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尧：抗战初期活跃在北平城的中共党员
2017-12-26 11:36:20  来源：北京地方志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京网 作者: 韩春鸣  点击：  复制链接

　　张希尧是辽宁省西丰县人，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为理工学院化学系学生，曾经担任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颇有威信。“九一八”事变后，张希尧与大批学生流亡到北平。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介绍给他一份薪水颇丰的工作，他没有接受，而是全力以赴投身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的斗争中。

　　张希尧到达北平之后，临时住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内。其间，他与王卓然、车向忱等人到顺承王府拜见张学良，请求他立即出兵抗日;同时，提出以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为基础，成立东北学生军，训练抗日骨干力量。张学良表示，要出兵“得听从中央，当下还要忍辱负重”;但对于成立东北学生军之事则表示同意。张学良说：“有愿意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张学良当即决定，将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借给东北学生军使用，还答应在教官、给养、武器、弹药、马匹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张希尧、苗可秀等人具体组织和领导之下，东北学生军很快便由最初的四十几人扩展为二三百人。这支队伍虽然不带番号，但按照军队建制，编为一个连，下设排、班，由东北军派出两名教官负责军事训练。学员们身着军装，吃粗粮，睡地铺，每天一早就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的内容包括射击、投弹、肉搏技术、爆破技术等，此外，张希尧还邀请阎宝航等著名社会活动家作抗日救亡报告。经过严格训练，这些学生军大多数潜回东北，投身到抗日斗争最前线。

　　1931年9月27日，在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等人倡议下，流亡北平的各界人士聚集在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哈尔飞”剧场(西单剧场旧址)，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由张学良资助30万元给以支持。救国会的活动宗旨是：“抵抗日本入侵，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张希尧出席成立大会，并担任“救国会”执委会委员，在阎宝航领导下的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工作。

　　“救国会”成立之初，从东北前线下来的人们纷纷找上门。有的要求支援弹药、物资，继续作战，有的因为所在队伍被打散，来这里寻求部队下落，还有大批抗日亲属亟待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张希尧除了负责东北学生军日常工作，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他每天从早忙到晚，积劳成疾，结果引起肺病发作，不得不在1932年2月到香山慈幼院进行短期治疗。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在香山召集有关人员分析和讨论时事。一次，为了纪念牺牲的抗日烈士，张希尧和几十名青年聚集在香山一座塔下，大家流着热泪写下：“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的誓言，决心用“铁和血”收复东北失地。为了表达“勿忘沦陷家园”的心情，每个到场的人都吃了家乡的“高粮米”，喝了“黄连苦水”。

　　在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下，张希尧和宁匡烈等人向阎宝航建议，从流亡的东北青年中挑选出100多人，由阎宝航担任班主任，在西山卧佛寺秘密举办“西山干部训练班”，对外则以“学生夏令营”的名义作为掩护。培训的内容有：时事政治、游击战术、爆破技术等。张希尧负责训练班的组织和日常生活安排。

　　训练班学员一般分两组上课。为缩小目标，便于掩护，在进行专题讨论时，则分成更多的小组。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培训潜回东北抗日的秘密工作人员，班上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如学员之间不准相互打听真实姓名，即使“救国会”其他领导成员，也不知道训练班的具体任务内容。训练班结束以后，由张希尧等负责将大部分学员派往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还有一些人被派到冀东一带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张希尧在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懂得爆破技术的基本原理。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黄华(原名王汝梅)抗日热情很高，经常与他联络。张希尧曾教他制作简易手榴弹。他们用装香烟的铁皮罐子做外壳，里面放上炸药和铁钉、碎玻璃等，中心空出个小洞，插入一根雷管，是触发式的，遇到强烈撞击，就会迸发出火星，将手榴弹引爆。一天，他们俩人拿着土制的手榴弹，来到燕大附近的圆明园，找到一个无人地方，将手榴弹投了出去，手榴弹巨大爆炸声传出很远。当他们离开时，看守园子的老头儿赞许地说：“唔，还真是挺响的啊!”

　　1933年，张希尧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负责东北大学特别支部工作。同年3月，他与车向忱等人率“东大”慰问团50余人和十多辆满载慰问品的汽车，前往长城古北口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在前沿阵地上，慰问团员们组成救护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用担架运送伤员，他们的勇敢行为受到前方将士的钦佩和赞扬。5月，张希尧再次与车向忱代表“救国会”，前往张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在那里，他结识了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

　　1934年，张希尧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了北平，张希尧以“生意人”为掩护，将家安在西城区什刹海附近雅儿胡同15号，一个独门独院内。从那时起，这个小院就成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每当地下党的同志们来家中接头或者开会时，张希尧就让妻子龙若兰带着两个孩子到胡同口去“望风”。孩子在胡同口玩，龙若兰则手拿着针线坐在门口的石头墩儿上“放哨”。

　　就在这一年11月，吉鸿昌不幸在天津法租界被逮捕。消息传到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先是设法经济营救，总共筹得5000多银元，结果没有奏效;后来得到消息，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要将吉鸿昌从天津押解到北平军事委员会审理。东救会决定，想办法劫持吉鸿昌。于是，阎宝航特派徐靖远和张希尧赶到天津，与地下党组织接头，计划在押解途中营救吉鸿昌。但因火车上军警把守严密，特务又给吉鸿昌化了装，导致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们又获得情报，说敌人计划就地处决吉鸿昌。阎宝航紧急决定，由徐靖远负责，实施“劫持法场”行动。他们从北平西山抗日干部训练班中挑选精干人员，使用张学良去欧洲前留下的精良短武器，准备在敌人行刑前动手。但敌人放出的刑场地点和执刑日期是假的，营救计划失败，吉鸿昌最终遇害。

　　吉鸿昌遇害后不久，张希尧在街上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罪名突遭逮捕。当天，宪兵队闯入其雅儿胡同家中进行搜捕，把住在他家里的张金辉和王洗尘，以及恰好来访的宁匡烈等七人全都抓走，宪兵还蹲在家里监视，准备来一个抓一个。张希尧先是被关押在宣武门内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后来又被转押到北平警察局。张希尧毫无惧色，高声斥责国民党的投降路线和不抵抗政策，与他关在同狱室的难友杨秀峰在他大腿上掐了一下，暗示他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狱中的一个多月，敌人多次提审张希尧，甚至给他上电刑，强迫他跪铁丝网，使其身体遭受巨大摧残。后来，阎宝航亲自出面，利用他在国民党新运总会的职务，找到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才将张希尧等七人释放出狱。事后，陈立夫在给阎宝航的复信中写道：“彼等在吾兄领导之下，即在吾党领导之下，彼等今后的行止，一切应由吾兄负责处理。”

　　此时，张学良已从欧洲归来一段时间，出于对东北流亡学生的同情和爱护，他指示每月从边业银行拨1000元交给张希尧，让其负责救济流亡学生。

　　1935年3、4月间，中共北方局在北平建立了中共东北特委，由彭真同志直接领导，张希尧先任群运委员;5月底，因李向之被捕，由他接任书记工作。当时，“东特”一项主要任务是，哪里有东北军和东北集团的社会关系，就在哪里开展工作。为了加强对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活动的领导，完成党的工作任务，张希尧特意邀请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孙达生介绍开展地下党秘密工作的经验。孙到北平后，张希尧陪同他到天津会见了北方局军委特科负责人南汉宸，后又与李雪峰联系，研究如何深入到驻扎西北的东北军内部开展工作，最后决定由张希尧负责在北平分批将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派遣到西安，再由孙达生将他们安插到东北军中，争取共同抗日。张希尧通过东北军王以哲军长的支持和帮助，从1936年2月起，分三批将50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派到东北军中。其中，第一批有20多人，由刘日升领队，被安排到王以哲属下的六十七军教导团;第二批有十几个人，被安排到董彦平旅的军士连;后来，万毅109师新组建一个团，主动要求向该团派一些进步学生，于是张希尧又组织第三批学生共18人，由傅季刚领队，全部加入到万部。这三批学生参加东北军后，加强了党在东北军中的力量。

　　向东北军派遣进步学生的活动，引起了南京国民党的警觉。当第一批人到教导团后不久，南京军政部即获得情报并电告东北军各军长：“北平共党张希尧派遣大批共党分子潜入东北军，务望严密搜查”，同时附上这些人的名单。王以哲将这份电报拿给孙达生看，孙说：“张希尧是‘九一八’前你在沈阳的老熟人，是与‘东北甘地’车向忱一流的人物，怎么成了共产党?咱家乡学生为抗日投笔从戎，学习军事，怎么也成了共产党?!”经他这么一说，王以哲认定这是特务在使离间计。为安全起见，他让这些学生更名改姓，并很快将他们分配下去了。

　　1937年“二二”事件中，王以哲将军被害，东北军内部矛盾愈发尖锐，这给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东北军中共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朱理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用东北民众的统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重新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用群众的力量来巩固内部的团结。”

　　朱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亲自部署，做出具体指示，要在东北人中选择有影响的人士，促使各东北抗日团体联合起来，以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抗日。

　　当时，北平大约有16个东北救亡团体，团体代表聚集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经过两次讨论，对于建成统一东北民众救亡团体达成共识，定名为“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

　　周恩来对“东总”筹建工作十分关心，做出具体安排：“先在上海开筹备会议，再去北平开成立大会。”据此，张希尧与高崇民、刘澜波等人于4月专程从北平前往上海，会同阎宝航、李杜、李延禄等人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了东北救亡总会筹备会议。会议由高崇民主持，有200多人参加，确定了“东总”关于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营救张学良将军;声援东北抗日联军等三项任务。会后，印发了《告东北同乡书》。

　　1937年6月20日，经过多方努力，“东总”在北平西城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近千人。经过选举，张希尧任该会常务委员和组织部副部长。会上，许多代表还在一块以东四省地图为背景、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的布上签名，表示共同抗日决心。为保证“东总”能够按照中共的指示开展抗日工作，在“东总”成立同时，还建立了中共东总党组，由刘澜波任党组书记，张希尧、赵濯华、宋黎、栗又文、王一夫、于毅夫等为党组成员。

　　“东总”成立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失守。在中共北方局指示下，“东总”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干部疏散到鲁西北、冀南、太行等地，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张希尧作为领导人之一，具体负责包括确定疏散人名单、写介绍信、安排日程等项事宜。

　　为了避人耳目，张希尧先后将家搬到德胜门内高井胡同(门牌号不详)和西直门内牛角胡同2号等处。同时，为了安全起见，还规定了来人接头的联络暗号。例如，安全时即在院门旁边戳一根竹竿，遇到情况就将竹竿拿开。

　　中共北方局指示东北特委，将工作重点转向北平郊外，组织力量进行武装斗争。此时，国民抗日军的赵同找到张希尧，希望能帮助组织人力，补充到他和高鹏、纪亭榭在京郊(现昌平区西白羊城村)组织的队伍中。张希尧与高鹏是东北大学同学，与纪亭榭和赵同也早有交往，他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先派地下党员阎铁、徐明两人到这个当时只有二十来人的队伍中了解情况。同时联系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由张希尧具体联络，选派汪之力、史进前、张如三等地下党员，以及民先队员和从东北军撤退回来的学生兵等十几人参加国民抗日军，分批由纪亭榭带出城。临行前，张希尧向纪交代：一要保证这些人的安全，二要给予工作上的方便，三要安排适当的职位。所以，派出去的这些人到部队后先后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如汪之力当时担任国民抗日军的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发挥了骨干作用，使这支队伍在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真正高举起抗日旗帜。1937年8月底，国民抗日军出奇兵夜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共缴获四十多支枪，营救出二三十名政治犯和数百名“犯人”。获救者除老弱病残外，大多数参加了游击队。1937年底，队伍奉命西进斋堂，尔后与在蔚县的杨成武所领导的八路军会师，继而到阜平，接受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的整训，而后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在平郊的西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时，从这支队伍中走出一大批我党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军，如曾经担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海军航空兵参谋长纪亭榭等。

　　1950年11月，张希尧因积劳成疾，不幸在沈阳逝世，终年45岁。党和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并安葬在沈阳北陵革命烈士陵园。

　　西城区为张希尧烈士换发的证书

　　(本文修订过程中得到张希尧烈士之女张力炜老师的大力帮助，照片亦由张力炜提供)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7-12-26 1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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