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国俊 | 南京1937，劫难余生
2026-03-12 16:20:07  来源：新志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南京1937：劫难余生

　　每年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日”，也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更是我们家思念故去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我父母的纪念日。我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南京城南老门西市民，他们都有颗热心肠，性格爽直。我的母亲穆瑞卿、父亲雷幼钧在世时，每每说起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的旧事和苦难，便难解心中的仇恨与悲哀。我的奶奶、父母、姑妈、外婆等亲人，都曾遭受“跑日本人反”的种种苦楚劫难，这令我们雷氏后人至今不能忘怀。

　　1979年作者母亲穆瑞卿、父亲雷幼钧（图片来源：作者）

　　一、父母在难民区及其“国民英雄”奖章

　　1937年，我父亲26岁、母亲24岁。当时老家在城南门西老府桥9号（新中国成立后为施府桥，现在的来凤小区），老屋三进大宅，老屋后门口就是菜园地，可以看到城墙。当时我家是老府桥街巷的大户人家，与钮（孝元）府、史（东君）府齐名。

　　日本人进城后不久，母亲就跟着铜芳苑27—29号大户宋府（我父亲的二姨妈家）的人逃难到国际安全区，住在宁海路南阴阳营一处国民政府要员去渝（即重庆市）后留下的空房，与难民一起过着战乱的日子。当时，父亲为了生计忙碌，无暇帮母亲做日常家务；身怀六甲的母亲，带着奶奶、小叔、外婆、姨娘、大舅、小舅（时年8岁）及两个女儿，一家九口，苦不堪言。

　　日军大屠杀期间，不懂事的小叔叔雷幼钊（时年18岁）与宋家（宋彦钊）、钮家（小扣子）两个同龄的表叔，在中华门西门的城门口被日本兵抓去当挑夫，运送军用品。其中钮府的一位表叔逃回来，家人才知道此事的发生。雷、宋两家无力救助，两位小伙子就此失踪、生死不知。

　　大劫难时期，南京老百姓除了经历生离死别，还常常遭到日本兵的打骂与欺凌。特别是年轻的妇女和姑娘，经常在街头巷尾被日军追赶、侮辱，甚至遭到糟蹋蹂躏，被吓得魂不附体，无处可逃。

　　我的母亲，人称雷大嫂子，是个能干、吃苦耐劳、有副热心肠的妇女。当时她挺着大肚子，不仅要保护自己，还义不容辞地保护难民区和街头巷尾的其他女性。在难民区，母亲认识了信奉基督教的王二婶，在她的引荐下，结识了与拉贝齐名的美国人华小姐（即魏特琳），积极参与国际救援组织的各种活动。例如：在金陵女子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宁海路校区）帮助女性们反抗日本兵的暴行。母亲让她们剪了阴阳头，用锅灰涂脸，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地度日。空闲时，母亲不仅教她们做针线活，还教姑娘和婆姨识字。她常常在难民区的住所附近望风，查看日本兵的动向，保护她们不受日本兵的惊吓和糟蹋。

魏特琳（左一）等人与金陵女子大学红卍字会粥厂的工作人员（图片来源：网络）

　　战乱的日子，老百姓饥寒交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抚民众，每天在随家仓的宁海路、金女大校门口派人施舍米粥。母亲总是拿着大钢精锅打满一锅米粥，坐在大门口的门槛上，把米粥分给难民，一锅分完了，再去打第二锅、第三锅，让难民带回家给家人吃。难民们人人都知道大肚子的雷大嫂子，仗义有胆识，堪称难民区的一杰……

　　一天晚上，日本兵突然闯进安全区的难民住地，要搜捕“抗日力量”及妇女。当时只有两岁的二姐被吓得哇哇大哭，为了保全大家，母亲全然不顾亲生女儿的安危，立马用棉袄捂住她的小嘴。啼哭止住了，二姐的脸却被捂得发紫，难民们都揪心地落泪……万幸二姐命大，不一会日本兵走了，母亲才松了手，在众人的抢救下，二姐大喘一口气，“哇”的一声哭出来，苍白的脸这才恢复血色，母亲心疼得泪水夺眶而出。她的行动，感动了难民区所有的幸存者。

　　当时，我的父亲在山西路的大转盘（中山北路与湖南路的交界口）摆地摊，叫卖“五洋”（上海牌洋火柴、僧帽牌洋蜡烛、美孚牌洋油、五洲牌洋伞、马头牌洋丁），这些都是战乱时的生活必需品，既是为了挣几文钱维持生计，也是为难民服务。父亲冒着危险四处进货，在街头巷尾、难民区等地顶着鹅毛大雪摆摊贩卖，为难民及战乱中的百姓提供了生活便利。遇到实在没钱又确实需要的人，他不是免费奉送就是半卖半送，所以大家都称雷sir是个好人。

　　父亲、母亲的行为受到邻居王二婶、薛妈妈、老丁、宋老七、宋老八等人的称赞，并在街坊难民中被传为佳话。后来，由抗日进步的日用化工企业上海三友实业社出资，南京商会与民间街坊出面，到三山街的银楼打制了一枚直径3公分的“国民英雄”银牌，赠送给我父母作为奖励与表彰。这枚银牌被我父母一直保留着，直到1996年父亲去世（母亲于1988年先去世），我们儿女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可见它在我父母心中的地位。

奖给雷国俊父母的国民英雄银质奖牌（图片来源：作者）

　　我的小舅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在南京上映时，他告诉我：1937年除夕，日本人已经开始整顿南京大屠杀后的城市社会秩序，也要求商会的策划人提供难民区的姑娘去“劳军”。南京商会怎么能向日军提供中国女同胞供其蹂躏、“服务”呢？于是就请维持会及商会到夫子庙的石坝街、钓鱼巷等地商请“商女”应付了事。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故事的确取材于难民区。

　　二、姑妈一家的八年离乱

　　我的父亲雷幼钧是老城南人，7岁丧父，自幼便与我奶奶、姑妈三人相依为命。他年幼时就跟着奶奶帮工做手工活（落经丝），靠微薄的酬劳度日。由于家境贫寒，父亲的姐姐（我姑妈）18岁时从南京远嫁到上海。年轻的姑父在上海大业公司当业务员，常年在全国各地主持营销业务，事务繁忙，顾不到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战乱中的南京、上海再无宁日。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小叔在战乱里失踪，奶奶伤心过度，夜不能寐，最终含恨而故，临终还在念叨儿子幼钊的乳名，死不瞑目。“八一三”淞沪之战上海失守后，姑父所在的上海大业公司迁往重庆，其余人员也纷纷逃到西部避难。在逃难过程中，姑妈带着三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及公婆共六口，从上海先到江西南昌，再经汉口坐船前往重庆。天上日本人的飞机在狂轰滥炸，地上全是流离失所的难民，一路人声嘈杂，饥寒交迫。姑妈一家历经20多天，终于抵达重庆与姑父团圆。姑父见到老父母及妻儿等人蓬头垢面的凄惨模样，忍不住失声痛哭。

　　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在重庆的逃难人群纷纷回家。姑父当时在台湾忙于事务，抽不开身，也根本没有钱资助父母妻儿的路费。在重庆的姑妈带着一大家子，心想只能与弟弟（我的父亲）联系，回南京故土度日。姑妈没有文化不识字，只能托街头的测字先生代写书信，邮寄到南京，巴望收到南京弟弟的资助回音。姑妈的第一封信，父亲没有收到。姑妈又到街头找了测字先生再写了第二封信寄到南京，信中语句凄惨涕零，不仅说到蜀道之难，汽车沿嘉陵江盘山公路下山的危险，还说就指望姐弟终生一见的情缘。我父亲、母亲接到信函，虽然经济拮据，却立马把自己家里的棉袍、被子等打成一个大包袱，送到老城南的洋珠巷后面的高台坡当铺当了20块大洋（纸币），再到夫子庙大邮局用保价信寄到重庆。当年冬月，姑妈收到钱后，带着一大家子从重庆乘坐以木炭和水煤气为燃料的瓦斯汽车，九曲十八弯下山，再乘小火轮到汉口，转乘大火轮东来，天黑才回到南京家中。当时南京天气很冷，滴水成冻。三个小娃儿全是单衣薄衫，冻得喷嚏直打、鼻涕直流。我妈立马拿起大剪刀，把自己的棉袄和我父亲的棉袍三下五除二修改成小娃儿合适的棉衣，临时救急防寒防冻。第二天又到父亲的布店里，给大人、小娃儿扯布送到裁缝店裁置新衣。

　　亲人八年离乱，日夜煎熬，相见时痛哭流涕。说不完的苦衷岁月，道不尽的颠沛流离。抗战的胜利，终结了亲人们悲欢离合的痛苦。白天，大人们忙活一日三餐；小娃儿唱啊、跳啊一起做游戏；空闲时谈往事家长里短，重庆南京、南京重庆的故事说不尽；夜间大人凑在油灯下做针线，小娃儿睡在床上讲故事，日子其乐融融。后来，父亲又给姑妈的三个小娃儿在南京双塘小学报名插班就读，直至读到1948年南京解放前夕，才回到上海家中。

　　姑父姑妈一家始终牢记战乱中的骨肉亲情。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姑妈他们也给了我们家很大的经济支持，这是大家都永远难忘的老家亲人的情缘，可谓是南京版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三、大屠杀期间的七家湾回民义举

　　老南京人说的七家湾，其实并不是一条街的街名，而是老城南靠近水西门内的回民居住地。东起甘雨巷、西至仓巷，北至建邺路，南到升州路的这一地区都统称七家湾。从明、清时代开始，直到现在，七家湾都是回族居民在南京的较大聚集地。相传当时以沙、哈、马、达、熊、速、蓝等七个大姓的人家为主，兼顾其他姓氏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蜗居在巷子里，绝大多数住宅是平房小民居，院落也不大，进深较浅，多条街巷首尾相连，曲曲回回，蜿蜒辗转，故南京老百姓称其为“七家湾”。小时候，家中大人数落小娃儿时，小娃儿眼窝里挂着眼泪，大人常会对受委屈的小娃儿说：别哭了，你看看眼泪都快滚到七家湾了。现在的地名，也只有金鼎湾前面的一条街叫作七家湾了。

现今的草桥清真寺（图片来源：网络）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当时七家湾不少老百姓遭受不幸，草桥清真寺里就有十多具穆斯林的尸体。大屠杀期间，天寒地冻，城内很多地方暴尸遍地，日本侵略者又不让老百姓收尸，幸存者心痛不已。12月22日，南京“雪下得像棉花”（《拉贝日记》），积雪覆盖了日军暴行留下的血迹。12月25日（圣诞节）夜间开始降雪，持续至月底，尸体腐烂与积雪混合，加剧了城市卫生恶化。回民义士们不忍看着死难者“晒尸”，他们置日军屠刀于不顾，他们头戴白帽，冒着大雪，自发组织收尸队，从汉中门桥东囗的殉难处沿街收尸，到中华门（南门）到雨花台花神庙清真坟墓下葬，进行掩埋安息之举。

　　七家湾的穆斯林市民止住饮泣，按照伊斯兰的教义，阿訇们要为死难的穆斯林按照回族的葬俗行殡礼。王寿仁和张子惠两位阿訇提出成立“回教掩埋队”，沈德成、马春田、马焕庭、余玉书等诸位阿訇都赞成。年轻的阿訇也要参加，他们说：“为了全体穆斯林，我们不怕！”当夜就分工，王阿訇和张阿訇是清真寺的伊玛目（穆斯林语，即领袖），他们年长德高，大家推选这两位穆斯林当殡礼主任。余阿訇能写能算，舞文弄墨的事由他负责。张阿訇和沈阿訇按照穆斯林的习惯用汤壶瓶为死难者沐洗。掩埋和抬亡人由坟山主马明仁负责。白衣、白帽的穆斯林队伍举着白布旗，白布上写着“南京回教掩埋队”七个黑色大字，抬尸的、掩埋的穆斯林膀子上戴着红卐字臂章，白旗和白衣上的印章图样，是青年阿訇杨振祥用一块豆腐干刻出来的。这支白色的队伍行走在通往南门外黄土岗的冰天雪地里，没有哀乐，没有哭喊，只有寒风的呼号和一具具用白棉布包裹的尸体。诵读完神圣的《古兰经》，银须飘拂的伊玛目高举着双手面向西方，为死亡的穆斯林虔诚地祈祷：真主啊，饶恕亡人的罪恶，让他进入乐园吧！天地间回响着一个声音：真主至大！

　　（作者：雷国俊，南京老城南、老门西人。高级工程师，退休前曾任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商业物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2 16: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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