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
2014-03-18 16:55:37  来源：华龙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为克服国共合作的分裂危险，发展全民族团结抗日的良好局面，中共曾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强调：“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并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1然而，随着抗战的进展，国民党对中共影响的扩大和抗日武装的发展极为不安，遂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由此标志着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从重点对外（抗日）转向重点对内（反共）。随即，其先后制订《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设立反共“特别委员会”，国共合作抗战局面由此出现危局。1939年6月上旬，周恩来向中央写出《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两党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

　　汪精卫投日后，日本加紧对蒋介石诱降。针对此情形，1939年6月25日，周恩来为抗战两周年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鲜明地表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场。由此，这一方针成为南方局坚守国统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抗日虽日渐冷淡，但两党合作关系依然存在。中共对此十分重视，希望通过努力使之加强，至少保持已有的军事联络。作为坚持重庆的南方局及其所属机构，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沟通和改善两党、两军关系，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的使命。为此，南方局、办事处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负责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呈转关于对日进军的行动方向，作战计划、方案，两军协同作战意见，以及有关命令、报告等。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重大军事行动，事先都要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报告。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在冀鲁豫、冀南、华中等地的军事行动，华北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等，在中共中央军委做出方案后，即电告南方局，由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或备案。当时，国共两军虽分区作战，但为了联合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委会有时也要求中共军队执行某一作战任务，或配合国军作战。这些作战命令和要求，基本上都以书面形式发送办事处或周恩来、叶剑英，由他们负责转达。1939年冬季对日攻势作战，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在山西上党一带和正太路、平汉线，平绥线、陇海线等方面协同作战。这个电报送达办事处后，叶剑英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配合作战初步意见，随之将蒋电及南方局、办事处的意见一并报告中央军委。得延安复电后，南方局又以叶剑英或办事处名义将中共军队配合作战方案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1941年，日军在华北发动以进攻山西中条山为重点的军事攻势，国民党军严重失利后，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当局问及周恩来“中共军队是否配合作战？”周当即表示：“抗战到底为我们素志”，“即使在皖南事变以后也未停止，十八集团军必能协同作战无疑。”当局将本次作战情况告周后，南方局即将此意电告中央军委。经中央军委研究后，速以朱德、彭德怀名义复电表明八路军决心协同作战态度，并将协同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转交。中条山战役虽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后，但中共却不记前仇，以民族大义为重，很好配合了友军对日作战。

　　二是，负责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送中共军队抗击日伪军战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了解战场情况，要求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在对日作战后，都要把作战时间、地点、参战部队、作战经过、战绩、损失以及敌情状况等以战报形式呈送军事统帅部。从抗战大局计，八路军、新四军都按照要求写出战报，并通过办事处即时转报。办事处也把做好战报转呈工作，作为增进国共两党、两军相互了解，消除隔阂，坚持团结抗日的一个重要方面。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蒋介石就通过办事处呈送的战报及时了解“百团大战”战绩，并给予八路军嘉奖，使当局对八路军对日作战能力有所了解。中条山战役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诬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不配合友军作战。周恩来即以八路军大量战绩予以严正驳斥，制止了顽固派的诬蔑，使两军间没有因无中生有的攻击导致自相残杀。

　　三是，在两党两军之间负责有关情报的中转。国共两军合作抗击日伪，除相互的军事配合外，还保持着双方对日伪军情的交换，由于南方局、办事处的特殊地位，便自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互通军情的重要中转站。抗战中，中共军队搜集的各种日伪军情，经过查实之后都一并电告南方局。由南方局、办事处分别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有关部门。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把其编制的《敌伪广播》和《敌情通报》等送发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报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种军情交换，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又一表现。

　　南方局、办事处承担的这些任务，所开展的工作和付出的努力，都充分显示了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排除党派之争，坚持抗战团结的诚意。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给这种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还时时寻机进行迫害。但是，南方局、办事处却始终能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持不作有损两党两军团结的事，没有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以口实。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过南方局的努力，国共两党两军之间有限范围内的合作，对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这一时期，在南方局推动下，国共间还进行过一次重要军事合作。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期间，在研讨二期抗战时提出与中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请求。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予以积极回应，经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派叶剑英负责训练班筹建。为此，次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表示“凡我们的帮助，能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之进步，有利于整个抗战者，应决心帮助之”。1939年2月21日，在中共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在湖南衡山南岳镇正式开学。中共派出由教官六人，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叶剑英任团长，特聘周恩来为讲师。同年4月18日、19日，周恩来借到江南视察新四军之便，到“游干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中的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游干班只办了三期，后因第一次反共高潮而终止。但它在促进合作、维护团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少学员毕业后继续与中共教官保持联系；有的重返前线打击日寇，为国捐躯；有的毅然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队伍。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同时，也在国统区先后制造“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等反共事件。为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周恩来、叶剑英及时以中共代表身份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编发了《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纪念册》。之后，南方局又在红岩嘴驻地冒雨举行有各中间党派、社会团体、新闻界人士参加的追悼会，揭露和谴责其反共行径。1940年初，国民党特务又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机抓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成都《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罗世文，中苏友好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共产党员车耀先等30多人。事件发生后，叶剑英、董必武当即致电国民党成都地方当局，并直接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罗世文等被捕共产党员，严惩肇事者。同时，南方局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名义，发布《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四川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阴谋。此外，南方局在及时对川康等党组织的隐蔽工作做出部署的同时，又特派潘梓年等赴成都向刘文辉、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说明真相，争取他们保持中立，竭力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后，国民党将军事反共的重点南移，把反共目标指向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筹划新的反共高潮。1940年3月，因手臂受伤赴苏联治疗的周恩来回国，5月即返回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并与国民党谈判。6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表示中共诚意抗战，并对国民党在抗战中反共行径进行谴责。接着，周恩来又与何应钦、白崇禧就划分战区等系列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都开往旧黄河北岸的狭小地带，拟在达到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展，借日军之力消灭的目的。为应对这一图谋，周恩来提出了旨在保证八路军、新四军独立性和发展战地的六个条件。随后，国民党方面又抛出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区的“提示案”。为争取谈判有所成果，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意见，对国民党做出适应让步。但是，国民党却不予置理，对谈判采取拖的态度，致使谈判无果而终。1940年3月上旬，蒋介石下令第三战区韩德勤部向西进，配合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夹击皖东新四军。当南方局获悉此消息后，董必武、叶剑英立即致电项英，建议积极作好应战准备，结果这次对新四军各部发动的进攻均被击溃。面对国民党军队愈演愈烈的军事进攻，周恩来与叶剑英于7月7日两次致函何应钦，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立即停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袭击。10月初，正当八路军向日寇发动“百团大战”之际，国民党却聚集三万兵力向黄桥新四军发动进攻，以此为标志更大规模反共摩擦事件正式酝酿中。

　　在国民党顽固派军事反共重点南移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统治和反共活动。1940年春季，顽固派先后在重庆、万县、宜宾等地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这些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此外，还对爱国民主人士加紧政治压迫，致使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遭软禁；邹韬奋创办的44处生活书店分店被迫关闭；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等爱国进步社团纷纷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为应对形势进一步恶化，1940年5月以后，中共中央对巩固国统区党的组织发出指示，明确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据此积极贯彻，很快实现了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根本转变，作好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的准备。1940年9月初，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军令部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新四军命令的重要情报后，速电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即指示中原局和新四军“准备自卫行动”。9月17日，南方局又获悉一系列国民党军将袭击新四军的情报后，急电中央并转新四军，建议作好应对部署。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致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最后通牒江南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为了探明国民党当局政治动向，了解各界人士对时局变化的反映，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接触冯玉祥、孙科、覃震、于右任、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们对“皓电”和时局的看法。10月24日，周恩来连续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提议“皓电”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一要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集结应战；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队需作应战准备。10月25日，中央将周的电报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并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两次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刘、项，指出：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11月1日，周恩来又两次致电中央，建议以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条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央最终采纳了周的建议。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彭、叶、项名义致何、白“佳电”经叶剑英转给国民党当局。“佳电”刚柔并济地批驳了“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之词，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发布后得广大中间派的理解和同情。与此同时，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局，南方局除要求《新华日报》将“佳电”广泛印送给各阶层人士外，还加强国际统战力度，特意向英、美、苏、法等驻华使团及在华国际团体提供了有关国共关系资料。12月下旬，周恩来约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阐述国共分歧的实质，并预计了发生重大反共事件的危险性。向其说明：我们不想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以加剧磨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些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地进攻时予以揭露。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称新四军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但“如果你们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冲突绝难避免”。次日，周恩来给中央发电指出：蒋的承诺“靠不住”，这次不过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罢了，而事实上，国民党“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八万余人包围袭击，皖南事变发生。1月7日，周恩来得到皖南新四军遭袭消息，当即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1月11日，周恩来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晚会时，再次收到有关事变急电，他当即向与会各界宣布，强烈谴责了顽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1月17日，周恩来在获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即在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电话，义正词严指出：“你们的行为（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二楼走道召集南方局、办事处人员开会，通报事变发生经过。指出：目前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完全决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但经过斗争两党还可继续合作抗日。而我们则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次日凌晨，他奋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与挽诗。《新华日报》连夜刊印，在天亮前发往全城，使事变真相大白天下。时局骤变后，中共中央基于对南方局领导人和国统区党组织安全考虑，于1月18日后十多天时间内，连续数次来电，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迅即回延”，并将其他党内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南方局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周恩来认为国共关系尚未到最后决裂之时，决定坚持下来，争取时局好转。并及时向中央陈述理由，最终得到中央同意。不久，中央决定对第二次反共高潮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指示南方局：“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从此，中央中央和南方局在不同战线上，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1月19日，南方局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并广为散发。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周恩来通过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及时将上述“命令”和“谈话”转交国民党中央。随即，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即在香港发出抗议，并致函蒋介石，谴责其“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其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统区民主党派也愤然抗议，章伯钧等与周恩来会面，表达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的意愿。国民党内也多有反对内战者，张治中向蒋介石呈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认为皖南事件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向蒋介石面陈慎重处置新四军问题，以免造成内战危险及国际间的不良观感。国共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在事变发生后“感到没脸见人”。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指亲日派）是奸。与此同时，经过南方局的工作，美、英、苏等驻华使馆以及国际机构也了解了事变真实，逐渐对中共倾于同情和支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1月下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周恩来会晤后将事件真像报告国内，英国政府即电告蒋介石指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2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秘密会见不久，便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由此，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

　　1941年2月初，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的系列反共事件，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是月10日，周恩来约见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等民主人士，告知中共拒绝出席之理由，获得他们谅解。3月2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和民主党派以及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被捕人员等十二条作为出席会议条件。中共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拥护,最终迫使蒋介石在二届参政会上做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3月8日，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询问延安中共中央有何意见，做出缓和两党关系的姿态，表示部分让步和谋求妥协之意。至此，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并在曲折中维护这种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反共开始，虽然新四军受到严重损失，但这一反共行径却使顽固派在政治陷入被动，在道义上失去人心，使中间势力抛弃了对他们的幻想，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的地位日益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益上升。

　　二、团结争取中间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而共同奋斗，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战胜利，促使中国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做民主党派的团结工作

　　民主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战时期，南方局积极支持中间党派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并通过各种途径与各抗日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密切合作，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政治追求中共同前进，将党的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

　　1941年5月，在南方局领导下，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在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公馆（即屈武住所）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这个组织成立之初，成员大都是国民党知名的左派人物，与国民党上层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如：王昆仑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是出名的“太子派”人物；屈武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蒋经国留苏同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除此之外，这个组织中也有来自不同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如救国会的金仲华、曹孟君；东北救亡总会的高崇民、阎宝航；第三党的潘菽等。同时，“小民革”一切活动，都是在南方局指导下进行。侯外庐回忆：“小民革来自各党派的成员，个个都善于独立思考，很难有力量让他们盲从某一个人，某一个党。但是，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通过自己头脑的比较、分析、判断，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最有抗御外敌的决心和争取民主的诚意，最能代表民族的希望。因此，他们走到一起来，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的斗争，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小民革”的建立及其活动，可以说是中共统一战线成功实践的一个缩影。

　　抗战时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除国共两党外，还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三党三派”。它们虽政治主张不相同，但都支持武装抗日，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都加入了参政会。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参政会，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参政员资格，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在参政会中受到压制。在此形势下，各中间党派为争取生存，迫切感到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密切与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们与南方局联系，寻求中共支持。周恩来、董必武对此表达了“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之意”。3月15日，周恩来在给中央电报中称：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我们力促其成。不久中央回电，指出“积极支持民盟的方针是很对的”。3月19日，在南方局的支持下，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在上清寺“特园”秘密开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推选黄炎培为主席（以后由张澜继任）。半年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亦应邀参加，至此民盟成为“三党三派”的联盟组织。民盟建立后，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常去“特园”，与同盟领导人共商国是，促进内部团结。1941年8月31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央：“各党派联合组织之民主同盟，曾经章伯钧与我方保持联系，我方亦愿从旁赞助，以培养中间分子之民主势力，彼等活动，我方随时皆可详知，可随时协助之。”之后，民盟为争取合法和公开地位，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对此，周恩来表示热忱赞同，并指示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给予资金支持，顺利促成《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正式出版。10月10日，报纸刊登了民盟在重庆成立消息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由此，民盟从秘密走向公开。

　　抗战时期，民盟成立及其活动，使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所有中间党派的政治联盟，从而严重冲击了蒋介石“党外无党”的独裁统治。如果说皖南事变前，不少民主党派处于中间，有时还倾向于国民党，而皖南事变后，他们中的多数已逐步向中共靠拢。它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中一项最突出的成就。此后，民盟即开始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发展。同时，刘文辉、龙云等主张抗日反蒋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也成为秘密盟员。在这个过程中，南方局在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罗隆基曾回忆：“1941年我在昆明创办民盟支部的时候，共产党在昆明的地下党组织是予以全力地支持的。那时候共产党地下党员周新民在重庆已参加了民盟，他特来昆明的云南大学教书，实际上是帮助民盟工作的。”在此后，同盟内部的进步力量不断增长，政治倾向逐步向左转，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同盟军。

　　在抗战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民主派，大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他们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统治，坚持与中共合作，主要代表人物有宋庆龄、何香凝外，柳亚子、彭泽民等；另一部分是实力派，主要代表人物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这些人大革命前后曾与中共对立，又与蒋介石有尖锐矛盾，抗战后则拥护抗战民主，并与中共逐步接近。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早在1938年6月，在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帮助下，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联络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从多方面支持了国内抗战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率“保盟”迁往重庆，南方局与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之间继续保持亲密联系，在各种政治斗争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保盟”成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的重要桥梁。

　　1938年2月，周恩来就在武汉与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保持着经常交往。冯玉祥对周恩来的印象是：“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冯玉祥在重庆打电文告诫老部下鹿钟麟，要他与八路军搞好团结，共同抗战。为加强与冯将军联系，南方局特派王冶秋、赖亚力等中共党员到他身边工作，推动其抗日。1941年11月冯玉祥六旬寿辰之际，《新华日报》出特刊贺寿，登载毛泽东、朱德等的祝词，和周恩来贺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高度赞扬其“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

　　李济深在国民党民主派中有重要影响。1939年初，李济深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不日，他就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商议国是。周恩来表态支持他工作，并“希望大家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心协力，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之后，为支持李济深，南方局特派张友渔、梅龚彬、于炳然等中共党员进入这个委员会帮助工作。1940年夏，李济深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后，南方局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等同他保持联系。1941年1月，国民党特务包围桂林办事处。李济深获悉后即采取措施拖延特务行动，并派人给李克农送去秘信，使桂林八办人员得以安全撤离。皖南事变后，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要经桂林撤往香港，李济深又鼎力相助。其间，李济深对中共在桂林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也予以过大力支持，使桂林进步文化繁荣一时。抗战胜利后，在南方局支持下，李济深与何香凝、蔡延锴等共同酝酿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3月“民促”正式成立，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

　　1943年初，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分别会见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甘祠森等，帮助他们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同年春节后，第一次座谈会顺利召开，以后坚持了三年。此间，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熊瑾玎等与座谈会的朋友经常交流，讨论国是。经一段时间酝酿，座谈会认为建立一个能团结更多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组织的条件已成熟，且初定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南方局支持下，终使 “民联” 于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

　　（二）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地方实力派是拥有军队的地方军阀，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但他们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却存在深刻矛盾。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他们积极拥护团结抗日。尤其是相持阶段后，随着蒋介石中央势力的西进，其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争取地方实力派，就成为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

　　曾经担任过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拥有地方武装十多万人和70多个县的地盘，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早在武汉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就开始做刘文辉的工作，希望他变“多宝为一宝”──坚持抗战。1941年3月，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刘文辉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与刘文辉在实业界人士吴晋航的住处秘密会晤。周恩来指出：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并表示共产党希望与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密切联系，具体配合。这次会晤后，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刘文辉达成了《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此协定，当年6月南方局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和报务员到雅安刘文辉部设立秘密电台，使刘文辉与延安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并一直工作到1949年刘文辉在川康起义。1944年底到1945年初，日军入川趋势显现，国民党内部妥协论调也日渐抬头。为加强对刘文辉的工作，王若飞特派张友渔到成都，帮助刘文辉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提醒他如果日军入川，蒋介石西逃，西南必须准备自保。这次会晤历时有一个多月，刘文辉曾感叹：这次会晤“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由于南方局长期的细致工作，使刘文辉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逐步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最终走向了人民阵营。

　　曾担任四川省长和二十八军军长的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代表。抗战初期，他请缨杀敌，出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征抗战。早在1937年，在山西抗战的邓锡侯就得到过周恩来的及时帮助，从此，使他对共产党有了好感。1938年，邓锡侯任四川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期间，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张友渔等中共领导人都同他有过会晤，并建立的合作关系。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中共党员杨伯恺，邓锡侯托人向杨透露消息。使杨得以脱险。通过长期的交往，使邓锡侯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直至1949年同刘文辉、潘文华在川西起义。

　　潘文华是另一个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抗战开始曾率部出川抗日，后回川就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在潘文华任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期间，周恩来派唐午园到其部队任联络员，与中共建立起经常联系。1940年，南方局又派甘树人到潘处做联络员，并被委为绥靖公署中校秘书。其间，董必武、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也先后同潘文华有过秘密接触，相互交流，共商国是。以后，南方局又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建立了互通情报和信息的渠道。经南方局长期工作，1944年，潘文华与刘文辉还秘密参加了民盟，并从经费上给予民主运动大力支持，直至1949年12月在彭县通电起义。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滇主政十年，握有重兵，是西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共领导人朱德、叶剑英就曾与其在南京有过接触，双方达成了保持电讯联系的共识。1939年，南方局决定：“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并让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李群杰，进入省政府专做上层统战工作。随后，又派方文彬（方正）到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负责滇军中党的工作，任党支部书记，这之后，南方局与龙云合作关系日益紧密。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策动反共行动，龙云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在此期间，南方局又派朱家璧回云南军队开展上层统战和兵运工作。周恩来告诫朱：“你到过延安，进过抗大，大家是会知道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你回云南后，只能是以进步的面貌出现。装落后，人家是不会相信的。”朱家璧回滇后，即利用社会关系通过龙云、卢汉等被任命为滇军第一旅（后编为十八师）营长。1942年4月，为进一步加强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南方局派张文澄、杨才等到云南与在滇军工作的方文彬联系，并在滇军建立电台。1943年8月间，龙云通过罗隆基提出要与周恩来会晤。当年9月，周恩来派华岗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公开身份是云南大学教授）直接同龙云接触，并根据龙云建议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与其保持经常联系。此外，经龙云同意，《新华日报》还在昆明设立了营业分处。

　　由于龙云开明态度，使昆明抗日民主运动也得到广泛开展。1944年10月10日，在中共云南工委领导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进步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联合在昆明举行6000人参加的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抨击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提出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力，成立联合政府，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龙云特派警察到会场维护秩序。因为有了南方局对龙云开展的长期、卓越的统战工作，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才得以健康发展，才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并了抗战胜利后，中共党组织在云南各地开展民主运动和军事斗争奠定了基础。

　　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桂系集团，是地方实力派中的一个重要派系。七七事变后，桂系即征兵十万，开赴前线抗战。后因台儿庄大捷，使桂系地位倍增。为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1938年底，经周恩来与白崇禧商定，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春夏间，周恩来、叶剑英多次到桂林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同时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到桂林开辟阵地。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桂林人口猛增，从武汉、广州撤离的大批文化人聚集桂林。为加强对广西的控制，桂系成立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以便沟通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分担正、副会长，而常务工作却由与救国会有联系的国民党左派李任仁、陈劭先主持。为表开明姿态“研究会”吸收了李达、李四光、欧阳予倩、陶孟和、张志让、胡愈之、陈此生、夏衍、杨东莼、金仲华、千家驹、范长江等大批公开或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做研究员。同时，范长江主办的国际通讯社；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救国会主办的《国民公论》；韬奋的《生活书店》等等一批进步报刊和出版机构相继迁来桂林；原由三厅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和团体也到桂林立足和演出。“广西建设研究会”出版的《时论分析》，也大量引用《新华日报》、《群众》的言论。由此，桂林日救亡气氛浓烈，一时成为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

　　1940年秋，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军统和中统势力开始插入广西。皖南事变中桂系被迫参与反共，对此，白崇禧对在其身边的中共党员谢和赓、刘仲容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有什么办法拒绝呀！”而在处理中共问题上，他也始终留下了余地，此外，对在桂林的中共人员李济深也是取保护态度。因此，当蒋介石下令抓人、查封进步报刊时，桂系都采取了应付办法，而对于夏衍、范长江等共产党人却设法掩护他们撤退。桂林八办被迫撤销后，为加强广西统战工作，南方局又派李亚群去桂林，建立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并在李济深支持下逐步恢复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撤往桂林的大批文化人回到桂林，桂林统委积极开展文化界统战工作，使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在艰苦条件下又活跃起来。1944年2月，在南方局领导下，以欧阳予倩、田汉为首的著名戏剧家，团结文化界和社会各界进步力量，在桂林举行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剧展以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主题，有八个省区、33个戏剧团体、1000余名演职员参加，共上演各种戏剧175场，观众达十多万人次，历时90余天。剧展期间《新华日报》积极报道，予以了有力支持。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外，还是仅见。”

　　南方局对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使他们坚持了团结抗战，在国共磨擦中保持了中立，且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三）做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民族工商界激于民族大义，在铁骑压境，战火纷飞，运输困难的情况下，历经艰辛将企业辗转迁往内地，并迅速恢复了生产，支持了抗战。为加强与民族工商界的团结，南方局一成立就设立经济组，专门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就到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参观，并以题词表达敬意。周恩来题词：“供给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题词：“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1942年1月，周恩来又前往渝鑫钢铁厂了解后方民营工业情况，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恩来还多次在“特园”邀请四川省畜产公司经理古耕虞、宝丰公司经理康心远等外贸界人士谈话，向他们阐明中国抗战胜利的前景，鼓励他们“要努力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支援抗战”。

　　通过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与民族工商界的广泛交往、真诚鼓励，使他们明白了自身经济发展与民族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并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同时，他们也在这种交往中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逐步接受了中共的政策主张。火柴大王刘鸿生就是在与周恩来等的长期交往中，被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和真诚折服，从怕、疑、服，最后转到真心拥护的，并倾其所能支援抗战。据大成制革公司经理徐崇林回忆，当时重庆有工厂1649家，四川有 1158家，多是中小工厂，占生产的80%，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鼓励和引导下，中小工厂都自觉地积极为军需民用生产，共生产了动力机、工具机，大型纺纱机等约117449件，硝、硫、盐酸和烧碱556710箱，酒精 2180万加仑，这“不仅成为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支持神圣抗战赢得最后胜利，而且也为今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说，当年南方局对民族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只是一种真诚交往中的鼓励、引导和帮助，多是靠人格力量的感召，但却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广大民族工商界人士不仅坚持了民族大义，从物力财力上支援了抗战，同时也开始靠近中共，扩大了中共的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虽然民族工商界为支援抗战曾竭尽余力，但是他们的发展却不时受到国民党经济政策的限制，为了自身生存，他们必然与国民党当局、官僚资本发生激烈矛盾。南方局“深刻的观察到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的尖锐矛盾”，遂决定“把中小资产阶级鼓动起来，反对四大家族”。1940年6月，周恩来在《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的任务》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实施战时财经政策，反对官僚资本。为此，南方局经济组利用《新华日报》阵地，有计划地撰文“揭露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报导民族工商业的危机，农村经济的凋敝，介绍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反映国统区与解放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同时，经常在《新华日报》刊载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卢作孚、吴蕴初、缪云台、胡子昂、古耕虞等工商界知名人士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谈话和文章。钱之光回忆说：当时我们支持西南工商界为争取自身利益与国民党的斗争，鼓励工商业者在提高猪鬃等出口物资的收购价、迁川工厂产品的收购价、花纱布工缴费，轮船运费以及金融外汇、加工定货等合作行动，《新华日报》予以支持。“从1944年到1945年，工商界三百六十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1940年秋，周恩来在约请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时，谈到了希望高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推动西南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四大家族对抗，防止被四大家族威迫或吞噬，并把刘航深、卢作孚、何北衡、杨杰三等四川民族工商界头面人物团结起来的打算。后经过高兴亚努力，推动了上述四人在重庆北泉公园数帆楼聚会，达到了“在受到四大家族压迫而发生危机时，大家协力支持”的君子协议。

　　抗战时期，南方局对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给予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制碱大王范旭东的中国制碱公司迁后方筹建新厂，但进口机器却被当局征为军用，且将资金转为贷款，继后又转为公股，由此使范旭东制碱公司因资金缺乏陷入困境。范旭东“愤恨国家金融命脉操在官僚资本之手”，为抵制官僚资本的吞并，挽救自己的企业，他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南方局了解实情后，周恩来指示长期负责国统区经济财经工作的龚饮冰、刘少文，卢绪章等与范旭东晤谈，决定从资金上帮助其筹建，1944年6月，经双方共同努力建业银行顺利开业。此举从资金有力帮助范旭东的企业渡过难关，更使他与中共建立了互信的亲密关系，最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944年初和同年冬，王若飞、周恩来先后在“特园”与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鸿生、胡厥文、吴蕴初、胡子昂、李烛尘、章乃器、吴羹梅、颜耀秋、陶桂林、胡西同、余名钰等人座谈，希望民族工商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为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国家的民主政治作出贡献。在南方局的引导下，国统区民族工商界纷纷参与民主宪政运动，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实业团体联合向国民党提出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工业界人士在《宪政月刊》社连续集会座谈，提出取消经济统治，实行政治民主。对于民族工商界的觉醒，周恩来评价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1945年夏，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在“特园”约请古耕虞谈话，阐述了中共战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希望工商界共同努力，制止内战，和平建国。古耕虞说：周恩来“这一次同我长时间的谈话，对于我以后走的道路影响至深。”9月17日，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特在“桂园”会见了刘鸿生，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工商界人士。毛泽东指出：只有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充分肯定民族工商界对抗战的贡献和政治进步后，并全面阐述了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指出“中国今后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共也反对三种资本，一是官僚资本，二是垄断资本，三是侵略资本。”同时，他坦承：中共“不讳谈资本主义”。但“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之后，其最终目的还是实行社会主义。”此外，周恩来还就劳资、税收等几方面谈了中共的主张和看法。据胡子昂回忆：周恩来《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在工商界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使我日益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丢掉了对国民党一度抱有的幻想，进一步参加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中来，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大道。”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徐崇林说，共产党给“民族工业指出生路，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同反动派继续斗争的意志和信念。”

　　南方局争取民族工商界的工作，大致可以这样来描绘其历程：在抗日的旗帜下，鼓励、引导其爱国热情，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与其建立联系，同情、支持、援助其争经济民主、反官僚资本的斗争，密切其关系，帮助其发展，进而团结教育其求政治之民主，最终走到人民的阵营。南方局争取民族工商界的实践无疑是中共统战史上又一成功典范。

　　三、发展民主运动

　　1944年上半年，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度过困难开始局部反攻，而国统区却是民生凋敝，军事溃败，社会矛盾加剧，国统区民众强烈不满，要求国民党统治集团改弦更张的呼声日高。为此，中共顺应人民要求，适时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南方局因势利导发动了国统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在民主运动高潮中迎来抗日战争胜利。

　　中共正式提出联合政府前，正是三届三次参政会召开前夕。同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次日，周恩来又致电董必武等，了解中共如提议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能否引起大后方响应以及各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9月5日，三届三次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国共关系问题列入大会议题。9月15日，林伯渠在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后，指出：“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抗战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林伯渠的这一讲话，使参政会气氛“热烈紧张、达于空前”。其他代表纷纷发言拥护中共主张，要求迅速结束一党，还政于民，使国民党陷于难堪境地。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林伯渠的报告，重庆各大报纸亦全文登载，引起国统区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次日，蒋介石在参政会报告中继续强调“我们中央屡次表示，只求军令统一，政令统一，除此以外绝无所求。”为此，17日，林伯渠、董必武以拒绝出席会议表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操纵参政会通过了拥护蒋介石报告的决议，声称参政会“以为我国家欲求抗战之完全胜利，则国家军政之完全统一，实属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社在发布林伯渠发言稿时，擅自删去“组织联合政府”一段，以此封锁消息。

　　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却积极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24日，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隆重集会，一致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等十项主张。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表示拥护支持。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使大后方民主运动有了新的明确奋斗目标。为了适应民主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这时积极推进改组，最后形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除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支持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三届三次参政会后，国共两党围绕是否和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展开了新的交锋。为了促进联合政府主张的实现，林伯渠、董必武同赫尔利在重庆举行了三次会谈。赫尔利对中共代表表示：他已告诉蒋介石，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随后赫尔利飞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晤，经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磋商，他原则同意中共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针，并同中共签订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及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这个协议表明了美国政府希望促成“联合政府”实现和迫使国民党作某些让步的意向。可是，美方的实质目的是想通过谈判让中共交出军队。因此，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当蒋介石对美方与中共达成的五点协议表示不满时，他立即改变了态度。在国民党针对五项协议提出三项“反建议”，对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明确加以拒绝时，赫尔利也出尔反尔，“劝说”中共接受。为此，周恩来严正拒绝了国民党的“反建议”，返回延安。

　　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后，赫尔利仍斡旋于国共之间，一方面邀请周恩来到重庆谈判，一方面与蒋介石商谈同中共继续谈判的方针。12月28日，周恩来答复赫尔利：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并提出了取消边区封锁、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要求。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为联合政府问题到重庆，与宋子文、王世杰、赫尔利举行会谈。会谈中国民党不仅坚持原提条件，且提出了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下，附设一机构邀请中共及其他党派参加；由当局委派中共将领在内的中美两国军官负责中共军队改编等附加条件。对此，周恩来严辞拒绝，并电告延安中央。28日，毛泽东复电：“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2月2日，周恩来提出的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被国民党拒绝后，与王世杰又草拟了一个建议案，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等方案。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称共产党“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赫尔利也表示：“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的先决条件，谈判无法再继续下去。2月15日，周恩来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说明谈判没有结果，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坚持一党独裁，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和实行人民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的结果。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由此，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最后一次谈判无果而终。

　　虽然，联合政府的谈判无果而终，但是，中共却通过这一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大后方民主运动。首先，中共在谈判条件中充分肯定了大后方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先后提出了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民众团体推选代表召开国是会议，建议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参加的国是预备会议、党派会议等议案，明确地把民盟置于与国共两党同等的地位。其次，在谈判过程中注意联系、联合大后方民主党派，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他们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在谈判斗争中，中共广泛与各界人士接触，商讨时局，听取他们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民主人士，与中共的谈判斗争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联合政府的实现。斗争目标的明确，使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面貌为之一新。第三，通过谈判教育和鼓舞了大后方民主人士，使他们看到了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坚定信念和实力，增加了对中共的了解和对国民党本质的认识，提高了为民主而斗争的勇气，与中共合作的愿望。

　　总之，中共围绕联合政府问题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既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给予大后方民主运动以很大援助。同时，在谈判过程中，中共还善于利用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对国民党独裁政治施以压力和谴责。所有这些，都对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5年元旦，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表示不待战争结束，就可以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全国的国民”。此文一发表，中共中央就立即予以驳斥，指出“不先消灭寡头专政，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决无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根据这一精神，南方局迅速行动，一方面由周恩来向国民党明确表示中共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一方面，周恩来、王若飞相继与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交换意见，宣传中共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同时，《新华日报》不断发表文章，引导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大会的实质。新年伊始，救国会、第三党、职教社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发表元旦献言、献词，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一致反对国民党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1月15日，民盟发表宣言指出：用这样的国民大会而想“‘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以为必将适得其反。”为表示对民盟的支持，《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一宣言。以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文化界、妇女界，先后发表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通电、宣言，青年学生也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可是，蒋介石却无视各党派的强烈反对，于3月1日执意宣传要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随后，国民党当局便开始紧锣密鼓筹备。

　　这一行径遭到了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强烈谴责。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在重庆发表讲话，坚决反对召开“蒋党御用的国大”。3月8日，周恩来致电王若飞，指出：蒋介石以御用国会伪装民主，必须公开揭穿，严词驳斥。并要求南方局说服民主同盟同中共配合痛击。之后，王若飞频繁举行聚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民主派共商民主问题、国共团结问题，促进了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团结。特别是作为中共重要同盟军的民盟，在斗争策略和手段等方面与中共保持了完全一致。3月10日，民盟发言人针对蒋的《新年文告》，重申了反对召开国大的立场。民盟这一坚定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指出：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时局的真正出路。这一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但是，国民党却一意孤行。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做出同年底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之后，国民党政府又决定于7月7日召开四届参政会，审议召集国民大会及其他宪政问题。对此，中共方面坚决地抵制，以拒绝出席参政会相抗议，民盟主席张澜也婉言拒绝出席。就在参政会召开前夕，在南方局促成下，褚辅成等六位参政员成功访问了延安，与中共就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四届参政会召开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又密切配合，共同抵制国民党企图召开国大的阴谋。正由于各党派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没敢公开坚持国民党六大关于当年召开国大的决定，而是会议过程中，由国民党参政员提出“国大非开不可”的理由。经过激烈争辩，7月19日，参政会通过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议中，出现了“关于国民大会之日期，本会同人未尽一致，本会兹不提出具体建议，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的表述，这实际上宣告了国民党一党召开国民大会计划的破产。国大的被迫延期，既是南方局执行中央指示，与民主党派和舟共济，坚持斗争的结果，也是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主力量的一次检阅。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过程中，1945年初爆发的胡世合运动，可称为抗战后期，国统区掀起民主运动高潮的一个标志。同年2月，重庆电力公司工人因处理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遭重庆警察局侦缉特务田凯阻挠，并开枪致死。事件发生后，电力公司300多工人自发地前往出事，强烈要求当局严惩凶手，闻之赶来的群众达五万人。正要离渝返延的周恩来获知事件真象后，即指示王若飞具体负责反特务暴行的斗争。在王若飞主持下，南方局迅速确定了因势利导，开展一场“反独裁、争民主、争生存”的群众运动的斗争策略，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这场运动由王若飞统一指挥，南方局青年组具体负责，并通过电力公司地下党员和进步工人组成了“胡世合事件伸冤后援会”。短短几天时间斗争就掀起高潮，纺织、印刷、玻璃、机器、钢铁、煤矿、皮革、电器厂工人纷纷组织起来，以中国工人民主联合会名义发出《我们的呼吁》，号召工友们“为了努力抗战，为了保障工人自由”而共同奋斗；上层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声援，强烈抗议特务暴行，要求严惩凶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迫于情势，不得不于2月26日在工人代表的监督下枪毙了特务田凯。随后，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南方局又领导群众掀起了以“公祭”和“出丧”为中心的新的斗争浪潮。有八万多人参加了公祭，六万多人参加的出丧，取得了预期的胜利。这次运动是南方局贯彻党的“隐蔽”方针以来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仅显示了大后方工人阶级和民众的力量，也深刻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以此为标志，使整个国统区在民主运动的高潮中迎来抗战胜利。

　　四、开拓外事工作新局面

　　国民政府西迁，各国驻华使团和新闻机构以及各国友好人士相继迁来重庆，使重庆成为国际交往的中心。南方局为加强国际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了外事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主要任务就是要开拓中共对外交往的空间，打破国民党外交垄断，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了解和支持，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推动抗战胜利。

　　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法卷入对德战争，国际形势大变。英法与德矛盾加剧，美日矛盾尖锐。在此形势下，周恩来带领外事组人员积极开展外事活动，敏感地注视着英、美一切可能危害中国的对日妥协倾向和会导致中国国内妥协投降的倾向，抨击它们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以促使其坚持反对侵略的立场。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德意加紧对蒋的诱降，英美也一改常态，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援华，拉拢蒋介石，防止其倒向轴心国。在此国际形势下，蒋介石“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尔最能左右逢源……”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因此，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面临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局面。为打开外事工作局面，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国使节和国际人士，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美国顾问拉铁摩尔，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大使馆秘书赫戈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等都有过会晤，建立了联系；也与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盖尔荷恩、海明威，美国报业巨子亨利等有亲密交往和紧密联系。通过这些会晤和交往，向他们阐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介绍敌后解放区战场坚持抗战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同情和支持。1941年5月，周恩来与美国作家海明威会晤后，致电毛泽东说：海明威反对国共内战，主张抗日，因此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巩固，中共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广阔活动舞台，南方局与美英在华各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了。除继续保持与英美驻华大使馆，美军驻华司令总部的联络外，还加强了与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周恩来、龚澎、王炳南、乔冠华、陈家康等人与美新闻处处长费正清建立了密切关系，中共秘密党员刘尊祺、孟用潜、金仲华、刘思慕、葛未凡、韩幽桐、郭达等通过各种途径相继到美国新闻机构中去工作，建立起中共与美方联系的新渠道。

　　为使国际社会更全面了解中国抗战真实情况，加强中共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合作。南方局通过各种渠道与国际人士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共军队抗日实绩，用事实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并寻找中共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的途径。1942年初夏，周恩来与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文职官员约翰·戴维斯谈话时，多次向他表示中共愿与美国建立军事合作的意愿。在戴维斯表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时，周恩来建议美方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周恩来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有关资料带给居里，并附上致居里信函。周恩来在信中表明：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同年10月，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向美方提供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的具体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其反共政策，势必使中国内战加剧，对抗战不利。威尔基离渝回国前明确告知蒋介石“在战时及在战争结束时勿与中共有严重问题之发生”。

　　1942年，南方局派罗清、蒋金涛等负责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选择《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中共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战况、解放区建设等重要消息，翻译后予以刊载，以供给外国记者、使馆和其他外国友好人士参阅，到抗战胜利小册子大约出了20多册。通过这些宣传工作，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实力和战绩逐渐受到英美官方的重视，戴维斯、艾哲逊和谢伟思等驻华外交官开始对国共关系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从美国利益出发，他们纷纷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其片面支持国民党的做法，转而采取更富弹性的对华政策，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由于南方局具有成效的外事宣传，使不少外国记者对延安的关注日增。在此背景下，自1943年11月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官方提出赴延安采访要求后，1944年3月，在华外国记者掀起了“赴延安考察”的热潮。经南方局竭力推动，5月17日，在《新华日报》记者龚澎等陪同下，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爱波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信号》杂志，《中国通讯》），普金科（塔斯社）等六名外国记者与九名中国记者共同开始了赴延安的破冰之旅，中共领导人以极大热忱欢迎记者团的到来。在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称这次访问“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尽管这个缝隙很小，但再要强制地关闭，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他表示将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敌后根据地的一切，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

　　如果说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使国际社会第一次真实地了解到中共领导的边区和军队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则使中共与美国官方之间建立起一个固定联络渠道。为了实现与美国的直接联系，打破国民党封锁，从1942年到1943年，周恩来就在重庆与美方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1943年1月23日，谢伟斯向美国政府转达周恩来希望“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意图，并认为此举“对我们会有很大益处，会使我们对于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个广泛和实际的了解”。1944年1月，戴维斯也曾通过史迪威，建议罗斯福派观察组去延安，罗斯福最终采纳了建议，并致电蒋介石提出派美军观察团前往解放区的请求，但遭到蒋介石拒绝。同年3月，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罗斯福逐步感到派遣人员到延安是正确且紧迫的，遂派副总统华莱士来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迫于美国压力，蒋介石只得勉强同意，但坚持美国不要和中共采取任何联合行动。对此，华莱士回国后向罗斯福报告：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影响”蒋介石“采纳中国进步人士所指导的政策，这样才（会）唤起民众的支持，并把新的活力注入中国的战争努力”。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一行17人在包瑞德上校组长率领下，分两批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通过实地考察和与中共领导人会商，直接了解到中共打击日本的坚定信心和抗日根据地的实情，更感受到中共希望与美国联合打击日本的意愿。他们向美政府发回报告，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称赞延安的抗日民主政策。戴维斯指出：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义务”，“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伟大的势力站在一起”。包瑞德也认为，“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虽然，在南方局推动下美军观察组实现了延安之行，但是，此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蒋介石和美国反共势力的反对。况且“罗斯福的言论和行动并不表明他打算单方面或违反国民党的意愿支持共产党人”。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并未被考察组那些“才华横溢、精力旺盛但地位很低”的官员的意愿左右。1944年10月，正当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积极谋求美国对中共援助之时，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中共；在中国内部，真正无条件地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对华新政策已开始实施。

　　尽管中共与美国政府的军事合作没有实现，但这段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在美军观察组驻扎延安期间，周恩来认为：“不管怎样，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并评价美军观察组驻延安是一座“里程碑”。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和实际接触的开始。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遍行为，而应把这看成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并认为：由于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因此，中共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属于国民外交的范畴。同时，他坚信只要做好国民外交，坚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是可能使中共的影响扩大到国际社会中去的，1944年中共在外交上的胜利已是一大证明。1945年4月，经过周恩来等的斗争，中共代表董必武（秘书陈家康、记者章汉夫）正式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国际会议，它在实质上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局面，标志着中共独立外交的开始。

　　南方局外事工作获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国际条件，而且它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培养的人才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赢得的信任，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巩固发展党的组织

　　巩固发展党的组织，是在国统区的南方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抗战团结，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也是抗战时期，南方局贯穿始终的重要任务。

　　1939年4月，为使国统区党组织适应相持阶段后的新形势，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在重庆机房街70号和红岩嘴13号举办多次党员干部训练班，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等轮流授课，对各省、特委领导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沦、党的建设理论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研究总结统战工作和秘密工作经验。各省委、特委、边区委也相继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通过这些训练班，对党员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国统区新的斗争形势，巩固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6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方针，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各地党组织必须立即坚决转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组织从半公开转入地下，各级干部尽可能职业化等十项要求。随即，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又先后通知所属省、特委负责人到重庆，部署贯彻“隐蔽精干”方针的工作。由于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贯彻及时、执行坚决，不仅使国统区绝大多数党组织保存了主要骨干，而且从根本上巩固了党的组织。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不断加剧，先后发生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鄂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被迫封闭、撤销；党的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杀害、遭逮捕等事件。鉴于险恶形势，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宁缺勿暴”、“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采取措施紧急撤退了一批已暴露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干部。譬如：重庆办事处从150多人疏散到只剩60余人，《新华日报》馆由210人疏散到仅留40余人。同年4月15日至5月22日，南方局召开会议，专门总结检查了党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经验。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要研究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抛弃不好的现在不适用的方式。党员要在社会生根，在职业中巩固，多交朋友，认识社会，研究学问，学习主义。会议特别强调贯彻“隐蔽精干”方针的重要性，并对南方各省、特委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之后,南方局结合国统区实际提出“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即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工作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过程中，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开展工作。在学校,他们通过同学会、同乡会、基督教等公开、合法组织，利用迎新送旧、家庭访问等方式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在工厂,他们通过劳协、新运妇指会等合法团体，举办工人识字班、福利社团结工人，依靠工人。在军政机关，他们通过广交朋友，调查研究，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在1941年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坚决实行“三勤”、“三化”，坚持了抗战，隐蔽了精干，积蓄了力量，争取了人心，渡过了难关，从而为抗战后期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兴起作了组织力量上的积蓄。1941年12月，南方局在红岩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总结，提出了“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的目标。次年3月，南方局拟定了《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紧急处置办法》，制定“划小省、特、中心县委范围，减少直属单位，不设平行组织；重新审查党员社会职业关系，非必要时彼此不得打通；防止党的破坏”等七项措施。随后，南方局领导西南各省党组织完成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转变，初步实现了“隐蔽精干”，巩固党的目标。

　　在实行“三勤”、“三化”过程中，南方局青年组还根据国统区的斗争实际，创造出一种团结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形式——“据点”。其特点是以友谊和共同政治见解为基础，由同一单位或地区相互信任的三五人组成，没有正式名称、固定形式，但有严格秘密工作原则的非党群众组织。皖南事变后，南方局青年组大学生、职业青年和青年工人中联系了少数积极分子，也包括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到1942年，要求建立巩固青年组织的积极分子逐渐增多，但当时政治环境，还不到建立政治性组织的条件。青年组向南方局汇报后，周恩来指示可采取灵活形式组织青年，并将组织形式称作“据点”。于是，青年组便着手在重庆地区进步力量集中的部门建立“据点”，采取只有纵向关系，不发生横向往来的“单线”联系方式，并在《新华日报》上辟《青年生活》专刊指导这一工作。以后，“据点”在国统区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成了党组织联系进步群众的无形桥梁。1942年5月25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青委电文中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150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的青年），已建立“据点”四个。这种“据点”以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做调查研究与通讯工作。1942年夏末秋初，由南方局青年组在红岩村举办了一次学习会，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育才学校等“据点”的负责人和青年骨干接受了培训。同年底，青年组联系的“据点”发展到九个，联系的进步分子达252人。1943年9月、1944年初、1945年初，青年组又先后三次召开学习交流会，学习革命理论和政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到1945年春，青年组联系的“据点”已有48个，直接间接联系的“据点”成员989人（其中：大学生464人，中学生24人，文化界63人，中学教员81人，小学教员63人，职员178人，公务员30人，商人6人，工人10人，其他 70人）。联系的地区已从重庆市及附近郊区，扩大到成都、乐山、宜宾等地的院校。

　　1944年春，国统区民主运动兴起，以往单线联系的“据点”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局领导的一批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和公开进步团体，在“据点”基础上相继成立。7月，以复旦大学为基地成立了“中国学生导报社”，并于年底创办了公开发行的《中国学生导报》。同年10月，在成都建立了 “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1945年1月，昆明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等；1945年7月，重庆成立了“新青社”。这些组织都承继了“据点”的传统，成为党领导群众运动，特别是青年运动的有力助手，并为此后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抗战胜利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从1942年春至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坚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整风部署，根据国统区党的工作实际，开展了积极稳妥的整风学习。早在1941年夏，周恩来就在南方局机关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南方局制定了加强组织纪律，遵守保密制度，反对自由主义和开展调查研究等具体方案。同年10月，南方局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的高级学习组，组织办事处、报馆和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194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南方局又成立了由周恩来、董必武等20余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将南方局机关、办事处、《新华日报》馆的干部，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为高、中、普通三个小组，并按照学风、党风、文风的顺序，系统学习整风文件，《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也积极予以配合。1943年4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全面阐述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工作作风和领导能力，此报告对改进国统区党员干部的党风、学风，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1942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外人士张申府对《新华日报》所提希望致电周恩来，要求改进《新华日报》办报风格，“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3月中旬，在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展整风改版活动，发表《敬告本报读者》社论，真诚听取各阶层意见。9月，改版后的《新华日报》以崭新面貌出版发行。为此，周恩来亲自为改版后的《新华日报》“团结”副刊撰写《团结的旨趣》一文，用“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阐述接受批评的重要，强调“我们决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夏衍回忆：《新华日报》“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1943年6月,南方局及所辖党组织还进行过一次审干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原则清楚，既弄清了干部历史，又没伤害一个同志，避免了发生“左”的偏差，达到了加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历史证明，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进行的整风学习，坚持了实事求实原则的，为国统区党组织的巩固发展，促进统一战线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国统区的领导机关，立足重庆，面向整个国统区，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抗战民主过程中，以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卓越工作，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宋平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对我们党来讲“有两个战场，一个解放区，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是主战场；另一个战场在大后方，在国民党地区，也是一个重要战场。在那里我们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成功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带动广大群众，支持抗日战争。可以说，没有这一条战线，没有大后方这个战场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也很难取得前方军事的胜利。因为在当时，第一要发动群众，第二要跟投降派和顽固派进行斗争，这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对南方局的历史功绩，胡乔木评价说：“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反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4-03-18 16: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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