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亮亮：中共发展鄂豫边区的战略选择与武装生成（1937—1939）
2026-04-13 16:25:4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杏亮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时，鄂豫边区中共组织力量薄弱，在黄安七里坪、确山竹沟两地完成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也前往安徽抗战前线。此后，中共积极经营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在竹沟、七里坪建立的留守处，豫南与鄂东两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又通过统战关系以应城为中心发展鄂中地区。随着战局变化及中共提出“发展华中”战略，刘少奇与朱理治注意到鄂中的区位优势，推动豫南与鄂中的武装力量初步整合，李先念负责联络散布在各地的游击武装。1939年下半年后，国民党不断限制、破坏中共在豫南与鄂东发展，中原局开始整合豫南、鄂东、鄂中三区的组织力量及武装力量以应对局势，并向鄂中挺进，鄂豫边区及其武装力量也由此建立起来。

　　关键词：

　　新四军　鄂豫边区　豫南　鄂东　鄂中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进入华北、江南敌后与江北华中敌后的过程存在一定差异。有学者指出，“中共在华北、江南均依托主力军构建的强固中心向周边辐射式发展，江北华中敌后最初显然缺少这样的‘中心’。而长江局、中原局、八路军、新四军先后自不同方向进入华中，使华中敌后抗战呈现‘多元中心’并进的发展格局”。具体到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便是在缺乏强有力武装力量的支撑下，由地方党组织整合豫南、鄂东、鄂中三块区域的组织力量与武装力量建立起来的。豫南、鄂东、鄂中三区如何建立与发展起来，三区整合为鄂豫边区的历史背景与中共对中原战略区的规划和“发展华中”战略之间的关联值得关注。

　　当下学界主要关注抗战中后期鄂豫边区军事战略的发展，新四军第五师的正规化建设、反顽斗争等问题，但对于全面抗战初期中共进入鄂豫边区的历史过程及其武装建立问题关注不够，尤其是未能将其置于中共“发展华中”的整体战略背景之下。事实上，鄂豫边区以及新四军第五师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与其成立之初的特殊状况息息相关。1943年新四军第五师党政军高层会议上，华中局党代表郑位三直言第五师“先天不足”，底子不硬，难以向北发展，认为五师需要更大力气去巩固提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丛书，并结合未刊档案，以及年谱、回忆录等各类文献，尝试勾勒鄂豫边区及其武装力量的建立背景与过程，以丰富中共在江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区域性探索的相关认知。

　　一、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鄂豫边区的基本态势

　　鄂豫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对武汉呈现包围态势，扼守长江水道、平汉铁路等交通要道，且可作为中共战略延伸的支点。边区领导人对此认识深刻：“虽不能与其他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直接联系，但在战略与战役行动上可相互配合。作为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在应对敌伪对华中的摩擦斗争及配合苏皖军队的战斗行动方面作用巨大。”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中共规划中原战略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鄂豫边根据地建立之前，中共组织力量薄弱。1937年5月，中共中央计划重建河南省委，与原鄂豫边苏区保持组织关系的仅有60人。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抵达武汉，尝试恢复和发展湖北及武汉的党组织，但是情况并不乐观。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时，仅有郭述申、钱瑛、陶铸3人，及从湖北临时工委接收的30余人。实际上，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部分地区甚至是“不毛之地”,没有任何组织基础。因此，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共在湖北、河南两省的工作重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此外，中共还需对已陆续集中到鄂东黄安一带的红二十八军以及活动在豫南确山、泌阳一带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周骏鸣部进行改编，为抗战做准备。

　　红二十八军是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中建制较为齐全的部队，人数在2000人左右，但党政军大权集中于部队首长高敬亭，党组织建设不完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由鄂豫边省委领导，周骏鸣为队长。该部借助桐柏山区的掩护，通过打击地主、恶霸等地方武装谋求生存，到1937年7月有50余人。此后两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其中高敬亭部为七团，周骏鸣部为八团。

　　高敬亭部与周骏鸣部分别在鄂东与豫南地区完成改编，但作战地点并不在当地。高敬亭部在改编后基本确定了前往安徽江北地区作战的大方向。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等去电中央报告称，高敬亭部“已商好向霍、宿、立煌、合肥地区集中和活动”；周骏鸣部“仍在鄂豫皖边力求发展，准备在豫西南及鄂北树立起一个军事中心，以便战局转到河南时去联络河西、江东、联络鄂皖边区，以扩大和发展中心（州）游击运动”。将周骏鸣部作为一支机动力量留在当地，相机扩大中原地区的游击运动，这与中共在1938年1月初格外重视河南的战略地位有关。电文提及的豫西南及鄂北地区与原鄂豫边苏区部分区域有所重合，利用熟悉这一地带的周骏鸣部来发展也较为恰当，鄂豫边地区首次进入到中共高层战略的视野中。

　　1938年1月14日，长江局开会讨论周骏鸣部的领导与行动问题：“决定四支队第八团队在未行动前归特委领导，特委属于河南省委（省委须以该处为中心发展工作）；第八团队的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开去作战时归高俊〔敬〕亭同志指挥。”因周部的行动方向尚未确定，所以会议对部队的指挥权作了两种设想：留在当地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如果开往安徽则由高敬亭指挥。长江局希望周部留下：“部队问题最好能留原地发展，并就已有之张钫关系求得补给，万一情况不许，只能开一部分队伍参加作战。”由此可见，长江局殷切希望利用周部作为武装基础发展鄂豫边，以支撑中原游击战争。根据周骏鸣回忆，周恩来曾联系与周部商谈过改编事宜的国民党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张钫，希望周部的编制仍归张钫。但在新四军改编谈判完成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去函张钫，要求停止改编周骏鸣部，勿要干预周部的行动与指挥。稍后，蒋介石表明新四军必须“开往前线，不得留在后方，否则将进剿”。周骏鸣部留在尚未沦陷的鄂豫边困难较大。

　　新四军改编完成后，副军长项英去电中央和长江局，强调部队集中开赴前方，进行训练以巩固提高。具体到周骏鸣部，全面抗战爆发前该部仅50余人，不到半年时间队伍扩大了10余倍，新扩展的部队“多系由地方组织可靠群众介绍来的农民及少数的小学生，老战士占五十余人。因扩大部队，故有些老战士调任了干部”。部队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新兵较多，少量具有革命经验的老队员需要充任干部。工作方法上也存在问题：“组织党、组织群众的方式毫不晓得。新政策虽知道一点，但不知道用。”可见周部需要花较大力气整训。1938年2月20日，长江局开会最终决定第八团队“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会议还明确“新四军应继续贯彻集中部队争取到前方的方针”。这也与项英强调部队集中到前线相呼应。

　　第四支队开赴皖中、皖东后，为中共向江北发展，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关键作用，逐渐成长为新四军第二师的主干。第四支队东进之后，虽然间接造成此后鄂豫边发展过程中缺乏主力部队支撑的局面，但是七团和八团分别在黄安七里坪与确山竹沟建立的新四军留守处，成为鄂豫边发展武装力量新的战略支点。

　　二、豫南、鄂东、鄂中三地早期游击武装的发展

　　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对开展华中游击战争作出战略研判和部署。长江局在讨论中央部署的会议中指出，“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此次会议还指示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三个游击区“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斗争”。河南省委、湖北省委根据长江局指示，着手发展党组织和武装力量。

　　在抗战初期对中原地区的军事战略规划中，中共领导层格外重视河南的战略地位。1938年1月上旬，长江局指出，党在河南的总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巩固原有的军事力量，用各种方式争取创造和发展新的力量”。既然河南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因此需要配备坚强的武装力量，前文提到长江局努力将周骏鸣部留在当地，其目的就是以周部为基础“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虽然周部最终东进安徽抗战前线，但中共并未放弃建立武装力量的计划，此后河南省委提出了“发展十万抗日武装”“全党军事化”的口号。长江局希望中央派遣得力干部帮助华中地区发展武装力量，尤其是“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前来。在此背景下彭雪枫带领一批干部以及一个排的红军战士从临汾前往竹沟。

　　在中共发展河南抗日武装力量的过程中，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所在地竹沟无疑成为“阵眼”。竹沟处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处，东临平汉铁路，交通位置关键。此后，中共利用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这一公开名义积极发展，彭雪枫以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的名义全面主持工作。河南省委以及中原局先后在此办公。中共在竹沟开办各类训练班，经竹沟留守处培训的各类干部、骨干总计达3000余人。徐州失陷之后，河南省委决定在竹沟建立招兵处，计划发展1500—2000人的新四军干部，“作为领导全军区的游击骨干”。竹沟成为中共发展中原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

　　根据朱理治回忆，为了根据地和新四军的发展扩大，在竹沟“训练好的部队，必须首先送到前方去抗日”。从1938年5月起，竹沟向第八团队输送新兵400余人。豫东沦陷之后，竹沟又多次派遣干部以及先遣队员支援豫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之后彭雪枫又亲自从竹沟带队前往豫东，为豫皖苏根据地和新四军第四师的发展做出贡献。曾在竹沟工作的危拱之指出，中共以竹沟为中心组织起来了一个团的部队，大部被分配到河南各地支援游击战争的发展（包括此后鄂豫边的武装力量）。因为一度支持其它地方游击战争的开展，1938年10月信阳沦陷后，本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此时竹沟却自顾不暇：“那时竹沟力量很弱，只有五十条枪（雪枫出动不久），又兼竹沟四周汉奸性的土匪企图进攻我们，所以巩固竹沟是重要问题，顾不到去发动信阳游击战争。”可见，竹沟虽处于豫南，但仍以发展整个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为着眼点。

　　统战关系在建立武装力量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共与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合作，将双方部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中共方面有王海山带领的一个排），共300余人，李德纯担任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等职均由中共人员担任，从而实质上掌握部队的领导权。此后中共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对普通士兵进行细致的改造工作：首先审查干部，将不可靠的调动、清除；其次是政治工作，不容许国民党县党部的人进入部队，通过多项措施不断深化中共的影响，从而“利用合法名义，创造实质的新四军”。与李德纯的合作不仅局限于部队，中共干部还可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介入到地方秩序中，积极通过各类文娱活动将抗日理念传达到地方和乡民中间。彭雪枫曾提议：“豫南地区，如能用统一战线予以恢复，则此区在目前整个河南的游击战争的布置中，必有很大的帮助。”

　　不止在豫南，鄂中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与武装力量的发展也是得益于董必武建立的统战关系。董必武自抵达武汉后，便利用自身威望与人际关系展开统战活动，通过原辛亥革命老友、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等人，以“训练农村合作社”人员的名义在应城县汤池举办训练班，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主持工作。陶铸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积极发展党组织，并筹建武装力量。尤其是在国民党高层人士李范一的支持下，与应城县县长孙耀华进行统战合作，逐渐将应城各地抗日游击武装整合起来，整编为“应城抗日游击队”，队伍总人数达到2000余人。

　　鄂东地区的发展最初得益于高敬亭部东进后在七里坪建立的留守处。七里坪留守处成立时有工作人员20余人、一个警卫排30余人。1938年3月，鄂东北特委成立，郑位三担任书记，留守处与特委共同办公并接受特委的领导。与竹沟留守处相似，中共在七里坪借助新四军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各类抗日宣传，动员群众支援开赴前线的第四支队。湖北省委在七里坪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和中共党员训练班，共培训干部300余人，大部派遣至第四支队，其余在鄂东地区开展工作。黄冈、黄梅、浠水等县县委的工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此后随着日军进至武汉外围，上述各中心县委均组建了一定规模的游击武装。

　　不过，中共在鄂东的发展面临较多限制性因素。据在留守处工作过的熊作芳回忆，国民党方面忌惮留守处的活动范围与活动规模，尤其是跨县发展。对领导干部郑位三的职级过高、干部数量多也不满。193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明令取缔七里坪留守处，黄安地区的国民党力量不断骚扰留守处的正常工作。长江局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决定派郑位三到武汉指挥鄂东北特委，部分干部调至延安和新四军第四支队中工作。留守处也迁移到七里坪以东的袁家河村，只留下部分人员负责日常事务，保持联络。1938年11月，郑位三领导七里坪留守处转移至河南经扶县（今河南新县）白马山村。可见中共在竹沟与七里坪面临不同的环境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徐州沦陷后，日军向武汉进军，鄂东地区可能成为战区和敌后，而鄂东的局面才逐渐打开。中共中央建议长江局建立鄂豫皖省委：“该省委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1938年6月，鄂东北特委取消，成立鄂东特委，书记仍由郑位三担任。在“保卫大武汉”的号召下，鄂东特委计划以黄冈三、四区为据点，沿黄安、麻城、浠水、罗田、英山等县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队，在中学组织回乡工作团。中共逐渐突破此前在鄂东地区发展的桎梏，党员达到1500余人。游击武装方面，10月23日，汇聚在黄冈的几支游击武装组建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张体学任队长、刘西尧任政委，在敌后沦陷区积极活动。为进一步发展部队，经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与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谈判，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五游击大队，由国民党方面负责给养，并划定了防区。此后第五游击大队发展迅速，达到1300余人。另外，中共还依托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排汇聚地方游击队，组建了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后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游击第六大队”），在平汉路东侧活动，达1000余人。

　　除有组织地建立游击队之外，以党员骨干、红军老兵为首，灵活利用抗日名义发动建立的游击武装也是中共在鄂豫边早期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部分地方“头面人物”在日军入侵乱局的背景下，通过“拜把子”，成立“老少兄弟会”，或利用原有宗族组织架构拉起队伍，再以“抗日自卫军”“抗日挺进队”等名义进行活动。活动范围一般以其家乡所在乡镇为中心，人数少则二三十人，多则超过百人。与上述拉队伍的方式类似的还有该地区常见的红枪会、看青会等民间自卫组织。这些组织的本质是单个家庭针对外部威胁（从土匪到日军）做出的集体反应，但在全面抗战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类零星抗日游击武装如同小溪汇聚起洪流一般，逐渐搭起鄂豫边地区武装力量的脉络。

　　鄂东、豫南及鄂中三区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最后被整合为鄂豫边区，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鄂东是中共发展鄂豫皖区战略部署的一环，豫南是中共发展河南游击战争的一环，鄂中则是利用统战关系恢复与发展湖北省党组织的一部分。三地在组织关系、战略地位上都不尽相同，领导人物也存在较多差异。这一态势的优点在于局势变化之后，中共可以很快借用三处力量在鄂豫边区造成一个新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此后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困难的结构性历史因素。

　　三、“发展华中”战略与豫南、鄂中两地的初步融合

　　1938年底，中共在豫南、鄂东以及鄂中地区，由地方党组织依托其所掌握的游击武装初步搭建起了各根据地的基础。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决定大力发展华中地区，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指挥华中地区抗日斗争。在鄂豫两省，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区党委或省委,从组织层面进一步精细化相关设置。

　　豫鄂边区党委成立最早，于1938年12月底在竹沟成立，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部长。新成立的区党委对于发展华中地区的方针，积极响应，“一面是向敌占区积极发展，一面加紧以竹沟为中心的敌未占区的准备工作，以便在豫鄂边区建立一个局面”。1939年1月14日，在中共豫鄂边区军事会议上，鉴于竹沟兵员有限，决定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率领向武汉外围挺进。17日，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离开竹沟南下，其中包括60余名从延安来的红军时期干部，执行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29日，刘少奇抵达竹沟，并在竹沟建立起中原局领导机关。2月10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汇报：“鄂中已经李宗仁委任豫鄂边区十三县抗敌工作委员会，我们准备仿照晋察冀先例，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

　　需注意刘少奇提出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这一提议的前提，与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紧密关联。所谓的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是1938年11月17日在随县成立的一个国共合作组织，范围包括信阳、桐柏、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应城、安陆、云梦、孝感、应山、天门、汉川等13县，职责是发动并武装民众、支援战争、开展抗日教育以及发展生产。该组织中有诸多中共党员工作，并且举办了多期训练班，培训青年。1939年1月朱理治便已注意到了抗敌工作委员会的价值：“五战区豫鄂边区工作委员会态度甚好，我们可起左右作用。可说边区架子已有，今后在于充实其内容，并巩固这个架子。”但随着抗敌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方面取消，“架子”没了，也就不存在充实“架子”的行动了。

　　刘少奇提出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是鄂豫边区发展过程的一个短暂插曲，此时呈现出的仍然是“多中心”发展态势，在刘少奇的战略规划中，豫鄂边、鄂中以及鄂豫皖仍处于同一战略地位。与此同时，刘少奇“对鄂豫皖及鄂中如何发动独立自给的游击战争，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扩大部队，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建党”，都有十分具体明确的规划。如果此时中共有意以豫鄂边来整合各战略区，便没有必要再单独对鄂豫皖，尤其是鄂中作独立的指示了。

　　不过，在此提议与考量的过程中，刘少奇逐渐加深了对鄂中的认识。中共鄂中区党委常委陶铸通过统战关系，在鄂中培养和发展了党组织，并建立了不少的游击武装。但“有的是独立名义，有的属于县政府”，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较为分散。李先念自1939年1月17日率队离开竹沟南下后，主要任务是联系散布在鄂豫边区的游击武装，了解其发展状况并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以统一思想。刘少奇萌生“李先念率新四军一个游击支队在鄂中地区活动一时期”的想法，但态度较谨慎。“平汉南段及淮河以下河南、湖北整个地区，党所领导的武装采用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均不甚妥，对友党刺激太大”。为避免影响到国共关系，刘少奇希望为李先念“活动到游击司令等名义，则对我们的武装发展有极大帮助”。且广水、应山一带处于敌我相持地带，交通受阻，南下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李先念在随县参加中共鄂中区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之后，很快又赶往平汉路东信阳、罗山一带，并没有深入鄂中腹地。

　　就在李先念率部仍徘徊在豫鄂两省交界地带时，日军的行动以及信阳的国共关系变化改变了局势。一方面，日军占领武汉经过一番休整之后，从1939年2月起在襄河（汉江）沿岸，以及应城、安陆等地集结部队，准备发动攻势。应城县县长孙耀华主动邀请新四军前往该县进行游击，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也因为统战关系不反对中共前往应城活动。鄂中地区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信阳县县长李德纯被国民政府调往卢氏县，信阳挺进队发展受限。

　　刘少奇在3月18日又返回延安，代理中原局书记朱理治提议将“信阳之挺进队五个连及新四军之六个连合编为一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立即开赴应城、安陆一带活动。以李先念同志任支队长，陶铸任政治委员”。刘少奇复电同意朱理治的提议，但是以“李先念为鄂中支队司令”，陶铸因身份特殊，“暂时以区委代表资格帮助部队，政治委员待定”。中共此举就是要造成在鄂中活动的既定事实。1939年3月底，李先念从罗山灵山冲的大寺口南下鄂中，一路打击日伪武装，整合沿途散布的游击武装力量。在整体战略态势有利于中共的情况下，国民党地方力量对于中共在鄂中公开活动也难有作为。李先念与国民党湖北第三区督察专员石毓灵会面时，后者无奈地表示：“你们已经打到这里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中共方面对这一态势掌握得很清楚，鄂中地方的县长“表面上与新四军疏远，甚至表示反对新四军”，但无足轻重，因为他们“不阻止新四军的实际行动”。朱理治为南下鄂中组建的部队有“一千二百人左右，枪支齐全，机枪计二十挺”，还希望延安方面再派遣干部推动鄂中发展。

　　随着战局发展，鄂中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日军占领桐柏、唐河、新野等县后，1939年5月17日，刘少奇判断“敌人有即经南阳向西安或洛阳进攻的形势，豫南、豫西即将成为游击区”。因此对豫鄂边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进行战争动员和游击战，竹沟亦应立即进行充分动员，除建立安全的后方机关外，应发动大规模游击战”。紧接着刘少奇判断，“敌人主力向中原和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战区，鄂中将成为敌人深远后方，兵力空虚”；“应即动员全党利用目前情况混乱的大好时机，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巩固地位与基础”。豫鄂边与鄂中仍然是各自独立的区域中心，豫鄂边要向可能成为游击区的豫南、豫西发展，鄂中是日军进攻河南与西北之后的“深远后方”，也大有可为。然而，日军在占领南阳等地后向襄阳、宜昌方向展开进攻，豫西成为游击区的局面并未到来，鄂中却是日军的深远后方无疑。

　　1939年6月6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委员陈少敏带领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以及50余名干部在安陆赵家棚与先期到达的李先念会师。1939年6月11日，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鄂中区委员会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主要就部队整编展开讨论，在中原局的支持下，初步将鄂中本地以及跟随李先念、陈少敏南下的部队整合起来。整编之后的部队番号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四个团队，李先念任司令、陈少敏任政委，后政委改为陶铸。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也进行重组，豫鄂边区的李先念、陈少敏等人均加入重组之后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强化对下属特委、县委的领导。养马畈会议初步将两地的党组织与武装整合起来，豫鄂边、鄂中两个中心开始融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及武装初具规模。

　　四、豫南、鄂中、鄂东三地的整合与统一

　　虽然鄂中脱颖而出，但存在较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关于游击支队的指挥权。李先念、陈少敏等人加入了鄂中区党委，但豫鄂边区党委仍在朱理治带领下以竹沟为中心活动，由此导致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中由豫鄂边区党委所建立的部队接受豫鄂边区党委以及支队司令部的双重领导。这对于部队的发展以及正规化建设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前文提到的鄂豫边区武装建立过程中的“结构性”困境初步显现。

　　具体到各个游击队中，情况更为繁杂。在李先念整合各地游击武装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离心因素，主要表现为拒绝统一领导与指挥。如在应山、安陆一带由“前四方面军干部组织二百人枪的游击队，我们派人去接洽收编遭拒绝，因对‘反国焘路线’表示怀疑”。更常见的争议为是否要打出新四军的旗号，地方的部分武装重视“合法名义”，更倾向于通过统战关系同国民党之间保持合作。养马畈会议中，鄂中本地武装应城抗日游击队便质疑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号的合理性。可见李先念统合武装工作的困难很多，边区的游击武装拒绝改编的原因涉及到历史问题、个人思想、地方党组织等多个层面。但中原局对于整合两地武装态度坚决，规定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明确表示“应抗三、四支队中我党工作已无法再掩护，望勿再迟延，立即编为新四军”。

　　国共关系的变化也促使中共必须将鄂豫边一带的武装整合起来应对局势。自1939年下半年后，第五战区桂系军队同中共地方武装的摩擦不断增加，这与第五战区桂系军队的处境有关。武汉会战后，桂系军队在大别山区，以及鄂北、鄂西一带均有驻地。尽管日军占领武汉，但因补给线拉长，兵力不敷分配，无力再继续进行全面性的进攻。据李宗仁回忆，1938年时“我们在樊城也能从容过年，未受敌军骚扰”。经过3个多月的补充和调度，日军调集重兵对第五战区在大洪山、桐柏山的游击基地，襄、樊两城以及南阳发动大规模攻势。尽管日军未能全部实现其战略目标，但第五战区原有的活动空间被严重压缩。在生存危机驱使下，国民党地方行政力量顺势与桂系军事力量联手遏制中共在鄂豫边区的发展。

　　1939年5月，石毓灵扣押中共在鄂中的主要负责人陶铸，并撤换了同情中共的应城县县长孙耀华。中共在鄂东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冲击。鄂东地方军阀程汝怀对中共在鄂东的活动本已不满，随着国共关系的转向，程汝怀于1939年9月1日联合桂军一七二师袭击中共张体学第五大队，制造了夏家山事件，鄂东的环境急速恶化。此外，鄂豫皖区党委自安徽金寨县撤出之后，鄂东地委、罗（山）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实际上也由豫鄂边党委指导。国民党方面还曾致电新四军军部，要求将李先念以及鄂东新四军调至皖东。刘少奇虽曾提出希望郑位三转到鄂东，依靠第五、六大队，主持鄂豫皖工作，但因为郑位三身体原因没有成行。总而言之，豫南、鄂中以及鄂东的党组织和武装亟需统一领导。

　　1939年9月18日，中原局正式提出：“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豫南、鄂东、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豫鄂边区、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此电提出将三地联系起来，但仍由各自区党委负责执行。朱理治考虑到三地武装缺乏统一指挥存在被各个击破的风险，认为“鄂中、鄂东、豫南的武装有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1939年9月21日后，刘少奇返回竹沟。据朱理治回忆，刘少奇告诉他“中央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我去鄂豫边敌后，做中原局代表及新四军政委，李先念任司令员”。

　　根据相关文献可知，刘少奇此次返回竹沟之后决定将中原局机关从竹沟撤出，同时考量整合豫南、鄂中、鄂东三地武装力量和党组织。1939年10月12日，刘少奇向中央汇报所作安排：“撤销中共鄂中区委，将其所辖地区连同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并入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将平汉路两边之游击队及豫南竹沟之武装合编为挺进纵队，成立统一指挥机关”。因国民党第五战区要求汝南行政专员通缉朱理治，刘少奇决定朱理治去信阳、应山、随县、桐柏四地交界之四望山，重点开展敌后工作。竹沟留守处的规模缩小，只负责办理勤务以及交通问题。相关工作布置结束后，刘少奇带领中原局领导机关及干部300多人离开竹沟，向皖东进发。10月底，朱理治率领豫鄂边区党委机关、教导大队等600余人离开竹沟前往四望山。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县政府制造了竹沟事变。11月中旬，朱理治主持召开四望山会议，宣布建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管理豫南、鄂中、鄂东三地党组织，并决定将三地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鉴于豫南局势恶化，决定将豫鄂边区指挥中心从豫南转移至鄂中。

　　1939年12月，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山县八字门召开，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郑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任，由副书记陈少敏代理；李先念、陶铸、任质斌、杨学诚等为委员，边区党委下辖鄂东、天汉、随枣、信应四个地委，鄂中不设特委，下辖各县党组织由区党委直接领导。至此，豫南、鄂中、鄂东三地主要干部及党组织正式被统一起来。四望山会议之后，朱理治、李先念等人从四望山南下过程中继续整合部队。鉴于党组织已整合完毕，中原局正式决定：“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关于部队的指挥权，应成立纵队委员会，关于纵队“中级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在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豫鄂边区党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地方工作”，从而保证军队指挥的统一性。根据这一指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在京山八字门建军，豫南、鄂中以及鄂东三地的武装至此被整合起来。此后鄂豫边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艰难前行，对日作战以及反顽斗争贯穿边区发展的整个历程。

　　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共并没有直接建立鄂豫边区的计划。长江局曾一度希望周骏鸣部留在本地发展鄂豫边，支撑中原游击战争的发展，但未能实现。此后在经营中原战略区的过程中，中共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在竹沟、七里坪建立的两处留守处积极活动、发动群众，带动了豫南和鄂东地区组织力量与武装力量的成长。1939年后，因日军进攻，鄂中一带产生了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在“发展华中”战略背景下，刘少奇、朱理治顺应时势，推动中共在鄂豫边的活动重心从豫南向鄂中转移。负责军事任务的李先念联络散布在各处的游击武装以及地方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以统一思想，为整合边区游击武装做准备。但此时豫鄂边、鄂中及鄂东仍各自独立发展，分属不同的区党委。1939年下半年后，因国民党的破坏与限制，中共在豫南和鄂东的发展前景愈发暗淡，最终刘少奇决定由朱理治带领豫鄂边区领导机关从竹沟撤出。为应对局势以及发展自身，朱理治主持召开四望山会议，将豫南、鄂东以及鄂中三区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鄂豫边区也就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起来。鄂豫边区的建立与中共对中原战略区的规划及“发展华中”的战略密切相关。

　　在武装力量方面，鄂豫边区的武装力量主要来自本地。朱理治1940年返回延安后，总结在中原地区发展游击武装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八路军或新四军的“老底子”。有论者总结抗战初期中共扩军的路径时指出，通过主力部队扩军虽然存在困难，但是“一经发展起来，正规化就相对容易”，而由地方党组织发展起来的部队以及地方自发组织的部队，则往往“地方性浓厚，战斗力较差”，需要党组织予以扶助。鄂豫边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个中心,加之这一区域长期与中共其他根据地相隔绝，难以得到外界支持。如何打破地域限制与人事纠葛，将不同发展背景的武装以及党组织凝聚在一起，是此后鄂豫边区面临的持续性挑战。

　　需要提及的是，随着中共华中抗战格局总体东移，鄂豫边区建立之后即陷于孤立。孤悬敌后难以接到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帮助，对此后的发展产生持续性影响。如新四军军部对五师的领导感到困难：“我们与五师电台经常不畅通或中断，所以压电报很多，甚至一个月以前的电报现才收到，已经完全失去时间性。另我们无鄂省五万分之一地图，许多地名找不着，增加指挥上的困难。”孤立隔绝的态势放大了边区武装建立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五师在向上级报告中坦言，部队发展过程中“收编了部分土匪民团，今天在下级干部中占了相当大的数目，这些人在环境顺利时没有问题，但到了环境恶劣时，就易动摇，如皖南事变前后的叛变现象”。更棘手的问题是，通过将边区各地的游击武装统合起来建立正规武装，其中的地区本位主义，游击习气以及各种不良习惯都会若隐若现地阻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正规化，因此鄂豫边区正规武装需要花费更大精力来提高与巩固。此后鄂豫边区的巩固一直是中心问题，这也是前引郑位三直言鄂豫边区武装发展“先天不足”之所在。

　　鄂豫边区根据地的创建与武装发展一波三折，困难重重。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1945年，战斗在鄂豫边区的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在武汉外围坚持抗战，成为一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劲旅，体现了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决心与韧性。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4-13 16: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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