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平：从殖民压迫到亲善幻象——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罪行与谎言
2026-08-10 16:41:59  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5期 作者：汪小平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日本侵占中国台湾是其军国主义“南进政策”的预演。19世纪后期，日本一边逐步吞并琉球，一边挑起“牡丹社事件”，最终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台湾开启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殖民当局血腥镇压抗日运动，对无辜民众实施无差别屠杀；政治上以总督专制、日本警察与保甲制度实行高压管控，剥夺台湾民众的各项权益；经济上使台湾成为日本附庸，乃至沦为供养法西斯战争的“南进基地”；文化上对台湾民众实施奴化教育，推进“皇民化运动”，企图割裂两岸中华文化联结。“日台亲善论”、“殖民有功论”等，是殖民者、军国主义分子和“台独”分裂分子刻意抹杀历史事实、美化殖民行径的荒谬话术，两岸人民万不可入其彀中。关键词：甲午战争  殖民压迫  台湾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惨败告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由此在台湾开启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侵占台湾初期，日本残酷镇压台湾民众的反割台、反侵略斗争，以武力手段建立起对台殖民统治体制。政治层面，日本以“台湾总督府”为核心，利用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等建立严酷殖民专制，对台湾民众进行严密控制。经济层面，日本先后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殖民经济政策，通过产业统制、资源垄断、产品掠夺等手段疯狂榨取利益，使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为其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提供军需供给。文化领域，日本在台推行差别化教育体系与强制性同化政策，系统性实行奴化教育，企图灭绝中华文化。1937年后，日本进一步将台湾绑上军国主义战车，在台湾强征“慰安妇”、士兵、劳工等，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纵观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全过程，武力征服、政治高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压迫相互交织。所谓“日台亲善”，与“殖民有功论”、“殖民现代化论”如出一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台独”分裂分子歪曲历史、美化殖民统治的政治谎言。本文力图还原历史真相、剖析错误观点，促进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两岸关系史观。

　　一、日本从琉球到台湾的初期扩张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于统一日本前后，便萌生“假道朝鲜，直入大明”的侵略构想。1592年，丰臣秀吉集结大军入侵朝鲜。此次侵略虽被明朝和朝鲜联手挫败，但其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的扩张思想，可谓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先声。除向北从朝鲜方向侵略中国，日本的向南扩张计划亦早有酝酿。1609年，日本萨摩藩以琉球未提供日本入侵朝鲜的军费为由入侵琉球，还逼迫琉球国王尚宁签署承诺每年向萨摩藩输粮的誓约书。此后，琉球王国的官员任免、对外贸易乃至王统历史叙事等核心事务，均深受日本干涉。但琉球继续接受明清两朝册封、定期朝贡、使用中国年号、遵中国历法，体现其作为明清两朝属国的地位和身份认同。所谓琉球在1609年以后为中日“两属之国”的观点，混淆了日琉关系和中琉关系的本质差异。

　　19世纪中后期，随着明治维新推进，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作为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军国主义倾向，对外侵略扩张、建立殖民统治、掠夺他国资源成为国家核心战略。其在吞并琉球过程中，亦染指与琉球一衣带水的中国台湾。1871年，日本推行废藩置县改革，废除萨摩藩并设立鹿儿岛县，萨摩方面建议将琉球划归鹿儿岛县管辖。1872年，日本又单方面向琉球下达“敕诏”，封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当时出使日本的正使伊江王子“愕然不知所措”。琉球君臣不愿被日本吞并亡国，向宗主国清朝报告并求助。与此同时，日本利用1871年发生的琉球漂流民事件，开始准备侵台活动。当时，琉球太平山岛等地岛民乘船到中山府纳贡，返程时遭遇台风，船只倾覆。幸存者漂至台湾东南岸八瑶湾，上岸后，部分被当地牡丹社住民杀害，余者被救助后平安返回琉球。此事本属清朝宗藩关系内部事务，但日本政府为断绝中国和琉球的宗藩关系并寻机向朝鲜渗透，决定以此事为借口出兵台湾。1874年4月，“台湾蕃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率领舰队自日本启程，5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进攻牡丹社一带，遭到当地住民自发反击。此次反击是近代中国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先声，清政府亦派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备战拒敌，同时展开外交交涉。

　　此次侵台日本投入兵力3658人、军舰5艘，死亡573人（多为病亡），总支出771万余日元。由于此时综合国力尚弱，日本未能实现侵占全台并保持长期占领的目的，但迫使清政府在随后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中承认遇难琉球民众为“日本国属民”、日本侵台为所谓“保民义举”，成为日本吞并琉球的“口实”。1875年，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传达所谓天皇敕令，强令琉球停止与清政府的宗藩关系，朝贡、册封一律废止。1879年，松田道之又率部抵达首里城，向琉球传达废除所谓“琉球藩”、改设“冲绳县”的命令，琉球国王尚泰及王室核心成员被迫迁往东京并遭长期软禁，琉球王国覆灭。

　　日本逐步吞并琉球期间，不愿沦入日本殖民统治的琉球王室、官员、民众等反复向清政府求援，或流亡中国，甚至自杀殉国。清政府与日本就琉球问题展开长期谈判，因日本所提要求过于苛刻，且清廷内部意见分歧严重，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但清政府始终未承认日本吞并琉球的行径。与此同时，日本并未放弃对台湾的觊觎，持续派遣密探潜入台湾岛及附属岛屿，勘察地形地貌并绘制详尽地图，为后续侵台做准备。1894年7月，日本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3月，澎湖列岛被日军攻占。随后，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等，日本开启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二、血腥镇压抗日运动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得知消息后，台湾全岛陷入“哭声达于四野”的悲愤之中。台湾民众自发组织抗日义军，推举丘逢甲为首领，开展反割台斗争。5月，日军在基隆附近登陆，台湾军民以土枪土炮展开殊死抵抗。争夺新竹之战中，徐骧、吴汤兴等率义军与日军激战20余次，延缓日军前进。彰化八卦山血战中，吴彭年率部死守阵地，全员壮烈殉国，此役击毙日军1000余人，日军少将山根信成毙命。在屏东火烧庄战役中，六堆客家义军坚守阵地至弹尽粮绝，日军悍然炮轰，放火烧屋，村庄几成焦土。台湾民众展现出极为坚定的抗争意志，令日军倍感忌惮，日本委派的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下令，对拒不归顺的台湾民众施以严厉镇压，日军各部在台湾多地展开疯狂“扫荡”，犯下滔天罪行：山根信成所部从桃园一路进攻至三角涌，沿途肆意纵火焚村，整片区域浓烟漫天、火光遍野。内藤政明大佐率军“扫荡”大嵙崁溪左岸的新庄、莺歌等区域，残害三四百名抗日民众，受伤者不计其数，千余间民房被付之一炬；松原暖三郎少佐则带队“扫荡”大嵙崁溪右岸土城一带，焚毁数千民居，三角涌周边数里沦为荒无人烟之地。为“总督府”服务的日本人类学学者伊能嘉矩引述“总督”所谓“台湾平定告示”，表明殖民者承认半年间就已杀害抗日民众1万余人。

　　至1895年11月，日军形式上控制台湾全岛，但台湾人民并未就此屈服，而是在各地展开抗日游击战。1895年底，以陈秋菊、林大北、简大狮等人为代表的北部抗日义军率先起义。1896年，中部义军在简精华以及以柯铁等为骨干的“十七大王”率领下发动铁国山起义。1898年，林少猫在台湾南部打响抗日斗争。简大狮、柯铁与林少猫因此被誉为抗日“三猛”。据“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的不完全统计，1897—1900年，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战斗中捐躯的台湾民众有2124名，另有4479人被捕。1895—1906年，有3518位抗日志士被判死刑，1899—1902年被判死刑者最多，被判各类徒刑者亦有千余人。殖民当局回顾镇压历史时承认，1896年至1902年夏，日军共“杀捕”台湾抗日民众1万多人。实际数字当然远不止此。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的诸多镇压惨案中，云林大屠杀最为惨烈骇人。1896年，柯铁等爱国志士集结台湾中南部民众，以云林斗六镇东南的大坪顶为核心根据地掀起反日武装起义，并将此地更名为铁国山。此次抗争因此被称为铁国山起义。当时，抗日义军突袭斗六镇内的日本人酒馆。少量日军前往大坪顶山麓镇压，遭义军伏击，伤亡10余人后仓皇撤退。随后，日本殖民当局从台中抽调兵力进军斗六镇，企图消灭铁国山的抗日武装，义军退守深山密林。随后日军在斗六镇大肆烧杀抢掠、焚毁民居。据《云林沿革史》所记，庵古坑遭焚民屋最多，共505户，各庄罹灾总计4947户。当时“云林支厅主记”今村平藏记述：“云林东南一带之地，则斗六堡东南面一半、鲤鱼堡及打猫东堡各地五六日里间，凡兵烟之下，无不尽成肉山血河，既不分良匪，复未辨薰莸，几千房屋竟付诸一炬，无数生灵顷刻间尽成斩首台上之怨魂。”云林大屠杀期间在台的外籍人士与传教士纷纷向中国香港、日本、英国等地主流报刊投书披露实情，如在香港，相关通讯刊载于《德臣西报》（China Mail）与《孖剌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等。一位名为邓肯的记者7月14日发表通讯谓：“日本人正采取歼灭所有台湾人的策略……台湾人的收获（被）破坏、家园（被）烧毁，祖先坟墓（被）挖掘、妇女遭凌辱，愤怒到极点”。可见无论殖民者如何粉饰，都无法掩盖无差别屠杀等反人类罪行，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因发生在台南噍吧哖，亦称“噍吧哖事件”）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规模最大的抗日起义，起义领袖余清芳、罗俊、江定等联合数千民众向台南等地的日军据点进攻。此事件中，殖民当局在全台逮捕近2000人，其中866人被判死刑，与余清芳来往者皆被株连，日人称其为“裁判史上世界未曾有大事件”。所谓“法庭”之外，亦有无数无辜村民被日军泄愤式残杀。起义发生地噍吧哖附近分布有后厝、竹园、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多个村庄。“总督府”认为噍吧哖附近村庄的农民都支持义军，应全部处死。6月初，500多名日军自台南出发，先张贴告示假意安抚民众，诡称凡是返回者一概免死。随着村民纷纷返回原住处，日军选择其中精壮者，令其掘沟，再令民众面对壕沟而立，自背后用机关枪扫射，3200多人无一幸免，其中包括当地“公学校”的台湾小学生。接着日军在噍吧哖附近20里内展开“扫荡”，虽婴孩、妇女亦不能幸免，一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日本殖民者亦对生活在山区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实行高压统治和残杀政策。如1906年，曾参与1874年入侵台湾、杀害牡丹社民众的佐久间左马太出任第五任“台湾总督”，先后推行两期针对少数民族部落的“五年理蕃计划”，掠夺其资源，镇压其反抗。1896—1930年，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先后发动100多次武装抗日行动，尤以雾社事件最为悲壮。事件之初，参与抗日的六部落民众共有1236人，遭日军40余日“扫荡”，莫那·鲁道等人被迫自尽，雾社六社仅存514人，被安置于所谓“保护蕃收容所”。为根除当地抗日力量，台中州警务部部长三轮幸助、警察课课长宝藏寺虎一策划“以蕃治蕃”之计，唆使道泽社进攻已无力抵抗的雾社六社。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社集结200余名“蕃丁”突袭“保护蕃收容所”，杀害雾社马赫坡等六社民众216人，将斩获首级献给当地“理蕃”警察小岛源治。此次事件后，马赫坡等六社仅剩200余名幸存者。

　　整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究竟有多少台湾同胞遭到殖民者杀害？多数统计数字仅包括在抗日战斗中牺牲或在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义军人数，对未经正式审判、就地处死的众多无辜民众或没有军服可供辨认者，缺乏精确的统计数字。有台湾学者注意到，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刘铭传饬台湾各厅县编查户口，计有男女320万人；西方学者如包尔德·豪特、马偕亦估计清末台湾人口约为300万；但1896年日本殖民当局统计的台湾人口仅有258万。也就是说，不考虑从刘铭传进行人口统计到1896年的人口增长，在台湾沦入殖民统治的一年多时间里，台湾人口损失可能超过60万。

　　1943年1月，在福建龙岩创刊的《台湾青年》（由在浙皖闽参与抗战的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题刊名，李祝三任发行人）创刊号上，刊出署名“竹山”的文章《台湾青年运动的回顾》，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台湾革命青年的残杀也特别酷毒，在日本强盗占领台湾的最初十年，被屠杀的五十万以上的反抗者之中，占最多数的就是台湾的革命青年！”1944年4月17日，时值《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九周年，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发表宣言：“台澎同胞……五十年间牺牲六十五万人。虽然尚未成功，可是先烈不朽的精神仍不断的鼓励着我们勇往前进，不达到目的绝不停止。”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大多对日本殖民统治有着切肤之痛，其所估算的数字应较为可靠。此后，“65万说”被两岸各界逐渐接受。台湾学者许介鳞认为，日本在殖民统治台湾期间实施的系统性屠杀暴行中，较为典型的七起惨案包括大嵙崁烧杀、大莆林残害妇女暴行、萧垄街惨杀、云林大屠杀、阿公店大屠杀、归顺式场诱杀惨案及噍吧哖大屠杀。另外，日军或纵火屠戮，或无差别扫射残害平民，或以招降为名诱杀抗日民众，手段残暴，波及妇孺，事后又刻意掩盖罪行。真正的受害人数，很可能远不止65万。

　　三、严酷的殖民专制和政治压迫

　　在侵占台湾的50年间，日本的殖民统治策略历经多次调整，大致可被划分为1895—1919年的“武力镇压时期”，所谓“台湾总督”由军人出任，以镇压民众抗日运动为核心任务；1919—1936年的“同化时期”，所谓“总督”改由文官就任，大力推行“同化政策”；1936—1945年的“皇民化时期”，重新任命军人担任所谓“总督”，统治准则可被归纳为“工业化”、“皇民化”、“南进基地化”。

　　1896年3月30日，日本议会颁布法律第63号《关于在台湾施行法令之法律》，史称“六三法”，规定经日本帝国议会授权，“台湾总督”可在台湾地区发布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命令，为其在台湾施行专制殖民统治奠定基础。此后日本议会虽对殖民统治台湾的根本法案进行修改，一定程度上限制“总督”权力，但未改变“台湾总督府”殖民专制机器的本质。在此体制下，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据学者研究，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长期丧失选举权，既无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亦缺乏政治表达自由；政府机构各级主官多由“总督”任命的日籍人士出任，本地民众基本无从参与。1929年，即日本殖民统治台湾30余年后，仅有5位台籍人士出任五级以下高等官、30余人担任有级别的判任官，失权程度超过同期同样遭日本殖民的朝鲜人。1945年，殖民当局167名敕任官中仅有1人为台籍人士，2120名奏任官中台籍人士占比不足2%，在2160名判任官中，仅368人为台籍，且大多位于无实权的医学技术类岗位上。1935年，随着地方各级议会成立，地方殖民当局之外出现所谓“地方自治”机构。然而其中议员多由殖民当局指派，且议会并无实质决策权，各级政务最终决定权仍牢牢掌握在日籍官员手中。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警察政治”，与保甲制度深度绑定，共同管控台湾基层民众。1895年9—10月，殖民当局从日本招募700余名警察，派驻台北、澎湖，逐步发展起来的台湾警察机构日渐庞大、职权渐重。1901年后，全台警务机构达1612所，1921年警务人员共计11497人，占全台官吏数的35.96%、地方行政官吏数的65.27%。在当时台湾人眼中，台湾的日本警察组成了“地下总督府”。警察可凭借《匪徒刑罚令》肆意罗织罪名、残害抗日志士和无辜民众，可据《犯罪即决例》就地处置台湾民众，基层警员有权对民众处以百元以内罚款或三个月以下监禁，还设有专门负责镇压抗日运动、政治结社的“高等警察”。20世纪20年代，日本相继在台适用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统治立法《治安警察法》（1923年）与《治安维持法》（1925年）。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严苛的保甲制度。1898年颁布的《保甲条例》规定：所有台湾居民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名；十甲为一保，设保正一名。保正、甲长均从辖区内各户户主中遴选，主要职责是协助警察盘查往来人员、监视民众动向、缉拿“不法分子”。保甲内全体居民须共同订立规约，相互监督、遵照执行；若有人“触犯律法”，同保同甲之人须连坐。除此之外，殖民当局还从民众中抽调17岁至40岁的青壮年男子组建壮丁团，由警察统一指挥，承担守望巡逻、防火防灾、搜捕“嫌犯”等工作。这套保甲制度的本质，是逼迫台湾民众相互监视、告密检举，以此分化民众、扼杀抗日力量，“以台制台”以降低殖民统治成本。依托保甲制度，殖民统治势力从厅、州延伸到郡、市乃至街、庄、村等台湾社会各个角落。警察网络与保甲制度共同管控民众出行、催缴赋税、征调劳役、排查“不稳分子”、监控搜捕抗日人士，还受“总督府”指使逼迫民众出让土地、认购公债股票，严格管控思想舆论，剥夺民众言论、结社、集会与出版自由。

　　侵占台湾后，日本殖民当局首先颁布《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台湾住民刑罚令》等，规定对武装反抗或不服从传唤的民众处以重刑甚至死刑，以此震慑岛内百姓。1896年后，殖民当局再推《匪徒刑罚令》，规定凡抗日领袖或主张抗日者、谋划指挥者、反抗日军及殖民官员者、协助抗日运动者、“聚众”者，均直接处以死刑。相关案件由临时法庭等特殊机构审理，实行一审终审制。这套殖民镇压法规极其严苛，但凡被指为“匪徒”，参与者乃至未遂者，都可被判处死刑。

　　四、经济掠夺与产业统制

　　日本侵占台湾后，将其定位为日本工业化与军事扩张的附庸，通过实行系统性经济掠夺和产业统制，大肆榨取台湾资源与财富。殖民统治初期，日本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台湾沦为日本的原材料供应地与工业产品倾销市场。

　　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掠夺，首先体现为对核心生产资料与战略资源的全面掌控。土地资源方面，1898年“总督府”颁布《台湾地籍规则》与《土地调查规则》，胁迫民众配合临时土地调查局完成系统性土地清查。1905年，殖民当局出台《土地登记规则》，逼迫民众申报土地所有权，将不能证明所有权归属的土地一律收归“官有”。据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研究，殖民当局先承认“大租权”但不许新设，再以发行国家公债的形式补偿并消灭“大租权”，确定“小租户”为业主，使之负纳税义务，“使土地所有的权利关系简单明了”，利于“总督府”抽取税收、利于土地“自由买卖”。由此，大量土地被殖民当局侵占或被低价转卖给三菱、三井等日本财阀或日本官员，成为1925年及其后农民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战略资源方面，台湾的樟脑、森林资源以及金、铜、煤等矿产，均遭殖民者掠夺式开采开发，并被运往日本本土，为其工业化建设与军事扩张服务。台湾山地的矿藏以煤为主。1897—1942年，台湾矿区由20个增加到331个，采煤量由19275吨增至1913937吨。殖民者还驱使台湾少数民族充当廉价劳工。“总督府”对山地森林的掠夺也相当惊人，规定所谓“无官方证据及地契”的山林原野被收为“官地”。由于涸泽而渔，台湾的森林面积从最高峰的1926年2158521公顷减少到1942年的172926公顷，减少约90%。

　　其次，产业发展层面，殖民当局通过操控农业生产与贸易，在台湾构建起以米、糖为核心的掠夺性经济体系。台湾主要向日本低价输出稻米与蔗糖，所需工业产品则几乎全部从日本输入，形成“原料输出、商品输入”的单向依附贸易格局。出口日本的商品中，米、糖比重不断上升，合计出口占比由1896年的21.43%，上升为1905年的48.52%、1920年的73.69%、1930年的74.82%和1935年的73.3%。台湾民众却频遭粮食危机，食不果腹。但若日本本土米价下跌，为保护本土稻米产业，殖民当局还会限制台湾稻米输日，致使台湾米价暴跌，严重冲击农民生计。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殖民当局在台湾实行所谓“战时体制”，经济政策调整为“工业台湾，农业南洋”，推行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所谓“工业建设”。与殖民统治前期米糖经济发展主要满足日本国内的消费和原料需求一样，此时台湾的“工业化”同样服务于日本的需要，为法西斯战争的附庸，不仅未使民众获益，反而加剧其所受剥削掠夺。“战时体制”下，台湾农业生产被更严厉管控。为缓解日本本土粮食危机，在台殖民当局于1939年颁布《台湾米谷移出管理令》《米谷配给统制令》，实行稻米统制，限制台湾民众口粮，规定出口到日本的米谷全部由“总督府”统一低价收购。1939年后，台湾的对外经贸活动几乎完全依附于日本及其控制区域。作为当地支柱农产品的米、糖几乎全数输往日本，民众生活必备的化肥、铁制品、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则主要从日本引进。

　　随着日本法西斯日益膨胀进而穷途末路，军需物资生产严重挤压民用生产，台湾民生必需品供给日趋匮乏。叠加盟军轰炸与经济封锁等因素，台湾社会进一步陷入困顿。1942年起，殖民当局滥发货币，1943年台湾银行券发行量较1942年增长28％，1944年较1943年又增长69％，1945年较1944年更是增长192％。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但因战争摧残，此时台湾社会粮荒严峻、通胀失控、工厂停产，民众生活困顿，整体经济濒临崩溃。

　　五、奴化教育与文化灭绝

　　除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精心构建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文化政策体系。隔离和歧视性的教育制度、为灭绝中华文化推行“同化”乃至“皇民化运动”、管控言论出版，共同构成其文化殖民的核心内容，企图将台湾从中华文化母体中剥离。

　　针对台湾学生的隔离和歧视性政策贯穿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推行的教育制度。1922年以前，台湾的初等、中等教育实行双轨体制。初等教育阶段，专为在台日籍子弟设立的“小学校”等与面向台湾幼童的“公学校”分立，“小学校”对接日本本土的教育体系，课程、制度与日本国内基本一致，旨在培养日本帝国主义的继承者；“公学校”以简易教化为目标，师资、教材与教学质量均远逊于“小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极低，极大限制台湾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中等教育阶段的歧视更为显著，早期台湾中等以上学校专为日籍子弟设立。如早期台北、台南中学仅招日本学生，台湾学生不得入学。经台湾民众抗争，殖民当局才于1915年设立所谓公立台中中学，接收台湾学生。

　　1922年起，所谓“共学制”推行，看似实现台湾学生和日本学生的教育制度统一，但其中依然充斥对台湾学生的歧视性政策。中等学校入学考试虽向“小学校”与“公学校”学生同时开放，但考试内容完全以“小学校”教材为基准，所谓“统一标准”本质上是为日本学生量身打造的。尽管随着新学校创办，中学及实业学校等中等学校中的台湾学生总数有所增加，但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等学校日籍学生人数一直超过台湾本地学生，直到殖民统治末期，两者绝对数量才相差无几，但当时在台日人每万人的中学生数量仍是台湾民众的16倍。

　　高等教育层面的歧视性政策同样赤裸。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是为在台日本人量身打造、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政策”的高等学府，各类高等专门学校也被日本学生垄断，台湾学生难以进入。此种日本学生在台湾高等教育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的现象，与经济政治领域的日籍资本家、官僚和职员占据特权地位的状况一脉相承，形成从文化到经济到政治三重垄断的殖民格局。1944年的统计数据能够直观反映台湾民众的受教育情况：每万人中，小学生有1554人，中学生仅44人，专科生3人，大学生仅0.6人，仅有3%的小学生能升入中学，约8%的中学生能接受高等教育，形成台湾民众中“初等教育略有普及、高等教育几乎绝缘”的畸形格局。此种格局完全是日本殖民当局防范台湾民众、刻意安排的结果。

　　在构建殖民教育体系的同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本土文化实行系统性压制乃至灭绝政策，企图切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历史联结。随着明清两代对台湾的开发和移民交流，台湾传统的“书房”（私塾）以中华传统典籍为主要教学内容，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但在日本殖民当局增设日语课、审查教科书等限制和改造政策打压下，“书房”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减，数量日渐减少。另外，日本殖民当局通过语言同化等手段，妄图使台湾民众在语言、习俗、信仰上全面学习、模仿、认同日本，实现所谓“大和民族认同”的移植。这一野心在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台湾学生的“公学校”中，所谓“国语”（日语）课占总课时的近一半，中学阶段的占比也超过1/3（“共学”后略有减少）；伦理教育类课程向学生大力灌输“天皇崇拜”、“尊卑有别”、“顺从上级”等日本军国主义伦理观；日常生活中，台湾学生被强制要求遵守日式生活和行为规范，后期甚至发展到剥夺台湾人民使用汉语文及方言的权利。曾任“总督府”“学务部长”的伊泽修二向“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进言称，若不管控殖民地文教活动的方向，受教育者学得知识后，会以学识反抗殖民者，即“以其人之刃反伤其人”，因此在台办学必须普及日语，绝不能放任中文、中华文化传承，直白表露其殖民教育的险恶用心。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在台殖民当局大力推行更加赤裸的“皇民化运动”，变本加厉地宣扬忠“君”（天皇）爱“国”（日本）的殖民思想，企图使台湾民众成为效忠“天皇”和军国主义日本的臣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一步升级，殖民当局组建各级“皇民奉公会”，并设立“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等各类附属组织，全面构建“皇民化运动”推行体系。其一面标榜“日式文明”，强制推行日语与日本文化，在各地遍设日本神社；一面严禁台湾民众保持本土传统宗教信仰，大肆焚毁台湾民间各类神祇塑像，妄图从文化信仰层面割裂台湾与祖国的联结。1940年2月，“台湾总督府”甚至抛出所谓“恩准”台湾人改用日式姓名的政令，专门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依仗警察力量胁迫台湾民众不再使用中式姓名。

　　为压制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殖民当局还严厉管控言论与出版，构筑起思想禁锢之障。即便可在日本本土出版的期刊，输入台湾时也须接受严苛审查，甚至被禁止进口。台湾本地的出版管控更为严厉，没有“总督”同意，任何报纸都无法出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只有《台湾民报》这样一份由台湾民众自办、可公开发行的中文报纸，其因讽刺批判“总督府”，多次遭扣押、打压，乃至最后被迫改名、合并。

　　六、将台湾绑上日本军国主义战车

　　为支撑旷日持久、规模渐大的法西斯侵略战争，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同胞展开最疯狂的利用和压榨，以强征“慰安妇”、强制征兵和劳工征发为典型代表。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系统性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下设“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经过多年不懈的史料搜集与幸存者访谈，证实二战期间至少有2000名台湾妇女被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军部通过强制、诱骗等手段送往各个战场的慰安所，沦为日军随军性奴隶。1942—1943年是日本强征、诱骗台籍“慰安妇”的高峰期，根据幸存者的口述证言、台籍日本兵的回忆以及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受害台湾妇女往往被以“护士”、“洗衣工”、“食堂服务生”等名义诱骗，或是被日本警察直接强押带走，然后送入慰安所。慰安所中，她们遭受难以想象的肉体虐待与精神摧残，包括集体强奸、持续殴打、剥夺行动自由等，许多人每天被迫服务数十名日军士兵。在纪录片《阿嬷的秘密》和《芦苇之歌》中，多位台籍“慰安妇”讲述亲身遭遇，如1927年出生的林沈中17岁时被日本警察强征为“慰安妇”，白天劳作、夜晚被迫提供“性服务”，先后三次流产，她因长期遭受暴力侵害，悲痛地表示：“我的生命好像在那时就已经结束了”。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至今仍不承认其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国家责任，反而企图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判决赴日上诉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败诉等方式，抹杀历史真相，台湾社会内部甚至还存在其拥趸。如2001年，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出版《台湾论》，收录台湾商人许文龙所谓“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是“自愿的”、“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等荒谬言论，引发舆论哗然。为此，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等发起联署抗议活动，迫使许文龙发表道歉声明。

　　随着法西斯侵略战争规模扩大，日本人力匮乏问题日益严重，台湾成为其榨取人力补给的重要来源。在“皇民化运动”的“奉公”口号包装下，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实施大规模的强制征兵与劳工征发，将数十万台湾青年推向战场，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据统计，1937—1945年，共有207183名台湾民众被征发参战，其中正式兵员80433人，军属与军夫126750人，战死及病死者达30304人，即每7位被送上战场的台籍士兵中，就有1人为日本法西斯殉葬。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时台湾人口约600万计算，平均每200名台湾人中，就有1人沦为侵略战争牺牲品。被强征的台湾士兵中，以所谓“高砂义勇队”名义被强征送往南洋战场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遭遇尤为惨烈。由于相关档案被销毁隐匿，“高砂义勇队”的准确人数众说纷纭，统计结果少至4000人，多至12000人。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南洋战场是日本法西斯扩张和负隅顽抗的重要前线，因运载人员的船只被盟军空袭或被潜艇袭击，不少被强征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尚未抵达战场便化为冤魂。到达后，他们大多被部署至前线阵地，承担自杀式袭扰、丛林侦察、阵地死守等高危任务，伤亡极重，生还者仅约三分之一，且多数落下终身残疾。

　　强制征兵与劳工征发给台湾社会带来深重灾难，无数家庭因失去青壮年劳动力而陷入贫困，少数民族部落因大量青年男子死亡而凋零。更令人愤慨的是，二战后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否认战争罪责，还把包括“高砂义勇队”在内的被强征并死于战场的台籍士兵与日本法西斯战犯“合祀”供奉于靖国神社，不仅无视台湾同胞所受的战争摧残，更公然践踏历史正义，企图将殖民掠夺与侵略战争美化为“共同护国”的“功绩”。长期以来，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多次远赴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抗议台籍战殁者被“合祀”于靖国神社的行为，要求日本政府归还灵位，向台籍“慰安妇”制度受害人道歉，谴责日本企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结语：“日台亲善”是弥天大谎，荒谬且可耻

　　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中，根本不存在所谓“亲善”，只有日本殖民者罄竹难书的罪行及带给台湾社会的巨大灾难。日本理应对过往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向中国人民谢罪。然而，日本右翼势力罔顾历史事实、颠倒黑白，公然将殖民台湾的罪行美化成所谓“善政”，更有部分“台独”分裂分子与之沆瀣一气。殖民时期，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为“台湾总督府”服务，参与台湾多项现代土木、水利工程建设，被“台独”分裂分子捧为促进台湾农业发展的“功臣”和“恩人”。但是八田与一投身“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日本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经济政策，台湾增产的稻米多以极低价格被掠买至日本，所谓“农业现代化”根本没有惠及台湾民众。然而，2026年5月，赖清德在台南公开参加所谓八田与一纪念会，还妄言台湾应该对日本“饮水思源”，歌颂八田与一所谓“推进台湾现代化”功绩，宣扬“日本与台湾的感情”，甚至向八田与一纪念像跪拜，舆论哗然。

　　此类“日台亲善论”、“殖民有功论”并非偶然。台湾光复后，一些深受日本奴化政策影响，尤其是受殖民者“认可”和“器重”的所谓“皇民”，并未反省罪责、接受改造或被彻底清算，反而开始追忆、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的所谓“益处”。如台湾学者戴国煇所言，某些没有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甚至加入、效忠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的台湾“本土精英”，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落、不满情绪。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殖民者在“热情和科学的驱使之下”为台湾近代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50年不是血泪痛史，而是“文明开化”的“黄金时代”。如早期“台独”分裂分子王育德就宣称，“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内孜孜经营，把台湾建设成几乎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日本殖民者屠杀数十万台湾同胞、掠夺台湾米糖资源、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征台湾同胞为法西斯战争炮灰的累累罪行，被刻意淡化和遗忘。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的所谓“经济成长”和“工业化”本质上是畸形的，核心目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服务，台湾民众遭受深重掠夺压迫。“现代化”或者“文明开化”及由此衍生出的所谓“日台亲善”，都是殖民者美化殖民行径、欺骗受害者的荒谬话术。

　　日本侵占台湾之前，台湾省已在清政府洋务运动的海防建设和边疆开发浪潮中，初步走上近代化道路并取得一定成果。日本随军记者松原岩五郎以“乾坤一布衣”为笔名撰写《台湾风土记》，记录其1895年随日军登陆台湾时的所见所闻：“台湾土地百物茂盛，动物植物之产，多种多样，非高丽（朝鲜）、辽东之地可比。其土地不但是天赋之大富藏，山水景象亦极似好画……台北府城在此之间，占山水之美观，以中央平坦之域地为市，人家簇集一万余户，城内街路幅度广，有七、八间之宽，中间车道铺石，左右两侧设人行道。市街之家屋，大抵为二楼建筑……市中人力车尤多，其数至少不下二千……这边有名的制茶所很多，一家就有七、八十名到二、三千名的撰茶妇，在此忙着精制茶叶。半中国式半西洋式的高楼大厦，这边尤多”。可见，当时台湾绝非殖民者或“台独”分裂分子口中“极端落后”的“蛮荒之地”。如学者陈孔立所言，“经过近20年（指1874年至1894年——引者注）的经营，台湾出现了全国最早自办的电报业和新式邮政，全国最早投产的新式大煤矿，全省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台电话、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第一所新式学校，出现了自己经营并敢于与外人竞争的轮船，出现了有数以千计现代工人的矿区，也出现了最初的民族资本。许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成效蔚然可观，使边疆海岛新建的行省，后来居上，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的先进省份”。

　　历史证明，殖民者从未也不可能为殖民地带来真正的现代化。不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就不能牢牢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一切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愿景都无从实现。台湾被日本霸占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屈辱的缩影，给两岸同胞留下剜心之痛。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光荣历史不容篡改，中华民族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的民族尊严更不容亵渎。现实的殖民已经结束，思想上的殖民残余须清扫干净，美化殖民统治、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历史文化联结的丑恶企图和行径，更必遭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作者汪小平，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8-10 16: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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