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土默特旗蒙古族 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探因
2020-06-03 09:43:15  来源：腾讯  点击：  复制链接

　　乌兰夫

　　摘要：抗战时期，内蒙古土默特旗的蒙古族革命青年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纷纷寻求民族解放的出路，当时有国民党政府、德王等蒙古族上层亲日势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多条道路的选择。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联合少数民族抗日的方针政策，并且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土默特旗地区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些积极的抗日政策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产生了政治感召力。文章中就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当时面临各种政治道路选择做出分析，特别是在老一辈革命者的影响下，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延安民族学院的成立以及一些蒙古族革命青年亲属的影响下奔赴延安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引言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不断向内蒙古西部地区推进。1937年10月，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放弃了在绥远地区的抵抗，土默特旗随之沦陷。日本侵略势力开始了对该地区的法西斯统治，土默特旗蒙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饱受日本侵略势力压迫、奴役。面对生死存亡，一批追求革命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开始探寻民族解放的出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日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指示从绥远地区选派少数民族青年到延安学习。经过大青山工委、中共土默特工委的选送，从1939年至1941年期间，先后从敌占区选送了9批蒙古族青少年去延安学习，加上部分去延安的汉族青少年，总共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1]480。这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对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斗争、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并文拟从多方面分析、探究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去延安学习的原因。

　　二、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追求革命进步的因素分析

　　历史上土默特旗蒙古族人民富于革命斗争精神，近代以来积极参与中国国内革命斗争。辛亥革命爆发后，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者云亨、经权、满泰等人积极组织参与了革命活动，给土默特旗蒙古族人民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少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在北平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家乡进行传播，对蒙古族革命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前夕，土默特旗地区已有各种政治势力开展活动，企图争夺蒙古族优秀青年人才。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控制着社会的舆论，建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等机构，企图把蒙古族青年人才培养成为顺从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工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王等蒙古族上层人物搞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内地各大高校毕业的不少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也曾投奔于德王的旗帜下。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对民族解放之路进行了不断探索和选择。

　　(一)老一辈革命家革命精神的传承

　　土默特旗地区相对内蒙古其他地区有着较为便利的地缘条件，内地的新思想、新文化能够较快传入该地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内革命运动风气云涌，“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思潮也传入了土默特旗地区，同盟会中央指示国内北方支部开展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宣传工作，在同盟会会员王定析的引荐下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云亨在归绥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内蒙古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蒙古族革命者。后来又有经权、满泰、安祥等蒙古族革命青年相继加入了同盟会，组成了内蒙古最早的辛亥革命领导力量。他们接受同盟会指示，开展革命斗争、革命思想宣传工作，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光复做了准备。虽然这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志士在当时开展革命活动不够深入，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他们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土默特旗蒙古族中埋下了火种，他们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后来的蒙古族青年们继续投身于革命斗争。

　　(二)蒙古族共产党员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的影响

　　多松年(1905-1927)原名多寿。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归绥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入土默特高等小学读书，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思想追求进步，先后参加过归绥学生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

　　赵诚和儿子赵如意

　　赵诚，蒙古族，(1899—1959)内蒙古早期革命者。建国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并当选为内蒙古第二届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

　　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较早，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很多土默特旗蒙古族学生到北平蒙藏学校学习，他们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纲领，明确提出支持国内少数民族的解放。经过北平地区党组织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李大钊、赵士炎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主动接触、引导蒙古族青年，所以很多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在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大的革命环境影响，他们也参与了很多爱国运动。

　　在北平读书的蒙古族学生利用假期将这些新思潮带回了土默特高等小学、归绥县高等小学及土默特旗蒙文小学，他们先后组织学生罢课声援“五四运动”，当时不少蒙古族学生受到影响也加入了这次爱国学生运动。

　　土默特旗蒙古族中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是荣耀先，他从归绥返回北平后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各种革命活动，与中共党员韩麟符、李渤海等交往甚密。后来荣耀先返回家乡进行招生，他一方面与土默特旗衙署协调读书经费，一方面走遍蒙古族村落动员蒙古族学生赴平读书。这年秋天，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孟纯、云继先等41名蒙古族青年到北平蒙藏学校读书。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员的接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学习，到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上半年许多蒙古族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孔飞，蒙古族，(1921—1993)建国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务委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

　　云署碧，蒙古族。(1923—)陕北公学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学生。建国后曾任哲里木盟盟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盟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原哲里木盟盟委副书记职务。1980年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1986年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党组副书记，后任内蒙古党委顾问委员会常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

　　曾被全国红十字系统倡导学习“云曙碧精神”。

　　蒙古族共产党员开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解放的思想理论，并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解决本民族的现实问题中来，探索本民族的解放道路。1925年4月，蒙古族学生多松年、云泽(乌兰夫)、奎璧等在北平蒙藏学校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该刊结合内蒙古地区实际，揭露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号召蒙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到压迫他们的三座大山。该刊物对启发蒙古族民众的思想觉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为代表蒙古族共产党员经历了国内革命的洗礼，成为了内蒙古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他们是新时期内蒙古革命运动领导者的代表，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曾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回到家乡土默特旗后又深入学校、蒙古族村落宣传革命思想，探讨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这批蒙古族共产党员将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同蒙古民族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将革命理论贯穿于民族感情之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加以宣传引导，因此他们的革命活动在蒙古族革命青年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德王发起“内蒙古自治运动”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国民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省治、移民屯垦等边疆政策，德王等蒙古族上层人士发起了“内蒙古自治运动”。德王提出复兴“蒙古民族、抵御外辱(日本)”的口号赢得了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的拥护和支持，他们在德王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影响下，开始参与涉及到本旗、本民族利益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投奔德王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中不仅有毕业于土默特高等小学的学生，还有毕业于北平、南京等地高等院校以及黄埔军官学校的蒙古族青年人才。1932年，德王在南京再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向中央军官学校(即黄埔四期)高级教育班交涉，要来正在受训的蒙古族学生云继先(土默特旗人)[2]。1932年冬，德王由南京返回北平后，便同在北平各大学校和蒙藏学校上学的蒙古族青年学生以及旅居在平的蒙古族知识青年，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云继先、亢仁(墨尔根巴图尔，土默特旗人)等进行联络，在北平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青年学生，并由云继先、于福庚、云敬圣等带领，由北平来到锡盟苏尼特旗王府。这些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人才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绥远省政府傅作义的压迫，所以对德王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非常热衷，此外德王提出的“禁止开垦蒙地,以及归还蒙民土地”口号也正是土默特旗蒙古族人民所一直争取的权利,于是蒙古族革命青年们纷纷投奔德王，为了实现摆脱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治的目的。

　　在1934年左右，德王开始与日本侵略势力频繁勾结，德王与日寇的暧昧态度逐渐引起了在百灵庙蒙政会工作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军官们的强烈不满。在劝阻德王无效的情况下，在1936年2月21日深夜，在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军官云继先、朱实夫等人的率领下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千余人脱离了百灵庙蒙政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百灵庙暴动”。该事件沉重地打击了蒙古族上层亲日势力，表明了蒙古民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决心。该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对于德王所搞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失去信心，德王图谋依靠日本侵略势力实现内蒙古自治的政治目的是土默特旗蒙古族人所不能接受的。为了国家利益和蒙古民族的前途，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只能是另寻出路了。

　　日本侵略势力占领绥远之后，尽管德王办了一些“蒙古学院”之类普及文化教育的学校，旨在提高蒙古族青年的文化素质，但是此类院校均有日方背景，入学就得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学习日文、日语等课程，因此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宁愿失学在家也不愿投奔德王了。

　　(四)受革命家庭的影响

　　布赫，蒙古族，(1926—2017)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学生。建国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云成烈，蒙古族(1927—1993)陕北公学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学生。建国后曾任内蒙古大军区时情报部副部长、赤峰市军分区司令员、昭乌达盟常委、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等职。

　　李自勉，蒙古族陕北公学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学生。(192O-1989) 建国后曾任呼和浩特警备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副军职离休干部。

　　云照光，蒙古族，(1928年—)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学生。建国后曾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内蒙古文化厅厅长兼文联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2005年离休。

　　云世英(1924-)，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人，陕北公学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学员。建国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

　　在去延安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是受革命家庭的影响而去延安学习的。例如，第一批奔赴延安的蒙古族革命青年中，布赫、云曙碧是乌兰夫同志的子女，乌兰夫同志从事革命活动期间，他的子女们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女儿云曙碧从小为父亲的革命活动放哨，送情报。父亲从新三师到延安，他们随父亲参加革命，去延安接受学习锻炼。此外，奔赴延安蒙古族革命青年中有一些是乌兰夫、奎璧、贾力更等革命者的亲属或本村蒙古族的青年。云晨光、云照光、云成烈是乌兰夫同志的侄子，成义是乌兰夫同志家乡的蒙古族青年。李自勉是奎璧同志的亲戚，蒙古族革命女青年康军是负责护送蒙古族革命青年去延安的联络员贾力更的亲戚，其兄长康根成是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蒙古族革命者，因而受到革命家庭的影响，为了效仿其兄长参加革命而去延安学习。

　　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对本民族前途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特别是作为内蒙古地区最早的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认识到了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实现民族解放的道路。因此，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更倾向于走蒙古族共产党先辈们所走过的道路。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的积极影响

　　(一)实施平等的民族政策对于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积极的影响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纲领，并且明确提出了联合回蒙民族团结抗日政策。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提到，“团结回蒙民族共同抗日，实施国内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一再宣言“蒙、汉、回民族必须共同联合起来，以示‘反抗日寇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生存’。扫清过去存在于民族之间的隔阂。这些隔阂主要是由于大汉族主义者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所造成的。边区政府实行了在平等原则下，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在苏维埃政府时代，即将过去封建军阀所侵占多年的蒙古人土地，如巴图湾、台皇庙、三段地、二道川及盐池县之苟池、北大池等地、无条件归还蒙人。改善回蒙人民的生活，尊重回蒙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实施民族平等的政策，不仅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对于蒙古族人民长期追求的权利进行了明确阐释，而且为后来蒙古民族的解放提供了依据，这些政策无疑对在国统区遭受民族压迫的蒙古族革命青年们有着巨大的吸引作用。

　　(二)陕甘宁边区明确提出了关于发展蒙古族教育事业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提出尊重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政策，“边区凡有回民的地方，都设立了回民小学，建立了清真寺，延安有回民促进会，有回民教国协会边区分会，有新落成的清真寺，并准备办伊斯兰学校。此外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成吉思汗纪念堂……为着使文化普及于全体回蒙人民，延安进步的回蒙青年，正着手练习回蒙文或以回蒙文翻译各种抗日书籍[4]”。在陕甘宁边区刊物《解放》社论《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一文中，论述到实施抗战教育的部分指出“为着发扬广大蒙民的抗日积极性，使他们对抗战有清楚的认识和最大的决心，并团结起来为抗日救蒙而坚决斗争，必须在蒙古民族中广泛的实施抗战教育，发扬蒙古民族固有的优良文化与光荣的斗争传统，培养蒙古民族抗日革命的人才，为着这个目的，必须普遍实施抗日教育，设立各级完全免费学校，在全国各重要学校中广泛招纳蒙古青年，给予完全免费的待遇，并设立蒙民班次与适合于蒙民生活习惯的设备，设立喇嘛训练班，提高喇嘛文化政治水平，使其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蒙古民族的文化教育应当用蒙古语文，蒙古青年有选择学校的权利，同时国内文化界人士，应当注意与研究蒙古民族的文化教育多多出版适合于蒙古人民文化需要的刊物、杂志、画报、歌谣、组织蒙古的剧团或文化工作队到蒙古地方去，为提高蒙古人民的文化而努力[5]”。陕甘宁边区实施发展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政策无疑对怀着抗日光复家园、渴望读书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这些教育政策又是在国统区、已经沦陷的家乡所得不到的学习机会。

　　特别是在1941年9月，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成立。该学院开始正式对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招生，进一步提高了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学习的积极性。是时，高岗同志担任延安民族学院院长，乌兰夫同志担任延安民族学院的教育长。特别是民族领袖乌兰夫同志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期间，为培养蒙古族革命人才做了不少工作，为广大蒙古族革命青年指明了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道路，在他的影响下使得更多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学习。延安民族学院的建立，实践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得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能够在这里学习革命知识，为家乡的抗日斗争和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好了准备。

　　李裕智(1901年-1927年)字若愚，又名巴吐尔罄，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河口镇南双墙村(今属托克托县)人，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地区早期领导人。

　　(三)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的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绥远沦陷地区成为了国内抗战前线，党中央十分关心绥远地区的抗战形势，从1938年4月开始就着手调查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

　　李森，男，蒙古族，1903年生，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绥西地委蒙古工委委员，内蒙古大青山游击队大队长，中共三段地工委游击队队长。1941年在延安学习。1943年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师副旅长、师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委员、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察哈尔盟公安局长。建国后，历任绥远省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绥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绥远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7年8月9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5岁。

　　1938年9月初，奉命挺进绥远敌后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大青山支队抵达大青山地区，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晋西北以及华北抗日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38年秋，八路军三五八旅的七一五团、旅部骑兵连及战地总动委会领导的四支队等两千多人组成了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政委、姚喆参谋长、彭德大主任的率领下挺进了大青山[6]。在土默特旗地区坚持地下抗日斗争的贾力更、奎璧、李森、赵诚、勇夫、福禄等蒙古族共产党员很快与八路军的工作队接上了头，共同分析了抗日形势和工作部署，特别是谈到了蒙古民族的工作问题。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与国民党政府丢弃家乡消极抗战的态度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产生了政治感召力，增强了抗击日本侵略势力的信心。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得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少年能够接触到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通过向他们学习、了解到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在土默特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时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良好的政治、组织纪律给蒙古族革命青年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这得他们更加向往去延安学习。

　　四、结语

　　综上所述，沦陷区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本民族共产党员的思想动员下，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民族政策。特别是在1938年八路军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直接抗击日本侵略势力，对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在政治上产生了感召力。土默特蒙古族革命青年在党中央的组织下，经多方的共同努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这批蒙古族革命青年对中国革命以及内蒙古革命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土默特旗蒙古族革命青年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去延安学习与他们谋求民族解放、摆脱民族压迫，抗击日本侵略势力、光复家园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