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赋能：“青记”战时新闻教育的传播价值
2026-08-08 09:41:56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陈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本研究聚焦战争与资源匮乏语境下“青记”的新闻教育实践。以实践赋能理论为分析框架回溯发现，“青记”以战时宣传需求为根本驱动，构建技能训练、价值内化与资源整合的三维体系。该体系将民族救亡使命深度嵌入采编技能培训，政治立场转化为专业实践的本能选择；通过全国分会网络推动个体经验向集体智慧转化，以组织化协作克服资源短缺；形成“需求识别—实践响应—效能反馈”的动态调节机制。这一机制揭示出新闻教育的本质是在约束性环境中激发主体能动性。该历史经验为智媒时代新闻教育范式重构提供实践参照。

　　关键词:青记；新闻教育；实践赋能

　　一、引言：历史与时代的双向叩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地位提升至新高度，明确提出了“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人才培养目标，并对新闻教育改革作出“聚焦新闻舆论工作需要，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新”的重要指示。那么，在全球传播格局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如何培养兼具政治素养、专业能力与技术适应力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呢？

　　当前，５Ｇ与人工智能技术正驱动新闻业发生深刻变革，中国新闻教育亦面临严峻挑战。新闻传播专业点呈几何级扩张（２０２１年达１４２８个，覆盖７１９所高校），但是，在大学生求职技能跨入ＡＩ时代的当下，中国高校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相对匮乏。教育供给与行业需求的显著脱节表现为三重矛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浮于表面，智能素养课程滞后，“双师型”师资短缺。这些矛盾导致新闻人才培养与我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需求严重脱节。为解决以上矛盾，我们可将视野转向抗战时期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的教育实践。“青记”在极端条件下，探索了战时新闻教育的职业教育模式，高效培养了大批战时新闻传播人才，甚至成为战时新闻教育的主力。战时与当代新闻教育面临着三种相似处境：

　　一是面临全球话语权弱势的外部压力。战时面临西方新闻封锁与日伪虚假宣传构筑的“信息屏障”。其教育目标是打破信息垄断，争取民族生存空间。当前，我国面临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与“话语霸权”，新闻教育聚焦于提升国际传播效果、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二是面临环境剧变造就的目标重构。战时以“新闻救国”为纲领，侧重战时宣传技能与民族意识培育，其目的是快速培养“新闻战士”进行“枪后的抗战”。当前进入智媒时代，教育目标是培养兼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智能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三是面临资源约束下的模式创新需求。战时困境催生了针对性强的实践教育模式。当前技术革新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均，同样对新闻教育的资源整合与教学革新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上三种相似处境昭示：战时与当前新闻教育虽然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但都遭遇着相似的转型压力与创新需求。因此，深入研究“青记”的教育实践，能为理解当下困境、探索破局路径提供独特的历史镜鉴。当前学界对“青记”的研究已取得部分成果。廖声武、余玉等研究了“青记”作为战时新闻团体的教育功能。认为“青记”新闻教育“因时制宜，成为学校新闻教育的有力补充”，在培养优秀新闻工作者，成就早期新闻教育家，出版新闻学期刊、著作等方面成就显著。陈娟等强调，“青记”通过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遍布２５省市的７０多个分会、近２０００名会员）成为“战时新闻学研究和实践的最大平台和最大群体”。胡凤等从中国共产党舆论动员的视角切入，认为“青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介质”，其出版物兼具专业教育与传播党的抗战政策、鼓动民众的双重功能。但既有研究未能回应如下问题———“青记”如何在资源匮乏的战争年代探索出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新闻教育实践？

　　二、理论框架：实践赋能的适配性论证

　　“实践赋能理论”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社会运动，最初是为了解决种族问题，随后扩展至弱势群体研究领域，并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该理论融合了约翰·杜威“做中学”与保罗·弗莱雷的批判教育学，强调通过情境化参与、反思性实践和资源整合，在具体实践中提升个体或群体的能力，以克服障碍并达成目标。其核心就是探究在高压、动态、资源受限的环境中，能力如何得以有效培育与发展。

　　在该理论体系中，“赋能”概念具体化为三个相互关联、协同作用的维度：技能赋能是指通过实践训练，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可应用的专业能力；思想赋能是指在行动参与过程中，构建并强化价值认同、政治立场与批判性思维；资源赋能强调通过构建和激活社会网络，有效整合分散的资源，为能力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由于“实践赋能理论”的产生晚于“青记”的新闻教育实践，本研究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框架透视“青记”的历史实践，目的在于借助其概念工具，更好地识别、描述和阐释“青记”在极端战争环境下自发形成的教育实践中所蕴含的内在赋能逻辑与运行机制。这种“后见之明”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超越史实罗列，更好理解“青记”的新闻教育实践在战争年代资源受限情境下依然有效运作的深层动因。

　　中国第一批新闻学教育家蔡元培、谢六逸都推崇新闻学的“通才教育”，认为“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所以，燕京大学新闻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等都秉承这种教育理念，力求培育出各学科知识丰富、完备的合格记者。抗日战争爆发打断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正常进程，学院式教育没有因时制宜，仍沿袭原本的教学计划。燕京大学新闻系保持四年学制，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虽然实行一年制、两年制，但招到的学生极少。学院式教育精雕细琢的培养的确能够培育出符合要求的战地记者，但是战时报业的发展迫在眉睫。抗战期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有５年没有招生。其中，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因迁校没有条件招生，１９３９年仅招一期共８人，以后又停招３年。直到１９４３年，该系才恢复招生。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１年期间，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共有５３人，且学生的流动性较大，在校生每年有２０多人，校外实践很难开展。其他学校新闻系也基本如此。学院式新闻教育呈现崩塌状态，但是抗战舆论战所需的人才缺口亟须补充，“青记”的新闻教育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青记”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８日成立于上海，由范长江、恽逸群、陆诒等人发起，旨在以组织的力量推进同业救济、加强自我教育、研究新闻学术，以求推进中国新闻业之发展进步与取得民族解放。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６日，总会被国民党社会部下令停止活动，其合法存在只有三年多时间。在此期间“青记”建立分会、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机构７０多个，会员接近２０００人，遍布２５省市，是当时影响最广泛的全国性记者团体。１９８７年，经新闻界吴冷西、方汉奇等多方考察论证，认定中国记协的前身就是“青记”。２０００年，国务院批准中国记协将“青记”的成立日期１１月８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的请求。“青记”以灵活的教育方式培养了大批新闻宣传人才，成为战时新闻教育的主要推动者。

　　“青记”的新闻教育实践发生于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核心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培养出能有效服务于战时宣传、打破信息封锁、争取民族生存空间的“新闻战士”。其新闻教育诞生于打赢抗日救亡舆论战的极端高压语境下，同时面临着战争推移、舆情瞬息万变的高度动态环境，以及物资极度短缺、专业师资严重匮乏的资源约束困境。这种高压、动态、资源约束三位一体的情境特征，与“实践赋能理论”所擅长解析的环境类型呈现出高度契合。该理论强调的“做中学”、情境化参与、反思性实践和资源整合等核心机制，恰恰是“青记”在战时条件下克服学院教育瘫痪、实现教育创新的关键实践特征。因此，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青记”实践，能够帮助我们超越现象描述，深入揭示其教育模式背后隐含的使“赋能”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和结构性要素，为破解“物质归零却创新迸发”的历史悖论提供参考。

　　下文将分别从技能赋能、思想赋能、资源赋能三个维度切入，结合“青记”的具体历史实践，剖析其赋能机制的运作方式、内在逻辑及其在战时语境下的特殊表现。

　　三、赋能机制：战时新闻教育的三维建构

　　“青记”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通过系统性实践，构建了技能赋能、思想赋能、资源赋能相互支撑的新闻教育体系。

　　（一）技能赋能的职业化路径

　　“青记”以解决战时新闻人才“燃眉之急”为核心，通过分层培训、动态讲座与出版物，构建了高度适配前线需要的技能提升路径。

　　１．以需求驱动的分层培训体系。“青记”针对战时新闻人才短缺与地域差异，构建了分层分类的培训网络。《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一年工作纲领》明确提出，培训的目的是在战时“承接政府职能”进行新闻人才培养，尤其是帮助基层培训新闻干部，鼓励知识青年入职新闻界。“青记”认为，“特别要帮助政府在推动这个工作上所感到的干部困难，我们要配合着新阶段新闻工作，需要鼓励成千上万的记者走上新的岗位”，“给当地原有新闻记者及有志新闻的青年以进修的机会，并且给予当地新闻界以选拔新干部的机会”。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作为“青记”旗下最正规的职业教育机构，先后共培训四期，累计培养２０９名学员，课程涵盖新闻采访、写作、新闻评论、编辑、刻版、印刷等实用技能，且每期３～６个月的学制设计兼顾系统性与战时紧迫性。“青记”南方办事处在广西桂林举办的“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为期１个月，被认为是“抗战以来第一个新闻讲习学校，并开文化团体自动训练干部之先例”。该培训班原计划招收学员６０人，后来因报名人数众多，扩招到１００人。战时新闻讲习班一共举办三届，培训２６５人次。同时，“青记”还受国民党桂系委托代为培训广西学生军，举办为期１月的学生军新闻训练班。广西学生军是国民党新桂系组织的青年学生抗日军事化团体，影响最大的是第三届学生军。１９３８年冬，第三届学生军组织起来，为了增强其动员民众的能力，委托“青记”桂林南方办事处为其办了一期培训班，“各中队要派去１人进行学习，回来后就负责中队的文化室和文化宣传工作”。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１年间，培训后的广西学生军出报刊８７种（绝大多数为油印小报），遍布桂东、桂南２５县。同时，在湖北、安徽两地出版多种报刊，在香港出版有《新声晚报》等，分批分类分层次地培训造就不同类型的新闻人才。

　　“青记”的培训班将理论教学与前线案例结合，形成“速成式”职业培训模式。培训班一般“邀请当地有声望的新闻界人士担任讲师”，桂林战时新闻讲习班和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上课的讲师，大都是较为出名的记者、评论专家，是当时一线的新闻工作人员。桂林的战时新闻讲习班就是由当地各大通信社、报社有经验的人员担任。此外，名记者范长江、陆诒、孟秋江、夏衍等都被邀请前来授课。各培训班强调学员的动手能力。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曾在《大公报》香港版开辟专栏，发表学生的作品，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除了写作，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选题、排版、编辑等方面的能力。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常规任务就是分小组“试办报”以提升学员的采、写、编、评、刻版、印刷等能力。“同学们生怕本组落后了，所以你在这一角、我在那一角，大开其小组会，讨论组织和出版的一切计划”。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也分小组轮流编辑“自由报”，采用的是角色扮演，“每天上午９时许，这间新闻编辑室兼印刷一场的小房间，便活动起来了。同学们煞有介事地开始工作，总编辑把来稿粗看一遍，分类交予各栏编辑，自己编要闻、写社评，各栏编辑也要忙着删短电文、标‘标题’。大家熟练地运用着红墨水、剪子、浆糊……‘我们要争取两点钟出版！’‘打破第×组的记录！’说着这些话，大家的精神更振作起来”。这些生动的描写是情境化教学的一个缩影。据统计，“青记”在合法存续期间共举办培训班１１个，覆盖广西、山西、重庆、香港等地，培训人数超８００人，有效缓解了战时新闻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２．灵活适配前线需求的动态讲座与座谈。在交通阻隔、资源匮乏的战时环境下，“青记”通过高频次、小规模的学术讲座与座谈会，构建了“零散化知识补给”机制。其成立之初，座谈会和讲座就以固定形式延续下来。“青记”工作纲领明确要求：“各地分会及通讯处每半月举行讨论会、演讲会或座谈会一次。”讲座和座谈会内容聚焦两大维度：一是时局分析，如周恩来主讲的《国内外形势报告》、郭沫若主讲的《西班牙战况与海南岛问题》等，帮助记者把握国内外宏观战局；二是业务实操，如《如何写轰炸新闻》《怎样编辑新闻》等专题，直击前线业务痛点。此类活动经常而广泛，如桂林分会通过“集体学术讲谈”提升记者理论素养，第五战区分会围绕“怎样做战时记者”展开讨论，形成“问题导向”的互动学习模式。据不完全统计，“青记”公开记录的讲座与座谈达３２场，尚有许多未记录在案的，如兰州分会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举行了好多次的学术讲谈，曾为兰州学术界开了集体讲述学术的风气”，吉安分会的报告中提到“座谈会也举行了５次，得到很好的收获”。总体上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知识流动网络。

　　３．文本知识跨时空传递的出版物教育。“青记”从上海“记者座谈”时期就提倡自我教育，由协会更名为学会也是为了凸显教育功能。战时，新闻界无法满足记者进修和随时充电的需求。在《新闻记者》月刊里，这种情况被描述为“知识恐慌”，认为这种认知缺陷会影响舆论引导，“因为知识有限，对于每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也往往只能运用一点常识或主观的见解，用这样的方式去指导舆论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因为知识不全面，限制了判断力和观察力，导致抓不住新闻中心”。这种“知识恐慌”，不仅新入行的记者有，就连已经是著名战地记者的陆诒在徐州前线采访时也有这种感觉。范长江曾对此有生动的描述：“那天陆诒先生他向我借手枪，他要自杀！诸位，他并不是因为失恋，而是感到自己学力的不够，不够进（跟）上这伟大的火花烟景。这种自我感觉、自我不满的精神可以想见。”这虽是一个玩笑，但也充分暴露了新闻记者求知若渴而教育严重跟不上的矛盾。

　　“青记”以出版物为核心载体，构建了“自我教育”的知识传播体系。范长江在实践中首先意识到新闻书籍缺乏，“关于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书籍杂志，中国太缺乏，对于培养大批新闻干部这一工作，参考书籍不够，实在是一个难题”。要解决这种状况，范长江认为：“新闻记者月刊应设法充实其内容，使其能担负起重大的教育工作。”其会刊《新闻记者》月刊被定位为“重大教育工具”，范长江指出其需“充实内容以解决新闻学书籍短缺难题”。刊物内容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一方面刊发《新闻记者学的问题》等理论文章，剖析“知识恐慌”对舆论引导的危害；另一方面通过《怎样写社论》《战地采访实录》等业务指南，提供可操作的方法论。刊物发行后“１０日内售罄”，甚至出现“委托生活书店寄送会员刊物亦无法保障”的紧缺状况，足见其影响力。“青记”各分会依托地方报刊开辟专栏，如广西《扫荡报》的副刊《新闻记者》、重庆《新蜀报》的副刊《新闻岗位》、《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副刊《战地报人》等。另外，以“青记”会员为骨干成立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也出版了一批刊物，如《采访与写作》等成为当时流传甚广的学习资料。从“青记”的出版成果来看，总体上形成“总会—分会—通讯社”三级出版网络，出版刊物６０余种，形成矩阵化覆盖。当时《读书月报》为读者推荐新闻学入门书籍，其中杂志类全为“青记”及其分会旗下刊物。

　　“青记”的技能赋能遵循“需求—响应”模式，是一场战时知识生产范式的革命。相较于同期学院化教育，其特色在于：教育空间战场化（课堂延伸至战壕）、知识传递扁平化（实践者即教育者）、经验产品化（个体经验通过刊物转化为公共知识）。这些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群众办报”理念提供了方法论雏形。

　　（二）思想赋能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青记”在提升职业技能的同时，通过价值引导、话语重构与共同体规训，将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深度嵌入新闻实践，完成从业者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１．价值符号的仪式化植入。将“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等宏大叙事嵌入业务培训，使民族主义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实施标准。香港分会负责人金仲华撰文要求新闻记者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必须以民族解放作为最大的目标，以抗战救亡作为主要的工作”，甚至把记者身份重新建构，由战前的新闻事实传递者转化成“抗敌的战斗员”。整个新闻业也被建构成一道抗敌防线，“在抗敌火线之外，构筑一道文化火线，作‘枪后的抗战’”。总会的会刊《新闻记者》月刊数次出现记者是“笔的部队”、“新闻战士”等说法，将壁报和油印报称为“游击队”，号召记者开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思想建设成为日常。老师“在一两个星期内必提警我们一次，叫我们小心，别上奸人的当，那时我们还说这是‘打针’”。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教师谭思慕在讲话中提醒同学们学习买书的时候也要考虑民族主义立场，“要注意的，就是×人的反宣传，汉奸走狗的谬论，在特殊环境的香港，触目皆是。所以，我们不要一看见有本新书便买来看，我们要先研究一下作者的历史和出版者立场才是。这一来，我们不会上×人汉奸的当”。

　　２．话语体系的置换性重构。在采编技能教学中植入阶级分析框架，将马列主义方法论隐性转化为新闻认知工具。以“青记”会员为骨干成立的“国新社”既通过对稿件的修改、写作方法的传授、新闻理论的研究培养过硬的专业素质，也通过这种培养输出政治理念。“国新社”会员唐海回忆，成员在抗日民主的共同目标下团结在一起，当时经常组织学习形势、学习业务。学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请对马列主义有研究的同志作报告，或者就一个问题或一批稿件进行评论或讨论。“国新社”负责人之一胡愈之说过，在“国新社”，重要稿件采用与否要经过讨论，不决定于编者作者的个人感情而决定于斗争的需要。这就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通过新闻业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逐渐内化为记者的一种本能选择。

　　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在平时教学中搜集很多敌后油印报刊“美其名曰”给学生参考，当时学生的常态化任务就是每周仿照《拂晓报》出一期油印报。《拂晓报》是新四军东进支队机关报，１９３８年发刊于竹沟，是新四军中影响较大的一张敌后报刊。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对《拂晓报》进行了从版面编排到文章内容的深入研究，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新四军的宣传。以至于毕业的学生都立志要去敌后做油印报工作，“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准备着将来做一个游击区里的‘油印报’工作者”。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思想赋能影响深远。１９４０年４月，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毕业生钟华回家乡主编《新会战报》。《新会战报》是以国民党新会县政府名义主办的。钟华进入该报后，以青年人的锐气，对地方官员的腐败等不利抗战的行为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和揭露。仅三个月后，该报就因替共产党宣传的罪名被查封。钟华家乡的一位老师批评他不懂世故学，钟华对此并不认同，他觉得中国新闻学院的老师们既然教学生要做一个正直的新闻战士，他只有不委曲求全，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才能达到老师的要求。因为敬重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金仲华老师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钟华。钟华和唐海只是两个普通的例子，但是由此可以看出“青记”对成员的意识形态再塑造机制非常之成功。

　　３．实践共同体的规训机制。通过“记者之家”的集体生活与《新闻记者》月刊的公共讨论，促使个体在职业身份认同中完成政治立场的无意识内化。“记者之家”原本叫“记者宿舍”，是“青记”总会及有条件的分会建立的一个“集体主义的实验”。因为宿舍中所办壁报名为“记者之家”，后来便将之作为“记者宿舍”的称呼。“青记”通过“记者之家”的空间实践与《新闻记者》月刊的符号运作，构建了一套融合集体生活、伦理叙事与制度建设的复合规训机制。这一机制创造性实践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将民族危机的外部压力转化为职业共同体内部伦理重建的动力，最终实现了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与政治立场的深度互嵌。

　　“记者之家”作为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统一体，率先完成了从功能性宿舍向共同体象征的转化。其初期以会员制构筑职业边界，要求“凡本会会员得凭会员证住入”，后期演变为开放性的左翼知识聚合场域。范长江所强调的革新路径———“以集体生活、集体工作、集体学习”三个基本口号为内容的设施是最紧急的步骤”———在此得到具象化实践。通过轮值宿舍长制度、公共壁报编撰与集体时政研讨，原本抽象的政治方法论被转化为日常互动仪式。这种结构化空间使职业群体在共同生活中自然生成价值共识，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物质载体，使个体在参与集体实践的过程中无意识内化了特定政治立场。

　　《新闻记者》月刊则通过二元对立的符号化叙事强化伦理边界。刊物以“文化汉奸”称呼那些“领了日本特务机关津贴三百元”而“摇尾乞怜为敌人作宣传”的投降记者；同时颂扬“冒着敌人搜捕危险投身救亡宣传”的“救亡记者”。这里的一褒一贬不仅是道德层面的评价，更是一种符号暴力。这种符号暴力通过界定“他者”（投降记者）的政治污名，反衬“我群”（救亡记者）的正义立场，使民族意识与职业道德达成价值同构。符号暴力的实施可以有效打击和清除共同体中的“他者”，从话语层面完成新闻记者的价值整合与身份认同。

　　１９３９年《记者公约草案》的颁布是规训机制形成的标志。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面向全国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规范。该草案以“增强记者行业共识、维护职业形象、提升社会地位”为目标。现有资料显示，“青记”多次强调《记者公约草案》是在广泛征求行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的。这就将记者个人道德意识上升为集体伦理规范，将新闻从业者从被动的规范接受者转化为主动的规范共建者。通过这种转化，“记者职业共同体”最终完成了从观念想象到实体存在的质变。这种制度性规训在建构行业标准的同时，也使抗战救亡的政治诉求转化成职业伦理的要求，内化为从业者的专业意识。

　　“青记”的思想赋能显示：意识形态再生产就是促进技术赋能与思想赋能在教育实践中深度互嵌。在这里，政治理念并没有独立于专业技能之外，而是通过职业惯习的规训转化为一种“本能选择”。这种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办报”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三）资源赋能：构建网络化的知识共享体系

　　在资源匮乏状态下，“青记”建立了以记者图书馆为核心、组织网络为支撑的知识共享网络。这一举措实现了资源的跨地域整合。

　　１．建立知识仓储网络。“青记”总会和分会的图书馆承担起当地记者的核心知识库职能，系统收集战地通讯、政策文件及学术论著，构建记者教育资源体系。总会图书馆筹备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成立于１９３９年５月。筹备期间，曾在会刊征求新闻学书籍。总会图书馆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整理从新闻界征集来的出版物，将其分为杂志、书籍、报纸及油印刊物三类，分类检索，以供借阅。在所有图书馆中，香港分会的图书馆（又叫记者图书馆）规模最大。记者图书馆从筹备开始在香港就成了一件万众瞩目的公益事件，《大公报》（香港版）进行了多次报道。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０日，记者图书馆开馆，成为包括岭南大学、广东大学图书馆在内的香港８大图书馆之一。在尚未正式开馆时，当时新闻报道称记者图书馆“馆藏图书已有六千余册，多属文学作品及社会科学书籍。至大部丛书，已存有万有文库简编全套。每日陈列之报章，除本港各日晚报外，并有国内各地出版报纸十余种。中文杂志达三十余种。并且还在持续征集和增加”。１９４０年３月，榆林通讯处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建有一个“包含两千余书籍的新闻图书馆”，规模也算是比较大了；吉安分会建有“军民阅览室，南北城各一”。

　　图书馆的藏书既有新闻业务知识，比如图书馆馆藏全国各地的报刊，收录前线记者采写的原始报道，各图书馆必藏的《新闻记者》月刊中还有战地记者采访的经验总结等，这些基本建构起战地报道的案例库；还有理论性知识建设：除了馆藏新闻学理论书籍如《战时新闻学》以外，汇编《新闻记者》月刊中的学术文章，如周恩来、钟期森关于新闻工作者使命、舆论宣传的论述等；还有技术性知识：整理无线电通讯、油印小报制作等实用技能手册，满足敌后记者的特殊需求。

　　２．资源流动和传导。依托组织网络，“青记”构建了“轴辐式”资源传导机制：总会的出版物向分会输出，经分会图书馆分拣成剪报后供当地的记者参阅，实现从总会到分会到个人的纵向传导；同时还有逆向反馈：“青记”的工作纲领明确要求“各地分会及通讯处每半月举行讨论会、演讲会、或座谈会一次（组会应并入所在地分会举行）”，且“其记录必须寄交月刊择要发表”。这项措施最大限度保证前线记者的实战经验通过分会研讨会形成文字汇总到总会，经总会系统化整理后，作为培训教材反哺教育体系，完成知识迭代。这种资源传导突破了地理阻隔，使资源在“总部—分部—个体”间形成三维动态循环，实现知识供给的动态优化。

　　“青记”的资源赋能实践表明，当知识治理体系（图书馆）与组织网络结构（分会体系）形成空间耦合时，可突破科层限制，最大化资源动员效率。这不仅缓解了资源短缺，更通过将分散的个体知识转化为集体智慧，再借助组织网络实现规模效应，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理念提供了早期的组织化雏形。

　　四、机制耦合：新闻教育实践图谱的生成

　　“青记”战时新闻教育的范式突破，不仅体现在技能、思想、资源三个维度的独立创新，更在于其构建了一套动态耦合、协同增效的‘三维一体’机制，这正是“新闻教育实践图谱”得以形成并发挥效能的核心逻辑。该图谱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

　　１．需求牵引下的目标协同。战时“打破信息垄断、争取民族生存空间”的目标，成为驱动图谱形成的根本动力。这一目标统摄了三个赋能维度的具体指向：技能赋能聚焦培养能突破封锁、高效传递真相的“新闻战士”；思想赋能致力于构建以“民族解放”、“抗战救亡”为核心，嵌入中国共产党理念的价值共识和身份认同，确保技能服务于正确方向；资源赋能则通过图书馆、出版物网络、分会体系，为技能训练和价值传播提供必需的知识、信息与组织支撑。三个维度均紧密围绕并服务于共同的战时核心目标。

　　２．实践场域中的相互渗透。教育过程并非三个维度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具体实践场域中深度互嵌：技能训练是价值内化的载体，思想赋能并非空洞说教，而是深度融入技能培训的各个环节。价值认同是技能发挥的导向，民族主义和政治立场成为专业技能提升的强大驱动力，并且确保技术服务于抗战大局；资源网络是赋能落地的基石，图书馆、出版物不仅提供技能知识，而且是传播价值、构建共同体的关键环节。分会网络则直接支撑了分层培训和集体规训的落地。

　　３．反馈循环下的动态调适。新闻教育实践图谱并非静态结构，它能通过“需求识别—实践响应—效能反馈”这一闭环的循环流动进行持续优化。记者在前线的业务需求通过各种渠道反馈至总会，促使总会培训内容更新；学员在实践中的实际表现是检验赋能效果的最终标准，据此标准“青记”不断调整教育策略和方法，优化其赋能路径；而“青记”遍布全国的分会和出版物体系确保了信息、经验、资源的快速流动与整合，是该反馈循环得以运行的组织保障。三者环环相扣，在循环中进行调整和提升。

　　综上可知，“新闻教育实践图谱”是一个适应性强、有内生驱动力和整体协同效应的动态教育系统。它响应极端环境的紧迫需求而产生，以传播效能需求为牵引，实现技能、思想、资源三个维度的目标协同、实践互嵌与反馈循环。其核心优势就是在资源匮乏情境下，将意识形态通过专业技能内化为从业者的本能选择，进而通过组织化、网络化的方式实现教育效能最大化。

　　五、结语：战时教育的辩证性与当代镜鉴

　　以实践赋能理论为分析框架，可以看到“青记”的战时新闻教育实践探索了在高压、动态、资源匮乏情境中培养新闻人才的创新路径。该路径构建了技能、思想和资源赋能的三维耦合机制，形成了“需求识别—实践响应—效能反馈”动态循环为特征的新闻教育实践图谱。该图谱通过需求牵引的目标协同、实践场域的深度互嵌、反馈循环的动态调适，实现了教育效能的最大化。也是对历史悖论“物质匮乏情境下反而探索出富有创造力的教育模式”的有力回应。虽然“青记”的战时新闻教育实践在当时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也要看到其本身依然存在着局限性。应抗战而生的“青记”的新闻教育实践更关注新闻教育的“工具性”，虽然能快速填补新闻人才缺口，却忽略了系统化的理论教育；同时，意识形态规训虽然在强化抗战宣传方面贡献突出，却遭受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从“青记”的教育实践可知，激发主体能动性是新闻教育应对约束性环境的关键机制。在智能传播时代更需强化实践赋能导向。当前新闻教育困局表面是由技术迭代引发，其深层矛盾则在于实践赋能缺失导致价值认同、技术能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断裂。借鉴战时经验，可探索三条当代路径：其一，建立课程动态调整机制，使技术更新实时融入教学；其二，依托价值传导机制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其三，构建跨校虚拟教研室实现资源共享。由此通过情境化实践将价值引领融入技术训练，推动行业资源向教学单元下沉，才能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探索中国新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读原文，陈娟：实践赋能：“青记”战时新闻教育的传播价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8-08 09: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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