  在上海参加一些战斗,战斗的时候我被子弹打到了,比较运气的是只受了些皮外伤。当时子弹正好打在皮带上,幸好冬天的棉衣很厚,皮带也挡了一下,所以子弹打得不是很深,去衢州疗养了一个多月。伤好后,又回到上海,这次我做的是传令兵,专门负责送公文、送命令。

  加入浙江地方部队与日军开展游击战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我所属的部队开往南京保卫首都。我没有去南京,直接到浙江保安团[4],成为浙江地方武装的传令兵,我们营有10个传令兵。那时一个营只有4部电话,加上团里的,有5部电话。不管下雪还是下雨,不管路有多难走,命令一下达就要出发,当时我骑马骑得很好,在平地里可以骑马送情报,但是在山里要靠走路。做传令兵,我是军训过的,没训练过的,要是被日本人抓去后情报泄露,是很危险的。有一次,10个传令兵被日本人抓去枪毙掉,情报和命令也泄露了。得知这一消息,我眼泪都出来了。

  在浙江地方部队的时候,我在富阳、诸暨、东阳和临海这一带打游击抗日,当时我们地方抗日游击队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士兵的生活也非常苦。每个人一个月只有6元的生活费,是用来买菜的。刚开始去的时候,一个月有5、6斤的肉,后来就没了,菜是便宜的,10天里只吃得掉6角或8角钱,还有块把钱用作后来的生活费,每个月还有2角的草鞋费用,后来2角都买不了草鞋,就只能赤脚了。后来菜价也贵起来了,部队到了奉化、溪口时,老百姓看见我们这些兵,脸是很臭的,有菜都不卖我们,我们那时由于菜里没有油水,吃进去的东西很容易消化,所以大家胃口都很好,一个人一天能吃3斤米。部队发给我们的,一天只有一斤半的米,根本不够吃。那时候,衣服也很紧张,到端午节都没有配夏衣,大家都只好穿着棉衣,很热很热。但即使再热也不能撕棉絮,如果把棉衣里的棉絮弄掉,要赔20元。我当班长时,军队就欠军饷了。打仗的时候,有祠堂就住在祠堂里,没祠堂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有的兵受不了,想逃回家,但是逃兵抓回来是要枪毙的。我打了7年的仗,7年都没有回过家。

  日本人经常派出飞机来轰炸,日本人的飞机飞来的时候狗就“汪汪汪汪”地叫起来,我们就躲到山里,早饭、晚饭都没得吃。幸亏日本人只敢白天出来,晚上不出来,晚上我们就出动去破坏日本人用的铁轨和电话线。破坏铁轨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一起把铁轨上的螺钉取掉,然后大家一起将铁轨撬开,把铁轨扔到池塘里去;破坏电话线的时候将电话线桩锯断,为防止日本人恢复,我们将电话线剪下来,一个人身上背几十斤,刚开始的时候还都背回到部队去,后来部队有领导以为我们的电话线是在农民手里收购来的,后来我们就将电话线如同铁轨一样扔到池塘里去。

  日本人攻打绍兴的时候,我们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从奉化绕过去,想活捉几个日本人。想不到日本人太狡猾了,一连五公里都见不到一个日本人。我们从奉化到嵊县(现在改称嵊州,为县级市),行军4天4夜去追日本兵,4天4夜都没休息过。行军的时候,有一个人差点掉到了雪洞里,一个抓着一个,直到第四个人时才抓住,第一个人全都陷到了雪里。那时候,天气冷,雪很厚,我们把稻草垫在屁股下面,从山上滑下来。

  经历日军的飞机、大炮、毒气弹洗礼

  在富阳的时候,日本部队追着我们跑,我们躲到山上去,他们打不上来就放火烧山。那着火的声音就像火车开过来一样。有的人饿死了,有的人手脚都烧掉了。后来日本人8台炮运到了杭州,4台摆在最高的山上,4台在车上,最大的炸弹要16个人来抬,一个人那么高,一下炸开,尘土就扑面而来,很多东西都被炸掉了。除了大炮,日本军队的飞机也非常讨厌,常常派出飞机轰炸城市,有一次日军到金华来轰炸,就扔3个炸弹,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炸死几百人,那个血都流到了义乌江里了。还有我们要保卫东阳的歌山,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也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他们的飞机是一轮接着一轮开轰炸,第一批还没飞走,第二批又来了。在东阳歌山,我第二次受伤,这次受伤不是很严重。

  我们在湖州吴兴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派出飞机来扔炸弹,但那次的炸弹与以前的不同,以前的炸弹扔掉爆炸后没炸到就没事了,可这次的炸弹是毒气弹,爆炸后没炸死人,大家以为没事的时候,却发现情况不对,当时有50多个人正好在吃午饭,他们都吸到毒气了,中毒死掉了,之后一个个抬下来,身体都僵硬了。

  1943年,浙江省的兵都从丽水退到广东潮汕了,我想想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到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点胆怯,我就没去,脱离部队回家种田了,但是在部队还没有销号,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的战友从重庆回来,帮我带来了荣誉证书、退伍证。当时义乌县县长季鸿业[5]送给我一块牌匾“民族英雄”,但后来被毁掉了。1944年,我在义乌娶妻,1945年生了大儿子。

  [1] 俞济时(1904—1990),字良桢,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1924年,俞济时到广东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二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他所统领的第五军88师参与一二八事变,因战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1937年任七十四军第一任军长,74军主要创立人之一,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90年于台北逝世。

  [2]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同乡,也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的外甥。

  [3] 淞沪会战中,日本投入10个师团28万人,飞机500多架,军舰70多艘,坦克300多辆。

  [4]保安团是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是保甲制度的衍生品,是作为警察力量的重要补充而设立的。1914年5月20日,北洋政府颁布《地方保卫团条例》,组织保卫团。省保安处成立以后,命令取消县保卫团。省保安处直属于省政府。

  [5] 季鸿业(1912-1999),又名丙晨,化名陈其苏,义乌夏演鲤鱼山村人。1942年5月,义乌沦陷。协助吴山民建立义西乡镇联防办事处,任警卫股长。1943年5月,曾一度担任抗日武装第八大队大队附。同年8月,国民党义乌县政府妄图收编第八大队,为应付国民党,党组织决定第八大队番号改为义乌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三大队,任大队长。1944年转任地方民兵大队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1943年即民国32年,当时的义乌县长是吕师扬,浙江永康人。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30 09: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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