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骋阳、冯建勇：全国抗战时期边疆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2026-04-13 16:01:58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钱骋阳，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全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以及内地人口、工业、教育、社会事业等全面西迁，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内部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在全国各族人民共赴国难的历程中，旧有的狭隘的民族观开始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彰显；二是在边疆建设产生的各民族往来互动中，国内经济共同体初步形成；三是战时大后方内地和边疆人民逐步打破隔阂，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社会的互嵌。不言而喻，彼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绝非“外部对中国”“汉族对少数民族”“东部对西部”的单向作用，而是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关键词：全国抗战 边疆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东西部统合
引言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与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诚如斯言，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近百年，是中国边疆危机持续加深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高涨的时期。在此期间，晚清和民国的政学两界虽对边疆民族问题有一定认知，但多数论者将“边疆危机”与“民族隔阂”归因于“边吏苛政”“外敌入侵”“民智未开”“经济落后”等孤立的局部问题。相较于尚可在边疆地区保持一定军事影响的晚清政府，统合能力更弱的民国中央政府多数时候采取“柔性之羁縻”的政策，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关系稍显疏离。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统合边疆民族的政策才显得“立体”，主张“对于边疆各民族一切设施，应培养其自治能力，改善其生活，扶助其文化以确立其自治之基础”。与之类似，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亦通过各项政策援助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之发展。另外，抗战时期人口、工业、教育和社会事业的内迁，不仅促进了西北、西南大后方的经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增进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
目前学界有关抗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先行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四个领域：一是关注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二是研究少数民族精英和汉族精英向各界发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三是侧重国共双方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所进行的宣传工作；四是涉及人口西迁、西部建设及其与国民地域观念转变之关系。总的来看，论者大多将此阶段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归结于外敌入侵的刺激，然则鲜有论者重视各民族在共赴国难的抗敌历程中，相互观感的动态转变及其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影响；亦较少谈及边疆民族随着各项事业的开展，而渐渐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融为统一整体的过程。
基于上述检讨，本文希冀以全国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为研究对象，梳理彼时各民族从隔阂对立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进而揭示其深远历史影响。不言而喻，欲将各民族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统合为一整体，务必将其上升到全局问题的高度，予以通盘统筹谋划。该议题绝非孤立地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分析即可定论；相反，这是“核心与边缘”“东部与西部”“边疆与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等多对动态关系互动作用的结果。
一、共赴国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彰显
全面抗战爆发前，地理阻隔和交通滞后使各民族间大规模的交往互动很少，导致一些边疆民族精英对“同为国民”的政治身份存疑。彼时，一位在平津求学的蒙古族学生即向顾颉刚求教：“我们到内地求学，同学们常问我：你们蒙古的风俗和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与此同时，广大未受教育的各族人民对“中国”概念更加陌生。云南省土司代表高玉柱在进京请愿时谈到，由于弱势的中央政府与当地各民族失去联系，任之自生自灭”，以至其“不读汉字，文化落后，所以不知有国家，不知有中国”。全国抗战期间，一方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赴国难，一大批各民族优秀儿女携手奔赴战场，凝聚起了共同的抗敌意识；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相伴随的是，“东西两部风俗习惯，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互相观摩，而得融合和改良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在各民族共同守土抗战和往来互动中，旧有的狭隘民族观开始淡化，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步彰显。
（一）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战大业，促成传统“华夷观”的转变
受清末及民初“排满”“五族共和”等影响，当时许多论著对“中华”与“夷狄”依然有鲜明的界线之分。时人对西南边疆地区民族多用“夷、猺、番、猓”等蔑称，关于这一点，江应樑的文章有所提及：昔人对西南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都取一种轻视态度，不视之为人而比之于禽兽”。而在叙述满族、蒙古族等过去的“统治民族”时，“自我”和“他者”的色彩更为鲜明，且将“汉族—中华”与“满蒙—夷狄”相对举。西迁以后，国民政府和许多学术团体获得了与少数民族接触的经验。借着这一机会，在一些进行过深入调查的学人论著中，聚居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开始呈现出一些正面形象，被描述为“记忆力甚强”，“凡事一学便会、颇有毅力”。
彼时，相较于少数躬耕田野的专业学者对边疆民族形象的重塑，多数国人感受颇深的则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并肩抗敌的现实。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主张“动员边疆人力、物力，直接参与抗战，消除民族偏见”，故其对于“训练边省武装民众”颇为重视。如1937—1945年，仅云南省就有42万各族子弟开赴战场。首批出滇的六十军4万官兵中，约1/10是来自大理附近的少数民族。缘于此，汉族知识精英在讲述西南少数民族的英雄事迹与刻画人物形象时，将其同视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论述大量涌现。1936年，上海地方杂志《星华》在报道高玉柱进京请愿时，即将其称为“蛮夷之花”，大加赞赏。3年后，浙江金华地方杂志《老百姓》听闻高氏为国编练4000名西南少数民族义勇军的事迹后，便以“高玉柱将军杀敌英雄故事”为题进行报道，称其为“当代中国的花木兰”。与之相类似，西康三青团负责人张伯伦在宣扬彝族烈士曲木藏尧潜伏平津、动员数万西南少数民族民众修筑乐西公路事迹之际，亦形容其“于国家建设有伟大之功绩”。在一些迁居西南的政学界人士眼里，“西番兵”亦成为“国防劲旅”。
与广大西南少数民族一样，一跃成为中华民族英雄的还有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等民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扶持的伪满、伪蒙疆等伪政权相继成立。为应对日伪利用民族问题肢解中国的阴谋，国民党动员蒙古族、回族等民族上层人士和知识青年参加干部组训工作，并“特予选拔”其优秀者“参与中央党政”。相较于这类以“政治吸纳”为主的精英路线，日益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则致力于“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彼时，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蒙古族、回族和朝鲜族人民抗日武装的报道，亦呈现出与前述西南少数民族英雄相类似的话语。1939年，《朝鲜义勇队通讯》将朝鲜族战士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为追求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意义，进一步上升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全世界的和平”的高度。1940年，《十日文萃》描绘了八路军回民支队广大干部战士演唱军歌的场景：“亲爱的伊斯兰弟兄，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不惜任何牺牲，争取国家独立，力谋民族的解放。”1944年，《祖国呼声》在哀悼马本斋之际，称其为“回回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英雄马本斋同志”。《边疆通信报》在报道中共党员白海风、乌兰夫率领的蒙古族抗日武装新编第三师向西转战时，有意识地将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今昔关系加以对比，内称：“历史的内容，现在完全改变了，不再是‘蒙古’向‘西夏’发展，而是中华民族的铁军，在中华民国内奉命调动了。历史变得快，也变得好，中国人成为一体的了。”于官方层面，国共两党均以法律或文件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并废止了各少数民族虫兽偏旁等侮辱性族名或其他常用语。
（二）前线军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边疆少数民族精英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进而引领本民族融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大业
在抗日图存、抵御外侮的时代背景下，许多边疆少数民族精英亦在思考本民族、本地区的境遇。尽管西南、西北边疆地区被视作“后方”，但在边疆民族精英看来，他们的家园同样面临着被帝国主义鲸吞的命运。高玉柱在京沪为西南少数民族争取参政权利和社会改良而奔走的过程中，有感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曾将西南边疆地区面临英法吞并的危机与日寇侵占东北、进逼华北的情形做了对比：“近年来，帝国主义者步步进占，已经使我国丧失掉班洪、班斧、片马、江心坡等大好国土啦。倘然再不奋起，图谋挽救，那么危机四伏，随时有做‘东北第二’的可能。”藏族的尼马批评国人大多只知日本侵略，而对康藏危机所知甚少，“昔日因国内多事，治藏无方致为邻国所乘”，此后“倘能顾及西陲国防，急起直追，即以历史宗教种族等优越条件为基础，绝对能战胜具有种种困难之英苏，进而努力国内之精诚团结”。维吾尔族的阿布喇勒亦大声疾呼：“新疆，不仅在苏联怀抱，也在英日和其他别的国家的手与眼中，在被掠夺和窥视着呢。”他们深知，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落后、生活悬殊”，“尚未开化”，仅靠自身力量绝无自救的可能，故“有待于中央的拯救”。
基于上述情形，一些边疆民族精英为引起中央政府和汉族人民对边疆民族地区救亡大业的重视，通过种种方式表达其与汉族人民共命运的关系。第一，构建“中华一家”的叙事，旨在通过论证其亦为“炎黄子孙”，唤起各族民众的精诚团结。高玉柱即指出，“夷汉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很密切的”，“大部分的土民与汉族相处，久而同化，产生夷汉混合的优秀文化”。就现实中两者的关系，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又名“罗桑泽旺”）谈道：边疆和内地同胞“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家人，有着一条心”，无论“若干旁支，别系”，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分〕子”。第二，凸显汉族和少数民族现实中面临的共同危局，以唤起两者团结御外的同胞之情。曲木藏尧提出，“夷汉这个界限，在我们的想象中”，“帝国主义侵略起来，大家都是一个儿的吃苦受罪”。因此，西南少数民族亦“应作复兴中华的工作”。第三，向中央政府表达边疆地区独具的资源和人力等优势，以此引发政府和民众的关注，进而获取认同与援助。如高玉柱即强调：“此抗战时期，广大富藏之西南边疆各地，成为国防之生命线，而我数千万英勇淳朴之边疆同胞，实成为抗建中之主力军。”基于此，高玉柱认为，政府及社会人士尤须重视提升西南各少数民族之文化，改革其旧有思想，如此方能开发西南边疆地区之富源。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不限于汉族精英因抗战形势需要而单向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它既反映在边疆民族主动加入全民族抗战，还体现在其有感于强邻环伺的共同境遇而产生共情。这些来自政学各界的策论与争鸣，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时代呼声，对“中华民族”叙事的重构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不少边疆地区的精英和民众除直接走上战场抗击日寇外，亦积极参与募捐、修路、献机、慰问、祈福等工作。例如，西藏的九世班禅大师多次“设坛诵经祈祷胜利并捐巨款抗敌”。在甘肃、青海两省拉卜楞寺教区，僧众除累计捐款6亿元用以献机外，还组织108寺、各部落官民成立“慰劳全国抗战将士大会”，购买慰劳品，“赴前方慰劳忠勇将士”。一些维吾尔族人士则在对外宣传战线上“颇有建树”，如1938年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中将参议的尧乐博斯于武汉面见法国记者时，即恳请后者“把中华民族的团结介绍给世界”。
二、打破壁垒：国内经济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国民政府西迁以前，国家对西部边疆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有限，加之边疆与内地交通阻隔，不少边远省份均有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以至于各族人民间的物资流通因运输成本、币种兑换等壁垒，大大受限。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此诸情形导致相关边疆地区融入周边大国及其殖民地的市场体系，反与内地市场日渐脱节。全面抗战爆发后，伴随着西部交通设施兴建、工业内迁和在民族地区的兴办，以及中央对边疆各省的政治经济控制日趋强化，各民族间的交易流通壁垒开始被打破，国内经济共同体初步形成。
（一）中央在与边疆地方的博弈中实现金融货币局部统一
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是统一市场内部交易流通的保障。战前，论者多从移民屯垦、兴办工业、开发边地资源等宏观角度谏言，以此作为振兴边疆经济的“良方”，但对边疆与内地市场间存在的壁垒视而不见。有学者评述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执行“全国度量衡之划一事业”时称，虽然“开始积极进行以来，成绩颇为显著，内地各省均已先后划一”，但“边疆各省，或有特殊情形，或有他种困难，延未举办”。内地和边疆币制相异的困局，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物产交易流通备受限制，“每遇交涉，各须任其计算，而无力加以核对，实为现代交通与民众间之一大隔膜也”。广西、新疆、云南等省，均有独立货币系统。仅桂系的银行系统内部，发行货币就有省银行券、省金库券和各县自印票三种。币种杂乱导致外国资本乘虚而入，如对云南省情况，时人评论称：“这若干年中，云南经济命脉，全盘在法帝国主义把握之下，特别是法国金融资本之垄断一切，以致陷云南内地金融于绝境。”
战时，随着中央与边疆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强化，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实施以全国货币一体化为目标的金融政策。1937年7月，龙云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京滇双方即开始商讨货币统一问题。9月，第一批1000万元法币运抵昆明，中央银行云南省分行随后于12月开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国的金融影响力，至1940年，云南省政府为维持法币地位起见，“禁止越币在边界地带流通”。1938年，广西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由于无法独立应付，广西省当局便与国民政府商议，以“所有国税交还中央办理”为代价换取补助。中央银行派员调查桂省财政状况后，最终除确认由“中央补助桂币准备金额”外，“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还兑收了该省发行的2000万桂币，暂时稳定了广西金融。随后，中央银行对广西的币制改革同步推进。年末当局总结改革成果时称：“惟本省市场桂币已甚少，因经过去之收换，已达一千四百余万。”最终，法币逐渐成为广西市场上流通的主币。在新疆，中央银行回收“新币”发行法币的初衷，虽因新疆通货膨胀而作罢，然则亦与新疆省政府确定了法币、黄金与新币的兑换比率，并批准了“新币”汇往内地购货之通汇协议。
（二）边疆交通设施的兴建促使国货不断西进
战前，西南、西北边疆地区交通落后，以至于边疆与内地的物资或人员流动，不得不借助相关大国及其殖民地的交通设施中转，这导致国货在边疆地区的影响甚微。20世纪30年代初，临近中苏两国新疆段边界的苏联土西铁路竣工后，就有学者预测，新疆或将“成为苏俄之原料供给地，与其制造品之销货场”。后续新疆与苏联贸易发展的态势完全证实了这一担忧，苏联对新疆出口额一度占其出口总额第三位。同一时期，日本记者尾崎秀实调查称：“新疆的对外贸易，殆为苏俄所独占。至其与中国内部及印度的贸易额，可以说微乎其微。”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向苏联出让利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新省所用之货物，不注有‘苏联制’之字样者，几绝无仅有矣”。与之相似的情形，亦出现在深受法国影响的云南。1937年京滇公路开通前，国货从南宁取道西江运往云南，“需时二十三日”；如果走滇越铁路，除需要经法国领事许可外，还要承担高于他国15%的重税。此外，即使各方外商出入此路，也都要向拥有路权的法国公司缴纳运费，故“凡由上海运至云南之非法国货物，能不受损害者，实属例外”。这导致法国在云南省内外贸易中独占鳌头，该省“贸易率之百分之六十，都在法人掌握之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打破日本的海上封锁，在边疆地区兴建和修缮了大量公路设施，这一定程度上为国货“西进”提供了便利。彼时，为输入苏联援华物资，中苏两国兴修了从兰州到霍尔果斯的西北国际公路。1938年，该线竣工后，除运送军事物资外，民生物资亦借此路出入新疆。中苏关系破裂后，新疆的民生物资“多转而求供于内地”。国货大量输入新疆，造成了甘肃各地物价波动。新疆茶叶市场上，由于湘、滇、鄂等省所产茶叶输入后大受欢迎，以致甘省供应紧张。与之类似的还有国产香烟，“僧帽烛、仙岛烟、快靛近均大涨。因西安、兰州、宝鸡等地来源短少，且仙岛烟运往新疆者颇多，故价格上涨”。1945年后，因战乱和自然灾害，新疆陷入粮食供应危机。为鼓励内地商人运粮食至新疆，该年3月，该省府会议决定豁免应征的10%消费税。受此优惠政策激励，商人李肃言创办西北民生实业公司，接手从内地往新疆运输必需品的任务，以成本价格出售。张治中回忆其对新疆民生物资供应贡献时说：“物资虽然不是太多，但源源不绝，对迫切需要的新疆人民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在西南边疆方面，川康公路通车前，四川盆地输入西康的物产，几乎只有以茶叶为代表的传统土产。当时，西康市场上的工业品，主要通过英属印度—西藏的商道输入。川康公路修通后，部分国产工业品也西进康藏。抗战胜利之初的《康定市物产贸易品类及来源（三十五年度）》显示，成都生产的布匹、毛料和棉绒等轻纺织品，在与英印产品竞争中，终于有了一席之地。为此，国民政府总结战时西部各省国货自给成绩时称：“其他各种日用品工业品，出产量均有增加，目下川、滇、湘、桂、赣、陕各省地方人民所需用之日用品，皆由国内工厂之出产品供给。”
（三）工业和贸易企业带动边疆物产与内地市场的连接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一些论者便指出，应当自主开发、收购加工边疆地区出产的原料和土货，免为他人所用，借以繁荣国内市场。比如，有论者即提出，“新疆物产丰饶，遍地皆宝”，如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诚足以繁荣西北，而舒展全国经济之疲敝”。然而，因西部贸易和加工企业基础薄弱，加上内线交通设施陈旧而导致的高昂“内运”价格，使得大量原料和土货为“逐利”而外流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苏等大国陷入内部萧条，环伺中国周边的列强殖民地亦面临类似情形。与此相对应，随着国内交通设施不断向西延伸，以及国民政府为扶助边地“经济事业之发展”，开始逐渐引导“增设边疆各地金融机构、企业及合作组织”，这也为边疆物产的“内运”提供了契机。
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边疆施政纲要》中，增加了鼓励创办贸易机构和振兴土产的条文。为此，许多国营或官商合办的贸易公司纷纷成立，专责收购和运输边疆土产。1943年，西康省营贸易公司成立时，明确提出：“本省之土产既需改良而向外推销，以求换取切要之物资。”国民政府接管后，新疆棉花等土产，也随着国营贸易公司介入运输，大量流入内地市场。例如，中国茶叶公司“以茶砖向新省换进大量棉花”，其在兰州、张掖两地的入库量，仅1944年11月就分别达到4万余斤和3.129万斤。同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根据地亦明确提出：“保护商业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资操纵，发展合作社运动，推广货物的流通。”考虑到少数民族土产是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为蒙古族经营的食盐、牲畜等行业减税。为进一步振兴少数民族经济，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又提出：“扶助蒙古人民改进畜牧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办毛织皮革工厂，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蒙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款，发展与提高蒙古民族的经济生活。”在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与私营商业的协力下，以边区三宝（食盐、皮毛、药材）为代表的民族特色土产，成为出境（区）贸易换取外汇的主要物资。1944年，三者出境额分别为边币59.15亿元、2.988亿元和6652万元。
内地工业的西迁或就地兴办，不仅改变了全国经济布局，还局部扭转了供求方向。截至1941年，大后方3700余家企业中，1938年前所开工厂仅590家。10万多吨新式器材和1万多名熟练技工亦随之西迁。这些新办工厂制造的产品逐渐销往内地。以西康为例，战前西康工业仅限于毛织品等传统部门，且受自然限制，同时无机器佐助，“不能大量生产，仅能自给自足而已”。1939年西康建省时，省政府主导推动第一批企业的落户和兴办：“计已设立者，有汉源木材干馏厂，雅安利康肥皂厂，均有成品出产。余如雅安中里场造纸厂，及成品制革厂或已成立，但未有出品。”至1942年，该省工业中的新门类酒精提炼、化工材料、电气事业等，“已各有专厂负责经营”。当时，该省造纸厂“每月产量，除供应本省外，尚可运销省外”。两年后，西康省酒精厂因“出品精良，供不应求”，为便于运销计，还于临近四川省的荥经县设一分厂。陕甘宁边区政府亦对自办民生工业及输出创汇非常重视。1944年，边区财政的工业投资额达到20亿元，包含纺织、造纸、矿业、榨棉油、蚕丝、化学和农具制造等多个领域，纺织厂每台机器每月可织布21匹，化学工厂可出皂58924条。同年，布匹、火柴、肥皂、纸烟等自制工业品，也首次突破封锁实现输出，出境量分别达1.6万匹、109箱、4.7万箱与1万条。
上述内容表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内地和边疆之间金融、交通网络的联结日趋紧密，人口流向和工商业布局不断西移，加速了人员、资本和物产的双向流动。结果，边疆地区作为列强“殖民地市场”之一环的角色减弱，转而逐步融入初步成型的国内经济共同体之中，使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彼时，翦伯赞就将战时“中国的各民族能更巩固的团结起来”，归因于彼此经济联系的增强，正所谓：“有其共同的经济联系，然后才能产生出一定的民族意识。”而帝国主义压迫下许多弱小民族消亡，及所造成的战前边疆危机则反过来证明，“假如没有共同的经济利害，即使有强邻的压迫，也不一定能形成一个民族”。
三、无问西东：战时大后方各民族文化、社会的互嵌
近代以前，各民族难以进入彼此社会，成为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陈碧笙概括说：“此族与彼族间甚至同族与同族间，几于老死不相往来。既少实际生活的接触，自无文化经济的交流。”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和边疆国民教育的兴办、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初创，以及国共两党开展的针对性社会教育，均体现出各界尝试将汉族和少数民族“杂糅”于“彼此之中”的趋势。
（一）增加少数民族接受国民教育的机会
据时人描述，近代以来，个别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已然深受周边列强影响渗透：“如云南边境，则有法国教士创办师范学校，广设苗民小学，以教授土著苗民。”除就地办学外，列强亦热衷“赞助”边地青年留学。基于此等情形，时人不无担忧地提出，外人实施文化侵略，“在边疆发展一分，则边疆人民被麻痹之程度，即增加一分。长此以往，不图挽救，恐西南与西北诸边区，势将沦为东北第二”。随着全面抗战的深入和英、法、苏等国相继卷入世界大战，列强对我西南、西北边疆的渗透和控制有所减弱，这为国民教育的振兴提供了空间。
第一，西迁学校的办校模式和招生政策改制，增加了各族青年就读国立高等学府的机会。战时内迁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陕西、贵州四省。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贵州遵义后，其附属实验中学落户湄潭县，采取与当地县中合办的模式，“湄中原有学生，由浙大实中全数收容，编为湄中班”。此外，校方还向该县政府允诺优先招收本地生源，“以后浙大实中每届招生时，应先就地招收，以增加湄潭青年入学之机会”。又如华中大学迁至云南的8年，累计招收当地学生300余名，据抗战胜利后的首个学期统计，招收的云南籍学生已达174人，占在校注册人数的68%以上。
延安民族学院
第二，为培养少数民族青年骨干，使其“深切了解国族之意义，及中华整个民族意志”，国共双方均在边疆地区兴办学校。彼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直接投资或补助边疆各地财政等方式，鼓励兴办各级学校。1941年的统计显示，教育部已在西南、西北的多个省区建成边疆师范学校15所、中学4所、职业学校4所、中心学校和小学共计10所。此间，一些入边教师主动承担抗战动员的责任，如赴滇任教的曾孚，呼吁入边教师须摈弃过去“不问世事的‘清高生活’”，“做艰苦的教育和组织广大农民的工作”，以服务于抗战建国事业。此间，许多学校也被要求将一些有关边疆、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的知识增补进教材。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边区政府也兴办各级民族学校，施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延安民族学院第一批学员有200多人，包括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满族等民族，其中蒙古族最多，占学员总数40%。定边县抗日蒙回学校的“课程均采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并曾不断的用蒙、回文字译成各种抗日书籍和小册子。凡边区接近蒙、回人的地方，都有定期与不定期的蒙、回文刊物和墙报”。
（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增进各族人民的感情
战前，受瘴气、麻风、疟疾、天花等地方病所困的边疆各族人民，除祈祷神灵外，多受外国教会医院救济。有论者就关注到：“教堂学校竟达到二百余处，入教者竟多达三万余人。同时他们每到一处地方，常是教堂、学校、医院三管齐下的。由集团训练至个别感化，由医治病症至施舍药品。”此类手法收效迅速，其原因在于，“边疆人种复杂，民智低暗，生活极苦，瘴烟弥漫，故一遇天外洋人，即认为人间救主，一见崭新医院，即认为普渡慈航”。在此背景下，战前西康的三所西医院均由教会所办，直到建省后，情况才有所改观。雅安、西昌、康定等地的卫生院相继落成后，省立医院也随之建立，开始从川渝招聘医护人员，1943年正式营业时，共有工作人员28人。该院在为三例胃溃疡患者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和为难产妇女接生等高难度手术后，在群众中赢得了一定声誉。根据1947年西康省政府的统计，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有治疗记录的疾病包括：小病如热疹、伤寒；大病如梅毒、淋病、脑出血、肿瘤；另包括脚气病、外伤、产病等共计55种，年接待患者合计42324人。该年，省会康定人口为36797人，到省立医院初诊人数有3100人，复诊人数达到了4098人。
全国抗战期间，内迁的各大医学院亦组织师生深入边地，为当地人民巡回诊疗、办学，借以宣传抗战。1940年始，“华西坝五大学”为使一般大学生明了边疆情形，养成青年服务精神，并增加边疆同胞见识起见，决定利用各校暑假期间，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其工作任务，即是“招待沿线人民（包括夷人、羌人及汉人），并施以卫生及抗战宣传”。1942年夏，5名教授率领的边疆服务团，“在川西理番县境内一面实地服务，一面专门研究”。8月下旬该团归来时，该县各机关及边地同胞，“于万分热烈欢送的情绪中，无不殷切盼望明年再来”。战时到威州服务边民的马锡山医生，“每日病人平均七八十人，凡路过该地人士，对该处医药工作，无不交口称赞”。抗战胜利后不久，他不幸在诊疗途中殉职，当地各族同胞为其撰写《服务勤劳志颂》：“马医生锡山，性情和易，技术精明。自主持城、威两处医院，寒暑数更，不遑宁处，并协同许医生林山，暨诸同工，对于病人，悉心护诊，多方体贴，日夕辛劳。全活者多，有目共睹。”
（三）“抗战建国”的国民意识教育影响边疆人民的社会生活
为使边疆人群“了解国家民族意义，认识国际情况，并备具近代科学常识，增进知能及养成其优良之生活习惯”，普及面大、涉及范围广的“抗战建国”社会教育在当时成了一项重点工作。1939年《第二期抗战边疆宣传大纲》归纳边疆的“抗战建国”思想宣传形式包括：1.利用庙会、跳神会、赛马会以及其他各种机会，遵照大纲规定范围，向群众作公开演讲；2.编印蒙藏回文传单、小册子或其他宣传品，随时张贴散发；3.张贴标语，印制蒙藏回文字在交通要道及蒙古族、藏族、回族人民集结之处张贴。一批多种文字合璧的“国民报刊”，逐渐在边区各省流行开来。面对各族人民识字率不高的现实，当局亦制作了其他各类丰富的宣传品，将“抗战建国”的宣传渗透至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战时，以电影业、新闻界为代表的“文化大西迁”的意义，不仅在于抵御日本侵略者战时宣传与奴化中国人民的企图，还使得边疆地区的许多民众首次接触到以抗战为主要题材的电影、广播等现代传媒。这一时期，中央社在内蒙古、西康、新疆等地增设若干国营电台，除针对全国听众的国语广播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语言播音。1939年，教育部又成立若干支电影巡回队奔赴各边疆民族聚居地，“以增进民众战事知识及激发爱国情绪”。巡回队播放电影的同时，往往与爱国主题的抗战演讲配合，以教育“汉回蒙藏哈萨等族同胞”。以西康为例，巡回队有记载的电影播放，包括《我们的西康》《蒋委员长访问印度》《郑成功》《飞虎》《中国新闻》《英海军护航队》等6部。在塔公寺播放时，电影巡回队还增加了演讲《国际形势及抗战必胜之信念》，并由专人译作藏语。有放映队员归来后回忆，电影放映在边疆各地“备受欢迎”，各族人民“大宰牛羊，招以盛宴”。如到巴安放电影时，“真的万人空巷，聚集城外广场”。当电影因天气原因收场时，观众仍在雨中静候不散，“放映人员，大受感动”。
（四）内迁东部沿海人群获得关于边疆民族的基本知识
全国抗战时期，为使广大内迁人群了解“多民族、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国共双方均对边疆民族知识的传播颇为重视。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了首届边疆宣传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将从统一宣传之方针着手”。以此为据，该部指导各地的党报、社论、专论等，对于边事“按规定时间自行抄收刊登”，借以达到“以广宣传”之效果。其时，中央社除在边疆各省设立新分社，并派遣常驻记者负责回传当地新闻外，其名下的广播电台也先后于各处成立。1943年，中央社康定电台投入运营，旨在“向内地报道康藏消息”。而后，类似的分电台相继在内蒙古、新疆等地落成。彼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指示，各省国办教材的编写工作，“应特加宣扬边疆地区之古代史迹名胜物产”。江西省新编初等教材积极响应，新增了西康省省会康定市理县第四小学学生通过参与筑路劳动获得酬劳，并将其全部捐献支援抗战的爱国事迹。中国共产党方面，主张“广泛的把汉人群众组织起来”，“更能有力的去影响蒙人推动蒙人，联合蒙人抗日”。一些期刊对此亦颇注重，比如《抗战中的蒙古》一文在报道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战士时，形容其“淳朴、勇敢、刚强、结实、忠实、豪爽”。
为进一步增强内迁人群对边疆民族的直观视觉印象，举办边疆文物展览和歌舞表演，制作民族题材电影等工作次第开展。1941年，教育部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首届边疆文物展览会，即以“边疆生物标本”“西南少数民族服饰”“蒙藏回倮倮摆夷文字”“各地景物、边民生活照片及日用器具”为主题，分4个展室向市民开放。随后数年，以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标本、影像、文物等为主题的展览会，多次在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举办。彼时，落户成都的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招待了来自川北羌寨的观光团，其表演的歌舞，引发许多成都市民的追捧，“宾主感情，极为融洽”。1943年，国民政府出资拍摄的抗战宣传影片《民族万岁》上映，除了前线军民外，青海、宁夏、甘肃等省区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亦在片中占大量篇幅。此外，一些汉族艺术家专门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编写剧本。《八百壮士》编剧阳翰笙，拍摄了一部反映蒙汉两族间的团结的影片《塞上风云》，取景之地遍及绥远和陕甘宁边区。拍摄期间，全体演员“皮帽羊裘，仿佛一队朔漠英雄”。其巡演足迹，除遍及苏皖豫鄂湘赣桂各省外，亦远赴西贡、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的南洋华侨社区。
综上所述，大后方和边疆地区教育、社会事业的创办，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各自文化形象的双向传播，对“抗战建国”起到了实际效果。在此期间，一批接受教育的各族爱国青年受到感召投笔从戎。1944年，仅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就有格朗等5名藏族学生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新疆学生“麻穆德等十四人，前后分两批自西北来内地求学”，“七人投入中央军校”。该校第16期学生中，周本泽仁等21名是青海藏族。边疆地区的各类“抗战建国”题材文化活动，也有利于培育少数民族爱国情感。如延安派赴新疆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乃至游牧区，组织各类戏剧、电影、歌舞、义卖等活动，不仅充实了各族人民精神生活，也提高了抗战募捐的工作质量。沙雅县在总结献机筹款提前完成之原因时指出：“交款之迅速，使斯项工作得以提前完成者，固赖各区、村长劝募有方，实则民众深刻了解爱国之至意之所致也。”大后方的类似活动，亦提高了汉族民众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程度，其效果正如有游客在一次边疆展会观后感中提出的“四个自问”那样：“边疆的实质问题为何？边胞的急切需要何在？为真诚谋国而研究边疆的人士，应有什么打算？有志于边疆工作者，应作些什么准备？”
结语
本文研究表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动力，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各族人民共赴国难，使得中华民族整体观逐步彰显。这一阶段，在内地知识精英的论述中，少数民族精英乃至普通民众，从过去的“蛮夷”形象，一跃集体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既缘于团结抗战的现实需要，也与大量少数民族子弟开赴前线、英勇作战的事迹密不可分；同时，日寇侵略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救亡运动，也使少数民族精英深刻认识到家乡面临的威胁，故少数民族精英在相关叙事中，也侧重刻画各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有论者将这种具有广泛性的“各民族、各团体‘中华民族观’相互影响、互动融合”的最终成果，概括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到了一次大普及”。其二，全面西迁引发各民族及东西部的连接。国民政府西迁后，随着工业、金融中心的西移，对于西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日益增强，更进一步的边疆农工商业开发和交通设施改善，使得不同民族间人员、物资的双向流动更为密切，西南、西北边疆作为英法苏“区域市场”一环的角色开始弱化，转而逐步融入“国内市场”。其三，教育、社会事业的兴办和国共两党的社会动员。国共两党意识到，汉族和少数民族均对于抗战大业具有重要作用，故对促进两者团结的宣传手段颇为重视。这在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认知、打破彼此隔阂的同时，也增进了各族人民的感情。正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传统“四夷宾服”的民族关系，开始逐步被新型的“中华民族是一家”民族关系所取代。
总体而言，全面抗战爆发加速促进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历史新阶段。虽然外力压迫和政府推进对各民族交往互动有重要影响，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生成、经济联结日益密切和社会文化互嵌，实际都已经形成了“双向互动”。这为各族人民将灵魂中“自在”的中华民族因子，转化为“自觉”投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全局意义，恰如刘大年所指出的那样，“一是战胜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二是把中国国家，中华民族统一起来了”，两者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4-13 16: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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