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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立危亡 红旗照复兴 ——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2026-06-29 19:13:15  来源: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摘要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壮阔征程,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铸就民族复兴史诗。1931至1945十四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胜利最根本、最核心的历史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系统梳理局部抗战、全民族抗战两个阶段中共的历史实践:从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倡导建立并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提出科学抗战理论、开辟敌后主战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淬炼伟大抗战精神,全方位论证党支撑民族救亡的核心地位;同时直面历史虚无主义歪曲论调,厘清正确抗战史观的核心内涵,阐释深刻把握中共抗战中流砥柱作用,对新时代坚定党的领导、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应对复杂风险挑战、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现实意义。全文立足权威党史史料、日方原始档案、战史统计数据,兼顾历史论证与当代观照,明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统一,为树立正确历史认知、凝聚强国复兴精神力量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十四年抗战;中流砥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后战场;伟大抗战精神;正确抗战史观

  引言

  山河破碎、国亡无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山河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走到亡国灭种的生死边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侵略战争皆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收场,民族自信心跌落谷底。在这样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扛起救亡图存大旗,谁能凝聚四分五裂的民族力量,谁能指明克敌制胜的正确道路,成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历史给出无可辩驳的答案:诞生仅十余年、力量尚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先,放下阶级恩怨,义无反顾扛起抗日救国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一论断,是基于十四年抗战完整史实、数百万军民牺牲、敌我双方档案史料得出的科学定论,不容任何歪曲、解构与抹杀。

  回望百年党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淬炼期。从九一八事变第一时间发表抗日宣言,到瓦窑堡会议确立统一战线策略;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扭转内战危局,到七七事变后迅速奔赴敌后开辟广阔根据地;从《论持久战》科学预判战争走向,到百团大战打破日军囚笼政策;从抗击六成以上侵华日军、九成以上伪军的敌后游击战争,到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以理论、政治、军事、组织、精神全方位的引领作用,撑起全民族抗战大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部分舆论刻意割裂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片面夸大国民党抗战贡献、炮制“中共游而不击 等虚假谬论,混淆大众历史认知,消解党的历史功绩。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深度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厘清十四年抗战完整历史脉络,树立客观、全面、唯物的正确抗战史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深刻领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真理,对于新时代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靠顽强斗争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局部抗战时期中共率先扛起抗日大旗,成为民族救亡先行者;第二部分论述中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倡者、推动者、守护者,凝聚全民族抗战合力;第三部分阐释中共创立系统科学抗战理论,为全国抗战提供战略指引;第四部分实证敌后主战场的战略价值,以翔实战史数据证明中共武装是对日作战中坚;第五部分剖析中共建设抗日根据地、践行人民抗战路线,筑牢抗战群众根基;第六部分立足新时代,阐释把握中共抗战中流砥柱地位的现实价值,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党的自身建设;文末附规范参考文献。

  一、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旗帜,成为民族救亡的先行者

  十四年抗战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1937年七七事变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下达不抵抗命令,东北三省短短数月全境沦陷,数十万国土拱手让人。面对国土沦丧、同胞受难,国内各政治力量态度分化,唯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亮明抗日立场,成为全国最早、最坚定的抗日力量,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序幕。

  (一)第一时间发表抗日宣言,鲜明标定民族斗争方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事变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即刻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严厉斥责日本侵略行径,直指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本质,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动员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以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战斗口号。此后数月,中共连续发布十余份宣言、通电、告民众书,反复向全国各界阐明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唯一出路。

  彼时国民党当局集中兵力围剿红军,对内残酷镇压爱国救亡运动,对外对日妥协退让,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一系列丧权条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身处白色恐怖与军事围剿双重压力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存亡置于阶级斗争之上,主动调整斗争口号,从“武装保卫苏联”逐步转向“抗日反蒋”,向全社会传递清晰的救亡信号,成为黑暗时局中唯一高举抗日大旗的政党。

  (二)深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打响十四年抗战第一枪

  东北是日军最早侵占区域,也是中共局部抗战实践的核心阵地。九一八事变前,中共东北党组织已长期开展反日宣传、组织工农群众反抗日本殖民渗透。事变后,中共迅速派遣大批党员深入东北城乡、山林,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旧军队爱国官兵组建抗日游击队。1932年起,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共产党员领导十余支抗日游击队转战白山黑水,在林海雪原开展游击战,伏击日军运输线、摧毁伪满据点、策反伪军部队。

  1936年2月,中共整合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正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巅峰兵力达3万余人。东北抗联在毫无后方补给、零下三四十度严寒、缺衣少食、弹药断绝的极端困境中独立作战14年,长期牵制数十万关东军主力,使其无法入关南下进攻华北、华东,极大减轻全国正面战场压力。日方档案多次记载,东北抗联是关东军“最顽固、最具威胁的作战对手”,日军多次调集重兵实施“篦梳式讨伐”,却始终无法彻底消灭抗联武装求是网。杨靖宇孤身与日寇周旋数日,胃中仅有棉絮树皮仍拒不投降;八女投江宁死不做俘虏,无数中共党员用生命践行抗日誓言,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悲壮的民族史诗。

  反观同期东北军,数十万部队遵从命令撤退关内,仅有少量爱国官兵自发抵抗,缺乏统一组织与持久作战能力;各地义勇军虽有抗日热情,但成分混杂、缺乏纲领、各自为战,多数短期内溃散。唯有中共领导的抗联建立完整党组织、统一抗日纲领、依靠底层群众,实现长达十四年持续游击作战,成为局部抗战的军事支柱。

  (三)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唤醒全民族爱国觉醒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更在全国城市、校园、乡村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唤醒沉睡的民族意识。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军策动“华北自治”,华北五省面临脱离中国版图危机,民族危机达到顶峰。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首次公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不再坚持“反蒋”单一口号,号召一切党派、军队、团体摒弃分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主张迅速传遍全国,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热烈响应。

  同年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大规模爱国游行,即一二?九运动。学生冲破军警封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运动迅速蔓延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席卷全国的救亡浪潮。一二?九运动彻底打破国民党压制抗日舆论的局面,青年学生、工人、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纷纷觉醒,抗日救亡从少数人的呼声转变为全民共同诉求,为后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从理论、政策层面系统阐释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提出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地方实力派纳入统一战线范畴,完成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战略转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做好充分政策准备。

  二、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维护者、巩固者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全民族抵抗阶段。分散的力量无法战胜装备精良、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政治前提。历史清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真正的全民族抗战。中共自始至终承担统一战线首倡、推动、坚守、维护的核心责任,在国民党多次制造反共摩擦、妥协投降暗流涌动时,以民族大义为重守住团结抗战底线,维系全国抗战大局。

  (一)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持续主动向国民党释放合作善意,多次致书国民党中央,呼吁国共停战、共御外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国内内战一触即发。面对这一重大历史关口,中共中央摒弃十年内战血海深仇,以中华民族生死为最高考量,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历史性决策,派遣周恩来赴西安谈判,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迫使国民党承诺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亲日派挑起内战、投靠日本的阴谋,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扫清障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共当日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主动提出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奔赴前线作战的合作条件。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全国作战序列,奔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实现国共军队并肩御敌。

  从1931年率先呼吁停战抗日,到1935年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再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合作落地,整个统一战线从理念到实践的完整链条,全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推进。国民党长期坚持独裁内战立场,若非中共持续让步、主动斡旋,全国各力量绝无凝聚抗战的可能。

  (二)以极大克制维护团结大局,坚决反击投降逆流

  统一战线存续八年间,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未放弃反共立场,先后发动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皖南事变、1943年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数十万军队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制造流血惨案;同时国内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成立伪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大量亲日官僚散布“曲线救国”谬论,妥协投降危机多次笼罩全国。

  面对国民党军事进攻、舆论抹黑、政治挤压,中共始终坚守“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绝不因内部摩擦中断对日抗战。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全国舆论群情激愤,党内不少同志主张全面反击、重启内战。中共中央冷静研判时局,一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阴谋,向全国发布事变真相,争取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国际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主动收敛军事行动,拒绝扩大冲突,向国民党提出十二条善后主张,守住团结抗战底线,粉碎亲日势力挑拨内战、趁机亡国的图谋。

  针对汪精卫投降集团,中共在全国发起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动员根据地、国统区群众声讨汉奸卖国行径;驳斥“曲线救国”投降谬论,从理论上阐明妥协退让只会加速亡国,坚定全民抗战到底的信念。在中共持续努力下,统一战线虽历经多次危机,但始终没有破裂,全国保持整体对日作战格局,避免近代历史上“外患未平、内战再起”的悲剧重演,这是中共不可替代的政治贡献。

  (三)广泛团结中间力量,构建最广泛民族抗日联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绝非仅为国共两党合作,而是涵盖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国际进步人士的全民族联盟,而中共是团结中间群体的核心纽带。

  在国统区,中共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董必武为代表,广泛联络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救国会、第三党等)、爱国文化人士、工商企业家,推动成立国民参政会,为中间党派争取政治话语权,凝聚反对独裁、坚持抗战的民主力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共制定平等团结的民族抗日政策,团结蒙古族、回族、壮族、彝族等各族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建立少数民族抗日自治政权,粉碎日军挑拨民族分裂、分化中国的阴谋;面向海外数千万华侨,中共持续发布告华侨书,动员华侨捐款捐物、归国参战、宣传中国抗战,海外华侨输送大量物资支援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成为抗战重要外援力量。

  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对中间阶层、少数民族、海外华侨采取压制、漠视态度,无法形成广泛动员;唯有中国共产党立足人民立场,兼顾各阶层合理利益,提出包容多元的抗日纲领,真正实现“全民族”抗战,这是统一战线能够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三、理论引领:中国共产党创立系统科学抗战理论,为全国抗战提供战略总指引

  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重要根源之一是缺乏系统、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战争理论,统治集团战略短视、战术僵化,要么速胜幻想、要么亡国悲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弥漫两种极端错误论调:一是“亡国论”,认为日本工业、军事全面碾压中国,中国无力抵抗,迟早灭亡;二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国际援助、单次会战快速击败日军,短期内结束战争。两种论调动摇民心、扰乱战略部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立足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结合中国战场实际,形成以《论持久战》为核心的完整抗战理论体系,科学回答“战争进程、制胜道路、作战形式、力量根基”四大核心问题,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思想旗帜。

  (一)《论持久战》科学预判战争三阶段,破除错误认知

  1938年5月,毛泽东完成《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双方四大基本特点:日本是小国、强兵,但资源匮乏、战线过长、战争非正义,难以长期支撑;中国是大国、弱国,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战争正义,拥有持久作战潜力。基于双方力量对比,科学预判抗日战争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战略相持是整场战争最漫长、最关键的阶段,胜负根本取决于人民力量的动员程度中。

  这一论断彻底驳斥“亡国论”与“速胜论”:既承认短期内军事实力差距,不盲目乐观;又立足国土、人口、正义性优势,指明持久抗战必胜前景,为全国军民注入持久抗战的信心。该书迅速在国统区、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广泛传播,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认可其战略逻辑,成为国共两军共同参考的军事理论著作,为全国统一战略认知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二)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区分两条根本对立抗战道路

  中共鲜明区分两条完全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仅依靠政府与正规军队作战,压制群众动员,害怕人民力量壮大动摇独裁统治;中共倡导全面抗战路线,核心是动员全体人民参与战争,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将战争扎根于民众之中。

  《论联合政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阐释全面抗战路线内涵:政治上开放民主、团结各阶层;经济上减轻底层民众负担,保障工农生产;军事上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社会层面发动妇女、青年、儿童参与支前、侦察、宣传、生产。毛泽东提出经典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敌后根据地践行全面抗战路线,实现全民皆兵,形成“人人抗日、村村御敌”的人民战争格局,从根本上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历史实践证明,片面抗战路线无法支撑长期战争,正面战场后期兵源、物资、民心全面枯竭;全面抗战路线蕴藏无穷战斗力,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确立游击战战略地位,创新人民战争战术体系

  传统军事理论将游击战视为辅助战术,仅配合正面正规作战。中共结合中国敌后国土广阔、日军兵力分散的实际,创造性提出: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备独立战略地位,能够单独开辟战场、长期牵制敌军、积蓄反攻力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梳理游击战六大战略任务: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发动群众抗日、瓦解日伪军、积蓄反攻力量。

  在这套理论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形成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铁道游击战等一整套适配敌后环境的灵活战术,以小规模分散作战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摧毁交通线、据点、物资仓库,使日军有限兵力被迫分散驻守广大占领区,无法集中力量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日方档案多次记载,敌后游击战争持续消耗日军人力物力,成为日军无法摆脱的巨大负担,日军大量兵力被牵制在后方,难以集中用于正面战场推进,充分印证游击战争的战略价值。

  四、军事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中共武装承担对日作战核心任务

  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刻意割裂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片面强调正面战场会战,刻意淡化、抹杀敌后战场的巨大牺牲与战略贡献,炮制“中共游而不击”虚假谣言。依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权威战史统计、日方军方档案,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东北抗联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广阔敌后解放区,抗击60%以上侵华日军、95%以上伪军,累计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是对日作战的核心力量,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主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完整中国抗战格局。

  (一)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提振全国抗战士气

  1937年9月,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连续失利,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慌笼罩全国。八路军115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于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辎重部队,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武器物资,取得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首次重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彻底击碎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敌的神话,全国各大报刊争相报道,海内外爱国力量备受鼓舞。彼时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国内悲观情绪蔓延,这场由中共武装取得的大胜,极大扭转国民心理,证明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击败日军精锐,为全国抗战注入关键信心。此后八路军持续配合忻口会战、太原会战,在侧翼伏击日军、切断补给线,有力支援正面国民党军队作战,形成正面、敌后战场协同作战初始格局。

  (二)百团大战重创日军囚笼政策,粉碎妥协投降危机

  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修建大量铁路、公路、碉堡、封锁沟,分割、压缩抗日根据地,企图隔绝八路军与群众联系;同时国民党内部投降论调高涨,悲观妥协情绪蔓延。为打破封锁、提振全国抗战信心,八路军集中105个团、20余万兵力,发动持续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开展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2.5万余人,摧毁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拔除碉堡据点2900余个,沉重打击日军封锁体系。

  百团大战震动中日两国,日军被迫抽调大量兵力回防华北后方,暂缓对正面战场战略进攻;全国各界、海外华侨高度赞誉八路军战绩,有力驳斥“投降救国”谬论,稳固全国抗战意志。日方作战记录显示,百团大战使日军意识到敌后武装已形成致命威胁,被迫调整整体侵华战略,将作战重心转向清剿敌后根据地,从侧面印证敌后战场的战略牵制作用。

  (三)十四年持续敌后作战,承担绝大多数对日牵制与歼灭任务

  权威战史数据清晰展现敌后战场核心贡献:

  牵制兵力:抗战相持阶段,日军总兵力240万左右,其中用于中国战场约200万,60%以上兵力长期驻守敌后占领区,用于对抗中共抗日武装;全部伪军约200万,95%由敌后军民牵制打击。日军有限兵力被拆分在华北、华中、华南上万处据点,无法集中发动纵深战略进攻,从根本上瓦解日军速胜战略。

  作战规模与歼敌数量:中共人民军队累计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合计171.4万日伪军;到1945年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发展至132万正规军,民兵260余万,建立遍及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的19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104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1.2亿,形成稳固敌后战略后方。

  长期牺牲代价:十四年敌后作战环境极端艰苦,无稳定后勤补给、无重型武器、长期面临日军扫荡、三光政策。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尚志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数百万敌后军民死于日军屠杀、饥荒、战乱,根据地付出极为惨重的民族牺牲。

  必须厘清客观历史定论:正面战场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同样作出巨大牺牲,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型会战迟滞日军进攻,值得永久缅怀;但从战争全程、兵力牵制、歼敌总量、持续作战能力来看,敌后战场是支撑长期抗战、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决定性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对日作战中坚力量,二者不可偏废、更不能相互否定。针对“游而不击”历史虚无主义谣言,中日双方海量战报、档案、伤亡记录、战地纪实均形成铁证,彻底揭穿虚假论调。

  五、根基筑牢: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践行人民当家作主,凝聚抗战磅礴群众力量

  人民是抗战胜利最根本的依靠,能否赢得民心、组织群众,是区分国共两条抗战路线的核心标尺。国民党统治区官僚腐败、横征暴敛、欺压底层民众,失去民心;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雏形政权,推行民主、土地、经济、文化、民生系列惠民政策,真正实现军民一体,构筑坚不可摧的人民战争堡垒,为持久抗战提供源源不断人力、物力、精神支撑。

  (一)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实现各阶层联合参政

  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制度:参议会、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吸纳地主、开明绅士、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共同参与抗日治理,兼顾各阶层利益,实现广泛抗日民主。根据地群众普遍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男女平等、不分阶级均可参与基层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基层民主实践。

  陕甘宁边区作为全国抗日民主示范区,被毛泽东题词“抗日模范根据地”,实行廉洁政府制度,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各级干部实行低薪制,与群众同吃同住,杜绝国统区官僚压榨百姓乱象。民主制度极大调动各阶层抗日积极性,地主主动减租减息、商户支援军需、农民踊跃参军支前,形成全民同心抗日的治理格局。

  (二)推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解放农村生产力

  为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中共调整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地租减少25%(二五减租),借贷利息降至一分以下,同时保障地主合法土地所有权。这项政策一方面减轻农民千年沉重剥削,改善底层生存条件,激发农民参军、生产、支前热情;另一方面团结爱国地主放弃依附日伪、参与抗日,化解农村阶级矛盾,构建农村抗日统一战线。

  根据地农业生产大幅恢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组织互助组,大生产运动解决物资短缺难题。1941年后日军扫荡、国民党经济封锁双重挤压,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粮食、布匹、军需自给率大幅提升,打破经济封锁,保障长期抗战物资供给,充分证明中共治理能力与群众动员能力。

  (三)普及抗日文化教育,塑造全民爱国精神阵地

  根据地大力兴办中小学、夜校、扫盲班,免费向工农群众普及文化,同时以抗战宣传为核心创作红色文艺作品,《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白毛女》等经典文艺作品诞生于敌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歌曲、板报、话剧宣传抗日救国理念;建立新华书店、战地通讯社,发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抗日报刊,打破日军、国民党舆论封锁,传播抗战真理。

  针对妇女解放、青年动员,根据地成立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妇女承担纺纱、救护、传递情报工作,儿童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全体群众被有序组织进抗战体系,实现“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的人民战争图景。深厚的群众根基,是敌后武装能够在残酷扫荡中生存、发展、作战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共区别于国民党单纯依靠军队抗战的核心优势。

  六、时代观照:深刻把握中共抗战中流砥柱地位的新时代现实价值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十四年抗战烽火淬炼的历史结论,厘清中共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逻辑,绝非单纯梳理历史往事,而是回应时代课题、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具备四重核心时代价值。

  (一)树立正确抗战史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侵蚀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持续蔓延,针对抗战史的歪曲论调层出不穷:一是片面抬高国民党抗战、弱化甚至否定敌后战场贡献;二是炮制“游而不击”“中共借机扩张势力”等虚假论断;三是淡化十四年完整抗战概念,刻意压缩局部抗战历史;四是美化日本侵略、淡化日军屠杀罪行、为汉奸投降行径寻找借口。这些错误史观本质是消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合法性、动摇民众制度自信、割裂民族精神根脉。

  深刻把握中共抗战中流砥柱作用,是树立正确抗战史观的核心抓手。正确抗战史观包含四层核心内涵:第一,坚持十四年抗战完整叙事,承认1931至1945年完整历史脉络;第二,坚持两个战场辩证统一,正面、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不可分割,同等铭记双方爱国牺牲;第三,坚持人民战争根本立场,人民是抗战胜利决定性力量,中共是人民抗战领导者;第四,坚持唯物史观评价历史,立足完整史料、客观数据、双方档案,摒弃片面化、主观化、情绪化历史解读。

  以详实战史、原始档案、客观数据佐证中共中流砥柱地位,能够从学理层面驳斥虚无主义谬论,引导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树立客观、完整、理性的历史认知,守住国家历史记忆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二)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民族复兴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概括伟大抗战精神内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抗战精神的主要孕育者、践行者、传播者,无数党员先烈以血肉之躯诠释精神内核,将爱国主义、顽强斗争、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刻入民族血脉。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复杂国际斗争、科技封锁、发展难题、安全风险,伟大抗战精神是攻坚克难的精神财富。传承抗战精神,就是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定民族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发扬血战到底的斗争精神,敢于直面各类风险挑战;坚守团结统一大局意识,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复兴合力;保持百折不挠的坚韧信念,长期奋斗、久久为功,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三)印证“坚持党的领导”历史真理,筑牢复兴根本保证

  抗日战争最厚重的历史启示:民族危亡之际,唯有代表人民利益、兼具理论自觉、政治担当、群众根基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扛起救亡图存重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全民族无法凝聚、抗战道路无从选择、人民力量难以激活,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无从谈起。这条百年历史真理,同样适用于新时代强国建设。

  一百零五年来,党带领人民完成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四大历史性事业,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最早、最深刻的历史证明。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环节,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四)汲取抗战时期党建经验,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民族救亡历程,更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统一战线环境、艰苦敌后斗争、多元阶层治理考验,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监督;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员与人民血肉联系;严明纪律规矩,抵制腐化堕落,实现思想、组织、作风全方位建设,锻造出能够领导民族解放的坚强马克思主义政党。

  抗战时期党建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深刻借鉴:一是坚守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二是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同群众血肉联系;三是勇于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四是严明纪律、拒腐防变,永葆政党先进性纯洁性。面对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党必须以抗战时期自我淬炼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弱化纯洁性的因素,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结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白山黑水间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遍布全国的解放区;从率先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构建覆盖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从《论持久战》指明胜利道路,到敌后战场牵制绝大多数侵华日军;从三三制民主政权、减租减息惠民政策,到淬炼永垂不朽的伟大抗战精神,十四年抗战完整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这段浴血抗争的历史,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反法西斯文明史册之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诗中最为悲壮、光辉的篇章。2026年,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抗战岁月,我们更加清晰读懂:党的领导是民族危难时托举国运的砥柱,人民立场是战胜一切强敌的根基,团结奋斗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法宝,自我革新是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立足新时代,面对世界变局、复兴重任、各类风险考验,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树立完整客观的正确抗战史观,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锤炼斗争意志;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前进方向;以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经验为镜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坚强领导核心、亿万人民同心之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让抗战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独立、自由、富强,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 沙健孙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上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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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编纂委员会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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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R].2014.

  [2]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2025.

  [3]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重要文献选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6-29 2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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