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委原常委、第一届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刘洪涛的夫人蜀萍,原名兰其芬,曾用名吴桂英,1923年10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程家镇(今自贡市贡井区成佳镇)老烧坊村;青年时代,在外祖父吴玉章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一生致力于党的革命事业;1982年离休,享受正部级待遇;2017年1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4岁。
2015年10月31日,笔者曾有幸采访老人家,将其感人革命经历整理成文,今撰此篇,以飨读者。

外祖父带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四姐妹分别是从1921年至1927年的农历九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出生在四川省荣县老烧坊村。为何3个生日出了4个姐妹呢?因为我的一对妹妹是双胞胎。我们的外公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
我们四姐妹走上革命道路后,因形势需要,均更改了名字。我们家本姓蓝。后来简化写成“兰”。大姐兰其芳,我是老二兰其芬,大双妹兰其勤,小双妹兰其云。我们自幼常听外婆(游丙莲)和母亲吴慧修讲,外公年轻时就去日本与孙中山先生一起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我们记得外婆的客厅里还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照片,还有于右任写的几副长条楹联。由于后来外公不断从法国写信回家,并经常把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为中共海外报纸)邮寄给我们,启发了我们的爱国思想和激情,同时也知道了共产党的一些抗日救国主张,知道了我们的党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而奋斗的党。
1938年春,外公吴玉章和舅舅吴震寰从苏联回国。他们回到了荣县双石桥蔡家堰的家里,我们姐妹也从学校赶回外婆家,见到多年未见面的亲人。当时在家乡的亲戚、朋友、乡亲四邻都来外婆家看看多年没回家的“吴幺公”。外公趁此机会,在酒席上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他又去荣县中学开展“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演讲,动员有志青年积极为打倒日本法西斯出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和姐姐还有表兄弟、表姐妹等被外公的行动所感染,接受了外公的教诲。
外公还特别提出我们姐妹应该去延安学习,说那里有很多学校都是不要学费的,而且供食住。在延安有抗日大学总校、青年训练班、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我们听到这么多的学校,就同姐姐兰其芳商量一定要去延安。母亲也同意,因为有外公在身边,她很放心。
1939年1月上旬,经外公介绍,我和姐姐、表兄、表姐等七八个人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战期间还在合作,国民参政会中有共产党的代表,而外公是代表之一。每次开参政会、共产党的代表都可以公开乘汽车往返于延安和重庆之间。因此,我们要等召开参政会时才有机会去延安。等待期间,我们只好暂时找一个学校上学。后经外公介绍,在何鲁先生(重庆大学物理系主任,是外公在法国的老朋友)刚开办的载英中学学习。
艰难的赴延安之旅
1940年寒假后,我转学去了沙坪坝树人职业学校,因为该校距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很近,便于打听去延安的消息。当时,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很猖獗,几乎每天都来,学校几乎都不能正常上课。到1940年4月初,我突然收到外公的来信。这封信是红岩村办事处的一名八路军士兵送来的。我当即以“母病”为由,向学校请假,去了红岩村办事处。接待我的是陈舜瑶同志(宋平的夫人),她告诉我做好去延安的准备:一要改名换姓,我当时就改名“吴桂英”;二要在国民党检查时准备好必要的答话等。经过几天训练后,我们于5月6日乘4辆大卡车踏上了去延安的旅途。
在4辆大卡车上有林老(林伯渠)、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等,同行的还有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和其夫人,有从白区撤回延安的老党员,还有像我这样的家属子女等,约40人。我们浩浩荡荡从重庆出发,经过几个检查站到了成都。车行到内江时,我忍不住想家的心情,偷偷地哭了起来。林老看见了说:“小鬼别哭了,吃点儿内江的糖食吧(内江的蜜钱是四川有名的产品)!”
他老人家端出一大包的蜜饯橘子、冬瓜条等,让大家分着吃。
我们的车队每到一个检查站时,都要停下检查很长时间,如果遇到一些麻烦的事,还要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就这样走走停停,旅途就拖了很长时间。
记得行至广元时,这个检查站火药味很浓,城门楼上布满了国民党兵,还架起了机关枪。车队负责保卫的同志看情势不对,就立即与国民党当局联系,质问他们为什么有如此举动。他们还冠冕堂皇地假称:“这是为了保卫参政员!”
负责保卫的同志们见此情景,决定今晚不进城住了,就地找了一个广场露宿。当晚的气氛很紧张,大家都担心国民党无端挑起事端,特别是车队内还有几位老同志,保卫责任重大。于是。晚饭也取消了,动员大家把身上带的任何能吃的都拿出来分吃。搜集起来的食品很少,但那种大公无私的团结精神、那种革命同志间相互关爱的感情,至今想起仍令我十分感动。
当晚在广场内,我们和衣而卧。轮换值班,直到天亮,终于平安无事度过了紧张的一夜。
当车队行至西安时,已是6月下旬了,我们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过的“七一”。
那时,我第一次知道这是共产党的生日,在办事处,我们学习了党的历史,当时还有刚从苏联回国的音乐家洗星海,教我们唱《黄河大合唱》等。办事处的纪律很严,我们不能一人上街,因为办事处周围都住有国民党特务。曾经抓走过我们的同志。因此必须谨慎行事。如果违反纪律,出了事由本人负责。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办事处住了两个星期左右才又出发,8月中旬终于到达了延安。
四姐妹延安团聚
大姐兰其芳,于1941年春1月同幺舅林宇(吴大林)以及双胞妹兰其勤、兰其云,一同去红岩村办事处。那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重庆办事处也处于准备撤离之际。他们去后,办事处的同志立即告诉他们:“现在形势很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在皖南要进攻新四军,你们先回家吧,去延安的事以后再说。"
他们立即离开了办事处,大姐兰其芳和幺舅林宇回载英中学继续上学,两个小双妹就只能回家了。当时交通很不方便,需要乘小轮船到立宾,再乘木船到自流井,还要坐滑竿到程家场,之后步行10余里才到家。
这样远的路程,两个14岁的小女孩儿又没有出过远门,怎不叫人担心呢?幸好学校内有一男同学家在宜宾,请他给他母亲写了封信,希望在他家借住一夜,第二天再走。
小双妹们很知礼,去时买了一些礼品,以表谢意。后来,那位同学说他母亲还赞扬小双妹知书达理。
从重庆乘的小轮船,买好票还不能直接上船,要在趸船上过夜,第二天早上才能上船。两个小双妹,只好在趸船上打地铺过夜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和幺舅就去码头送她们上船,两个小女孩儿一边梳头,一边哭喊着大姐,岸上的大姐也一边流泪,一边高喊着“注意安全”。双妹们回家后,仍然维续上学。
1941年秋的一天,大姐在载英中学突然在座位上发现了一封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很漂亮。打开一看,原来是办事处陈舜瑶同志写来的信。大姐知道去延安有消息了,立即同林宇商量以“母病请假回家”为由,收拾行装赶赴办事处。他们在办事处招待所住了几天,大姐兰其芳假托“探望丈夫”的名义,以便应答沿途国民党检查。她总是羞羞答答,不习惯这种应答,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放下少女的羞涩,能坦然应对了。
他们从重庆出发,同样经过一道道关卡,日行夜宿,在一个深秋的一天,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转眼到了1943年的夏天,两个小双妹为及时得知去延安的消息,从家乡转学到舅舅吴震寰家附近的中学。吴震寰是桃花溪水力发电站的总工程师,那时他经常和重庆办事处联系。有一天,双胞妹得到了周恩来回延安的好消息,她俩立即去了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周伯伯和邓妈妈都很喜欢我的两个小双胞妹,并请秘书帮助他们办理去延安的手续。她俩在周伯伯的关照下,于1943年冬天顺利到达延安。至此,我们四姐妹在革命圣地团聚了。
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延安艰苦的生活和学习中,我们姐妹受到了革命理论的教育,尤其是在德高望重的外公吴玉章的谆谆教诲下,我们四姐妹先后真正走上了革命的征程,并且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我遇到了军委三局电讯工程专门学校的政委刘洪涛,与他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后来结为夫妻。因革命和时局的需要,我大姐兰其芳改名“霞飞”,外公给我改名为“蜀萍”。双胞妹改从外公的吴姓,大胞妹兰其勤改名吴大兰,二胞妹兰其云改名吴小兰。我们姐妹4人,先后在延安找了革命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家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组织部派我的爱人刘洪涛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任冀中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春,华北野战第7纵队建立,刘洪涛任该纵队21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津战役外围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的丈夫刘洪涛任河北省政府委员会副秘书长兼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1952年后,他又任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常委兼第一届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我则被组织安排到河北省公安厅工作。
1978年8月,随着我丈夫刘洪涛问题的改正,为落实政策,中央组织部直接把我从保定北市区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2年12月,我正式离休。离休后,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继续发挥着光和热。回顾这不平凡的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我和我的姐妹们虽然没有什么英雄模范的事迹,但也问心无愧,可以说我们的青春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没有虚度年华。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2 14: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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