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桂东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2014-03-18 16:52:24  来源：网络摘编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一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东的形成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在桂东一带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根据上级指示，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下山到沙田集中整训，改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中共桂东地方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成立了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桂东党组织和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领导桂东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东的形成

　　一、桃寮谈判，实现合作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发动全国抗战、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巨大努力。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和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1937年9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出人员，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的指示信送到桂东西边山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信中说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指示游击支队可就合作抗日的问题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易下山，一切待命行动。

　　由于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一直转战在东边山、西边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又对东边山、西边山严密封锁，致使游击支队与项英、陈毅等领导的中央分局机关中断了二年的联系，不知道国共已经合作，游击支队接到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起初对此甚为怀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相互敌视，已打仗十年，怎能一下子就化干戈为玉帛而进行合作呢？怀疑是国民党反动派设的骗局。正在这时，前往湘南特委联系工作的罗新成、顾星奎赶了回来，他们也说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国共合作的文章。虽然如此，不少人仍心存疑窦。于是，支队长游世雄派顾星奎等随赣粤边特委派来的交通员前往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央分局所在地证实指示信是否属实。中央分局的杨尚奎会见了罗新成、顾新奎，向他们着重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复强调在谈判中不能放弃原则，决不能让国民党吃掉我们。顾星奎等返回西边山后，将上述情况向游击支队党组织作了传达。至此，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才消除疑虑。支队随即召开党委会议，统一了认识，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坚决贯彻执行，决定派人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谈判。

　　遵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1937年10月初，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负责人游世雄带领顾星奎、曾昭墟、肖国天下山至桂东县西边山的桃寮，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游击队下山集中等问题与国民党湖南第八区（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郭大维、桂东县政府代表黄存善等人进行谈判。谈判期间，国民党代表以国共合作应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为借口，采用官禄引诱与强硬威胁相结合的手段，企图将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编入国民党保安团。游世雄等坚决驳斥了国民党代表的荒谬言论，认为这是借合作之名吞并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明确地表明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坚定立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谈判斗争，最后，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合作抗日的四项协议：（一）双方停止敌对行为，确定沙田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集中地点，周围60华里由游击支队设防作为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点；（二）红军游击支队集中改编期间，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保证如数供给给养；（三）释放所有被捕坐牢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队员及革命群众；（四）除游击队派员与有关县取得联系外，国民党派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议郭大维为常驻沙田代表，以便双方联络交涉。接着，游世雄等又赴汝城与郴州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及汝城县长凌惕渊进行谈判，经双方洽商，达成了“国民党郴州保安司令部解除对东边山、西边山游击支队的敌对行为的协议。游世雄离开汝城时，胡凤璋、朱扬荣分别送给他一头骡子和一件狐皮大衣，郭大维送还了游世雄在西边山松坑突围中失散的儿子游怀春。值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桂东建立。

　　二、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沙田整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活跃在桂东东边山、西边山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经受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保存和发展革命队伍，粉碎了国民党军事上的驻剿、围剿、搜剿、追剿，牵制和消耗了湘、粤、赣敌人的有生力量，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按照游击支队代表与国民党桂东县当局等代表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精神，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活动于东边山、西边山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于1937年10月中旬，带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下山到桂东沙田集中，并进行整训、扩军。整训的主要任务：（一）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认清形势，明确新任务，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二）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略战术水平；（三）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发动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整训期间，游世雄、王赤向部队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意义。随后，制订了群众工作计划，组成群众工作组，深入周围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经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县内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王桂馥、陈炳才、扶有余、李明、郭英才、郭名兴、郭玉恒、周斌等200余人参军，游击支队的队伍由原来的300多人扩展到500多人。通过整编，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游世雄任支队长兼政训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方玉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训员。此时，北山区委代表罗绍增经思顺、上堡等地来到沙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转达了游击支队到大余池江集中整编的指令。12月5日，湘南特委代表游世雄派杨汉林、钟乐喜赴江西大余池江中央分局向项英、陈毅汇报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沙田集中整训的情况，并请示行动命令。

　　12月下旬，在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开赴大余池江集中的前夕，桂东县各界人士在县城醒钟楼前举行隆重集会，欢送游击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会上，国民党桂东县党部负责人张恕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县长颜宗鲁向游击支队赠送了锦旗，上书嵌入游世雄之名的对联“世势艰难，相期共济；雄才大略，定建殊勋”，旁题小字：“世雄队长吾兄，请缨抗日，卫国保家，鹏程万里，其志可嘉，于其行也，爰选联语，以志纪念，并代表桂东民众同伸贺忱”。桂东县和汝城县的群众纷纷前往慰问，送来许多慰问信和大批慰问品。

　　1937年12月28日，游世雄等接到中央分局下达的命令后，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部分队伍由桂东沙田开往江西省崇义县思顺，继续集中训练。当日，支队部致函崇义县政府：“敞队奉令开拔崇义过埠等处集中整理训练，北上抗战，应请贵府查照，布予以军需品和给养之接济维持，以免军困。”并派代表前往县政府交涉，要求备供给养，另筹制棉军服150套。起初，崇义县政府对游击队要求予以推卸。但由于游击队坚持有理、有节和有利的说理斗争，迫使县政府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开会讨论决议，“暂予维持，所需费用，即就地方垫借，部队离开后再行核实造册，呈请上峰设筹归还。”至1938年2月上旬，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编为五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由游世雄、王赤率领，分期分批从沙田出发，经江西的崇义等县抵达大余县池江集中，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的一部。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节 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的建立及其活动

　　一、建立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

　　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在离开沙田之前，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在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进行交涉并获同意后，着手组建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下简称沙田留守处）。1938年初，抗日义勇军离开桂东后，沙田留守处公开正式成立，顾星奎担任留守处主任，由14名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游击队员和部分素质较高的军政干部组成，配有短枪一支，长枪十四支。

　　留守处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沙田墟万寿宫。沙田墟是湘粤赣边界有名的农村集贸市场，距县城30多公里。1928年4月，毛泽东在此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年，中共桂东县委、桂东县苏维埃政府设在沙田万寿宫，沙田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留守处开展工作。留守处的主要任务是：（一）宣传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积极发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动员组织和巩固抗日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三）想方设法筹措物资、经费，支持抗日战争。（四）反对妥协、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

　　沙田留守处成立后，以合法身份公开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极大热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二、利用群众书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沙田留守处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办墙报、出专刊、书写宣传标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革命歌曲，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同时号召各阶层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尽责任、作贡献。其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求民族解放；发扬民主，以求民权伸张；减租减息，以求民生改善”的宣传，尤其令人振奋。

　　1936年冬，以教育界为主的一些进步人士、开明士绅有感于桂东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教育事业不发达，尤其是新的学期开学很久了、而教材迟迟没有着落等问题，倡议开办书店，经销中、小学教科书、工具书和文化教育用品，以解燃眉之急。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筹备，开设了沙田群众书店。

　　沙田留守处成立以后，立即利用“群众书店”这一阵地，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的发展，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加紧与读者、特别是知识界人士的联系，并以此为聚会点，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增强共识。并对书店如何作好书刊的发行工作给予指导，帮助书店同仁健全董事会（股东会），加强各股友之间的往来，扩大股份，增加资金来源，拓宽业务范围和渠道，在县城、寨前、大塘、四都、桥头等墟镇帮助设立分销处；同时，还帮助他们与“生活书店”、“世界书局”、“儿童书店”、“大达图书供应社”等单位建立特约分销关系，购进和销售各类进步书刊，如《新华日报》、《论持久战》单行本、《毛泽东言论集》、《八路军将领小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阿Q正传》、《老赵下乡》、《老残游记》、《被开垦的处女地》、《母亲》、《大众哲学》、《解放》、《野草》、《湘江评论》等等。这些书刊积极宣传共产党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深深吸引广大读者，这对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发挥了很大鼓舞和教育作用。对此，桂东县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沙田群众书店做了“协助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39年冬，因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和桂东县政府中的某些顽固分子向其上级控告“桂东沙田群众书店有共党嫌疑”，将与书店有关联的人员列入“共党分子”的名单进行密报。书店也累遭无理检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也派要员前来“了解情况”，进行追查，群众书店承受着巨大压力，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更名为“群育书店”。

　　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沙田留守处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除配有专人负责文教知识界、群众团体的工作外，对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中的工作也抓得较紧，而且成效显著。通过沙田留守处的努力，县内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在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参与下，1938年春成立了桂东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并通过救国会在全县开展各项抗日救亡运动。当年，桂东存在一支游杂武装，在湘赣边界拦路抢劫，弄得县民人心惶惶，日夜不安。为此，一些进步人士以保家卫国为号召，在征得沙田留守处的支持和顾星奎的同意后，在东水等地组织抗日自卫联保队，给这支游杂武装以沉重打击，社会秩序较之以前大为安定。沙田留守处通过做抗日自卫联保队的思想工作，掌握了这支队伍。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在1939年4月11日向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报告中说：“在桂东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个自卫队，并在剿匪中造成了模范队伍。”同时，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当时的桂东县县长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工作“比较接近”。

　　按照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能抓武装”的规定。沙田留守处没有在桂东独立抓武装，而是贯彻执行中共湖南省工委关于积极动员党员和群众参加民众训练的指示，着力加强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精心挑选一些干部和进步青、壮年参加当地的民众训练和地方抗日自卫武装。1938年5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任命李文藻为桂东民众训练大队大队长以后，还选派了一批青年、壮年参加同年6月以后举办的各期民众训练。同时，组织民众参加以保家卫国为口号的桂东县民众抗日自卫团。

　　四、执行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国策。实行这一国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因此，沙田留守处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而代之以减租减息政策的决定。1938年1月26日，在沙田召开了有千余群众参加的民众大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贯彻执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或“一分减息”，即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半或一分。这样既保障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又保障了佃农对土地的佃耕权。减租减息斗争，不仅推动了各阶级的抗日，减少了地主阶级对农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阻力，同时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改善了生活，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和抗日积极性，适当调节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阶级、阶层，对抗日有着极为重要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帮助解决抗日军人家属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沙田留守处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帮耕、帮种活动，使一些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得到较好的解决。对那些曾经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群众，沙田留守处派出人员前往探望，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坚定他们“红军一定会回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信念。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当前的抗日救亡活动。

　　五、营救在押的红军战士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战士赖清洋、林员球、曾堃等3人，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不幸被俘，被解至江西崇义县关押。1937年底，顾星奎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崇义县城，就释放在押的红军战士问题，与该县县长聂大炎进行严正交涉。顾星奎郑重指出：继续关押红军战士，既严重违背有关协议，也非常有碍于合作抗日，于国于民不利。要求崇义当局迅速释放在狱的红军战士。迫于压力，崇义县长答应不日放人。然而，崇义县当局不但不履行诺言，反而将前往桂东沙田访问旧友王赤的红军战士朱清元在返回途中经过崇义县时捉拿监禁，历时数月，身陷囹圄。为此，沙田留守处积极向陆军新编第四军驻（大）庾通讯处反映情况，继续努力营救狱中的四名红军战士。

　　第三节 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一、资汝桂中心县委和桂东工委的建立

　　1937年7月～10月，领导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党组织有中共东边山区委，书记王赤；中共西边山区（特）委，书记顾星奎；中共新兴区委书记邹云雄。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与中央分局曾失去两年联系，力量较为分散，1937年10月，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加强资兴、汝城、桂东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在筹组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的同时，抽调干部在沙田秘密建立中共资（兴）汝（城）桂（东）中心县委（以下简称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书记由顾星奎担任，副书记由彭寿祺担任，委员有刘芝禄、钟录喜、李书福等。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沙田万寿宫。中心县委的建立，结束了党组织分散的局面，使资、汝、桂三县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

　　中心县委与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领导虽是同一班人马，但工作重点有所侧重。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中心县委是秘密的组织，其领导人对外只能以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负责人的身份出面活动。中心县委成立后，其主要任务是：（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地下活动。（二）组织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抗日团体。（三）宣传中共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刚领，发动爱国青年参军抗日。（四）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改善人民生活，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供应抗日物资。（五）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投降，打倒汉奸卖国贼，没收其财产作抗日经费，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

　　资汝桂中心县委开始属中共赣南特委领导。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副部长王涛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来湖南工作，王涛在湘粤边界找到湘南党的领导人周里及谷子元、李林、谢竹峰等人。2月，王涛在郴州城重新组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组织部长周里，宣传部长卢良，职工部长蔡坚，秘书长余稼生（后叛变）。中共湘南特委恢复后，特委根据新的形势，派干部到边界各县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值此，资汝桂中心县委转属湘南特委领导。1939年6月，湘南特委撤销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后，顾星奎调离桂东，资汝桂中心县委由彭良祺负责。1939年底，资汝桂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桂东县工委。1940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简党组织机关的指示，中共桂东县工委委员由3人组成。1941年8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此期间，中心县委、桂东县工委坚持以抗日救亡为中心，领导桂东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各项活动。

　　二、发展基层党组织，壮大党员队伍

　　中心县委成立后，非常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为使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极力壮大党的队伍。遵照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注意在工人、农民、下级军官和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同时，也注意按照党员标准，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指示精神，派出党员干部认真考察建党对象，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在吸收工人、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的基础上，把对当时在桂东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大社会影响，又能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吸收为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中共桂东县寨前区委成立，区委机关设在寨前墟黄万顺商号，书记李书福（后被开除出党）。1938年冬，经顾星奎介绍，刘彬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扶屏、何之、郭有磷、李厚信也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随后，成立沙田群众书店党支部（1938.4～1940.5），书记刘彬（1940年5月投靠国民党）。党组织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很快发展到20多人。顾星奎从衡阳学习回来，将群众书店党支部扩建为中心区党支部，群众书店中心党支部辖管下面几个基层支部。1938年9月，桂东党员人数增加较多，有共产党员46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1939年初，流源、江湾、径口、桃坪、芳村等地先后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此时，党的组织已基本上处于半公开状态，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人，也纷纷来到沙田找中心县委，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党的各基层组织之间仍采取单线联系方法，各支部之间只有直的联系，而不准有横的联系，以免万一出了问题而影响整个组织。

　　1938年夏至1939年初，为尽快培养干部，湘南特委在郴州城万胜旅馆举办抗日训练班，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纲领和有关党建知识，训练结束后，仍回原单位工作。中心县委于1939年春派扶屏（1940年5月投靠国民党）赴郴州训练班参加培训。

　　这个时期，由于团结抗日的形势处于上升阶段，执政的国民党在口头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是合法政党，同时，桂东的党组织积极执行中共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各项政策，把公开和秘密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数量增多，1940年底，桂东有中共党员近100名。可是，在新的形势下，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干扰，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在处理公开与秘密活动的关系上出了一定偏差，加上发展党员的步子迈得大了一点等原因，致使党的部分组织和一些党员干部被暴露。这些问题虽然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很快地得到了纠正，但仍留下了一些不良后果。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导致党的一些组织遭到破坏，已暴露身份的一批党员干部不得不撤退转移，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利用各种关系和公开的职业作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第 二章 坚持抗日斗争和南下支队转战桂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桂东人民在党组织和沙田留守处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参军抗日，大力募捐钱、物支援抗日前线。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蓄意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艰难复杂的形势，桂东党组织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适时转变斗争策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5年8月、9月，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主力的南下支队南征北返途经桂东，军民团结战胜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鼓舞了桂东人民的革命斗志。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桂东虽然没有沦陷，但遭受了重大损失，桂东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节 坚持抗日斗争

　　一、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前方抗日

　　资汝桂中心县委成立后，与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一起，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促进和推动县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建立。多次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协商，1938年初，成立了“桂东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要求农民、工人努力生产，创造财富，支援前线；青年要踊跃入伍，杀敌救国；县内人士要厉行节约，支援国家抗战。同时，召开抗日的宣传大会，到处张贴“全民总动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抵制日货”等标语口号，并将过去所写“剿共”的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重新换上抗日的巨型标语、口号、漫画和抗日的国民公约。学校师生组织剧团，在沤城、寨前、沙田、桥头等墟镇演出新剧，组织师生游行示威，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必要性，积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野蛮残忍，无恶不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惨遭屠杀和蹂躏的罪行，激发广大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的抗战热情。

　　在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下，县、区、乡还分别成立了“抗日募捐委员会”，开展“七七抗战献金”活动，机关、团体、学校分别设立募捐小组，开展每人捐献一块钱、每户献一只鸡购买抗日飞机的募捐运动，职员捐献月薪百分之五，其他人自由乐捐。经过努力，至1939年，募捐支前的衣服800件，筹集现金40888元，稻谷1244.8石（担），应募救国公债银洋1505.75元。县内干部训练班学员也捐献了从生活费中节支的335.24元，体现了一片爱国热忱。

　　1938年5月，桂东民众训练大队成立以后，各乡也相继成立民众训练中队，举办训练班，选派一批青年、壮年进行分期分批训练，学习军事知识，练习射击、投掷手榴弹等，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向抗日前方输送兵员。不久又成立了县民众抗日自卫团，以保家卫国为口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桂东广大青年响应号召，纷纷应征入伍，赴前方抗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桂东应征入伍人员856人。

　　1939年10月，县成立公役抗敌军人家属优待会和慰问前方将士委员会，各乡、保相继成立优待委员会162个，组织学生宣传队慰问出征军人家属，让前方将士安心军营，英勇杀敌。1940年9月6日，县城机关和学校举行欢送新兵入伍大会，欢送108名新兵踏上抗日征途。1942年-1943年，县内老百姓为部队挑运军粮3.5万担。

　　1944年3月，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退驻桂东，同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各厅、处、省级各机关先后移驻桂东县境内。薛岳所部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部、陆军担架军团、军政部交通器材总库和所属团、营、连官兵及湖南省银行总行、省财政厅、地质局、公路局、电讯局、田粮局、省教育厅、省立第一医院等机关共达117个单位，几万人分驻在县城、城郊、寒口、增口、寨前、沙田、四都等地。5月，薛岳带领官佐进驻城郊坳背。抗日胜利后，部队和机关陆续撤走。期间，桂东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给予支持，帮助部队和省直机关运输物质，承担夫役达3.76万人次；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须品，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负担。当时，随薛岳部队进入桂东的中共地下党员徐亮（许尚安）在沙田龙头等地举办读书班，宣传抗日政策，帮助郭名善、郭垂炎等进步青年组织抗日革命军，后因日本投降而未能举事。

　　同年10月下旬，盟军的飞机从芷江机场起飞，在湖南省酃县上空发生空战，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罗伯特·厄普邱奇驾驶的P40型轰炸机在战斗中不幸中弹，飞机坠毁在桂东八面山西靖乡（今四都乡）桃寮的大岗里，桂东县政府获息后，立即对该地区实行警戒，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救援，将飞机残骸用人力运至沙田墟，交由第九战区的军械库收藏。将遇难的飞行员遗体运至县城入殓，并举行隆重追悼仪式，按桂东当地的风俗，将遇难飞行员遗体安葬在县城三台山。

　　桂东作为一个山区小县，属穷乡僻壤，一时成为敌后军政重地，为湖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与抗日形势的逆转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仍然存在着共产党实行的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实行的压迫人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斗争。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妥协退让倾向抬头。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又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多次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桂东县政府秉承其主子的意旨，不顾抗战大局，训练特务、引诱爪牙、网罗歹徒，不断挑起事端，制造反共摩擦，多次掀起反共恶浪。对桂东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采取控制和压抑政策，对抗日支前工作采取消极、拖拉的态度，千方百计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限制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3月18日，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发出密令，对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予以严加防范，限制人民提抗日口号，不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派出大批特务，分布在县城、寨前、四都、沙田、桥头等地，监视人民群众的抗日言行。6月1日，伪县长胡济石又宣布全城戒严令：规定在戒严期间，必要通行者“要携带当地乡保长证明条，交由警戒兵丁验明属实，方可通行，否则以匪探论处”。以此严密侦查共产党的活动，限制抗日工作的开展，并且派出特务对资汝桂中心县委成员跟踪监视，对其活动进行限制。地下工作人员李凤才当时虽然未暴露身份留在境内，亦被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以有通匪嫌疑，对其公开监视，使其不能开展活动。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湖南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猖狂反共，大肆开展清查“异党”活动。当时，桂东工委未及时得到上级党委指示，多次派员前往郴州、衡阳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进行联系，但均未获得结果，至8月，桂东工委与湘南特委失去联系。

　　1943年，谢宝树任桂东县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绞杀抗日民主运动，高喊“戡乱救国”的反动口号，号召他的爪牙、歹徒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积极发展中统和军统等特务组织，并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威逼利诱青年作特务工作。“三青团”特务头子郭垂诚等对进步青年和人民进行侦查、密报、逮捕、监禁，甚至屠杀。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挑衅，中共桂东党组织对国民党桂东当局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所有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活动，以各种职业作为掩护，以保存革命力量。

　　三、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的撤销

　　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破坏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好局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妥协动摇，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国民党桂东县政府指示各地对共产党的活动严密防范，并将“防范情况随时具报”。新四军沙田留守处虽然以公开身份形式开展活动，但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和桂东县政府中的一些顽固分子，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对沙田留守处的工作进行限制、干扰和破坏，派遣特务对沙田留守处的活动进行跟踪、监视。派出两个班的兵力，配备专门的武器，驻在沙田留守处背后的碉堡里，日夜窥探沙田留守处人员的活动，并企图收缴沙田留守处人员的武器，扬言沙田地区不能有共产党的武装存在，其武器弹药应全部交政府保管等。同时，派遣特务混杂在群众之中，对与沙田留守处接触频繁的沙田群众书店进行监视。

　　面对顽固分子挑衅，沙田留守处始终坚持党的立场，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行为，给予公开揭露，进行毫不留情的回击；对合作的朋友，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同时，做好各种应变准备，以防突发事件的发生。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后，由于形势逆转，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1939年6月，湘南特委决定撤销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武装人员全部开赴抗日前线，顾星奎调离桂东。

　　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的一年半时间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救亡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各阶层人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党组织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使桂东的抗日斗争形势迅速逆转。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和严峻形势，资汝桂中心县委遵照湘南特委的指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一方面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坚守岗位，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公开揭露，坚决进行反击，挫败了他们分裂、倒退阴谋，致使其反动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加强与上级的联系和请示报告，加强秘密工作教育。同时开展组织整顿，分批撤退已明显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充分作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

　　1939年6月，顾星奎调离桂东后，中心县委由彭寿祺负责（他因开小差回江西，被开除出党）。留下来的同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继续做好有关人士的工作，以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分子。1939年秋，中共湘南特委派张春林化妆成卖药的小贩来沙田检查工作，在了解中心县委的情况和目前开展工作的困难等问题后，要求中心县委要坚持做好群众工作，尤其不要放弃文教界的工作。

　　1939年底，中共桂东工委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顽强坚持工作，继续撤退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对尚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志，其工作以社会职业为掩护，扎根于行业之中，秘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对下属各个党支部进行调整，只设立县城和东区两个支部，在农村暂时停止发展党员；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知识界等。

　　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发出关于“潜伏在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学校之狡匪姓名一览表”的代电中，将沙田群众书店党支部党员、在桂东县立职业学校工作的何之列为“重要分子”，下令迅速捕杀。为此，何之（后投靠国民党）只好隐蔽离开桂东。1940年底，桂东党组织仍有共产党员50-100人。1941年8月，桂东工委与湘南特委失去联系后，桂东工委的活动更加困难，工作更难开展。虽然如此，桂东工委领导下的共产党员不仅潜伏隐蔽了下来，而且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仍然坚持活动，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

　　第二节 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桂东

　　一、南下支队南征途中智取四都墟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由内线反攻转向外线反攻。为了创建新解放区，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扩大对日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湘、鄂、赣等地开展工作。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力争北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南与广东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进而在华南开辟一个强大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上旬，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国民党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下辖6个大队5000余人，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政治部主任刘型；并组成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突破成千上万日伪军的围追堵截，直驱南下，1945年3月23日抵达湖南平江县沙铺里。为适应斗争需要和扩大政治影响，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部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各大队一律改称为支队，并分两路纵队南下。随后转战湘东北地区。8月，当部队到达衡东县南湾乡时，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新形势下，南下支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一切人民军队立即向一切敌军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开进，接受日军投降”的指示精神和“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的电令，南下支队官兵冒着酷暑天气，加速向华南进发。

　　8月17日，南下支队在王震、王首道等的率领下，从资兴的张家洞出发，快速向桂东转移。部队在翻越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后，进入桂东八面山下的桃寮。当南下支队进入桂东时，人民群众自告奋勇地为部队当向导，帮助他们挑运枪支、弹药及军需物资。8月17日下午，为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部队冒着不停不歇的滂沱大雨，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进。曾经身中8颗子弹的副参谋长苏鳌同志，用尽他所有力量手脚并用，随部队继续向桂东四都进发。在跨越几座大山之后，经大水坪、蛇江等地进入四都西水一线。

　　国民党顽固派把南下支队迅速向华南挺进视为心腹之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于8月中旬电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欧震：“王震指挥的军队，现踞八面山区，即派部队予以歼灭。”欧震接到命令后，立即进行部署：调遣第四十四军对八面山进行包围，发起攻击，予以聚歼；第四军派出队伍控制桂东至八面山的通道，从南路进行堵击；暂编第二军派部队占领资兴东北的有利阵地，从西面进行堵击；第五十八军派部队占领宁冈附近，从东面进行堵击。其中，四十四军最先行动，很快地将八面山包围了起来。

　　8月17日傍晚时分，担任前卫的南下支队第二支队二营五连，在副支队长龙江云的带领下，进入四都墟，准备在此宿营。可是，一进四都墟就发现墟上住满了军队，原来薛岳的工兵五团比他们早2个小时到达了四都墟。此时，前进受阻，后退已来不及。龙江云异常果断地小声命令战士们迅速作好战斗准备，自己则大摇大摆地向墟中走去。暝色四合，夜幕即将来临，加之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工兵五团的士兵看不清是谁的队伍，只得大声喝问对方是哪一部分的？龙云江随机应变提高噪门高声回答：什么哪一部分的，你瞎了眼啦！工兵五团团长在屋内一听，来人的口气不小，于是立即跑上前来握手寒喧。机智勇敢的二营五连战士，趁机快捷地穿过了街道，渡过了小桥，迅速地登上了四都墟对面的山头，占领了有利地形，并很快地作好了战斗准备。正在这时，二营其他的连队也相继进入了四都墟，发现墟内都是国民党军，于是立即停止前进。侦察参谋何占魁立即向支队长贺盛桂作了报告，他们在察看当地的情况后，决定消灭这股顽军。贺盛桂支队长当机立断下达命令：二营向墟中突击，一营二连向东迂回。工兵五团团长见部队冲了上来，吓得神不守舍，手足无措，正打算只身进墟边的碉堡时，被八路军战士一枪击毙。紧接着，战士们发起猛烈进攻，已占领四都墟对面山头的二营五连，也用六挺机枪，组成强大的火力朝着溃散的工兵五团猛烈扫射。顽军被打得丢盔弃甲，仓皇逃命。是役，从傍晚战至天黑，国民党工兵五团被打得溃不成军，包括团长在内的官佐兵丁数十人毙命。四都墟为南下支队所占领，为大部队前行扫清了障碍。

　　二、八面山突围

　　四都墟战斗的胜利，鼓舞南征部队的土气。然而这一遭遇战，暴露了南下支队的主力的行踪，国民党第四十四军、暂编第二军和第四军的兵力迅速从四面八方向南征部队合围上来。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南下支队于18日凌晨进行转移。由当地群众带路，从宿营地四都墟、莲塘、西水一线，分两路向八面山进发。驻西水等地部队经峡里、装天枧向黄石坳前进；驻溪莲等地的部队直奔黄石坳。两路部队经左溪抵达黄泥坳会合后，又分两路行动。一路直下罗家；另一路经长滩下杨梅土盈。在塘弦里会合，于当日下午，部队到达八面山的彩洞、秋坪、都寮等地。

　　八面山脉，主峰海拔达2042米，自古有“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民谣。从四都到彩洞一带，沿途都是巍峨的群峰，连绵不绝的山峦，地势险峻，山高谷深；村落稀疏，人迹罕至，方圆数十里不见人烟。国民党军得知南下支队进入八面山后，迅速占领八面山周围所有的山隘、险要和通道，对八面山进行包围封锁，步步进逼，妄图将南征部队消灭在八面山中。国民党军叫嚣：“王震匪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伤病者多，给养困难，如今又走进了一片荒山野岭，被国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就是插翅也难飞得出去。他们即使不被消灭，也会在山里困死、累死、饿死”。

　　南征部队进入八面山后，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处处设防，占领了所有的山隘、险要地带，并以大量兵力来对付南下支队。另一方面，部队长期行军作战，人疲马乏，加之气候恶劣，变化无常，特别是战士们所带的粮食早已吃光，饥饿无情地向他们袭来，大山深处人烟稀少，粮食一时难以筹措，更增添了士兵的困难，指战员也饿得走不动路。尽管如此，战士们仍严格遵守纪律，找些野菜、摘些野果、捉些石蛙聊以充饥。随军作家周立波两天只吃了一片生南瓜和一支干辣椒，饿得两眼昏花，四肢酸软，无法行走。见此情景，副参谋长苏鳌只得忍痛将自己乘坐的战马杀掉，分给每人一小块马肉。司令员王震也不断鼓励掉队的战士克服困难，跟上队伍。

　　山区气候变化无常，白天赤热炎炎，灼热难当，到了夜晚又突然风雨交加，战士们冷得直打哆嗦，虽然又饥又冷，但艰难困苦并没有使人民子弟兵屈服，仍士气高昂。他们照样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处处关心爱护人民。始终把宣传发动群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大山深处稀落的住户中做群众工作。老乡们得知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提供食品，帮助引路。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给老百姓添麻烦，加负担，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在篝火旁，曾在桂东等地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的老战士刘芝禄，向战士们讲述蔡会文等领导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的革命经历，宣传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鼓舞斗志，以增强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宣传员小徐也拨弄琴弦，唱起了自编自演的歌曲：“红红炉火炼成钢，江南杀出龙虎将。若问健儿从何来，陕北出发到三湘。打得日伪转了向，连说‘天兵从天降’，打得顽军哭爹娘，大喊饶命我交枪。”这些对鼓舞士气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深夜，王震、王首道在看望战士们回到宿营地秋坪的一个厂棚后，马上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会，对部队的行动计划进行研究。会上，王震说明了敌情的严重情况，部队决不能束手待毙。会后，王震、王首道向部队连夜下达了突围的命令：“明日（19日）4时出发，充分作好战斗准备。我们要勇敢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坚决与东江纵队会合。要宿营、要吃饭，希望生存、希望未来。勇敢前进！冲！冲！冲！杀！杀！杀！毫不犹疑，坚决执行！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是毛主席的。”

　　19日拂晓，南下支队从秋坪、都寮、彩洞一线出发。司令员王震率领部队，在当地的一个老赤卫队员引导下，避开强敌，选择一条极少人走的道路，冒着暴雨，翻山越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革命斗志战胜各种困难，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于21日进至汝城县的濠头。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将南下支队消灭在八面山中的阴谋，历尽艰辛的南下支队，取得了八面山突围的胜利。南下支队随后取道汝城黄家土、牛子塘进入江西崇义县境，于27日翻越大庚岭到达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

　　南下部队突围时将在西边山战斗中负伤的刘计，安排在杨梅?（今青山乡罗家村）李大娘家养伤，户主对留下来养伤的伤员，关怀备至，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照顾他，还寻找草药为他治疗伤口。李大娘把刘计当作亲兄弟，喂饭送汤，倒屎倒尿，精心照料，体贴入微，使刘计深受感动，刻骨铭心。1987年，刘计重访桂东时，还专程前往杨梅土盈看望当地人民，当得知李大娘已经去世后，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柱着拐棍前往李大娘墓地进行吊唁。

　　三、抗日战争胜利，南下支队北返经过桂东

　　南下支队从桂东的八面山突围后，继续向南往赣、粤境内挺进，在即将与奉命北上已到达粤北始兴地区的东江纵队会师，完成中央交给他们的战略任务时，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向同盟国签字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八年全面抗战，终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桂东虽未遭受日本侵略军的入侵，是湘南唯一没有沦陷的县，但桂东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战乱造成全县经济和财产损失折合法币达175.08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达165.54亿元，间接经济损失9.54亿元。八年全面抗战桂东向抗日前线输送兵员7391人，其中经查实有127名官兵为国捐躯；全县征用民工70325人次帮助军队挑运军需物质等。主要粮食产量由战前的26.51万石减至19.5万石，下降35.95%。桂东人民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息后，奔走相告，一片欢腾，城乡燃放鞭炮，群众举行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演出戏剧，时达三天，庆祝抗战胜利。

　　然而，随着日军的投降，国民党为重开内战锋芒毕露，到处抢占抗战胜利果实，打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生存空间。八路军南下支队面临着严峻考验。国民党当局令第九战区3个军从湘南到赣南一路追击南征部队；同时，急令第七战区的余汉谋部2个军以广东曲江为中心在粤北的乐昌、仁化、始兴、南雄等地对南下支队进行堵截，左翼江西的敌人也在步步紧逼。至少有5个军的兵力对南下支队形成合围之势，妄图将南下支队一举歼灭在湘粤赣边境。南下支队在粤北南雄一带又陷入新的重围，前有敌人阻截，后有追兵，在湘粤赣边区建立根据地与东江纵队会合已不能实现了。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南下支队决定放弃与东江纵队会合的计划，立即返回中原与新四军五师会合，扩建鄂豫皖根据地。这一决定报告中央后，中央军委复电：“时局变化……同意你们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8月29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沿着湘赣边界开始北返。9月3日，队伍由江西上犹县的黄沙坑进入遂川县的左安墟，在这里全歼阻击南征部队北返时的敌军一个营。此时，部队又获悉国民党第四军五十九师即将赶到的消息，立即改变在左安宿营的计划，改由第一支队担任前卫，继续前进。当晚进入桂东县属的中坑和圆明庵（现属清泉镇）一带宿营。当第一支队进入中坑时，遇到敌军一个连的阻击。一支队二营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击退了敌人的阻击。

　　南下支队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妄图阻止部队北返的第一道防线，但国民党军第四军五十九师和三十七军六十师，正陆续向井冈山以南的地区进行集结，企图配合尾追南下支队的国民党军暂二军和第九十师将南下支队歼灭于这一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南下支队领导认为：一定要利用敌军堵截围歼的兵力尚未完全部署就绪之前，抢时间、争速度，确保桂东至遂川的通道，打乱敌人的计划。为此，当机立断地命令全体指战员于9月4日凌晨出发，争取在拂晓前越过封锁线。

　　当第一支队进到秋坪时，又遇到敌军的一个连，战士们趁着黑夜向敌军发起进攻，敌军害怕夜战，一触即溃。一支队占领秋坪后，立即向桂东和遂川方面各派出一个连进行警戒，以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通过。拂晓时分，南下支队进抵牛岗墟，又遇到国民党第四军五十九师和第三十七军六十一师部队两个连的拦堵。当国民党军发现四周的山头全部被南下支队占领后，不敢恋战，黎明前逃之夭夭。南下支队连战皆捷，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所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按照原定的计划，沿着湘赣边界继续北返，于9月底取道江西省转移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所部会合，取得了北返的胜利。

　　在牛岗墟战斗中负伤的齐排长，安置在打铁坳一个叫聂春凤的妇女家中养伤，她非常机智地避开国民党的多次搜查，不厌其烦地为伤员洗脓揩血治伤，悉心照料。孤儿寡母不分晴天雨天，砍柴烧炭，换取粮食维持生计，使齐排长吃饱吃好，直至康复，回归部队。

　　南下支队1945年8月南征进入桂东至9月北返离开桂东，在此期间，南下支队在部队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战胜了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各种艰难险阻，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桂东人民的革命斗志。南下支队每到一处都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保护人民利益，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赖，提高了八路军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表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也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颂歌，为以后桂东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桂东人民在中共桂东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争取解放，打下了坚固的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4-03-18 16: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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