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张文与吹响抗日号角的《新华南》
2026-07-24 16:04:47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张文

　　张文（1887—1960），广东梅县人。1909年考入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后任同盟会保定支部军事部长。1912年，任北伐粤军参谋长。民国时期任中央陆军第四军参谋长、陆军部军学司编译处少将主任兼陆军学会副会长等职。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部军学编审会副委员长。

　　抗战时期，历任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教育长、东江游击挺进纵队指挥所参谋长，《新华南》杂志编委，“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参议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委、民盟广东省委会主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奔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准备应战”。不久，时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李济深、中委张文等即从桂林转到南京，后又转到抗日前线的山西忻口，为第二战区组织阻止日寇南下的太原会战做准备工作。这次会战在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协调下，平型关一役取得胜利，显示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给张文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李济深、张文去了武汉，在第八集团军总部见到了张发奎司令，还见到了陈宝仓参谋长等许多将领。

　　武汉会战失利之后不久，李济深被调往重庆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张文随第八集团军参加了长沙会战等，后返回家乡广东继续抗战。

　　保家卫国

　　1938年10月，广州因惠州方向的沿途守军放弃抵抗而被日寇快速逼近，广东的党政军机关则慌忙向粤北方向撤退。正如张文在家中所说，“中山如山、中正不正、余汉无谋（余汉谋时任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吴铁无城（吴铁城时任广州市市长）、李汉无魂（李汉魂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11月，为扭转军事上节节败退的颓势，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宣布解除主持广东军事的第四战区代司令余汉谋的职务；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四战区代理司令官，主管两广军事。

　　第四战区还任命：原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任参谋长，陈宝仓任副参谋长（蒋光鼐调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后，陈宝仓任参谋长。吴石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后，陈宝仓再任副参谋长）； 原19路军军长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原孙中山警卫团团长李章达任军法总监；原第四军的吴仲禧任军务处处长；原十九路军参谋处长赵一肩任63军86师师长；张文任第四战区中将顾问。这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拥护者，于1933年在福建参加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志同道合者，又聚在一起为抗日而努力。

　　这段时间，父亲张文经常带着我到张发奎、李章达等抗日将领寓所去研究工作和交换意见。抗战后期，父亲还曾带着我们一家住在抗日名将蔡廷锴的家中，他们矢志抗敌，相交甚笃。

　　不久，汪精卫发表了叛国投敌的“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当汉奸。国民政府军委会和张发奎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决定在南雄创办“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干训团”）。干训团由蒋介石挂名任团长；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副司令余汉谋和广东省副主席李汉魂为副团长；鉴于张文曾任陆军部军学司编译主任、兼陆军大学教官、陕西讲武堂校长、黄埔军校高级班教官等职，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被任命为教育长；中山大学教授尚仲衣、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何家槐、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等分别任主任教官、教官。

　　面对日寇和伪军的步步逼近，汪精卫及投降主义思潮影响，以及政治部门、顽固派干扰等重重危机，张文与其他抗日将领一起，负责轮训和全面提高广东、广西4000多名中上层军政人员的抗日武装斗争水平。

　　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时任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机要秘书（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左洪涛回忆当年授课时的张文：“他首先运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述的战略战术思想，联系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既是持久战，又是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第一阶段战争的形式主要应采取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正规战辅助之；但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却采取只要军队，不要民众的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正规战。为此，上述两大战役中特别是淞沪会战，虽然打得很英勇顽强，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惨重了！他说他固然反对不战而放弃广州这个大城市的‘运动战’，也反对远离敌人二三百里就火烧长沙这样的‘焦土抗战’。”

　　张文指出，“中日两国条件不同，战争性质也不同，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得道多助，我们以运动战、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长期抗击敌人、消耗敌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先后对第四战区内党、政、军、学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消除他们自广州等地沦陷后普遍存在的悲观思想，对后来粤北两次战役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宣传抗日

　　面对日本侵略者扶持汪伪政权、实施“反共反蒋”政策等政治形势，广东作为受汪精卫影响颇大的区域，迅速建立一个“宣传抗日、反汪、反顽”民族统一战线阵地的任务尤为重要和紧迫，于是“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创办《新华南》半月刊，形成一个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以合法斗争为主的强大的统一战线阵营。在这个阵营中，李章达、张文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自始至终坚持维护支持《新华南》，把个人的得失安危置之度外”。

　　张文充分发挥“干训团”教育长这一人脉资源优势，推荐其1936年“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所办《大众日报》社长任毕明，该报评论员石辟澜，以及在身边工作的干训团教官何家槐等出任《新华南》编委。

　　《新华南》的主要撰稿人除了李章达、任毕明、何家槐、石辟澜、钟敬文等，还有沈钧儒、千家驹、乔木（乔冠华）、梅龚彬、夏衍、司马文森、许涤新、章乃器、舒同等。

　　《新华南》刊出的文章包括：毛泽东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陈宝仓的《天寒岁暮之总崩溃战》《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等；李章达的《胜利的因素与当前的展望》《国际风云与我国抗战》《我的几点愚见和一片真诚》；沈钧儒、吴玉章、董必武、张澜、章乃器等80多人参加的《宪政问题座谈会》；张文之子——张凤亭的《实行宪政与加强统一》等。

　　毛泽东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文由以下内容组成：战争的新阶段，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性质，第一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英法苏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第二阶段，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战争的前途等。毛泽东最后高瞻远瞩地指出：

　　世界的黑暗是暂时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一定会死灭下去，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没有疑义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只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努力奋斗，我们的敌人，也一定会死灭下去，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就要出来了。

　　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陈宝仓撰写的《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一文由以下内容组成：战斗经过概要、敌人失败原因、我军胜利原因、粤北胜利之影响等。当中涵括和描述了第四战区参谋部对击退来犯日军的作战计划设想、制定和根据战场变化而对作战方案具体实施、调整等过程。其中，在“敌人失败原因”部分，陈宝仓论述总结道：

　　广州之敌经我军一年多次之攻击，久已表现疲劳厌倦的状态，反战空气弥漫全部。此敌人不惜将最后留守东京的近卫部队增调华南借以鼓励士气，但近卫旅团装备虽优，战斗力极为薄弱，在牛背脊一击之下，即行溃败。由翁源撤退之时，因仓惶混乱人马杂沓、跌毙于崖谷中的尸体甚多。不但伤病兵武器弹药遗弃道左，即随军女服务员亦弃置不顾而被我军俘获，是充分暴露其狼狈情形。又在俘获敌人文件中类多悲观失望之辞，最显著者为敌人波集团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分在从化所发的第五三一号命令，其中第一句为“得天独厚”与湘北退却吕集团命令中“全赖天佑”同一口吻，因敌军在我国持久抵抗之下，在敌国人力物力智力已显然感到无解决中国事件之可能，普遍的失去了胜利的信心以后，惟有乞怜于渺茫的上苍而已。又在该命令辞中伪称我某某部队投降，某某部队乞和，某师师长赵一肩阵亡，某集团参谋张光被俘，余副长官汉谋失踪（全文已由中央社发表）等等无聊呓语以欺骗其部下，均为其士气竭蹶不振之反证。

　　该文中特别澄清被日军第五三一号命令中造谣之人：某师师长赵一肩，即原十九路军参谋长，时任第四战区63军86师师长；某集团参谋张光（张文的三弟、与陈宝仓同为保定军校第九期学员、时任62军157师副参谋长）；余副长官，指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

　　《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一文，是第四战区对华南抗日战场上所取得首次“粤北大捷”的一次比较全面的军事总结，是中国人民抗战必胜意志与信心的有力展现。它用战场胜利的事实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狠狠打击了汪伪政权和伪军的嚣张气焰，对华南以及全国抗日军民有着深远的鼓舞和教育意义。

　　不屈斗争

　　1940年初，《新华南》这份出自第四战区却红遍了华南、港、澳等地区的杂志，遭到了政治部门勒令停刊整顿，张文与李章达两位同盟会元老多方奔走寻求解决办法，均无效果。于是，他们干脆顶着来自政治部、中统和军统方面的巨大压力与威胁，挺身而出亲任编委。特别是李章达这位前军委会军法委主席、第四战区军法总监亲任首席编委，此举令政治部门头痛不已，只能让《新华南》在停刊两个月后重新复刊。

　　获得复刊之后，张文与李章达等编委们仍坚持原来的方针和原则，刊出的文章包括：毛岸英直接寄自苏联的《中国儿童在苏联》；冯玉祥的《天堂（短故事）》；梅电龙（梅龚彬）的《敌伪的反宣传与我们的对策》；乔木（乔冠华）的《围绕着援英法案的斗争》；司马文森的《算做我的“经验教训”》；吴仲禧的《抗战三周年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张文的六弟、原共青团中央沪东巡视员张梅生的《七·七三周年与今后的任务和工作》等。

　　每期发行量达几千份的《新华南》杂志享誉海内外，深受广大抗日民众的爱戴、支持，也得到许多国内外读者的踊跃捐款赞助。如沈钧儒不但积极投稿，更是捐款给予支持。《新华南》已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宣传阵地上颇为成功的典范。

　　可是，尽管有张文与李章达两位同盟会元老一起挺身而出任编委，也不能避免政治部门等对文章发表的阻挠。例如：编委李筱峰的《西线结束后的英法德意关系》、编委何家槐等的《一个战士的呼声》、编委石辟澜的《中越人民携手行动起来》、胡愈之的《抗战第三周年的世界与中国》、周建人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新文化》、张梅生的《三个月来欧战的回顾与展望》等文章都被检扣，不能刊出。

　　1941年夏，张文被调往广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襄助李济深；国民党政治部门要求在1933年退党的李章达重新登记加入国民党，引起其怒辞第四战区军法执行总监一职。《新华南》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被彻底封杀。

　　但是，《新华南》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共同抗日、打击汪伪政权、孤立顽固派等方面所发挥的宣传、鼓动作用，以及影响遍及华南、西南各省乃至海外的历史作用，永不磨灭。（张凤珠口述，谢洪整理）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7-24 1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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